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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亲爱的小伙子们，我说，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进来吧，别有什么拘束，他们鱼贯而行来到厅堂，或者说更像摸索着进来，因为厅堂里很黑，灯泡烧坏了，我没有换（到现在都还没换呢），我走在前面，欢快地跨进厨房，取出两瓶苏西达斯牌的梅斯卡尔龙舌兰酒[梅斯卡尔（Mezcal）是龙舌兰酒的一种，较少在墨西哥以外的国家贩售，在瓶底置有食龙舌兰植物根部的小虫，因此又被称为“带虫龙舌兰”。]，这个牌子的酒只有奇瓦瓦州生产，当然是限量流通，每年我都通过邮递收到两瓶，直到1967年才中断。我回去时两个小伙子正在大屋里看画、翻书，我忍不住又说了一遍他们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谁给的地址，小伙子们？吉尔曼、曼努埃尔，还是阿克莱斯？他们听了不解地望着我，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是李斯特·阿苏比德。坐呀，我说，找个地方坐下，哈，我的朋友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他这个人是不会忘了我的，那老家伙还那么大块头、魅力无比吗？小伙子们耸耸肩说没错——他的块头肯定没有缩，对吧？可他们齐声说，缩了——我说我们来尝尝这瓶梅斯卡尔龙舌兰酒，我递给他们两只杯子，他们坐在那儿瞧着酒瓶，好像怕从里面蹦出一条龙来，我笑了，可我不是嘲笑他们，纯粹是因为开心而笑，只要有他们坐在这儿我就开心极了，后来一个小伙子问，不知他们听对了没有，这酒是不是真的梅斯卡尔，我把瓶子递给他们，仍然大笑着，我知道这个名字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往后退了一步，想好好瞧瞧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可真年轻，长发披肩，手里拿着很多本书——这些书能让人回忆起多少往事啊！——这时一个小伙子说你肯定这东西不会要了我们的命吧，萨尔瓦铁拉先生？我说你所谓的要命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健康的精华，生命之水，别怕，喝了吧，为了示范，我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又倒出一半递给他们喝，起初两个淘气鬼仅仅润润嘴唇，后来酒性慢慢发作了，他们这才像男子汉般痛饮起来。嗨，小伙子们，怎么样啊？我说，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叫苏西达斯的梅斯卡尔酒，我听了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放肆，墨西哥至少有二百多种梅斯卡尔酒的牌子，想全知道它们可太难了，你要不是这儿人的话就更不可能，当然了，这孩子没想到这点，另一个说挺好，然后也说我没听说过这牌子，我只好告诉他们，据我所知，这个牌子的酒已经没人做了，工厂已经倒闭，或者烧毁了，或者变卖成了替雷弗雷斯科斯·帕思库尔供应酒瓶的基地，或者新老板觉得这个名字销路不好。有半晌我们谁也不说话，两个小伙子站在那里，我坐着，小口啜饮着苏西达斯，心里在想谁知道什么原因不做了。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萨尔瓦铁拉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另一个说，还想聊聊那份叫《卡沃尔卡》的杂志。这些孩子啊。他们的脑袋和舌头好像是互通的。谁要起个话头，中途打住后另一个又会捡起话茬或者想法继续说下去，好像是他自己开的话头。说到塞萨雷亚的名字时我抬眼望着他们，感觉目光透过一张纱布帘子，准确地说是外科手术用的那种纱布，看着他们，我说别叫我先生，孩子们，叫我阿马德奥好了，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他们说，好的，阿马德奥。他们又提起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名字来。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想谈谈1970年。我是1970年认识他的，在波尔维尼尔，那是塔里斯曼的一所高中。我们两个曾在那儿同学过一阵子。他是1968年进校的，刚到墨西哥不久，我是1969年进校的，可我们直到1970年才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都辍学了一段时间。他是经济上的原因，我想，我呢，是因为内心的骚乱。不过，后来我又复学了，他也回去了，或许是父母打发他回去的，于是我们就认识了。那是1970年，我在班里年龄比谁都大，我已经十八岁，按理说我该上大学，而不是还在高中晃悠，可我却还在波尔维尼尔待着，一天早晨，新学年刚刚开始，他出现了，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不是新生，有一些朋友，比我小一岁，尽管还留了一级。那时他住在林达韦斯塔区，但几个月后就跟父母搬到那不勒斯区了。我跟他成了朋友。最初，我要鼓起勇气才敢跟他说话，我经常看他在院子里踢足球。他喜欢玩儿。我常常在楼梯上观察他，心想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高中禁止留长头发，可他却留着。他踢足球时就脱掉衬衫，光着胸膛玩儿。我觉得他很像刊登希腊神话故事的杂志上某位希腊神的样子，别的时候（在课堂上，好像要昏昏欲睡时）又像个天主教的圣徒。我能经常看着他，我觉得这就够了。他的朋友并不多。当然，他认识很多人，他跟每个人都嘻嘻哈哈地周旋（他总是笑声朗朗）、开玩笑，但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说不定一个都没有。他在学校表现不佳。化学、物理的成绩很惨。我很吃惊，因为哪门课都不太难啊。只消稍微用点心，略微下点工夫就可以考过去，不过，他几乎从不用功，没准压根就不学，在课堂上，他的思绪信马由缰。有一天，他向我走来，我正在楼梯上读洛特雷阿蒙的书，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波尔维尼尔的老板是谁。我惊讶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我张大了嘴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我的脸都扭曲了，没准浑身战栗不已呢。他依然光着胸膛，一手拿着衬衫，另一只手提着背包，那个沾满灰尘的背包里塞满了笔记本，他唇间带着一丝笑意望着我，我盯着他在风中或者午后的空气中（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迅速吹干的胸膛上的汗水，这时大多数课都上完了，我不知道自己还在学校干吗，也许在等待什么人，某个朋友，尽管这不大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朋友，也许我就是想待下来看他踢足球。我记得天空很明亮，带点湿漉漉的灰色，空气有些冰凉，或许是我自己感觉很冷。我还记得当时惟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远处的脚步声、无言的笑声，学校空空荡荡。起先他可能以为我没听清他的话，又问了一遍。我不知道这所学校属于谁，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老板。当然有老板了，他说，是主业会[主业会（Opus Dei，或称为“天主事工会”），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天主教社团之一，于1928年10月2日由圣若瑟玛利亚·施礼华在西班牙马德里创立。]。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因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主业会是什么。一个与魔鬼结盟的天主教组织，他笑着说。这时我明白了，我告诉他我不是很关心宗教，我知道波尔维尼尔是所教会学校。不，他说，关键是由教会的哪个门派控制：是主业会。什么人会加入主业会？我问。这时他在我旁边坐下，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让我尴尬的是他始终不穿上衬衣，天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记得他第一次谈话时说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说他们很天真，他也很天真，他可能还说他们（他和他父母）都很傻，而且为现在才发觉这所学校归主业会而内疚。你父母知道这里由谁管吗？他问我。我母亲去世了，我说，父亲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补充了一句，我一心想上高中，然后再上大学。你将来上大学想学什么呢？他问。我说，文学。这时他告诉我他也写东西。真巧，我说，我也写。总之我们就谈了这些。这种聊天没多大意义。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已经十八岁，他刚满十七岁。他从十五岁开始就生活在墨西哥了。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去骑马。父亲在泰拉克斯卡拉有点儿地，还买了一匹马。他自称是个不错的骑手，我说这个星期天我要跟父亲去泰拉克斯卡拉，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去。那一带农村太荒凉了。父亲盖了一间泥草屋，那儿全部的东西就这个了，剩下的无非是灌木和泥土。我们到那儿后他带着一丝微笑环顾了周围，仿佛在说，我知道这儿不会是一个迷人的牧场或者开阔的草原，可是这已经够大了。可我还是对父亲的这块地有些难为情。另外，这里没有鞍子，邻居们替我们养着马。父亲出去牵马时我们在平地上随便走了一阵。我想谈谈我读的书，我知道这些书他肯定没读过，可他几乎不听我说。他边走边抽烟，四周的景致差不多。最后，我们听到父亲的小车鸣喇叭的声音，接着那个替我们养马的人来了，他没有骑着而是牵着缰绳过来。我们回到小屋时父亲已经跟那人乘小车去办事儿了，那匹马系在那儿等着我们。你先骑，我说。不，他说（显然，他的脑子在想着别的事情），你先来吧。我不想再争，骑上马，起步就直接小跑了。我回来时他正坐在地上，靠着小屋的墙吸烟。你骑得不错，他说。接着他起身向马走去，说不习惯骑没有上鞍子的马背，可他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我给他指了指路，告诉他沿着那个方向过去有一条河，或者说那只是一道干涸的河床，然而下雨的时候会溢满河水，而且非常漂亮，接着他便飞驰而去。他骑得极好。我本来就是个不错的骑手，可他跟我不相上下，说不定比我更出色，我不知道。我觉得此刻他骑得比我好。奔跑时不起一丝尘土是很难的，他紧紧贴着马背飞奔，最后淡出视野。我等待的时候数了数他扔到小屋外的烟蒂，弄得我也想学抽烟了。几个小时后，我们乘着父亲的小车回家，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他说没准我们这块地下埋藏着金字塔呢。我记得父亲把正在凝视路面的目光掉转过来盯着他。金字塔？没错，他说，这里地下深层肯定埋藏着大量金字塔。父亲什么也没说。我问他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念头。他没回答。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事，但我始终琢磨着他为什么要提到金字塔。我一个劲儿地想着金字塔。我一直在想着父亲的那片石头地，很多年后，我跟他失去了联系，每次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地，我都会想起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想起我曾经看着他在金字塔的尖顶上策马飞奔而过，想像他独自一人待在小屋坐在那儿吸烟的样子。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遇到他之前，我在跟塞萨尔谈恋爱，塞萨尔·阿里亚加，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诗歌研讨班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塞萨尔。我在这个班上又认识了玛丽亚·芬特和拉斐尔·巴里奥斯。我还在这里认识了乌里塞斯·利马。当时他不叫乌里塞斯·利马，或许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已经叫这个名字了，但我们仍然叫他真名阿尔弗雷多或者别的什么，我也认识了塞萨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我们自以为一见钟情，我们两个都给乌里塞斯·利马的杂志写诗。这是1973年底，我说不上精确时间。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我记得，因为我们经常淋得湿湿的去约会。后来我们利用玛丽亚父亲工作的建筑事务所出了杂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太棒了。那些午后的时光真是太美妙了，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我们中总有人会带三明治来，不是索菲娅、玛丽亚就是我。男孩从不带什么来，就算真带了，刚开始还真有人带，带东西的男孩们，比较有礼貌的男孩，后来都退出了杂志，或者至少不再参加聚会。后来潘乔·罗德里格斯来了，然后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但我一直还为杂志工作，总之我还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为塞萨尔是他们的一员，同时还因为我喜欢玛丽亚和索菲娅（我跟安格丽卡一直未能成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为我想发表自己的诗，第一期上我一首诗都没有发，本来有一首叫《莉莉丝》的诗可以在第二期上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来。塞萨尔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上发了首叫《劳拉和塞萨尔》的诗，写得很甜腻，但乌里塞斯把诗名改了（或者说服塞萨尔改的），最后叫《劳拉&塞萨尔》。乌里塞斯·利马就喜欢干这种事。

总之，我先认识塞萨尔的，劳拉“&”塞萨尔就开始约会或者什么的了。可怜的塞萨尔。他长着一头闪亮的栗色头发，个子很高。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却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义上的性经验就是跟他发生的。或许那其实是我青春期的最后一次性经验。现在想来，也许是倒数第二次。我们经常去看电影，也看过几场戏。那时我又选修了舞蹈学院的课，有时塞萨尔跟我一起去上课。别的时间我们都用来长谈，谈论我们读的书，在一起什么也不干。这样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甚至九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告诉他结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记得塞萨尔的表现还不错，他说我是对的，他当时就读医学院二年级，我刚上大学，专业是文学。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我去了玛丽亚家，我得找个朋友聊聊，我是说需要面对面去聊，不是在电话里，我到科里马区后向玛丽亚家走去，大门敞开着，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她家大门平时总关着，玛丽亚的母亲在这点上有些偏执，我走进去，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问我找谁。此人就是阿图罗·贝拉诺。当时他二十一岁，人很瘦，头发挺长，戴着眼镜，那副眼镜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那么差，只不过稍微有些近视，但那副眼镜还是很吓人的。我们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他跟玛丽亚和一个叫阿尼瓦尔的诗人在一起，此人当时对玛丽亚迷恋得快疯了，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出门。

当天我又见了他一次。我跟玛丽亚说了一个下午的话，我想，后来我们又进城买了条围巾，然后继续聊（起先还聊塞萨尔“&”劳拉，后来就无所不谈了），接着我们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诺，玛丽亚约好在那里跟阿尼瓦尔见面。九点左右，阿图罗来了。这次他带来一个十七岁的智利人，名叫费里佩·穆勒，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金发高个男孩，几乎从不说话，无论去哪儿都跟着阿图罗。当然，他们跟我们坐一桌。陆续又来了些其他诗人，年纪都比阿图罗稍大些，没有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因为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还没有诞生出来，像阿尼瓦尔这样的几位诗人早在阿图罗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来从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认识他。他们多半为记者和政府官员，属于那种从来没有出过城区或者城里某些社区的可悲之人，活动范围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远到雷福马大街，还有《国家报》的职员、《至上报》的校读员、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下班后会来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们的触须或者小小的绿色名片。尽管我说他们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们笑得开心极了。我们的笑声简直就没有停过。后来我们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有玛丽亚、阿尼瓦尔、费里佩·穆勒、贡萨洛·穆勒（费里佩的哥哥，很快就要离开墨西哥了）、阿图罗和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记了塞萨尔，玛丽亚仰望着星星，它们像三维投影般奇妙地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天空，连我们正在行走的道路都显得那么优美，我们的行进出奇地慢，好像既前进着又后退着，推迟着必然抵达汽车站的那一刻的到来，我们所有的人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玛丽亚在数星星）。很久之后，阿图罗才对我说，他没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韦萨尔莱斯、卢瑟纳或者伦德雷斯街上狭窄的顶楼房里透出的灯火，还说刹那间，觉得没什么比跟我待在这样一间屋里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从布卡雷利大街某个小摊上买来的酸奶。不过他当时没有告诉我（那样的话我会认为他疯了）这些。他只是说喜欢读我的几首诗，还说两个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欢，然后向我要了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打给我了。我们见了一面，但不是在城里，我告诉他我离不开现在住的特拉尔潘，我还得学习，他说没问题，我来找你，那样我也可以看看特拉尔潘，我说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你要先搭地铁，然后再乘巴士，然后再换一辆巴士，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迷路，我就说你在地铁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坐在装水果的柳条箱上，靠着一棵树，其实这是那儿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你真幸运，我说。是啊，他说，我向来都挺幸运。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说还是我问他了，他说的大部分都凌乱无序，他还提到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他游历过整个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过每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后来我们相处了几个月，然后就住在一起，接下来就发生了该发生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分手了，我回去跟母亲住在一起，开始学生物学（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家，特别是生物遗传学方面），后来阿图罗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恰在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诞生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觉得不是玩笑时，我们当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现实主义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为这个主张太疯狂，反而显得貌似有几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谊，为了不至于失去这个完整的朋友圈，但说句心里话，没有人把它太当回事。内心深处并不特别在乎。

