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

他们盛情邀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我欣然接受了。没有举行任何入会仪式。这样反倒更好。

11月3日

我其实还拿不准什么是本能现实主义。我今年十七岁，名叫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是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本想专修文学，可叔叔坚持要我学法律，最后我只好顺从他了。我是个孤儿，有朝一日我要当一名律师，我把这个壮志告诉叔叔和婶婶后独自关在屋里哭了一个通宵，总之肯定哭了很长时间。接着，在貌似熄灭了那份激情之后，我开始去法学院那些庄严的厅堂上课了。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又在文学系选修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莫开的诗歌研讨班。我在这个班上邂逅了那伙本能现实主义者，或曰本能的现实主义者甚至肺腑现实主义者，他们有时喜欢这样来自称。那时我已经去诗歌班上了四堂课，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因为必然会有点事的：我们朗读自己写的诗歌，阿拉莫不是大加赞赏就是撕得粉碎，全由他的兴致说了算。某人读完一首诗，阿拉莫评论一番，另外一个人再读一首，阿拉莫又评论一番。有时阿拉莫不耐烦了就请我们（还没有读过诗的人）来评论，于是我们就评论一番，他来读。

这倒不失为一种避免拉帮结派的理想手段，否则大伙的情谊就会走样，埋下怨恨的种子。

我不能说阿拉莫是个称职的评论家，尽管他口口声声谈的全是文学评论。其实，我想他纯粹是为谈论而谈论。他可能懂什么叫迂回法。虽然谈不上精通，但毕竟懂点吧。不过五音步诗（人人皆知这是古诗格律中有五个韵脚的诗体）他可就不懂了，他同样不懂什么是nicharchean（类似一种包含十一音节的诗句phalaecean）、什么是tetrastich四行诗。我怎么知道他不懂的呢？因为在第一堂课上我提问时就犯了傻。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墨西哥只有一个诗人对这种东西烂熟于心，他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伟大的对手），其他人全都不甚了了，至少当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拥抱后，没过几分钟乌里塞斯·利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向阿拉莫提这些问题透露出我有何等鲁莽。最初我以为他在欣赏地微笑。后来才琢磨出那压根就是蔑视。墨西哥诗人（我想诗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无知。可我不依不饶，第二次讨论课上撕了几首诗后，我问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Rispetto既指一种意大利托斯卡纳民间诗歌格式，同时又有“尊重”的意思。——编者注，下同]阿拉莫以为我是在祈求对自己诗歌的尊重，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客观批评（算是换个话题），说这是每个年轻诗人必须逾越的雷区，可我打断他，申明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那些还很粗陋的作品，然后再次把刚才提的问题抛向他，希望这回尽可能阐述得更清楚一点。

“不要向我提这种垃圾问题。”阿拉莫说。

“教授，rispetto是一种抒情诗，既要显得浪漫又必须精确，有点像诗乐曲，共有六行或者八行含十一个音节的诗句，前四行采用serven-tesio[类似八行诗体前四句的格式，押韵方式为ABAB。]的形式，后几行由押韵的联句构成。例如……”我打算给他举一两个例子，阿拉莫跳起来打断我的话。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模糊（虽然我记忆力不错）：我记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个学员放声大笑，我想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换了其他任何人肯定会从此别过不再来上课了，虽然记忆如此令人不快（或是心情不好不愿记住此事，这至少跟把发生过的事悉数记住同样悲惨），过了一星期，我照常准时现身诗歌班的课堂。

我认为是命运把我带回去的。这是我上的阿拉莫的第五堂课（不过极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课，因为近来我发觉时间可以随意伸缩），某种紧张感，那种悲剧的交流电，在空气中伸手可触，可是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我们全体学员，最初选修这门课的七个学徒诗人就都来上课。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讨论课上都不曾有过。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不安。连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样气定神闲。那一刻，我想到也许大学出什么大事了，也许发生了一场我暂时还没有听到的校园枪击案，也许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罢课运动，也许系主任被暗杀了，也许他们绑架了某位哲学教授。当然，这些都属于不实的测猜，压根就没有紧张的缘由。没有任何客观上的理由。不过诗歌（真正的诗歌）恰恰就像这样：你能感觉到它，你能感觉到它就在空气中，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某些高度敏感的动物（如蛇、蠕虫、耗子和个别鸟儿）能觉察出地震的兆头。后来发生的事情一团模糊，不过我打算冒陈词滥调的风险，想说那有点妙不可言。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走进教室，阿拉莫心有不甘地作了番介绍，其实他跟其中一位只是泛泛之交，对另外一位仅仅知道点名气，或者仅仅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可他仍然向我们作了介绍。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会上这儿来。这次拜会显然满怀敌意，但又带点宣传和劝诱改宗的意思。起初这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还很矜持，阿拉莫试图装得彬彬有礼同时又略带讽刺意味，要等着瞧下面的戏。两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怂恿他开始松弛下来，半小时后课堂氛围恢复常态，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本能现实主义者对阿拉莫的批评体系发出质疑，他回应称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半吊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班里居然有五个学员支持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支持他，除了我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这个孩子总是怀揣一本刘易斯·卡罗尔[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闻名于世。]的书，从不发言。说真的我颇感惊讶，因为那几个毅然支持阿拉莫的学生被他批评得最为严厉，现在却纷纷现身成了最大的支持者。这时我决定给批评声浪加点力道，指责阿拉莫连rispetto都不懂，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极其大度地坦承他们也不懂，不过我的意见让他们觉得非常切中要害。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其中一个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岁，然后又试图全面介绍什么是rispetto。阿拉莫恼羞成怒，同学都说我太书生气了（其中一个还管我叫书呆子）；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给我帮腔，我忽然冲动地质问阿拉莫和全班同学，谁起码还记得什么是nicharchean和tetrastich四行诗。没一个人回答我。

出乎我的意料，这场争执并没有招致全面围剿。我得承认，我很欣赏这点。虽然有学员扬言有朝一日要揍乌里塞斯·利马，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是说，没有挑起什么暴力事端，不过，我回应威胁（我要再次重申，这个威胁并非冲我而来）放话说谁要逞能，出去随便挑个日子在校园随时、随地跟我决一雌雄。

那堂课结束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阿拉莫向乌里塞斯·利马发出挑战，要求他读一首自己写的诗。利马正巴不得呢。他从夹克口袋取出几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来。噢，别这样，我心想，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们设好的陷阱。我想，为了不直面这伤心至极的尴尬，我应该闭上双眼才是。这里时而吟诗赋词，时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见，这回应该是后者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闭上了双眼，这时听到利马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听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真的能否听到这种东西，我表示怀疑）降落在他四周，我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开始朗读我平生听到的最好的诗歌。后来，阿图罗·贝拉诺站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志愿为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杂志做点事的诗人。本来在座的个个都巴不得想干这份志愿差使，经历了这场冲突后这帮人感觉都像绵羊似的，谁都只字不提了。上完课后（比平常结束得晚点），我跟利马和贝拉诺去了公共汽车站。时间已经太晚。街上车辆寥寥无几，我们决定叫一辆小包车去雷福马大街，到了那儿后我们又走进位于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里畅谈诗歌，坐到很晚才分手。

我还是没有真正闹明白。这个圈子的名称说来简直像在开玩笑。可是，它又显得极为真诚。我想，多年以前，墨西哥有个先锋派组织也叫本能现实主义者，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作家、画家、新闻记者还是革命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我对此不是很清楚。我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圈子，主要是我的文学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这个世界上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有待我去阅读）。据阿图罗·贝拉诺说，那拨本能现实主义者后来在索诺拉大沙漠里销声匿迹。贝拉诺和利马还提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或者蒂纳哈的诗人，我记不清了（我想那时我正冲服务员喊给我们上些啤酒来），还谈到洛特雷阿蒙[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本名Isidore Lucien Ducasse，1846—1870），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法国南方的塔布和波城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开始文学创作，生前默默无名，年仅二十四岁即去世。他留下的文字除了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外，就只有两册题为《诗一》和《诗二》的片段以及几封短信，但他却被公认为现代诗乃至现代文学的最主要先驱之一。]的《诗集》，以及书里提到的某些东西跟那个叫蒂纳赫罗的女人有关。后来，利马提出一个颇为费解的主张。他说，当代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在往回退。你所谓的回退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回退就是盯住远方的某个点，同时逐渐远离这个点，径直朝不可知的方向走去。”

我说这种行走方式听上去似乎挺不错。其实我压根就没有闹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要是仔细想想，这完全是无路可走。

随后又来了几个诗人。有些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有些不是。这里完全变成了诗人们的喧嚣之地。我开始还担心贝拉诺和利马跟每个凑到我们这张桌的怪胎说话，忙忙碌碌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入伙。他们没有说什么“圈子”或者“运动”，而是声称“伙”。我喜欢这点。我说，那好吧。一切就这么简单。贝拉诺握着我的手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然后我们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首歌的内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镇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有关。出去呕吐之前，我问他们，歌里说的眼睛是不是塞萨雷亚的眼睛。贝拉诺和利马盯着我说看来我已经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了，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必将改变拉丁美洲的诗歌现状。早晨六点钟时我又叫了一辆小包车，这次是我一人坐了，我回到林达韦斯塔区的住处。今天我没有去上课。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里写诗。

11月4日

我又去了一趟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那家酒吧，可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始终没有露面。我用阅读和写东西来消磨等待他们的时间。那几位常客，一群沉默无语、凶神恶煞般的醉鬼，一刻都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拿掉。

等待四个钟头换取的最终成果如下：四杯啤酒、四杯龙舌兰、一盘没有吃完的玉米饼沙拉（有一半废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阿拉莫的最新诗集（买这本书纯粹是为了跟新认识的朋友嘲笑他），外加用乌里塞斯·利马的风格或者毋宁说用我读过或者其实是听说过的某首诗的风格写成的七首诗。第一首写了玉米饼沙拉，我说这东西闻上去散发出阵阵坟墓的味道。第二首写的是大学：我看见它屹立在废墟中。第三首还是写大学（我在一群僵尸中赤身裸体地奔跑）。第四首写了墨西哥城上空的月亮。第五首写一名已经过世的歌手。第六首写到一个生活在查普特派克下水道的秘密群落。第七首写一本丢失的书和友谊。这就是全部的成果，外加肉体和心灵的孤独感。

有两个醉鬼试图骚扰我，也许是年轻的缘故，我尚能把持住自己。有个女招待（我认出她胸卡上的名字是布里吉达，她说记得前天晚上我跟贝拉诺和利马在一起）总是喜欢抚摸我的头发。她去另一桌招呼客人时会不经意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

后来她跟我一起坐了会儿，旁敲侧击说我的头发太长了。她人倒是挺不错，但我决定最好还是别搭理。凌晨三点钟时我决定回家。仍然没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影。我还有望再见到他们吗？

11月5日

没有朋友们的任何消息。我已经连续两天没去听课。我打算不去阿拉莫的诗歌班了。今天下午我又来到英克鲁西亚达（布卡雷利街上的那家酒吧），但还是不见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迹。有意思的是，这种地方下午跟晚上甚至和上午的样子相比差距非常大。你会以为它是完全不同的酒吧。今天下午这里似乎比本来的样子还要肮脏些。那伙夜间出没的恐怖人物还没有出场，其余的顾客——我不知道如何来描述——更加鬼鬼祟祟，倒没有那么神秘兮兮，要安静得多。有三个办公室低级职员，没准是公务员呢，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一个街头小贩，卖掉海龟蛋后身靠空篮在那儿站着。还有两个高中生，一个灰头发的男子坐在桌边吃着熟鸡块。几位女招待也变了样儿换了人。我并不认识今天当班的三个招待，可其中一位径直走到我跟前说：你一定是那位诗人了。我立刻羞红了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觉得非常受用。

“没错，我是诗人，可你怎么知道的？”

“布里吉达跟我说起过你。”

布里吉达，那个女招待！

“她跟您说什么了？”我问，现在还不适合用显得过于随便的“你”来称呼她。

“说你写了不少很棒的诗。”

“她不可能知道。她可没读过我的任何作品。”我说，脸色略微涨红，但对话锋的转变却越来越满意。我想布里吉达没准读过我几首诗——肯定是从我身后偷偷看的！我不怎么喜欢这种行径。

那位女招待（名叫罗萨里奥）求我帮她一个忙。我本应说“那得看是什么忙”，这是叔叔教我的（真是煞费苦心），可我不是那种人。可以，我说，什么忙？

“我希望你能给我写一首诗。”她说。“没问题，我最近几天就给你写出来。”我说，首次用“你”来称呼她，最后咬牙又要了杯龙舌兰。

“我来请你吧，”她说，“不过我要你现在就写。”

我试图解释诗可不能这样当场一挥而就。

“你急什么呀？”

她解释得含糊不清，好像是给瓜达卢佩圣母许了个什么愿，事关某人健康，这个亲人非常可爱、很让人疼念，失踪后又回来了。不过一首诗跟这种事情有什么瓜葛呢？我想起自己喝了那么多酒，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颗粒未进。我琢磨酒精和饥饿是不是果真让我从现实中游离出来了。我又心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但我从不把自己的生活押在这上头）的话，真是太巧了：本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项基本教条就是顷刻间从某种现实游离出来。这时，酒吧已空空荡荡，另外两个女招待慢慢汇拢到我的桌边，我就这样被她们围住了，那处境貌似（其实也如此）天真无邪，但不知情的旁观者——如警察——也许却不这么看：一个学生坐在几位环立身边的女人中间，其中一个女人用臀部的右侧蹭着他的左臂，另外两个女人的大腿挨在桌边（绝对会在腿上留下印迹），几个人在举行一场烂漫的文学对话活动，然而你若从门口那个角度观察，好像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场面酷似一个皮条客在讨价还价，又如一个欲火中烧的学生在极力推挡着诱奸。

我决定趁着还能办到的时候离开酒吧，我抖擞起全身的劲头站起来。我付完账，又代问了布里吉达好，然后就走了。步出酒吧来到外面时，阳光已经令人目眩神迷。

11月6日

今天又逃课了。我起了个大早，搭了辆国立自治大学的校车，不过我提前一站就下了，早晨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城里到处晃悠。我先走进索塔诺书店，买了一本皮埃尔·娄斯[皮埃尔·娄斯（Pierre Louys，1870—1925），法国诗人、小说家。著有《比利提斯之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的书，然后又穿过华雷斯街买了份汉堡，最后在阿拉米达饭店的一张条椅上边读边吃。读娄斯小说的时候又盯着插图，我那东西硬得不可开交。我想站起来换个地方，可是里面那家伙都成那种态势了，休想不招人眼目还能满大街地招摇过市，从身边经过的目击者和普通路人都会觉得你太恶心。我只好又坐下来，把书合上，擦掉落在夹克和裤子上的面包屑。我观察了很长时间那个我认为是只松鼠的东西，这家伙鬼鬼祟祟地从一棵树的枝丫上越爬过去。十分钟（大约）后，我才意识到那压根就不是什么松鼠——原来是只老鼠，而且是只硕鼠！这一发现让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我坐在那里，还是不能动，大约十二码以远，有一只饥肠辘辘、扫荡食物的老鼠，紧紧贴在树枝上搜寻鸟蛋或者被风刮起扬到树梢（不太可能）的面包屑或者不管什么东西，我痛苦得简直要窒息了，同时又觉得特恶心。趁着还没有呕吐出来，我起身拔腿就跑。蹦蹦跳跳欢快地跑了五分钟，勃起来的那股劲总算下去了。

我在科拉逊街上（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之遥）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打发掉那个黄昏。踢足球的那伙人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不过“朋友”一词用在这儿太重了点。他们多半还在读高中，但也有人已离开学校跟着父母打工了，还有的压根就在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我上大学后，我们之间的那道鸿沟骤然加深，现在我们仿佛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我问他们我能不能加进来一起玩会儿。科拉逊街上的路灯光线不佳，你几乎看不清球跑到哪儿了。而且，每隔片刻就会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我们只好又停下来。我被踢倒两次，脸上还被球砸过一次。歇了吧。我还是再读会儿皮埃尔·娄斯的小说，然后熄灯睡觉。

11月7日

墨西哥城住着一千四百万人。我怕永远见不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我也不想再回大学和阿拉莫的诗歌班上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叔婶讲这件事。我读完了娄斯的那本《阿弗洛狄忒》，现在又开始读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我未来的同事。

11月8日

我发现了一首很棒的诗。可是，在我们所有的文学课堂上，都没有人提到过这位叫埃弗伦·雷沃列多[埃弗伦·雷沃列多（Efrén Rebolledo，1877—1929），墨西哥诗人。]的作者。我不妨把他的诗抄录如下：

《吸血鬼》

你那幽黑阴郁的毛发旋卷着

像激流般从雪白的身上漫过

在那道幽暗和卷曲的洪流上

我撒播着炽烈的玫瑰之吻。

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

感觉一丝冰冷的哆嗦

从你的手上掠过

一阵剧烈的战栗流遍我的全身

扎进我的骨髓深处。

听到我撕心裂肺般的叹息

你那双迷离和傲慢的眼睛

像星星般闪烁着。

如饥似渴的你

跟我一样痛苦不堪

披着无可慰藉的黑色吸血鬼的形式

吸吮着我燃烧的鲜血。

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几个小时前），情不自禁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手淫，同时一遍、两遍、三遍乃至十遍、十五遍地吟诵着这首诗，幻想女招待罗萨里奥全身趴在我上面，请我给她那位失踪了很久的亲爱的家人写一首诗，或者恳求我用那像心脏般跳动的家伙在床上狠狠地操她。

现在我办完了这件事，这才腾出工夫来琢磨这首诗。

我想，“幽黑阴郁的毛发”意义毋庸置疑。第二节的第一句同样并非实指：“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它可能指“幽黑阴郁的毛发”，而且是指把它们揪起来，或者一条一条地捋开，然而“解开”这个动词可能还暗藏着别的含义。

“紧绷的扣眼”的含义也非常晦涩。它难道是指卷曲的阴毛，吸血鬼卷曲的长发，或者人体的洞眼吗——而且是复数？莫非这个人想鸡奸她？我觉得皮埃尔的小说大概还在神出鬼没地蛊惑着我。

11月9日

我决定再赴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看看，我并不是想去找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而是想看看罗萨里奥。我已经给她写了几行诗。我描写了她的眼睛和墨西哥无尽的地平线，写了废弃的教堂和通向边界的公路上方的海市蜃楼。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罗萨里奥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塔瓦斯科人，甚至可能是尤卡坦人。没准她提起过，但也可能是我胡思乱想虚构出来的。或许酒吧的名字把我搞糊涂了，罗萨里奥根本就不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尤卡坦人。说不定她就是墨西哥城人呢。我觉得营造一些让人联想到她故乡斜对面（权且假设她是韦拉克鲁斯人，而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那片大地的诗意会显得更加生气勃勃，至少我希望如此。接下来就比较好发挥了。

今天早晨，我在城里四处游荡，同时思索着自己的人生。未来不见得绝对光明，尤其是我若继续逃课的话。但真正让我忧心忡忡的还是性启蒙。我不可能一辈子都靠手淫度日吧。（同样让我忧心的还有诗歌教育，但一次只能解决一件事情。）罗萨里奥有男朋友了吗？如果真有了男朋友，他要是嫉妒和发起狂来怎么办？她还很年轻，不可能结婚，但也说不准。我觉得她喜欢我，这点是相当清楚的。

11月10日

我终于又看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了。罗萨里奥就是韦拉克鲁斯人。他们全都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也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所有的人。他们经常在布卡雷利街的基多咖啡店聚会，就是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稍微过去点的那家，有时也在康德萨区玛丽亚·芬特家或者科约阿坎区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玛丽亚·芬特、卡塔丽娜·奥哈拉，这些名字太有刺激性了——可是会令人联想到什么呢？）

此后一切都来得美妙极了，不过差点以悲剧告终。

经过是这样的：八点钟我就到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酒吧里拥挤不堪，那群人十分古怪、可怕。在一个角落还真有盲人拉着手风琴唱歌呢。我不停地用胳膊肘开路挤进在酒吧里看到的第一片空地。罗萨里奥没有在那里。我问吧台后面那个姑娘罗萨里奥在哪儿，她那样子似乎在说我问得有点轻浮又自以为是。可她仍然面带微笑，仿佛并不觉得有多糟糕。说真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我又问罗萨里奥是哪儿人，她说是韦拉克鲁斯人。我又问她本人是哪儿的。这儿的，就是墨西哥城人，她说。你呢？我是索诺拉的牛仔，我说。我也纳闷为什么此话竟脱口而出。在真实生活中我可从来没有去过索诺拉。她大笑起来，我们本来可以聊好一阵的，可她得去桌边招待客人了。不过，布里吉达就在那里。我喝第二杯龙舌兰时她走过来，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布里吉达是个看上去眉头紧蹙、表情忧郁、心烦意乱的女人。她跟我记忆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但上次我是喝醉了，这次没有。布里吉达，我说，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我试图展现得貌似友善，甚至兴高采烈。尽管我自己都说不上内心是否真的有那种感觉。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贴到胸口，这个举动吓了我一跳，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离开酒吧，甚至飞快地逃离，但我还是强忍住了。

“感觉到了吗？”她说。

“什么？”

“我的心啊，傻瓜，你感觉不出它在跳动吗？”

我用指尖恣意探索着那片私属领地：布里吉达的亚麻布上衣和她的乳房，胸罩好像太小了兜不住乳房。可是心跳的声音却杳无踪迹。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啊。”我面带一丝微笑说。

“我的心，笨蛋，你难道听不见它在跳动，难道感觉不出它在慢慢地碎掉吗？”

“对不起，我什么都没听着。”

“你还指望用手听到什么啊，傻瓜，我只是问你摸到什么没有。你不是在用手指摸索吗？”

“说真的……没有。”

“你的手冷冰冰的，”布里吉达说，“多漂亮的手指啊。我敢说你绝对用不着干活。”

我感觉有人在观察、审视，目光像钻子般扎进来。吧台旁边那些可怕的醉鬼对布里吉达最后那句话听得饶有兴致。我不想正面冒犯他们，大声说她错了，我肯定需要打工给自己挣学费。这时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好像要给我看手相。我的兴趣立刻上来，忘了潜在的旁观者。

“别那么谨小慎微的，”她说，“你没有必要跟我撒谎，我什么都知道。你家里很富有，而且娇生惯养。不过你很有野心。而且运气不错。你会随心所欲走得很远。不过，我看出了你要迷几次路，可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无论顺利还是背运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个女孩的支持。我说错了么？”

“不，太妙了，继续说，继续。”

“不能在这儿说，”布里吉达说，“没有理由让这些吵吵嚷嚷的杂种听到你的运程，这儿行吗？”

我第一次大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那四五个可怕的醉鬼还在捕捉着布里吉达的片言只语，其中一个甚至带着别扭的紧张感盯着我的手，好像那手是他自己的。我朝所有的人微笑着，不想招惹他们，只想设法让他们知道这跟我毫无关系。布里吉达掐了一下我的手背。她的眼睛里燃着熊熊烈火，好像马上就要打一架或者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不能在这儿聊，跟我来吧。”

我看见她冲一个女招待轻轻嘘了一声，然后朝我点点头。酒吧里人已经满满当当，烟雾和那个盲人的手风琴乐声从常客们的头顶升起。我看了一下钟表。差不多快十二点了。时间在飞逝，我心想。

我跟着她往前走去。

我们走进一个狭长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装瓶子的纸箱和清洁用品（除臭剂、笤帚、漂白粉、一把橡皮扫帚、一堆橡皮手套）。房间深处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布里吉达拉着我向其中一把椅子走去。我坐了下来。那是一张圆桌，桌面上布满了沟沟槽槽和各种名字，大部分已模糊难辨。女招待还站着，离我还不到一寸，像个女神或者捕食鸟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也许她在等我请她就座。在她的羞怯的感动下，我开口了。让我惊讶的是，她直接坐到我的膝盖上。这情景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片刻后我就恐怖地意识到，我的本能，让我的理智和灵魂出窍的本能，乃至我最无耻的欲望，已经让我的那家伙硬得难以掩藏了。布里吉达肯定注意到我的窘态了，因为她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要给我做口活儿。

“什么……”我说。

“用嘴做，想让我帮你吗？”

我茫然地盯着她，但是，真相就像一个孤独亢奋的泳者，在我无知的黑暗海洋中缓缓地迎头前进。她反盯着我。她的眼神既坚决又柔和。她身上有种东西让我觉得她与我此前认识的所有的人完全不同：她永远（无论你人在何处，身在何境，无论正在发生什么）都在拿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此刻，我想，谁也抵挡不了布里吉达的凝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宝贝，我是说想吸吮你的那家伙。”

我没有工夫回答，那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了。布里吉达的目光盯着我，接着她跪下，解开我的裤子……与此同时，她还用右手在我的下腹、肚子和胸脯上游走，以很有规律的间歇性节奏抽打着我，折腾得我遍体伤痕。这种痛苦或许有助于我体验到更微妙的快感，同时又抑制住高潮的到来。布里吉达频频把目光从正在干的活上升起来，不肯放下我的那家伙，然后探索着我的眼睛。后来我索性闭上双眼，随意默诵着《吸血鬼》里的句子。当我回忆这次意外插曲时，发现自己背诵的压根就不是《吸血鬼》里的句子，而是一种毫不神圣的混合品，包括出处各异的诗歌、叔叔的教诲、童年时的记忆、青春期所挚爱的女演员们的脸蛋（例如安格丽卡·玛丽亚脸庞的黑白影像），那完全是一场由连续画面形成的龙卷风。起初，我还想躲避她的抽打，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后，我把手伸向她的头发（染成一种明亮的栗色，据我观察并不洁净）和耳朵，那两只耳朵有些小，肉乎乎的，但却僵硬得有点不自然，好像根本就不是血与肉做的，完全是软骨和塑料合成，甚至连这种材料都不是：差不多像锻过的金属，用于制作耳朵上挂着的那两枚巨大假银环的材料。

接近尾声时，为了抑制住不要叫喊出来，我抬起拳头朝沿着储藏室墙壁悄悄爬行的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挥舞着，这时门忽然开了（静悄悄地），有个女招待露了下脑袋，唇间发出一声简短的警告：

“当心！”

布里吉达立刻打住嘴里的活。她站起来，眼神极其痛苦地盯着我，然后抓住夹克拽着我向我一直没注意到的一扇门走去。

“再见了，宝贝。”她把我推出那道门时说，喉音比平常浓重了许多。

我恍惚中发现自己来到酒吧的卫生间，那是一个阴暗的长方形空间。我踉跄了几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还一头雾水。闻到一股消过毒的味道，地板湿漉漉的，个别地方还被冲洗过。灯光暗淡到几乎没有。在两个破裂的池槽之间，我看到一面镜子，我左顾右盼地瞧了瞧自己。水银镜里出现了一条人影，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小心避开地上的一摊水，不敢出声，这时才注意到那水是从一个格子间里流出来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再次回过头望着镜子。镜子照出一个黑红色的细长人脸，胡子上沾满汗水。我往后一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还有人在格子间里。我听到他的咕哝声，好像在咒骂。我想可能是个熟客。这时有人喊了我的名字：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看见便池旁有两个人影。他们笼罩在一团烟雾中。两个同性恋，我想。两个同性恋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靠过来点，伙计。”

尽管逻辑和谨慎催促我快点找到门口，然后毫不迟疑地离开酒吧，我还是朝烟雾的方向走了两步。两双明晃晃的眼睛正盯着我，像狂风中豺狼的眼睛（承蒙诗歌的惠允：我还从未见过狼，但见过狂风，而且风其实不会随着罩住两个陌生人的烟雾移动）。我听到他们发出大笑。哈哈哈哈。有股杜松子酒的味道。我这才放松了。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你的家伙还亮在外面呢。”

“什么？”

“哈哈哈。”

“你的家伙……它还亮在外面。”

我摸了摸裤子拉链。还果真如此。我一下子羞愧难当，还真给忘了塞回去。我脸色涨得通红，心想骂他们操自个玩儿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收拾好裤子，朝他们迈近一步。他们的模样看着挺熟悉，我试图穿透表面的黑暗破译出那两张脸上的密码，但没成功。

接着，先是一只手，然后又是一条胳膊，从缭绕在他们周围的烟雾团中露出来。那只手递给我一根大麻烟把儿。

“我不吸烟。”我说。

“这是大麻，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阿卡普尔科极品。”

我摇摇脑袋。

“不喜欢。”我说。

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吵嚷声让我吃了一惊。有人抬高嗓门。男人的声音。这时又听到尖叫。女人的声音。布里吉达。我敢肯定是酒吧老板在揍她。我想过去保护她，可事实上我对布里吉达还没那么一往情深（其实我压根就不在乎她）。正当我回头朝门口走去时，那两个陌生人的手一把抓住我。这时我才看清他们的脸从烟雾中露出来。居然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

我释然地出了口气，几乎要爆发出欢呼。我说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天。我又想过去帮帮那个喊叫的女人，可他们拦住我。

“别自找麻烦，那两个人经常这样干。”贝拉诺说。

“谁啊？”

“女招待和她的老板。”

“可老板在揍那女人啊。”我说。这会儿抽打声来得更响亮了。“我们可不能让他揍人呀。”

“噢，加西亚·马德罗，不愧是个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说。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他揍人，”贝拉诺说，“可事情并不总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相信我。”

