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五岁的时候，苏珊娜在一只奶酪箱上跳了一次踢踏舞。奶酪箱是圆柱形的，木制的，用白色绉纱纸和交叉的红丝带装饰着，看起来就像一只鼓。另外还有两个女孩子在奶酪箱上跳舞，但她们的装饰物是蓝色的。苏珊娜跳舞的箱子是唯一一只红色的。她在中间，她也是年龄最小、身高最矮的。她得被人举起来。在她们后面，在后排，还有三排女孩子，她们跳得不够好，不能上奶酪箱上跳。

这是一场朗诵会上的舞蹈表演。苏珊娜穿白袜子、白鞋子，系着一条红发带，穿着一条白色水手裙，裙子的方领口上缝缀着红色的花边，那是妈妈辛辛苦苦缝上的。她妈妈总能为特殊的场合改制出特殊的衣服，让自己摆脱日常毫无生气的生活。在朗诵会开始前，苏珊娜在后台过于兴奋，不得不去了三趟洗手间；但一旦她走上舞台，站在灯光下，她就好了，没踏错任何一个节拍。

伴奏的曲子是《起锚远航》。那一年，女孩们的一切都是军事化的，因为当时仍在战争期间。杂志上的女性都穿着白色海军蓝短裤和水手上衣，下摆系起来，露出肚皮，她们头上都翘戴着水手帽，斜着眼，表情刻薄、无礼，或惊讶地噘着嘴。这些女人和这些衣服被说成像纽扣一样可爱，人们也是这样说苏珊娜的。苏珊娜并不明白纽扣有什么可爱之处。她只觉得扣纽扣很难。但她也是知道别人是在夸自己的。

说这些话的是那些舅妈。她们是和自己的丈夫——苏珊娜的舅舅们一起来的，都坐在前排，她们用僵硬的手臂和扑满粉的脸虚情假意地拥抱和亲吻苏珊娜。舅舅们很少说话，也没拥抱或亲吻苏珊娜。但苏珊娜设法摆脱舅妈们，跑到两位舅舅身边，被舅舅架着，像只猴子荡来荡去，骄傲地离开了观众席。舅舅们才重要。

苏珊娜的妈妈当然也来了。她的爸爸没有来，因为他在战争中失踪了。没人说他被杀了，所以苏珊娜以为他正在某个地方徘徊着——在她的想象中有一块空地，就像她所住街道尽头的那块空地，大人不允许她到那里玩——爸爸正想方设法找寻回家的路。

为了让舅舅们开心，苏珊娜在周日下午又跳了一遍踢踏舞。时值夏天，午饭后他们会坐在前廊里。那时，人们仍会坐在房子的前廊下、摇椅或门廊的秋千上。苏珊娜家的前廊里就有摇椅和秋千，舅舅们会坐在摇椅上。他们会坐在阳光下，像熊一样眨着眼睛，人人一杯啤酒。他们只喝一两杯，从来不喝烈酒；尽管如此，舅妈们仍认为他们不应该在别人能看见的门廊上喝。舅舅们并不理会。他们眨了眨眼，继续喝自己的酒。

苏珊娜有三个舅舅，都是金发，开始秃顶了，红脸膛。他们都是大块头，你不能说男人“胖”。他们也都很强壮；当他们来帮苏珊娜的妈妈修剪草坪时——他们轮流做——他们只用一只手推着割草机。他们会伸直一只手臂，这样苏珊娜就能坐在上面，稳稳地靠在他们粗大的红脖子上。他们并不富裕，但他们让人感觉舒服。她妈妈就是这样说的，苏珊娜认为说得对：他们就像安乐椅一样。其中一个经营一家五金店，另一个是银行经理，第三个做保险生意。这也是舅妈们担心他们喝啤酒的原因。

他们很少在门廊下谈话，所以苏珊娜在那里有很多活动空间。她穿着荷叶边的黄色棉质太阳裙，哼着曲子，脚在地上踏上踏下，跳上跳下，用脚跟和脚尖着地跳舞，向舅舅们行礼。舅舅们则会笑着拍手，然后她就会坐在其中一个舅舅粗壮的大腿上，闻着他们的啤酒味、肥皂味、剃须液味，翻他们的口袋，寻找可能藏在里面的口香糖，或者哄他们变戏法。他们人人都有绝活儿。一个会吐烟圈，另一个会把手帕变成一只老鼠跳到手臂上，第三个会用一种可笑的女人声音唱“哦，苏珊娜”，声音嘶哑而悲伤，还边唱边做着悲伤的鬼脸。大约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改变表情。

“哦，苏珊娜，不要为我哭泣……”他会假装哭起来，苏珊娜则会假装安慰他。这个下午，以及所有这些下午，都为快乐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在后来的岁月里，苏珊娜发现很难再有这样的快乐了。

偶尔，苏珊娜的妈妈会出现在门廊里。“苏珊娜，不要卖弄了。”她会说。或者：“苏珊娜，别缠着舅舅们了。”然后就会有一个舅舅说：“她不烦人，梅。”在大多数情况下，苏珊娜的妈妈会待在厨房里，和舅妈们一起洗碗，在苏珊娜看来，厨房才是属于她们的地方。