这时我在大学陆续结识了些新朋友，我看到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想，惟一打电话联系或者偶尔一起出去的就是玛丽亚了，但是跟玛丽亚的友情也开始冷却。不过，我总是或多或少掌握着阿图罗的动向，我想：这是他能想得出的最愚蠢的事儿，他怎么居然会相信这种垃圾呢。一天晚上，我老睡不着，忽然想到他发起的这场运动纯粹是向我传达某种信息。他用这种方式说别离开我，瞧我多有本事，跟我在一起吧。后来，我意识到他是个骨子里很阴险的家伙。欺骗自己是一回事，骗别人就另当别论了。说穿了，本能现实主义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书，像一只笨鸟在月光下疯狂的跳跃，本质上既廉价又毫无意义。

但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

法比奥·埃内斯托·洛西亚科默，《火花》杂志编辑部，独立与路易斯莫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3月。

我是1975年11月来到墨西哥的。这时我已经漫游过其他几个拉美国家，只能勉强糊口。那年我二十四岁，开始时来运转。在拉美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了。我在巴拿马颓废混日时发现自己居然获得美洲之屋[Casa de las Américas，古巴著名艺术机构与同名杂志。时常举办各种研讨会及文学奖带动文学创作风气，成为当时拉美文化的重镇及主要传媒，最积极投入的核心人物包括阿根廷的柯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及秘鲁的略萨。]诗歌奖了。我欣喜若狂。我身无分文，这笔奖金送了我一张去墨西哥的机票，让我有饭可吃。不过，有趣的是，那年我并没有参加美洲之屋诗歌奖竞赛。我对天发誓这是真的。前一年我给他们寄去一本书而他们当时对这本书根本不屑一提。今年，总算走出低潮，我听到自己获奖了，而且还有奖金。我乍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是不是幻觉。说真的，我一直都食不果腹，经常挨饿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我又想可能是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巧合也太大了：另一个阿根廷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二十四岁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写出一本跟我的书同名的诗集。在拉丁美洲，发生了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撰造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特别是如果这样的答案不存在的话。幸运的是我真的获了这个奖，这就够了。后来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去年那本书放错地方了，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顿下来，过了阵子，我接到这孩子的一个电话，说想采访我什么的，我想他说的是采访。我当然说同意。说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独和落寞。在墨西哥，我一个年轻诗人都不认识，采访或者不管什么吧，这个主意简直让人欣喜若狂。我们当天就见了面，我到达约定地方时发现来了不止一个诗人，有四个诗人在等着我，他们想搞的不是一场采访，而是一场讨论，一场三方对话，内容打算发表在墨西哥一家顶级刊物上。参加者包括一个墨西哥人（他们中的一位）、一个智利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阿根廷人，就是我。另外两个随行而来的只是在那里听着。主题是拉丁美洲新诗现状。这个话题倒是很精彩。我说太好了，随时奉陪，我们找到一家还算安静些的咖啡店开始聊起来。

他们带来的一台录音机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可是在最紧要关头，机子忽然发生故障，然后又从头重来。这次持续了半个钟头，我喝了两杯咖啡，都是他们付的钱。显然，这种事他们还不娴熟：我是说录音机，我是说当着录音机谈论诗歌，我是说组织他们的思想然后清楚地表达出来。总之，我们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我们决定，索性不如每个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么写下来，然后把写下的东西汇总在一起。最后，变成了我和那个智利人的讨论。我不知道那个墨西哥人怎么了。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全都用来散步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给我买的咖啡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有点怪，好像既在那里，同时又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轻诗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似乎显得怪怪的，可是前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秘鲁年轻诗人、古巴年轻诗人，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年轻诗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年轻诗人，确实有所不同，某些东西很让人怀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谊，强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诗人聚会场合永远弥漫着的那种坦率。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记得简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开始说起自己的那本书和我自己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起那首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诗，那首诗跟我这次获奖诗集中的其他诗作相比不好也不坏，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进书里，我们可能还谈了诗的长度、页数，因为那两位（那个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写的诗都特别长，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还没有读过呢，我想他们甚至都有一套长诗理论，称之为诗长篇，我想这大概是法国诗人想出来的东西，但记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起了那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来，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不收进书里，我说其实是美洲之屋的人决定把它拿掉，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他们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们拿掉了一首诗居然没有让你知道？我说是啊，实情我无法了解。智利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说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那个科恩–本迪特正好发表过一些反对古巴革命的言论。那个智利人说这是惟一的理由吗？我像个混球似的告诉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诗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们给我喝了什么让我这样说？）篇幅特别长，但并不怎么好，那个墨西哥人说这些杂种，但他却讲得很温柔，他真的说得很温柔，一点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这伙人肢解我的书之前古巴人经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在乎那些蔑视我或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同志们。

文学并不天真烂漫。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记得当时就想过这个，但我忘了是否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如果讲过，当时的情景也忘了。后来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经不是我们五个而是三个了，那个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两个墨西哥人走到炼狱的大门口时消失了）变成了在地狱边缘的徜徉。

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好像被打成了哑巴，但身体仍在战斗，仿佛某种力量推着我们穿过那片陌生的土地，让我们手舞足蹈，那是一种默默无语、心领神会的散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接着我出现了幻觉，那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穿过的那个停车场面向一片湖泊，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变成一条河流，穿过一个公墓，所有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绿色，而且悄无声息。这时我想起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要么我可能疯了，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我的头脑向来是很清楚的，要么这些家伙让我吸了毒。后来，我说别走了，歇会儿吧，我感觉不舒服，需要休息，他们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只看见他们靠过来，我慢慢有了知觉，感觉自己在四处张望，想找个什么人，目击者什么的，可是看不到一个人，我们来到一片森林中，我记得我说这是什么森林啊，他们说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后带我走到一把条椅那儿，我们坐了片刻，其中一个问我哪儿疼（疼，这个词太对了，太贴切了），我本想告诉他们我全身到处都疼，整个人都在疼，可我却说也许问题出在我还不习惯这个高度，高度跟我过不去，让我看见了某些东西。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拉马·多拉达咖啡店，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说过：马里内蒂和特萨拉的门徒们写的那些喧嚣、愤怒、做作的诗不过是在简单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战，永远不会超过儿童娱乐的水准。蒙西说的是尖锐派诗人，这个评价用在本能现实主义者身上同样合适。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人。1975年12月圣诞节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马·多拉达咖啡店撞上几个他们的人。店老板内斯托尔·佩思克里亚坚决支持我：这太令人扫兴了。负责的那个叫乌里塞斯·利马，另外一个家伙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还有一个叫卢西欧斯·思肯。我正好也坐在这个位置，等阿尔韦托·莫尔和他的姐姐，这三个疯子忽然围住我，每边坐了一个，他们说，路易斯，咱们谈谈诗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诗歌的前景，嘴里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这个人不喜欢粗暴，当然马上紧张起来。我开始琢磨：他们到底想干吗？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毫无风度，墨西哥文学同样没有风度，这点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我们还是谈了二十分钟（我从来没有为阿尔韦托和他那势利姐姐的迟到如此恼火过），最后，我们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归根结底，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们在憎恨着同样的事情。当然，我向来支持帕斯在文学界的地位。当然，他们欣赏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谢天谢地。我是说，这还算小恶，如果他们宣称是农民诗人的弟子，或者可怜的罗萨里奥·卡斯特拉诺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萨维内斯的门徒（在我看来，有一个海梅就够了），情况会更糟糕。阿尔韦托终于来了，我还活着，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有些话很不中听，这样的举止在拉马·多拉达这种地方显得很不得体，内斯托尔先生会给我撑腰，但顶多如此。阿尔韦托来时我想我已经控制了局面。可是，后来朱丽亚·莫尔又忽然到了，问他们是什么人，晚上有何安排。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马上说没事可干，还说，如果她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妨说说，干什么他都愿意奉陪。朱丽亚全然不顾弟弟和我给她使眼色，说我们可以上普雷亚波去跳舞，那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玛亚10号小区或者泰皮托，我只去过那么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劲忘掉它，我和阿尔韦托都不能逆着朱丽亚，只好出去上了阿尔韦托的车，乌里塞斯·利马、阿尔韦托和我坐在前面，朱丽亚、卢西欧斯·思肯和那个叫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的坐在后面。说实话，我最怕这个了，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卡萨波尔达的圣波恩让蒙西难堪过，但是因为蒙西答应跟他们喝咖啡，你可以说那是给他们捧个场，他也有一定的错误，人人都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就像尖锐主义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对尖锐主义者的态度，其实他对后来发生的事不该抱怨叫屈，不过，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有时忍不住想问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不想打探或者揭旧伤，再说，他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会面时的确碰到事儿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爱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现了各种假设和说法，总之，阿尔韦托的车像光一般飞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决于路况）朝普雷亚波开去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朱丽亚·莫尔跟两个本能现实主义流浪汉在后面聊个不停。我不想给你描述那家俱乐部。我向上帝发誓，我们恐怕不会活着从那儿出来了。我只想透露一点，这里室内装饰和点缀其中的人种几乎就是从李萨尔迪的《脏鸟》以及马里亚诺·阿苏拉的《落水狗》、德尔·帕索的《何塞·特里戈》这些“浪潮文学”中最坏的小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糟的色情电影（不止一个女人长得像托戈莱勒，我以为她在50年代没有拍过电影，其实应该拍过）中直接抄袭来的。我们就这样进了普雷亚波夜总会，在靠近舞池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我完全不熟悉流行音乐，朱丽亚跳恰恰或者波莱罗或者丹颂舞时，我和阿尔韦托开始聊起什么（我发誓忘记内容了），一个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瓶龙舌兰或者老鼠药，我们一声不响要了，可见我们烦闷的程度。在比说出“差异”这个词所需要的更短时间里，我们忽然间就醉了，乌里塞斯·利马开始背诵起一首法语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背诵，但他的确是在背诵，我都没有发觉他在讲法语，也许是英语，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译文，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诗人，或许是约翰·吉奥诺的译文，管他是谁，没准是利马本人的替身呢，可是怎么会是法语？我有点意外。不错的语调，流畅的发音，这首诗，不知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很熟悉，但可能是因为我醉得越来越厉害，或者是无情的波莱罗音乐的缘故，我无法确定这是谁的作品。我想到了克劳德，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想像利马会背诵克洛岱尔的诗，能吗？我又想到波德莱尔，想到了卡图尔·芒戴斯（我曾给一所大学的刊物译过他的诗歌片段），想到了奈瓦尔。我得惭愧地承认，这些名字都曾涌进我的头脑。为了捍卫，我应该借着酒精的迷糊马上说出来，我自问奈瓦尔与芒戴斯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后来我又想到了马拉美。阿尔韦托也许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他说，这是波德莱尔的诗。当然不是波德莱尔的诗。我把这首诗写出来。看看你能不能猜出这是谁的作品：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烟丝填塞着我的心：

它们往这颗心上喷射着浓汁，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这些士兵们嘲弄着

引发一阵哄笑，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烟丝填塞着我的心！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晚祷时分，他们在墙上涂鸦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喔，不可思议的大海，