他们显然对酒吧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还想问几件事，可不想显得过于轻率。

我从卫生间走出来，酒吧里的灯光猛然间刺疼了我的眼睛。每个人说话时都声嘶力竭。有人在和着那个盲人的乐曲跳舞，那是波莱罗风格的歌曲，或者在我听来像是波莱罗曲子的东西，那首歌曲在咏叹一场绝望的爱情，一场时间永远不能治愈的爱情，仿佛在诉说，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感觉更加屈辱、更加伤心、更加可怕。利马和贝拉诺各带了三本书，他们的模样看上去跟我一样是学生。我们离开酒吧前并肩走到吧台附近，要了三杯龙舌兰一饮而尽，然后走到大街上，放声大笑。要离开酒吧时，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徒劳地希望看到布里吉达出现在通往储藏室的路上，但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乌里塞斯·利马带的书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法索特、让·雅克·尼古恩·赞特、格耶尔·伯特－拉姆－索特热诺以及电子运动派诗人——我们的法国同行（我认为）等合著的《裙边电子宣言》[Manifeste électrique aux paupières de jupes，1971年在巴黎出版，由上述诗人、导演、作曲家等合著，是当时前卫诗歌运动的标志性作品。]，还有米歇尔·布尔特奥的《丝缎般的血》[Sang de satin，1973年出版。]、马修·梅萨吉尔的《夏日北方的朦胧诞生》[Nord d'été na.tre opaque，1972年出版。]。阿图罗·贝拉诺带的书是阿兰·儒弗瓦[阿兰·儒弗瓦（Alain Jouffroy，1928—   ），法国诗人、作家与艺术批评家。与布勒东（André Breton）同属于超现实主义艺术群体。]的《完美的犯罪》[Le Parfait criminel，1971年出版。]、苏菲·波多尔斯基的《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苏菲·波多尔斯基（Sophie Podolski，1953—1974），比利时女诗人、艺术家。《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Le pays où tout est permis，1979年出版。）是她惟一被出版的作品，全书用艺术字体手写而成。]、雷蒙·格诺[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诗人、小说家和出版家，后现代主义先驱。他是法国实验型文学团体“OULIPO”的发起人之一，他将数学的组合形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发明了一种组合算法，借助于可能性，可以从句子的有限集合中创作出百万首诗歌。]的《百万亿首诗》[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èmes，1961年出版。]。（雷蒙·格诺的书是复印本，被折得皱皱巴巴，翻得破旧不堪，看上去简直像朵吓人的纸花，花瓣向四面八方散开。）

后来我们又碰见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也带了三本书。我求他让我记一下书名，这几本书是布赖恩·帕特[布赖恩·帕特（Brian Patten，1946—    ），英国诗人，出生于利物浦。十五岁就辍学，后为一份地区报写流行音乐专栏。他与利物浦诗人罗杰·麦高夫（Roger McGough）以及艾德里安·亨利（Adrian Henri）组成了利物浦三人组，1967年他们共同出版的诗集《默西之声》（The Mersey Sound）在当时非常畅销。]的《小约翰尼的忏悔》[Little Johnny's Confession，1968年出版。]、安德烈·亨利的《今夜正午》[Tonight at Noon，1968年出版，《今夜正午》是安德烈·亨利最著名的诗作，以日夜颠倒的时段，让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反讽残酷的现实。]、斯派克·霍金斯[斯派克·霍金斯（Spike Hawkins，1943—?），英国诗人，属于利物浦诗人群体。]的《失踪的消防队》[The Lost Fire Brigade，1968年出版。]。

11月11日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起义者大道附近的埃纳华克街一幢楼的顶屋，那里空间促狭，只有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四处堆满了书籍。透过那扇小得像舷窗般的独窗，可以望见邻居的屋顶，照乌里塞斯·利马的说法，那里还在举行着人类的牺牲仪式，这是借用蒙西瓦伊斯的说法。房间地板上只有一张薄床垫，白天或有客来访时就卷起来当沙发用。还有一张小桌，整个桌面被一台打字机占据，另外还有一把单人椅。显然，客人只能席地而坐，甚至站着。今天我们共有五个人：利马、贝拉诺、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贝拉诺占了那把椅子，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占了那张床垫。利马始终站着（有时在房间走动），我坐在地板上。

我们不停地谈论诗歌。谁也没有读过我的诗，但大家依然把我当自己人看。同志情谊显得那么亲密和不可思议！

大约九点钟，费里佩·穆勒来了，他今年十九岁，我来之前他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后来我们倾巢出动上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饭后边走边聊文学，聊到凌晨三点钟。我们有个共识，那就是墨西哥诗歌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长此（以我之见）以往，困陷在帕斯和聂鲁达的统治之间，换句话说夹在一块岩石和硬地之间。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问他们上哪儿可以买到那几本书，答案没有丝毫意外：全是从索娜罗莎街上的弗朗西萨书店，以及波兰科区奥拉西奥大街旁那条马尔蒂内斯大街上的波德莱尔书店偷来的。我又请教作者的生平（某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读的书会很快在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中传阅），他们逐一向我介绍了电子运动派、雷蒙·格诺、苏菲·波多尔斯基和阿兰·儒弗瓦的生平和作品。

费里佩·穆勒问我懂不懂法文。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不耐烦。我告诉他借助辞典完全可以对付。后来我又问了他，你能说法语吗，伙计？他说不会。

11月12日

在基多咖啡店碰到哈辛托·雷克纳、拉斐尔·巴里奥斯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大约九点时我看到他们进来了，就打手势叫他们到我这张桌子来。我已经在那里看书、写东西，打发掉了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他们介绍我认识潘乔·罗德里格斯。他的个头跟巴里奥斯一样矮，长着一张十二岁孩子的脸蛋，尽管实际上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彼此欣赏几乎是必然的了。潘乔总是说个不停。因为他的介绍我得知，贝拉诺和穆勒没有来之前（他们是皮诺切特政变[The Pinochet coup，指智利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于1973年时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军政府。任期内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是同时残酷打击异己。]后才到墨西哥城的，所以不是这个圈子的创始成员），乌里塞斯·利马出版过一份杂志，发过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达米安、巴里奥斯、桑·埃皮法尼奥、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叫马塞罗·罗伯斯的家伙、罗德里格斯兄弟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的诗。据潘乔说，他本人是两个最好的墨西哥青年诗人之一，另一个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潘乔说利马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份杂志（总共出了两期，都是1974年发行的）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原是被认为是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遇刺案主凶的名字。]，钱全是利马出的。雷克纳（他当时还不属于这个圈子）和巴里奥斯都说，本能现实主义者就是这样起家的。潘乔认为恰恰相反。照他的说法，杂志继续办下去就好了。正要起飞时却收起了翅膀，他说，那时人们刚刚要开始认识我们了。什么样的人们？当然是别的诗人、搞文学的学生、每周参加墨西哥城像鲜花般盛开的数百个作家班的写诗的女孩了。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在杂志问题上产生分歧，不过在回忆时都带着伤感的怀念之情。

“有那么多的女诗人吗？”

“只有傻子才管她们叫女诗人呢。”潘乔说。

“这是你给她们封的诗人头衔。”巴里奥斯说。

“可是有那么多人吗？”

“在墨西哥历史上可谓空前了，”潘乔说，“扔一块石头都能砸中一个在写自己那点小生活的女孩。”

“利马怎么可能一个人出资办那份杂志呢？”我问。

我想这会儿别在诗人问题上过于固执是明智的。

“噢，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利马可是那种为诗歌献出一切的人。”巴里奥斯带着梦幻般的神色说。

后来我们又谈起杂志的名称，我觉得取得非常精彩。

“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有。照利马说，诗人们都应该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那样。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潘乔说，“我建议他应该叫《混蛋胡安娜修女》，听上去墨西哥味要更足些，可我们的这位朋友，只要跟外国佬沾点边就会让他神魂颠倒。”

“乌里塞斯以为有一家出版社跟它同名，其实他搞错了，等明白过来后决定还是用这个名字。”巴里奥斯说。

“哪家出版社啊？”

“巴黎的P.J.奥斯瓦尔德，这个社出过一本马修·梅萨吉尔的书。”

“傻瓜乌里塞斯以为那家法国出版社是根据那个刺客取的名字。可那是P.J.奥斯瓦尔德，不是L.H.奥斯瓦尔德，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还是决定用原来的名字。”

“那个法国佬的名字肯定是皮埃尔－雅克。”雷克纳说。

“没准是保罗－让·奥斯瓦尔德呢。”

“他家里很有钱吗？”我问。

“没有，乌里塞斯家里没有钱，”雷克纳说，“其实，他惟一的家就是母亲，是吧？至少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别的人。”

“我认识他全家，”潘乔说，“我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比你们谁都早，比贝拉诺还要早，他母亲就是他惟一的家。他一贫如洗，我向你们打包票。”

“他怎么出资来办那份杂志呢？”

“卖大麻啊。”潘乔说。另外两个人默不作声，但也没有否认。

“我不信。”我说。

“真的，钱就是这么换来的。”

“混蛋。”

“他亲自去阿卡普尔科弄来，然后再送给墨西哥城的客户。”

“闭嘴，潘乔。”巴里奥斯说。

“我干吗要闭嘴？那家伙难道不是他妈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吗？我干吗要闭嘴啊？”

11月13日

今天一整天我都跟着利马和贝拉诺。我们先是徒步行走，然后又乘地铁、公交、出租车，接着继续步行，我们自始至终不停地说啊说。有时他俩走进某幢大楼，我就在外面候着。我问他们去干吗了，他们说在作一项调查。可我觉得他们在送大麻。我一路上给他们朗读自己刚写的诗，那是其中的十一二首。我想他们会喜欢。

11月14日

今天我和潘乔·罗德里格斯上芬特姐妹家了。

潘乔出现并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芬特家时，我已经在基多咖啡店里待了四个小时，喝掉三杯咖啡，对读书和写东西已了无兴趣。听到邀请后我简直要跳起来。

芬特家住在康德萨区科里马大街上一幢漂亮的二层楼房里，楼前屋后都带着小院。前院乏善可陈，只有几棵小矮树和稀稀拉拉的青草。不过，后院可就截然不同了，树木高大粗壮，巨树的叶子葱绿乌亮，还有一个贴着瓷砖的水塘，但绝对称不上是喷泉（里面没有活鱼，却有一艘电池制动的潜艇，那是小弟弟胡吉托·芬特的私产），还有一幢小房子，与大房子完全分离开来。这幢小房子一度可能用做马车库或马厩，现在是芬特姐妹住的地方。还没到那儿时，潘乔就先介绍开了：

“安格丽卡的父亲有些疯狂。如果你看见有什么离谱之处的话，千万别担惊受怕，我怎么应付你学着就是了，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他要挑事儿，你也别担心。我们会拿下他。”

“拿下他？”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俩？在人自个儿家？”

“他老婆会感激不尽的。这家伙可不好对付着呢。前两年还在精神病院待过。不过千万别把这些又说给芬特姐妹听。你非要说，别说是从我这儿听来的。”

“看来他是疯子了。”我说。

“不仅疯子还穷光蛋呢。最近他们才有了两部小车，雇了三个用人，他们家经常举办大型派对。可是，不知怎么，他揍了一个难缠的穷鬼，而且输了。现在他又落魄潦倒了。”

“不过要维持这么一幢楼肯定是很花钱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个了。”

“芬特先生疯之前是干吗的？”我说。

“建筑师，可并不怎么出色。两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他设计的。”

“不赖嘛。”

我们按过门铃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神色癫狂的秃顶男子出来开门。

“这就是安格丽卡的父亲。”潘乔轻声向我咕哝说。

“猜得出。”我说。

他大步走到门口，带着极其厌恶的表情死死盯着我们。我庆幸人在栅栏的外侧。他犹豫了片刻，好像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才打开门，然后冲了过来。我往后一跳，但巴勃罗张开双臂热烈地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站住，伸出一只颤颤悠悠的手，然后放我们过去。潘乔欢快地绕过大房子走到后院，我跟在他后面。芬特先生回到屋里自言自语。我们踏入前后花园之间那条满是鲜花的露天通道时，潘乔说可怜的芬特先生焦躁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安格丽卡：

“玛丽亚已经不是处女了，”潘乔说，“但安格丽卡还没有失贞，她倒是挺想的，老头子清楚得很，这简直快要把他给逼疯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猜是父性的神秘本能吧。总之，他整天都在苦思冥想将会是哪个婊子养的摧残掉他女儿这朵花，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简直太煎熬了。说句心里话，我能理解他，假如换了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可是他脑子里已经有人选或者说他怀疑谁都有可能吗？”

“他当然谁都怀疑了，不过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不参加这场角逐的：同性恋和她姐姐。老头子可不是傻瓜。”

这毫无意义。

“去年安格丽卡获了个劳拉·达米安诗歌奖，你知道，当时她年仅十 六岁。”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奖。据潘乔后来告诉我，劳拉·达米安是个女诗人，死于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父母为了纪念她就设了这个奖。潘乔还说，这个奖在“真正的精英”中声誉极高。我瞥了他一眼，好像质问他是哪路白痴，但潘乔没有觉察出来。他好像在等什么人。后来他抬眼朝上望去，我感觉二楼某扇窗户的窗帘动了动。也许那不过是微风在轻拂，可我觉得仿佛有人看着我穿过芬特姐妹小房子的门槛。

家里只有玛丽亚一个人。

玛丽亚显得高挑、黝黑，留着一头直直的黑发，鼻子高挺（绝对高挺），双唇细薄。她看上去人挺不错，不过不难看出一旦她发起脾气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们看到她站在屋子中间，时而练习舞步，时而读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同时又听着比莉·郝乐黛的唱片，心不在焉地描着水彩画，画上两个女人紧握着手站在火山脚边，周围泥石流弥漫。玛丽亚起先对我们颇为冷淡，好像潘乔的出现让她非常不悦，她只是看在妹妹的分上迁就着潘乔，说句公道话，后院这幢小房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属于她们姐妹俩。她甚至都不拿正眼瞧我。

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我还装模作样对胡安娜的诗发表了一番陈词滥调的评论，这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我排斥的偏见（拙劣地提到几行著名的诗句：“误入歧途的男人会惩罚/一个原本毫无瑕疵的女人/显然你是在抨击自己的过错”），当我试图再次吟诵如下诗句时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请停一停，这稍纵即逝的美好幻影/我赞美这令人销魂的幻景/我情愿为之幸福地死去的幻象/我情愿为之痛苦地活着的憧憬。”

瞬间我们三个人陷入提心吊胆或者沉闷的默然之中，玛丽亚·芬特甚至都不看看我和潘乔，但我偶尔看一眼她和水彩画（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偷着瞧一眼她和水彩画）。潘乔·罗德里格斯好像对玛丽亚或她父亲的敌意完全无动于衷，专心地浏览着屋里的书籍，嘴里还哼着歌，据我听来这首歌与比莉·郝乐黛正在唱的那首歌毫无关联，安格丽卡出现后僵局才算打破，这时我才明白了潘乔的心思（他也是想摘掉安格丽卡这朵鲜花的男人之一），我对芬特先生的苦衷若有所悟，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说贞操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我自己还是个处子，如果把布里吉达的口交也算做一种采花行径的话，那我可就不“处”了。可是，那能算是跟女人做爱了吗？如果我同时也舔了她的阴部，能说我们事实上做了爱吗？为了不再守身如玉，如果一个男人把他那玩意儿插进一个女人的阴道而不是她的嘴巴、屁股或者腋窝，才算真正做了爱吗？要说真正做了爱，非得射了精才算数吗？所有这些东西理论起来真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刚才说了，安格丽卡来了，从她对待潘乔的态度判断，显然（至少在我看来）他跟这位折桂诗人有罗曼蒂克的迹象。他把我介绍完毕后就再次把我冷落在那里了。

潘乔和安格丽卡竖起一道屏风把房间划成两半，然后两个人就坐床上了，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走到玛丽亚跟前，恭维水彩画如何之好。她连头都没有抬。我又试了另一个策略：我谈起本能现实主义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我还把眼前那幅水彩画当做一幅本能现实主义的作品分析了一番（屏风那边的窃窃私语让我越来越紧张，到了心惊肉跳的地步）。玛丽亚·芬特终于看着我笑了：

“我才不屑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呢。”

“可我想你大概也属于这伙的成员吧。我是说这个流派。”

“你在开玩笑吧？如果他们别取这么个恶心的名字我没准会加入这个团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跟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

“那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吧。”

“我想库埃纳瓦卡已经有一个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的团体了。我们正努力在全拉丁美洲范围发起一场运动。”

“在拉丁美洲范围？拜托！”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法会，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奥尔加·桂洛特（Olga Guillot，1922— ），古巴知名女歌手，被誉为“波莱罗舞曲之后”。]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

这幅画有点杀气腾腾。

后来安格丽卡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又跟潘乔竖起那道屏风。玛丽亚作画的时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脑子里丝毫不再怀疑潘乔拉我上芬特家是为了在他和安格丽卡办事儿时，让我扰乱玛丽亚的注意力。这样干似乎非常不公。之前，在那家中国餐馆里，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视为本能现实主义者。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里啰唆。他谈了一通工人阶级、毒品、弗洛雷斯·马贡、墨西哥革命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他说自己的诗肯定将在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创办出来的那份杂志上发表。如果他们不发我的诗，那他们就去操蛋吧，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潘乔一门心思惦记着的事儿就是跟安格丽卡睡觉。

“你没事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跟昨天如出一辙的痛苦的呻吟声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我挺好的。你能去散会儿步吗？”

“可以啊。”玛丽亚说。

我们再次在那片爬满青藤的墙下那张铁桌旁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理由。玛丽亚开始给我讲起她们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乏味至极，她讲这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我装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什么小学、她们参加的第一次派对、高中、对诗歌的共同挚爱、旅行、周游列国的梦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杂志，她俩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还谈到安格丽卡获了劳拉·达米安奖……她讲到这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停顿了片刻），我问劳拉·达米安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纯属本能。玛丽亚说：

“一个诗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她死时才二十岁。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呢？”

“你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东西吗，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没有。”

“哦，你没有听说过劳拉·达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挺无知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的意思。我只想说你还很年轻。劳拉只出过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诗集，还是自费印的呢。那是本遗作，父母资助印的，父母太疼爱她了，从来都是她的第一读者。”

“他们一定很有钱吧。”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他们有能力独立出资设一个年度诗歌奖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钱了。”

“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安格丽卡发的奖金并不多。这项奖的意义更多是在权威性上而不在钱的多少。甚至连权威性都谈不上。毕竟，他们只颁给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诗人。

“那是劳拉·达米安去世时的年龄。太恐怖了。”

“不是恐怖，而是伤心。”

“颁奖的时候你在场吗？劳拉的父母亲自来颁发吗？”

“是啊。”

“在哪儿呢？在他们家里吗？”

“不，在大学。”

“哪个系？”

“文学系。劳拉曾经在那个系里读书。”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丝毫可恐怖的。让我说，你才恐怖呢，加西亚·马德罗。”

“你知道吗，你叫我加西亚·马德罗时简直能把我气死，那感觉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人人都这么叫你，我干吗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说这个了。再给我讲讲劳拉·达米安的故事吧。你没有去角逐这个奖吗？”

“角逐了，但安格丽卡得奖了。”

“安格丽卡之前有谁得过？”

“一个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女孩，在国立自治大学学医。”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没有人得过，因为那个奖还不存在呢。我明年可能会参加，但也说不准。”

“你要得了奖，会拿奖金干吗？”

“也许去欧洲旅行吧。”

我们沉默了片刻。玛丽亚·芬特在考虑还不曾探索过的异国他乡，而我却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爱的外国男人。这个念头连我都觉得吃惊。难道我爱上玛丽亚了吗？

“劳拉·达米安是怎么死的？”

“她在特拉尔潘被车撞了。她还是个孩子啊，她的父母彻底崩溃了。我想她母亲甚至都想自杀。这么年轻就死了，一定伤心极了。”

“一定伤心极了。”我说，同时想像着玛丽亚·芬特在一个七英尺高的英国男子的怀抱中，他白皙得简直像个白化病患者，那条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伸进玛丽亚薄薄的嘴唇里。

“你知道该向谁了解劳拉·达米安吗？”

“不知道，问谁？”

“乌里塞斯·利马。他们是朋友。”

“乌里塞斯·利马？”

“是啊，他们好得难分难舍，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看电影，互相借书看。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听到小房子里传来一阵噪声，我们坐着听了会儿动静。

“劳拉·达米安死的时候乌里塞斯·利马有多大？”

玛丽亚没有回答。

“乌里塞斯·利马原来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说那是他的笔名吗？”

玛丽亚点头称是，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复杂的藤蔓踪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么？”

“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好像是这个吧。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见着他的时候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是劳拉·达米安给他取的。”

“噢，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说他爱着劳拉。可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睡过觉。我想劳拉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二十岁吗？”

“当然啊，谁说不是呢。”

“当然，你说的不会有错。”

“很让人伤心吧？”

“是让人伤心。那当时乌里塞斯或者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多大呢？”

“比劳拉年轻一岁，十九岁，没准十八岁。”

“我想他一定痛苦极了。”

“他大病了一场。听说差点死了。医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儿出问题了，看着他越来越憔悴。我去医院看过他。我去的时候正是情况最坏的时候。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好起来了，那病就如同不知为何得上一样神秘地结束了。后来，乌里塞斯就辍学了，开始办杂志。你看到过那份杂志吧？”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的，看过。”我撒了谎。马上又纳闷，去乌里塞斯·利马的顶楼房间时为什么就没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阅一下都成啊。

“一份诗刊的名字起成这样也太恐怖了。”

“我倒很喜欢。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糟糕。”

“感觉挺可怕。”

“换了你会取什么名字？”

“不知道。没准就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

“有意思。”

“你知道整个杂志是我父亲设计的吗？”

“听潘乔说过。”

“装帧可是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组成部分。现在人人都讨厌我父亲。”

“人人？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干吗讨厌呢？这毫无道理啊。”

“不，不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他工作室别的建筑师。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亲居然跟年轻人处得这么融洽。总之不容他。他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全是因为那份杂志。”

“因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当然啊。因为我父亲在工作室给杂志做的装帧设计，现在他们要让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可是会有什么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显然你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利马。”

“还真不了解，”我说，“可我在逐渐了解。”

“他可是一枚定时炸弹。”玛丽亚说。

这时，我才忽然发觉天已漆黑，我们只能听见却看不见对方了。

“听着，我得向你老实坦白了。我刚才撒了个谎。我压根就没碰过那份杂志，我想看一眼杂志都快想死了。你能借我一本吗？”

“当然可以。我会送你一本的。我有多余的。”

“你还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书吗？拜托了。”

“可以，但你绝对要还我。他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保证。”我说。

玛丽亚走进大房子。我一个人留在院里，刹那间，我简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后来我又听了听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里的声音，一盏灯亮了。我想那应该是安格丽卡和潘乔屋里的灯。我想潘乔很快就会出来到后院找我，可事情并没有如愿以偿。玛丽亚拿着两本杂志和《马尔多罗之歌》回来时，她也注意到小房子里的灯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还是处男。

“不是，当然不是了。”我撒谎说，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谎。

“失去纯真那么难吗？”

“有点儿。”我说，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沙哑起来。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说。

“那你是跟谁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从索诺拉来的一个女孩，”我说，“我们就相处了三天。”

“再没有跟别的任何人做过吗？”

我忍不住诱惑想告诉她跟布里吉达的那场历险，最后我想还是别说为好。

“没有，再没别人了。”我说，这时我感觉痛苦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11月16日

我给玛丽亚·芬特打了个电话。我说想见她。我恳求她能够出来。她说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见我。她到店里时大约七点，几双眼睛从门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张桌上。

她显得特别漂亮。她穿了件瓦哈卡[Oaxaca，瓦哈卡是墨西哥东南部一州，南临太平洋，居民以印第安人为主。]风格的上装，一条很紧的牛仔裤，一双皮鞋。她肩上背了个深褐色的背包，边上印着若干奶油色的小马，里面放满了书和稿纸。

我请她读首诗。

“别那么无聊了，加西亚·马德罗。”她说。

不知为什么，她那样说让我很伤心。我想自己有一种听到从她的唇间读出一首诗的生理需求。不过可能地点不对劲。咖啡店里说话声、喊叫声、尖笑声动静太大了。我把洛特雷阿蒙的书还给她。

“已经读完了？”玛丽亚说。

“是啊，”我说，“我整宿未睡，读完了。我还读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简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遗憾了。我喜欢你写的东西。”

“这么说来你还没上床睡觉呢？”

“还没，可我感觉很好。我很清醒。”

玛丽亚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了。一个女招待过来问她喝点什么。什么也不要，玛丽亚说，我们马上就走了。到了外面，我问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说不想，只觉得在基多咖啡店里有些不对路。我们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马方向走去，然后又穿过雷福马街朝格雷罗街走去。

“这儿是妓女们活动的地方。”玛丽亚说。

“我不知道。”我说。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其实，我本来看不出这条街跟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几条街有任何不同之处。这里同样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涌动的人流没什么两样。可是后来（也许是因为玛丽亚暗示了的缘故）我开始留心起区别。先是灯光。布卡雷利的街灯呈苍白色，而格雷罗街灯的基调多些琥珀色。又注意到车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车停泊在路上，格雷罗街边的车却随处可见。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门厅大开，灯火通明，格雷罗街上虽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赏，显得很隐秘或者低调，鲜见可以向外张望的大窗户。最后，不同的还有音乐。布卡雷利大街上压根就听不到。所有的响动声都来自行人或者车辆。在格雷罗街上，你越往里走，特别是走到紫罗兰和木兰花街角，音乐简直把整条街都笼罩住了，从酒吧、从停泊的车辆、从便携收音机里传来各种乐声，甚至从黑洞洞的大楼亮着灯的窗户里都会飘出音乐。

“我喜欢这条街，”玛丽亚说，“总有一天我要住在这里。”

一群雏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辆显旧的凯迪拉克轿车周围。玛丽亚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声招呼：

“嘿，你在这儿啊，鲁佩。见到你真好。”

鲁佩显得非常瘦削，头发留得很短。我觉得她的漂亮跟玛丽亚不相上下。

“哇，玛丽亚！老大，好久没见了。”她说，然后拥抱了玛丽亚。

跟鲁佩一伙的几个女孩斜靠在凯迪拉克车头上，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玛丽亚身上，镇定自若地仔细打量着她。她们几乎不瞧我。

“我以为你死了呢。”玛丽亚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如此冰冷的一句话把我震晕了。玛丽亚话语的老道令人瞠目结舌。

“我还活得好好的。不过差点死了。是吧，卡梅西塔？”

“没错。”那个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说，她还在研究着玛丽亚。

“是格洛丽亚传染的。你见过她吧，老大，他妈的简直是个人渣，可是没有人受得了她。”

“我没见过她。”玛丽亚说，唇间带着一丝微笑。

“只有警察才拷得住她。”卡梅西塔说。

“就没治了？”玛丽亚说。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说，“怎么着？那婊子什么都知道，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谁都拿她没办法。”

“唉，真可怜。”玛丽亚说。

“说说，上学怎么样？”

“很一般。”玛丽亚说。

“你还弄得那个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吗？”

玛丽亚大声笑起来，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这个朋友是学芭蕾的，”鲁佩对另外一个女孩介绍说，“我们是在现代舞蹈学校认识的，就是堂塞莱斯街上的那所学校。”

“没错，我知道。”卡梅西塔说。

“其实，鲁佩在那所舞蹈学校外面站街。”玛丽亚说。

“可她怎么上这种地方来了呢？”始终没吭声的一个女孩问，她是这群姑娘中个子最矮的，差不多是个侏儒了。

玛丽亚看着她耸了下肩膀。

“你愿意跟我们去喝杯咖啡吗？”她说。

鲁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后望着朋友们。

“问题是，我还要工作。”

“一会儿工夫，马上回来嘛。”玛丽亚说。

“那好吧。工作还可以等等，”鲁佩说，“我待会儿再来找你们，姑娘们。”她这就跟玛丽亚走了。我跟在她们后面。

我们到了木兰花街后又左转，拐到耶稣加西亚大街上。接着，我们又向南边的革命英雄广场走去，到那儿后走进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这小子玩儿吗？”我听到鲁佩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又放声笑了。

“只是个普通朋友，”她说，然后又面对我补充了一句，“如果替鲁佩拉皮条的老板找上来了，你可要同时保护我们俩啊，加西亚·马德罗。”

我想她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又想她没准是当真的，而且，坦率地说，那情景似乎显得诱人起来。那时我无法想像在玛丽亚面前还有什么更佳的示好方式。我觉得很开心。我们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来消磨。

“我男人很严肃，”鲁佩说，“他不喜欢我跟陌生人瞎跑。”这是她讲话时第一次直视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玛丽亚说。

“老大，不是指你。”

“你知道我跟鲁佩是怎么认识的吗？”玛丽亚说。

“不知道。”我说。

“在舞蹈学校。鲁佩是帕科·杜阿尔特的女朋友。帕科是西班牙来的舞蹈家，是那所学校的头儿。”

“我每周去见他一次。”鲁佩说。

“我不知道你还上过舞蹈课。”我说。

“不是上课。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做爱。”鲁佩说。

“我是说玛丽亚，不是你。”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学舞蹈了，”玛丽亚说，“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说什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实上换了谁在那种状态都会半疯不癫的。你看过她跳舞吗？”我说没有。“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玛丽亚摇摇头表示否认。女招待过来了，我们点了三杯咖啡，鲁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带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她解释说。

“你的胃怎么样了？”玛丽亚说。

“还好。有时疼得挺厉害，有时我又忘了它还在那儿。主要问题是神经。如果太紧张了，我就吸根大麻烟，然后就好了。你怎么样啊，再没去舞蹈学校吗？”

“不经常去了。”玛丽亚说。

“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进帕科·杜阿尔特的办公室。”鲁佩说。

“我差点笑死了，”玛丽亚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笑起来了。我大概爱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里。”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你跟这个帕科·杜阿尔特有什么过节吗？”我说。

“还真什么都没有。我只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他不能来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为他娶了个外国女人，我只能在舞蹈学校见他。不过，我想他喜欢这种方式，那个人渣。在他办公室操我。”

“你的皮条客允许你远离自己的活动范围吗？”我说。

“我的活动范围？你对我的范围了解多少？谁说我有皮条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只是刚才玛丽亚说你的皮条客是很暴力的那种，她没说吗？”

“我没有皮条客。你认为我跟你说话了，你就有权羞辱我吗？”

“冷静，鲁佩。没人羞辱你。”玛丽亚说。

“这龟儿子侮辱了我男人，”鲁佩说，“他要听到了，非找你算账不可。小流氓。他不出一秒钟的工夫就能揍扁你。我敢说你会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伙求饶。”

“嗨，我可不是同性恋。”

“玛丽亚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恋，人人都知道。”

“鲁佩，饶了我朋友们吧。鲁佩病了后，”玛丽亚面对我说，“是埃内斯托和我带她上的医院。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居然这么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我问道。