周日晚餐吃的食物大部分是舅妈们带来的。她们会带来烤肉、柠檬蛋白酥皮派、饼干和她们自己的泡菜罐子。她妈妈可能会煮一些土豆，或者做一份果冻沙拉。大家并不指望她做多少，因为她是一个战争寡妇；她仍然在克服失去丈夫的痛苦，她还要独自抚养一个孩子。从外表看，这对她似乎没多大影响。她天性开朗，处事平稳，行动迟缓。舅舅们凑钱给她买了房子，因为她是他们的小妹妹，他们都是一起在农场长大的，关系亲密。

舅妈们很难原谅这一点。在餐桌上她们会谈到这个话题，会躲躲闪闪地暗示说，你得如何精打细算才能攒够两套房子的抵押贷款。舅舅们会看着妻子，带着责备的神情阻止她们说下去，并把盘子递给苏珊娜的妈妈，再加一份土豆泥。你不能让自己的血肉至亲流落街头，忍饥挨饿。苏珊娜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听到一个舅舅在踉踉跄跄地走过门前的小路，往汽车走去时就是这么说的。

“你不必买这么大的房子，”舅妈说，“几乎和我们的房子一样大了。”她匆匆跟上去，高跟鞋敲击着水泥地。所有舅妈都是短腿的小个子，动作轻快。

苏珊娜当时正坐在门廊下巨大的白色柳条摇椅上摇摆着。她停止摇晃，蜷缩起身体，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她的头了，她听到了下面的对话。

“算了吧，阿黛尔，”舅舅说，“你不会想让她们住在小屋里吧。”

“她可以找份工作啊。”这是一种侮辱，舅妈知道这一点。这就表明舅舅其实负担不起。

“那谁来照顾苏珊娜？”舅舅说着，停下脚步，找车钥匙，“肯定不会是你。”

舅舅的声音里透出一丝苦涩，苏珊娜以前没听到过。她为舅舅感到难过。而对舅妈，她一点也不可怜。

舅舅们都有孩子，但都是男孩，而且都比苏珊娜大。他们成群结队地乱跑。他们总是被告知要坐姿挺直，把手指从耳朵中拿出来。他们被告知指甲很脏。他们被禁止顶嘴。他们被告知“不要自作聪明”。他们在一块空地上用石头和弹弓把怒气发泄到附近的猫身上。当吃完周日晚餐，他们就不理会苏珊娜了，还会一起轻蔑地盯着桌子对面的她。苏珊娜躲着他们，待在门廊地上舅舅们投下的保护她的阴影范围内。舅舅们会照顾她；她知道他们珍爱自己。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她并不重要。她坐直与否不重要。她可以把手指伸进耳朵里，她可以自作聪明。她可以做任何她喜欢的事情，而且仍像纽扣一样可爱。

等她到了上学的年龄时，那些比较多愁善感的老师会想方设法地照顾她，因为她没有爸爸。“但我有三个舅舅。”她会说，他们会摇头叹息。但三个总比一个好。

从某个方面讲，她确实有一个爸爸。他出现在两张照片中：一张是他的单人照，放在壁炉上方的装饰架上，你一转动开关，壁炉上带玻璃罩的煤气灯就会亮起来；一张在她妈妈的梳妆台上，是他们两人的合照。两张照片上的爸爸都穿着制服。在壁炉装饰架上的照片里，他面色凝重，毫无表情，瘦削面孔上的黑色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这种表情让苏珊娜感到不安。这种表情有时就像一种渴望，有时则像一种决心，或代表恐惧，或代表愤怒。

十岁那年夏天，苏珊娜决定每天在这张照片前放一朵花。她放的总是金盏花，因为那是苏珊娜妈妈唯一用心种的花。那些花沿着房前人行道两侧整齐地排成一排，没有杂草。苏珊娜放了将近一个月的花。她妈妈认为这是因为她爱她的爸爸，至少这是苏珊娜无意中在厨房里听到妈妈告诉舅妈们的话。但事实并非如此，她怎么会爱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献花恰是因为她不爱他，但又怕他会发现这一点。她不想让他读出她的心思，因为众所周知，上帝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死人在同一个地方就做不到这点呢？每到此时，他照片上的表情都似乎充满一种纯粹而强烈的怨恨。他恨他死了，而苏珊娜还活着。

有时她沉溺于古老的幻想之中，认为他只是迷路了，他还会回来。但如果他真回来了又会怎么样？就此她做过几次噩梦，梦里的回归是这样的：一个长长的影子从她的卧室门进来，还有一双恶毒的眼睛。他可能不喜欢她。

在梳妆台上的照片里，他看上去很不一样，至少更帅一些。他正低头看着地面，笑得有些尴尬。她的妈妈有一张苹果脸，那时才只有十八岁。太年轻了，正如她一直不厌其烦地在说的那样，她挽着他的胳膊，凝视着镜头，带着一种苏珊娜平时从未见过的深情、沉思的假笑。这张照片令人失望，因为这是一张结婚照，而苏珊娜的妈妈只戴了一顶普通的帽子，穿着普通的裙子，而不是一件白色的长裙。苏珊娜的妈妈解释说，都是因为战争。那时人们结婚都匆匆忙忙的，他们没有时间好好打扮。

