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人已经埋在地下一百五十年了。人们在封冻的砾石上挖了一个洞，直深入到永冻土层，然后将他安葬，这样狼群就找不到他了。或者这只是后人的猜测。

他们挖洞的时候，永冻土暴露在了更暖和的空气中，永冻土也因此融化了。但当这个人被埋起来后，冻土就又冻上了，所以，当他被带到土层表面时，他是完全被冰封住的。人们取下棺材盖，发现他就像那些用来调制那种花里胡哨的热带饮料、放在冰格里冷冻的酒渍樱桃：形状模模糊糊，在厚重的雾层中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

随后，他们把冰融化掉，他就露出了真面目。他几乎和下葬时一模一样。冰冷的水把他冻得龇牙咧嘴，就像在发出吃惊的咆哮，他的皮肤呈黄色，而不是粉红色，就像亚麻布上沾上了肉汁，但他身体部位都仍在其位。甚至他的眼球都还在，只是不再是白色的，而是那种奶茶浅棕色。他用这双像染上茶渍的眼睛注视着简：深不可测，无辜，凶恶，惊讶，但若有所思，就像一个沉思的狼人，恰在他发生剧烈变化的那一瞬间被一道闪电击中。

简不太看电视。她以前看得比较多。她过去常在晚上看喜剧连续剧，读大学期间，她看关于医院和富人的午间肥皂剧来打发时间。有一段时间，就在不久前，她还看晚间新闻，双脚蜷缩在大沙发上，腿上裹条毯子，喝着热牛奶和朗姆酒，睡前放松身心。这都是逃避的形式。

但她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无论是在一天中什么时候看的，都离她自己的生活太近了；尽管在她的生活中，并没有那些整洁的隔间里的东西，这出喜剧啊，那出低俗的浪漫剧和感伤的眼泪啊，人们称为刺激的三十秒事故和暴力死亡事件的视频片段，就好像是巧克力棒一样。而在她的生活中，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了。笑吧，我想我会死，很久以前，文森特曾模仿母亲单调乏味的声音这样说过；这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因此，她这些天打开电视后，又很快将电视关掉。就连那些超现实的日常商业剧也开始关注社会黑暗面，开始暗示节目背后的意义了，尽管它们的外在形式都充满了清洁、甜美、健康、力量和速度。

今晚，她把电视一直开着，因为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她平时看到的太不一样了。这个冰冻人形象并没有隐藏着什么险恶的东西。他完全只是他自己。所见即所得，文森特过去也这样说过，他斜着眼，露出一边的牙齿，将鼻子扭成恐怖电影角色的怪样。虽然他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

他们挖出并融化的那个冰冻人是一个年轻人；或者说仍然年轻——很难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时态，但他的样子看起来就该用现在时。尽管冰冻让他变形扭曲，疾病使他消瘦不堪，但你仍可以看出他的年轻，身躯柔软，未经风雨侵蚀。根据他那精致的铭牌上的日期，他只有二十岁。他名叫约翰·图灵顿。他曾是，或者说现在也是一名水手，一名海员。虽然他不是一个身体健壮的海员。他是一名海军军士，在船舷上指挥的那种，对指挥者的身体素质要求不高。

他是船上最先死去的人之一。因此他才能得到棺材和金属铭牌，以及永冻土层里的一个深洞——因为在初期他们仍能精力充沛并满怀虔诚地去处理这种事。他们为他安排了一场葬礼，为他念悼词和祈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事情没有好转，他们一定是为了保存体力而自保了，祈祷也是只为自己。祈祷不再是例行事务，而逐渐变得令人失望，然后是绝望。后来死去的人的坟墓都是石头垒成的，再后来死去的人甚至连石头都没有了。他们最终变成了一堆堆骨头，与靴子底、偶尔出现的纽扣一起，凌乱地撒在冰冷、布满石头、无树也无情的一条朝南的小径上；就像童话故事中的小径，撒满了面包屑，或种子，或白色石头。但在这种情况下，月光下的小径上没有什么东西发芽或闪亮，也没有救援人员跟着，所以这不是什么神奇的生命之路。而过了整整十年，人们才弄清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是如何开始的。