“是啊。”玛丽亚说。

“他也上舞蹈课？”

“以前常去。”玛丽亚说。

“噢，埃内斯托，我对他的印象太好了。我记得他一把抱起我放进一辆出租车。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恋，”鲁佩给我介绍说，“可他特别强。”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进出租车的，傻瓜，那是我。”玛丽亚说。

“那天晚上，我满以为自己会死掉。”鲁佩说，“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觉得病了，我开始吐血。好几桶血啊。说句真心话，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我只是心里放不下我的儿子、我未竟的诺言，还有瓜达卢佩圣母。我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默默地月亮都升上来了，我的感觉太糟糕了，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位矮个儿女孩就给了我一些兴奋剂。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可能是那东西变质了，或许是我本来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倒在圣·弗尔南多广场的那把条椅上奄奄一息，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和她的伙伴，那个同性恋天使赶来了。”

“鲁佩，你有儿子了？”

“他死了。”鲁佩说，眼睛盯着我。

“你当时才多大啊？”

鲁佩冲我微笑着。她的微笑显得既开朗又好看。“你觉得我会多大？”

我最怕猜什么了，我没说话。玛丽亚搂住鲁佩的肩膀。两个人对视着微笑或者挤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干吗。

“比玛丽亚小一岁，十八。”

“我们都是狮子座。”玛丽亚说。

“你是什么星座？”鲁佩说。

“我不知道。我对那种东西从不上心，说实话。”

“哦，看来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鲁佩说。

“你是哪个月份出生的，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问。

“1月，1月6日。”

“摩羯座，跟乌里塞斯·利马一个座。”

“乌里塞斯·利马？”鲁佩说。

我问她是不是认识利马，怕他们又说乌里塞斯·利马也上过那所舞蹈学校。倏忽间，我看到自己踮着脚尖在一个空旷的体育馆跳着舞。鲁佩说她只听过这个名字，说玛丽亚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经常谈到他。

后来鲁佩又说起死去的儿子。那孩子死时才四个月大。他生下来就带着病，鲁佩曾给圣母许愿说如果儿子病好了她就不干这活儿了。她坚守诺言，据说孩子似乎有了点好转，她守了三个月的诺言，可到了四个月，她又开始干活儿了，然后孩子就死了。她说是圣母把儿子带走了，因为她没有信守承诺。鲁佩那时住在圣·卡塔里纳广场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楼里，她把孩子交给一个老太太，让她晚上照看。一天早晨，她回到家里，他们说儿子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不能怪你，”玛丽亚说，“别迷信。”

“怎么能说不是我的过错呢？谁不守诺言了？谁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最后却没有办到呢？”

“圣母没有害死我的儿子，”鲁佩说，“她不过是带走了孩子，那完全是两码事。她把我一个人撇下来惩罚我，带走孩子去过更好的日子了。”

“噢，好吧，既然你这么看，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有孩子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玛丽亚说，“当时这姑娘正在野跑。鲁佩，我以为你准要死了。”

“如果不是阿尔韦托，我就真的完了。”鲁佩叹息一声。

“阿尔韦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说，“你认识他？”我问玛丽亚，她点了下头表示没错。

“是她的皮条客。”玛丽亚说。

“不过他的鸡巴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鲁佩说。

“你是指我吗？”我问道。

玛丽亚大笑。“她当然是指你了，傻子。”

我脸色涨红，然后笑了。玛丽亚和鲁佩也笑起来。

“阿尔韦托的家伙究竟有多大啊？”玛丽亚说。

“有他的刀那么大。”

“他的刀有多大啊？”玛丽亚问。

“这么大。”

“太夸张了吧。”我说，我应该换个话题才是。我想打住这个打不住的话题，就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刀。”我感觉糟糕透顶。

“哎，老大，你怎么敢肯定对刀这么了解呢？”玛丽亚说。

“他从十五岁起就带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约来的一个妓女送的，后来那女孩死了。”

“你拿刀量过他那东西呢还是你猜的？”

“那么大一把刀会很碍事的……”我紧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这个干吗？他自己量的，他没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点都没变小。他说。”

“他担心自己的鸡鸡会缩了？”

“阿尔韦托可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他坏着呢。”

“那干吗还带刀？说真的，我不懂，”玛丽亚说，“再说了，他从来没有伤过自己吗？”

“有那么几次，不过都是故意的。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你不是说你的皮条客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伙上割过几刀吗？”玛丽亚说。

“没错啊。”

“我不信。”

“真的。偶尔来那么一下，又不是每天都这样。他只是在发神经或者什么事儿都一团糟的时候才会那样干。不过，测量的活儿他可没歇过。他说这样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好处。他说这是在屋里养成的一个习惯。”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操蛋的精神变态分子。”玛丽亚说。

“你的标准太高了，老大。你不会懂的。话说回来，这有什么不妥吗？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个劲儿地量自己那东西。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是拿刀来量的。再说，那把刀是他初恋女友给的，那女孩待他简直就像他妈似的。”

“他的家伙果真有那么大吗？”

玛丽亚和鲁佩都笑了。在我脑子里，她们说得越多，阿尔韦托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得阻止他出现，否则就会为了这两个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兹加波扎尔科的一家夜总会搞了场大赛，这个妓女总能赢。谁也做不到像她那样拿嘴把那家伙全吞进去。后来一直坐在桌边的阿尔韦托站起来，说大家稍等，我去办点事。我们这桌的人都说好样的，阿尔韦托，看得出大家都认识他。我在思忖那个可怜的女孩这下恐怕要完蛋了。她的耐性还真强，使出最拿手的好戏。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呛起来开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尔韦托简直是个大魔兽。”我说。

“继续说，后来呢？”玛丽亚说。

“其实也没什么，那女孩开始捶打阿尔韦托，想抽开身子。阿尔韦托狂笑着说，哇，姑娘，哇，像骑着一匹跳跃不已的野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好像参加牛仔的竞技表演。”我说。

“我特别讨厌，我大声说放了她，阿尔韦托，你会弄伤她的。可我知道他甚至都听不见我的声音。这时，那女孩的脸色变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她推着阿尔韦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带。当然，这根本不管用，每次这女孩试图推开阿尔韦托时，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看得出，他胜券在握。”

“她干吗不咬阿尔韦托那东西呢？”玛丽亚说。

“因为参加派对的全是他的朋友。如果咬了，阿尔韦托会要了她的命。”

“鲁佩，你真是疯了。”玛丽亚说。

“你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疯子吗？”

玛丽亚和鲁佩大笑起来。我还想听听这个故事的尾声。

“也没什么，”鲁佩说，“那女孩实在受不了，马上就要吐了。”

“阿尔韦托呢？”

“他应该是提前抽出来了吧？他知道马上会怎么样，不想把裤子弄脏了。他像只老虎般一跳，不过是朝后一跳，身上一丁点东西都不沾着。全场的人像疯了般地鼓掌。”

“你却深爱着这个疯子？”玛丽亚说。

“爱着，真的那么爱吗？我不知道。我对他真是如痴如狂啊，这是绝对的。换了你，同样会爱他的。”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鲁佩说，眼睛望着窗外。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远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你大概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玛丽亚说，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来。

“行了，老大，别这样嘛。”

“鲁佩说的没错，”我说，“别那样。人家就是那样生活的。她愿意干吗就干吧。”

“少来，加西亚·马德罗。你完全是在旁观。你压根就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也是旁观！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对不起，鲁佩，不是故意冒犯。”

“没关系，”鲁佩说，“你就是想冒犯也办不到。”

“闭嘴，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我听了她的话。我们三个沉默了片刻。后来玛丽亚开始谈起女权主义运动，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雷梅迪奥斯·巴罗、莉奥诺拉·卡林顿、艾丽丝·B.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鲁佩说，但玛丽亚没有理她）、尤尼卡·苏尔、乔伊斯·曼索尔、玛丽莲·摩尔，还有一串我记不住的名字。我想，这些都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她还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个墨西哥诗人。”我说。

“也是个修女。我很了解。”鲁佩说。

11月17日

今天我去芬特家了，潘乔没有随行。（我已经不可能整天跟着潘乔转了。）可是，走到大门口时我却紧张起来，担心玛丽亚的父亲会把我赶出去，担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他，担心他会揍我。我没那个胆量按门铃，于是就在小区随便走了会儿，心里想着玛丽亚、安格丽卡、鲁佩和诗歌。同时，我却无意中想起了叔叔和婶婶，然后想了想自己的一生。我昔日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既开心又空虚，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个决心下得我心情痛快极了。接着我迅速掉头向芬特家走去，按响门铃。芬特先生出来开门，打了个手势好像在说稍等片刻，我这就来了。后来又看不见他了，大门留了一道缝。过了会儿，他又出现了，从前院穿过来边走边卷袖子，脸上带着痛苦的笑意。其实，他的状态好多了。他一把打开大门，说你是加西亚·马德罗吧？然后就握我的手。我说你怎么样啊，先生，他说就叫我基姆吧，别叫先生了，在家里我们别来这种繁文缛节。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他要我叫什么，我说叫吉姆？（我刚读了鲁迪亚德·吉普林的作品）他说不是，叫基姆，是加泰罗尼亚语对华金这个名字的简称。

“那好吧，基姆，”我露出轻松甚至开心的笑容说，“我叫胡安。”

“不，我还是继续叫你加西亚·马德罗吧，”他说，“大伙都这样叫你的。”

我跟他从院里穿过去（挽着我的胳膊）。他松开胳膊之前说玛丽亚把昨天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我很欣赏这点，加西亚·马德罗，”他说，“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整个国家都在沉沦，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是好。”

“我不过是做了谁都会做的事。”我试探性地说。

“甚至连年轻人，理论上是我们变革希望的年轻人，都正在沦为吸毒者和妓女。这些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革命是惟一出路。”

“我完全赞同，基姆。”我说。

“我女儿说你表现得像个绅士。”

我耸了下肩膀。

“她有一些朋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结交，你会见到他们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不为这个烦恼。你需要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有时你得亲自体验一下现实的险峻，不是吗？我想这话是阿方索·雷耶斯[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1889—1959），墨西哥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1914年后多次出任墨西哥驻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使节。]说的。可能不是他说的。但有时玛丽亚做得太过了，不是吗？我没有批评她这样做的意思，不是批评她亲身在现实中去历练，应该历练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嘛，你觉得呢？因为历练过头就有成为牺牲品的危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我说。

“尤其是如果你交往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好呢——都有‘吸引力’的话，就可能沦为现实的牺牲品，你说对吗？天真无邪的人很容易招来麻烦或者引来恶棍。你同意这样说吗，加西亚·马德罗？”

“完全同意。”

“比如那个鲁佩，你们俩昨天见到的那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相信我，她来过这里，上过我家，在这儿吃过饭，还跟我们住过一两个晚上。我不是夸张，就一两个晚上，可那姑娘有不少毛病，是吧？她引来很多麻烦。我说的‘吸引力’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明白，”我说，“像块吸铁石。”

“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吸铁石吸引来的可能是坏东西，很坏，可是玛丽亚太年轻了，意识不到这点，看不出危险，她还需要帮助。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她从不考虑可能会卷入危险。一言以蔽之，我女儿需要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让她放弃目前的这种生活。”

“我知道你在说谁了，先生，噢，基姆。”

“你知道我在说谁了？我在说谁呢？”

“你在说鲁佩的皮条客。”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你可说到点子上了：他是鲁佩的皮条客。鲁佩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谋生手段，他的职业，他的办公室，一句话，他的工作。一个人丢了工作会怎么样呢？告诉我会怎么样。”

“会发火吗？”

“他肯定会发火。他冲谁发火呢？冲让他丢了工作的人发火吗？当然了。这毫无疑问。他不会冲邻居发火，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他要找的第一个发火对象自然是让他丢了工作的人。谁会在楼底下远远地看看他就会让他丢了工作呢？当然了，我女儿就是这种人。他拿谁来出气呢？我女儿。这时他还会冲她家人发火呢，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仇恨感是相当可怕的，而且不分青红皂白。我发誓，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做过几次噩梦。”他出声地笑了笑，望着草坪，仿佛在回忆梦境，“那梦会让最坚强的人都毛骨悚然。有时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城市，既像又不像墨西哥城，我是说，那是个陌生城市，但我从另一个梦里又认出它——我没有烦着你吧？”

“一点儿都没有！”

“我说了，这是个隐隐约约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我在走不到尽头的街上游荡着，想找家旅馆或者能收留我寄宿的地方。可是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只看到一个假装又聋又瞎的人。最糟糕的是，天越来越晚，我知道，如果夜晚降临，我的命将一文不值，是吧？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得全凭造化的仁慈了，这个梦真是可怕极了。”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嗯，基姆，我想看看女孩子们在不在家。”

“那好吧。”他说，可还不松开我的胳膊。

“我过会儿再来跟你告别。”我说，这纯粹是没话找话。

“我很欣赏你昨晚的表现，加西亚·马德罗。我很高兴你那么关照玛丽亚，也没有在妓女面前蠢蠢欲动。”

“天哪，基姆，那可是鲁佩……只要是玛丽亚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说，脸色马上红到耳根了。

“嗯，去找姑娘们吧，我想她们那儿可能还有别的客人呢。那屋子比……还忙碌呢。”他发觉找不到恰当的词，然后哈哈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离开他。

我快走进后院时，回过头发现基姆·芬特还站在那儿，盯着几束兰花暗自微笑呢。

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基姆来开门让我进去，还拥抱了我一下。在小房子里，我见到了玛丽亚、安格丽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们三个都坐在安格丽卡的床上。我一进去，他们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让我看见他们正在分享的东西。我想他们以为来人是潘乔，发现是我后脸色才松弛下来。

“你应该养成锁门的习惯，”安格丽卡说，“他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安格丽卡跟玛丽亚不同的是脸色洁白如雪，但肤色的基调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红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她的颧骨高挺，额头宽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我看见她时，或者毋宁说我看见她在看着我时（别的时候来这儿她可从不看我），感觉好像一只指头修长细嫩却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脏。我知道，利马和贝拉诺不会喜欢我用这个比喻，可这个说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时的感觉很熨帖。

“我又不是最后一个进来的。”玛丽亚说。

“就是你。”安格丽卡的语气非常决然，几乎是霸道了，刹那间，我都觉得好像她是姐姐而不是妹妹。“把门锁上，找个地方坐下。”她命令我。

我照她说的办了。小房子的窗帘拉了下来，透进来的光绿绿的，射进来时还带着黄颜色。我在书柜旁的那把木椅里坐下，然后问他们在看什么。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抬起脑袋仔细打量了我片刻。

“你不是记下我书名的那个人吗？”

“是。布莱恩·帕特、安德烈·亨利，还有个书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失踪的消防队》，斯派克·霍金斯写的。”

“没错。”

“你还没买啊？”他的语气中略带揶揄。

“还没呢，不过打算要买了。”

“你得去一家专营英语文学的书店。普通书店里找不到。”

“我知道。乌里塞斯给我说起过一家你们都去的书店。”

“噢，乌里塞斯·利马。”桑·埃皮法尼奥说，特别加重了“塞斯”的发音，“他会打发你去波德莱尔书店，那里法语诗集挺多的，可英语诗集不多……‘你们都’到底是指谁啊？”

“‘你们都’？”我不解地问。芬特姐妹盯着我看不见的东西来回传阅。她们不时发出大笑。安格丽卡的笑声像一道汩汩小溪。

“常去书店的人啊。”

“噢，当然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了。”

“本能现实主义者？拜托。只有乌里塞斯和他那位智利小朋友读书。别人全是一群跑腿的文盲。我全告诉你吧，他们去书店只干一件事：偷书。”

“可他们偷回去不也要读吗？”我说，略微有些气恼。

“不，你错了。到时他们把书交给乌里塞斯和贝拉诺，这两位读了后再把内容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四处吹嘘说读了比如格诺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干的只是偷了格诺的书，没有读过。”

“贝拉诺是智利人吗？”我问道，想把谈话内容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不过我也的确不知道。

“你看不出来啊？”玛丽亚说，连眼睛都没有从正在盯着的东西上抬一下。

“嗯，我倒是注意到他的口音稍微有点异样，不过觉得他可能是塔毛利帕斯或者尤卡坦人，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是尤卡坦人啊？噢，加西亚·马德罗，你这个可怜的天真儿。他以为贝拉诺是尤卡坦人。”桑·埃皮法尼奥对芬特姐妹说，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起来。

“看着不像尤卡坦人，”我说，“可也没准。反正我又不是研究尤卡坦人的专家。”

“噢，他不是尤卡坦人。他是智利人。”

“那他在墨西哥生活多长时间了？”我想找点话说。

“皮诺切特政变后就来了。”玛丽亚说，仍然不抬一下脑袋。

“早在政变之前就住在这里了，”桑·埃皮法尼奥说，“我1971年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又回智利去了，政变发生后又返回墨西哥。”

“可是我们不知道当时你们两个都回来了。”安格丽卡说。

“那段时间，我和贝诺拉关系非常密切，”桑·埃皮法尼奥说，“我们都才十八岁，是布卡雷利大街上最年轻的诗人。”

“能告诉我你们在看什么吗？”我说。

“我的照片。你可能不会喜欢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看看也没什么。”

“你是摄影师吗？”我说着起身朝床边走去。

“不，我只是个诗人，”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给我让出点空地，“对我来说，有诗歌就足够了，不过，我迟早会干起写小说这种低俗事来的。”

“给你，”安格丽卡把看完的一小叠照片给了我，“你最好按照时间顺序看。”

足有五十或六十张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的。背景在同一房间，可能在宾馆，两张例外，是在夜晚一条光线暗淡的街上拍的，还可以看到一辆红色野马，里面坐着几个人，脸影模模糊糊。其他照片的主角是一个留金色短发的男孩，十六七岁的样子，也可能只有十五岁，还有一个人是可能比他大两三岁的女孩，然后还有桑·埃皮法尼奥。肯定还有拍照的第四个人，但此人始终没有露面。第一批照片拍的全是那个金发男孩，他穿得衣冠楚楚，越往下看身上的衣服越少。到大约第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和那个女孩出现了。桑·埃皮法尼奥穿一件紫色运动衫。女孩穿一件迷人的晚礼服。

“这是谁？”我说。

“别说话，仔细看完照片再问。”安格丽卡说。

“他是我挚爱的人。”桑·埃皮法尼奥说。

“噢，这女孩又是谁？”

“他姐姐。”

快看到第二十张照片时，那个金发男孩开始穿上他姐姐的衣服。那个有些黝黑、微胖的女孩摆出放荡的姿势，望着给他们拍照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此时桑·埃皮法尼奥还能自我控制，至少在第一批照片里是这样，他面带笑容却很严肃，不是坐在扶手皮椅里就是坐在床边。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觉，到了第三十张或者三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脱掉衣服（他腿臂修长，身体似乎特别瘦削而且瘦骨嶙峋，比真实生活中要瘦很多）。后面的一批照片上，在男孩姐姐始终警觉的注视下，桑·埃皮法尼奥开始吻金发少年的脖颈、嘴唇、眼睛、后背和勃起的那东西（对外表如此柔嫩的男孩来说，那东西也够抢眼的了），姐姐时而露出全身时而露出半身（只有一条半胳膊、一只手、几根指头、脸的一侧），时而只是在墙上照出个影子。当然了，没有任何人预警过我说桑·埃皮法尼奥是同性恋。（只有鲁佩提到过，但她说我也是个同性恋。）所以，我尽量别流露出自己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这感觉可是一派混乱）然后继续往下看。我最担心的事出现了，接下来的几张照片上这位布莱恩·帕特的读者开始跟那个金发少年做爱。我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想到看完这些照片后该如何面对芬特姐妹和桑·埃皮法尼奥。男孩的脸扭曲得看上去怪怪的，我想那就是所谓的痛苦和喜悦交织的表情。（或者说是虚情假意，不过我是后来才想到这点的。）桑·埃皮法尼奥的脸好像显得非常严峻，就像薄薄的剃刀或者小刀。那位正在欣赏的姐姐的表情五花八门，从暴力的快感到深深的忧伤什么都有。最后几组照片拍的是三个人在床上的镜头，看上去假装要睡觉或者对着摄影师微笑。

“可怜的孩子，看那表情好像是有人逼他去那儿的。”我故意这样说来激怒埃皮法尼奥。

“逼迫他去那儿吗？那是他的主意呢。他是个变态小子。”

“可你全心全意爱着他。”安格丽卡说。

“我是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多其他交易。”

“比如？”安格丽卡说。

“比如钱。我是个穷光蛋，他是个宠坏了的富家子弟，生活奢华，到处旅行，要什么有什么。”

“可从照片上看他不富有，也没有被宠坏啊。有些照片够残忍的。”我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他家里很有钱。”桑·埃皮法尼奥说。

“所以你们去了一家还不错的旅馆。那灯光看着像在桑托的电影里。”

“他是某国大使的儿子。”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向我投来阴沉的一瞥。“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他又补充了一句，后悔向我坦白了这个秘密。

我把那叠照片还给他，桑·埃皮法尼奥放回衣兜。安格丽卡赤裸的胳膊跟我的左臂仅有一寸之遥。我鼓起勇气朝她的脸上望去。她也看着我，我猜自己的脸又有些红了吧。我的心情好极了。可是很快我又毁了这份开心。

“潘乔今天没来吗？”我像个白痴似的问道。

“还没有，”安格丽卡说，“你觉得这些照片怎么样？”

“赤裸裸的性照。”我说。

“赤裸裸的性照，就这些了？”桑·埃皮法尼奥站起来，然后坐进我刚坐过的那把木椅。他用刀刃般微笑的目光望着我。

“嗯，有那么点诗意。不过，要是我说是因为诗意而打动了我的话，我肯定是在撒谎。这些照片挺奇怪的。我只能管它们叫色情照片。不过没有否定的意思，但肯定是色情照片。”

“人们就是喜欢给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桑·埃皮法尼奥说，“这些照片让你兴奋了吗？”

“没有，”我强调说，其实我也说不准，“没让我兴奋，也没让我反感。”

“那么它就不是色情照片了。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了。”

“不过我喜欢这些照片。”我承认说。

“那么只能这样说了：你喜欢，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吧。”

“谁拍的啊？”玛丽亚问。

桑·埃皮法尼奥盯着安格丽卡大笑。

“这还真是个秘密。那人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任何人。”

“如果是比利的意思，谁会在乎拍摄者呢？”安格丽卡说。

看来那位大使儿子的名字叫比利了。很贴切，我想。

不用问为什么，我已经猜出照片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我又马上开始琢磨起那个有趣的（对我来说）信息：贝拉诺是智利人。后来我又观察起安格丽卡来。但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多半是趁她埋头读尤金·萨维茨卡亚[尤金·萨维茨卡亚（Eugène Savitzkaya，1955—    ），比利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诗集《痛苦的地方》而没有看着我的时候，她偶尔抬头望一望，然后加入玛丽亚和桑·埃皮法尼奥关于情色艺术的谈话。我又开始琢磨照片会不会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同时又想起在基多咖啡店听到的故事，说利马是毒品贩子，我想，假如他是毒品贩子，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染指别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么多，然后巴里奥斯挽着一个极其漂亮的美国女孩（她永远都面带微笑）的胳膊出现了，她名叫芭芭拉·帕特森，还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诗人，叫塞尔维亚·莫雷诺，后来我们所有的人就开始吸大麻了。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不过跟大麻无关，那东西其实对我没有作用），可是后来又有人引出贝诺拉的国籍问题——也许是我提起这个话题的，我搞不清楚了——然后大家都开始谈起他来。确切地说除了我和玛丽亚，人人都开始贬低起他来，他们有时从肉体和精神上多少跟我们游离开来，但是，即便保持某种距离（也许是大麻所致），我依然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有时谈论利马，谈到他去格雷罗州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搞毒品，然后卖给墨西哥城的作家、画家们。可是利马怎么可能一直跑到这片大陆的另一端去买毒品呢？人们大笑着。我想我也笑了。我想我笑得很厉害。我闭上眼睛。他们说：阿图罗让乌里塞斯干得很辛苦，现在风险更大了，他们的话刻印在我的大脑里。可怜的贝拉诺，我想。后来玛丽亚抓起我的手，我们离开了小房子，就像潘乔和安格丽卡把我们赶出去时那样，只不过这次潘乔没有在这里，没有人赶我们出去。

后来我想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三点，我发现自己直挺挺地躺在胡吉托·芬特身边。

我一跃而起。有人脱掉我的袜子、裤子和衬衣。我四处摸索着寻找衣服，尽量小心翼翼地不要扰醒胡吉托。我先是在床脚下的地板上找到了背包，书本和诗稿都在里面。我又在更远的地方找到裤子、衬衫和搭在椅子上的夹克。我在哪儿都找不到鞋子。我爬到床底下去找，可看到的却是胡吉托的几双旅游鞋。我穿戴整齐，想着打开灯呢还是就这样光着脚走出去。我决定不了，于是走到窗前。我撩开窗帘，发现自己在二楼。我向外望着漆黑的后院和芬特姐妹的小房子，它掩映在几棵树木后面，在月光下隐隐闪亮。很快，我意识到照亮那幢房子的不是月光而是就在我窗户下面亮着的一盏灯，稍微靠左一点，就挂在厨房外面。灯光极暗。我试图辨认出芬特家的窗户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些树枝和影子。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权衡是否可以回到床上继续睡到黎明再说，可我又想出几条不能这样干的理由。首先，我从来没有不跟叔婶打招呼就在外面过夜；其次，我知道回到床上我也睡不着；第三，我得去看看安格丽卡。为什么？我忘了理由，不过这时我有一种想看看她的迫切需要，看看她睡觉的样子，像条狗或者孩子那样蜷卧在她的床脚下（这情景很恐怖，但却很真实）。于是我悄悄向门口溜去，心里默默地感谢着胡吉托给了我一块睡觉的地方。再见，小内弟[原文为cu.ado。]！脑子里思索着这个词（它源于拉丁语cognatus，congati，即内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词的坚强支撑下，我像猫一般溜出房间，来到犹如最漆黑的夜晚般黑暗的过道里，像置身于一家充满了凝视的眼睛、所有事物一触即发的电影院，我沿着墙壁摸索前进，最后，历经漫长的煎熬，细述起来让人神经紧张的痛苦之后（再加上我又讨厌细节），终于找到了从二楼通往一楼的那条坚固的楼梯。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极度苍白，双手停在半空，蠢蠢欲动又犹豫不决），两种选择轮流向我袭来。我要么找到起居室和电话，立刻给叔婶打个电话，因为这时他们恐怕已经把不止一个疲惫的警察从床上拽了起来；要么找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在左侧，紧挨着类似家庭餐室的房间。我把每个计划都思来想去，最后倾向于采用不太扰民的方案，这需要尽快溜出芬特家的大房子。我的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突如其来的意象或者幻觉的支持，我仿佛看到基姆·芬特在黑暗中坐在一把高背椅里，全身笼罩在硫黄燃烧时散发出的那种鲜红的烟雾中。我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房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可是我听不到任何人像在家里那样的打鼾声。过了几秒钟的工夫，我确信自己头顶没有危险盘桓，或者至少没有近在眼前的危险，于是展开行动。在房子的这一侧，后院的亮光隐隐约约照亮我的去路，我很快来到厨房。进去后，我松弛下有些过分的警戒心，关上房门，打开灯，然后跌坐在一把椅子里，疲惫得好像跑着爬了一英里的山路。我打开冰箱，倒了一大杯牛奶，用牡蛎沙司和第戎芥末做了份汉堡和奶酪三明治。吃完后仍然很饿，然后又做了份三明治，这次是用奶酪、青笋和两三种红辣椒腌制的泡菜。第二份三明治还没有填饱肚子，我决定再去搜些主食来。我在冰箱底层塑料盛器里找到一块吃剩的鸡肉，在另一个盘里又发现了若干米饭。我猜这可能是晚饭吃剩的——接着再找些除了三明治面包以外的地道面包，动手给自己做晚饭。我挑了瓶草莓露露喝了，那味道其实更像芙蓉花。我坐在厨房一声不响地吃着，同时思索着未来。我仿佛看到了龙卷风、飓风、潮汐和大火。接着我把炸锅、盘子和银器都洗了，清除掉碎屑，然后打开通向后院的门。离开前我还把灯熄了。

姑娘们的屋子房门紧锁。我敲了一下，轻轻地唤着安格丽卡的名字。没人应声。我朝后望去，院里的暗影和像愤怒野兽般蹿跃而起的喷泉水阻挠着我不能再回胡吉托·芬特的房间。我又敲了一下门，这次稍微加重了。等了几秒钟后，我决定改换策略。我向左侧走了几步，用指尖在冰凉的窗户玻璃上叩了几下。玛丽亚？我说，安格丽卡？玛丽亚，让我进去吧，是我啊。我又沉默了片刻，看看会有什么动静，可是小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怒气冲冲地或者准确地说是怒气冲冲又无可奈何地拖着身子回到门口，然后靠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眼里一片茫然。我感觉我最终会进去，像条狗一般（一条在这个冷酷之夜里的湿狗！）睡在芬特姐妹的脚下，像我几个小时前愚蠢又恐惧地憧憬的那样。我可能哭了起来。为了清除眼前地平线上的阴霾，我开始琢磨所有应该读的书，所有应该写的诗。后来我忽然想到，假如我睡着了，芬特家的用人会发现我在这里，然后弄醒我，把我从被芬特夫人或者她的某个女儿或者基姆·芬特本人发现的尴尬中解救出来。然而，如果是后者发现了我，我乐观地推论，他可能会以为我为了忠实地守护女儿们，牺牲了一夜甜美的睡眠。如果他们唤醒我，请我进去喝杯咖啡，我分析道，那将毫发无损；如果他们踢醒我，不由分说把我扔出去，那么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另外，我怎么向叔叔解释说我是光着脚丫子穿过整个城市回来的呢？我想这样的推理可能让我兴奋起来，或者绝望让我无意识中用后脑勺撞击了房门，不管怎么样，我忽然听到小房子里传来脚步声。过了片刻，门打开了，一个昏睡的咕哝声问我在这里干什么。

是玛丽亚。

“我的鞋子掉了。如果能找到，我马上就回家。”我说。

“进来吧，”玛丽亚说，“千万别弄出声音。”