苏珊娜则把这归结为懒惰：实际上是因为她妈妈懒得收拾自己。她在做家务时也偷工减料。苏珊娜曾看到舅妈们对餐桌下面的厨房地板啧啧指责，或者从抽屉里拿出一堆塞成一团的茶巾，并重新整齐地叠好，或者在经过门前小路时收掉枯烂的金盏花上的种子。在某些方面，舅妈们将苏珊娜的房子视为自己的房子。她们针对性地把花式围裙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苏珊娜的妈妈，但没什么效果。围裙也被塞进了抽屉，苏珊娜的妈妈会在浴缸里泡上几个小时，或者穿着拖鞋躺在她乱糟糟的床上阅读女性杂志，如果不出门，她就会在梳妆台镜子前修剪指甲，脏衣服堆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一小堆一小堆的，散发出臭味。甚至连缝纫衣服她也常常半途而废；剪开的衣服图样钉成一捆一捆的，塞在杂志架后面；长沙发椅上散落着杂乱的线头，人起身时就会沾到身上。

从好的一面说，她不指望苏珊娜帮多大忙。苏珊娜年满十二岁，开始在学校学习家政时，她有时会以自卫的姿态打扫打扫卫生，或是对着妈妈抱怨几句。但这也没什么效果。

苏珊娜自己并不懒惰，虽然她也不曾在茶巾上花太多力气。那是舅妈们的工作。她又瘦又结实，更像爸爸家的人，她的精力与之相称。九年级时，她练跳高，然后是排球。她还加入了戏剧社团，社团会演一些台词通俗易懂的独幕剧，还有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轻歌剧，有时还会演出《俄克拉荷马!》和《蓬岛仙舞》。舅舅们会来观剧，坐在前排，微笑着鼓掌。他们现在更老了，肤色也更红了，几乎全秃了。他们仍会来修剪草坪，尽管她们已经有了一台电动割草机。苏珊娜把头偏向一边，肆无忌惮地对着他们笑，又唱又跳的；虽然她知道唱歌跳舞已经不足以取悦他们了。

某个星期天，开五金店的那位舅舅，把她带到一边，告诉她，她肩膀上有一个脑袋，应该学会用它。另一个银行家舅舅对她说，学会复式记账在任何工作中都不会有坏处，并教给她如何做。第三个舅舅说，她不应该过早结婚，这样会毁掉自己，知道如何谋生的女人永远不必依赖别人。苏珊娜知道他们指的是她的妈妈。她认真听了。

在高中的最后几年里，苏珊娜学习刻苦，表现出色——“表现出色”是舅舅们说的——并获得了一笔小额奖学金。剩下的学费由舅舅们支付。他们自己的儿子们都没有如他们所愿，儿子们中的一个成了芭蕾舞演员。

不久，苏珊娜大学毕业了，她身穿黑礼服，舅舅们鼓着掌，而旁边的舅妈们紧绷着脸，挤出一丝微笑，因为她们知道这花了多少钱。舅舅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世。他们一直是大肚汉，喜欢烤牛肉和炸鸡，生奶油和厚厚的馅儿饼。他们不曾变瘦，只是变得更虚弱了。他们都是突发心脏病而死，有一段时间，苏珊娜觉得整个世界都没了声音。

﹡ ﹡ ﹡

每个舅舅都给苏珊娜的妈妈留了一些钱，也给苏珊娜留了一些。钱不是很多，但对舅妈们而言已经太多了，她们觉得在苏珊娜身上花的钱够多了。不久之后，当她妈妈再嫁——嫁给了她通过舅舅们认识的一个鳏夫，他曾经从事屋顶铺盖行业，现在退休了——并且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住时，她们变得更加愤怒。她妈妈最大的罪行是把房子卖掉并独吞了房款。她们觉得房款应归她们所有，因为买房子的钱是舅舅们出的。鳏夫家境不错，这让事情变得更糟。她们认为他的财富是对她们的人身侮辱。

这对苏珊娜来说是一种解脱：她不再需要假装喜欢她们了。她在多伦多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份在一家大型日报社负责编辑讣告、出生证明以及婚礼记录的小工作，业余打杂做点研究。她在原地踏步。舅舅们留给她的钱都安全地存放在银行。她本可以用那些钱继续读研究生，或谋一份职业；她的成绩足够好。不过，虽然她擅长的事情很多，但没有什么是她特别想做的。

男人对她来说也都一样。这些年来，她交过一些男朋友，至今甚至有好几个情人，但他们都是她的同龄人，她难以认真对待他们。一旦谈话变得过于私人化，当他们想知道她对他们的真实感受时，她就给他们讲笑话；她取笑他们，问他们一些无礼的问题，深挖他们的隐私。她有本事展现出浓烈的兴趣，虽然她其实并无兴趣，而只有一种好奇心。她认为调调情无伤大雅，男人总是纵容着她。还出现过一些很糟糕的场面：愤怒的男孩们在聚会时把她逼到厨房的墙角，或堆放大衣的房间里，指责她诱导他们。曾有几次，她从停着的汽车中险里逃生。她在被人求婚时竟然大笑起来——她并不想让人讨厌，但求婚这个想法让她觉得好笑。有一个男人向她扔过一只盘子，但他当时喝醉了。那是在另一个聚会上，那时男人们聚会时都是这个样子。