捉住我的心，让它得以赎罪！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

这将是纵酒狂欢的军号声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我的胃将鼓起，

如果我悲伤的心堕落了：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

这是兰波的诗。很令人意外。这个意外只是相对而言。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利马居然用法语朗诵了它。而且，我为自己没有猜出是谁写的略感恼火，因为我对兰波的作品相当熟悉，不过，我也不想因此让自己心烦意乱。又一个共同点。也许我们能活着走出那个地狱般的洞穴。背诵完兰波的诗后，乌里塞斯·利马讲了一个兰波和什么战争的故事，我不知道那场战争，战争这种话题我不感兴趣，但是其中有某种东西，某个共同的主题，把兰波与那首诗、那场战争联系起来，我敢肯定那是一个很污秽的故事，然而，这时先是我的耳朵，然后是我的眼睛又见证了其他一些污秽的小故事（我发誓如果朱丽亚·莫尔再拖我去类似普雷亚波这种喧嚣的地方，我非杀了她不可）、支离破碎的场面，那些垂头丧气的浪荡子与绝望的纯洁女孩或者同样绝望的年轻妓女们在光影反差强烈的急速旋转中起舞，我得承认，这加剧了我的迷醉程度，如果真醉了的话。这时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有叫骂声。阴影中两个流氓拽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家伙。我记得我对阿尔韦托说我们该离开了，否则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但阿尔韦托还在听着利马的故事不搭理我。我记得我望着朱丽亚跟利马的一个朋友跳舞，我记得自己又跟思肯跳了一曲波莱罗，仿佛是一场梦幻，然而，那也许是整个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好极了，事实上就是整个晚上第一次感觉那么好。后来，仿佛如梦初醒，我记得我对着舞伴的耳朵轻声说，我们的举动也许会冒犯别的舞者和观众。忘了后来发生什么了。有人对我讲了粗话。我不知道，我准备要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或者蜷曲在思肯的胸膛上睡了。可是，有人对我说了粗话，思肯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推开我然后把脸转向说话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好像是女气小伙或者男同性恋什么的，我还不习惯这种语言，尽管我知道应该习惯），可我醉得一塌糊涂，浑身的肌肉都软了，他不能放开我——他要放开了，我会瘫在地上——他只好在舞池中间回骂了一句。我闭上眼睛，试图不要让自己看到这个局面。思肯的肩膀发出汗水的味道，一股奇怪的酸味，好像刚从某个化工厂的爆炸中好端端地逃了出来，后来我听见他在说什么，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至少两个以上，那几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后来我睁开眼睛，天哪，我看见那些人不是围住我们两个而是围住我一个，我的胳膊搭在思肯的肩膀上，左臂搂着他的腰，脸颊贴着他的肩膀，我看见了或者我想像自己看见了那些邪恶的表情，那些天生的杀手的凝视，后来，我在完全压倒醉意的极度恐怖中站了起来，我多想就此消失掉。噢，大地，吞噬掉我吧！我祈求让雷电击死我，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压根就没有生出来。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羞愧得满脸通红，我想呕吐，我挣脱思肯，几乎站不住，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无情嘲讽的对象，同时又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欣慰的是嘲讽者同时也遭到了攻击。那感觉基本上就像在战斗（乌里塞斯·利马在说什么战斗、什么战争来着？）中遭到了背叛，我恳求正义天使或者世界末日的天使现身送来一场洪水，一场伟大神奇的洪水，快快把我们两派人都一扫而光，把我们所有的人一扫而光，结束这场荒谬和不公正。可是，后来，我透过双眼冰冷的湖波（这是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普雷亚波里面酷热难耐，可我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来描述我想哭的感觉，在“即将”哭出的关键时刻我的想法变了，我使劲克制着，只能说一层变形的液体薄膜还在我的瞳孔中闪亮着），我看见了朱丽亚·莫尔的幻影，好像跟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或者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缠绕在一起，这个人跟思肯反击闹事的人，朱丽亚的胳膊搂着我的腰，问我这些婊子养的是不是向我动手了，然后把我从舞池中拉出来，离开那个令人厌恶的低级夜总会。我们一走出去，朱丽亚就领着我向小车走去，我在大街中间哭起来了，朱丽亚扶我到后座上，我请求——不，是恳求——她跟我坐在一起。我希望我们三个人一块回去，不要管那几个人了，让他们与自己的恶魔同类在一起好了。求求你了，朱丽亚，我说。她说，天哪，路易斯，你把我的这个晚上全毁了，别动。我记得后来我说道或者怒吼道：他们对我干出的事儿比对蒙西恶劣多了。朱丽亚问，他妈的他们对蒙西怎么了（她还问我蒙西是什么意思，她说成蒙茨或者蒙奇，我想不起了），我说：蒙西瓦伊斯，朱丽亚，蒙西瓦伊斯，那个散文家，她噢了一声，似乎毫不吃惊，我的天，这个女人真坚强，我想，然后我想我可能吐了，然后又大笑起来，或者哭起来，接着又吐了——就吐在阿尔韦托的车里！——朱丽亚开始放声大笑，这时另外几个人都从夜总会里走出来，我看见他们照在街灯光线里的影子，我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啊？我干了些什么？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瘫倒在座位上，缩成一个球，假装睡着了。但我还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朱丽亚说着，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应答着。他们的声音显得挺开心，毫无敌意。接着阿尔韦托进了车子，说他妈的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臭，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照在反光镜里的双眼，我说对不起，阿尔韦托，不是故意的，我实在太恶心了。这时朱丽亚坐到乘客座上说，天哪，阿尔韦托，打开窗户，臭死了。我说别介意，朱丽亚，没必要那么夸张。朱丽亚说：路易斯，这味道简直就像你死了一个星期似的，我笑了，声音不太大，但我已经感觉好起来。到了大街尽头，在普雷亚波的灯箱招牌下，几个人影在游荡，但不是冲我们的车而来，这时朱丽亚摇下车窗吻了思肯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但却没有吻乌里塞斯·利马，他跟车保持着一段距离，仰望着天空，接着，思肯把脑袋栽进窗户说，怎么样啊，路易斯，我甚至都不愿回答，只是做了个动作仿佛在说很好，我很好，接着阿尔韦托发动起那辆道奇车，车窗全都放下，我们离开泰皮托，返回各自住的小区。

阿尔韦托·莫尔，皮塔戈拉斯大街，纳瓦特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在某种意义上，路易斯说的没错。我姐姐完全是个疯子，没错，可是她很有魅力，才二十二岁，比我大一岁，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马上就要从医学院毕业了，她想做个儿科专家。她可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女孩。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必要清楚这点。

其次，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我开车的速度并没有像闪电一般。那天我开的那辆蓝色道奇是我妈妈的，只要开上那辆车，我总是小心翼翼。呕吐的事完全可以谅解。

第三，普雷亚波在泰皮托，后者相当于一个战区，一个三不管地带或者铁幕的背面。最后，舞池里几乎打起来，可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坐在桌边跟乌里塞斯·利马聊天。据我所知，玛亚10号小区没有夜总会，我姐姐可以作证。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没有提到波德莱尔。我想，是路易斯说到波德莱尔、卡图尔·芒戴斯甚至雨果的。我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听着像兰波的诗，但我什么也没说。相信你听明白了。

另外，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行为没有我们担忧的那么可怕。我以前没见过他们，只是听说而已。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城是个只有一百四十万人的小镇。他们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老想调戏我姐姐，可怜的傻瓜。另外那个家伙，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不是库奥特莫克）也使出浑身解数。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他们甚至以为夺得了些许地盘。此景堪哀，但也不无甜蜜之处。

至于乌里塞斯·利马，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高傲，他的法语也讲得不错。他还讲了个很精彩的故事，跟兰波的那首诗有关。他说《失窃的心》是一首自白诗，描写了兰波从查尔维尔到巴黎的一次旅行经历。兰波旅行（徒步！）途中路遇一群醉醺醺的士兵，他们先是嘲笑诗人，然后就要过来对他动粗。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粗俗的故事。

不过还不止于此。据利马说，那几个士兵或者至少他们的头目，那句“我的心被一位下士覆盖”里的“下士”，是法国侵略墨西哥的老兵。当然，我和路易斯都没有追问他这么说证据何在。但我对这个故事颇感兴趣（跟路易斯不同，他更感兴趣的是我们身边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想多了解一些。后来，利马告诉我，在1865年，李布雷奇上校手下的一支纵队，本来驻扎在索诺拉的圣特雷萨，没有再发回战报失去了联系，因此为在墨西哥东北部执行任务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物资集散中心指挥官埃伊多克思上校，向圣特雷萨派出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由劳伦特上尉、罗瓦切中尉和冈萨雷斯指挥，后者是墨西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据利马说，次日行军途中，这支小分队来到圣特雷萨附近一个叫维拉维西奥萨的小镇，但始终没有与李布雷奇的纵队取得联系。除了罗瓦切中尉和在这次行动中死掉的三个士兵，剩下的所有的人在镇上惟一的小客栈吃饭时悉数被捕，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后来的“下士”，当时还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新兵。那几个囚犯被麻绳捆着带到维拉维西奥萨镇的军队指挥官和镇里的一群头面人物前。这个指挥官是个混血儿，同时对英诺森西奥和埃尔洛克负责。这些头面人物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大多数都光着脚丫子，他们盯着这些法国人审视了会儿，然后就躲到一个角落商量该怎么办。半个小时后，明显对立的两派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他们把这几个法国人带到一个带顶的畜棚里，除掉衣服和鞋子，很快，抓捕者们就来强奸和折磨他们。

午夜时分，他们割了劳伦特上尉的喉咙。冈萨雷斯中尉和两个中士、七个士兵被带到大街上，几个骑着这些士兵带来的马匹的模糊人影借助火把刺死了他们。

黎明时分，那个未来的“下士”和另外两个士兵设法挣脱镣铐，在墨西哥境内四处逃窜。没有人在后面追他们，但最终只有那个未来的“下士”活了下来把这段故事说了出来。他在沙漠游历了两个星期后来到埃尔塔约。他乔装打扮，在墨西哥一直待到1867年，然后随巴萨伊内（或者当时指挥这帮法国兵的什么人）的部队回到法国，他们从墨西哥撤回，扔下那位皇帝自生自灭。

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沿着圣波恩附近的马德罗大街行走，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不存在什么伏击，没有什么暴力事件，没有这种东西。两个年轻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三岁，都留着极长的头发，比其他任何诗人的头发都长（我可以以每个人头发的长度为证），他们决不承认帕斯有任何优点，洋溢着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不喜欢就是因为不喜欢，全心全意地想否定别人一望而知的特点。有时一念之差（我想是精神上的），他们让我联想到何塞·奥古斯丁[何塞·奥古斯丁（José Agustín，1944—   ），墨西哥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为《档案视野》（De Per.l），以快速详细的方式描述一个人三天的生活，被认为与乔伊斯的《年轻艺术家的肖像》风格类似。]，想到古斯塔沃·萨因斯[古斯塔沃·萨因斯（Gustavo Sainz，1940—   ），墨西哥小说家。著名作品有：《错误》（Gazapo）、《令人着迷的循环时光》（Obsesivos días circulares）、《铁制宫殿里的公主》（La princesa del Palacio de Hierro）。]，但绝没有那两位杰出小说家的横溢才华，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付我们喝的咖啡（还得我来付），言之无物，没有原创的思想。不过是两个迷茫的灵魂，两只空空荡荡的容器而已。至于我自己，我想不仅仅是慷慨（咖啡不论）了。有时我甚至建议乌里塞斯（我想不起另外那个的名字了，我想是阿根廷或者智利人）应该写一篇我们一直讨论的帕斯作品的书评。如果真写得不错，我对他说，特别强调了不错这个词，我会发表的。他说好吧，他会写的，他会把文章带到我家里。我说你别带到家里了，我母亲见了你说不定会给吓着的。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可是他们却满脸严肃地（不带一点微笑）接受了，说会通过邮件寄来。我一直还在等着呢。

2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噢，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说，你们在哪儿听说她的，小伙子们？其中一个说他们想写一篇关于尖锐主义者的文章，他们走访过吉尔曼、阿克莱斯和马普莱斯·阿尔塞，读遍那个时期所有的杂志和书籍，他们在所有那些名字中，那些赫赫英名，那些不再有任何价值，甚至连不快的记忆都算不上的空名中，发现了塞萨雷亚的名字。真的吗？我问。他们望着我笑了，两个人同时笑了，这两个淘气家伙，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如果这样说有意义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他们说，她好像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很多文献都提到她，全都说她是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我说，你们在哪儿读过她的作品？我们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他们说，任何书刊都不曾发表过，这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怎么让你们感兴趣的，小伙子们？来说一下你们的感想。大家都在称赞她或是诋毁她，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出版过她的作品。那个智利人说，我们读过冈萨雷斯·佩德雷诺的杂志《人类的运作》、马普莱斯·阿尔塞的先锋派作品目录还有萨尔瓦多·萨拉萨尔的杂志，除了马普莱斯的目录，她的名字不曾在任何书刊上出现过。此外，胡安·格拉迪、埃内斯托·鲁维奥和阿达尔韦托·埃斯科瓦尔都在各自的访谈中提到过她，而且用的是由衷的溢美之词。起初我们以为她是个尖锐主义者，一个追随者，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马普莱斯·阿尔塞告诉我们，塞萨雷亚从来不曾参加过他发起的那个运动，不过马普莱斯的记忆或许有误，那个智利人补充了一句。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马普莱斯记得塞萨雷亚不是尖锐主义者，记得她是个诗人，智利人说。夸夸其谈的小伙子。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两个人还挺心有灵犀的。一阵寒战袭遍我的全身。可是在他丰富的藏书里找不出一首塞萨雷亚写的诗支持他的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一言以蔽之，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我们四处打听，我们访谈过李斯特·阿苏比德、阿克莱斯·贝拉、埃尔南德斯·米罗，结果都差不多，谁都对她有点印象，那个智利人说，可谁也没有她写的任何东西可供我们拿来研究。小伙子们，你们的研究具体是什么？接着，我举起手，趁他们回答之前又给灌了些梅斯卡尔龙舌兰酒，然后在手扶椅边坐下，我敢说自己的臀部就像挨在一把剃刀的锋刃上。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那时我没有多少朋友，可我认识他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想谈谈1970年代，那时我们俩都在波尔维尼尔上学。其实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这说明记忆都是相对的，就像某种语言，我们以为对它很熟悉，其实未必，记忆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长或者缩短。我经常告诉他这个道理，可他从不听。有一次我跟他上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碰见了他妹妹。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他妹妹，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搬到那不勒斯区，后来他就永远辍学了。我常对他讲：你不是想上大学吗？你难道想自动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吗？他大笑着对我说，在大学里学到的跟在高中学到的肯定一样，那就是什么都学不到。可是你这辈子总有个打算吧？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他说不知道，也不关心。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他，问他是不是在吸毒。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问。他说，吸过大麻烟，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没吸别的？没有，他说，接着又笑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其实我喜欢看他笑。那时他碰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他的智利同胞。有时他跟我聊起此人，说如何在剧院门口接近他，当时剧院正上映这个导演的一部戏，这部戏写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是用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大致改编而来，此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墨西哥还很封闭，轩然大波跟戏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演到中途时几乎所有演员全裸出场。我当时还在波尔维尼尔上学，身处主业会恶臭的包围中，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和阅读上了（我老觉得自己读书不多），我惟一的娱乐，我觉得有着莫大快感的事就是去他家。我经常在固定时间去见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厌或者显得碍手碍脚。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两三个小时，谈论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他也给我讲些跟那位导演交往的传奇故事，语气显然很钦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戏剧，但他酷爱电影，其实，现在想来，当时他读的东西并不多，谈论书的主要是我，我真还读了不少东西，文学、哲学、政论文都看，可他未必读那么多书，他经常去看电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频繁，真的，还经常去导演家。有一次，我告诉他应该多读点书，他说已经把一切自己觉得重要的著作都读过了。太狂妄了！他有时就喜欢这样说，有时他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谅他，无论他做了什么，我似乎都觉得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跟导演吵了一架。我问为什么，他不想说。或许他说了，跟文学观点的分歧有关，就这么回事。我设法从他那里套出，导演说聂鲁达是狗屎，还说尼卡诺尔·帕拉[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     ），智利诗人。1954年出版诗集《诗歌与反诗歌》，提出“反诗歌”主张，反对以往拉丁美洲诗歌中的陈旧观念，摒弃超现实主义的装腔作势，提倡格律和使用接近口语与民间诗歌的语言，被认为是当代西班牙语诗歌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诸如此类的东西吧。当然我不相信两个人会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儿吵架。我们国家，他说，人们经常为这种事情吵架。噢，我说，墨西哥人经常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但受过教育的人显然不会这么干。当时我对文化教养的认识多么理想化啊。过了段时间，我去拜访那个导演，胳膊下夹本恩佩多克莱斯的小书。他妻子带我进去，导演本人很快就来到客厅，我们聊起来。他上来就问我从哪儿得到地址的。我说朋友给的。噢，是他，导演说，马上就打听起他怎么样，在干什么，为什么再没有上家里来了。我把闪进脑子的第一个答案告诉了他，然后开始谈起别的事。从那之后，我就有两个人可以拜访了，导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发现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觉开阔起来，我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那些日子很开心。可是，一天下午，导演再次问过我朋友的情况之后，说出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真相。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说的完全不同。那场争吵跟聂鲁达和帕拉，以及他们可敬的诗歌观点的正确性有关，但这种说法又出现了新的信息，导演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来，我朋友在绝望地捍卫聂鲁达时说不出话来，竟然哭了。就在这里，在导演的客厅里，像个十岁的孩子般毫不掩饰，可他已经十七岁了。导演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时的那场眼泪让我的朋友疏远了导演，因为他大概为自己对这种无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应而感到羞愧吧（据导演说）。告诉他来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时候导演对我这样说。后来，我花了两天琢磨导演说过的话，琢磨我朋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干吗不把整个过程都说给我听。我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他感冒了，在读一本关于圣殿骑士的书，哥特教堂之谜那一类的东西，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读这种垃圾，但说实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读这种书感到惊讶了，有时是惊悚作品，有时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读这些书却从不试图劝服我也去读，所以，只要我读了一本好书，都会马上转交给他，有时我得等上整整几个星期，让他读完那本书，这样我们才能讨论。他躺在床上读着那本书，我一踏进他的房间就开始哆嗦起来。我们聊了会儿，聊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也许我们默默地待了会儿，我坐在他的床脚，他捧着那本书，两个人不时地偷偷看一眼对方，听着电梯发出的声音，那感觉好像待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或者在夜晚的乡村迷了路，就那样听着马鸣的声音。我真想就那样坐上半天，后半辈子都那样坐着。但我还是说话了。我告诉他最近去导演家了，我转告了导演的话，说他应该去看看导演，导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说：那就让他坐那儿等着吧，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后来他又捧起那本书来读。我争辩说单凭聂鲁达的诗好说明不了帕拉的诗就不好。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才不在乎聂鲁达或者帕拉的诗好不好呢。那为什么发生那么严重的争执，为什么争吵呢？我还设法探问，但他不肯回答。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靠过去一点，坐在他身边，我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诗集，我给他读了几行。他默默地听着。这首诗写的是水仙花和一片无边无际、住着雌雄同体人的森林。我读完了，他什么也不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不知道，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告诉他，我认为诗人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只有彼此理解。诗人们，我说。我本来想说：我们诗人们。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的肉都被剥掉了，只剩下个骷髅头，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傻了，佩尔拉。来了这么一句。我立刻脸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只想设法挪开点，我试图站起来，可是却没能办到，他自始至终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肤、肌肉、脂肪和血液全从我的脸上溜掉了，只剩下黄黄的或白白的骨头。我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后来说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我站起来，说了声再见，然后就走了。他甚至都没有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我穿过空荡荡的客厅和过道时，我想我再也不会见他了。不久，我上了大学，我的生活发生了九十度的转折。多年以后，纯属偶然，我碰见了他妹妹，正在文学系散发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资料。我从她那儿买了本小册子，后来我们去喝咖啡。我已经不再去见导演了，那时我即将要拿到学位，并且持续写着基本上没人读的诗。我自然问了他的情况。妹妹把他最近的经历详细给我讲了一番，他遍游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国，经历了一场政变的考验。我自己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太倒霉了。是啊，他妹妹说，他打算在那里定居生活，没去几个星期，军方就发动了一场政变，真是倒霉透了。我们一时不知还聊些什么好。我想像他在一个洁白的空间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变得越来越肮脏和污秽的处女地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连我记忆中的那张脸也扭曲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内容融合在了一起，那荒谬的体力测试，令人恐惧、毫无意义的成人礼，以及我曾经对他的期许显得如此遥远，甚至连他妹妹谈论拉美革命及其带来的失败、胜利、死亡时的声音听着都有些陌生，我连一秒钟都坐不下去了，我说我要去上课，改日再见。我记得有那么两三个晚上，我梦见他了。在我的梦中，他显得很瘦削，简直是皮包骨头，他坐在一棵树下，头发很长，衣服皱皱巴巴的，鞋子也烂了，都站不起来走路了。

