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无论将来住在哪里，无论年纪多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她。

可直到最近，当我在互联网上偶然浏览到一篇简短的报道，在其中发现她的名字时，我才意识到，我甚至连她的名字、她的存在，连同我们共度的时光和在那里做过的一切全都忘了。

吉川黄美子——我的脑海里有一瞬间浮现出了同名同姓的可能性，可直觉告诉我，这就是她。

十二月二十三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嫌疑人吉川黄美子进行了一审判决，罪名是伤害、恐吓和非法拘禁。吉川现年六十岁，居住于东京都新宿区，无业，她被指控于去年五月将一位来自千叶县市川市的二十多岁女性拘禁在新宿区某公寓内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并对其施以暴行，造成重伤。庭审中，被告方否认了罪行，被告本人保持缄默，其律师主张无罪。

据起诉书记载，吉川自二〇一八年二月前后将一名女室友拘禁在新宿区某公寓内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并对其施暴，致其重伤，住院治疗一个月。检方在开庭陈述中说，自二〇一七年起，无固定住所的受害人开始与被告人同居。起初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后来被告人逐渐开始监视其行为，例如掌管其财物和控制其交友。后来，被告人多次以“就算跑出去也肯定活不下去”威胁受害人，向其灌输恐惧感，使其丧失逃跑意志。检方还指出，被告人曾多次殴打受害人，并将其非法拘禁、置于控制之下丧失自由，后受害人自行逃脱后报警。

我反复看了三遍，才终于从胸腔里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甚至能感到指尖在微微颤抖。这就是黄美子，毫无疑问。我认识的黄美子被逮捕了。

我试着搜索“吉川黄美子”，却只找到两篇简短的报道，一篇与上述内容相似，另一篇只有寥寥数行。其他都是些给姓名或笔画数测分以及给女孩取名的网页。除了上述报道，网上似乎没有任何黄美子的信息。

我试图厘清思路，于是返回第一篇文章的页面查看日期。文章发表于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大约三个月前。报道称案件发生于去年，即二〇一九年五月。

可无论我多么仔细地阅读那些文字，都无法理解这些日期的意义。我知道一审判决已经过去三个月，但不知道受害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近况如何，也不知道今后案件和审判会如何发展。黄美子现况如何，之后会怎样——我该去哪里了解这些事？

我完全无法想象审讯和拘留的顺序和规则，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家徒四壁的灰色小隔间、手铐、面无表情的法官，以及法庭画家画的肖像等在电视剧或新闻中看过的画面。

还有，黄美子的脸。

距今二十年前，年轻时的我曾与她同居过几年。报道称她六十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虽说这也很正常，时光确实过去了那么久，连我自己都已经四十岁了，可我仍觉得她名字后面的年龄不是一个现实的数字。

我闭上眼，告诉自己“没事”。此案与我无关，自然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二十年来，我不知她干了些什么，从没联系过她，从任何意义上都与她毫无瓜葛。时过境迁，过往的一切都结束了。如今，除了她去年犯下的非法拘禁罪一案，没有其他问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至少在网上没有。我反复告诉自己“没事”。

当我从手机屏幕抬起头时，房间里充满了我不曾注意的深蓝色黄昏，各种物件投下的影子越来越暗。茶几上放着刚才打算吃的速食意大利肉酱面，但不知怎么，它在逐渐逼近的夜色中看起来不再像食物了。

夜里我醒了几次，几乎彻夜未眠。

沐浴在春日晨光中的窗帘在我脑海中映出了一大张空白画纸。我闭上眼以抵挡强光，随即五颜六色忽隐忽现——深蓝、暗红、黄——接着出现了黄美子的脸。

她开心地笑着，一边说自己的头发过于浓密，就算里面藏着一只猫都不会被发现，一边将及腰的乌黑鬈发束起。我和大家都跟着笑了。这是一栋老房子，每个小房间都堆满了杂物，玄关却总是整洁的。一是因为我们规定每人只能放两双鞋，二是因为玄关是迎接好运的地方，厕所是驱邪避祟的地方，必须时刻保持清洁。

