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家庭。我们的职业有趣、薪资优渥，我们交游广阔，有着充实的休闲生活，还能兼顾体育与文化活动。每周五，我们一边观赏《年度偶像》，一边啃着外卖，在节目的投票环节结束以前，我们就已经睡倒在沙发上了。每周六，我们会在市中心或某个购物中心吃午餐。我们会观看手球比赛，或者上电影院。我们会与好友相聚，共同品尝一瓶葡萄酒。晚上，我们紧贴着彼此而睡。每周日，我们会到森林踏青或参观博物馆。我们给爸妈打电话，聊得很久，或是各拿着一本小说，窝在沙发上。每周日晚上，我们通常会坐在床上，把文件、文件夹和电脑摊开，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工作做准备。我太太每周一晚上会去上瑜伽课，而我每周四会去打室内曲棍球。我们不只缴付房贷本金，还一并偿还利息。我们落实垃圾分类，驾车时遵守限速令，打闪光灯，更会准时到图书馆还书。

今年我们的假期比较晚才开始，从七月初到八月中旬。在意大利度过几个美妙的夏天以后，最近几年我们把出国旅游安排到了冬季，这么一来，夏天我们就能在国内休养生息，到海岸一带郊游，顺便拜访亲朋好友了。这一次，我们甚至还在乌鲁斯特岛[Orust，位于瑞典西岸，为全国第三大岛屿。]租了一间小木屋。

史黛拉几乎一整个夏天都在H&M时装店上班。她正努力存钱，准备冬天到亚洲长途旅行。我仍然希望她能够顺利成行。

我和尤丽卡在今年夏天重新发现了彼此。当然，这听起来很像是陈词滥调，甚至有点荒谬—在经历二十年的婚姻后，你不会相信还能再次爱上自己的妻子。仿佛在家养育孩子这么多年的时间，就只是我们爱情故事里的一句旁白。这仿佛就是我们所预期的。总之，感觉就是这样。

带孩子可是一份全职工作。首先，他们是婴儿，我们只能等他们慢慢长大。我们担心他们会被噎住或摔个四脚朝天。然后，他们开始上学前班，当他们不在近旁的时候，我们提心吊胆。我们担心他们会从秋千架上摔下来，或是无法撑过社区儿童医院的下一次检查。之后，他们开始上学了，我们担心他们交不到朋友或是被朋友冷落。他们要写作业、学骑马、打手球、参加睡衣派对。他们进入初中，朋友、派对、冲突、心理辅导员的谈话和搭出租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我们担心他们酗酒、吸毒，担心他们交到损友。他们的青春期就像一部肥皂剧，以190千米的时速飞驰而过。忽然间，你就和一个成年的孩子站在一起，以为你不必再杞人忧天了。

今年夏天，我们至少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不必再为史黛拉担心。我们家想必从没有这么和谐过。然后，一切全变了。

夏末的一个星期五，是史黛拉的十九岁生日。我已经在我们最喜欢的餐厅预订了座位。一想到意大利和意大利食谱，我们心里就暖洋洋的。而且西海岸还有一家小店，他们供应的通心粉和比萨，简直是无与伦比。我多么期待全家人共度一个平静、温馨的夜晚。

“我们预订了一张桌子，三个人。”我对女服务生说。她有一双小鹿般的眼睛，穿了鼻环。“我叫亚当·桑德尔，我预订了一张桌子，八点钟。”

她焦虑地环顾四周。

“请等一下。”她一边说，一边挤进餐厅已经拥挤不堪的空间里，消失无踪。

尤丽卡和史黛拉转身面向我。女服务生和她的同事们大呼小叫，比手画脚，露出厌恶的表情。

事实证明，处理我订位的人，误将日期写成星期四了。

“我们以为你们昨天会来，”女服务生一边说一边用笔尖搔弄着脖子，“不过我们能搞定。请给我们五分钟。”

另一群人被要求起身，服务生将另一张桌子拖了进来。尤丽卡、史黛拉和我站在拥挤的餐厅中心处，努力假装没看到从四面八方投向我们的恼怒眼神。我差一点就要开口解释：出错的是服务生，不是我们。

我们的桌上总算摆好了餐具。我飞快地坐下，翻弄着菜单，把脸藏在后面。

“对不起，对不起，”一名想必是餐厅老板的灰胡子男人说道，“我们一定会给您补偿的。饭后我请各位吃甜点。”

“没事的，”我对他说，“人都会犯错嘛。”

女服务生潦草地写下我们点的饮料。

“一杯红酒？”史黛拉说。

她用询问的眼神望着我，我转向尤丽卡。

“今天可是个特别的日子。”我太太说。

我对女服务生点点头。

“给寿星来一杯红酒。”

