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绝大多数年轻人对上帝失去了信仰，大约是出于同样原因，他们的老一代笃信如故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这样，因为人类精神自然地趋向于批判，也因为这种批判更多地出自感觉而不是思考，绝大多数青年选择了人道主义，作为上帝的替代品。然而，我属于这样一类人，总是处于他们所属阵营的边缘，以便不仅能看清他们身陷其中的拥挤，还能看清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这就是我没像他们那样全心全意放弃上帝的原因，也是我没把人道主义当作替代品加以接受的原因。因为不大喜欢，我把上帝视之为仅仅是可能存在然后可以用来崇拜的东西，而人道主义呢，不过是一种生物学观念，它并未指明什么，不过是指明了人类种群自身，与其他任何动物一样都值得崇拜。这种人类膜拜及其“自由”和“平等”的仪典，总是像一种古代迷信的复活，在那种迷信之下，动物都成了上帝，或者上帝都长了动物的脑袋。

这样，不知道如何信仰上帝，也无法去信仰成群的牛马牲畜，我像所有边缘人一样，还是对一切事物保持有距离的态度，一般来说，这叫做“颓废”。“颓废”就是无意识的完全缺席，因为无意识是生命的重要基础，这种缺席就像心脏能够想象自己跳动的停止。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对于少数像我这样视生若梦的人来说，除了把放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除了把沉思当作命运，还能有什么？无视宗教生活的意义，也不能通过理性来发现意义，对抽象概念的人无法建立信念，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我们所能保留的全部，作为一位灵魂拥有者的正当证明，只有对于生活的美学沉思。这样，对世界的庄严性麻木不仁，对人类的神圣和卑贱无所区别，我们把自己虚妄地交给了茫然的感觉主义，再交织享乐主义的一种精致形式，以适应大脑皮层的神经。

我们从科学中仅仅获得了它的核心定律，即一切事物都服从彼此对立之法，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运动，一如所有的作用都有反作用。在我们的观察之下，这一法则与古代其他更多有关事物神圣天命的法则十分吻合。像虚弱的田径运动员放弃训练，我们也放弃斗争，从真正博学者的全部周密注意，转向全神贯注的纸上感觉。

我们无法认真对待任何事情，而且相信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我们没有被赋予任何其他的现实，我们只能在感觉中定居，在感觉中开发，就像它们是一片未被发现的伟大土地。我们勤奋的工作，不仅仅在于美学冥思，而是为这种美学的方式和结果寻找表达，因为我们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剥夺欲望方面，影响其他人的本能，改变其他人的心智。它们已经成为这样一种东西，似乎人们大声诵读它们，就能使阅读的主观愉悦，得到客观性的强化。

我们知道得太清楚的只是，每一件作品都注定是不完美的，一切审美的玄想，都会比我们写下的审美玄想更多一些可靠性。一切事物都不完美，没有落日，无论如何可爱的落日也只是落日；也没有轻柔微风抚慰我们入眠，它无法抚慰我们进入静静的甜蜜梦乡。于是，如同充满玄想的群山或者雕像，我们把日子当作书本一样来深深思考，所有这一切梦想，力图把梦想转化为我们近切而熟悉的东西，转化为我们太愿意写下的描写和分析。一旦写下来，它们就将成为我们能够欣赏的异生之物，就像它们刚刚风尘仆仆地抵达这里。

这不是诸如维尼（十八至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和诗人——译者注）一类悲观主义者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一座监狱，他们在其中靠结草度日。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意味一个人要把生活看作悲剧，采取一种夸张而且让人不舒服的态度。说实话，我们在自己生产的作品里，没有置放任何价值的概念。说实话，我们生产作品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但我们这样做，并不像囚犯靠结草来分散自己对命运的注意力，而是像一个小女孩绣枕套以自娱，如此而已。

对于我来说，生活是一个小客栈，我必须待在那里，等待来自地狱的马车，前来召唤并且择我而去。我不知道马车会在什么地方带走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够把这个客栈看成一座监狱，因为我被限定待在那里。我也能够把它看成一种类似俱乐部的场合，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其他人。不管怎么样，我不像其他人，既没什么焦躁，也不见得十分合群。我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精打采的人，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茫然等待的人，我离开了这些人，离开这些在客厅里窃窃私语的人，声音嗡嗡不时传来的人。我坐在门口，用耳目吸吮门外风光的一切色彩和音响，缓缓唱起了一支模糊不定的曲子，这只是一支唱给自己的歌，是等待时的创作。

大夜将降临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马车将要来到。我享受微风，那是灵魂赐予我的微风，供我宁静时享用。我没有更多的疑问，眼中也没有未来。如果我在来客留言簿上写下什么，有一天被他人读到，并且给他们的旅途助兴，那就不错了。如果没什么人读到，而且没有读到它的人因此而少一些扫兴，那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