遇到这些情况，苏珊娜的反应是从不生气，只是感到惊讶。她惊讶的是自己不知为何没能取悦他们。

报社里有一个她真正崇拜的男人。他的名字叫珀西·马罗。大部分文化类报道都是他写的。在那时候，多伦多并没有多少文化事件。但如果有某个剧团到镇上演出，或一个来自英国的舞蹈团，一个来访的弦乐四重奏组合，负责评论的总是珀西。众所周知，珀西常去纽约出差，尽管报社并不为他报销路费。这赋予了他国际化视野：他喜欢贬低外省品位和当地人的粗俗。他也写爵士乐和电影评论，有时还写书评。他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报社里没有其他人想做这些事。

“珀西做的都是些娘娘腔的事。”新闻编辑室里的人就是这样向苏珊娜解释的，而她必须经过新闻编辑室才能走到自己窄小的办公桌，那里堆满了新婚者和新故者的资料。新闻编辑室的人以对人粗暴无礼而自豪。珀西·马罗背后被人称为“菜珀西”，是西葫芦的缩写。这很残酷，因为这个叫法准确描述了他的体形。苏珊娜只远远地看见过他，这也是她唯一能看到他的有利位置，他看起来真像一颗矮胖的蛋，或者像韦瑟比先生，就是阿奇漫画书中那个秃头、长得像鸡蛋似的高中校长。在他负责的每周专栏“城镇纪事”上方，有他的头部照片，看起来就像一只去皮土豆上粘上了微缩版的五官，戴着老式半框眼镜，头顶有一撮绒毛。

“别那么刻薄，”苏珊娜第一次听到他的绰号时这样说，“他不胖，他只是块头大。”

“苏茜力挺西葫芦，”体育版编辑马蒂说，“西葫芦是一只忙碌的蜜蜂。他能照顾好自己。”

“西葫芦是个自负的讨厌鬼。”比尔说，“所有那些臭名远扬的艺术家都是。”他是伦敦佬，移居至此，做过诸如谋杀之类的硬新闻。他是报纸的宠儿，左翼派，因为他是外国人，总能被原谅。

“艺术狂。”卡姆说，他报道政治新闻，是所有编辑中最愤世嫉俗的人。

苏珊娜过去通常只是与他们开开玩笑，但现在，她发现自己很生气。她认为他们是出于嫉妒，因为珀西·马罗比他们更见多识广，知道更多有趣的事情。但她知道最好不要这么说出来。她经过他们，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穿过烟雾缭绕、嘈杂不休、噼啪作响的空气，身后还传来他们习惯性的嗡嗡乱叫声和咂舌声。

苏珊娜从讣告中没看到自己的远大前程。她开始跟踪珀西·马罗。她记下他的出入时间，并最终设法在饮水机前向他介绍了自己。他让她印象深刻，但她并没有知难而退。她告诉他，自己非常欣赏他的工作，她以他为榜样。她提议他们一起吃午饭：也许他可以给她一些指点？她准备好被拒绝了——毕竟，她是谁啊？——但稍过片刻，短暂的几秒内他的圆脸上浮现出恐怖的表情，他接受了。他胆怯，几乎是害羞。苏珊娜得出的印象是：他不习惯被人赞美。

他们走到街上，他走路慢条斯理，步步当心，脚趾外伸，就像一只企鹅。他们去了一家可能新闻编辑部里没人会去的餐厅。苏珊娜以为他可能会点一杯异国情调的葡萄酒——她指望他对此略知一二——但他没有。他解释说他在工作期间从不饮酒，他要了两杯水。苏珊娜很高兴，这是对新闻编辑部价值观的反叛。那里的男人吃完午饭进来时，身上都散发出一股酒味，就像从酿酒厂出来的，或者他们的办公桌里就藏着袖珍烧酒瓶。

苏珊娜直截了当。她想要的就是一个机会，一脚踏进职业大门的机会。报社里的其他人都不可能给她这个机会。她知道自己的价值要远超处理出生证明和讣告材料。如果她无法胜任，珀西可以直接甩了她，她不会感到难过。

珀西·马罗从自己的半月形眼镜上方打量着她。他在思考。他摘下眼镜，在领带上擦了擦。他双手很小，像许多大块头男人一样，他的手和脚都很瘦小。近距离看，他比报纸上的照片看起来要年轻得多。根本不到五十岁，可能比她大不了十岁，或者可能只大五岁。很难说，因为他的体形。

也许她可以尝试做做艺术评论，他最后说。这是他本人不太关心的事情。这样她就等于帮了他一个忙。她可以在晚上做，保证日常工作照常进行，这样她不会冒太大的风险。

“但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苏珊娜说，她有点沮丧。她一直想做个专栏一类的东西，上面可以放她的照片。

“你不需要，”珀西说，“我会给你一些范文。”他停下来，检查自己的青豆。“煮过头了，”他说，他是个挑剔的食客，“请谨记，这里只不过是个小镇。所有的艺术家都互相认识，互相厌恶。你会发现让自己被人讨厌是多么轻而易举。”

“因为写了不好的评论？”苏珊娜问。

“不。是因为写了好的评论。”珀西第一次对她露出了微笑。笑得乖乖的，与他的害羞格格不入。其中隐含着一丝恶意，仿佛知道她正在迎难而上，他在享受这个念头。

但那只是一闪念，她很快就确信自己错了。下一秒，他脸上就恢复了一贯的平静；她想，他就像一尊佛陀，或者一头没有獠牙和胡须的温和的海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珀西收她为徒。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小镇，她和他在一起时感到十分自在。他帮忙修改了她第一次艺术评论中的格式和语言风格，他提出了建议，并在他认为她做得很好时夸奖她。苏珊娜认为，她的评论是骗人的，但考虑到其他艺术评论都差不多，也没人能分辨出来。她学会了使用很多形容词，它们成双成对出现，有褒有贬。同一幅画可以是充满活力的也可以是混乱不堪的，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浸润着古典价值的，这都取决于她心血来潮时的想法。她收到了平生第一封恶意信件，并在吃午饭时给珀西读了。