用完餐，尤丽卡将一只绘有约瑟夫·弗兰克[Josef Frank（1885—1967），出生在奥地利的瑞典籍设计师与建筑师。]设计图案的信封递给史黛拉。

“一张地图？”

对于我们的预谋，我狡猾地一笑。

我们随着史黛拉离开餐厅，走到街角。今天下午，我已经将她的礼物摆在这里了。

“喂，老爸，我不是早说了……这个太贵啦！”

她双手捧着脸，嘴张得老大。

那是一辆由比亚乔集团生产的粉红色韦士柏摩托车。大约一星期以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一辆这样的摩托车，知道它很贵。不过我最后还是说服尤丽卡，将它买了下来。

史黛拉摇头叹息。

“爸，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我举起一只手，面露微笑。

“别客气啦。”

我知道史黛拉一心想收到现金。但是，如果只能给钱作为礼物，那该多么无趣。有了这辆韦士柏摩托车，她就可以迅速、方便地进城，上班或到朋友家里做客。在意大利，所有青少年可都是骑韦士柏摩托车的。

史黛拉拥抱我们，一连道了好几次谢。然后，我们才走回餐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失望。

女服务生端来作为补偿的提拉米苏蛋糕。我们三人都觉得，其实我们一口都吃不下了。不过，我们还是把一切都吃光了。

我把柠檬酒当成咖啡来喝。

“我得走了。”史黛拉一边说，一边挪动身子。

“不会是现在吧？”

我瞄了瞄手表，九点半。

史黛拉抿了抿嘴唇，身子继续在椅子上挪动。

“那再待一会儿，”她说，“十分钟吧。”

“今天可是你生日哪，”我说，“你们的店不到明早十点应该不会开门吧？”

史黛拉叹了口气。

“我明天不上班。”

不上班？她每周六都上班的。她就是凭借这一点，才在H&M时装店站稳脚跟的。一开始是周六上班，逐渐演变成暑期工。而且，上班时长还在持续增加。

“我一整个下午都在闹头痛，”她避重就轻地说，“偏头痛。”

“所以，你请了病假？”

史黛拉点点头。她告诉我这其实不是什么问题，总会有别的女生乐于代替她上班。

“我们可不是这样教你的。”就在史黛拉起身，从椅背上抓起夹克的时候，我这么说。

“亚当。”尤丽卡说。

“那为什么这么急呢？”

史黛拉耸了耸肩。

“我跟艾米娜有约会。”

我点点头，勉力压抑自己的不满。十九岁的少女，想必都是这副德行。

史黛拉给了尤丽卡一个深长的拥抱。我才半站起身来，她就将双臂搭在我身上。我们的拥抱既僵硬又笨拙。

“那韦士柏摩托车呢？”我说。

史黛拉望着尤丽卡。

“我们会把它弄回家的。”我太太保证。

当史黛拉走出门，逐渐消失后，尤丽卡缓缓地用餐巾擦干嘴巴，对着我微笑。

“十九岁了，”她说，“想想，时间过得真快。”

我和尤丽卡那天晚上回到家时都已经累坏了。我们各自坐在沙发一角，读着自己的书，室内洋溢着科恩[Leonard Norman Cohen（1934—2016），加拿大创作歌手、音乐家与诗人。]的歌声。

“我还是觉得，她可以再多表现一点感激之情的，”我说，“至少在那起汽车事件以后。”

那起汽车事件。俨然已经有了代号。

尤丽卡索然无味地哼着曲子，只顾着看书，连头都不抬一下。窗外清风徐徐吹来，墙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夏天正在叹息，屏住了呼吸。八月已进入尾声，但我对此不为所动。秋天总是让我感到喜悦，那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仿佛一段爱情的开端。

片刻之后，我放下自己的小说。此时，尤丽卡已经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她的脖子，塞进一个枕头。她在睡眠中不安地动着，一时间，我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叫醒她。不过，我最后还是继续读书了。没过多久，字母变得模糊，我的思绪已然失控。我沉沉睡去，胸中有一个疙瘩，那是一个出现在我和史黛拉之间的嫌隙，出现在我们往昔和此刻关系之间的裂痕，出现在我对我俩关系的印象与现实情况之间缝隙的疙瘩。

当我醒来时，史黛拉站在房间中央。她不时踮起脚，在此同时，柔和的月光从窗口筛落，洒在她的头上与肩上。

尤丽卡也已经醒来，正揉搓着双眼。抽噎与喘息声弥漫了整个房间。

我坐起身来。

“发生什么事了？”

史黛拉摇摇头，豆大的泪珠滴落，浸湿了面颊。尤丽卡双手环抱着她，在我的双眼逐渐习惯黑暗以后，我看到，史黛拉在颤抖。

“没事。”

随后，她便与母亲离开房间，独留我一人。我感到一阵不安与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