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警方举报罗宾的行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尤丽卡的决定。我绝对无意推卸责任，不过，要是尤丽卡当时没有反对，我应该就会毫不犹豫地向警方举报这个色情狂。

在营队的领队宿舍里，我将他拉向墙边，出拳出到一半。不过，我在最后关头还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只是拉着史黛拉穿越那片小树丛，将她塞进车内。对于那天开车回家路上的所见，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尤丽卡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带史黛拉到医院。但是，我认为我们得先打电话报警。

“就算是史黛拉跟着他进了领队的宿舍，”我说，“他已经强奸了她，不管当时是不是她采取主动的。”

尤丽卡在厨房里来回走动。

“我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妥当的。”她说。

“你该不会说，这是史黛拉的责任吧？她只是个孩子。”

“她在法律上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她已经满十五岁了。”

尤丽卡待在窗边，她的双肩颤抖不止。

“我很清楚，这种案件的庭审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就参与过好几次这种案件的庭审。”

有件事情几乎被我压了下来：大约一年以前，尤丽卡担任一名男子的辩护律师。那名男子和另外几名年轻男子涉嫌一起集体强奸案，被检察官起诉。结果所有被告均获判无罪开释，在社会上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他们会对她穷追猛打，”尤丽卡说，“每一个小细节都会被仔细检视：她说了些什么，她怎么做，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闭嘴，”我说，“她可是受害者。”

“这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过，在法庭上关键的是谁做了什么，史黛拉采取了哪些主动措施，她在事发前及事发后的行为。辩护律师会针对最微小的疑点见缝插针。”

我走到窗边，用双臂搂住她的腰。

“事情不应该变成这样，也不能变成这样。”

尤丽卡压了压我的胳膊。

“我不知道事情是否能有别的发展。”

当天晚上，她详细地告诉我，在那起轮奸案的庭审过程中那个女孩被迫说出的可怕细节。这真令人震惊。我觉得自己并非特别天真，但当我听到针对这种案件的庭审原来以这种方式进行，我在生理上感到非常不舒服。我们当然听闻过也读到过律师群质问强奸案的受害者：她们当时穿的裙子到底有多短，又喝了多少酒。但是，我认为那场庭审是极端的特例。直到这时我才理解到：面对这种类型的案件，这或多或少就是判例。

过去，我从不相信我会建议某人—特别是自己的孩子，不要报警，不要相信司法体系，不要让正义获得伸张。但现在，当我开始了解报警对史黛拉构成的负担以及她为此被迫承受哪些事情，我不得不重新思考。

“哪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入睡以前，尤丽卡说道，“是至少确保史黛拉从这件事情里全身而退，还是让罗宾受惩罚？”

这两点，被她说得仿佛势不两立。为什么两者就不能并存呢？今天，我多么希望自己当初质疑尤丽卡所提出的黑白分明的说法。我希望自己当初坚持立场，让正义获得伸张。

我们对史黛拉的背叛是不可饶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