他们都是富兰克林探险队[又名“北极探险队”，是由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成立的船队。1845年5月，富兰克林率领这支探险队出发了，他们先是驶向格陵兰岛，然后沿加拿大北海岸西行。1845年7月，两艘探险船在前往北极海域后神秘消失，包括富兰克林本人在内的129名精英船员从此杳无音讯。]队员。简很少关注历史，除非与古董家具和房地产的知识相关——“19世纪松树收获桌[一种长而窄的餐桌，现在多用于与家人、朋友分享美食。历史上，农民在收获季节会用这种桌子分类农产品，因此得名。]”或“黄金地段乔治亚中心大厦，无可挑剔的里诺”——但她知道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事。两艘倒霉的船——“恐怖号”“幽冥号”——已经被印上了邮票。她在学校也听说过相关故事，以及许多其他注定失败的探险故事。似乎没有多少探险家能顺利地摆脱困境，他们总是患上坏血病，或迷了路。

富兰克林探险队当时在寻找一条西北航道，那是一条穿越北极点的公共航海通道，有了这条航道，旅客和商人从英国到印度就可以不必绕道南美洲，从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次探险远没有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或探索尼罗河源头之旅那样充满异域风情。当时，探险的想法吸引简的地方是，登上一艘船，只是要去某个地方，某个地图上没标出的地方，一个未知之地。让自己陷入恐惧之中，去发现未知的事物。尽管充满损失和失败，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探险具有了某种勇敢和高尚的特质。这就像高中时排卵期不吃避孕药就做爱，即便你采取了预防措施。如果你是女孩，就能体验这种情况。而如果你是男孩，这种风险就相当小了，你得做其他事情来体验风险：使用武器或酗酒，或飙车。在她就读的多伦多郊区的高中里就发生过这些事，回到当时，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兴弹簧刀、啤酒和周六晚上在主干道上赛车。

现在，简盯着电视，菱形的冰块逐渐融化，年轻水手的身体轮廓慢慢显露出来，清晰可见，她想起了文森特，他当时才十六岁，头发还比较多，他挑了挑眉毛，噘着嘴，阴阳怪气地冷笑着说：“富兰克林，亲爱的，我根本不在乎他。”他说得很大声，足以让人听到，但历史老师没理他，他就不知所措了。老师们很难让文森特乖乖听话，因为他似乎天不怕地不怕。

那时的他就已双眼凹陷。他经常看起来好像整晚都没有睡觉。甚至当时，他就像一个非常年轻的老人，否则就像一个放荡的小孩。他眼睛下的黑眼圈让他看起来像老人，但他笑起来的时候却有一口可爱的小白牙，就像杂志上婴儿食品广告上的男孩一样。他嘲笑一切，还受人崇拜。他和其他男孩被人崇拜的方式不同，那些男孩的下唇阴沉，头发油腻，给人一种精心假装出来的阴鸷的威胁感。而他却像宠物一样受人宠爱——不是宠物狗，而是宠物猫。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能管住他。没人叫他文斯。

极其奇怪的是，简的妈妈欣赏他。她一般不欣赏和简出去约会的男孩。但她欣赏他，也许因为她清楚简和他外出不会带来什么坏结果：不会有心痛，不会有压力，不会有负担。不会有任何她所谓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体重增加，不停长出的肉层层折叠成褶耷拉着；车厢里头皮肤皱巴巴的小妖精的头颅。婴儿和婚姻，以此顺推。她就是这样理解男人，还有他们的偷偷摸摸、带有威胁性的欲望，因为简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她就是个错误，她是个战争婴儿。她一直就是一个需要一次次付出代价的罪孽债。

到十六岁时，简已经听够了这个比她好几辈子都长的故事了。在她妈妈的描述中，因为你年轻，所以你会堕落。你就像熟透的苹果一样坠落下来，砸到地上就扁了；在你堕落后，你的一切也都随之堕落了。你的足弓扁平，子宫下垂，头发脱落，牙齿掉落。这就是生孩子给你带来的后果，它会让你承受重力的影响。