卢西欧斯·思肯，泰派吉大街某顶楼房间，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从来就不喜欢我。乌里塞斯·利马倒是喜欢我。一个人能感觉得出这种东西来。玛丽亚·芬特喜欢我。安格丽卡·芬特不喜欢。这无所谓。罗德里格斯兄弟喜欢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还有小诺伯托。有时他们也会批评我，有时潘乔说他不理解我（特别是我跟男人睡觉时），但我知道，他们仍然关心着我。阿图罗·贝拉诺则不然。他不喜欢我。哦，我总觉得是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问题。二十岁之前，在阿图罗去智利说是参加革命之前，他跟阿图罗是朋友，我跟埃内斯托曾是情人，或者照他们说是情人，后来我蹬了他。其实我跟埃内斯托只睡过那么几次，所以，如果别人无缘无故地生气，怎么能说过错在我呢？我也跟玛丽亚·芬特睡过觉，阿图罗·贝拉诺对此有意见。那天晚上要在普雷亚波夜总会跟路易斯·罗萨多睡了，贝拉诺准会把我从这个社团踢出去。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贝拉诺听说普雷亚波夜总会发生的事儿后说，我们不是恶棍和皮条客，而我不过是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已。我辩解时只好结结巴巴地（断断续续，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说我是个天生的怪物。可是贝拉诺听不懂这个玩笑。在他看来，我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错的。不过当天根本不是我请路易斯·罗萨多跳的舞。那是路易斯无所事事主动找上我的。应该说我喜欢路易斯·罗萨多，但谁也没法跟这位第三世界的安德烈·布勒东解释。

阿图罗·贝拉诺全怪我不好。这挺好玩，因为只要我在他身边，我总想把事情做好了。可是从来就没干妥当过。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家。能搜到什么我就吃什么。有一回我从湖畔小屋偷了一尊雕塑。那个导演，那个叫雨果·古铁雷斯·维加的恶心鬼说一定是本能现实主义的人干的。不可能，贝拉诺说。他可能脸都红了，他觉得太尴尬了。可他还是支持我。不可能，他说，可是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干的。（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几天后乌里塞斯告诉他；是卢西欧斯·思肯偷的雕塑。他这么说了，但并非真以为是我偷的，就像在开玩笑。乌里塞斯就是这样。他对这些事儿从不当真，在他看来都挺好玩的。可是贝拉诺却气炸了，说怎么会这样，说湖畔小屋的人给我们安排过几场朗读会，他觉得要对失窃事件负责。好像他是所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母亲似的。不过，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假装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

有时我很想把他揍个稀烂。所幸我是个热爱和平的人。而且，大家都说贝拉诺很坚韧，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他很热情，有自己的勇敢方式，但算不上坚韧。潘乔很坚韧。我的朋友莫克特苏马很坚韧。我很坚韧。贝拉诺只是貌似坚韧，可我知道他并不坚韧。可我为什么不在某个晚上揍他一顿让他坚韧一把呢？大概是因为我尊重他。虽然他比我年轻，蔑视我，视我如粪土，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尊重他，听他的，一直在等着被他认可的信号，我从来没有举手反对过这杂种。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你看过跳求偶舞的鸟儿在灌木丛中做花园、尖塔和空地的纪录片吗？你知道，只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园、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会跳最复杂舞蹈的鸟儿才能找到配偶吗？你没有见过那些为了吸引雌性练习跳舞到死的荒唐鸟儿吗？

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种东西，完全是一个愚蠢自负的孔雀。本能现实主义是他为我而跳的声嘶力竭的求爱舞蹈。问题是，我再也不爱他了。你可以用一首诗向一个女孩求爱，可是却无法用一首诗来留住她。甚至一场诗歌运动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我还要跟他的那些旧友来往一段时间呢？他们曾经也是我的朋友，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厌倦了他们。我来告诉你。大学是很真实的，生物系是很真实的，我的教授们是很真实的，我的同学们都是很真实的。我是说很具体，目标清楚，计划清楚。那帮人却并不真实。伟大诗人阿里·丘马西罗[阿里·丘马西罗（Alí Chumacero，1918—   ），墨西哥著名诗人。1964年入选墨西哥语言学会院士，诗作风格严谨，著有诗集《梦想的沙漠》、《文字是次要的》。]（我想此人不该因为取了这个名字而受责备）是很真实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留下的东西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他留下的东西又并不真实。那些被乌里塞斯催眠、然后被阿图罗领到屠宰场的可怜的小老鼠们啊。我还是尽量表述得准确点：最要命的是，他们几乎全都至少二十岁了，可举止行为却好像只有十五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莫尔家的灯光草坪聚会，二十多人，拉斯洛马思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不知道是违反逻辑还是幸运，我又见到卢西欧斯·思肯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说，他打电话给《退场线》编辑部，他们把电话号码给了他。尽管常识告诫我要防范（那完全是胡扯，我们诗人谁会遵循这个？）我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在起义者广场一家我常去的咖啡店里同他见面。我当然也有过爽约的念头，而且如果看到别人跟他一起来就准备随时转身离开，可是到那儿（晚了半个小时）后，看到卢斯西欧·思肯一个人在那里，几乎是趴在桌上写东西，一股巨大的暖流忽然涌过我的胸口，那一刻之前我的心还是冰凉麻木的。

我要了杯咖啡，告诉他也该要点什么。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难为情地笑着。他说他是个穷光蛋，没关系，我说，随便点，我请客。他说很饿，想来点香辣鸡肉玉米饼。这儿不做这个，我说，不过可以给你来份三明治。他似乎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来份香肠三明治。他总共吃了三份三明治。我本来要给人打个电话或者去看看他们，最后给谁也没打。或许还是打了，我在咖啡店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要晚点回家，我瞎编了几个去处。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很多。他的家庭，他的家乡，他早年在墨西哥城的经历，他的梦想。他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舞蹈家，一个歌手，他想养五个孩子（就像手上的五根指头那样，他说，然后举起手掌，那手指差点蹭到我的脸），他想在楚鲁巴斯科制片厂[Estudios Churubusco，南美洲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规模的电影制片厂之一，位于墨西哥市近郊的楚鲁巴斯科。]碰碰运气，还说欧瑟兰斯基曾安排面试让他演部戏，他想学绘画（他极其详细地给我讲述了打算创作的绘画的构思）。可是，我们谈话途中，我不禁想告诉他，我对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一点主张都没有，但我还是决定别说的好。

后来他请我跟他一起回家。我一个人住，他说。我开始发抖，问他住在哪里。在南罗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楼顶的某个房间。我说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实在太晚，我该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法国小说家J.M.C.阿西莫鲍尔迪要来墨西哥，我和几个朋友要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场观光活动。阿西莫鲍尔迪是谁？卢西欧斯·思肯问。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实在孤陋寡闻。法国一个知名小说家，我说，不过几乎没有作品翻译过来，我是说翻译成西班牙语，仅有一两部小说在我们阿根廷出版过。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他说，他又坚持要我跟他去家里。为什么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平常没有这么大胆。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说，你会感兴趣的事。会让我多感兴趣？我说。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语带双关地说：什么多啊？多少钱吗？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说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会让我感兴趣。我只好停下亲自解释清楚了，告诉他别这么傻了。这事跟本能现实主义者有关，他说。噢，我对这个毫无兴趣，我说。我很抱歉这样说，别误会了，我也不是毫不关心本能现实主义（天哪，这叫什么名字啊）。我告诉你的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我知道肯定会的，他说。他们的作品总是惊天动地的。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认，刹那间，我的脑子闪过“恐怖行动”这个念头。我仿佛看见本能现实主义者准备要绑架帕斯，我看见他们撞进帕斯家（可怜的玛丽亚·何塞[诗人帕斯的妻子。]还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见他们簇拥着帕斯出来，把他高高地举过肩头或者像块地毯般抬出来，我看见他们乘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黑色凯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的贫民窟里，帕斯在后备箱里颠着滚着，但我迅速恢复了正常。肯定是我太紧张了，或者从起义者广场上（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来的阵风挖掘着行人和司机内心最疯狂的念头。我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仍然坚持不懈。我想告诉你的东西，他说，将动摇墨西哥诗歌的基础。他甚至都说到了拉美诗歌的基础。但还没有说世界诗歌的基础。你可以说他狂妄的吹嘘仅限于西班牙语世界。他告诉我的事情会颠覆西班牙语诗歌。好啊，我说，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发现胡安娜修女写的墨西哥命运预言书了？不是，当然不是，那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曾经找过但永远不会看到的17世纪的失踪藏书。那是什么？我问。到我住的地方才会告诉你，卢西欧斯·思肯说着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请我在普雷亚波恐怖的舞池里跳舞。

我开始战栗起来，他注意到了。为什么最倒霉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呢？我想，为什么我就会吸引那种最阴郁、最缺乏教养、最绝望的人呢？我每年这样扪心自问两次。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画室的钥匙。我们可以上那儿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诉我想说的事情，我以为他不肯答应，但他却答应了。忽然，夜色显得很柔美，风不刮了，我们步行过去时只有微风相伴。他开始讲了，但坦率地说，他说的事儿我几乎全忘了。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那晚埃米里奥别在他的画室（埃米里奥托·拉古纳，他如今在波士顿学建筑，父母受够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资生活，打发他走了：要么去波士顿拿个建筑学位，要么找份工作干），我还希望那里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后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现在画室附近。我的祈祷应验了。不仅画室里没有人，而且还很干净，好像拉古纳家的用人收拾好后刚刚离去。思肯说这个画室太棒了，这种地方让你不由得想画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对此情此景，我很难过，但又很难为情——比难为情还要糟糕），我开始给他看埃米里奥的画，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儿可干，我把这些画布贴着墙竖起来，听着他在我身后喃喃赞赏或者评论（他对油画一无所知），画不断被摆出来，我想最近埃米里奥还真画了不少，谁都会这么想，除非是他的朋友们画的，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只扫了一眼就发现风格不止一种，特别是几张红色的非常帕伦丽亚·何塞[帕伦（Wolfgang Paalen，1905—1959），奥地利抽象画家，1939年应芙烈达·卡萝邀请，到墨西哥定居作画。]风格的画，样式比较固定。可是谁在乎呢？事实上，我对这些画根本不以为然，但我没有这种原创的才华，四壁全摆满埃米里奥的画后，我转过身，汗水淋漓，问思肯觉得怎么样，他面带邪恶的微笑说，我完全没必要费这个劲。说的没错，我想，我这是蒙自己，干完了这个，我全身灰尘，臭汗淋漓。接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流了这么多汗，问我画室有没有卫生间，他去冲个澡。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说。我说，可能声音特别细小，是啊，这儿有淋浴器，但我觉得可能没热水。他说挺好，冷水更好，我经常洗冷水澡，楼顶上是不供热水的。我不情愿地走进卫生间，脱掉衣服，打开龙头，冷水的激流差点把我击晕了，我的肌肉缩了起来，最后竟然感觉全身都是骨头。我闭上眼睛，我也许都喊叫了，后来他也来洗了，用胳膊搂住了我。