我像个盲人似的伸出胳膊跟着她走进去。立刻就撞上了什么东西。那是玛丽亚的床。我听到她命令我上去，然后看到她顺着原路走回去（姑娘们的房子其实很宽敞），关上还留着一道缝的门。我没听到她折回来。现在这里漆黑一片，但是过了会儿——我坐在床沿上，没有按照她指示的那样躺下——我终于借助巨大的亚麻窗帘辨清窗户的轮廓。接着我感觉有人溜到床上躺下了，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那人又稍稍坐起，也许是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把我拉过去。从呼吸的气息我感觉自己离玛丽亚的脸庞只有一寸之隔。她的手指开始在我脸上游走，从我的下颏走到眼睛，合上我的眼睛，仿佛是邀请我睡觉。她的一只手，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解开我的裤子，抚摸着我的那家伙。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我说睡不着。我知道，玛丽亚说，我也睡不着。接下来的一切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具体的动作、相关的名词、动词，或者犹如花瓣般散乱掉落的解剖手册里的书页，全都凌乱地联系在一起。我在克制的沉默状态下开始探索玛丽亚赤裸的身体，玛丽亚美轮美奂的裸体，我已经喊出声了，舒服地享受着每个角落，我所到之处的每个光滑、无尽的空间，都是那么令人畅快。玛丽亚不怎么克制。她很快就呻吟起来，她的操纵动作，起先还很胆怯或者克制，当她引导着我的手把它放在无论是因为无知还是疏忽还不曾到达的地方时，她变得更加放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词能准确描述此刻的情景）。我不到十分钟就明白了女人的甜心在哪里，明白了如何揉按或者抚弄和扣压，当然，必须保持在温柔的限度内，话说回来，玛丽亚总在不断地超越这个限度，因为我的那家伙，在最初的蹂躏中被温柔款待的它，很快就在玛丽亚双手的折磨中痛苦起来。她那双在黑暗和凌乱的被子中的手，有时让我感觉就像一只猎鹰的毒牙或者小鹰，使劲地在我身上拽着，我担心会把我拉断，有时又像侏儒（她的手指就是可恶的侏儒！）在其间探索着、丈量着，后来（但我先把裤子脱到膝盖上），我爬到了她身上。

玛丽亚的大腿时而勾住我的脊背，时而又放开（我真希望一直那样，让我开心得死了也值得），我却趁机朝床的两边打量。从这个距离，我能瞥见安格丽卡床铺的影子和她臀部的曲线，两瓣屁股的形状就像从一个小岛眺望另一个小岛那样。忽然，我感觉玛丽亚的嘴唇吸着我的左乳，那感觉几乎就像在咬我的心脏。我跳了起来，猛地一用劲，想把她钉在床上（床铺的弹簧开始凶恶地轧轧作响，我只好暂时罢手），同时我以百般的细腻吻着她的头发和前额，还忙中偷闲琢磨着我们弄出如此巨大的声响居然没有吵醒安格丽卡。我甚至连自己到了高潮都疏忽了。

我们俩都忙着喘了会儿气。我问她有了高潮吗，她的回答让我匪夷所思：

“我来了两次，加西亚·马德罗，你没感觉到吗？”她一本正经地问。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没有，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你还硬着。”玛丽亚说。

“我想是吧，”我说，“我们再做一次好吗？”

“好吧。”她说。

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又达到高潮了。这次我不禁喊出声来。

“现在该我了。”玛丽亚说。

“你还没有到高潮吗？”

“没有，这回没有，可是感觉很舒服。”她抓住我的手，挑出我的食指，引导着它在阴部揉着。“亲亲我的乳头。你还可以咬咬它们，不过开始要轻点，”她说，“然后可以再咬重点。然后搂着我的脖子。抚摸我的脸庞。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

“你难道不更想让我……舔你吗？”我说，徒劳地想找到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

“不，现在别这样，用你的手指就够了。不过可以亲我的奶子。”

“你的乳房好大啊。”我说不出“奶子”这个词。

我在被子里面把衣服脱了（我忽然开始出汗了），然后迅速开始执行玛丽亚的指令。先是她的喘气接着又是她的呻吟声马上又让我硬起来。她也注意到了，开始用手抚弄我的那家伙，直到手都软了。

“怎么了，玛丽亚？”我对着她的耳朵细声轻语，好像担心会伤了她的喉咙（揉啊，她不停地轻声说，揉啊），又担心把她的一只乳头咬得太重了。

“别停啊，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依然在黑暗中微笑着，然后开始吻我。

当一切结束后，她告诉我她来了至少五次以上。说实话，我死活不肯相信居然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可是她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相信。

“你在想什么呢？”玛丽亚说。

“想你。”我撒了个谎。其实，我在想叔叔和法学院以及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发行的杂志。“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些照片。”她说。

“什么照片？”

“埃内斯托的照片。”

“那些黄色照片？”

“嗯。”

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战栗起来。我们的脸紧紧贴在一起还能够聊天和发出声音，这得归功于两人的鼻子创造出的空间，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她的嘴唇在贴着我的嘴唇活动。

“还想再做一次吗？”

“想。”玛丽亚说。

“好吧，”我说，心里略微不情愿，“如果你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了，请告诉我。”

“改变什么想法？”

玛丽亚轻轻地哼叫起来，我开始在逐渐炽烈的激情中加速运动。

“小心声音别太大了，我不想让安格丽卡听到。”

“你自己小心别弄出声音来，”我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给安格丽卡服了什么药，让她睡成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都轻声笑了，我贴着她的脖颈，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完事儿后我甚至都没有气力问她舒服了没有，我一心只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把玛丽亚搂在怀里慢慢地飘进美梦中。可是她却起来让我穿好衣服，跟她去大房子的卫生间。我们出来走到后院时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那是自从昨晚以来我第一次把亲爱的人看得这么清楚。玛丽亚身穿白色睡袍，袖子上绣着红色图案。她用一个丝带或者发筋把头发朝后扎起来。

我们晾干身子，这时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玛丽亚说叔叔和婶婶肯定还在睡觉，让我过会儿再打。

“那现在干吗呢？”我说。

“现在我们再睡会儿。”玛丽亚说，然后搂住我的腰。

然而，夜晚或者白天还替我保留着最后一份惊喜。在小房子的一个角落，我看到巴里奥斯和他的美国朋友紧紧地搂在一起。两个人还打着鼾。我很想把他们给吻醒了。

11月19日

大家一起共进早餐：基姆·芬特、芬特夫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胡吉托·芬特、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和我。早餐有煎鸡蛋、炸火腿片、面包、芒果酱、草莓酱、黄油、鲑鱼头和咖啡。胡吉托喝了一杯牛奶。芬特夫人（她看到我后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做了她称为薄煎饼的东西，但丝毫不像薄煎饼。早餐的其他部分都是用人准备的（我不知道或者想不起她的名字来，实在不可饶恕）。最后我和巴里奥斯负责洗碗。

后来，基姆去上班了，芬特夫人开始安排她的日程（她告诉我她是一家创办不久的墨西哥家庭杂志的撰稿人），我最后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只有婶婶玛蒂塔一个人在家里，她听到我的声音时像个疯婆子般尖叫起来，然后开始大哭。她一个劲地连声感谢圣母，说些关于责任的道理，又零零碎碎地说昨天晚上我“让叔叔伤透了心”，用一种与其说是训斥不如说是共谋的口气警告说叔叔大清早就在认真考虑要惩罚我了，说完这些后，我好不容易才插进一句话，向她保证我一切都很好，我晚上跟几个朋友一块儿玩得“太晚了”就不想回家，因为打算直接回大学。婶婶答应说会在上班时给叔叔打电话，她让我发誓只要我还活着，如果决定在外面过夜的话，就一定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有一瞬间我考虑是否自己给叔叔打个电话会更好，最后想想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跌坐到一把带扶手的椅子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好。早晨余下的时光和整个白天都可以由我来随心所欲地处置，也就是说，我很清楚时间在我的掌握中，在那个意义上，我深感时光好像跟别的早晨以及别的白天（那时我就像一个孤魂，在大学里晃悠或者握着自己的处男贞操不放）不同，可是，此刻，面对变化的最初征兆，我却不知所措。我有着太多的可能性可以选择。

酒足饭饱后——芬特太太和芭芭拉·帕特森谈论博物馆和墨西哥家庭时我却像匹狼一般大吃——我略感昏沉，同时再次唤醒了我想跟玛丽亚做爱的欲望（吃早点时我尽量回避正视她，把自己的心思转移到兄弟之爱或者无私的同志情谊这些概念上，我觉得她父亲是很留恋这些概念的，他看到我这么早出现在桌边似乎毫不吃惊），可是玛丽亚已经准备要外出，安格丽卡也打算出去了，胡吉托·芬特已经走了，芭芭拉·帕特森在冲澡，只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女佣在大房子的宽敞书房里四处转悠，好像一场灾难性沉船事故中的幸存者，我想离他们远点而且急需让内心平复下来，就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后院，到芬特姐妹的小房子里舒服地待着，床铺还没有收拾（这清楚地表明床铺是由那位女佣或仆人或清洁女工——或胡吉托口中的钢铁纳卡——收拾的，这个细节强化了而不是减弱了玛丽亚对我的吸引力，我乐于增添她的轻佻和冷漠感），我回味着走向辉煌之门时依然湿漉漉的景象，我本应该哭泣或者祈祷，可我却躺在其中一张未曾整理的床上（后来我发现那是安格丽卡而非玛丽亚的床）睡着了。

潘乔·罗德里格斯捣醒了我（我想他没准还踢了我呢，但我不敢肯定）。我没有朝他的下巴狠狠地给上一拳来招呼他，完全是因为我的风度使然。寒暄过早上好后我来到后院的喷泉下洗了把脸（证明我还处于昏沉状态），潘乔在我后面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家里没有一个人，”他说，“我只好跳墙进来。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告诉他在这里过夜了（我尽量说得低调，因为我讨厌潘乔鼻孔抖动的样子，然后又加了一句说巴里奥斯和芭芭拉·帕特森也在这里过夜了），后来我们试图从后门、厨房门、前门进入大房子，但所有的门都紧锁着。

“如果邻居看见了，说不定会报警，”我说，“我们怎么解释说这不是抢劫呢？”

“我才不在乎呢。有时我挺喜欢搜索女朋友们的屋子。”潘乔说。

“不过，”我没有理会潘乔的话，“我好像看到隔壁家的窗帘在动。万一警察来了……”

“你跟安格丽卡做爱了吗，恶心鬼？”潘乔忽然问，把目光从芬特家的前窗上掉转过来。

“当然没有了。”我向他保证。

我不知道他相信了没有。不过我们只好又翻过墙，离开康德萨区。

我们走过（默默地穿过西班牙公园，来到帕拉斯街，又穿过圣马丁公园，然后走到特奥蒂瓦坎大街，白天这个时候在那地方活动的主要是家庭主妇、女佣和流浪汉），我想着玛丽亚说的关于爱情的话，她还说爱情让潘乔内心痛苦不堪。我们走到起义者大道时，潘乔的情绪才好了一些，开始谈起文学，向我推荐了几位作家，设法淡忘安格丽卡。后来我们又走到曼萨尼约街，再掉头来到阿瓜斯卡连特斯街，又向南拐进曼特宁街，最后来到泰派吉大街。我们在一幢五层高的大楼前站住，潘乔邀请我上他们家吃午饭。

我们乘电梯上到顶层。

到了那儿，我们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直接走进某间公寓，而是爬上一条通向屋顶的楼梯。在花盆以及蔓延进过道和洗衣间的蓬勃茂盛的花草中，一片如同遭到核武器袭击般灰蒙却明亮的天空映现在我们眼前。

潘乔家住在楼顶的两间屋子里。

“暂时的，”潘乔解释说，“等我们攒够了钱就搬进附近的楼房去。”

他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母亲朵娜·潘奇塔、他的哥哥莫克特苏马，十九岁，卡图卢斯风格派[指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的诗作风格，他以抒情诗著称。继承了萨弗的抒情诗传统，特点是高度的个人化、个性化。]诗人和该派别联盟的组织者，还有十五岁的弟弟、高中生诺伯托。

其中一间屋子白天用做餐室和看电视的地方，晚上就用做潘乔、莫克特苏马和诺伯托的卧室。另一间有点像个巨大的壁橱或者衣柜，放着冰箱、厨房器具（白天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可以移动的炉子搬出来放在过道里，晚上又放回去）和朵娜·潘奇塔睡觉用的床垫。

我们就要吃饭时又来了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家伙，他二十三岁，是他们的屋顶邻居，介绍说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告辞前（几个小时过去，时间快得恍若一瞬）又请教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卢西欧斯·思肯，讲得自然又自信（要比我说胡安·加西亚·马德罗自然和自信得多），我一时还真以为在我们墨西哥共和国的穷街陋巷中果真有人家姓思肯。

吃完午饭后，朵娜坐下来看她喜欢的肥皂剧，诺伯托开始学习，几本书摊在桌子上。潘乔和莫克特苏马在一个池子里洗碗，从那儿可以看到大片美洲公园的风景，后面是医疗中心、儿童医院、总医院抛出的危险废弃物——看着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星球。

“住在这里的好处之一，如果你不介意这些近邻的话，”潘乔说，“就是上哪儿都很近，它就在墨西哥城的心脏位置。”

卢西欧斯·思肯（当然，潘乔和他的哥哥都叫他思肯，连朵娜都这样称呼他！）邀请我们去他的房间，他说家里还有点上次举办大型聚会时剩下的大麻烟。

“机不可失啊。”莫克特苏马说。

跟潘乔家占的两间屋子不同，思肯的家简直就是简朴的典范。我看不见放衣服的地方，看不见任何家具，看不见任何书（潘乔和莫克特苏马都很穷，可是在最想像不到的地方，我居然看到埃弗拉因·韦尔托[埃弗拉因·韦尔托（Efraín Huerta，1914—1982），墨西哥诗人。]、奥古斯托·蒙特罗索[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危地马拉作家，2000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他写过一篇世界上最短的短篇小说《恐龙》（El Dinosaurio），全文为：“当他醒来时，恐龙依然在那儿。”卡尔维诺曾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提及。]、胡利奥·多里[胡利奥·多里（Julio Torri，1889—1970），墨西哥作家。擅长小品文、短篇小说、散文诗。]、阿方索·雷耶斯的书，还有前面提到的由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1925—    ），尼加拉瓜诗人。生于格拉纳达。青年时期从事政治活动，曾流亡墨西哥，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学。曾编有《尼加拉瓜新诗选集》，选入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的诗人作品。]、海梅·萨维内斯[海梅·萨维内斯（Jaime Sabines，1926—1999），墨西哥最受欢迎的民族诗人，他的诗作，无论政治诗或情诗，都是墨西哥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作。]、马克斯·奥布[马克斯·奥布（Max Aub，1903—1972），西班牙作家，因西班牙内战避难墨西哥，生命中最后三十年都居住在墨西哥。西班牙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之一。创作多部小说与戏剧作品。]、安德烈·埃内斯特罗萨[安德烈·埃内斯特罗萨（Andrés Henestrosa，1906—2008），墨西哥作家、政治家。]翻译的卡图卢斯作品），只有一张薄薄的垫子和一把椅子——没有桌子——一只漂亮的装衣服的皮箱。

卢西欧斯·思肯一个人生活，不过，我从他和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片言只语中推测出，不久前一个特别困难的女人（和她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他们离开时搬走了大部分家具。

我们抽了会儿烟，望着那片风景（我说过，这片风景基本上由医院以及绵延不绝的这种顶楼，和一片布满迅速向南移动的乌云的天空构成），后来潘乔开始讲起早上在芬特家的历险故事以及跟我相遇的经过。

他们老质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是三个人同时发问，可他们并不想从我这里掏出我还没有告诉潘乔的故事。有一阵子他们谈起玛丽亚。从我收集的信息看，好像卢西欧斯·思肯和玛丽亚曾是情人关系，而且禁止思肯上芬特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有一天晚上他俩在小房子里做爱时，芬特夫人走了进来。大房子里正举办一场派对欢迎一位刚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聚会进行到中途，芬特太太想介绍她的大女儿——当然是玛丽亚——给这位作家——却找不着人。于是她挽着这位作家去寻找玛丽亚。他们走到小房子时那里漆黑一片，他们听到里面传来拍打声：很响亮、很有节奏感。芬特夫人绝对不会想到（如果她先动动脑筋，莫克特苏马说，就该带上这位西班牙佬回去，再独自返回来看看女儿房间究竟出什么事了），可情况却是，她不假思索直接把灯打开，然后吃惊地发现玛丽亚就在那里，在小房子的另一头，只穿了件衬衣，卢西欧斯·思肯正抽打着玛丽亚的屁股。

“抽打得可真凶啊，”卢西欧斯·思肯说，“他们打开灯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屁股一片通红。我其实挺害怕。”

“可你为什么抽她啊？”我生气地问，担心自己会脸红。

“他可真天真。因为她要那样。”潘乔说。

“难以置信。”我说。

“离奇事儿多了。”思肯说。

“全怪那个法国女孩西蒙娜·达里欧，”莫克特苏马说，“我知道其实玛丽亚和安格丽卡邀请她去参加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会议，后来她们就谈起性来了。”

“谁是西蒙？”我问。

“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

“我走到她们跟前。我说了句，怎么样啊，姑娘们，这两个小婊子正在谈论萨德侯爵。”莫克特苏马说。

这个故事接下来的部分不难想像。玛丽亚的母亲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那个西班牙佬，据卢西欧斯·思肯说，看到玛丽亚抬起和突出的腰臀时脸色明显变得煞白，以仿佛精神病发作般的焦急劲抓起芬特夫人的胳膊，拽她回去。在小房子骤然而至的沉默中，卢西欧斯·思肯听到他们在后院里说着什么，在匆匆地窃窃私语，那个下流的西班牙杂种在向可怜的芬特夫人支什么坏招，她就斜坐在喷泉边。后来思肯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向大房子的方向逐渐远去，玛丽亚说咱们继续玩吧。

“实在难以置信。”我说。

“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思肯说。

“你们被打断后，玛丽亚还想继续做爱吗？”

“她就是这样说的。”莫克特苏马说。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被这第二句话弄得更加忧虑。

“我也操过她，”莫克特苏马说，“她是墨西哥城最放荡的女孩，但我从来没有抽过她，绝对没有；我不喜欢那种变态的把戏。可我绝对知道她好这样。”

“我也没抽过她，伙计，事实上玛丽亚太迷恋萨德了，她想尝试一下抽打屁股的感觉。”思肯说。

“玛丽亚可真了不得，”潘乔说，“她读书又特别认真。”

“你们接着又做爱了吗？”我问，我记不得当时是压低了声音还是吼了出来，但我肯定记得自己长长地吸了几口大麻烟，他们好几次请我传递一下，说那不是我一个人专享的。

“没错，我们继续做了，我继续抽打她，不过越来越轻了，不知怎么我不再那么上瘾了。我担心她妈妈过来逮住我，虽然她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我也不怎么想操了，好像兴致已经萧索了，我就想出去，想看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我想可能来了些著名诗人，包括那位西班牙作家、安娜·玛丽亚·迪亚斯、迪亚斯先生、劳拉·达米安的父母，诗人阿拉莫、拉瓦卡尔、贝罗卡尔、阿特米奥·桑切斯，电视演员阿梅丽卡·拉戈斯，当然我还有点担心玛丽亚的母亲会再次出现，然后这次是带着个混账建筑师，这样我就真的玩完了。”

“劳拉·达米安的父母也来了？”我问道。

“那个圣洁女神的父母亲自来了，”思肯说，“还有些别的名流。相信我，我看到了那些东西。之前我曾在窗户外头看过他们，还跟诗人贝罗卡尔打过招呼。我上过几次他开的研讨班的课，但我说不准他还记着我没有。我想自己大概饿得太厉害了，想想他们在另一个房子里大吃大喝，就已让我垂涎。当然我不在乎跟玛丽亚在那里露面，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通。我感到精疲力竭，大概是做爱的缘故吧。但说真的我并没有一个劲地想这事儿，你知道吗？我没有想玛丽亚的嘴唇，也没有想她的口水……”

“饶了我们吧。”潘乔说。

“少啰唆。”他的哥哥说。

“别这么慢条斯理了。”我这样说的目的是不想被忽视，事实上我感觉已经被彻底耗干了。

“哦，我就这样跟她说了。我说：玛丽亚，我们下回再做或者改天晚上再来吧。我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搞，在我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掌握时间，但她从不过夜，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离去，简直痛苦死了，因为我老得送她回家。那个时辰，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回家。她回答说继续，别停下来，太好了。我想，她是说我应该继续抽她的屁股。你们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吗？（潘乔说差不多吧。）于是我又开始抽她，用一只手抽她，另一只手抚弄她。说真的，我们完事得越早越好。我随时准备着完事。可是，当然，她要不到高潮，我也不会的。这荡妇的要求没完没了，我简直要疯掉，所以我抽得越来越重。抽她的屁股、她的大腿。你们干过这种事儿吗，伙计们？我向诸位推荐。首先是那声音，那抽打的声音，虽然有点不对劲，但会让你神魂颠倒。那感觉就像一盘炖熟的菜里有那么点新鲜的生菜。但是，这时抽打声好像跟你正在做的咬合在一起，那姑娘的呻吟声，玛丽亚的呻吟声，跟抽打声咬合在一起，你打她一下，她就呻吟一声，那呻吟声变得更加响亮，高潮来临的瞬间，你能感觉到她的屁股都燃烧起来，你的手掌也燃烧起来，你那家伙开始像心脏般跳起来，扑通、扑通、扑通……”

“你这牛可吹大了，哥们儿。”莫克特苏马说。

“我发誓说的全是真的。她的身子也跳个不停，她的屁股在跳，她的大腿也颤跳着。我知道，因为每次我抽过她，我都会抚弄她，都会抚摸那里，我注意到了，我实在感觉太刺激了，我得尽量别达到高潮了。她不停地呻吟着，我抽她时，她的呻吟声就更猛烈了。我不抽她的时候，她也一个劲儿地呻吟（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是我抽她的时候，呻吟就更激烈了，我是说那呻吟声，好像她的心都碎了，我成心想折腾她，可是不能这样干，她会疯了的。跟玛丽亚在一起就有这个问题。跟玛丽亚做可能非常刺激，可你得照她的路子来。”

“然后呢？”我说。

“她高潮了，我也高潮了，就这样。”

“就这样了？”莫克特苏马说。

“就这样了，我发誓，我们开始清理——当然了，我是自个清理的，梳了梳头发什么的，她穿上裤子，我们就去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了。后来我们就分开了。跟她分开是我的错误。我开始跟贝罗卡尔交谈起来，他正好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后来诗人阿特米奥·桑切斯跟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走过来，据说那女的是《埃尔瓜约罗特》杂志的副主编，我当场问她杂志要不要诗歌、短篇小说和哲学短文。我告诉她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表过，我跟她说起我兄弟莫克特苏马的翻译作品，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还用眼睛的余光搜索着食品供应台，因为我忽然间饿得要死，这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妈妈又出现了，她爸爸紧跟其后，紧随几步就是那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把我赶了出去，警告我，永远不要再踏进他们家。”

“玛丽亚就没有任何动作吗？”

“没有。她什么反应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起先还佯装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好像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老大，后来就再也装不下去了。形势已经很明朗，他们就是要像条他妈的狗一般轰我出去。让我难为情的是他们当着贝罗卡尔的面这样对待我。说老实话吧，当我被推到门口时，这杂种可能在偷偷地笑呢。我不相信有一阵子我还真有点钦佩他。”

“你钦佩贝罗卡尔？你真是个傻蛋。”潘乔说。

“其实，开始他对我挺好。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们是墨西哥城人，你们生长在这里，可我到这儿时一个人都不认识，没有一个他妈的比索。那是三年前，我二十一岁。当时一个困难接一个。贝罗卡尔帮了我很多，让我进他的作家班，把我介绍给可能会给份工作提携我的人。我就是在这个作家班上认识玛丽亚的。我的生活就像一首波莱罗舞曲。”卢西欧斯·思肯说，忽然换上一种如梦如幻的声音。

“接着讲：贝罗卡尔看着你笑呢。”我说。

“不，他没有笑，是我觉得他心里偷偷地笑。阿特米奥·桑切斯也看着我，但他完全晕了，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位副主编，我想她一定吓坏了，何况她完全可能被吓坏，因为玛丽亚妈妈的表情足以让你不寒而栗。我发誓，我觉得她恨不得手里抄把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慢慢后退着往外走，因为我还指望玛丽亚出现，指望玛丽亚从客人中间挤出来，走到她父母中间，抓住我的胳膊，然后搂着我的肩膀——玛丽亚是我认识的惟一喜欢搂男人肩膀而不是腰的女人——然后颇有风度地帮我解围，我是说然后跟我一起扬长而去。”

“她过来了吗？”

“过来？没有，至少没有在你所谓的意义上过来。我倒是看见她了。她的头在一群狗屁人物的脑袋和肩膀上方露了一秒钟。”

“她究竟有所表示没有？”

“什么破表示都没有。”

“也许她确实没有看见啊。”莫克特苏马说。

“她当然看见我了。她看到了我的眼睛里，但她就是这样。你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她盯着你，却好像没有看你，有时她能看穿你。后来她就没影儿了。于是我心里对自己说，你失去了这个人，朋友。还是悄悄离开，别再招人眼目了。这次我是真的想走了，我就要走出去时，玛丽亚的那婊子妈妈向我冲来，我以为这女人会踢我的卵蛋，或者至少会抽我。当时我想，很好，撤退得挺有序的，我最好还是跑吧，可就在这时，那婊子凑近我好像要吻我或者咬我，猜猜她对我说什么了……”

罗德里格斯兄弟一言不发。毫无疑问他们早已知道。

“她侮辱你了？”我犹豫不决地问。

“她说：真替你害臊，真替你害臊。就这么句话，她说了至少十遍，距离我只有一寸之远。”

“真是难以置信，那巫婆居然生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莫克特苏马说。

“离奇的事儿多着呢。”潘乔说。

“你现在跟她还是情人吗？”我说。

卢西欧斯·思肯听到我的话了，却没有回答。

“你们多久做一次爱？”我问。

“我都记不得了。”思肯说。

“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潘乔说。

“我不知道，只是好奇。”我说。

那天我很晚才离开罗德里格斯兄弟家（我跟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晚餐，甚至还能在那里过夜，他们实在太慷慨了）。我在走到起义者大道公共汽车站时，忽然觉得对家里等待我的那场漫长、复杂的讨论而言，自己的感情还没有坚韧到足以应付的程度，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兴致。

我应该搭乘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去，最后我索性从自己坐着想事、看车（或者说观察着打在我脸上的车灯）的路边站起来直奔芬特家。

我到那里之前先打了个电话。胡吉托接的电话。我告诉他找姐姐。片刻后玛丽亚过来接电话。我说想见她。她问我在哪儿。我告诉她在附近的波波卡特佩特尔广场。

“再等几个钟头，”她说，“然后再来。不要按门铃。从墙上翻过来，尽量悄无声息地过来。我会等着你。”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差点告诉她我爱她（但还是没有说出来），然后就挂了电话。因为我没有钱上咖啡店，就在广场待着，坐在一个条椅上写日记，还读了潘乔借给我的一本塔布拉达[塔布拉达（José Juan Tablada，1871—1945），墨西哥诗人，1900年曾到日本访问，后来第一个将日本俳句引进西班牙诗坛。]的诗集。两个小时刚过，我就立刻起身向科里马大街走去。

我跳墙前先打量了一番道路两边，然后撑到墙头，跳了下去，尽量不要踩碎了芬特夫人（或者用人）在花园这一侧栽植的花花草草。我在黑暗中向小房子走去。

玛丽亚在一棵树下等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她就吻住我的嘴，把舌头伸进我的喉咙。她的嘴里散发着香烟和贵重佳肴的味道。我的嘴里是香烟和廉价食物的味道。不过两种食物的味道都挺好。我的恐惧感和悲伤顷刻间化解。我们没有去小房子，就在那里做起爱来，就站在那棵树下。这样不会有人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玛丽亚咬着我的脖子。小房子里安格丽卡睡得很沉，或者假装睡得很沉，我们又做了一次。后来我从床上起来，感到浑身疼痛，我知道，如果说出我爱她，疼痛就会立刻消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找遍每个角落，想看看是不是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叫帕特森的女孩睡着，然而除了芬特姐妹和我没有别的任何人。

后来我们又说了会儿话，安格丽卡醒来了。我们把灯打开，三个人一直聊到很晚。我们聊了诗歌、已故诗人劳拉·达米安、用她的名字命名的诗歌奖、利马和贝拉诺计划出版的杂志，聊到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生活，还聊到胡兰坎·拉米雷斯[胡兰坎·拉米雷斯（Huracán Ramírez），1952年一部墨西哥摔角电影主角的名字。]在摔角竞技场外摘掉面具后的样子，聊到安格丽卡的一位住在代比多的画家朋友以及玛丽亚在舞蹈学校的朋友们。说了很多话、抽了很多烟后，安格丽卡和玛丽亚睡着了，我熄了灯，钻到床上，又开始在想像中跟玛丽亚做爱。

11月20日

政治脉络：莫克特苏马是托洛茨基分子。哈辛托·雷克纳和阿图罗·贝拉诺曾经是托派分子。

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郝雷吉（贝诺拉的前女友）曾参加过一个叫做“墨西哥妇女战争之路”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据说她们就是在这个组织里认识西蒙娜·达里欧的，她是贝拉诺的朋友以及虐恋的推动者。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发起墨西哥第一个墨西哥同性恋无产阶级公社。

乌里塞斯·利马和劳拉·达米安曾计划成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成立宣言的文稿至今还在呢。此前，乌里塞斯·利马十五岁的时候就想加入卢西奥·卡瓦拉斯[卢西奥·卡瓦拉斯（Lucio Caba.as，1938—1974），原为墨西哥一名教师，后组织游击队参加革命运动。]游击队组织的余部。

