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旁听席上，仍陷在自己的隧道里。只要我的目光一有偏离，我就可能被指控、责骂、痛恨，这都是我无力承受的。

亚当会出庭做证，因此，他在审判庭外的走廊上等着。我意识到，我很想念他。此刻，我需要他的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刻都要强烈。

由于我的位置极为接近检察官座位所在的一侧，我视线的边缘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玛格丽特·奥尔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隆德大学法学院就读时，修过一两门由她开授的课程。现在，她已经成为刑法学教授。不过，她今天是以一名被害者母亲的身份到场。她身旁坐着原告律师，一名五十来岁的红发女子，我觉得自己似乎见过她，却想不起她是谁。还有一名戴着圆框眼镜、头发向后梳的男性助理检察官。最后，当然不能漏掉检察官本人：珍妮·杨思多德。

我知道，杨思多德和我同龄。但是，她看起来年轻许多，这也许是因为她个头非常矮小。她的头发扎成一个紧绷的结，当她戴上眼镜时，眼神显得狭隘而专注。我想起自己过去置身于同样处境的每一个场合：当你走进审判庭，一场新的庭审即将开始前的紧张氛围与期待感。

旁听席上的感觉则截然不同。我扭了扭身子，努力克制泪水，想找个地方把自己笨拙的双手藏起来。专注感被困惑与不安取代。胳膊下侧不断地冒汗，舌头刮擦着上颚。

我望着迈克，暗中希望他的眼神会转向我。但是，他忙着进行准备工作。我们一起多次研究过起诉申请书。

这起案件完全建立在间接证据链上。检察官对犯罪行为的描述完全是建立在各种情境之上。这些情境单独存在时，不能证明任何罪行，但若将它们串联在一起，它们会构成一条证据链，排除其他所有的解释。

被引述的证据包括证明史黛拉于凶杀案当天夜里出现在现场的鞋印、史黛拉与克里斯多弗·奥尔森之间的通话记录表与聊天记录、从奥尔森公寓里及衣物上进行技术鉴定所搜集到的证据，包括刮落的皮肤组织、头发与织料纤维。

除了调查人员与技术鉴定人员以外，检察官还传唤了多名证人：住在飞箭街上的蜜·塞恩瓦尔会证明史黛拉在案发时间点出现在命案现场。史黛拉在H&M时装店的同事，莫琳·约翰逊与苏菲·西弗贝里会证明史黛拉在手提包里藏着防狼胡椒喷雾器。拘留所的职员吉米·巴克会证明史黛拉在过去几星期以来展现出暴力倾向。

辩护律师传唤了两名证人：亚当与艾米娜。

珍妮·杨思多德清了清喉咙，直瞪着史黛拉。我真想对她尖叫，要她把目光收回去，饶过我的孩子。她针对案情进行陈词时，眼睛都不眨一下，没有屏住呼吸，更不曾出现片刻犹豫。

“史黛拉·桑德尔于今年六月，结识克里斯多弗·奥尔森。两人在‘帖格奈斯’小酒馆初次见面时，就一拍即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史黛拉看起来心不在焉。她直盯着杨思多德，我从她的眼神中，无法看出她对检察官这种说法表达出丝毫的抗议。

“不久之后，史黛拉的女性友人艾米娜·贝西奇开始背着史黛拉，暗中与克里斯多弗·奥尔森见面。庭上稍后将传唤艾米娜。史黛拉很快就发现：克里斯多弗也与艾米娜发生了性关系。”

我觉得自己察觉到，审判长约兰·雷翁非常轻微地点了点头。他身旁的参审员们饶有兴致、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检察官的说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说法被提出。到目前为止，这种被提出的说法就是真相。

“克里斯多弗·奥尔森选择结束与史黛拉·桑德尔的关系，两人在一周的时间内未与彼此联系。然而，在命案当天，史黛拉企图重新联络他，并来到他位于飞箭街的住所。证人蜜·塞恩瓦尔是奥尔森的邻居，当天夜里十一时三十分，她见到史黛拉骑自行车抵达那栋楼房前，奔向克里斯多弗·奥尔森的公寓。三十分钟以后，蜜·塞恩瓦尔再一次看到史黛拉。当时她站在人行道上，仿佛在等人。”

毫无疑问，庭审的结构对检察官有利。先发制人，先描述事发过程，在心理学上占有优势。你会乐于把最先听到的说法当成是真相，因此，后续的说辞必须达到更高的要求，才能改变对案发过程的初步认知。很不幸，不管法官和参审员们多么努力摆出大公无私的姿态，摒弃偏见与其他所有影响并掌控我们的心理学机制，他们终究只是人。

旁听席上传出打字声。一部分人用纸笔做笔记。当然，特派员们与记者们对事情已经有了清晰、完整的认知，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和所有在家装有电视天线或互联网设备的人分享这些认知。我将手伸向一名胡须浓密、坐在我身边的男子。其实还有另一种真相，你还没听到那个真相。双方的发言权都必须获得保障。那名正在打字的胡须男讶异地望着我，竖起眉毛，仿佛在问我，我到底想把他怎样。我重新缩回自己的隧道，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汗味扑面而来。

“克里斯多弗·奥尔森在午夜与凌晨一时之间回到自己的住所，”检察官说，“他放正在街上等候的史黛拉进门。两人在公寓里爆发争吵，很可能与奥尔森和艾米娜·贝西奇的性关系有关。争吵过程中，史黛拉从克里斯多弗·奥尔森家厨房的墙上抓来一把刀。奥尔森从住处逃出，跑上街。他奔向位于法官街与飞箭街交叉路口的游乐场。与此同时，史黛拉·桑德尔追上了他，在游乐场里残暴地发动攻击，刺杀手无寸铁的克里斯多弗·奥尔森，其中刀的部位为胸口、喉咙与腹部，然而这几处刀伤均非直接致命伤，克里斯多弗也并未立刻死亡。史黛拉·桑德尔任由他倒在现场，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切就像一段视频，在我的内心放映。我看见手里持刀的史黛拉，看见她将刀举过肩膀，插刺着。

我非得从椅子上起身不可。人们望着我，所有人当然都知道我是谁。老早以前，新闻记者们就已经认出我了。若非他们内心还有最后一丝职业道德与对其他人的尊重，他们早就已经对我连番提问，甚至责难。我环顾四周，向右跨上几步，再向左跨上几步，又坐回椅子上。一切旋转起来。

“你还好吗？”胡须男问道。

我摇摇头，将双手压在肚子上，以颤抖的双唇呼吸着。

我知道亚当就在门外，即便如此，我仍感到自己被遗弃。这是一种全面的、深不可测的感觉。我不理解，当大家说“人类是群体动物，是一整块大陆，永远不会变成孤岛”时，我一直难以理解这种话。这一辈子，我始终能感到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裂痕、隔阂。我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悲伤，原因当然可能是，你不可能会思念自己不认识的人。但是，连接其他人的强烈关系，不管是以同学关系、亲属关系，还是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总让我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单薄、更微不足道，也更无足轻重。

直到几年前，我才初次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回顾着史黛拉与艾米娜的友情，察觉到某种被我深切渴望的事物。这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的感觉：我对自己亲生女儿的友情关系感到嫉妒。经历了无止境的泪水、大量时间、强烈的妒忌心，以及一场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大灾难以后，我才理解：就算我对艾米娜有强烈的情感，就算我在她身上看见自己的身影，对她感受到强烈的认同，我最思念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家人。

我好想史黛拉。我真想找回自己可爱的小女儿。

而我也想念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