下面的细节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几个小时后，我们在黑暗中躺下，我问谁给他取的卢西欧斯·思肯这个名字，如此富于暗示性，如此贴切。这就是我的名字，他说。嗯，我说，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谁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做完那事后你再说这种话就显得有些蛮横和愚蠢。他说：玛丽亚·芬特，接着又不言语了，好像忽然被记忆击溃。在黑暗中，我觉得他的侧影显得很忧伤，心事重重而忧伤。我问，也许语气中带有一丝讽刺意味（也许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觉得很忧伤），不知玛丽亚·芬特是不是获劳拉·达米安奖的那位。不是，他说，获奖的是安格丽卡，玛丽亚是她的姐姐。他说了更多安格丽卡的事，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这个问题好像自然从我嘴里迸出：你跟玛丽亚睡过觉吗？他的答复（我的天，思肯的侧影多么忧伤漂亮）令人崩溃。他说：我跟墨西哥的每个诗人都睡过觉。当时我本应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抱住他，但我什么也没有做，而是不断地问他问题，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糟糕，每一个问题都无凭无据。早上五点钟，我们各奔东西。我在起义者大街打了一辆出租，他步行向北走去。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这个时代可真奇怪。我成了潘乔·罗德里格斯的女朋友。阿图罗·贝拉诺的智利朋友费里佩·穆勒也爱着我。可我最喜欢潘乔。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最喜欢潘乔。不久前，我获了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我不认识劳拉·达米安。但我认识她的父母，以及许多认识她的人，甚至她过去的朋友。在一次长达两天的派对结束后我跟潘乔睡了。最后那天晚上，我跟他睡了。姐姐说要我当心。可她凭什么给我这个忠告？她现在就跟卢西欧斯·思肯、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潘乔的弟弟睡觉呢。她还跟一个叫吉普的诗人睡呢，一个三十多岁的酗酒者，不过她至少还算文雅，没有带那人上家里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她的那帮情人。你干吗不到他们的猪窝里去操呢？我有一次这样问她。她没有回答，后来就哭了，她是我的姐姐，我爱她，可她缺乏自控能力。一天下午，潘乔谈论起她来。说了那么多，以至于我觉得她跟潘乔也睡过了，当然没有，我熟悉她的所有情人。晚上我常常听到他们在距离我的床不足十五英尺的地方呻吟，光凭他们发出的声音，凭他们的高潮反应，有的很安静，有的很闹，凭他们对我姐姐说的那些话，我就能分出是谁。

潘乔绝对没有跟她睡过。潘乔跟我睡了。不知为什么，反正我选了他，甚至有那么几天我在爱的陶醉中都有点迷失了方向，尽管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爱过他。第一次非常痛苦。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疼，但这种疼并不是无法忍受。我们是在格雷罗区的宾馆里做的，一家妓女可能经常光顾的宾馆。高潮过后，潘乔说想跟我结婚。他说他爱我。他说要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望着他的脸，刹那间我想他一定是疯了。后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怕我，害怕我，这让我很难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显得如此渺小，这也让我很难过。

我们又做了几次。再也不疼了，但也不见得感觉有多好。潘乔看着我们的关系像——像什么呢？——眨眼般迅速熄灭，好像一天结束时工厂里的灯全灭了。不，更像一幢办公楼的电灯，渴望融进无名的夜晚。这是一个人为设计出的意象，但却是潘乔自己的选择。这个造作的意象上还附着三言两语脏话。一天晚上，诗歌朗诵会结束后，我想潘乔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说我们分手吧。他的反应并不激烈。我想，有一周时间，他试图把我弄上床，但都没有得逞。后来他又试图跟我姐姐睡。我不知道他得逞了没有。一天晚上我梦里醒来，发现玛丽亚在跟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做爱。行了，我说，我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平时读着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可是行为却像个浪荡女。我打开灯，发现跟她在一起的是卢西欧斯·思肯。我让他立刻走人，否则就要叫警察了。玛丽亚的表现非常古怪，并没有抱怨。卢西欧斯·思肯穿上裤子时还说请原谅吵醒了我。我姐姐可不是妓女，我说。我知道自己的举止有些乖戾。不仅我的举止，我的语言也如此。总之一切都很乖戾。卢西欧斯·思肯走后我到姐姐的床上去睡，我搂住她哭起来。后来，我去了一家大学剧团打工。我有一部书稿，父亲想把它寄给几家出版社，但我没同意。我不再参加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活动。我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后来，玛丽亚告诉我潘乔已经不再是这个群体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是被开除了（是不是阿图罗·贝拉诺开除了他）或者他自己离开的，或许他只是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可怜的潘乔。他的弟弟莫克特苏马还在这个团伙中。我印象中在一本选集里看到过他的一首诗。但是，他们再也不上我们家了。我听说阿图罗·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在北方失踪了，父母曾经谈到过这事。母亲大笑。我记得她说：有朝一日他们还会露面。父亲似乎很忧虑。玛丽亚也很忧虑。我不。那时我的朋友中只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脱离那个团体了。

3

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走在塞罗路上，查普特派克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8月。

这个年轻人，阿图罗·贝拉诺，来采访过我。我只见过他一次。他跟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几乎不说一句话。女孩是美国人。

我告诉他们，我讨厌录音机，原因跟我的朋友博尔赫斯讨厌镜子一样。你跟博尔赫斯是朋友？阿图罗语带惊讶地问，我觉得有点受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遥远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很亲密的朋友了。那个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博尔赫斯讨厌录音机。因为他是个瞎子，我想，我用英语告诉了她。眼瞎跟录音机有什么关系？她问。那会让他联想到听觉的危险，我回答。听着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脚步声，敌人的脚步声。那个美国人望着我的眼睛，点点头。我认为她并不了解博尔赫斯。我认为她对我的作品就完全不知道了，尽管约翰·多斯·帕索斯翻译过我的作品。我想她也不怎么熟悉约翰·多斯·帕索斯。

可是我的思路有点混乱了。我这是在哪里？我告诉阿图罗·贝拉诺最好还是别用录音机，能给我一份采访提纲更好。他同意了。他抽出一页纸，趁我带着他的同伙们看房间的工夫写要问的题目。他写完提纲，我拿了些酒出来，我们交谈了会儿。他们已经采访过阿克莱斯·贝拉、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你认为如今还有谁会对尖锐主义感兴趣？我问阿图罗·贝拉诺。当然有了，大师，他说，或者类似那样的称呼。我认为尖锐主义现在已成历史，只有文学史家才会感兴趣，我说。我就感兴趣，我不是历史学家，他说。那好吧。

晚上睡觉前我读了那个提纲。完全是那种无知、热情的年轻人可能会提的问题。当天晚上我就写出答案。第二天我又重抄了一遍。三天后，他如约拿走提纲。女佣让他进来，但按照我的指示，告诉他我不在家。她把我准备好的包裹交给他：有我回答的提纲、两本我的书，我没有给他签名（我想如今的年轻人对这种多情的举动都嗤之以鼻）。那两本书是《内在的断头台》和《大城市》。其实我就在隔壁听着。女佣说：马普莱斯先生让我把这个给你。然后是一片沉默。阿图罗·贝拉诺肯定接住包裹望着。他肯定还翻了翻书。两本书都是很久前出版的。书页（纸张极佳）还没有裁开。又是一阵沉默。他一定在浏览我对问题的回答。我听到他谢了谢女佣就走了。我想，如果他再回来看我，我的大师称呼就名正言顺了，如果某一天他不事先打电话，出现在这里来跟我聊天，来听我谈昔日的故事，递上他写的诗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名正言顺了。所有的诗人，哪怕最先锋的诗人，都需要一位前辈。可是这些诗人宁愿做孤儿。他再没有来过。

芭芭拉·帕特森，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尼诺·佩尔迪多和胡安德迪奥斯佩萨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9月。

操他妈的那老杂种，一开始就我从他那苍白、疲倦、驴子般的小眼睛里看出了不信任，我心里对自己说，这个恶心鬼会不遗余力地贬低我，操他妈的婊子养的。可是我却很傻，我从来都很傻、很天真，我放松了警惕。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什么博尔赫斯、约翰·多斯·帕索斯。毫无顾忌的呕吐弄湿了芭芭拉·帕特森的头发。这傻逼居高临下地瞧着我，好像觉得挺歉意，好像在说这些孩子带来这个淡色眼睛的外国佬，就是为了让我啐她，拉斐尔也看着我，这个傻逼矮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好像已经习惯了我被随便哪个老屎蛋，随便哪个墨西哥文坛患便秘症、个性冲动的大佬侮辱。后来这老杂种索性说他不喜欢录音机，根本不体谅我搞到台录音机有多难，那伙舔屁股蛋的说好吧，没问题，我们这就马上在纸上把问题写出来，史前时代的伟大诗人先生，没问题，先生，他们应该拉掉这家伙的裤子把录音机推到他的屁股上。老东西趾高气扬地列举着朋友的名字（他们全都死了或者形同死了），他一个劲儿地管我叫小姐，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刚才的呕吐，那脏东西弄得我的衬衫和牛仔裤上都是，我能说什么呢，他开始用英语跟我交谈时，我连应答他的气力都没有，一个劲地说着是的、不是，或者我不知道，以我不知道为主，我们离开他那幢别墅房子时，我说，钱从哪儿来，你这个杂种，你从哪儿弄来钱买这幢房子的？我对拉斐尔说我们得谈一谈，可是拉斐尔说他想跟阿图罗·贝拉诺再待会儿，我说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你谈谈，他说以后吧，芭芭拉，以后吧，好像我是那种他夜夜玩弄于股掌的女孩子而不是比他高出三英寸，至少比他重三十磅的女人（我需要减肥了，可是谁能拿他妈的墨西哥饮食减得了肥呢），我说我现在就要跟你谈谈，这骚球装得像个吮鸡巴的似的，转过身来盯着我说，嗨，宝贝，怎么了？出什么意外了吗？所幸贝拉诺和雷克纳已经走出很远，没听见他说的话。尤其幸运的是他们没看到我，因为我猜我那张烈士般的脸大概已经崩溃了，我其实都已经感觉到它在变化着。总之，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在致命的仇恨之火中燃烧起来，我说去操你妈，恶心鬼，我不想再说比这还损的话，扭头就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泪水涟涟。我来墨西哥是修一门胡安·鲁尔弗的研究生课程，可是在湖畔小屋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认识了拉斐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拉斐尔的感觉我没有把握。当天晚上我就拉他去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我还住在那儿，我们在那儿做爱，都快虚脱了。其实，拉斐尔的精力并不旺盛，而我却充沛无比，我放手让他操，直到阳光洒在尼诺·佩尔迪多大街，那感觉就像狂喜或者被闪电击打，在这个操蛋城市，黎明的到来是如此古怪。第二天我没有去上课，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跟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进行无穷无尽的谈话上了。我喜欢他们。他们让我想起垮掉派那帮人。我喜欢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和玛丽亚·芬特。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狂妄自负的杂种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无论如何我喜欢他们。我想要过得开心，有他们在身边，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我结识了很多人，他们逐渐脱离这个群体。我碰到过一个美国人，堪萨斯（我是加利福尼亚的）来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可我们从不投缘。一个固执己见的婊子，她以为自己发明了轮子呢，装得像个革命家的样子，就因为政变期间她在智利待着。不过，她跟丈夫分手后我开始对她有所了解，所有的诗人都拼了命想操她。连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也不例外，这二位明显有点性冷淡，但暗地里很兴奋（你知道的，我吮你一下，你吮我一下，就那么一分钟我们就打住），他们好像也被那个混账母牛女孩弄得神魂颠倒。拉斐尔也是。不过我曾经抓住拉斐尔说：如果我发现你跟那个婊子睡了觉，我会割了你的鸡巴。拉斐尔大笑着说，可是，宝贝，你干吗要割了我的鸡巴啊？我只爱你一个人。可是连他的眼睛（那是拉斐尔身上最好看的东西，阿拉伯人式的眼睛，犹如暗室和绿洲）却透露着完全相反的意思。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给我钱付账。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有钱。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更好的人在一起或者做爱。我说，拉斐尔你这杂种、你这傻球，你这婊子养的，你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消失了，我还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这点，当你被人撇下孤苦无助的时候，是我在你身边，是我帮助你。不是什么还活在记忆和文学引述中的老杂种。绝不是你那帮二流导师们（阿图罗和乌里塞斯？他问，他们可不是我的导师，你这个傻老外，他们是我的朋友），照我看没准哪天他们也消失了。他们为什么会消失？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因为他妈的难为情？羞耻？屈辱？不安全？优柔寡断？神出鬼没？没有骨气？我不得不打住，因为我的西班牙语还不够利落。他嘲笑我说你这个巫婆，芭芭拉，继续搞你的鲁尔弗去吧，我要走了，但很快回来。我根本不听他的，倒在床上哭起来。他们迟早会扔下你不管的，拉斐尔，我从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自己房间的窗户里大喊大叫着，这时拉斐尔已经消失在人群中，除了我，你这个恶心鬼，除了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那么，曼努埃尔、吉尔曼、阿克莱斯都说什么了？我问他们。什么他们说什么了？一个小伙子问。当然是关于塞萨雷亚了，我说。很少。马普莱斯·阿尔塞几乎想不起她了。阿克莱斯·贝拉也是。李斯特声称只听说过她。塞萨雷亚在墨西哥的时候，他住在普埃布拉。马普莱斯说她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很安静。他们就跟你们说了这些？就这些。阿克莱斯呢？差不多吧，也没说出什么来。你们怎么找到我的？通过李斯特，他们说，他告诉我们，你，阿马德奥，肯定有更多关于她的信息。吉尔曼是怎么说我的？说你真的认识她，说你加入尖锐主义之前是塞萨雷亚团伙中的人，即本能现实主义者。他还向我们提到一份杂志，塞萨雷亚当时办的一份杂志，他说杂志名叫《卡沃尔卡》。这个吉尔曼，我说着又自己倒了一杯苏西达斯酒。照这个速度，用不着等到天黑我们就会喝光这瓶酒的。干杯，孩子们，干了，别担心，这瓶喝光了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当然，那会跟我们现在喝的这瓶不一样。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噢，他们再也不生产苏西达斯牌酒了，太遗憾了，时间过得真快，真让人不胜伤感，你们不觉得吗？多么遗憾啊，我们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离我们远去。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0月。

既然时光在流逝，如此无情，时光这么无情地流逝，我只能无怨无悔地说，贝拉诺是个浪漫主义者，总是自命不凡，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个不错的朋友，我希望而且相信如此，尽管没人真正懂得他在想什么，恐怕连贝拉诺自己都不知道。另一方面，乌里塞斯·利马更讲情分，更加偏激。他有时就像瓦切的弟弟。有时又像个外星人。他的味道很奇特。我之所以知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两次令人难忘的经历，他在我家里洗过澡。说得更准确些：他的味道不赖，有股奇异的味道，好像从沼泽地里浮出来，同时又像从沙漠里走出来。非常潮湿又非常干燥，既像原味浓汤又像干瘠的平原。这两种东西兼而有之，先生们！那是一种真正毫不紧张的味道！这让我很苦恼，缘由不屑在此一提。我是指他的味道。从性格取向而言，贝拉诺属于外向，乌里塞斯属于内向，换句话说，我与贝拉诺有更多共同之处。贝拉诺知道如何与鲨鱼共泳，比利马更在行，这点毫无疑问。比我在行。他更直率，他懂得如何拿捏很多事情，他更加自律，他会假装得让人心服口服。老好人乌里塞斯是枚定时炸弹，更糟的是，从社交的角度讲，每个人都知道或者能感觉得到他是一枚滴滴响的炸弹。谁也不愿靠他太近，由于显而易见和可以理解的原因。噢，乌里塞斯·利马……他不停地写东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写在偷来的书页边上，写在他不断丢掉的废纸片上，他不停地写。他写诗从不一气呵成，而是零星地写上几行，随后再组合成怪异的长诗，如果运气不错的话——而贝拉诺呢，却写在笔记本上……他们两个都欠着我的钱……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1月。