基姆·芬特的父亲，亦名基姆·芬特，生于巴塞罗纳，在埃布罗河战役[Batalla del Ebro，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在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反对国内法西斯武装叛乱，抗击德、意、葡等法西斯国家武装干涉，被称为西班牙内战。1938年的埃布罗河战役是共和军为扭转军事政治形势，使战争进程对共和国有利而作的一次重要尝试。]中阵亡。

拉斐尔·巴里奥斯的父亲是非法的铁路工人工会的积极活动分子，死于肝硬化。

卢西欧斯·思肯的父母生于瓦哈卡州，根据思肯的说法，他们是饿死的。

11月21日

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

今天早晨我在电话里跟叔叔聊了会儿。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来。随时，我说。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也许没有明白我回答的意思但又不想承认），他问我都跟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瞎混。没有，我说。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你回自己家，他说，否则请便。我听到玛蒂塔婶婶在他身后哭泣。一定，我说。婶婶说，问问他是不是在吸毒，叔叔说他能听得见你说话，然后问我有没有钱。我说还有坐公交车的钱，然后再没说什么。

其实，我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可是后来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到卡塔丽娜·奥哈拉家的有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穆勒、桑·埃皮法尼奥、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雷克纳和他的女朋友郝奇特尔、罗德里格斯兄弟、卢西欧斯·思肯、跟卡塔丽娜共用一个工作室的两个画家，还有其他几个我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人，他们像条黑水河般涌进来。

我和玛丽亚、安格丽卡到来时门是开着的。我们进去时只看见罗德里格斯兄弟坐在二楼的梯子上分享一根大麻烟。我们打了声招呼然后在他们身边坐下。我想他们正等着我们。随后，潘乔和安格丽卡上楼去，把我们留在那里。楼上传来幽灵般的音乐，充满了鸟儿、鸭子、青蛙、微风、大海甚至人踩在地面或者干草上的脚步声，据说有安抚情绪的作用，然而整体效果却十分可怕，好像是给一部恐怖片配的音效。后来卢西欧斯·思肯来了，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我看着另一边，望着一堵贴满了女人的照片或者女人之梦的墙壁），然后开始跟我们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害羞吧，他们开始聊起来后（卢西欧斯·思肯经常去舞蹈学校，他跟玛丽亚很有共同语言），我渐渐淡出，渐渐沉默，开始出神地回想今天早上在芬特家的离奇经历。

起初什么都很顺利。我坐下来跟全家人共进早餐。芬特夫人愉快地说了声早上好跟我打了个招呼。胡吉托都不瞧我一眼（他还处于半睡眠状态）。女佣到来时客气地向我招了招手。至此，一切都那么美好，这一瞬间我甚至想后半辈子都可以住在玛丽亚的小房子里度过了。这时基姆出现了。只消瞥他一眼就足以让我激灵一下。他那模样看起来好像通宵未眠，像是刚从一间审讯室或者死囚牢里出来，头发乱得一团糟，眼睛血红，胡须也没刮（甚至没冲个澡）。他的手背上涂满了类似碘酒的东西，手指上沾满墨水。当然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尽管我热情地向他说了早上好。妻子和女儿都不理他。几分钟后，我也开始不理他了。他的早点比我们俭朴多了：喝了两杯咖啡，然后吸了一支从衣兜而不是烟盒里取出的皱皱巴巴的香烟，然后表情奇怪地望着我们，像在蔑视我们，又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吃完早点后，他站起来邀请我一起走走，说有话想跟我说。

我看看玛丽亚，看看安格丽卡，因为她们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不让去的暗示，我就跟着出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基姆的书房，这间屋子的规模让我吃了一惊，它比家里任何一间屋子都要小。墙上钉着些照片和计划表，还有些胡乱散落在地板上。一张书桌和凳子算是惟一的家具了，这两样东西占了一半多空间。书房里散发着类似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我工作了整整一夜，”基姆说，“睡不着，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噢，真的？”我说，心里在想现在该牵扯到我了，心想基姆一定听到我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定透过书房的一间小窗户看见玛丽亚和我了，现在我马上就要得到证实了。

“是的，看看我的手。”他说。

他把双手放在胸口高度。两只手在剧烈地颤抖。

“在搞项目吗？”我关切地问，望着摊在桌上的稿纸。

“没有，”基姆说，“在设计一份杂志。这份杂志马上就要发行了。”

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或者知道，好像他以前曾告诉过我似的）他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那份杂志。

“我要拿去给他们看，到时候每个反对过我的人都会说，不错，先生。”他说。

我走到桌边研究了一番图样和构图，慢慢翻着那厚厚的一叠纸。杂志封面是一堆凌乱的几何图形，随意地涂着人名或者字母。显然，可怜的芬特先生已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有趣。”我说。

“那些傻瓜这下会明白现在的先锋派是什么样子了，对吧？甚至不必读诗歌也能明白个一二。你们写的所有诗歌都将在这里发表。”

他给我看的地方到处都是线条，模仿手写字体的线条，但也有些小图案，好像漫画里的人物在咒骂时吐出的图案：有蛇、炸弹、刀、头骨、交叉腿骨、小蘑菇云。其余的每一页都是基姆·芬特关于平面设计的激进理念的笔记。

“瞧，这是杂志的标志。”

一条面带饥饿、表情痛苦、咬着自个儿尾巴的蛇（看上去仿佛在微笑，但比较可能像是因为痛苦发作而扭曲），目光凝练，犹如投向想像中的读者的一把匕首。

“但现在还没人知道这杂志该叫什么名。”我说。

“这没关系。蛇代表墨西哥，同时象征循环。你读过尼采的著作吗，加西亚·马德罗？”他忽然问。

我歉疚地承认没有读过。后来我又仔细看过杂志的每一页（总共不超过六十页），正当我准备要走时，基姆问我和他女儿之间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说玛丽亚和我处得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就决定封口不说了。

“对为人父母者而言，生活是很艰难的，”他说，“特别是在墨西哥城。你有几天没有回家睡了？”

“三个晚上。”我说。

“你妈妈不担心吗？”

“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知道我挺好的。”

基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的模样可不够精神啊，我的孩子。”

我耸耸肩。我们两个在那儿仿佛沉思般站了片刻，一声不吭，他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子，我看着钉在墙上的那些过时的计划表，包括基姆可能永远见不着它们落成的梦想住所。

“跟我来。”他说。

我跟着他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那间屋子足有书房的五倍大。

他打开壁橱取出一件绿色运动衬衫。

“试一下，看合适不。”

我有些犹豫，但基姆态度决然，好像浪费不起时间了。我脱掉自己的衬衫放在床脚下，那张床非常大，基姆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都曾睡过。我穿上那件绿衬衫。非常合身。

“这是送给你的，”基姆说，然后在衣兜里摸索了一阵子给了我几张钱，“这样你就可以请玛丽亚去喝杯苏打水了。”

他的手抖个不停，伸出的那条胳膊抖个不停，垂在一侧的另一条胳膊也抖个不停。他的脸扭曲出各种可怕的表情，迫使我宁肯朝别处任何地方看，只要别看到他的脸就可以。我谢了他，我说无法接受这样一件礼物。

“奇怪，”基姆说，“谁都从这儿拿钱：我女儿、我儿子、我妻子、我的雇工们。”他用了个复数，但我非常清楚他现在一个雇工也没有，除了那个女佣，而他显然不是指那个女佣。“连我的老板都喜欢我的钱，所以他们都有钱。”

“非常感谢。”我说。

“拿着，放进口袋，讨厌！”

我接住钱收起来。数目不少，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去数它了。

“我会尽快还你的。”我说。

基姆任性地往后一仰躺在床上。他的整个身体发出钝闷的声音，接着开始颤抖起来。我一时闹不清那是不是一张水床。

“别担心，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你用我的女儿帮助我，我用些零钱帮助你。管它叫零花钱，可以吗？”

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很疲倦，好像精疲力竭和昏沉得就要崩溃了，但他仍然睁着眼睛，紧张地盯着天花板。

“我很喜欢这个杂志的风格，我要让那些杂种好好地谈论它。”他说，但这时他的声音却像在呢喃。

“太好了。”我说。

“嗯，当然了，我是个建筑师，不会白干的。”他说。过了会儿又说，“我们同时也是艺术家，但我们不用这个身份也能设计得很好，不是吗？”

“那是肯定的。”我说。

他好像开始打起鼾来了。我望着他的脸庞：眼睛还睁着。基姆？我说。没有应答。我慢慢走近他摸了摸垫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对我的触摸作出了反应，浮起一个苹果般大的泡泡。我转身离开房间。

后来的时光我在跟玛丽亚追逐欢闹中打发掉了。

下了几次雨。第一次雨刚停就出现了一道彩虹。第二次什么也没有出现，黑云密布，犹如在深夜的峡谷中。

卡塔丽娜·奥哈拉满头红发，二十五岁，有个儿子，离婚了，非常漂亮。

我还见到了劳拉·郝雷吉，阿图罗·贝拉诺的前女友。她跟乌里塞斯·利马失恋的情人索菲娅·加尔韦斯一起来参加聚会。

她们俩都挺漂亮。

不，劳拉要更漂亮。

我喝了很多酒。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四处扎堆，但有多半不过是在校大学生伪装的。

安格丽卡和潘乔老早就走了。

在晚上的某个时候，玛丽亚对我说：灾难即将来临。

11月22日

我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里醒过来。时晨尚早，陪卡塔丽娜和她上幼儿园的儿子戴维吃早点时（玛丽亚不在，其他人还睡着），我想起昨晚走得还剩几个人后，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说，所有的文学都可以分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三类。长篇小说总体上属于异性恋，而诗完全是同性恋。我猜短篇小说应该属于双性恋了，虽然他没有这样说。

他从浩瀚的诗歌海洋里区别出各种不同的潮流：男同性恋型、女同性恋型、娘娘腔型、怪诞型、假小子型、妖精型、美人鱼型和博爱型。不过，两个最主要的潮流是男同性恋型和女同性恋型。比如沃尔特·惠特曼属于男同性恋型诗人。帕勃罗·聂鲁达属于女同性恋型。威廉·布莱克肯定属于男同性恋型。奥克塔维奥·帕斯属于女同性恋型。博尔赫斯属于博爱型，或者换句话说他可能一会儿属于男同性恋型，一会儿又成无性别型。鲁文·达里奥[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南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属于怪诞型，事实上是皇后级的怪诞，怪诞型的祖先。

“当然，这种划分限于我们的语言体系，”他澄清道，“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怪诞型的霸主依然是魏尔伦那个公子哥儿。”

照桑·埃皮法尼奥说，怪诞型更接近疯人院的喧嚣和赤裸的幻觉，而男同性恋型和女同性恋型则步履蹒跚地从伦理学走向美学然后又折回来。塞尔努达[塞尔努达（Luis Cernuda，1902—1963），西班牙诗人。属于西班牙文学史上被称为“二七年代”诗人的一员。著有诗集《被禁止的快乐》、《遗忘的地方》、《云》、《奥克诺斯》等。]，亲爱的塞尔努达属美人鱼型，在最痛苦的时刻又变成男同性恋型，至于纪廉[纪廉（Jorge Guillén，1893—1984），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1976年获得有“西语文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塞万提斯奖，也是该奖项成立后第一位获奖者。]、阿莱克桑德雷[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七年代”诗人重要成员。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大地之恋》、诗集《如唇之剑》、《毁灭或爱情》、《天堂的影子》、《独处的世界》等。]和阿尔维蒂[阿尔维蒂（Rafael Alberti，1902—1999），西班牙诗人，风格深受现代主义流派影响。1967曾访问过中国。著有诗集《陆地上的海员》、《紫罗兰的黎明》、《中国在微笑》等。1983年获得塞万提斯奖。]可以分别看做娘娘腔型、假小子型和女同性恋型。总的原则是，卡洛斯·佩利塞尔[卡洛斯·佩利塞尔（Carlos Pellicer，1897—1977），墨西哥诗人。早期的诗歌以爱情为主，中后期则转为谴责独裁专制、歌颂民族英雄。著有诗集《大海的颜色》等。]这样的诗人属于假小子型，塔布拉达、诺沃[诺沃（Salvador Novo López，1904—1974），墨西哥诗人、作家。]、雷纳托·勒狄克[雷纳托·勒狄克（Renato Leduc，1897—1986），墨西哥诗人。]这样的诗人又属于娘娘腔型。其实，在墨西哥诗歌中男同性恋型诗人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当然个别乐观主义者会举出洛佩斯·贝拉尔德[洛佩斯·贝拉尔德（Ramón López Velarde，1888—1921），墨西哥诗人、散文家。]或者埃弗拉因·韦尔托。另一方面，女同性恋型诗人又特别富裕。从拳击家（虽然我一时听成了匪徒）迪亚兹·米龙[迪亚兹·米龙（Salvador Díaz Mirón，1853—1928），墨西哥诗人。]到杰出的奥梅罗·阿里达吉斯[奥梅罗·阿里达吉斯（Homero Aridjis，1940—    ），当今墨西哥在世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曾在美国多所大学讲授文学及写作课程，并曾担任过墨西哥驻荷兰和瑞士的大使，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国际笔会主席。]。我们必须要回到阿马多·内尔沃（嘘声）找出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个男同性恋型诗人，而不是像那位曾经很叛逆、眼下很著名的波托西人曼努埃尔·何塞·奥顿[曼努埃尔·何塞·奥顿（Manuel José Othón，1858—1906），墨西哥诗人。]，那可是个空前绝后的乏味家伙。说到乏味的家伙，曼努埃尔·阿库尼亚[曼努埃尔·阿库尼亚（Manuel Acu.a，1849—1873），19世纪墨西哥作家。成名很早，24岁即自杀身亡。]属于妖精型，何塞·华金·佩萨多[何塞·华金·佩萨多（José Joaquín Pesado，1801—1861），墨西哥作家、记者、政治家。]属于希腊森林中的仙女，二者均属某种墨西哥抒情诗里典型的男妓。

“埃弗伦·雷沃列多呢？”我问。

“微不足道的女同性恋型。他惟一可陈之处是，他是第一个，如果不是惟一一个的话，在东京出版过作品的墨西哥诗人，1909年出版的《日本诗集》。当然了，他是个外交官。”

总之，诗坛基本上是一个（地下的）战场，男同性恋型诗人和女同性恋型诗人之间战斗的结果就是要掌握词语的控制权。桑·埃皮法尼奥说，娘娘腔型诗人都是天生的男同性恋型诗人，他们由于柔弱或者出于安逸的考虑，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而且接受女同性恋型诗人的美学和个人特点。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女同性恋型诗人为数众多，他说，一个浅尝辄止的读者可能永远看不出。其实，莱奥帕尔迪[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开意大利现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这样的男同性恋型诗人有时会改头换面成为像已故的意大利三杰翁加雷蒂[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1880—1970），意大利隐逸派诗歌重要代表。和另外两位诗人蒙塔莱、夸西莫多一样，也是优秀的翻译家。他译的莎士比亚、拉辛、马拉美等人的作品，得到高度评价。]、蒙塔莱[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散文家、翻译家，197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夸西莫多[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意大利诗人，195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女同性恋型诗人。

“帕索里尼以同样的方式重新绘制了当代意大利的女同性恋型诗人王国。我们不妨以可怜的桑基内第（我不想从帕韦泽[帕韦泽（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作家、诗人。曾在出版社当过文学编辑，并从事美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包括惠特曼、斯坦贝克、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说起，他是个可怜的怪诞型诗人，独此一家，也不想举出迪诺·坎帕纳[迪诺·坎帕纳（Dino Campana，1885—1932），20世纪初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代表作为诗集《俄耳甫斯之歌》。]，他从来都是单桌独餐，这张餐桌是绝望的怪诞型诗人专用的）为例。更不要说法国了，这个饕餮之国，至少有一百个男同性恋型诗人，从维庸[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抒情诗人。继承了13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市民抒情诗的主要代表。]到我们喜爱的苏菲·波多尔斯基，用他们的乳汁养育过、依然在养育着而且还将继续养育成千上万的女同性恋型诗人以及他们的伙伴：博爱型、仙女型、假小子型和娘娘腔型诗人以及高傲的文学杂志编辑、伟大的翻译家、小气的官僚、文坛的伟大外交家（如果你能忍受，可以看看《原样》[Tel Quel，1960年由菲利浦·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与让－埃登（Jean-Edern Hallier）共同创办的前卫文学刊物，是一本季刊，自1960年至1982年在巴黎定期发行，总共有九十四期。许多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等都在此发表文章，包括罗兰·巴特、德里达、艾柯等，被认为是领导20世纪60和70年代思想界的杂志。]杂志上诗人们发表的那些无耻、邪恶的反思文章）。俄国革命时期越是不怎么被提及的男同性恋型诗歌写得越出色。”

“谁啊？”大伙问，“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893—1930），俄国著名诗人、剧作家，重要作品有长诗《穿裤子的云》，戏剧作品《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与《宗教滑稽剧》。]吗？”

“不是。”

“叶赛宁？”[叶赛宁（Sergei Esenin，1895—1925），俄国诗人，“白银时代”农村诗人和意向派诗人的代表。著名的作品包括诗集《亡灵节》、《酒馆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长诗《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等。]

“不。”

“帕斯捷尔纳克？勃洛克[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代表作为长诗《十二个》。]？曼德里施塔姆[曼德里施塔姆（Osip Emilievich Mandels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代表作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有《石头集》与《沃罗涅日诗抄》。]？阿赫玛托娃？”

“不可能。”

“快说，埃内斯托，告诉我们，这样吊着会要了大伙命的。”

“只有一个，”桑·埃皮法尼奥说，“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他是谁，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人物，一个西伯利亚暴雪般的男同性恋型诗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男同性恋型诗人：赫列勃尼科夫[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1885—1922），俄国诗人、俄国未来主义流派创始人。作品，包括长诗《И和Э》、《铁匠》等。]。”

人可真是各有所好啊。

“在拉丁美洲，我们能找到多少真正的男同性恋型诗人呢？只有巴列霍[巴列霍（César Abraham Vallejo，1893—1938），秘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黑色使者》、《特里尔塞》和《人类的诗篇》等。]和马丁·阿丹[马丁·阿丹（Martín Adán，1908—1985），秘鲁诗人。艾伦·金斯堡对他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曾亲赴秘鲁访问他。]。没了。另外，马塞多尼奥·弗尔南德斯[马塞多尼奥·弗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1874—1952），阿根廷作家、哲学家。与博尔赫斯及其他阿根廷前卫文学家往来密切，他与博尔赫斯的书信集于2000年出版。]，算得上吗？其余，女同性恋型有维多夫罗[维多夫罗（Vicente García-Huidobro，1893—1948），智利现代诗人。年轻时受西方先锋派影响，后摒弃西方影响，反对一切传统，自称“创造主义”。重要诗集有《水的镜子》、《北极的诗》、《最后的诗》等。]，仙女型有阿尔弗索·科尔特斯[阿尔弗索·科尔特斯（Alfonso Cortés，1893—1969），尼加拉瓜诗人。]（虽然他的个别诗堪称正宗的男同性恋型），假小子型有莱昂·德·格利弗[莱昂·德·格利弗（León de Greiff，1895—1976），哥伦比亚诗人。]，假小子加仙女型有巴勃罗·德·洛克哈[巴勃罗·德·洛克哈（Pablo de Rokha，1894—1968），原名Carlos Diaz Loyola，智利诗人。]（他的怪诞想法突然发作时能把拉康[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与最富有争议性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逼疯），娘娘腔型有莱萨马·利马[莱萨马·利马（José Lezama Lima，1910—1976），古巴诗人、作家。被称为古巴诗坛的导师，许多优秀诗人都是从他创办的《源》诗刊（Orígenes，1944—1956）开始崭露头角。另著有小说《天堂乐园》（Paradiso）。]，贡戈拉[贡戈拉（Luis de Góngora，1561—1627），西班牙诗人，被称为“西班牙的荷马”。主要作品有长诗《孤独》、《比拉莫和蒂斯贝的寓言》。]诗歌的误读者，还有，包括莱萨马在内的所有古巴革命时期的诗人（如迭戈、比铁尔、可怕的雷塔马尔、可悲的纪廉、令人沮丧的费纳·加西亚），罗赫略·诺格拉斯[罗赫略·诺格拉斯（Luis Rogelio Nogueras，1944—1985），古巴诗人。]，他是个小可爱，有着玩世不恭的男同性恋型精神的仙女型诗人。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尼加拉瓜的大部分诗人都是像科洛内尔·乌特乔[科洛内尔·乌特乔（José Coronel Urtecho，1906—1994），尼加拉瓜诗人，1950年代尼加拉瓜先锋文学运动的主要人物。]这样的仙女型诗人或者怪诞型诗人，他们希望自己属于像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这样的博爱型诗人。墨西哥当代诗人都是女同性恋型……”

“不！”贝拉诺大声说，“吉尔韦托·欧文就不是！”

“其实，”桑·埃皮法尼奥继续不为所动地说，“戈罗斯蒂萨[戈罗斯蒂萨（José Gorostiza，1901—1973），墨西哥诗人。长期担任政府官员，诗集《无尽的死亡》（Muerte Sin Fin）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与上面提到的欧文同为墨西哥文学杂志《同时代人》（Los Contemporáneos）的成员。]的《无尽的死亡》，包括帕斯的诗，就是高度神经质又沉静的墨西哥女同性恋型诗人的《马赛曲》。还可以列举更多的名字：赫尔曼，仙女型；贝内德蒂，女同性恋型；尼卡诺尔·帕拉，仙女型兼有男同性恋型色彩；韦斯特法伦，怪诞型；恩里克·李恩，娘娘腔型；希龙多，仙女型；鲁文·博尼法斯·努尼奥，仙女兼假小子型；萨维内斯，纯假小子型；我们喜爱却可望而不可即的何塞米里奥·P.，怪诞型。我们再回到西班牙看看，回到最初”——嘘声——“贡戈拉和克韦多，女同性恋型；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弗莱·路易斯·德·莱昂，男同性恋型。列举结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女同性恋型和男同性恋型的区别。前者梦中都渴望着一根十二英寸长的家伙在他们身上耕耘、施肥，可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把他们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弄上床，还得移去种种大山般的障碍。另一方面，对男同性恋型诗人而言，生活仿佛危如累卵，永远搅得他们心神不安，他们在揽镜自赏时（某种既热衷又从内心深处讨厌的举动），从塌陷的双眼中看到的是死神的男人。对男同性恋型诗人和女同性恋型诗人来说，男人是一个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越虚无（或者沉默和差异性）王国的词语。不过，那时，没有什么能阻止女同性恋型和男同性恋型诗人成为好朋友，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的话，同样什么也阻止不了彼此潇洒地分手，批评或者赞美对方，在这个疯狂又病态的文坛宣传或者埋藏对方。”

“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呢？她属于男同性恋型还是女同性恋型诗人呢？”有人问。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噢，塞萨雷亚本身就令人恐惧。”桑·埃皮法尼奥说。

11月23日

我告诉玛丽亚她父亲给我钱了。

“你认为我是个妓女吗？”她说。

“当然不是了。”

“那就别拿老顽固的钱！”她说。

今天下午我们去听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演讲了。在地铁里，玛丽亚对我一句话都不说。安格丽卡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在演讲场地阿尔弗西纳图书馆遇到了埃内斯托。演讲结束后我们又去了帕尔曼大街上的一家饭店，那儿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老人。饭店叫做“生命的棕榈树”。我忽然有种落入陷阱的感觉。服务员看起来像是随时都会死去；玛丽亚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已经受够我了；埃皮法尼奥面带意味深长、冷嘲热讽的微笑；连安格丽卡也这样，她总是这样——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完全是场陷阱，好像是对我自身存在的一个幽默注脚。

最要命的是，他们说我根本就没有听懂帕斯的演讲，也许他们说得对。我看到的只是这位诗人的双手，他读诗的时候双手打着节拍来衬托词语的韵律，这也许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一种痉挛性反应。

“这孩子整个一个无知，”玛丽亚说，“典型的法学院产物。”

我不想反驳。（尽管我已经想好了几种反驳的话。）我当时究竟在想什么呢？想我那件被弄脏了的衬衫，想基姆·芬特给的钱，想劳拉·达米安，如此年纪轻轻就死了。想帕斯的右手，他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拇指和小指，那根小指在图书馆的空气中划舞着，好像我们的生活全仰仗它。我还想到了家和床。

过了会儿进来两个留长发穿皮裤的家伙。他们的装扮像是搞音乐的，其实是舞蹈学校的学生。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好像不存在了似的。

“你干吗讨厌我呢，玛丽亚？我怎么你了？”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她盯着我，好像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在跟她说话。别这么荒唐了，她说。

埃皮法尼奥听到她的回答后讨厌地冲着我微笑。其实，谁都听到她的话了，人人都冲我微笑，好像我疯了似的！我想我闭上了眼睛。我试图插进去说几句话。我想聊聊本能现实主义。那两个伪音乐家笑了。有一刻玛丽亚吻了其中一位，埃皮法尼奥拍拍我的肩膀。我记得我在空中抓住他的手或者手肘，然后盯着他的眼睛说别烦人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我想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决定跟那两个跳舞的离开。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大叫了一声：

“我赚了你父亲的钱！”

可我想不起玛丽亚是否在旁边听着，搞不清那里是否只有我一人。

11月24日

我回家了。我又回到大学了（但并不去上课）。我想跟玛丽亚睡觉。我想跟卡塔丽娜·奥哈拉睡觉。我想跟劳拉·郝雷吉睡觉。有时我想跟安格丽卡睡觉，可是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儿变得越来越深，她每天都更憔悴些，瘦一些，小一些。

11月25日

今天我在基多咖啡店只看到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我们的聊天十分沉闷，好像马上就要发生无可救药的灾难了。同时，我们又笑个不停。他们告诉我，有人请阿图罗·贝拉诺在“湖畔小屋”做演讲，可是，该到演讲的时候，他却什么都忘了。我想这次演讲的主题本来应是关于智利诗歌的，贝拉诺临时改成聊恐怖电影了。还有一次，乌里塞斯·利马举办一个讲座，没有一个人来捧场。我们一直聊到有人来赶。

11月26日

基多咖啡店里空无一人，我不想在白天枯燥乏味的喧闹声中坐在桌边读书。我沿着布卡雷利大街散了会儿步。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她不在家，后来从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经过两次，第三次时走进去，罗萨里奥就在吧台后面。

我想她可能已经认不出我了。有时我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出！但罗萨里奥盯着我微笑，过了会儿，她等侍候熟客时便走了过来。

“我的诗写好了吗？”她问，在我身边坐下。我想说罗萨里奥眼睛幽深，屁股宽大。

“差不多了。”我说，带着得意洋洋不在话下的感觉。

“好吧，那读给我听。”

“我的诗是用来阅读的，不适合朗读。”我说。我想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1］最近提出过类似的主张。

“正好，那就读给我听。”罗萨里奥说。

“我的意思是，最好是你自己读。”

“不，还是你来读，如果我自己读，我怕理解不了。”

我随便选了最新的一首读给她听。

“我不懂，”罗萨里奥说，“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有那么片刻我期待她邀我重返储藏室。可罗萨里奥不是布里吉达，很显然的。这时我又开始思索把诗人和读者分开的那道深渊，我知道我会深深地为之感到沮丧。罗萨里奥侍候好别的桌上的客人后又回到我这儿。

“你给布里吉达也写了几首诗吗？”她问，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大腿蹭着桌边。

“没有，只给你写了。”我说。

“他们告诉我那天发生的事儿了。”

[1]　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1939—    ），墨西哥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2005年获颁西班牙格林纳达国际诗歌奖。

“那天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问，试图显得事不关己。显得有兴致地听着，但不关我的事。

“可怜的布里吉达一直为你哭泣。”罗萨里奥说。

“为什么呢？你看见她哭了吗？”

“我们都看到了。她为你神魂颠倒，诗人先生。你一定对女人有特别的魅力。”

我想自己的脸肯定红了，可同时又觉得很舒服。

“没什么……特别的，”我喃喃地说，“她告诉你什么了吗？”

“她给我讲了很多事情，你想知道她都说什么了吗？”

“好吧。”我说，其实我也拿不准想不想听布里吉达的自白。几乎在顷刻间，我非常蔑视自己。人真是太容易忘恩负义了，我心里说，自私而且健忘。

“但不能在这里说，”罗萨里奥说，“过会儿我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你知道那个外国佬的比萨店在哪儿吗？在那里等我好了。”

我说好吧，然后离开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外面已经乌云密布，一般强劲的风迫使行人走得比平常更快，有的人在店铺门口找个地方躲起来。我经过基多咖啡店时朝里面瞥了一眼，不见一个熟人。我忽然想再给玛丽亚打个电话，最后还是作罢。

比萨店里很拥挤，大家都站着吃那个外国佬亲自用一把厨师大刀切开的比萨饼。我盯着他观察了片刻。我想这生意的收入一定不错，我很开心，因为这个外国佬人似乎还不错。他什么都亲自干：和面、洒番茄酱和意大利干酪，最后把比萨饼递到围在柜台周围的顾客手中，然后再去做下一份比萨，把刚才那道程序再重复一遍。除了收钱、找钱，其他一切都是他亲自动手。收钱的活儿由一个黑人孩子负责，他大约十五岁，头发非常短，不断低声询问厨师该怎么收好，好像对价格还不是很了解，或者算术不怎么好。没多会儿我就注意到另一个怪异的细节。厨师从不放下那把大刀。

“我来了。”罗萨里奥说，扯了一下我的袖子。

她在街上的样子跟在咖啡店里很不一样。到了外面，她的脸好像不那么紧绷了，样子显得更加清澈、轻盈，似乎到了街上会有看不见她的危险。

“我们走一段吧，然后你请我吃点东西，行吗？”

我们开始向雷福马大街走去。穿马路时罗萨里奥第一次抓住我的胳膊，然后就再也没有松开过。

“我要像你妈妈一样，”她说，“不过别理解错了，我可不是布里吉达那种荡妇，我想帮你，对你好，我想跟你在一起，直到你出了名，亲爱的。”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我想，但我默不作声，只是笑了笑。