简对记忆中的妈妈的印象仍是这样：动作萎靡不振，松松垮垮，身体低垂；下垂的乳房，唇边下垂的皱纹。简想起了妈妈：她和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端着一杯凉茶。她在伊顿百货公司工作，下班后总是筋疲力尽，她在珠宝柜台后面一站就是一整天，腰带勒得紧紧的，肿胀的双脚塞进规定要穿的中跟工作鞋里，对着被宠坏的顾客挤出嫉妒的、不满的微笑，她们将鼻子凑近那些闪闪发光的垃圾，而她自己是永远买不起的。简的妈妈叹了口气，拿起简为她热好的罐头意大利面。她飘出一句无声的话，就像陈旧的滑石粉：你还能期待什么——总是一句陈述，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简一直想在这件事上对妈妈表示同情，但从未这么做过。

至于简的爸爸，他在简五岁时就离家出走了，让她的妈妈陷入了困境。这就是她妈妈所说的——“离家出走”——就好像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他不时寄钱回家，但那是他对家庭生活贡献的总和了。简因此怨恨他，但没有责怪他。谁遇到了她妈妈，都会被激发出逃离的邪恶欲望，几乎人人如此。

简和文森特会坐在简家狭窄的后院里，她家就是那种战时建在山脚下的带斜窗的灰泥小平房。山顶上的房子就奢华多了，住的人也更富有：住在里面的女孩们穿的是羊绒衫，而不是简熟悉的那种奥伦布或羔羊毛衫。文森特住在半山腰。他还有一个理论上的爸爸。

他们背靠在后院的栅栏上，院子里长满了细长的波斯菊，他们尽可能离房子远一些，能有多远就多远。他们会喝点儿杜松子酒，是文森特从他爸爸的酒窖中弄出来，装在不知从哪里捡到的一个旧军用水壶里偷偷带来的。他们都喜欢模仿各自的妈妈。

“我节俭节省，我一分分地攒钱，我拼命工作，我得到了什么感谢吗？”文森特会气呼呼地说，“你爱莫能助，宝贝儿子。你和你爸爸一个样，像鸟儿一样自由，整晚不归，随心所欲，毫不在乎任何人的感受。现在把那些垃圾拿走。”

“是爱把你弄成这样的，”简会用她妈妈那种听天由命的沉闷的声音回应，“你等着瞧吧，我的姑娘。总有一天你会放下你那任性肆意的架子。”当简这么说时，虽然她是在开玩笑，但她能想象出爱情的样子——以大写的L开头，像一只巨足从天向她降落。她妈妈的一生就是一场灾难，但在她本人看来，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就像歌中唱的和电影中演的那样。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的是爱情，面对着爱情，你还能怎么办？爱情就像压路机。谁都无法回避，它从你身上压过去，你就变成扁平的了。

简的妈妈等待着，充满恐惧，对简提出警告，但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简身上了。每次简带着新男友出去玩时，她妈妈都会将那些男孩视为潜在的诱人堕落者审察一番。她不信任其中大多数男孩；她不相信他们噘起的肥嘟嘟的嘴巴，在袅袅飘荡的烟圈中半闭着的眼睛，缓慢而悠闲的走路方式，过于紧绷的衣服和撑得满满的身体：他们的身体都太丰满了。即使他们的脸没绷着，走路没大摇大摆，为了讨好简的妈妈而一心想表现得眼神发光、勤劳肯干、彬彬有礼，身着西装和领带在前门告别时，他们在简的妈妈眼里看起来也还是那副样子。他们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们本来的样子。他们束手无策；黑暗角落里的一吻，就会让他们兴奋到失语；他们是在自己的液态躯体中的梦游者。而相反，简是清醒的。

确切地说，简和文森特并没有一起出去。相反，他们嘲笑外出。当海岸四周无人而简的妈妈又不在家时，文森特就会出现在门口，脸涂成亮黄色，简的身上则搭着浴袍走到门前迎接，他们点中餐外卖，并警告外卖员闭紧嘴巴，然后盘腿坐在地板上，笨拙地使用筷子吃饭。或者，文森特会穿着已有三十年历史的破旧西装，戴着圆顶礼帽，拿着拐杖出现在门口，简则会在橱柜里翻找出妈妈已闲置的去教堂时戴的帽子，上面有细碎的布制紫罗兰花和面纱。然后，他们会去市中心漫步，对路人高声评头论足，装老、装穷、装疯。他俩没心没肺，趣味恶劣，这是他们都乐此不疲的事情。