他们偶尔会消失，但永远不会超过两三天。你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就说在做某项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顶多如此。至于什么研究，他们从不透露。当然，我们中有些人，我们中跟他们最亲近的人，知道他们不在的时候在干吗。有些人并不在乎。有些人觉得这样做不对，说那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流氓无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童年综合征。还有人觉得其实这是件好事，主要是因为利马和贝拉诺花起不法收入来颇为大方。我就是持这种想法的人之一。我的日子过得不好。我的伴侣郝奇特尔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我没有工作。我们住在莫特斯街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宾馆，她父亲替我们付房钱。我们有一个带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的屋子，我们至少还能在那里做饭，要比每天去外面吃便宜许多。郝奇特尔的父亲已经租下这间屋子，其实它更像一个套间，早在她怀孕之前，她父亲就把它转给了我们。他大概用那间房子带女人来玩吧。他让我们用，但前提是要我们承诺结婚。我说马上可以办，我想我甚至发誓我们会结婚的。郝奇特尔没说什么，只是望着父亲的眼睛。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那么老气，常被人当成郝奇特尔的祖父，可是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副表情却让你不寒而栗。我绝对不寒而栗了。他体态庞大，宽阔魁梧，挺有趣，因为郝奇特尔矮小瘦弱。可他父亲却长得高大黝黑（在这点上，郝奇特尔没有随他），皮肤皱得一塌糊涂，我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有时穿一件海蓝色的，有时穿一件棕褐色的。两套西服都挺漂亮，可是并不怎么新。有时，特别是夜里，他又在衣服上套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郝奇特尔把我介绍给他时，正是我们想有求于他的时候，老人仔细瞧了瞧我后说，跟我来，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我想，现在我们正在落难之际，我能怎么样呢？我跟在他后面，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张开你的嘴，他说。我张开嘴，老人瞧着我问怎么掉了三颗牙。在学校打架弄掉的，我说。我女儿认识你时就这样吗？他问。是啊，我说，她遇见我时我已经成这样了。该死的，他说，她肯定是真心爱你了。（我妻子六岁时老人就不在家里住了，她跟姐妹们每月看望爸爸一次。）他接着说：如果你抛弃了她，我会要了你的命。他说这话时目光直视着我，那耗子般的小眼睛——连瞳孔都在脸上发皱了——死死盯着我，然而却并不抬高声音，就像欧罗电影中他妈的黑帮老大，说不定他可能还真是的。我当然发誓说永远不会离开她，特别是她都快要成我孩子的妈妈了。那场私人谈话就此结束。我们又回到郝奇特尔身边，老人把他地盘的钥匙给了我们，还许诺说我们用不着为房租担心，他会解决好的，还给了我们一大叠现金让我们先用着。

他走了后我们顿感释然，释然的原因是我们知道头顶有了遮挡。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老人给的那笔钱仅够维持生活。我的意思是，郝奇特尔和我还有若干额外花销，父亲的补贴满足不了额外之需。对我们来说，老穿那么几件同样的旧衣服没有什么难受的，所以我们不在这上头花钱，我们把钱主要花在电影、戏剧、巴士和地铁（尽管住在城里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上了，搭地铁主要是去湖畔小屋或者大学听诗歌讲座。其实我们没有待在学校，那种正式意义上的在校，可是几乎每个讲座都付了钱，一次不落。我们对各种研讨班有点走火入魔。做几块三明治就赶过去了，觉得很开心。我们听诗歌，听评论，有时还发表自己的评论，郝奇特尔说话的机会比我要多。我们听完课然后离开，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向巴士或者地铁走去或者步行回家，嘴里吃着三明治，享受着墨西哥城的夜晚，我向来觉得墨西哥城的夜景实在美轮美奂，大多数时候夜晚凉爽、清明，但并不寒冷，这样的夜晚就是为散步和做爱准备的，为谈话而准备的，我和郝奇特尔热衷的就是这种事儿，我们谈论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听说过的诗人、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籍。

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诗歌班上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卢西欧斯·思肯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那个班上课，乌里塞斯是第一次来，讲座结束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一起出去，一起乘巴士，在我听着乌里塞斯·利马说话，他也听我说话的工夫，卢西欧斯·思肯一劲儿地调戏郝奇特尔，拉斐尔不断地对我和乌里塞斯的话点头称是，说真的，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灵魂的伴侣，一个货真价实的诗人，他能够把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憧憬的和梦想的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我们回家后都彻夜难眠，我和郝奇特尔，我们一直聊到早上四点钟。后来我又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费里佩·穆勒、玛丽亚·芬特、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所有那伙人，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好得超过乌里塞斯。当然，想弄郝奇特尔上床的不止卢西欧斯一个人。潘乔和莫克特苏马也在使最大的劲儿努力呢，甚至连拉斐尔也不免俗。有时我会对郝奇特尔说，你干吗不告诉他们你已经怀孕了？说不定他们就会放手让你安生些。可是她却笑着说她才不在乎求爱呢。那好吧，我说，随你。我不是那种动辄嫉妒的人。可是，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图罗·贝拉诺企图勾引郝奇特尔，我难过极了。我知道她不会跟任何人睡觉的，可他们那种态度让我烦透了。因为我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基本上好像对我视若无睹。似乎大家个个都这么想：这女孩不可能喜欢这个豁牙潦倒鬼的。好像牙齿跟爱有天大关系似的。可是阿图罗·贝拉诺却不同。郝奇特尔觉得有人追求很开心，然而这次却不同，对她来说不仅仅是解闷了。我们以前没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这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常听人说起他，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一直无缘引荐相识。那天晚上他也来了，凌晨时分，这帮人全上了一辆空空荡荡的巴士（满载本能现实主义者），向某个聚会地或者剧院、某人的朗诵会现场开去，我忘了具体去什么场合。在巴士上，贝拉诺就坐在郝奇特尔旁边，整个行进途中他们一直在交谈，我跟乌里塞斯·利马和布斯特曼那小子坐在后排不远处的座位上，我心里焦躁不安，能感觉得出郝奇特尔的脸庞变得有些异样，感觉她这次真的很开心，怎么说呢，她开心的是贝拉诺挨她坐着，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她，而其他所有的人，不过，特别是其他所有尝试勾引她上床的人，拿眼睛的余光观察着事情的进展，像我一样，同时又谈天说地，注视着已经有些荒凉的大街和焚化炉般紧紧关闭的车门，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该干吗还干吗，然而所有的感觉器官都警惕着郝奇特尔和阿图罗座位上的动静。有那么一瞬间，气氛变得如此令人难受，如坐针毡，我心想，这些恶心鬼们一定知道什么我不知情的事儿，这里在发生着离奇的事儿，这混账巴士像个鬼魂似的绕着城市兜圈子很不正常，没有一个人上车也很不正常，我无缘无故地开始出现幻觉也很不正常。可是我像平常一样强忍着克制住，最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后来，拉斐尔鼓起勇气对我说，贝拉诺不知道郝奇特尔是我的伙伴。我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就算发生了，那也是郝奇特尔的事，郝奇特尔虽然跟我生活在一起，可她不是我的奴隶，我说。不过现在看来最离奇的是：那天晚上过后，在那个孤独的夜间之旅后贝拉诺完全征服了郝奇特尔（他惟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吻郝奇特尔的嘴），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来骚扰她了。绝对没有人。好像那些杂种在他们那混账领袖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欢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不过我还需要补充一句：贝拉诺的调戏之举，持续时间仅限于那次没完没了的巴士之旅，换言之行为还算纯洁，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后排不远处坐的那个豁牙家伙就是他想上的这个女孩的伙伴，可是郝奇特尔是知道的啊，她认可那个智利人献媚的样子跟容忍卢西欧斯·思肯或者潘乔·罗德里格斯这伙人的献媚完全不同。我是说你看得出跟他们是在自娱自乐和寻开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贝拉诺在一起时，她的脸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见的她的脸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那天晚上，在宾馆，我觉得郝奇特尔好像显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可我什么也没说。我自以为心里明白为什么。于是我开始聊起别的事儿来了：基本上是我们的孩子，她和我要写的诗以及未来的生活。我也不提阿图罗·贝拉诺或者对我们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们俩挣足了钱，找个地方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些都没有沾到，我谈的主要还是诗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没什么两样，谈的仍然是创作活动和本能现实主义，这场与我内心的本质和对现实的感觉完全吻合的文学运动。

那个有点灾难性的夜晚过后，我们几乎天天去见他们。他们上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想，几乎刚过一个星期，他们就邀我们参加这个团体的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聚会。贝拉诺和郝奇特尔的关系也在彬彬有礼的礼节中逐渐转冷，不是失去了某种神秘性（然而这是一种不会在我妻子稳步变大的肚子上投上阴影的神秘性），而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事实上，阿图罗就没有真正在意过郝奇特尔。那天晚上在载着我们沿墨西哥城空落、凄凉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我不知道。或许一个还看不出怀了孕的女孩跟一个梦游者陷入了几个钟头的情网。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后来的故事非常平淡。有时乌里塞斯和贝拉诺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时日。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有些人不关心。我认为这是桩好事。有时乌里塞斯会借点钱给我。他们有成堆的钱，多得不是一般，而我总是缺钱花。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我也不关心。贝拉诺从不借钱给我。他们去索诺拉时我有个感觉，预感这个团伙快要分崩离析了。这有点像一个玩笑不再逗人乐了。我好像觉得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儿。我儿子就要出生，我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晚上，拉斐尔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回来了，但马上又要走了。很好，我说，钱是他们的，就让他们随心所欲花好了。这回他们打算去欧洲，拉斐尔说。很好，我说，大家都该去。可这场运动怎么办呢？拉斐尔说。什么运动？我问，望着沉睡的郝奇特尔。房间里很黑，宾馆的标志透过窗户在闪烁，像黑帮电影里的情景。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下，我儿子的祖父在干着腌臜的勾当。你说“什么运动”是什么意思啊？本能现实主义啊，拉斐尔说。那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说。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啊，拉斐尔说，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出版的杂志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的设想怎么办呢？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可怜，要是郝奇特尔没睡的话我会放声大笑。我们自己出杂志，我说，有没有他们，我们都可以开展活动。有一阵子，拉斐尔什么也不说了。我们可不能脱轨，他咕哝着。又沉默了会儿。在思索呢，我猜。我也没说什么。但我没有思索。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应该干吗。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那时起计划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拉斐尔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压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告诉他，这时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电话，已经很累了。我不忧虑，拉斐尔说。我想我们也应该出去。我不想离开墨西哥，我说。

玛丽亚·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们得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母亲纠正我说是心理诊所，然而有些词你是粉饰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从索诺拉回来不久前。我不知道告诉过你了没有，他们扔了我父亲的车。妈妈说，正是这一行为，她称之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为，触发了父亲的崩溃。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得保守点，父亲与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的艺术书、他的银行存折之间的关系从来都非常淡漠和模棱两可。父亲似乎总想让自己释下重负，无论心甘情愿还是勉为其难，总想摆脱掉各种事物，可是由于运气太不济（或者太迟钝），他渴望的赤条条的境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你也许能想像得出，就是这一点最终逼他走上疯狂之路。跟那辆小车没有关系。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回来后，我又看见他们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纯属偶然——尽管我似乎处于一个讨厌的情况下，一副刻意在等他们的样子——我说过了，我又见到他们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在一起，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脑袋上扣一顶草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看见我了只是假装没看见。他们坐在靠墙的一个角落里，从那里能够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镜子和写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们什么也没吃。他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咖啡，时不时无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过白衣男子在吃着东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复一次烤山羊这几个字就觉得恶心）而是香辣鸡肉玉米饼，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还放着一瓶啤酒。我想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他们不可能看不见我，他们变了许多，可我一点儿都没变。他们不愿跟我说话。这时我开始想起父亲的英帕拉车来，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说他们偷走父亲那辆车简直无耻至极，实在不可思议，还说最好去报案把车要回来，我又想到了父亲，每当什么人说起那辆车的事儿来，他就断断续续地语焉不详。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亲会说，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经厌倦了来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车了，因为到头来在路上花的费用可大了。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可怜的父亲就笑着说小心点，否则最后落得个腿瘸了。母亲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听得出。我这样说出来可能一点都不好玩，而父亲脱口而出，而且说得比平时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语气上显得更加自信，其实是很聪明和机智的。无论如何，我母亲就想报案说英帕拉失窃了，这样我们就能要回那辆车，我的意思是别报警了，因为它会自动回来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们只需等待，给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回来，把车还了就可以。现在他们就在这儿，在跟那个白衣男子交谈，回到墨西哥城了，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时间观察他们，考虑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说父亲在一家精神病院，说他们应该把车还了，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却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长时间，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后又填满了，那个白衣男子始终不摘掉帽子，那盘香辣鸡肉玉米饼好像永远都吃不完，各种事儿开始在我脑子里纠缠起来，我想说出来的那些词语好像植物，忽然间开始蔫了，凋谢了，死了。看来琢磨父亲关在精神病院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像要自杀般压抑沮丧，也不愿想像母亲挥舞着威胁或者让警察拘留的横幅，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拉拉队员一般（她上大学时还真干过这个，可怜的妈妈），因为，忽然间我也蔫了，开始分崩离析，开始觉得（或者毋宁说像个手鼓般不断对自己重复着什么）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张桌边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还上高中时一个老师宣称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会怎么办：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许这只是个玩笑，我不知道，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当整个文明世界消失后，墨西哥还将继续存在，当这个星球蒸发掉或者分崩离析时，墨西哥也会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乌里塞斯、阿图罗和那个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来走了。可是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阿图罗看见我了，他站起来走到我桌边，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他问我想不想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或者要不在这儿等着他们。我说还是等着吧。好，他说，然后又回到那个穿白衣服的人的桌边。我尽量不去看他们，我坚持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望过去。乌里塞斯垂着脑袋，头发盖住半张脸，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图罗盯着那个陌生人，每隔一会儿就看我一眼，两眼同时并用，一眼看着白衣男子，一眼又看着我这桌，两只眼睛都显得心不在焉或者冷漠，好像他早就离开了基多酒吧，只是魂还留在这里，在焦躁不安地游动着。后来（多久以后呢？）他们起身过来走到我这儿。那个白衣人走了。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没有打听父亲的那辆车。阿图罗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走了。回索诺拉吗？我问。阿图罗笑了。他的笑声就像在喷唾沫。好像在朝自己的裤子上喷。不，他说，更远。这周，乌里塞斯打算去巴黎。真好，我说，他可以见到米歇尔·布尔特奥了。可以看到那条全世界著名的河了，乌里塞斯说。很好，我说。是啊，不赖，乌里塞斯说。你呢？我问阿图罗。我打算过些时候走，去西班牙。你们还打算回来吗？我问。他们耸了下肩膀。谁知道呢，玛丽亚，他们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显得如此漂亮。我知道这样说听着很傻，但他们确实没有这么漂亮过，这么诱人过。显然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事实上，他们很脏，谁知道他们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觉，他们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乌里塞斯不用，因为他永远不需要刮），但我还是想把他们两个都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同时跟他俩上床，操他们，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后看着他们睡觉，然后起来再操。我想：如果我们找个宾馆，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黑屋子，如果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如果我把他们脱光了，他们也把我脱光了，一切都将好起来，包括我父亲的疯癫，那辆失去的车，我的忧伤和劲头，那时这些东西几乎要让我窒息了。可我一言不语。