11月27日

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可怕之事正在光临。晚上我常常在尖叫声中醒来。我梦见一个女人长着一头奶牛的脑袋。它的眼睛盯着我。那目光还带着让人同情的忧伤。重要的是，我跟叔叔进行了一场小小的“男人之间”的谈话。他让我发誓绝不沾染毒品。不，我说，我绝不吸毒，我发誓。绝不？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要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他咆哮起来。我说得很清楚了，你什么意思？请你能说得更精确点，我说，像只蜗牛般缩起来。晚上，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她不在家，但我跟安格丽卡聊了会儿。你怎么样？她说。不是太好，真的，我说，其实，非常糟糕。你生病了吗？安格丽卡说。没有，别紧张。我也不是很好，安格丽卡说，我怎么都睡不着。我想再问她些事儿，以一个前处男对另一个前处女的身份，最后还是没有问出口。

11月28日

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梦、噩梦，我放纵的冲动完全失控。我好像又回到了十五岁的时候，老想手淫。有时一天三次，有时一天五次，没有够的时候！罗萨里奥想跟我结婚。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婚姻。好吧，她大笑着说，无论结不结婚，我只是想我“需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吗？是啊，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或者同一个房间，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租房子。最不济可以住在山洞里，她说，我不挑剔。她容光焕发，我不确定那是因为汗水还是绝对的自信所致。我们第一次做爱是在她住的地方，那是一幢破败的出租房，在麦瑟德巴尔布厄纳区，距离维加路不远。屋里到处都是她工作的那个酒吧的明信片和钉在墙上的电影明星照。

“这是你的第一次吗，爷们儿？”罗萨里奥问我。

我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口出此言。

11月29日

我像一片水藻般漂来漂去。今天我擅自去了卡塔丽娜家。还挺凑巧，她正好在家。她刚回来，眼睛红红的，那是一个不会有错的标志，说明她刚哭过。她一下子没有认出我。我问她为什么哭。男人的问题，她说。我硬是咬住舌头没有说出如果她需要什么人的话，有我在这里，随时准备好应招。我们喝了点威士忌——我需要它，卡塔丽娜说——然后我们又到幼儿园去接她儿子。卡塔丽娜把车开得像个疯子，我都感到恶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她儿子在后座上玩的时候，她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的画。我说好吧。最后我们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卡塔丽娜把儿子搁到床上后又开始哭泣。别招惹她，我心里警告自己说，她已是人母。后来我又想到坟墓，想像在一个坟墓上做爱，想像睡在坟墓里。挺幸运，没过几分钟，跟她住同一个楼共用画室的那个画家来了，我们三个开始一起做晚饭。卡塔丽娜的这位朋友也离婚了，但显然她应对得更高明些。我们吃饭时她讲了几个笑话。画家的笑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女人能讲这么好的笑话（不幸的是我一个都记不得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们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卡塔丽娜的朋友说，有个诗人有六英尺半高，体重超过二百磅，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个负责人的侄儿，一直想着要揍他们。知道他想找麻烦后，他们就消失了。卡塔丽娜不以为然，她说，我们的朋友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丢失的文稿了，躲在档案馆里，经常逛墨西哥城的旧书店。我在午夜时分离开，出来后忽然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准备把罗萨里奥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既然要说，就干脆把储藏室里跟布里吉达的失败经历也说出来算了），请她原谅，可是电话一个劲地响就是没人接。芬特全家都不在。于是我又向南走去，向乌里塞斯·利马住的楼顶小屋方向走去。到那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只好又进城，向布卡雷利大街走去。我一到那条街上，还没有走进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就先望了望阿马利罗咖啡店（基多咖啡店已经打烊了）的窗户。我看到潘乔坐在一张桌边。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放着一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他把一本书搁在桌上，另一只手压住书页让书翻开，他的脸因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被扭曲了。他时不时皱着眉头，透过窗户看进去挺恐怖的。要么那本正在读的书对他产生了极其痛苦的效果，要么他的牙在疼。刹那间，他抬起脑袋，环顾一下四周，好像感觉到有人正在看他。我赶紧躲开。再次朝窗户里面张望时，潘乔还在读书，脸上痛苦的表情已经消失。那天晚上，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酒吧值班。先是布里吉达凑到我跟前。我从她的脸上感觉到了苦楚和悔恨，同时有种被拒绝了的痛苦。说真的，我对她深感歉疚！人人都很痛苦！我给她买了杯龙舌兰，然后毫不顾忌地听着她给我讲的一切。后来罗萨里奥又过来了，说不喜欢看着我站在吧台边写东西，像个孤儿似的。没有空桌了，我说，然后继续写我的东西。我那首诗的名字叫《人人都很痛苦》。我才不在乎是否有人盯着呢。

11月30日

昨晚发生了真正可怕的事情。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斜靠着吧台，一会儿写诗一会儿写日记（我能自如地在两种形式之间转换），这时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吧台后面大声吵起来。很快那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醉鬼开始选边站了，起劲地怂恿她们吵下去，我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东西，决定悄悄溜掉。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肯定很晚了，外面新鲜的空气触摸着我的脸庞。我走在路上时又有想写东西的欲望了，如果不是灵感闪现（真有灵感这种东西吗？）那就是对写作的喜爱又回来了。我拐过雷洛奇诺街角，开始朝城堡方向走去，想找个咖啡店继续写。我穿过莫雷洛斯花园，里面空旷又阴森，但我还是瞥了几眼角落里的秘密生活、肉体和戏弄孤单行人（当时好像就冲我而来）的笑声（咯咯）。我又穿过青年英雄街和帕切科广场（那是为纪念何塞·埃米里奥的祖父而建，现在空无一人，人影和笑声都消失了），正当我走到雷维亚希赫多街朝阿拉米达饭店的方向走去时，基姆·芬特忽然出现或是从一个角落变了出来。突如其来的震惊差点要了我的命。他身穿西服，系着领带（可是那西服和领带有点不对劲，弄在一起看着像完全搭配错了），他身后拽着一个女孩，胳膊肘被他牢牢抓着。他们跟我要走的是同一条路，不过对街而已，我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反应过来。基姆身后的那个女孩不是安格丽卡，我第一眼看见时自然而然地假设是她，可她的身高和体形又让我犯起糊涂。

显然女孩不是特别情愿跟着基姆走，但也谈不上坚决不从。在雷维亚希赫多街往阿拉米达饭店的方向，我走到相当于跟他们并排的位置，禁不住停下望着他们，好像要确认这个夜行人是基姆而不是鬼魂，这时他也看见我了。他立刻认出我。

“加西亚·马德罗！”他大声喊道，“过来，伙计！”

我非常小心地横穿街道，或假装小心（因为这条街上并没有车辆通过），也许是想故意拖延几秒钟跟玛丽亚父亲见面的时间。走到对面街上后，那女孩抬起脑袋盯着我，是鲁佩，我在格雷罗区碰着的那姑娘。她没有流露出丝毫认出我的样子。当然，我的第一反应是基姆和鲁佩正在找旅馆。

我向鲁佩打了声招呼。

“怎么样啊？”她面带那种让我心跳凝固的笑容说。

“我想给这位年轻女士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她住下，”基姆说，“可这一带找不到一个体面的旅馆。”

“噢，附近有的是旅馆啊，”鲁佩说，“其实你就是不愿花钱。”

“钱不是问题。如果你想要，就会有，不想要，就没有。”

这时我才发现基姆神色特别紧张。一直抓住鲁佩的那只手痉挛地颤抖着，好像鲁佩的胳膊通了电似的。他剧烈地眨巴着眼睛，咬着嘴唇。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基姆和鲁佩凝视了我片刻后（两个人似乎都要炸了）同时大笑起来。

“我们碰到麻烦了。”鲁佩说。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这位年轻女士躲一躲吗？”基姆说。

以他刚才的紧张，现在可开心得过了头。

“我不知道。”我说，完全是应付的口气。

“我可以借用你住的地方吗？”

“这不可能。”

“干吗你就不让我自个来处理自己的事？”鲁佩说。

“因为谁也休想逃出我的保护，”基姆说，同时朝我挤眉弄眼，“而且，因为我知道你处理不好。”

“我们去喝点咖啡吧，”我说，“然后可以再想办法。”

“我对你期望很高，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可是我碰见你纯属巧合啊！”我说。

“噢，巧合，”基姆说，然后像雷维亚希赫多街上的巨人般把空气吸进肺里，“没有巧合这种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注定了的。可恶的希腊人管它叫命运。”

鲁佩瞧着他微笑，那样子就像在冲一个疯子微笑。她穿一件超短的裙子和黑色毛衣。我想这毛衣肯定是玛丽亚的，或者至少味道闻着像玛丽亚的。

我们开始继续往前走，直接从维多利亚街向多洛蕾丝街走去，到了那儿后走进一家中国咖啡店。我们在一个面若死人的男子旁边坐下，他正在读报。基姆侦查了一番这个地方，然后在男卫生间里关了会儿。鲁佩的目光追随着他，刹那间盯着基姆的目光像一个陷入情网的女人。我忽然明白了，他们已经睡在一起了，或者计划很快就要睡在一起了。

基姆回来时洗了下手和脸，在头发上洒了些水。卫生间没有毛巾，他没法擦干，水从太阳穴上直往下流。

“这种地方让我回想起一生最倒霉的时期。”他说。

后来他就不说话了。我和鲁佩也沉默了片刻。

“我年轻时认识一个聋子。其实，他又聋又哑，”基姆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那个聋哑人总是出现在我和几个建筑系的朋友常去的学生咖啡店。我们这帮人当中就有画家佩雷斯·卡马戈。我敢肯定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或者知道他的作品。在那家学生咖啡店，我们总能看到这个聋哑人在卖铅笔盒、玩具、印着手语字母的卡片。基本上都是些小玩意儿，挣点零花钱。他人挺不错，有时会挨着我们桌边坐下。我觉得有些人都傻到把他看做我们的福神呢，有几个人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手语，但纯粹是为了好玩。这个聋哑人可能教过我们，我已记不得了。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像这样的中国咖啡店，不过是在纳瓦特区，我又撞上这个聋哑人。上帝知道我去那里干吗。我很少到这个区来消磨时间。我可能刚从某个女朋友家里出来准备回家，不妨说我大概有点烦恼吧，正为某事而沮丧着。夜已很深。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坐在吧台旁或者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我起先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客人。可是当我起来上卫生间时（去办那事或者安静地哭一场！）发现那个聋哑人居然在咖啡店后头像是额外隔出来的房间里。他也是一个人待着，正在看报，没有注意到我。生活中怪事多了。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仍然视而不见，我也没有跟他打招呼。我想是自己不想破坏了他的惬意。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一切都变了。我决定走到他跟前去。他还在那儿读报，我跟他打了声招呼，晃了晃桌子让他留意我过来了。这时那个聋哑人抬起头。他一脸快睡着的样子，盯着我却没有认出我，然后开口打了声招呼。”

“天哪。”我说，我脑后毛发悚然。

“你该明白，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可怜地望着我，“我吓坏了。我就想快快逃离那个鬼地方。”

“我都不明白你怕个什么。”鲁佩说。

基姆没有理睬她。

“我能做的就是别在逃离时惊声尖叫，”他说，“我没有逃掉的惟一理由是我知道这个聋哑人还没有认出我，我还需要付账。可是，我已经无法喝完咖啡了，到了街上后我不顾一切地撒腿就跑。”

“能想像得出。”我说。

“那感觉就像撞到魔鬼了。”基姆说。

“那小子肯定能说会道。”我说。

“太对了！他抬起头对我说了声你好。声音甚至非常悦耳，天哪。”

“那不是魔鬼，”鲁佩说，“就算是你也不会知道。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不是魔鬼。”

“拜托，你知道我不相信魔鬼，鲁佩，”基姆说，“只是那样说说而已。”

“那你认为是什么呢？”我问。

“缉毒警，线人。”鲁佩说，笑得嘴都咧到耳朵上了。

“说得太对了。”我说。

“可他干吗要对我们那么好，却又假装成哑巴呢？”基姆说。

“聋哑。”我说。

“因为你们是学生。”鲁佩说。

基姆盯着鲁佩，好像快要吻着她了。

“你可真聪明，鲁皮塔。”

“别取笑我。”她说。

“我是当真的。”

凌晨一点，我们离开那家中国咖啡店，继续寻找旅馆。大约两点钟左右，我们在里奥德拉洛萨街上找到了一家。他们一路上向我解释鲁佩出了什么事儿。皮条客想杀了她。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鲁佩不想下午工作，她想上学。

“祝贺啊，鲁佩，”我说，“你打算学什么呢？”

“现代舞蹈。”她说。

“上玛丽亚去的那所舞蹈学校吗？”

“没错，跟帕科·杜阿尔特学。”

“可是你不用参加考试就能上吗？”

基姆望着我，好像我是从另一个空间来的。

“鲁佩有不少有影响力的朋友，加西亚·马德罗，我们都打算要帮她。她用不着通过他妈的任何考试。”

那家旅馆叫梅迪亚鲁纳，跟我所料恰恰相反，基姆看了一眼房间，跟夜班经理私下说了几句话，然后对鲁佩说晚安，告诫她绝对不可擅自离开。鲁佩在她的房间门口跟我们说了再见。别出来送了，基姆说。我们向雷福马大街走去时，他解释说得给那个当班的一些小费，让他好好照顾鲁佩别问三问四的，说到底就是特别关照他别向外人透露什么信息。

“我担心，”他告诉我，“今晚鲁佩的老板会搜遍墨西哥城的每一家旅馆。”

我提醒他说不定会有警察来管或者至少发个禁令什么的。

“别傻了，加西亚·马德罗。阿尔韦托局子里的朋友多着呢。你以为他经营这些狐朋狗友干吗用？墨西哥城所有的妓女都由警察局控制着。”

“行了。这太离谱了，”我说，“个别警官走歪门邪道受贿还有可能，要说他们全部……”

“警方控制着墨西哥城乃至整个墨西哥的卖淫业，永远记住这点。”基姆说。过了会儿，他又补充一句，“我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到青年英雄街后，基姆打了辆出租车。上车前，他叮嘱我明天一起来就上他家。

12月1日

我没有去芬特家。跟罗萨里奥做爱终日。

12月2日

在布卡雷利大街与散步的哈辛托·雷克纳不期而遇。

我们上那家外国佬的店里要了两块比萨饼。吃饼时他告诉我阿图罗下令要对本能现实主义进行第一次清洗。

我万分震惊。我问他有多少人被踢出去了。五个，雷克纳说。我想自己大概不在其中，我说。没有，你不在里面，雷克纳说。这个消息让我有种巨大的轻松感。被清洗的人有潘乔·罗德里格斯、卢西欧斯·思肯，还有三个我不认识的诗人。

跟罗萨里奥躺在床上时忽然想到墨西哥的先锋派诗歌正在经历第一次裂变。

终日郁郁寡欢，不过，写作和阅读又像一台蒸汽发动机给我输送着动力。

12月3日

我得承认在床上罗萨里奥比玛丽亚好玩多了。

12月4日

可我究竟爱谁呢？通宵夜雨绵绵。楼外门梯的景观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做爱时我不忘记数。罗萨里奥真是让人惊讶，不过为了确保实验不受干扰，我没有告诉她。她高潮了十五次。最初几次，她还不得不捂住嘴巴，害怕吵醒邻居。最后几次，我却担心她会犯心脏病。有时她在我怀里好像马上就要昏厥过去，有时又躬起身子，好像鬼搔脊梁。我高潮了三次。后来我们索性来到外面，在天井洒下的雨水中淋浴了一番。有点奇怪，我的汗水是热乎乎的，而罗萨里奥的却冰凉，而且让人颇感不舒服，带点苦甜兼而有之的味道（我的汗味肯定是咸的）。我们翻云覆雨达四个小时。后来，罗萨里奥替我擦干身子，然后又擦干自己的身子，顷刻间又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女人的勤劳和踏实真不可思议），接着又睡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坐在桌边写一首名曰“15/3”的诗。读威廉·巴勒斯[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1914—1997），美国当代小说家、社会评论家、画家。与凯鲁亚克及金斯堡均为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重要作品有《裸体午餐》（Naked Lunch）。]作品到天亮。

12月5日

从午夜开始跟罗萨里奥做爱，结束时已凌晨四点半，我又替她记了数。她高潮了十次，我来了两次。这次做爱时间比昨天更长。写诗间隙（罗萨里奥睡着的时候），我做了点运算。如果四个小时高潮十五次，那么在四个半小时里应该高潮十八次而不是十次。这个比率同样适用于我。我们已经开始按部就班了吗？

想玛丽亚了。我每天都会想她。很想去看看她，跟她睡觉，跟她聊天，可是真要去的时候，我又不能朝她家方向挪动哪怕一步。我把自己跟她和罗萨里奥之间的性事进行了一番冷静评估之后，承认跟罗萨里奥在一起更开心。不说别的，我能从罗萨里奥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12月6日

今天下午从三点到五点我都在跟罗萨里奥做爱。她高潮了两次，没准三次，我不知道，我宁肯让确切数字秘而不宣。我来了两次。上班前我给她讲了鲁佩的事儿。我没想到，她对鲁佩、基姆或我均显得非常冷淡。我又提到鲁佩的老板阿尔韦托，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表示可以理解，只是对他干拉皮条的活儿责备了几句，但也并不那么严厉。我告诉她这个阿尔韦托可能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如果找到了鲁佩，还真会伤人的，她说一个女人抛弃了自己的男人遭受这些折磨是活该。

“不过你用不着担心，亲爱的，”她说，“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麻烦。陪伴你的是真心爱人，谢天谢地。”

罗萨里奥的这番表白让我难过极了。我忽然想起那个还不认识的阿尔韦托的样子，他的大家伙，他的大刀，还有那凶狠的面部表情。我想，如果罗萨里奥在街上遇到他，没准会迷上他。想到他不知怎么走在我和玛丽亚中间。想到阿尔韦托用那把厨刀量他的家伙，想到一首歌曲里的隐喻，既刺激又充满了暗示意味，但我却无法描述那感觉，它混合在夜晚的空气中，从窗户（一个邪恶的窗户！）飘进来，所有这一切搅在一起让我心里难过极了。

“别这么垂头丧气，亲爱的。”罗萨里奥说。

我想到玛丽亚跟阿尔韦托做爱的情景。阿尔韦托抽打着玛丽亚的屁股。想到安格丽卡和潘乔（感谢上帝，他已成了“前”本能现实主义者）做爱。想到玛丽亚跟卢西欧斯·思肯做爱。想到阿尔韦托同时跟安格丽卡和玛丽亚做爱。想到阿尔韦托跟卡塔丽娜做爱。想到阿尔韦托和基姆·芬特做爱。在最后这个情景中，正如那位诗人所说，我想像阿尔韦托从一张洒满精液（充满了富有欺骗性的浓度和色彩，因为很像血液和粪便）的肉体之毯爬过，朝我站立的山头爬来，我犹如一尊雕塑，可是我只想逃跑，冲到山的另一边，把自己消融在沙漠中。

12月7日

今天我去了叔叔的办公室，什么都对他说了。

“叔叔，”我说，“我跟一个女人住一起了。我不能再回家睡觉了。不过你别担心，我还会去上课，我打算把学位读完。另外，我挺好。早餐吃得不错。一日两餐呢。”

叔叔望着我，坐在办公桌边没动。

“你打算拿什么生活？找到工作了呢还是让她养活你？”

我说还不知道呢，其实目前是罗萨里奥养着我，不过开销颇低。

他想知道这个跟我住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我告诉了他。他需要了解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了他，可能还对吧女工作的粗陋略作美化。他还想知道这个女孩多大年纪了。从那一刻开始，我虽然想坚决克制，可仍然无谎不撒。我说罗萨里奥十八岁，其实绝对不止二十二了，没准已经二十五了呢，不过这纯属猜测，我从没问过。打探这种事情似乎挺尴尬，除非人家情愿告诉你。

“看来你不想干傻事。”叔叔说，然后给我写了一张5000比索的支票。

我要离开时他让我晚上给婶婶打个电话。

我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然后又去城里逛了几家书店。顺便探访了一下基多咖啡店。第一次发现里面没有客人。我在酒吧吃了饭后回到罗萨里奥的屋子，在那儿读书写东西到很晚。天黑后我又回到酒吧，发现哈辛托·雷克纳在那里无聊得要死。他说，除了他，咖啡店里看不到一张本能现实主义者的面孔。谁都害怕碰上阿图罗·贝拉诺，但他们的恐惧毫无道理，因为这个智利人已经好几天没有来这里了。雷克纳说（他绝对是铁杆本能现实主义者），贝拉诺开始要把更多的诗人踢出这个圈子。乌里塞斯·利马态度比较谨慎，但他显然支持贝拉诺的决定。我问这次又有谁被清洗了。他点了两个我不认识的诗人的名字以及安格丽卡、劳拉·郝雷吉和索菲娅·加尔韦斯。

“他驱逐了三个女人啊！”我惊叫起来，简直不能相信。

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卡塔丽娜和哈辛托本人悬而未决。你，哈辛托？贝拉诺绝不浪费时间，雷克纳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我呢？没有，还没人对你有意见，雷克纳说，从语气听不是很有把握。我问他以什么理由开除。他说不知道。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想法：阿图罗·贝拉诺患上了暂时性癫狂病。他又解释说（虽然我已经知道）布勒东也曾无意中沉溺于类似的游戏。贝拉诺以为自己是布勒东，雷克纳说。其实，所有墨西哥诗歌团体的领军人物都认为自己是布勒东，他长叹一口气。被开除的那些人，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干吗不自己新成立个组织呢？雷克纳大笑起来。他说，大多数被开除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知道了的人又都不怎么在乎本能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说阿图罗帮了他们一个忙。

“潘乔也不怎么在乎？卢西欧斯·思肯也不怎么在乎？”

“这两个人也许在乎。别的人就像扔掉一个包袱呢。现在他们可以随便加入农民诗社或者去巴结帕斯了。”

“我觉得贝拉诺的做法好像太不民主。”我说。

“对极了。肯定不能说是民主。”

“我们应该去找他，跟他说说。”我说。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和乌里塞斯都失踪了。”

我们透过窗户看了会儿墨西哥城的夜景。

外面人流如梭，比肩接踵，他们看来不像是在等待暴风雨来临，而是暴风雨已经到来了。但是，好像谁也不害怕。

雷克纳又谈起郝奇特尔，他们打算要个孩子。我问准备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弗兰兹。”雷克纳说。

12月8日

因为完全无所事事，我决定去墨西哥城的书店找找贝拉诺和利马。我去过维努斯蒂亚诺街上一家叫费里尼奥埃尔霍温的旧书店。去过堂塞勒斯街上的利萨尔迪书店。去过麦索尼斯和皮诺苏阿雷斯街上的丽贝卡·诺迪尔旧书店。费里尼奥埃尔霍温书店的店员就一个小老头，他阿谀奉承地接待完一位“从墨西哥学院来的学者”后，迅速在书堆旁的一把椅子里睡着了，对我是一副傲慢不搭理的态度。我偷了一本阿方索·雷耶斯作序的马科·曼尼里奥[马科·曼尼里奥（Marco Manilio，公元前29—公元14），拉丁诗人。著有五卷本诗集《天文学》（Astronómica）献给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略。]诗集《天文学》，又抄走了一本“二战”期间日本作家写的《一个无名作家的日记》。在利萨尔迪书店，我想我看到蒙西瓦伊斯了。我想蹭到他身边看看他在读什么书，可是刚一靠近，他就转过身盯着我，我感觉他脸上带着一丝笑意，他紧紧抓住手里那本书，遮住书名，过去跟店员说什么。我一气之下藏起一本叫奥马尔·伊比·奥尔法雷德的阿拉伯诗人的小书，大学出版社版，又拿了一本城市之光书店出版的美国青年诗人诗选，我离开时蒙西瓦伊斯已经走了。丽贝卡·诺迪尔书店就由丽贝卡本人看管，老太太已经年届八十，双目失明，穿件破破烂烂的白衣服，跟那一嘴假牙倒挺般配，手拄一根拐杖，吱呀作响的木地板就是她的门铃，她会突然出现，向到店里来的每个人自我介绍：我是丽贝卡·诺迪尔，说些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一一询问她“很高兴认识”的文学爱好者的名字，调查他或者她想找什么类型的文学书。我告诉她对诗歌感兴趣，让我惊奇的是，诺迪尔太太说，所有的诗人都是无赖，但在床上的表现却不赖。尤其是他们手头没有钱的时候，她接着说。她又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噢，还是个无用的小东西呢，她大声说。接着又来一句：你不会琢磨着偷我的书吧？我向她保证死也不会。我们随便聊了会儿，我就走了。

12月9日

墨西哥文学的犯罪团伙绝对不敌书店团伙。我又拜访了几家书店：华雷斯街地下室的索塔诺书店，店员们（很多，穿清一色制服）始终严密监视着我，在此条件下我设法掠走了罗克·达尔顿[罗克·达尔顿（Roque Dalton，1935—1975），萨尔瓦多诗人。]、莱萨马·利马、安立奎·李恩[安立奎·李恩（Enrique Lihn，1929—1988），智利诗人、小说家。他的诗作在当地流行一时，并获得多项文学奖项。曾获得联合国文教基金会以及古根海姆奖学金。]等人的几本书。在阿兰达大街靠近圣胡安广场的墨西哥人书店，我从三名日本武士般的店员眼底顺走了一本奥顿和一本阿马多·内尔沃（棒极了！）的书，外加一本埃弗拉因·韦尔托的小诗集。玻利维亚和独立纪念日大街上的太平洋书店，我在那里偷了一本阿尔韦托·吉里[阿尔韦托·吉里（Alberto Girri，1919—），阿根廷诗人。]翻译的美国诗选和一本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的书。黄昏时分，经过阅读、写作和片刻男欢女爱之后，来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的别霍·奥拉西奥书店，该店由一对双胞胎经营，离开那里时牵走甘博亚[甘博亚（Federico Gamboa，1864—1939），墨西哥作家，墨西哥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圣女桑塔》是其代表作，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娜娜》”。]的长篇小说《圣女桑塔》准备送给罗萨里奥；一本肯尼思·费尔林[肯尼思·费尔林（Kenneth Fearing，1902—1961），美国诗人、小说家。早年以写诗著名，后来晋身小说家行列。1946年出版的《大钟》（The Big Clock）是其代表作。1987年被改编为电影《走投无路》（No Way Out）。]的诗选，由一个叫比拉博士的人翻译并作序，文中比拉博士用一种含糊其辞、疑点处处的方式谈到1950年代费尔林的墨西哥之行，他写道，那是“一次不祥的成果丰硕之行”；还有一本泰莱维萨的探险家阿尔韦托·莫特斯写的论佛教的书，除了莫特斯的书，我更喜欢前羽量级世界冠军阿尔达韦托·雷东多的自传。但是偷书的一个不便之处——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新手来说——就是有时你只能拿到什么算什么。

12月10日

奥罗斯科书店位于牛津街和普拉戈街之间的雷福马大街上，我从该店牵走一本西班牙语诗选《当代九人》、罗贝尔·德斯诺的《肉体与商品》以及博尔赫斯的《布罗迪报告》。在弥尔顿和达尔文街上的弥尔顿书店牵走弗拉基米尔·霍兰[弗拉基米尔·霍兰（Vladimir Holan，1905—1980），捷克诗人。1940年后即过着隐居生活，专事写作，1964年出版的《跟哈姆雷特的一夜》（A Night with Hamlet，捷克语原文为Noc s Hamletem）是他最知名的长诗。]的《跟哈姆雷特的一夜及其他诗歌》，一本马克斯·雅各布[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法国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他曾与毕加索为室友，并因此结识了当时许多重要作家和艺术家如阿波里奈尔、让·科克托、莫迪里亚尼等。]选集，一本贡纳尔·埃克洛夫[贡纳尔·埃克洛夫（Gunnar Ekel.f，1907—1968），瑞典诗人，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带有浪漫主义的梦想和伤感，后期朝向超现实主义，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选集。从雷奥纳萨斯街的埃尔蒙多书店带走拜伦、雪莱、济慈的诗选，司汤达的《红与黑》（我已读过）以及阿方索·雷耶斯翻译的利希滕贝格《格言集》[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启蒙学者、思想家、讽刺作家、政论家。《格言集》（Aphorisms）是他最著名的作品。]，雷耶斯可是我小小的庇护所。单是读他写的或者他喜爱的作家的书就会让人开心不已，但是这么读书又太过轻松了。

12月11日

以前，我没有时间干任何事，现在却有时间干所有的事了。以前，我把生命全耗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一天得从北到南至少穿越两次城市。现在，我到哪儿去都是步行，读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我每天都做爱。在我们那间出租屋里，一个小型书房在窃书和造访书店的活动中逐渐丰富起来。最近的一次收获是：埃布罗河战役书店，店主是个矮个西班牙老头，名叫克里斯平·萨马拉。我想我们都已经成了朋友。当然，该书店几乎永远无人光顾，克里斯平先生喜欢读书，但又不介意花几个小时跟人聊聊昔日的一切。有时我也需要聊聊。我坦白说自己正在绕遍全墨西哥城的书店寻找两位失踪的朋友，我还说偷书是因为身无分文（克里斯平先生立刻送我一套加里拜神父翻译的波鲁厄版的欧里庇得斯作品），并告诉他我欣赏阿方索·雷耶斯是因为他不仅懂希腊文、拉丁文，还懂法语、英语、德语，然后说我已经不去大学了。我说什么都惹得他大笑一通，说到不去上课时他却不笑了，因为拿个学位还是挺重要的。他不相信诗歌。我说我是诗人时，他说“不相信”这个词不完全恰当，他也认识几个诗人。他要读读我的诗。当我拿出来给出他看时发现他有点犯糊涂了，可是读完后又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问我为什么用了这么多听着丑陋不堪的词语。什么意思啊，克里斯平先生？我问道。出现了不少渎神、发誓、诅咒、辱人的词语。噢，这样啊，嗯，我的风格大概本来就是这样吧。那天下午离开时，克里斯平先生又送了我一本塞尔努达的《奥克诺斯》[Ocnos，塞尔努达1942年出版的散文诗集。]，鼓励我认真研究，因为塞尔努达也是个很难对付的诗人。

12月12日

我步行送罗萨里奥到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门口后（所有的女招待，包括布里吉达在内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成了这个夜总会或者大家庭的一员，她们全都深信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墨西哥文坛上的一个要角），双脚不由自主地带着我朝里奥德拉洛萨和梅迪亚鲁纳旅馆走去，鲁佩还住在那里。