文森特带着简参加了毕业典礼，他们一起去一家文森特经常光顾的二手服装店挑选简的服装，想到这会引起的震惊和羡慕，他们就咯咯笑个不停。他们在一件缀着饰片的火红色礼服和一件低胸露背的紧身黑礼服之间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黑色那件，因为它与简的头发更配。文森特送给她一株看起来像是有毒的灰绿色兰花，他说，这和她眼睛的颜色一样；简涂了颜色与之相配的眼影和指甲油。文森特系了白色的领带，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顶礼帽，它们都是磨旧了的萨利·安牌的，而且对他来说都过于宽大，显得很滑稽。他们在体育馆里转着圈跳探戈，尽管伴奏不是探戈舞曲。在纸巾折成的花下，在柔和的薄纱之海中，他们划出一道黑色的行迹；他们的不苟言笑，呈现出一种俗气的性威胁，文森特咬着简的珍珠长项链。

掌声大多是送给他的，因为这就是他受宠的方式。虽然崇拜他的主要是女孩，简是这样想的，但他似乎在男孩中也很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他在那间众所周知的更衣室里给他们讲了下流笑话。他对他们了如指掌。

他摸着简的后背，扯掉那些珍珠，在她耳边低语：“没有月经带，没有固定别针，没有衬垫，没有擦伤。”这是一则卫生棉条的广告，但也是他们的主题。这是他们都想要的：摆脱妈妈的世界——充满预防措施的世界，负担和命运的世界，从对女性肉体的沉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想过一种没有“后果”的生活。直到最近，他们才设法做到这一点。

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完全融化了这位年轻水手身上的冰，至少是最外面的一层冰。他们一直往他身上泼温水，温柔而耐心；他们不想太快将他解冻。就好像是约翰·图灵顿睡着了，他们不想惊吓到他一样。

现在，他的双脚已经露出来了。是光着的，是白色而不是米黄色；看起来就像冬日在冰冷的地板上行走的人的脚。那是它们反射的光的特性：冬天清晨的阳光。没穿袜子的脚让简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本可以让他穿着袜子的。但可能是其他人需要袜子吧。他的两只大脚趾头用一根布条绑在了一起；电视上正在说话的人说，这是为了把遗体包整齐以便安葬，但简不相信。他的手臂也被绑在身上，脚踝也绑在了一起。不想让人四处走动时才会这样做。

对简来说，这段节目几乎可以说是过长了；也太让人怀旧了。她伸手去拿遥控器，但幸运的是，节目(这只是一个节目，只是另一个节目)切换成了两位历史专家分析他的服装。对约翰·图灵顿的衬衫有一个特写镜头：一件简朴、白蓝细条纹的高领棉质衬衫，缀饰着珍珠母纽扣；条纹是印上去的，而不是绣上的，绣品会更贵些。裤子是灰色的亚麻布。啊，简在想。大衣柜。她感觉好多了：这是她熟知的东西。她喜欢讨论衣服条纹和纽扣时的庄严感和崇高感。对现在的服装感兴趣那是轻浮，对过去的服装感兴趣那是考究；文森特欣赏这种观点。

高中毕业后，简和文森特都获得了大学奖学金，尽管文森特似乎并不勤奋，但成绩却更好。那年夏天，他们凡事都在一起做。他们在同一家“汉堡天堂”餐厅打暑期工，下班后一起看电影，尽管文森特从未为简买过票。他们偶尔还会穿上旧衣服，假装是一对行为古怪的情侣，但他们不再粗心大意，满脑子装着荒诞不经的新点子。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结束这副形象了。

在大学里的第一年，简不再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玩：她需要一份兼职工作来维持生计，兼职工作和学业以及文森特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她想，自己可能爱上了文森特。她以为他们应该做爱，以便找出答案。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完全没有。她对男人的不可靠一直心怀恐惧，对爱情吸引力心怀恐惧，对爱情的“后果”也心怀恐惧。然而，她认为自己可以相信文森特。