4

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系，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认识所有的诗人，所有的诗人都认识我。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时候他才十六岁，还是个不会喝酒的羞怯男孩。我是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人，可是有一天我却来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谁，怎么来，什么时候来的。1967年，也许是1965年或者1962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联邦区。我记不清具体日期或者行程了，只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我到墨西哥时，莱昂·费里佩（完全是个巨人，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还活着，他是1968年死的。我到墨西哥时，佩德罗·加菲亚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忧郁）还活着，1967年佩德罗先生去世，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年以前到墨西哥的。所以，不妨说我是1965年到墨西哥的。我想应该是1965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错了，我每天都去见那些博学多才的西班牙人。我跟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以一个女诗人、英语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长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献。他们带着那种古怪的西班牙语口音跟我说话，这种口音老是绕着Z和C打转，把S撇下，让它显得更加孤苦伶仃和放荡不羁：奥克西里奥，别在屋里瞎忙了，奥克西里奥，别管那些稿纸了，女人。尘土与文学从来都是携手而逝的。我告诉他们：佩德罗先生，莱昂（有意思吧！我称呼年纪更大些的、身体更虚弱的那位“你”，而那个年轻些的有点让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这个字！）这个我来干好了，你做自己的事，只顾写好了，放松，就当我是个隐形女人。他们会大笑。或许只是莱昂·费里佩在笑，不过说实话，你永远搞不清他是在大笑还是清嗓子或者诅咒呢，佩德罗先生不会笑（佩德里托·加菲亚斯，这是一个多么忧伤的人啊）他不会笑，只是用日落时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种藏在山间、无人光临的湖水，那种忧伤平静的湖水，静谧得仿佛超凡脱俗，他喜欢说别麻烦你了，奥克西里奥，或者谢谢你，奥克西里奥。顶多如此。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说了，我经常去看他们，真心诚意，从不爽约，从不带着自己的诗去打扰他们或者有所企求，不过我也有其他事情做。我工作。我尝试着工作。因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样，可是只有当你有钱或者奖学金或者工作时生活才会容易，而我一无所有。通往最明净的地区的旅程耗掉我的许多东西，包括从事什么古老工作的精力。所以我只好还在大学里兜圈子，特别是文学系，干些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愿服务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帮加西亚·里斯卡诺教授录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译些法语文章，再过一天我又像个纠缠者般粘在一伙拍戏的人中。我会花八个小时观看彩排，绝不夸张，弄三明治吃，在镜头前试试手。有时我会拿到一份有偿的活儿干干：某个教授可能会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付给我，让我担任比如助手什么的工作，有时文学系的头儿们会亲自安排或者让系里的教师雇我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干些散活儿，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有时秘书们（多么好的女孩子啊）会让她们的老板给我些小活儿，这样我就可以挣几个比索。这是白天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们过起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容易得手而且实际上也很方便，因为那时我没有几个钱，有时甚至都拿不出足够的钱租间带家具的屋子。不过通常我总能租得到。我不想往坏里夸张。我有钱可以生活下去。我很开心。白天我就生活在系里，像一只小蚂蚁，或者更像一只蝉，从这间小屋窜到另一间，听到的全是流言蜚语，全是骗人的和离婚的话，全是什么计划和项目，到了晚上，我就展开翅膀，变成一只蝙蝠，我离开文学系，像个小鬼似的在联邦区漫游（我更愿意说像个仙女，可这并不真实）、喝酒、聊天、参加各种文学聚会（我熟悉各种团体）、忠告跟我走得近的年轻诗人，尽管后来他们不怎么频频找我了，而且，长话短说，我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我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中，它围着我，颤抖着，流动着，荡漾着，让我开心。后来我就撞上了1968年。或者1968年撞上了我。现在我可以说当时就感觉到了它的来临，在酒吧，在1968年2月或者3月，我已经嗅到了它的气味，可是1968年以前其实已经变成了1968年。噢，想起这个来我就想笑。让我想哭！我哭了吗？我看到了一切，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到。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军方破坏了大学的自治，窜进校园随便逮捕、杀人时我就在系里。没有。大学没有死多少人。特莱特洛尔科死的人最多。这个名字可能会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可是当军队和狂暴的警察涌进来把大家用卡车运走时我就在系里。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在卫生间里，在那幢大楼某一层的卫生间里，我想可能是四楼吧，我说不准了。我当时正坐在便桶上，高高地提起裙子，像某首诗或者歌曲所描写的那样，读着佩德罗·加菲亚斯优美的诗歌，那时他已经死了有一年，佩德罗先生，多么忧伤的一个人啊，为西班牙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而忧伤——谁能想像得到当丑恶、狂暴的警察涌进大学的那一刻我正在卫生间里读诗吗？我跑题了吗？我想生活充满了各种奇妙和神秘的事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歌和我长期养成的在卫生间读诗的习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狂暴的警察进来了，军队进来了，而且在拽走他们能找到的每个人。我听到了某种吵闹声。在我灵魂中翻腾的声音！可以说当时吵闹声越来越大，这时我才开始留心起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听到隔壁小间有人拉开锁链，我听到门砰地响了一声，听到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听到草坪上升起喧嚣声，那片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像绿色海洋般把系楼围衬得像个小岛，这样的地方从来都是充满喃喃细语和爱意的。这时佩德罗·加菲亚斯诗歌的泡沫爆了，我合上书，站起来，拉开锁链，打开门，大声说着什么，嗨，我说，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可是没人应答，使用卫生间的人都不见了，虽然早知道不会有人应答，我还是说嗨，有人吗？也许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后来我洗了洗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看见一个高大、瘦削的金发女郎的样子，那张脸上已经有不少皱纹，太多的皱纹，像佩德罗·加菲亚斯曾对我说的那样，完全是堂吉诃德的女性版，接着我走出去来到过道，到那儿后我忽然意识到出事儿了，过道里空无一人，楼下传来喊叫声，让你震耳欲聋，在创造着历史。我当时怎么办了？我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儿。我走到一个窗户前向下望去，我看到很多士兵，我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我看到很多坦克，然后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这样一直看到过道尽头，我看见了敞篷车，里面圈着被捕的学生和教授，那场景很像描写二战的电影和玛丽亚·弗里克斯和佩德罗·阿曼达里斯表现墨西哥革命的电影交错在一起的画面，一幅黑糊糊的布景上荧光闪闪的小小人影在活动着，就像人们常说的疯子或者处于高度恐惧状态的人眼中看到的情景。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待在这儿别动。不要自投罗网被抓去了，宝贝。待在这儿别动，奥克西里奥，宝贝，别让他们把你写进他们的名单里。如果他们想要找你，就让他们来找好了。然后，我又回到卫生间，这事儿显得有点怪怪的，我不仅回到了卫生间，而且又返回刚刚待过的那个格子间，我又重新坐在马桶上，我是说又撩起裙子，拉下内裤，可是并没有什么内急之需（对此人们有更准确的说法：肠道松弛，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然后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不过毫无阅读的欲望，我开始慢慢地读起来，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声音，靴子的声音？上过钉的靴子的声音？可是，嗨，我心里说，这不是巧合吧？接着我听到好像有声音说一切都有条不紊，不过也可能是说别的意思，有人，也许就是刚才讲话的那个杂种，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进来，我像雷诺阿画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脚尖，我的内裤掉在瘦骨嶙峋的脚踝上，绊在当时穿的一双鞋上，那是一双非常舒服的黄颜色的软底鞋，我等着那个士兵一个一个搜查小格子间，已经作好了准备，万一他来了，绝不开门，要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最后的自治堡垒守卫到底——我，一个穷困潦倒的乌拉圭女诗人，跟任何人一样深爱着墨西哥——我这样等待的时候，一种奇异的寂静忽然降临，好像时间发生了断裂，顷刻间朝四面八方飞奔，那是一种纯粹的时间，不掺杂任何语言的色彩，也不带动作或者行动的成分，接着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那个士兵在入迷地盯着镜子，我们两个在文学系四楼的女卫生间里像雕塑般凝固不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远方，我听到门关上了，我直起的双腿又恢复成原来的姿态，好像完全出于自动。我要说，我那样坐了三个多小时。我记得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天开始黑下来。我得承认，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可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清楚自己的职责。于是我走到卫生间惟一的窗户前向外望去。我看见远处有一名士兵。我看见一个武装好的军车的轮廓或者影子。像拉丁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希腊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噢，我太崇拜希腊文学了，从品达尔[品达尔（Pindar，约公元前522—前443），希腊著名抒情诗人。]到乔治·塞菲里斯[乔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1900—1971），希腊诗人，著有长诗《“画眉鸟”号》、《三首神秘的诗》等。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看见了席卷大学的那股狂风，仿佛在白天最后的光亮中开心不已。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办。我明白。我明白必须要坚持。我坐在女卫生间的砖地上，就着最后的亮光，读了三首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合上书，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拉丁美洲乌拉圭公民，诗人，旅行者，坚守下去。就这样。接着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就像我现在回想着过去那样。我开始回想你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就像我现在回想阿图罗·贝拉诺那样，年轻时的阿图罗·贝拉诺，1970年，我见到时他才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当时我已经是那些年轻的墨西哥诗人的母亲，他还是个不胜酒力的孩子，但却很自豪在他遥远的智利故国，萨尔瓦多·阿连德[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前总统，智利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赢得了大选。我熟悉阿图罗。我是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一群吵吵嚷嚷的诗人中碰到他的，那简直就是个雪貂窝，形形色色前程美好的年轻人和不再那么年轻的人经常在那里聚会。我跟他成了朋友，我想可能因为我们两个是所有那些墨西哥人中惟一的南美人。尽管年龄悬殊，尽管有着各种可以想像出来的分歧，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指点他认识了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庞德。我带他来过一次家里，他病恹恹的，醉醺醺的，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全身的重量都悬在我瘦削的肩膀上，我跟他母亲、父亲以及人很不错的妹妹都成了朋友，他们全家人都很善良。我对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夫人，我没有跟你儿子睡觉。她说，当然没有，奥克西里奥，不过别叫我夫人，我们其实是同龄人！我成了这个家的朋友。一个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的流浪的智利人之家。我也是那一年来的。我以客人的身份在阿图罗家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待了一个月，还有一次待了两星期，还有一次待了一个半月。因为我那时没有钱付带家具的房子，甚至交不起一间顶楼房的租金。白天我就待在大学里，干这干那，其他时间，晚上，我就过起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我睡在朋友家，把自己可怜的几样东西，衣服、书籍、杂志、照片，扔得到处都是。我是雷梅迪奥斯·巴罗[雷梅迪奥斯·巴罗（Remedios Varo，1908—1963），西班牙裔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我是莉奥诺拉·卡林顿，我是欧尼塞·奥迪奥[欧尼塞·奥迪奥（Eunice Odio，1919—1974），哥斯达黎加诗人。]，我是丽莲·瑟尔帕斯[丽莲·瑟尔帕斯（Lilian Serpas，1905—1985），萨尔瓦多诗人。]（噢，可怜的丽莲·瑟尔帕斯），如果说我没有疯狂，那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幽默感，我嘲笑自己的裙子，嘲笑自己的烟管裤，嘲笑我自己里面都脱了线的内衣，嘲笑我那巴丽安特王子式的发型，白发正在迅速盖过金发，嘲笑我那偷偷盯着墨西哥城夜色的蓝眼睛，我那听着大学生故事的粉红色耳朵，嘲笑人事的沉浮、羞辱、卑微、奉承、谄媚、假惺惺的赞美，嘲笑在墨西哥城夜空的映衬下重新组装过的破败、战栗的床铺，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骚动不安、不可企及、像阿兹特克的大锅炉般的天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诗人和阿图罗·贝拉诺在一起，在绝对的幸福中感动不已，贝拉诺才十六七岁，我看着他开始成长起来，1973年他决定回祖国参加那场革命。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车站为他送行的人，因为他打算走陆路，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极其漫长，充满了危险，那是所有贫穷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这片荒谬的大陆，阿图罗·贝拉诺从巴士窗户探出身来向我们挥手告别时，不仅他母亲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里睡了，主要是为了陪陪他母亲而不是别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尽管除了几个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无处可去，可我还是走了。我不喜欢滥用别人的好客。1974年，阿图罗回来时完全变了一个人。阿连德下台了，他的义务已尽，或许这是他妹妹告诉我时的说法。阿图罗尽了他的责任，他的良心，一个年轻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这本身无可谴责。9月11日，他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出来活动。他在一条荒凉的街上站了荒谬的岗。他夜间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几天后，他在一个边防检查站被捕。他们没有拷打折磨他，但关了好几天，期间他的表现像个男子汉。墨西哥的朋友们，墨西哥城的夜晚，诗人们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他回来后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开始跟其他更年轻的人、鼻涕都擦不净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出去玩，他遇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发觉这个影响很坏），他开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们，看什么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刚从地狱回来，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维吉尔本人，这个敏感的孩子，他开始吸大麻烟，那腌臜的毒品，贩卖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东西。不过，凭良心说，他跟过去一样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所以，我们碰到时（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已经不是同一拨人了），他会说你好吗，奥克西里奥，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只猴子般四处跳跃，手里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块比萨，总是跟那个叫劳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这个女孩漂亮极了，可是心肠却比一个黑寡妇还黑，跟他经常在一起的还有乌里塞斯·利马和另外一个智利小男孩费里佩·穆勒，有时我甚至也跑到他们一伙里去，但他们说的全是格里格里科[Glíglico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在其小说《跳房子》中发明的语言，用来表达一种与外界隔离的感觉。]，就像《跳房子》里的人那样，你能看得出，他们喜欢我，能看得出他们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们讲格里格里科，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凭这点最终还是把我拒之门外。不让人觉得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听我的！可是我不会讲他们的格里格里科，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放弃他们的俚语。那些被人遗弃的可怜的孩子。情况是：没有人想要他们。或者说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或者有时你会有这种印象：他们太高估自己了。一天有人对我说：阿图罗·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接着又说：但愿这次他不再回来。对此我实在很恼火，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他，我没准还斥责了说这话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关心的是打听他去哪儿了。然而谁也说不准：说去澳大利亚、欧洲、加拿大，什么地方的都有。接着我开始想起他来，开始想到他的母亲，那么宽宏大度，开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们在他家做肉馅卷饼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条，为了晾干，我们在厨房、在餐室、在亚伯拉罕·冈萨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小小起居室里，到处都挂上了面条。我什么事都忘不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是所有墨西哥诗人的母亲。1968年，当狂暴的警察和军人开进大学时，我是惟一坚持到底的人。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系里，关在卫生间里，长达十天、十五天不吃东西，具体几天我想不起来了。陪伴我的只有一本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蓝裙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想而又想。可当时我却无法回想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坚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或许驱逐你回蒙得维的亚，因为你天生永远收拾不好自己的证件，你这个傻瓜）他们会唾你，会揍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坚持下去。抵抗饥饿和孤独。我先是坐在马桶上睡了几个小时，就是这一切开始时我正坐在上面的那个马桶，虽然人已极度虚弱，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睡在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后我索性蜷缩在地板砖上睡。我一个劲地做梦。不是噩梦。而是音乐般的梦，透明的质疑之梦，还梦见光亮安全的飞机在寒冷、明媚、湛蓝的天空上横穿拉美大陆。我醒来时人已经冻僵，而且饥肠辘辘。我向窗外望出去，卫生间的那扇小窗户外面，在拼图般的校园残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谢天国的上帝声中度过，在这样的天国，谁也不会断水。千万别生病，奥克西里奥，我对自己说，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万别生病。我脊背靠着墙滑到地板上，我又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我闭上眼睛。我大概睡着了。后来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又藏进格子间（那个格子间就像我永远不曾拥有过的小卧室，那个格子间就是我的战壕和我的杜伊诺宫，我在墨西哥的主显节）。接着我又开始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我又睡着了。我又从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见了高高在上的乌云，我想起了奥特尔博士[奥特尔博士（Dr. Atl，1875—1964），本名Gerald Murillo。墨西哥画家，画作主要表现他个人对墨西哥火山的着迷。]的画和《最明净的地区》[La region más transparente，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小说代表作。]。接着我又开始想些开心的事。有多少诗我烂熟于胸呢？我开始背诵起来。轻吟着我记得的那些诗，我真想把它们写下来，但我却只有一支钢笔没有纸。后来我又想：你这个傻瓜，在这儿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纸啊。于是我拿了点卫生纸开始写起来。后来我又睡着了，做起梦来，噢，太荒诞不经了，梦见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罗[胡安娜·德·伊瓦沃罗（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诗人。]，梦见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诗集《风之玫瑰》，梦见她的处女作《钻石的语言》，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书名啊，仿佛一本先锋派诗集的书名，一本去年刚出版的法国书，事实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换句话说那年她才二十七岁。那时她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整个世界就在她脚边，所有的绅士们准备好了优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绅士已经不复存在，但胡安娜还活着），所有的现代派诗人准备为诗歌而献身，所有那些顾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词，所有的爱。然后我又睡着了。然后我又醒来，一连几个小时，或许好几天，我为流逝的年华，为我在蒙得维的亚度过的童年，为那些至今还困惑着（甚至比过去还让我困惑）、我宁肯不想谈论的面孔而哭泣。我已经忘了自己在那里囚禁了多少天。我从窗户里看着鸟儿、树木，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的树枝、灌木、草丛、乌云、墙壁，我看不见有人，也听不到任何声响，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后来我开始吃卫生纸（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过，只是一小片，我没有那个胃口吃得更多。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食欲。后来我捡起写过东西的卫生纸，把它们扔进马桶，然后拉了下链子。冲水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涂了。我想：尽管我很聪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牺牲，我还是犯糊涂了。我想：毁掉自己写的东西是多么诗意的举动啊。我想：我要是吞了它们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糊涂了。我想：写作是徒劳的，毁灭是徒劳的。我想：因为我写作，我才挺住了。我想：因为我毁了自己写的，他们会找到我，抽打我，强奸我，杀了我。我想：这两个行为是互有关联的，写作和毁灭，躲藏和被发现。后来我坐在马桶上闭上眼睛。后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又苏醒了。我的身体禁锢成一团钢筋。我绕着卫生间慢慢地活动，照了照镜子，梳了梳头发，洗了把脸。噢，我的脸太难看了。现在的样子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后来我听到了人声。我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那感觉就像鲁宾逊在沙地上发现了脚印。不过我的脚印是人声和门砰的关闭声，好像大理石墙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厅里。接着弗姆沃纳教授的秘书鲁佩打开门，我们俩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俩人都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想，这一震惊让我晕过去了。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人已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乌斯是一个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围是朋友们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学里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开始哭起来，根本无法连贯地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里乌斯不断地鼓励着我，他对我的经历似乎一下子很感动又很震惊。这就是我的经历，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传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风撒播开来，中间又穿插进死者和生还者的事迹，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有个女人在那个美丽悲惨之年，在自由惨遭涂炭之际还待在大学里。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听别人讲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讲述版本中，这个女人关在卫生间里十五天没有吃东西，是个学医的学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一个秘书，不是没有证件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地方搁一下脑袋的乌拉圭人。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个男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或者一个患肠胃病的教授。我聆听这些故事，这些有关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时，总是一言不发（特别是没有喝醉的时候）。如果喝醉了，我就尽量低调处之。根本没有这回事，我说，这是大学里的传说，是城市传奇，这时他们就盯住我说：奥克西里奥，你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说（如果喝醉了就会吼叫）：不，我谁的母亲都不是，不过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轻诗人，那些出生在这里和外省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乘着风潮从拉美其他地方刮到这里的人，我爱他们所有的人。