这个只有鞋盒大小的大堂比我记忆中的还要邪恶，墙纸是花朵和淌着血的麋鹿图案，一个腰肥背宽、脑袋硕大的矮胖男人说没有什么鲁佩住在这儿。我提出要看登记册。店员说不可能，登记册是绝对保密的。我争辩说那人是我姐姐，跟我姐夫分手了，我来是想给她带点钱结算旅馆费用。店员也许有个处境类似的姐姐吧，立刻表现出特别理解的样子。

“你姐姐是个黑瘦女孩，用鲁佩的名字登记的吗？”

“没错。”

“稍等。我去敲敲她的门。”

趁这人去找鲁佩的工夫我翻看了下登记册。11月30日晚上曾有个名叫瓜达卢佩·马尔蒂内斯的人住过。同一天，还有叫苏珊娜·亚里汉德拉·托雷斯、胡安·阿帕里西奥、玛丽亚·德·马尔·西门尼斯的女人曾经入住。以我的直觉判断，那个叫苏珊娜·亚里汉德拉·托雷斯而不是瓜达卢佩·马尔蒂内斯的肯定是我要找的鲁佩。我决定不等前台接待员下来，直接上二楼苏珊娜住的201房间去找。

我只敲了一下门就听到里面有脚步声，关闭窗户声，然后是轻嘘声，接着又传来更多脚步声，最后门终于打开了，我跟鲁佩撞了个正着。

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的妆那么浓。她的嘴唇涂成深红色，眼线用铅笔描过，脸颊上涂得油光闪亮。她立刻认出了我。

“你是玛丽亚的朋友。”她惊叫道，带着毫不掩饰的愉快。

“让我进去。”我说，鲁佩回头看了看，然后站在一边。屋里完全是女人服装混乱的集散地，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都塞满了衣服。

我立刻发觉这里还有别人。鲁佩穿一件绿色浴衣，疯狂地吸着烟。我听到浴室里有声音。鲁佩看着我，然后把目光投向浴室，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嫖客。可我发现地板上扔着一张图纸，那是马上要发行的本能现实主义杂志的设计图样，这一发现让我警觉起来。我有些不合情理地推想，也许是玛丽亚或者安格丽卡在浴室里，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们辩解自己出现在梅迪亚鲁纳旅馆。

鲁佩始终盯着我，注意到我的发现后大笑起来。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她大声喊道，“是你女儿的朋友。”

浴室门打开了，基姆身上裹着一条浴巾走出来。他双目迷离，脸上还带有口红的印迹。他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手里还握着放有杂志设计蓝图的文件夹。

“你瞧，加西亚·马德罗，”他说，“我的工作总是这么辛苦，总是需要聚精会神。”

他问我去过他家没有。

“今天没有。”我说，又想起玛丽亚了，似乎一切都变得龌龊和伤心得令人不堪承受。

我们三个人待在床上，基姆和我坐在床边，鲁佩溜进被窝。

其实，此情此景就很不可思议！

基姆笑了，鲁佩笑了，我也笑了，我们谁也没有先开口。陌生人还会以为我们在这里打算做爱呢。这个念头很怪诞。只是这么一想都让我的肚子痉挛起来。鲁佩和基姆还在笑着。为了讲点话，我打头聊起阿图罗·贝拉诺在本能现实主义组织中发起的清洗运动。

“是时候了，”基姆说，“应该把所有吃闲饭和无能的人都拉出去，这场运动只要内心纯洁的人，像你这样，加西亚·马德罗。”

“没错，”我说，“不过要我说人越多越好。”

“不对，人数不过是个幻觉，加西亚·马德罗。从我们的目标而言，五个人跟五十个人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告诉阿图罗的。下马威。把圆圈收缩成一个微型圆点。”

我知道他马上又要跑题发挥了，我一言不发。

“你告诉我，上哪儿可以找到像潘乔这样的白痴？”

“我不知道。”

“你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诗人吗？他像个能让你佩服不已的墨西哥先锋派模范成员吗？”

鲁佩一句话都不说。她只是望着我们微笑。我问基姆有没有阿尔韦托的消息。

“我们的人本来就不多，很快会更少。”基姆不知所云地说。我不知道他是指阿尔韦托还是本能现实主义者。

“他们把安格丽卡也开除了。”我说。

“我女儿安格丽卡？老天，这算是个新闻，伙计。我还不知道呢。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知道，”我说，“哈辛托·雷克纳告诉我的。”

“一个得到过劳拉·达米安奖的诗人！好大的胆子，过分！我这样说并非因为她是我女儿！”

“我们出去散会儿步好吗？”鲁佩说。

“别说话，鲁皮塔，我烦着呢。”

“别为这种破事痛苦了，华金，你不能让我不说话，我不是你女儿，记住了吗？”

基姆轻声笑了。这是一种兔子般的笑，几乎不会扰动他脸上的肌肉。

“你当然不是我女儿。你做不到准确无误地写出三个单词。”

“什么？你当我是文盲吗？你这个恶心鬼，我当然可以。”

基姆费劲思索了半天后说：“不，你办不到。”他的脸上浮现出愁眉苦脸的表情，让我想起潘乔在阿马利罗咖啡店时的模样。

“拜托，可以考我啊。”

“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安格丽卡。那些杂种戏弄人们感情的方式让我感到恶心。我们该吃点东西了。我感觉胃里挺不舒服的。”基姆说。

“别吹牛了，考我。”鲁佩说。

“也许雷克纳是在夸大其词，也许安格丽卡是被请求自愿离开。因为他们开除了潘乔……”

“潘乔，潘乔，潘乔。那个婊子养的一文不值。他就是个小人物。安格丽卡才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开除他、杀了他或者颁个奖给他呢。他跟那个阿尔韦托差不多。”他又低调地补充了一句，向鲁佩微微颔首。

“别这么气急败坏嘛，基姆，我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不是吗？”

“你怎么说，基姆？”鲁佩说。

“没什么，这事跟你无关。”

“那就考考我，伙计。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根。”基姆说。

“这太简单了，给我纸和笔。”

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连同我的笔递给她。

“我流了这么多泪水。”基姆等鲁佩从床上坐起后说。她抬起膝盖，把纸垫在上面。“流这么多泪水是为了什么？”

“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说。

“你读过劳拉·达米安的诗吗？”他心不在焉地问我。

“没有，从没读过。”

“写好了，看你怎么想。”鲁佩说着把纸递给他看。基姆皱了下眉头说：挺好。“再来一个词，这次要真正很难的。”

“苦闷。”基姆说。

“苦闷？这太简单了。”

“我要跟女儿们谈谈，”基姆说，“我得跟老婆、同事、朋友们谈谈。我得做点什么，加西亚·马德罗。”

“别紧张，基姆，会有机会的。”

“听着，千万不要向玛丽亚透露这件事，好吗？”

“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基姆。”

“这个怎么样？”鲁佩说。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我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过几天我就给你送本劳拉·达米安的书。”

“这个怎样啊？”鲁佩把纸递过来让我看。她的“苦闷”一词拼写得完全正确。

“太好了。”我说。

“衣衫褴褛。”基姆说。

“什么？”

“拼写‘衣衫褴褛’这个词。”基姆说。

“呀，这可真难。”鲁佩说，她立刻开干了。

“这事儿不要向我女儿透露一个字。对她们俩都别说。我会很感激你的，加西亚·马德罗。”

“没问题。”我说。

“你该走了。我还想花点时间给这个笨蛋上上西班牙语课，然后我也就走了。”

“好的，基姆，再见。”

我站起来时床垫往上一弹，鲁佩咕哝了一句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继续在纸上奋笔疾书。我看见上面胡乱涂着几个单词。她写得很辛苦。

“如果见到阿图罗或者乌里塞斯了，跟他说说这样干不对。”

“如果见到的话我会说的。”说完我耸了耸肩。

“这样交朋友可不好。或是笼络朋友。”

我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

“你需要钱吗，加西亚·马德罗？”

“不需要，基姆，一点都不需要，谢谢你。”

“你知道，我可以随时帮你，我也年轻和鲁莽过。去吧。我们马上穿好衣服然后出去找点吃的。”

“我的笔。”我说。

“什么？”基姆说。

“我要走了。我喜欢那支笔。”

“让她写完。”基姆说，回头望了一眼鲁佩。

“给你看，怎么样？”鲁佩说。

“拼错了，”基姆说，“我应该打你屁股。”

我想了想“衣衫褴褛”这个词。我没有把握一下子就把它拼对了。基姆站起身向浴室走去。他出来时拿了根黑色和金色相间的自动铅笔。他朝我挤着眼。

“把笔还给他，拿这支写。”他说。

鲁佩把笔还给我。再见，我说。她没有应声。

12月13日

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女佣。玛丽亚小姐不在家。她什么时候回来呢？不知道，请问你是谁？我不想告诉她名字就挂了。我在基多咖啡店里坐了一阵子，等着看其他人会不会来，但绝望了。我又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我想去莫特斯街，哈辛托住在那里。家里没人。我在街上吃了份三明治，写完昨天刚开了个头的两首诗。又给芬特家去了个电话。这次是一个不好断定声音的人接的电话。我问是不是芬特夫人。

“不，不是。”这人用一种令人头皮发痒的声音说。

显然不是玛丽亚的声音。也不是我刚才通过话的女佣的声音。只有安格丽卡或者陌生人了，可能是芬特姐妹的某个朋友吧。

“请问你是谁？”

“你想找谁？”

“玛丽亚或者安格丽卡。”我说，感觉自己又傻又慌张。

“我是安格丽卡，”这声音说，“你是谁啊？”

“胡安。”我说。

“你好，胡安。怎么样啊？”

那不可能是安格丽卡，我想，绝不可能。接着我想住在那屋里的每个人都是疯子，所以，这也不无可能。

“我挺好，”我说，浑身开始发抖，“玛丽亚在吗？”

“不在。”这声音说。

“好吧，我待会儿再打来。”我说。

“你想给她留言吗？”

“不了！”我说完就挂上电话。

我摸了下额头，心想可能感冒了。此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跟叔叔、婶婶在一起，学习或者看电视，但我知道不可能回头了，我只有罗萨里奥和她的那间出租屋。

不知不觉间，我可能哭了。我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子，当我试图确定自己的方位时，已经置身埃纳华克区的一个荒凉地段，周围全是死气沉沉的树木和斑驳的墙壁。我来到泰克萨克科街的一个地方要了杯咖啡。咖啡送来时已经有些温凉。我忘记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

我离开那儿时已经深夜了。

我又用付费电话给芬特家打过去。接电话的又是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安格丽卡，我是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我说。

“你好。”这个声音说。

我觉得有点难受。几个小孩在街上踢足球。

“我见到你父亲了，”我说，“他跟鲁佩在一起。”

“什么？”

“在我们安排鲁佩住的旅馆里。你父亲在那里。”

“他在那里干什么？”这个声音无动于衷，感觉像是跟一堵砖墙说话。

“他在跟鲁佩相好呢。”我说。

“鲁佩还好吗？”

“鲁佩很好，”我说，“你父亲似乎不怎么好。我觉得他哭过，不过我到那儿时他挺好的。”

“嗯，”这个声音说，“他为什么哭呢？”

“不知道，”我说，“也许后悔了吧。也许觉得惭愧。他让我不要告诉你。”

“不要告诉我什么？”

“不要说我看见他在那里。”

“嗯。”这声音说。

“玛丽亚什么时候回家？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在舞蹈学校，”这个声音说，“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上哪儿去？”

“去大学。”

“好吧，那再见。”

“再见。”这声音说。

我步行回到苏利文街。当我穿过雷福马街靠近库奥特莫克雕像的地方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举起手来，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回过身，发现是阿图罗·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我立刻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罗萨里奥的屋里，躺在床上，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在两边让我喝刚泡的花茶，但没有喝进去。我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们说我昏过去了，还说我摔倒在地然后一直胡言乱语。我告诉他们给芬特家打电话的事。我说是这个电话让我生病的。他们起初不相信，后来仔细听我讲述了一番最近发生的连串经历，还送上他们的忠告。

他们说，问题是我说话的那人压根就不是安格丽卡。

“你是知道这个的，加西亚·马德罗，这就是你生病的原因，”阿图罗说，“是那个他妈的意外吓的。”

“我知道什么？”

“知道接电话的是别人，不是安格丽卡。”乌里塞斯说。

“不，我不知道。”我说。

“你下意识里知道。”阿图罗说。

“可那是谁呢？”

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笑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好玩。”

“别折磨我了，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说。

“想一想，”阿图罗说，“来吧，动动脑子。是安格丽卡吗？显然不是。是玛丽亚吗？可能性更小。还有谁呢？女佣，你打电话的那个时间她不在家里，而且你经常跟她说话，应该听得出她的声音，对吧？”

“对，”我说，“肯定不是女佣。”

“还剩谁呢？”乌里塞斯说。

“玛丽亚的母亲和胡吉托。”

“我认为不会是胡吉托，是他吗？”

“不会，不可能是胡吉托。”我承认。

“你看玛丽亚·克丽斯蒂娜会装成那个样子吗？”

“玛丽亚的母亲叫玛丽亚·克丽斯蒂娜吗？”

“这是她的名字没错。”乌里塞斯说。

“不，不会，可又是谁呢？没有别人了。”

“有人疯狂到模仿安格丽卡的声音，”阿图罗说，然后望着我，“那家只有一个人喜欢制造那种变态的吓人把戏。”

我逐一检视了一番，答案在脑子里慢慢清晰起来。

“想想，再想想……”乌里塞斯说。

“基姆。”我说。

“不会有别人了。”阿图罗说。

“那个杂种！”

后来我想起基姆讲的那个聋哑人的故事，想起那些儿童虐待狂，他们本人在童年时就被虐待过。虽然我现在把它写了出来，那个聋哑人和基姆性格之间因果关系的转换似乎还不是那么清楚。后来我冲到街上，消耗了一枚又一枚硬币，徒劳地往玛丽亚家打电话。我跟她妈妈、女佣、胡吉托都说了话，而且很晚后又跟安格丽卡（这回才是真正的安格丽卡）通上话，可是玛丽亚一直不在家，基姆也不再来接电话。

贝拉诺和乌里塞斯陪了我一会儿。我出去打第一拨电话时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他们看。他们说这几首诗写得不赖。本能现实主义清洗活动完全是个玩笑，乌里塞斯说。那些被清洗的人知道是个玩笑吗？当然不知道，如果他们相信了，那可就不好玩了，阿图罗说。这么说谁也没有被开除？没有，乌里塞斯说。

“有个傻蛋想揍我们。”后来他们承认说。

“可你们是两个，他只有一个人。”

“可我们并不来暴力的，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说，“至少，我不会，阿图罗也不再用暴力了。”

给芬特家打电话的间隙，我跟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在基多咖啡店里消磨晚上的时间。我把贝拉诺和乌里塞斯跟我说的又告诉了他们。这两个人一定发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线索了，他们说。

12月14日

没有任何人给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奖学金，没有杂志版面，没有人邀请他们参加书友会或读书会。

贝拉诺和利马就像两个孤魂。

如果在俚语中“西蒙”是肯定的意思，“奈尔”是否定的意思，那“西蒙奈尔”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感觉不佳。

12月15日

克里斯平先生不愿聊西班牙内战。我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店取了这么一个军事意味很浓的名字。他坦承说名字不是自己取的。以前的店主是共和国的一个上校，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那场有争议的战役中的辉煌事迹。我从克里斯平先生的话语中听出讽刺的弦外之音。应他之请，我聊了些本能现实主义的情况。他发表了些评论，诸如“现实主义永远不是本能的”，“本能属于梦幻世界”，我听了感到很沮丧，他总结说，我们这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青年除了先锋文学别无选择。我问他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从未被剥夺过基本权利。至少按照墨西哥城的标准没有被剥夺过。不过后来我又想起我跟罗萨里奥共用的那间出租房，我拿不准他说错了没有。文学上的问题，跟生活上的问题一样，克里斯平先生说，在于人民最后都变成了杂种。现在，我觉得克里斯平先生完全是为谈论而谈论。我在椅子里坐着的这段时间，他一直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搬运书籍或是成捆落满灰尘的杂志。可是，在某个时刻，他转过身来，询问跟我睡一觉需要多少钱。我注意到你缺钱花，这是我冒昧提出这种事的惟一原因。我简直震惊得要晕过去。

“你搞错了，克里斯平先生。”我说。

“别想歪了，孩子。我知道，我老了，所以想来个交易。也可以称之为犒劳。”

“你是同性恋吗，克里斯平先生？”

我勉强说出这句话，然后立刻意识到自己显得挺傻，脸立刻红了。我不想等他回答。你认为我是同性恋吗？你不是吗？克里斯平先生问道。

“呃，呃，呃，我还真有所涉足。请原谅我，孩子，看在上帝的分上。”克里斯平先生说，然后开始大笑起来。

我抑制住从埃布罗河战役书店奔出去的冲动，这曾是我的第一反应。克里斯平让我别离开，因为他笑得那么厉害我都担心他会得心脏病。平静下来后他拼命道歉，求我谅解他是个怯懦的同性恋（别介意我的年龄，胡安托！）还说自己搭讪的技巧已经生疏了，就算这种事早已不再难以理解也很不好说出口。你一定认为我是个恶心鬼，还真是这样，他说。后来他又坦承这样随便跟人睡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我离开书店时，他执意要送一套波鲁厄版的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全集以弥补对我的惊扰。我告诉他一点都没有被惊扰到，可是如果不接受他的礼物又显得唐突。生活简直就是狗屎。

12月16日

我真的病了。罗萨里奥让我在床上躺着。她上班前从邻居那儿借来一只暖水瓶，给我留下半公升咖啡。四片阿司匹林。我发着高烧。写了两首诗。

12月17日

今天有个医生来看过我了。他看了看房间，看了看我的书，然后量了下血压，又在我身体的不同部位摸了会儿。后来他在角落跟罗萨里奥说了几句话，声音很轻，用明显的肩膀动作来强调自己的话。他走了后我问罗萨里奥怎么可以不事先问我就请医生来。花了多少钱？我说。没关系，爷们儿，只有你最重要了。

12月18日

今天下午叔叔婶婶开门进来时我正烧得发抖，罗萨里奥紧跟在后面。我想我都出现幻觉了。婶婶扑到床上，四处吻我。叔叔站在旁边纹丝不动等着婶婶镇定下来，后来他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很快威胁、呵斥和忠告接踵而至。他们的基本意思是要我直接回家，否则就上医院，他们想让我彻底检查一番。我拒绝了。最后，威胁又上来了，他们要走时，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罗萨里奥则在一旁啜泣。

12月19日

今天一大早，雷克纳、郝奇特尔、拉斐尔·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来看我。我问他们是谁透露的地址。他们说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看来他们露面了，我说。他们露面了但又消失了，郝奇特尔说。巴里奥斯说他们编了本墨西哥青年诗人诗选。雷克纳大笑。他说没有这事。太糟糕了，顷刻间我以为他们会选我的几首诗。他们现在就想一起赚些钱去欧洲，雷克纳说。怎么一起赚啊？卖大麻吧，还能怎样，雷克纳说。那天我在雷福马大街看到他们，带着满满一背包阿卡普尔科产的大麻。我不信，我说（但我想起上次看到他们确实带着一个背包）。他们给了我一点儿，雷克纳说着取出些大麻。郝奇特尔说我现在这样吸这东西不好。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已经感觉好多了。你可不能吸，雷克纳说，除非想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个弱智儿。郝奇特尔说没有理由认为大麻烟会伤害胎儿。不能吸，郝奇特尔，雷克纳说。真正对胎儿有害的是劣质环境、劣质食品、酒精、母亲滥用药物，而不是大麻烟，郝奇特尔说。总之别吸，雷克纳说，以防万一。如果她想，不妨让她吸吧。芭芭拉·帕特森说。操你这个外国佬，少管，巴里奥斯说。等生完孩子，你想干吗都可以，但现在你最好还是别碰，雷克纳说。我们吸烟的时候，郝奇特尔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待着，旁边有些罗萨里奥用来放没有穿过的衣服的纸箱。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并没有攒钱，她说（就算他们保留了一些，有何不可呢），他们是在完成催化人们思想的最后几件工作。我们都看着她，等着她继续往下说。可是郝奇特尔忽然沉默了。

12月20日

今晚跟罗萨里奥做爱三次。现在身体好多了。不过我还在吃她买来的药，主要是为了讨她开心，不为别的。

12月21日

没有什么可记的。生活似乎在原地踏步。每天我都跟罗萨里奥做爱。她上班的时候我就写作和读书。今天晚上，我在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转了一圈。有时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待会儿，女服务生们都优先伺候我。凌晨四点时，罗萨里奥回家（她上晚班），我们在屋里吃些简单的东西，一般是她从酒吧带来的食物。然后，我们开始做爱直到她睡着，接着我又动手写东西。

12月22日

今天老早就出去散步。一直打算要去埃布罗河战役书店，跟克里斯平先生消磨到吃午饭的时候，可是我到那儿时书店还关着。我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晃悠，享受着早晨的阳光，几乎不知不觉间来到麦索尼斯街，丽贝卡·诺迪尔书店就在那条街上。虽然我初次拜访时就把这家书店从目标名单中排除掉了，我还是决定进去看一看。店里没有一个人。书籍和书架间迷漫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甜丝丝的沉闷气息。我听到有声音从里屋传来，我判断一定是那个瞎老太太在忙着结账。我决定等等，然后开始浏览旧书。看到《残酷的伊菲姬尼》、《倾斜的平面》以及《真实与想像的画面》，此外还看到五卷本的《情感与差异》，都是阿方索·雷耶斯的著作，还有胡利奥·多里的《散落的诗篇》，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叫爱德华多·科林的人写的短篇小说集《女人们》，还有一本塔布拉达的《李白及其他诗选》，雷纳托·勒狄克的《十四首官僚主义诗以及保守派活动》，胡安·德·拉·卡巴达[胡安·德·拉·卡巴达（Juan de la Cabada，1901—1986），墨西哥作家、剧作家。]的《无理性世界中的美妙事件》，何塞·雷韦埃尔塔斯[何塞·雷韦埃尔塔斯（José Revueltas，1914—1976），墨西哥作家，“新墨西哥小说”创始人之一，受高尔基影响，作品多描写贫民生活与社会黑暗。著有多部小说及电影剧本等。]的《上帝在人间》和《尘世的时光》。很快我就厌倦了，在一把小藤椅里坐下。刚落座就听到一声喊叫。我第一个反应以为有人袭击了丽贝卡·诺迪尔，然后不假思索地冲进里屋。等待我的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在桌边全神贯注地研读一本旧书目。我冲进房间后他们抬起头，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真正的惊讶表情。丽贝卡在旁边仰望天花板，好像在思索或沉思默想。她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的确是她在喊叫了，但那是惊讶的喊叫，而不是恐惧。

12月23日

今日无事。就算有什么事我也不想谈论，因为我理解不了。

12月24日

过了一个凄凉的圣诞节。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我终于跟她说上话了！我跟她说了鲁佩的事，她说什么都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我说。

“哦，她从老板那儿逃走后最终决定上舞蹈学校学习。”她说。

“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在一家旅馆。”玛丽亚说。

“你知道是哪家旅馆吗？”

“当然知道了。梅迪亚鲁纳。我每天下午都去看她。她非常孤独，可怜的家伙。”

“不，她绝不孤独，有你父亲替她解闷呢。”我说。

“我父亲是一个圣人，他为了你这种卑鄙的家伙牺牲了自己。”她说。

我想知道她所谓的牺牲自己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告诉我你他妈的想跟我说什么！”

“别叫。”她说。

“我要知道我该坚持什么！我要知道我在跟谁说话！”

“别叫。”她又说了一遍。

她说还有好多事要做，然后就挂了。

12月25日

我决定永远不跟玛丽亚睡觉了，但是圣诞节的假日气氛、城里街上行人释放出的紧张感、可怜的罗萨里奥的计划（她固执地要在一家夜店度过元旦前夕——当然是跟我一起，在那里跳舞），所有这一切让我又想见到玛丽亚，想脱光她的衣服，再一次感受她的大腿圈在我背上的感觉，去抽（如果她要求的话）她那曲线完美、紧凑的屁股。

12月26日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宝贝。”罗萨里奥一进屋就大声宣告。

她开始吻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爱我，还承诺每两个星期读一本书，以便“跟我保持同样的水平”，这只能让我觉得难堪，最后她还坦言说从来没有人让她如此快乐过。

我一定是老了，因为她夸张的语言让我大起鸡皮疙瘩。

半个小时后，我们步行去“阿芝台克抄写员”，那是洛伦索波图里尼大街上的一家公共浴室。

真是意外惊喜。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罗萨里奥说，朝我眨着眼。

我真想就在这里抽她一顿，然后转身而去，永不见她。（我的神经病又发作了。）

然而，当我们穿过雾气凝结的浴室玻璃门，前台上方的拱形壁画或者墙画上某种神秘的力量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这位佚名艺术家画的是一种印第安人写在纸上或者羊皮纸上的线条文字，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显然，这个艺术家就是阿马努恩塞·阿斯特卡。文字后面排列着很多温泉，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征服者三人一组成排地在池中沐浴，里面还有殖民时代的墨西哥人，如埃尔·库拉·伊达尔戈、莫雷洛斯、马克西米利亚皇帝和卡尔洛塔皇后、贝尼托·华雷斯身边簇拥着朋友和敌人们，马德罗总统、卡兰萨、萨帕塔、奥夫雷贡，穿着各种制服或者脱了制服的士兵、农民、墨西哥城的工人，还有电影演员如坎廷弗拉斯、多洛蕾丝·德尔·里奥、佩德罗·阿曼达里斯、佩德罗·英方特、豪尔斯·内格雷特、哈维尔·索里斯、阿塞维斯·梅希亚、玛丽亚·弗里克斯、丁坦、雷索特斯、卡拉夫雷斯、伊尔玛·塞拉诺，还有些人我认不出是谁，因为他们在最远的浴池里，而且画得实在太小了。

“很棒吧？”

我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看得入神。

罗萨里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们拿着小毛巾和肥皂走进过道前，我发现壁画的每个底边都画着一堵石墙围着温泉。隔着石墙的另一边，在类似平原或者凝固的海洋上，我看到有影子般的动物，也许是动物的鬼魂（或者植物的鬼魂），躺在那里等待着，在沸腾但却静默的包围中不断繁衍。

12月27日

我们又去了趟“阿芝台克抄写员”浴室。很带劲。私人包间都铺有地毯，放着桌子、衣架、沙发和带有淋浴器和蒸汽喷头的水泥隔间。蒸汽喷头齐房顶高，像纳粹电影里那样。大屋和隔间之间的门十分厚实，还装了个令人毛骨悚然、永远蒙着雾气、跟视线平齐的窥视孔（但我还得弯一下身子才能看，因为我比普通人要高，这是给普通人设计的）。这里完全是饭店式服务。我们待在里头，要了些古巴龙酒。先是淋浴，接着蒸浴，然后在沙发上歇着晾干身子，然后又淋了一次。我们在小隔间里，在淹没身体的蒸汽雾云中做爱。我们做爱、淋浴，让蒸汽抚摸着我们。只能看得见彼此的手臂和膝盖，有时能看见颈背或者乳尖。

12月28日

我总共写了多少首诗呢？

从开始到现在：55首。

总页数：76。

总行数：2453。

加起来可以汇编成一本书了。这是我的全部作品。

12月29日

今天晚上，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等待罗萨里奥时，布里吉达走过来，感叹了一番时间过得好快。

“给我再倒一杯龙舌兰，”我说，“告诉我什么意思。”

我从她的表情中捕捉到的是只能称之为得意的东西，但同时又很伤感，那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得意，更像死亡的微小兆头而不是生命的信号。

“我的意思是时间在流逝，”布里吉达说着满上我的杯子，“你曾经像个陌路客，现在好像都是个家庭的一员了。”

“我可不在乎这个家庭。”我说，同时又纳闷混账罗萨里奥上哪儿去了。

“我没有故意侮辱你的意思，”布里吉达说，“我不想挑事儿斗嘴。最近我跟谁都不想吵架。”

我站在那里望了望她，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真想说你这个白痴，布里吉达，可我同样没心思跟任何人吵架。

“我的意思是，”布里吉达说，望着身后，好像要确认罗萨里奥没有过来，“我也想跟你谈恋爱，相信我，我想跟你一起生活，给你零花钱，给你做饭，你生病的时候关心你，可事不遂人愿。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不是吗？不过这样也挺好。”

“我没法跟别人生活在一起。”我说。

“你还是你，你的鸡巴跟黄金一样贵重。”布里吉达说。

“谢谢你。”我说。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布里吉达说。

“你还知道什么？”

“关于你吗？”布里吉达笑着说，这次我猜她是洋洋得意。

“当然是我了。”我说完把最后一口龙舌兰一饮而尽。

“你年纪轻轻就会死掉，胡安，你会让罗萨里奥伤心的。”

12月30日

今天我去了芬特家。今天让罗萨里奥伤心了。

大约七点钟，我老早就起来了，然后去城里的大街上漫游。临走前听到罗萨里奥的声音在说：等等，我给你做早点。我没有理睬。悄悄关上门就离开了房间。

走了很长时间，仿佛来到另一个国家，感觉心里又堵又恶心。走到索卡罗时所有的毛孔终于全都打开。我开始大汗淋漓，恶心感顿时一扫而光。

我忽然感到很饿，然后走进我看到的第一家开着门的咖啡馆。这是马德罗街上的一家小店，名叫新西巴里斯，我要了份咖啡和火腿汉堡。

让我万分惊讶的是，潘乔·罗德里格斯居然在那儿，就坐在吧台旁。他的头发梳得油亮（还湿着），双眼发红。他看到我时毫不惊讶。我问他在这里干吗，离家这么远，又是这么早。

“我找了一夜的妓女，”他说，“想看看我是否已经可以他妈的走出跟某人分手的阴影。”