但事与愿违。他们牵手了，却没有拥抱；他们拥抱了，却没有相互爱抚；他们接吻了，却没拥吻。文森特喜欢看着她，但他太喜欢她了，以至于接吻时从不闭上眼睛。她会闭上眼，然后再睁开，眼前就出现了文森特，他的双眼在路灯下或月光下闪闪发光，探寻式地凝视着她，仿佛等着看她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女性特有的举动，因为他喜欢逗乐。与文森特做爱似乎完全不可能。

(后来，在她沉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泛滥成河的舆论潮流之后，她不再说“做爱”了；她说“性生活”。但这是一码事。你有了性生活，爱情就会由此产生，无论你喜欢与否。你在床上或更可能是在床垫上醒来，有只胳膊搂着你，然后你发现自己想知道继续这样做下去会是什么感觉。在那时，简就会开始看手表。她不想被动陷入困境。她会自行离开，而她确实这样做了。)

简和文森特去了不同的城市。他们互写明信片。简做过很多事情。她在温哥华与别人合开了一家食品店，在蒙特利尔为一家小型剧院做财务工作，担任过一家小型出版社的总编辑，负责过一家舞蹈公司的宣传工作。她善于锱铢必较，天生擅长处理琐碎之事——她必须省吃俭用才能读完大学，这对她很有启发——如果你做这些事不指望多挣钱的话，这样的工作通常不难找。简看不出有什么束缚自己的理由，让自己对任何事或任何人做出任何形式的压抑灵魂的承诺。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束腰、预防措施和“后果”构成的陈旧的妇女世界已经被清除殆尽。世界开了很多窗，很多门：你可以往里看，然后可以走进去，然后你可以再走出来。

她和几个男人同居过，但在每一处同居的公寓里都放着她从未拆开包装的纸箱，因为这样搬出去也容易得多。当她年过三十，她决定以后某个时候生个孩子可能会好一些。她试图找出一种方法，既实现这个目标，又不必成为母亲。她妈妈已搬到了佛罗里达，给她写过一些漫无边际、抱怨不休的信，简并不常回信。

简搬回多伦多，发现这里比她离开时有趣十倍。文森特也已经回来了。他是从欧洲回来的，之前一直在那里学习电影拍摄；他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在和简相遇后，他们一起吃午饭，一切都没变：他们之间还是有那种同谋的气氛，还是有那种同样想做些羞于启齿之事的感觉。他们可能还是可以一直坐在简家的花园里，在波斯菊花旁，喝着禁酒，开着玩笑。

简发现自己正在融入文森特的圈子，或者那就是他们应属的轨道？文森特认识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些是艺术家，有些想成为艺术家，有些想知道谁是艺术家。有些人一开始就有钱，有些人赚钱；他们都在花钱。现如今，人们对钱的谈论越来越多了，或者说，在这些人中变多了。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如何管理钱，简发现自己可以帮他们打理钱。她在他们中间做起了小生意，帮他们打理钱财。她把他们的钱收起来，帮他们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告诉他们哪些钱可以花，就像发救济款一样发给他们零用钱。她会饶有兴趣地记下他们买的东西，为他们填写报账单：买了什么家具，什么衣服，什么物件。他们乐于敛财，迷恋钱财。这就像他们放学后喝的牛奶，吃的饼干。看着他们把玩自己的钱，简感觉到了责任，又心生纵容，还有点儿女主人的感觉。她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钱存起来，最终用这笔钱买了一栋联排别墅。

在这段时间内，她基本都和文森特在一起。他们尝试成为恋人，但没成功。文森特之所以配合这个计划，是因为简想要这样，但他难以捉摸，从不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对其他男人起作用的东西，对他不起作用：他将其归咎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假装嫉妒，要求取下罐子上卡住的盖子。与他做爱更像是一次音乐训练。他并不认真对待，反而指责她在此事上过于严肃了。她想他可能是同性恋，但不敢问他；她害怕感觉到自己与他无关，被排斥在他之外。他们花了几个月才恢复回正常的关系。