他们一起吃午餐的事被编辑部的人注意到了。“那么说，你与老西葫芦正热乎着？”比尔说。

“别傻了，”苏珊娜说，她的防御性超乎常态，“他都结婚了。”这是真的。她遇到过珀西的妻子，在电梯里撞到的，当时他们两个正在一起。珀西磕磕巴巴地做了介绍。他的妻子身材矮小，目光锐利，她向苏珊娜明确表示，她丝毫不在乎她。

“结婚了!哦，天哪!那么说他还真找到人同榻而眠了？真令人震惊!”

“如果我有那样的老婆，我也会变成西葫芦的。我们叫她人瘤。”

“西葫芦是瘤管严。”

“如果我也胖了两百磅，你会与我亲热吗，亲爱的？”

“小苏茜正在睡着爬梯子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你的那些附庸风雅的艺术评论。署名和整篇文章都非常好。”

“听听这个：‘抒情、整齐的线条，空间物体的位置恰到好处。’”

“这些话从哪里来的，腰带广告？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个不错的屁股。”

“她搞定老西葫芦了。”

“如果他有啥搞头的话。”

“如果他还剩下可搞的东西的话。”

“滚开。”苏珊娜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回敬过去。新闻编辑部发出一阵嘘声。

当然，他们都错了。没有发生那样的事。诚然，苏珊娜想要保护珀西，但他就像家人一样。此刻她正钟情于一个新的男人，一个广告代理人，爱看赛马会，爱好跑车。她对他的感情在她看来是性欲，在内心深处，她认为他轻如鸿毛。珀西仍然是她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同时也很善良。她就是这样向自己的朋友们介绍他的，她现在有很多朋友。他开始建议她如何穿衣打扮。和对大多数其他主题一样，他对这个主题也有自己的看法；现在他已经习惯了她，她听到的建议也更多了。她期待着两人的约会，她从来都不知道他为她准备了什么建议或八卦，什么暗示或宝藏。他总是有节制地分发这些信息，一次一个，就像分糖果一样。

一个专栏出现了空缺。是妇女专页，但至少是一个专栏。无论如何，当时的女性问题多少引人关注，这个领域正在升温。“妇女”的主题下，不再只有食谱、衣服和保持腋下干爽的建议。妇女开始成为让人大惊小怪的话题。

专栏分给了苏珊娜，苏珊娜接受了。“是你促成的吗？”她问珀西。但他擦着眼镜，只是笑，高深莫测。

苏珊娜把舅舅们留给自己的一部分钱投资在了漂亮衣服上，还有一部分花在了不公开的电话号码上。现在，她的照片也出现在了报纸上，就在她的专栏上方。她开始收到骚扰电话，电话打通后不说话，只喘粗气。她错就错在把这事告诉了比尔，整整一个星期，整个新闻编辑室的人都轮流用办公室电话打给她，对着话筒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简直烦死他们了。

她的专栏清新而轻松。这些都是珀西评价用的形容词。不装腔作势且诙谐睿智，但有冲击力。他认为她把问题处理得妥当，但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提问方式。不狂热。他向她表示祝贺，几个月后，他提到有一家更大的广播电台有空缺。节目名为“深度报道”。他们想要一个可以就当前话题进行采访的人；他们在找一个女主持人。这可能正好适合她。

“我以前从未做过类似的事。”苏珊娜说，她等待珀西的鼓励。

“那没关系，”珀西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即兴发挥、说话热情友好的人。你做得到的，不是吗？因为确实如此。”他摘下眼镜擦拭，然后抬起了头；他的眼睛看起来毫无保护了。眼睛上有种水蒙蒙的东西，还有一种哀求的神情，这让她感到震惊。

她笑了。“我什么都会编，”她说，“那我就试试看。”

她得到了这份工作。报社在新闻编辑室里为她举办了告别晚会。时值六月；他们用纸杯盛满了杜松子酒和汤力水。

“为苏茜干杯，她向来稳操胜券!”

“或者敬我，我的运气更差!”

“嘿，金银花，你的胖西葫芦呢？”

“他来不了。”

“他老婆不让他来。明白吗？哈哈。”

“闭嘴，你这个满嘴喷粪的蠢货。苏茜现在是上流社会人士了。”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苏茜的恋恋不舍。苏珊娜被感动了。

派对结束，苏珊娜正往门口走，比尔赶过来拦住她。“老西葫芦就这样让你离开了报社，嗯？”

“你什么意思？”苏珊娜说，“这是一份很棒的工作!”