我想他指的是安格丽卡，我尝到第一口咖啡时想起了安格丽卡、玛丽亚以及第一次去芬特家的情景。我感到很开心。我感觉很饿。可是，潘乔却显得无精打采。为了转移他的情绪，我说已经离开了叔叔和婶婶，跟一个女人住在一间像从1940年代的电影里直接搬出来的出租房里，但潘乔根本就无心听我或者任何人说话。

他抽了几支烟后说想活动下腿脚。

“想上哪儿去？”我问，不过，说句心里话我早已知道答案，如果他不说我想听到的话，我打算动用一切必要手段让他说出来。

“去安格丽卡家。”潘乔说。

“好样的。”我说，然后匆匆吃完早点。

潘乔在前面付了我的账（这可是第一次），我们便走了。腿脚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潘乔好像不再那么沮丧，我也不再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无助。相反的，早晨的阳光又让我们回归自我，精神再次振作起来。潘乔又变得兴高采烈和敏捷起来，妙语连珠，马德罗街上一家鞋店的窗户反射出我内心对自己的期许：高大、表情阳光、既不笨拙又不病态地羞怯，阔步前进，身后跟着一个正在追求真爱或者不管什么的小胖子！

当然，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这一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路上的前半段，潘乔显得热情、友好、开朗，可是后半段，快接近康德萨区时他情绪陡变，好像跟安格丽卡奇特的（或者说装腔作势和暧昧的）关系中原本让他忧虑的东西又苏醒了。他又闷闷不乐起来，说所有的问题都与他和安格丽卡两个家庭之间的社会界限有关，他属于低层工人阶级家庭，安格丽卡家是深深地根植于墨西哥城的小资产阶级。为了让他打起精神，我说虽然这确实可能会在最初建立关系时出现难度，然而关系一旦上路，阶级冲突的裂痕会大大缩小。潘乔却反问我关系一旦上路是什么意思，我不屑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我提出另一个问题算是回答：他和安格丽卡真的是两个标准的、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吗？

当我们坐在从雷福马和华雷斯街口打到的出租车上，正以惊心动魄的速度向科里马大街奔去时，潘乔不开心地说：“不是，我想不是吧。”

我告诉他，我正想对他说这个意思，因为他和安格丽卡都是诗人，如果各属不同社会阶层，那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我告诉你。”潘乔说。

“别这么死板了，伙计。”我说，心里又无端地高兴起来。

没想到出租车司机支持我的观点：“如果你已经追求到了，就不存在界限的障碍了。只要有爱，其他都不重要。”

“明白了吗？”我说。

“不明白，”潘乔说，“还真不明白。”

“去追你的姑娘，忘了工人阶级的那些废话吧。”出租车司机说。

“工人阶级废话是什么意思？”潘乔说。

“你知道，就是那些社会阶级的说法。”

“照你说社会阶级是不存在的了。”潘乔说。

司机说话时在反光镜里望着我们，这时还回过头，右手搭在乘客座的后背，左手紧握方向盘。我们会撞车的，我想。

“事实上不存在。只要真心相爱，所有墨西哥人都是平等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潘乔说。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司机说。

潘乔和司机开始从这个话题又引出宗教、政治议题，我盯着窗外，望着外面的风景（华雷斯和北罗马大街上的店面）单调地掠过去。我也开始想玛丽亚以及让我和她分手的东西，那不是阶级原因而是经验问题，想到罗萨里奥和我们的出租房，以及我在那里跟她度过的美好夜晚，可是，为了能跟玛丽亚相处哪怕几秒钟，为了能听到她的哪怕一句话，看到她的一个微笑，我随时准备放弃那些美好的夜晚。我还想到了叔叔和婶婶，甚至恍惚中看见了他们，手挽手走在我们经过的街上，虽然出租车危险地呈之字形拐到其他街上，他们仍然绝不回头望一眼，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孤独中，像潘乔、出租司机和我沉浸在各自的孤独中一样。接着我又觉得最近这些天好像做错了什么，在处理墨西哥新秀诗人或者生活中新结识的女人们的关系上出了差错，但是任凭我怎么琢磨都理不清哪儿出了问题，如果我回过头，那道深渊就在我身后敞开着。可是，我却丝毫不觉得恐惧。这是一道没有恶魔巨兽的深渊，不过是笼罩着黑暗、沉默和空虚这三种让我痛苦的极端事物而已，其实也并不那么痛苦，而是一种胃里的悸动，但这种痛苦有时感觉像恐惧。后来，我把脸紧贴着窗户，车子转入了科里马大街。潘乔和司机不聊了，也许只是潘乔打住不聊了，他好像不肯占什么上风，我的沉默和潘乔的沉默紧紧地箍着我的心。

我们在超过芬特家几英尺远的地方下了车。

“这儿气氛有些不对劲。”潘乔说，出租车司机开心地驶走了，嘴里骂骂咧咧。

乍一看，街上显得一切正常，但我却注意到某些异样，我对这里的记忆曾是那么鲜活。我看见街对面两个家伙坐在一辆黄色雪佛兰中。他们在盯着我们。

潘乔按了下门铃。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

雪佛兰轿车中坐在乘客座的那位下了车，把手肘撑在车顶上。潘乔观察了他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又说了一遍，这儿气氛有些异样。雪佛兰边上的那个家伙模样很可怕。我想起前几次去芬特家，站在门口盯着花园，感觉呈现在我眼前的花园里充满了秘密。这是不久前的事，可是感觉却像过了若干年。

胡吉托出来让我们进去。

他走到大门口时给我们打了个很令人费解的手势，他望着停放雪佛兰的地方。我们打招呼时他也不回应，穿过大门后他就关上门又锁上。花园看上去已经荒芜。房子似乎也不一样了。胡吉托领着我们直接向正门走去。我记得潘乔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们往前走去时他还回过头扫视外面的大街。

“走啊，伙计。”胡吉托对他说。

基姆·芬特和妻子正在屋里等着我们。

“你来得正是时候啊，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热烈地拥抱了我一下。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这么热情的款待。芬特夫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长袍和拖鞋，好像刚起床似的，但很快我就得知她头天晚上几乎彻夜未眠。

“这儿出什么事儿了？”潘乔望着我问。

“没有出你想出的事儿。”芬特夫人说，一边抚弄着胡吉特的头发。

基姆拥抱过我后走到窗口，警惕地向外张望了一番。

“没有新情况，爸爸。”胡吉托说。

我立刻想到黄色雪佛兰车里的两个人，隐隐约约明白了芬特家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在吃早餐，孩子们，你们想喝点咖啡吗？”基姆问。

我们跟着他走进厨房。里面桌边坐着安格丽卡、玛丽亚和鲁佩！潘乔看见她时甚至都不眨一下眼，可我惊得灵魂都快出窍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难回忆起来了，特别是因为玛丽亚的态度好像我们压根没吵过架，好像我们又重归于好了。我只记得我很客气地跟安格丽卡和鲁佩打了招呼，记得玛丽亚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接着我们开始喝咖啡，潘乔又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解释，气氛十分热烈，其间，芬特夫人和基姆开始争吵起来。芬特夫人说这是她过的最糟糕的新年假期了。想想穷人，克丽斯蒂娜，基姆说。芬特夫人开始哭起来，离开厨房。安格丽卡跑出去追上她，这迫使潘乔也要有所动作，但最后却不了了之：他从椅子里站起来，看着安格丽卡走到门口，然后又坐下。其间，基姆和玛丽亚，只有他们两人在场时，给我描述了事情的最新进展。鲁佩的老板在梅迪亚鲁纳旅馆找到了她。经过一番混战，细节我就不知道了，她和基姆设法从旅馆逃了出来，又来到科里马大街。这是几天前发生的事。芬特夫人发觉出了什么事儿后马上报警，很快几个警察就乘着巡逻车过来了。他们说如果芬特家想正式报案的话，他们就得回警察局。基姆告诉他们阿尔韦托和另外几个家伙在房子前，警察过去跟这个皮条客交谈了几句。胡吉托在门口听到他们好像根本就是老朋友。据鲁佩说，跟阿尔韦托在一起的那家伙要么也是警察，要么警方得到巨大好处，足以让他们故意不管。于是从那时起芬特家就开始被正式包围起来了。警官们走了。芬特夫人再次给警察局打电话。又来了几个别的警察，结果还是一样。一个朋友在电话里告诉基姆，建议他们尽最大努力坚持到假期结束后包围自会解除。只有胡吉托敢侦察那几个歹徒，他通报说又来了一辆小车，一辆通用汽车停在雪佛兰的后面，阿尔韦托和他的哥们儿，跟刚到不久的包抄者说了几句话后就吵吵闹闹地开车走了，甚至威胁性地让车轮在路面上蹭出尖锐的噪音，使劲按着喇叭。六个小时后，他们又回来了，接替的那辆小车又走了。毫无疑问，这样来来回回就是想折磨屋里的人。芬特夫人怕得不敢出去，她担心被绑架。面对这一新变化，基姆也不敢出门。他说这是为了对家庭负责，可我想他其实是害怕挨一顿揍。只有安格丽卡和玛丽亚曾跨出过门槛，就一次而且是分别出去的，下场十分难堪。安格丽卡被盘问了一番，玛丽亚大胆地从雪佛兰轿车旁走过，结果被摸了一把还被粗鲁对待。我们到那儿时，惟一敢出来开门的人只有胡吉托了。

她们一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后，潘乔立刻作出反应。

他扬言要出去狠狠揍阿尔韦托一顿。

基姆和我试图劝他，但根本不管用。潘乔跟安格丽卡私语了足有一刻钟，然后向外走去。

“跟我一起去，加西亚·马德罗。”他说，我像个傻瓜似的跟在他后面。

我们往外走时，潘乔决心一战的激情有所冷却。我们用胡吉托给的钥匙打开大门。我往回看了一眼大房子，我想我看见基姆在起居室的窗户里看着我们，芬特夫人在二楼的窗户里看着我们。潘乔说，恐怕会很棘手。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好。谁让他自告奋勇的？

“我完全是为了安格丽卡。”潘乔说，一把又一把地试着钥匙，没有一把能打开。

雪佛兰轿车里坐着三个人，不像之前看到的那样只有两个。潘乔大踏步向他们走去，质问他们究竟想干吗。我在他身后几英尺远的地方磨蹭着，皮条客的身体被潘乔挡住了。我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我。但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洪亮得像唱老情歌的歌手，很霸气却不会让人不舒服，完全不似我想像中那样斩钉截铁。相形之下潘乔的声音听上去倒是很冷酷。到后来潘乔开始结结巴巴又讲得飞快，很快就转向辱骂和攻击了。

此刻，从那天早晨听说这件事到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非常危险，我想告诉潘乔我们还是掉头回去。但潘乔已经向阿尔韦托发出挑战。

“从车里滚出来，伙计。”他说。

阿尔韦托一阵放声大笑。他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见。副驾驶座那边的门打开了，下车的是另一个家伙。他中等个头，肤色黝黑，腰粗肚圆。

“滚开，小孩子。”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在跟我说话。

这时我看见潘乔往后退了一步，阿尔韦托从车里出来。接下来事情发生得太快了。阿尔韦托朝潘乔一靠过来（那样子好像要给他一个吻），潘乔就倒在地上了。

“别管他，孩子。”那个黑脸膛的家伙在小车那边说，身子靠着车头。我没有理他。我把潘乔扶起来，我们向大房子走去。快到门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两个人又回到黄色雪佛兰里，看样子好像在狂笑。

“你真是好样的。”胡吉托从树丛里跳出来说。

“那杂种带着枪，”潘乔说，“如果我反击的话，他会杀了我。”

“我想也是。”胡吉托说。

我没有看到任何枪，但我没说什么。

胡吉托和我一起扶着潘乔向大房子走去。我们走到通向长廊的石板路时，潘乔说别去那儿，他想去玛丽亚和安格丽卡住的小房子，我们又穿过花园绕过去。后来发生的一切只能用悲惨来形容。

潘乔和安格丽卡关在小房子里不出来。女佣很晚才到，开始打扫房间，把一切都归整好。胡吉托想看看朋友们，父母不让他出去。玛丽亚、鲁佩和我在花园的角落里玩扑克，那是最初我和玛丽亚聊天的地方。我一下子觉得我们又在重复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潘乔和安格丽卡也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命令我们出去，只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吃午饭的时候，芬特夫人在厨房桌边说想离婚。基姆笑了，耸了下肩，好像在说老婆简直疯了。潘乔开始哭起来。

后来胡吉托打开电视，他和安格丽卡坐下来看一部有关蜘蛛的纪录片。芬特夫人给我们还在厨房的人端来咖啡。女佣离开前说明天不来了。基姆跟她在后院里交谈了会儿，给了她一个信封。玛丽亚问这信是不是让她去寻找外援。得了，宝贝，基姆说，电话线还没切呢。那是她的年终奖金。

我不知道潘乔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忘记什么时候决定今晚在这里过夜。我只记得晚饭后基姆把我拉到一旁，对我的态度表示很感谢。

“我对你还是期望很高的，加西亚·马德罗。”他说。

“我愿为你效劳。”我傻乎乎地回答说。

“那我们就彻底原谅咱们之间那桩蠢事，全力以赴保卫这座城堡吧。”他说。

我不明白他指的那桩蠢事是什么。我只知道他说的这座城堡指什么。我决定闭口不言，一个劲点头称是。

“那女孩如果想在这里过夜就最好不过了，”基姆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你知道的。在生死存亡时刻，有必要把兵力集中起来。”

我们两个在所有事上意见都完全一致，那天晚上，安格丽卡睡在客房里，鲁佩睡在起居室，玛丽亚睡在胡吉托屋里。我决定睡在后院的小房子，也许是期望玛丽亚来拜访，我们说过晚安，各回各屋后，我躺在玛丽亚的床上，徒劳地等待着，周围洋溢着玛丽亚的气息，我手捧一本胡安娜修女的诗选，却读不进去，最后实在受不了，索性出去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从瓜达拉亚拉或者索诺拉大街上的人家传来举办派对的沉闷声音。我走到围墙跟前朝外望去：黄色雪佛兰还停在那里，但看不见里面有人。我又折回大房子。起居室的窗户里还亮着灯，我在门口听到里面传来轻柔的声音，但无法确定是谁的。我不敢去敲门。我绕过去从厨房门走进去。玛丽亚和鲁佩在起居室里，她们坐在沙发上。有股大麻烟的味道。玛丽亚穿一件红色睡袍，我一下子搞错了还以为是件正装，胸口上用绒线绣着一道泥石流、一条岩浆河，还有一个即将毁灭的村子。鲁佩没有穿睡衣，如果她有睡衣的话，我表示怀疑，她穿一条超短裙和黑衬衫，头发凌乱不堪，这让她的表情平添几分神秘和动人的色彩。她们看见我后沉默不语。我很想问问她们在聊什么，但却坐在旁边说阿尔韦托的车子还在外面。她们早就知道了。

“这是我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新年了。”我说。

玛丽亚问我们要不要喝咖啡，然后起身走进厨房。我跟着她走进去。在等待水沸的时候我从后面搂住她说想跟她睡觉。她没有回答。这肯定是同意了，我想，我吻了下她的脖子和颈窝。玛丽亚的气息，一种令我再次觉得陌生的气息刺激得我开始恍惚。我立刻放开她。我扶住厨房的墙壁，担心失去平衡或者就此完蛋，我使了很大的劲才恢复正常。

“你的心真好，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端着放了三杯热水的托盘走出厨房时说，盘里还放着雀巢咖啡和白糖。我像个梦游者般跟在她后面。我很想知道她说我的心好是什么意思，可她对我说了这句话后就不理我了。

我迅速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玛丽亚和鲁佩之间还有很多话要说，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她们马上可能就会谈论天气，然后很快又将谈论阿尔韦托，那个恶魔皮条客。

回到小房子后我觉得累极了，连灯都没有打开。

我摸索着来到玛丽亚的床上，全凭从大房子里或者后院、月亮照进来的微弱光线指路，我也搞不清究竟是哪种光在起作用，我衣服也没脱就趴着倒在床上，然后很快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我那样睡了多久。我只知道感觉很好，醒来时天还很黑，一个女人正在抚摸我。我花了很大工夫才搞清那不是玛丽亚。接着我又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者跟罗萨里奥绝望地消失在出租房里。我把这个不管是什么的人拉到跟前，在黑暗中仔细打量了一番她的脸庞。是鲁佩，她像只蜘蛛般微笑着。

12月31日

我们举办了一场所谓的家庭新年聚会。在长达一天的时间里，老朋友们来来去去。参加聚会的人不多。一个诗人，两个画家，一个建筑师，芬特夫人的妹妹，以及已故的劳拉·达米安的父亲。

后者的来访由于举止怪异而神秘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基姆穿着睡衣，胡须也没有刮，正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我打开门，达米安先生进来了，先奉上一大捧红玫瑰，表情羞涩、笨拙地递给我。我把鲜花拿到厨房里，找了个花瓶什么的插进去，这时我听到他在跟基姆抱怨日常生活的艰难。后来他们又聊到社交派对。这些都不如从前了，基姆说。肯定不像从前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说得对。过去一切都挺好，基姆说。我们都老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基姆的话让人挺吃惊：我不知道，他说，你是怎么过活的。我要是你的话，早就死了。

出现了一阵持续很久的沉默，最后从远处传来芬特夫人和女儿们的声音时才被打断，她们正在后院准备皮纳塔游戏[Pi.ata，是墨西哥传统派对庆典中的应景游戏。以铁丝或细布条做骨架，用纸糊成的不同动物或人物造型里面装满糖果，在派对上将其吊在半空中，让小朋友蒙着眼睛拿棍棒轮流敲打直到最后应声破裂糖果撒满地，大家再哄抢地上的糖果。]，这时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忽然痛哭失声。我很好奇，从厨房走出来，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其实这样的谨慎毫无必要，因为这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基姆看着好像刚起床，头发也没梳，浑浊的眼睛下带着黑眼圈，睡衣皱皱巴巴，拖鞋随意穿着。他的双脚小巧玲珑，以我看，跟我叔叔的非常不同——而达米安先生满脸泪水淋漓，最后分成两道从脸颊上流下来，两道深深的泪痕仿佛要把他的整张脸都吞没。他双手绞在一起，坐在扶手椅里面对着基姆。我想见见安格丽卡，他说。先擦掉你的鼻涕，基姆说。达米安从夹克兜里取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和面颊，然后擦掉鼻涕。生活是很艰辛的，基姆，他说，然后忽然站起，梦游一般向卫生间走去。他走过来时甚至都没有瞥我一眼。

我记得后来我去后院帮芬特夫人准备晚上的聚餐，干了会儿活儿，她打算主持晚上的聚餐，1975年最后一个晚上的聚餐。每次新年前夜我都要设宴招待朋友们，她说，现在已经成惯例了，但今年我只想快点过去，一点聚会的兴致都没有，你也知道情况，但我们还得强打精神。我告诉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来了，阿尔瓦里多每年都来，芬特夫人说，他说我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厨师。今晚我们吃什么呢？我问。

“我还不知道呢，宝贝。我想做点巧克力辣沙司鸡肉，然后早早上床睡觉算了。今年不适合庆祝，是吧？”

芬特夫人望着我笑起来，我觉得这女人脑子有点毛病。这时门铃固执地响个不停，芬特夫人站着等了片刻，让我去看看是谁。我经过起居室时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在里面，手里各握一只杯子，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另外一个节目。门口站着的客人是个农民诗人。我想他大概喝醉了。他问我芬特夫人在哪里，然后就要直接去后院，她就站在后院的花环和纸制的墨西哥小国旗中，回避着不想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制造的凄凉景象。我走到胡吉托的房间，在那儿看到农民诗人用手掌击打着脑袋。

不过，电话还是特别多。先是一个叫洛伦娜的女人，前本能现实主义者，打电话邀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参加新年前夜派对。后来帕斯阵营的一个诗人又打来电话。接着一个名叫鲁道夫的舞蹈演员打电话要跟玛丽亚说话。但玛丽亚不肯接，还要求我告诉这人她不在家，我机械地照办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装作自己完全不嫉妒（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因为嫉妒对人没有丝毫好处）。再后来基姆工作室的主任打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跟基姆说完后又要跟安格丽卡讲话。基姆让我叫安格丽卡来接电话，眼中噙着泪水。安格丽卡讲话或者听话时，基姆告诉我写诗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上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这完全是他的说法。我不想逆着他，表示了赞同。（我想我是这样说的：“太对了，基姆。”这种回答很傻，你怎么看都行。）后来我在姑娘们的小房子里玩了会儿，跟玛丽亚和鲁佩说了会儿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听她们说了会儿话，一边想着那皮条客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结束包围。

昨晚跟鲁佩做爱，整个事件还笼罩在谜团中，但我得老实承认，那已经成为永恒记忆了，因为太让我开心了。下午一点钟的午餐随便对付了下：先是胡吉托、玛丽亚、鲁佩和我一起吃饭，然后一点半的时候芬特夫人、基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那个农民诗人和安格丽卡过来用餐。我洗碗碟的时候听到那个农民诗人威胁要出去跟阿尔韦托干一仗，最后被芬特夫人劝住了，她说：胡里奥，别干傻事。后来我们又齐聚起居室吃小点心。

下午我冲了个澡。

我身上伤痕累累，但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不是罗萨里奥就是鲁佩。无论如何不会是玛丽亚，离奇的是这疼痛就像我第一次遇到她时那样，但还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在我的胸脯上，就在左乳下面，有一块李子大小的伤痕。肩骨上有几道细细的彗星尾巴般的搔痕。我在肩膀上也发现了一些印迹。

我洗完澡出来时大家都在厨房里喝咖啡，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玛丽亚让鲁佩讲那杂种阿尔韦托的故事。不时有人打断鲁佩的讲述喊着天哪或者畜生，一个女性的声音（芬特夫人或者安格丽卡）甚至问说这是真的吗，这时基姆正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看到我们必须对付的那种人了吧。

四点钟时，那个农民诗人走了，很快芬特夫人的妹妹又来了。晚饭的准备工作进入高速运作阶段。

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堆电话打来，说他们不能来赴晚宴了，六点半时芬特夫人说她实在受够了，然后开始哭起来，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关上门。

七点钟，玛丽亚和鲁佩帮着芬特夫人的妹妹摆好桌子并进行晚饭的最后准备工作。但是有几样调料缺了，芬特夫人的妹妹决定亲自去买。她要出去时被基姆叫进书房逗留了片刻。她出来时手里拿了个信封，我猜里面放着钱。我听到芬特先生在书房里告诉她把信封放在包里，否则会有被雪佛兰车里的人偷走的危险，起初芬特夫人的妹妹似乎不把这个建议放在心上，可是当她打开正门要走时，她又听从了忠告。为了强化安全措施，我和胡吉托送她到大门口。雪佛兰车还停在那里，可是，当芬特夫人的妹妹经过那辆车向库尔纳瓦卡大街走去时，里面的人却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九点钟时，我们坐下来共进晚餐。大多数客人都借故没有来，来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想可能是基姆的一个堂姐吧，还有一个瘦高男人，介绍说是个建筑师，或者如本人迫不及待指出的是原建筑师，还有两个不知道从哪来的画家。芬特夫人在妹妹陪同下穿着正装从房间出来，妹妹回家后又利用最后的工夫帮姐姐打扮了一番，好像负责晚饭还不够似的。随着新年逐渐来临，鲁佩变得越来越焦虑，说她没有资格跟我们共进晚餐，想去厨房吃，玛丽亚坚决不同意。最终（经一番说实话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劝说后）她还是跟大家同坐一桌了。

晚餐的开始有些非同寻常。

基姆站起来说他想祝一杯酒。我猜那应该是感谢和祝福妻子吧，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镇定，但这杯酒却是祝福我的！他提到了我的年轻，我的诗歌，回顾了我与他女儿们的友情（他说这话时盯着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后者不停地点头）以及与他的友谊，说到我们的谈话，我们在墨西哥城大街上的不期而遇，演讲即将结束时——其实很短但对我来说好像会永远讲下去——他请我，现在是直接对我演讲了，长大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公民后，对他的评价不要太苛刻。演讲结束时，我难堪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安格丽卡和鲁佩都鼓了掌。那两个茫然的画家也跟着鼓起掌。胡吉托趴在桌子底下，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迅速瞥了一眼芬特夫人，她的表情跟我一样难看得要死。

开场白虽然生动有趣，年夜饭仍然有些伤感而沉默。芬特夫人和妹妹忙着上菜，玛丽亚几乎没有动一口。安格丽卡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到了无精打采的程度。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总体上也不怎么说话。他们有时留心一下建筑师，他整个晚上都在温和地指责基姆。两个画家互相聊着，偶尔跟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好像他也收藏艺术品）说说话。晚餐开始时玛丽亚和鲁佩似乎很想显得开心些，不时地起来帮着上菜，最后却消失在厨房了。基姆在桌子另一头对我说，世间富贵，瞬息即逝。

这时有人按门铃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玛丽亚和鲁佩从厨房望过来。

“有人叫门。”基姆说，可是没有人挪动一下。

最后还是我站起来了。

花园里一片漆黑，我透过大门只看到两个人影。我想一定是阿尔韦托和他的警察朋友。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毫无理性的想打一架的冲动，于是坚定地向他们走去。但是，当我稍微靠近些时，发现来人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他们也不解释为什么来这里。看见我时也不吃惊。我只记得自己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有救了！

饭菜不够，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被安排在桌边坐下，芬特夫人给他们上了菜，这时我们别的人不是吃点心就是聊天。吃完饭后，基姆把他们带进书房。劳拉·达米安的父亲立刻跟了进去。

过了会儿，基姆从半开的门口向外望，叫鲁佩进去。我们这些待在起居室的人表情好像在出席一场葬礼。玛丽亚让我跟她去后院。她跟我聊了貌似很长时间，但其实不过五分钟。这是一场陷阱，她说。后来我们两个又走进她父亲的书房。

让人意外的是，主事的已经是阿尔瓦里多·达米安了。他坐在基姆的椅子里（基姆在一角站着）签支票。贝拉诺和利马微笑着。鲁佩似乎很忧虑但也无可奈何。玛丽亚问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是怎么回事。劳拉的父亲从支票上抬起头说鲁佩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我要去北方了，伙计。”鲁佩说。

“什么？”玛丽亚说。

“跟这些家伙一起，开你爸爸的车。”

我很快就明白了基姆和劳拉的父亲已经说服我的朋友们带上鲁佩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样这个家的包围就可以解除了。

最让我意外的是基姆居然允许他们带走那辆雪佛兰英帕拉。这可大出我的意料。

我们离开那个房间时，鲁佩和玛丽亚去收拾行李。我跟着她们去了。鲁佩的箱子几乎是空的，因为从旅馆逃出时她把大部分衣服都扔在那里了。

电视上的时钟倒计时至零点时，我们全都拥抱在一起：玛丽亚、安格丽卡、胡吉托、基姆、芬特夫人、她的妹妹、劳拉的父亲、建筑师、画家、基姆的堂姐、阿图罗·贝拉诺、乌里塞斯·利马、鲁佩和我。

这一刹那我们谁都不知道还会跟谁拥抱，是否能再有机会拥抱同样的人。

十点钟的时候才透过大门看见阿尔韦托和他的打手们的模样。十一点钟时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这时胡吉托才敢出去到花园里，从墙上望过去，扫视一遍整个大街。他们全都不在了。十二点十五分，我们倾巢出动偷偷上路向车库走去，开始互相告别。我拥抱了下贝拉诺和利马，我问本能现实主义将来怎么办。他们没有回答我。我拥抱了鲁佩，让她多保重。作为回报，她在我脸上吻了一下。基姆的小车是辆最新款的白色英帕拉，基姆和妻子很想知道谁来开，好像担心他们临到最后一刻时会变卦。

“我来。”乌里塞斯·利马说。

基姆开始向乌里塞斯介绍这辆车的优点，胡吉托说我们最好抓紧点，因为鲁佩的老板已经回来了。这时每个人都开始用正常的声音说话了，芬特夫人说：真是太丢人了，被逼到这分上。后来我匆忙离开车库向芬特家的小房子走去，去拿我的书，然后又回来。小车的发动机已经启动，大家的表情都僵住了。

我看见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坐在前面，鲁佩坐在后座。

“谁去开一下大门。”基姆说。

我说我去吧。

我走到人行道上，看见那辆雪佛兰和英帕拉的灯都亮了。此情此景还有点像科幻电影。一辆小车离开楼房时，另一辆又靠过来，好像彼此被吸在一起，或者像希腊人说的那样被命运牵在一起。

我听到了人语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基姆的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看到阿尔韦托的身影从雪佛兰里出来，跟车里我的朋友们并排站在一起。他的朋友还坐在雪佛兰里冲他尖叫，让他砸碎英帕拉的窗户。乌里塞斯干吗不踩油门呢？我想。鲁佩的老板开始猛踢车门。我看见玛丽亚穿过花园朝我走来。我看见了雪佛兰车里几个流氓的脸。其中一个叼着雪茄。我看见了乌里塞斯的脸和手，这双手正在基姆的小车的变速箱上活动着。我看见贝拉诺的脸无动于衷地盯着皮条客，好像这事与他毫无关系。我看见鲁佩在后座上捂住脸。我想那窗户玻璃经不起再踢一下，我向阿尔韦托靠过去。这时我看见阿尔韦托摇摇晃晃。他浑身散发着酒味。当然，他们也庆祝了新年。我看见我的右拳（这是我惟一能腾得出的一只拳头，因为另外一只手里还拿着书）打中他的身体，这回我看到他倒下了。我朝这家伙的身体踢了几脚。我看见英帕拉终于发动起来。我看见两个流氓从雪佛兰里出来，他们朝我走来。我看见鲁佩在车里望着我，他们打开车门。我想我不是总想着要远走高飞吗，这下机会来了。我钻进车去，刚关上门乌里塞斯就踩下油门。我听到一声枪响，或者类似枪的声音。他们朝我们开枪呢，这些杂种，鲁佩说。我转过身，透过后窗看见街中间有一条影子。这个世界所有的悲伤全汇集在那个影子上了，小车严正的四边形窗户将它定格。那是鞭炮声，我听贝拉诺说，这时我们的小车向前猛跑，把芬特家的房子、流氓们的雪佛兰小车、科里马大街抛在了后面，顷刻间我们已经来到瓦哈卡大道，驶出市区向北方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