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们两个都是。他鬓角的头发日渐稀少，发际线后移，明亮而好奇的双眼陷得更深。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仍然像是在求爱，但实际上不是。他总是给她带来东西：带她吃一种新式的、奇特的食物，带她看一种新颖的奇特的东西，一段新八卦，他会像送给她花一样适时地将这些呈现给她。她以自己的方式欣赏他。她欣赏文森特就像练习瑜伽；就像欣赏一条凤尾鱼或一块石头。并非人人都欣赏他。

电视上在播放一张黑白版画，然后是另一张：19世纪的蚀刻版画。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他比简想象的更老些也更胖些；也在一百五十年前，在北极高地，在死寂的冬日，“恐怖号”和“幽冥号”被碎冰块瞬间封住。根本看不见太阳，也没有月亮；只有沙沙作响的北极光，就像电子音乐，还有硬邦邦的小星星。

在这样的一艘船上，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为了爱情都做了什么？隐秘而孤独的探索，迷茫凄凉的梦境，阅读小说以自我升华。那些变得孤独的人通常都是这样做的。

在底舱，包围在木船体吱吱作响的声音和长期封闭导致的人体的腐臭气味之间，约翰·图灵顿奄奄一息。他一定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你从他脸上就能看出来。他把头转向简，茶色的面孔透着迷茫责备。

谁握着他的手，谁给他读书，谁给他送水？谁爱他，如果有人爱他的话？是什么让他濒于死亡，他们告诉了他什么？肺病，高烧，原罪。所有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致死理由，都毫无意义，而且是错误的。但他们一定一直在安慰他。如果你快死了，你就想知道自己为何会死。

20世纪80年代，诸事开始急转直下。多伦多不再那么有趣了。人太多，穷人太多。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街上乞讨，街上则充斥着油烟和汽车。廉价的艺术家工作室都被拆除了，或被改造成矫揉造作的高档办公场所；艺术家们已经迁移到别处了。整条街道都被拆毁或推倒，空气中充满了风吹起的沙砾。

人们正在死去。他们都死得太早了。简的一位客户是一家古董店的老板，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死于骨癌。另一位客户是位女性，是娱乐业的律师，她在时装店试穿裙子时突发心脏病。她摔倒在地，人们叫了救护车，但她刚到医院就死了。另一位是戏剧制片人，死于艾滋病，还有一位摄影师也是这样；摄影师的情人自杀了，要么出于悲伤，要么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下一个死于艾滋病的人。一个朋友的朋友死于肺气肿，另一个死于病毒性肺炎，还有一个死于热带度假时得的肝炎，另一个则死于脊髓性脑膜炎。他们好像因为某种神秘的药剂而变得虚弱不已，那是一种无色气体，无味无形的东西，任何一种病菌都可以侵入他们的身体，要了他们的命。

简开始留意她过去只是匆匆浏览的新闻条目。酸雨致死的枫树林，牛肉中的激素，鱼中的汞，蔬菜中的杀虫剂，喷洒在水果上的毒药，天知道饮用水里有什么。她订购了瓶装矿泉水，几周后感觉好多了，然后在报纸上读到，这对她并没有多大好处，因为无论这种物质是什么，它已渗透于一切。你每一次呼吸，都会吸入一些。她想过搬出城市，然后读到有关有毒垃圾场、放射性垃圾的文章，这些垃圾场隐藏在乡村的各处，被掩盖在摇曳的树林凝聚成的那抹浓厚而诡谲的绿色之中。

文森特去世还不到一年。他没有被埋在永冻土层或冻在冰中。他被安葬在奈克罗珀利斯，这是多伦多唯一的公墓，也是总体氛围得到他认可的墓地。简和其他人在他的墓地上种了球茎花卉，大多是简种的。现在，约翰·图灵顿在一百五十年后刚刚解冻，可能看起来比文森特还要好。

在文森特四十三岁生日前一周，简去医院看他。他在医院接受检查。他很有趣。他面临着无法解释的未知，某种甚至还没被命名的变异病毒侵蚀着他。当这种病毒进入他的脊髓时，他就完了。正如他们所说，任何治疗都无济于事。他只是在苟延残喘。

他的房间是白色的，像在冬天。为了缓解疼痛，他躺在冰块里，一张白床单裹着他，他白皙、瘦削的双脚从床单底下露出来。苍白而冰冷。简看了他一眼，他就像条鲑鱼一样躺在冰上，她开始哭起来。