“你搞错了，”比尔说，“你做得太好了。你限制了他的风格。”

“这话心胸狭隘。”苏珊娜说。

“也许我是个愚钝的老报人，”比尔说，“但你要当心。你越来越强大了。”

“对我的裤子而言？”苏珊娜轻描淡写地说。

“不，”比尔说，“是当心他对你的裤子打起主意。”他吻了一下她的脸颊。“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他说。

在电台节目中，苏珊娜顺风得水。人人都这么说。有人说她傲慢，有人说她镇静自若，但人人都认同她的最大资本是不畏权力。她不怕向任何人问任何事，即使是皇室成员，他们有时也接受采访。采访总会以一种友好、轻松的方式开始，而受访的政要、政治家、科学家、专家或电影明星都会慢慢放松下来，随后苏珊娜就会发动攻击——先迂回出击，问一些诸如谁为他们洗衣服，他们是否认为强奸犯应该被阉割的问题——然后就会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在学会调整她咄咄逼人、单刀直入式的说话方式前，苏珊娜有几次几乎造成灾难性后果，其中一次受访者直接退场了。

她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听众。人们听她的节目，是因为她问的问题都是他们永远没有勇气或不能坦然提出的。她的问题还有出其不意的价值：任何东西都可能从她嘴里说出来。有些人觉得她太八卦，甚至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但不管如何他们还是听了。她的节目越成功，真正重要的人就越想参与。受访者排起了长队。

珀西·马罗为她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题为“哦，苏珊娜”。他说她的行为堪称民主。

自然而然地，她现在很少见到他了。他们在一起吃午饭的次数也不多，尽管她仍然通过电话与他保持联系。他为节目提供了些有用的线索。“你好，有什么八卦吗？”她会说。他总能为她提供一些小道消息。

她会边听边记，但她喜欢的其实只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安心，让她觉得自己有价值。从他的声音里，她能感觉到她去世的舅舅们看不见的合唱，他们在暗中注视着她，替她做主，赞赏她所做的一切。

﹡ ﹡ ﹡

十年后，当人们已经称她相当于一个国家机构时，苏珊娜转向了电视。她更喜欢电视。

广播节目一直轻松随意。技术人员隔着玻璃对她做鬼脸，或者在她的咖啡里放上塑料狗屎玩具：他们喜欢在她直播时捣乱。在电视上就没有这些，也不能穿旧运动衫。上电视要化妆，要打扮，不能搞笑。她面容姣好。幸运的是，她不是太漂亮，太漂亮会让人望而却步。相反，她看起来很健康，充满活力，值得信赖。

这个电视节目是早晨黄金时段的综合报道，名为“勇敢向前”。她发现，刺眼的灯光和紧张的气氛让她兴奋，尽管每次拍摄前她都会紧张地踱来踱去，但一旦倒计时开始，她就掌控了一切。她试图保持主持广播节目时随意的语气，总的来说，她成功了。当然，每个主题发挥的空间更小了，人们更愿花更多的时间听而不是看。她的朋友说，每次就在她要提出致命问题前，她的鼻子都会抽搐一下。她看了录像带：他们说得对。但她没法改变，而且似乎也无所谓。

与此同时，她终于结婚了。她邀请妈妈参加婚礼，但得到的答复模棱两可。不久之后，她的妈妈便离开了人世。苏珊娜认为妈妈不是死了，而是渐渐消失了，就像衣服上洗过的图案。无论如何，她一生中一直都在发生着这种事，这次只是又一次的延续而已。

苏珊娜的丈夫是一位公司总裁，名叫埃米特，一个不太相称的名字。苏珊娜不清楚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的，似乎主要是收购其他公司。他比她大十五岁，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所以她没有再生孩子的压力。在孩子们眼里，她是个好继母；埃米特说她在孩子面前就像个姐姐。她艺术界的朋友觉得埃米特很难相处，实际上他就是件无聊的旧毛绒衬衫。他们都想知道，她本有别的选择，为什么还是嫁给了埃米特。但这对苏珊娜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埃米特很坚强，也可靠；他总在她左右，他知道她不知道的事情，他仰慕她。

苏珊娜和埃米特在罗斯代尔买了一栋大房子，苏珊娜完成了房子的装修；墙壁粉刷的颜色与埃米特收藏的众多印象派画作相得益彰。在一些日子里，苏珊娜和埃米特在露台上喝咖啡，俯瞰着美丽的花园。苏珊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在一所那样的房子里长大的：白色木架搭成的长方形盒子，门廊里的秋千，枯朽的金盏花，地板上妈妈成堆的内衣散发出的味道。两栋房子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几乎就像一段失去的记忆。白色木架房子在鸿沟的另一边，正在消失；就像海市蜃楼，就像她的妈妈。然而，舅舅们仍然生动而清晰。

苏珊娜和埃米特也举办晚宴，宴会上埃米特几乎不说话。他们邀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埃米特喜欢向他商业界的朋友展示具有艺术色彩的明亮灯光，而苏珊娜喜欢了解人们对她节目的总体评价。

起初，珀西·马罗和他的妻子被邀请参加其中一些较大型的聚会，但这并不是一件美差。他妻子表现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虽然苏珊娜挽着他的胳膊，把他当成名人一样，引导他四处参观，珀西还是一副愠怒的神情。

“我想念我们共进午餐的时光。”她对他说。但他低下头，没有回答。当她从他身边走开，去迎接另一位客人时，她发现他正侧头看着她：是那种好奇的、捉摸不定的眼神；或者可能是害怕或者生气。深不可测。苏珊娜受到了伤害。他们曾彼此帮助，自由自在，现在是怎么了？

他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已经有段时间没见过他了，也没和他说过话，尽管她偶尔仍会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他开始重复自己了。年纪大了，她想。这一定会发生的。