我闭上眼，翻个身，试图把这些念头从脑子里甩出去。可那些已经很久不再想起的往事仿佛手牵着手陆续来到我身边：凹凸不平的走廊发出的吱吱声变成了我们的笑声；睡觉前经常凝视的天花板纹路变成了某人的香烟烟雾，还对我低声呢喃；镜子前散落的化妆品、塞满衣服的衣柜收纳盒，还有堆积在狭窄厨房里的纸箱中的杯面……这些激发出了我们一同度过的时光的味道。

我在被窝里苦思冥想了三十分钟后，给兼职公司的群聊里发了一条信息：

早上好，我是伊藤。我从昨天起有些咳嗽。虽然没发烧，但为安全起见，希望今天可以准我休息一天。非常抱歉！

负责排班的人立即回复道：

知道了。下周一公司的管理方案就会出台，到时再通知你。现在正值疫情期间，我会向总公司报告此事。保重身体！

我回道：

非常感谢！应该只是普通感冒。不过，如果我发烧，就马上联系您。麻烦了！

上个月以前，社会普遍对疫情半信半疑。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有很多人坚信那不过是感冒而已，不必过分恐慌，戴口罩也没什么用。人们的焦虑中夹杂着莫名的兴奋，还有些游离于现实，但人们普遍认为事态仍然控制在日常生活所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然而国外新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可怕事件。五天前，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持续缓慢加码的紧张局势突然爆发。抢购不只出现在新闻中，在我家附近的超市也真实地上演了。药妆店的口罩、消毒液和卫生纸卖光了，人也不见了。就连我兼职的店也被迫应对当下的情形。当时，我作为销售员就职于一家在东京拥有众多分店的连锁副食品商店，店铺位于徒步就能抵达的商店街。

小店的架子上和保鲜柜里摆放着大约三十盘小菜和沙拉。顾客挑选好后，我们将其盛入便当盒。食物是每天早上由中央厨房制作好送来的，店里没有厨房，四个人就能把店里挤满。自从三年前来此工作，重复的菜单让我担心那些每天光顾的常客会不会吃腻。然而店里生意很好，每天早晚必有顾客排队，相当受欢迎，这又让我安心不少。可从上个月末开始，客流量急剧下降，经营状况转眼间就失控了，好不容易有顾客光临，却会因是否戴了口罩而发生争吵，或者被电话投诉预防措施不够充分。

我躺在床上，心想在群里告诉他们我咳嗽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声称自己咳嗽……

片刻后我拿起手机，打开报道黄美子案的网页，再次从头仔细看。看完心情又变得低沉，四肢沉重不堪。尽管请假理由不合时宜，但还是庆幸可以休息。虽然工作时只是站着，但这种状态下我实在无法工作。

我从床上爬起来，从冰箱里拿出麦茶来喝，之后又从衣橱里的架子上取下一个大鞋盒。它的边缘磨损了，盖子也破了，里面装着我的旧信件、记事本和笔记本等。

鞋盒原本的深蓝色在经年累月中已经完全褪去，里面曾放着母亲很久前不知从哪里买来的高跟鞋。我还记得她穿着白色高跟鞋在房间里开心地展示，也许是太开心的缘故，她穿着高跟鞋坐在榻榻米上吃泡面。我跟她要来空鞋盒，把贴纸、漫画杂志的附录和与同学交换的小字条等放了进去。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时不时地把收藏品放进去的习惯。再后来，我历经多次搬家，在丢失了各种东西后，只有它一直都在。不过，我通常不会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仿佛它是别人的遗物——尽管那是我的，无论发生什么都没有扔掉，始终带在身边。

我打开盖子，看到角落里放着深蓝色小型折叠手机和充电器。我一直在找它，可找到的瞬间竟然有些紧张。不知手机是否还能用，我用充电器把它连上电源。三十多分钟后，我长按电源键，小小的屏幕亮了起来，好像在缓慢地苏醒。它传来一个声音。

为了不让别人联系我，我更换了手机号码并删除了所有记录，唯独保留了老友的号码，或许是冥冥之中感觉有一天我会像现在这样需要她们。

通讯录中只有十七个联系人。在“K”列中，我看到了“黄美子”。继续向上滑动，点开“加藤兰”，显示出号码。接着滑到“M”列，看到了桃子——玉森桃子。我在手机里记下了她们的号码。

我不知道加藤兰和玉森桃子现在在哪里、做些什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们离开那里的时候，那时我们都二十来岁。后来，我再也没和她们联系过。如果不是昨天偶然看到黄美子的报道，我可能不会想起她们。