“噢，文森特，”她说，“如果你不在了我该怎么办？”这话听起来糟透了。听起来好像简和文森特在开玩笑，在拿过时的书、过时的电影和他们过时的母亲开玩笑。这听起来也很自私：她在这里担心着自己和自己的未来，而文森特则是那个病人。但这就是事实。总的来说，没有文森特，要做的事情就会少很多。

文森特抬头望着她；他的眼袋就像海绵。“放轻松点儿。”他说，声音不是很大，因为他现在无法大声说话。这时她已坐下，身体前倾；她握着他的一只手，一只瘦得像鸟爪子的手。“谁说我要死了？”他想了一会儿，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你说得对，”他说，“他们抓住我了。他们是来自外太空的豆荚人。他们说：‘我只想要你的豆荚。’”

简哭得更厉害了。情况变得更糟，是因为他还想开玩笑。“但病因是什么？”她说，“他们发现了吗？”

文森特露出了自己惯有的、轻松活泼的微笑，他的微笑是超然的、有趣的。他的牙齿洁白，一如既往地青春年少。“谁知道？”他说，“病因一定是我吃掉的东西。”

简坐在那里，泪流满面。她感到凄凉无助：自己被抛弃了，束手无策。他们的妈妈终于赶上了他们，并证明了她们是对的。毕竟有了“后果”；但却甚至是你都不知道自己做过的事情的后果。

科学家们又回到了屏幕里。他们都兴高采烈，热切的嘴巴一直在抽搐，你几乎可以说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知道了约翰·图灵顿的死因；他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富兰克林探险队会犯下如此可怕的错误。他们切取了约翰·图灵顿的身体组织切片、一片指甲和一绺头发，他们用仪器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答案。

镜头对准了一个旧的锡罐头，镜头拉远，显示出罐子上有一条焊接缝，看起来就像个炸弹外壳。一根手指指着那条缝说：探险队员的死亡原因就是这种锡罐头，这是当时的一项新发明、新技术，是抵御饥饿和坏血病的终极手段。富兰克林探险队配备了充足的锡罐头，里面塞满了肉和汤，并用铅焊封起来了。整个探险队都铅中毒了。没人知道这一点，也没人尝出来。铅毒侵入了他们的骨头、他们的肺、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变得虚弱，思维变得混乱，因此，最后那些没死在船上的人才开始了愚蠢的跋涉，穿过乱石嶙峋、冰冷刺骨的地面，拉着一艘救生艇，上面装满了牙刷、肥皂、手帕和拖鞋——一堆无用的垃圾。十年后，当人们发现他们时，他们都已是穿着破烂外套的骷髅，躺在他们瘫倒的地方。他们一直朝着探险船停泊的地方走。正是他们吃的东西杀死了他们。

简关掉了电视，走进厨房。全白的厨房是前年装修的，过时的70年代仿砧板台面的厨台被拆掉运走了，她准备给自己热一杯牛奶和朗姆酒。随后她推翻了自己的决定；反正她是睡不着了。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无主。她的适合做单人餐的烤箱，她用来加热蔬菜的微波炉，她的浓缩咖啡机——它们都待在那里，等着她离开，就在今晚或永远，为了呈现出它们最终的、真实的无目的之物的外观，在物质世界随波逐流。它们也可能是围绕月球运行的宇宙飞船爆炸后的碎片。

她想起了文森特的公寓，它布置得那么精致，摆满了他曾经喜爱的美丽的或刻意丑化的东西。她想到了他的衣橱，里面装着稀奇古怪的衣服，现在没有文森特的胳膊和腿穿这些衣服了。现在它们被拆散了，卖掉了，送人了。

她家旁边的人行道上，塑料饮水杯、皱巴巴的易拉罐和用过的外卖盘子堆得越来越多，乱糟糟的。她将它们捡起来清理干净，但一夜之间它们又出现了，就像军队行军途中或遭受炸弹袭击的城市中的居民逃离时留下的痕迹，沿途丢弃的都是曾经被人们认为必不可少但现在太重而带不走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