“苏珊娜。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把你聘回报社，负责采访嘉宾的特稿。当然，我们会付高薪。”

苏珊娜不想再为报纸写任何东西了。她记得那是份苦差，但她认为应该出于礼貌表现出一些兴趣：“哦，珀西，你能想到我真是太好了。写哪方面的稿子呢？”

“嗯，我想可以与妇女运动相关。”

“哦，我不写可怕的妇女运动!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有价值，但这个题材不是写绝了吗？两年前我们已做过整整一个系列。”

“这次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他停顿了一下；她想象着他在擦眼镜，“这会是——既然妇女运动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难道不是到了该谈谈男人，谈谈男人受到妇女运动伤害的时候了吗？”

“珀西，”她小心地说，“你从哪里知道妇女运动已经实现了目标？”

又一次停顿。“嗯，周围有很多成功的女性。”

“比如说？”

“比如你。”

“哦，西葫芦——哦，珀西，我不能算成功的女人。”现在我已撕破脸了，她想，我竟称他西葫芦，“我做过跨国调查，也做过个人兴趣访谈。男女工资差别怎么解释？强奸统计数据怎么解释？那些靠领取救济生活的单身妈妈呢？她们是贫困线以下增长最快的群体!我不认为那是一个目标，你觉得呢？如果我写出那样的稿子，我宁愿被石头砸死!”她有点含糊其词，遮遮掩掩，生怕伤了他的感情。

“这不是我的主意，”他冷冷地说，“是有人要我问你。”她怀疑他在说谎。

她再次见到他已是多年以后了。是在他自己告别报社的聚会上。

比尔打电话给她。“老西葫芦要走了，”他说，“我们觉得你愿意来。”

“真的吗？他不该退休啊。他还不到退休年龄。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这样说吧，这是双方的共识。”比尔说，他现在是主管编辑。

“我觉得这很可悲。”苏珊娜说。

“别担心老西葫芦，”比尔说，“他挺爽快的。他已经有其他计划了。”

苏珊娜乘了辆出租车去参加聚会。埃米特不在城里，所以她一个人去了。她穿着皮大衣，因为是十二月；皮衣是黑色的貂皮做成的，埃米特送她的礼物。当她站在路边付车费时，有人朝大衣吐了一口唾沫。她记起了不能在公共场合穿这种衣服，只能在那种有车道的私人聚会时穿。

报社还在老地方，但楼里的一切都不同了。里面都是光滑的镶板。新闻编辑室已经完全翻新，不再混乱和喧闹，也没有了打字机的嘈杂声。现在全是电脑，发着绿光的显示屏，像鲨鱼一样安静。即使有人说荤段子，也只是窃窃私语。也没人抽烟了，或者不公开抽了。

比尔现在已头发灰白，他是报社里她唯一认识的人了。后来证明其他一些人她也认识，但岁月不饶人，他们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脸上的毛发或多了或少了，以至于她都认不出他们。

珀西本人兴高采烈。与年轻的他相比，年长的他还更好看一些。就好像他的体形曾是一件宽松的衣服，他不得不照着衣服的尺寸成长，而现在衣服合身了。他穿着背心，戴着怀表，眼镜架在鼻尖上，看起来就像本·富兰克林。苏珊娜对他产生了一种爱慕的冲动。

“啊，”他说，“大明星。”然后他拉着她的手到处炫耀。这一切结束后，苏珊娜才单独与他说话。

“你离开不后悔吗，”她说，“在经过了那么多年后？”

“丝毫不，”他说，“是时候了。我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要去做。”他露出一丝隐秘的微笑。

“你想做什么？”她轻声问他。她为他担心。他怎么赚钱呢？

“我在写回忆录，”他说，“我已经有出版商了。他们付了我一笔可观的预付款。”

“哦，”她半信半疑地说，“听起来很棒啊。”

“确实如此，”他说，“回忆录与我关系不太大，是写我遇到的人。在我那个时代有很多有趣的人，”他停顿了一下，“其中包括你。”

“有我？为什么？”

“别谦虚，”他说，“你是一位重要的女士。你很引人注目。”他又停了一下，“我想你会喜欢的。”他向她露出灿烂但警觉的微笑，就像一个口袋里藏着惊喜的胖男孩。

“你把我包括在内真是太好了。”她说。毫无疑问，这本书会像他写过的专栏文章《哦，苏珊娜》一样。会写她的神韵，她的神经。她捏住他的胳膊，吻了他的脸颊道别。

半年后，珀西的书出版了，是比尔打电话告诉她的。“书名叫‘恒星高地’，”他说，“写的都是他认识的无耻之徒，写女人的裤子是否有味道。你不会喜欢的。”

“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她不相信比尔。比尔一直不喜欢珀西。

“我得说，诽谤连篇，”比尔说，“不值一提。写你就写了二十页。真不知道那老家伙身上有这么多坏水。”

“哦，好吧，”她屏住呼吸，想一笑而过，“谁会读啊？”

“报纸已经选摘了一部分。”他说，“是关于你的那一部分。几乎全都见报了。”

“为什么是我？”她说。一定是比尔做的决定。

“明摆着啊，”他说，“你是书里最出名的人，至少对当地人来说是这样，他爆了你的料。”

“你真是个浑蛋!”