我们在那里共度的时光像一帧帧毫无关系却串联起来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画面中重播着各种声音和表情，分辨率瞬间提高又突然模糊，如此反复。我没想到这个号码还能用，事到如今也不想再联系。然而，黄美子的事我只能找她们商量，也只有她们能分担我此刻的焦虑。

我担心黄美子会把我们的过去说出来。在她被审问时，警方或许已经在她房里发现了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各种证据并开始调查内幕。一想到这儿，我就无法保持冷静。虽然还没有人来找我，但可能已经联系了兰或桃子，她们或许已经被传唤并接受了讯问。

冷静地想，我们的行为或许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会被指控非常严重的罪名。当时的我、兰和桃子都还年轻，只是受了黄美子的指使。可琴美呢？她的死到底是谁的错，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真的与我们无关吗？

我越想越感到恐惧和难以名状的焦虑，仿佛胸口被一块巨大的钢板悄无声息地压着，泪水夺眶而出。我该怎么办？假装没看过报道，不联系兰和桃子，保持沉默，还是把我知道的事告诉警察？

想象朝着糟糕的方向不断膨胀，遮蔽了我的视野。她们过得如何？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电话肯定打不通。不过，既然如此，要不要试着打一下？我把电话放在手边，用被子蒙住头，似乎要抹灭一切。阳光被遮挡住，我在春日的温暖黑洞中扑闪着眼睛，就势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只知道那是一个噩梦，没有出现具体的人和事，只有时间。为什么我总能知道那就是噩梦？噩梦像昏暗无情的海浪般不停向我涌来。我醒来后，胸前和后背湿乎乎的。然后，我拨通了加藤兰的电话。

电话响了六声，我听见一个明亮的声音在说“嗨”。我感到下巴在紧张地颤抖。

“请问……是加藤兰的……号码吗？”

“是。”兰用略低的声音回答。

是兰！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是花。”

“花？”

“嗯……我是伊藤花，以前，一起……”

“花？”兰顿了一下，说，“你是那个花？”

“嗯，是我。对不起，突然打电话来……”我换了只手拿手机，紧紧地贴在耳朵上说，“没想到还能打通。非常抱歉，这么突然……”

“怎么了……？你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

“旧手机上有。”

“哦。”

我听见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真对不起，突然吓到你了。”

“不，这倒没事……我只是有些吃惊，因为太久没联系了。”

“是啊，对不起。其实我打电话是因为黄美子的事。”

兰的身后传来了孩子们欢乐的吵闹声，还有女人们的说话声。声音渐渐远去，我想她一定是换了地方。

“你说的黄美子，是那个……”

“嗯。”

“黄美子怎么了？”

“昨天我看到了黄美子的案子。”

“什么？”

“我在网上看到的。”

“什么案子？”

“她被抓了。我也吓了一跳。审判已经开始了，我猜想或许也跟我们有关，所以想和你谈谈。”

“等等！”兰打断了我，“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黄美子为什么会被抓？什么叫‘或许也跟我们有关’？她跟你说了什么？”

“不，不是的。她在公寓里拘禁了一个女孩，还打伤了她，所以被抓了。或许……她做了同样的事，才会被抓。或许过去的事也是个问题，可能会暴露。我不知道，但是总觉得很可怕。”我索性大胆地问道，“你有没有收到警方联系之类的？”

“怎么可能！”兰轻蔑地笑了，可我还是感受到了其中隐隐的不安。

“我从昨天开始就一直不安，我在想是不是去警局说清楚比较好……”

“啊？”兰大吃一惊地反问我，“说什么？”

“过去的事，或者我所知道的黄美子……”

“等等，你别开玩笑！”兰压低了声音说，语气不容辩驳。这时我听见电话另一端有人叫她，她欢快地回应了“OK”。

“那个……我家现在有人。”

“嗯，我知道，真对不起。”

“你现在住在哪儿？东京？”

“嗯。”

“也许我们该见面谈一谈。虽然是疫情期间，不过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

“嗯，我也认为见面谈会更好……对了，还有桃子，虽然不知道她的电话能不能打通，但联系她一下比较好吧？如果她能来的话……”

“桃子不行。”兰简短地说道。

“为什么？”

“见面再说吧。花，总之你别去警局。一定别去，知道吗？”

“知道了。”

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然后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