“成熟点吧，苏珊娜。你知道行规的。报社卖了副本，但我认为应该提醒你。”

“多谢了。”她说。她扔下电话，出去买了一份报纸。报上有一张她的大幅照片，一张珀西的小幅照片，一个黑色大标题：女强人秘闻。她把报纸带回办公室，关上门，告诉接线员她正在开会。

一切都在报上了——他们的第一次相遇，他们的友谊，几乎所有的谈话。珀西全都记得，但一切都被他歪曲了。她在冷水机旁是如何与他搭讪的，像个乡下来的野姑娘，实际上却流着野心勃勃的口水。他是如何一手发现了她，在她最初的摸爬滚打中自己是如何照顾她的，更绿的牧场是如何向她招手的，她怎么再也没有打电话给她的老报友，她是如何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的。一个小镇姑娘却有一颗铁石心肠。至于她那轻飘飘的友谊，她热情洋溢的、小狗般的魅力，她幼儿园老师一般健康的面孔，都是照片拍得好而已，都是用灯光和镜子精心装扮出来的。文中甚至还暗示——尽管他没有直接写出来——她嫁给埃米特是为了钱。

他对她背地里如何在新闻编辑室里维护他的事只字未提。对她如何支持他、信任他，也只字未提。那是最糟糕的：她信任他。他本应是老成、和蔼可亲、包容和欣赏她的。相反，他充满恶意。小肚鸡肠，满怀恶意。她无法理解这么多年自己怎么就看错他了。

她回到家，钻进浴缸，肥皂沫从她身上流下来，她哭了半个小时。然后她打电话给工作室：“我得取消明天的节目。找人替我一下吧，或另外怎么安排。我在发烧。”

“怎么回事？但愿不严重吧？”她已经可以听到人们在猜测了，都是没问出口的问题。

“谁在乎呢？”她说，“告诉他们说是白血病。”

然后，她给在报社里的比尔打电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她说，“我对他一直很好。”

“跟臭鼬讲你对它好有什么用，”比尔说，“我提醒过你，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来吧，振作起来，你以前有过负面压力的。”

“没那么糟，”她说，“且都不是来自朋友。”

“某个朋友，”比尔说，“面对现实吧，苏茜。他嫉妒你。”

“他为什么嫉妒？”苏珊娜说，“男人不应该嫉妒女人。”

“为什么不？”比尔说。

“因为他们是男人!”因为我个子最小，因为我年龄最小，她在想，因为他们都比我大。

“全宇宙的人都嫉妒你，小苏茜，”比尔声音疲惫，“你已经拥有了一切。连我都嫉妒你。只是我表达嫉妒的方式不同而已，比如我第一个告诉你西葫芦这本可鄙的小书。如果你摔断了腿或长了一个脓包可能会好一些。人们不把你当人，你知道的。”

“这不公平。”苏珊娜说。她又哭了起来。

“没关系，他已恶有恶报。我已经看到两次采访了。他一直想谈谈自己，但他们只想问他有关你的情况。这就像看着一只蚂蚁想从茶杯里钻出来一样。”

“关于我的什么？”

“你是否穿橡胶内衣。你的爪子在黑暗中是否发光。你是不是真的是个超级婊子。他哼哼唧唧的，说你有时很好。”

“哦，太好了。我将不得不与之为伴了。”

“苏茜，别太当回事，”比尔说，“这只是老西葫芦的事。没人在乎他说了什么，真的。你很好的，你知道。虽然后来有点势利，但还好。”

“谢谢你，比尔。”苏珊娜说。她感到一种异常的感激。

她穿着睡袍，拿着一盒面巾纸爬上床，想找电视上的犯罪节目看。她认为看看人们互相残杀的节目会对自己有帮助，但她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她关掉了电视。她在瑟瑟发抖。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被夺去了心智。丢脸，亚洲人是这样说的。他们都知道。她觉得她那张精心装扮、细心保养的脸好像被扯掉了。

埃米特回到家时，在昏暗的卧室里发现了她。她抱着他，哭了又哭。

“亲爱的，怎么了？”他说，“我从没见过你这样。”

“你觉得我是个好人吗？”她说，而他则抱着她，抚摩着她的头发。她不再相信自己能懂得埃米特对自己的感觉了。

过了一会儿，她不哭了，擤了擤鼻涕。她叫他不要开灯；她知道自己的脸都肿了。“也许我对自己一生的记忆都是错的，”她告诉他，“也许我对每个人的认识都错了。”

“我给你弄杯喝的，”埃米特说，仿佛在面对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我们谈谈这个事。”他拍拍她的手，离开了房间。

苏珊娜用手支撑着，躺在床上，透过暮色凝视对面的墙。她回到了礼堂，出现在音乐会上，穿着水手服，红丝带在飘扬，在强烈的灯光下，在奶酪箱子上，跳上跳下，像训练有素的猴子一样咧着嘴笑，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时髦又过时；一个爱炫耀、令人讨厌的小丫头片子。这才是舅舅们一直以来看到的真正的她吗？

但是舅舅们不在那儿，不在他们应该在的前排对她微笑，为她鼓掌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妈妈，她穿着婚纱照里的衣服，斜视着走廊，不耐烦地看着她跳舞。她身边坐着苏珊娜失踪的爸爸，他终于从战场上、从那片空地回家了。他穿着制服，面孔瘦削而充满怨恨。他盯着她，带着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