5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接着我对他们说：好吧，小伙子们，如果这瓶梅斯卡尔酒喝光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别担心。因为心里踏实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倾而空。过去他们酿的梅斯卡尔酒醇美之至，在我们国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没错，先生，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藏书前，落满灰尘的藏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擦过书架了！——不是我不再爱护那些书，肯定不是，而是因为生活把我们弄得如此脆弱，同时还不断地麻痹我们（几乎让我们难以察觉，先生们），有些人，尽管我没有碰到这种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后落得个只剩个从中分裂的左半边大脑，这是描述记忆问题的一种说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两个小伙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能感觉得出他们在我脖颈背后呼吸的气息，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我没有转过身，问吉尔曼或者阿克莱斯、曼努埃尔说我提到过干什么工作了没有，我靠什么生活。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儿。接着我很排场地说，我写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长达好几秒，我靠写作为生，小伙子们，我说，我和帕斯是这个可恶的国家仅有的两个靠写作谋生的人。他们呢，当然，依然令人激动地沉默不语，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就像人们说吉尔韦托·欧文那样沉默着。接着，我依然背对他们，盯着我的藏书的书脊说：我就在附近上班，在圣托·多明戈广场里，我主要写诉状、祷词和书信，我又笑了，笑声的力量激起书里的尘土，这时书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没有发表的文稿的夹子能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也笑了，一阵短促的大笑从我的脖颈背后扫过去，这两个小伙子挺克制，直到我终于设法找到了要寻找的那个夹子。给你们，我说，我的生平，顺便说一下也是塞萨雷亚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先生们：他们并没有贪婪地扑向文件夹，然后迅速翻阅这些资料，而是站在那里问我写不写情书。我什么样的书信都写，孩子们，我告诉他们，然后把夹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里斟满苏西达斯牌酒，母亲给孩子的信，孩子给父亲的信，女人给狱中丈夫的信，当然还有情人的信，情书写来最妙，一来天真烂漫，二来又那么情欲缠绵，简直就像杂货店老板的货架，各种东西无所不包，有时捉刀人还会添加些自己的创意。多美妙的工作啊，两个小伙子说。在圣托·多明戈的拱门下度过三十年后，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说着打开夹子，开始浏览那些资料，寻找我拥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尔卡》，那份塞萨雷亚怀着极其隐秘和兴奋的心情编辑的杂志。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1月。

有些书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的书多不胜数。有些书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可以看。在我看来，这种书最好。有些书你忧伤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渴求知识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绝望的时候可以看。乌里塞斯·利马和贝拉诺他们想写的就是这种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读者为例，这个人头脑冷静、成熟、受过教育，过着多少还算健康的生活。经常买书和文学杂志。你可以拿他为范例。这种人会读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写的东西，但读其他任何种类的书时都会带着一副批评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静，不会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们再来说说绝望型读者，这种人大概是为绝望文学而生的观众。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这样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还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经质。属于那种操蛋白痴（请原谅我这样说），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后就想自杀。其次：这种读者有局限性。为什么说有局限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读绝望型作品或者给绝望者写的书，这是一回事，这种人或者变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见，这是镇定、冷静、纯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种作品的，也不会去读诸如《悲惨世界》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好的。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我这样形同跟墙说话。还有甚者：绝望悲观的读者就像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他们迟早会耗光的！为什么？太显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在绝望中过一辈子。最后，身体会背叛的，这种痛苦会变得忍无可忍，最后，透明物体就会从巨大的冷泉中涌出。绝望型读者（特别是绝望型诗歌读者，这种人令人无法忍受，相信我说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离书而去。他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平庸的绝望者。他也许会恢复正常！然后，作为恢复再生过程的一部分，他开始逐渐回归——感觉就像裹在襁褓里，就像在溶化了的镇静剂的疾雨之下——回归到我所谓的为冷静、平和的读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来，坚定地把头脑扛在自己肩上。这就是所谓（被我称为，如果没有别人这样说的话）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过渡。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成了头脑冷静的读者就不再阅读为绝望者写的书了。他肯定还会读的！尤其是如果这种东西写得不错、文雅，或者朋友推荐给他的话。但是，最终，这种东西会让他厌倦的！归根结底，那种悔恨文学、充满了利器和遭到凌迟的救世主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就像平心静气的作品，精心构思的作品，技术完美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一样。我总是对他们这样说。我总是告诫他们。我给他们看技术完美的作品。我警告他们注意那些危险。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尽了！谦卑些！亲自去探索，亲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线，哪怕这线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构成！然而我疯了，我被他们逼疯了，被我的女儿们，被劳拉·达米安逼疯了，所以他们不听我的。

华金·巴塞乌斯·阿马拉尔，正行走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1977年 2月。

不，不，不，当然不是。那个叫贝拉诺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礼貌，绝非满怀敌意。1975年我到墨西哥来发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翻译的庞德《诗章》，这本书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顺便说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华金·默蒂斯出版），贝拉诺和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随后，这点很重要，他们留下来跟我交谈，陪同我（如果你初来乍到某种意义上是个外国的城市，你对这种事儿会很感动的），我们来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体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区，在贝拉斯美术馆附近，我们谈论庞德一直谈到很晚。换句话说，我在发布会上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看到墨西哥诗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来的话，我也认不出来，我很抱歉这样说），我只看到那些孩子们，那些充满了渴望、理想主义的孩子们，你明白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欣赏这点。

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当然是聊这位大师了，聊了他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时候，聊到那个叫费诺罗萨[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美国东方学家、美学家，深入研究东西方文明、语言和诗，庞德受到他的理论影响，曾在《诗章》中使用汉字。]的怪人，聊了汉朝、隋朝的诗歌，聊了刘向、董仲舒、王丕、陶潜（陶渊明，365—427）的诗歌，聊了唐朝、韩愈（768—824）、孟浩然（689—740）、王维（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聊了明朝、清朝、毛泽东——换句话说，聊了些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关于庞德的事儿，甚至连那位大师也不知道的事儿，因为他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文学，不过，庞德能够深入到那种谜一般的语言中，这足以表明他的力量何其巨大、好奇心何其广泛，我说得对吗？他对人性是何等坚信不疑，你说对吗？我们还谈了普罗旺斯的诗人们，那些普普通通的诗人，你知道，如安诺杰·丹尼尔、伯特兰·德·博恩、吉劳特·德·波尼尔、赫弗雷·鲁德尔、吉列姆·德·伯克达、马卡布鲁、伯纳特·德·本塔多恩、瑞玛特·德·瓦凯拉斯、库西的城堡主人、杰出的克雷蒂安·德·特罗亚，我们谈了清新诗体流行时代的意大利、但丁的挚友们，如大家经常提到的西诺·达皮斯托亚、基多·卡瓦尔坎蒂、基多·基尼泽尔利、西科·安吉奥列里、加尼·阿尔法尼、迪诺·弗雷斯科鲍尔迪，但是我们主要谈论的还是那位大师，在英国时期的庞德，在巴黎时期的庞德，在拉帕罗时期的庞德，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时期的庞德，从意大利回来后的庞德，在死亡边缘的庞德……

后来怎么了？老一套。我们要求结账。他们坚持说我一分钱都不用掏，不过我毅然拒绝了。我也曾年轻过，我知道在那个年龄维持生活有多么艰难，尤其是，如果你还是个诗人的话，所以，我把钱放在桌上，那些钱足够付我们所有的消费了（我们总共有十个人：包括年轻的贝拉诺和他的八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漂亮女孩，很不幸我忘了她们的名字，然后还包括我），可是，既然我想到了此事就不妨说一说，这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惟一离奇的事儿，他们拿起钱又还给我，我把钱放回桌上，他们又还给我，后来我说，孩子们，我跟学生们出去喝酒或者可乐（哈哈），我从不让他们付账，我动情地（我爱我的学生，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回馈这份感情的）发表了一番小小演说，可他们却说：想都不要想，先生，就这样：想都不要想，先生，那一刹那，我破译（如果我能够的话）这个含义丰富的句子时，观察着他们的脸，七个男孩和两个漂亮女孩，我想：不，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学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当时他们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善良，可我还是这么想。

我把钱收回钱夹，他们中的一个人付完账，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夜色很美，完全没有了白日车辆和人群的挤撞，我们朝我住的宾馆方向走了会儿，像是沿着大街漂流，很轻松就走了很远，我们前行（可是去哪里呢？）途中，有些孩子开始道别，握握我的手就走了（他们跟朋友道别的方式不同，或许只是在我看来如此），这伙人一点一点地稀少起来，期间我们还一个劲地聊着，我们聊啊聊，或许现在想来，可能没有聊那么多，我应该说我们想啊想，可我不信，晚上那个时候不会有人使劲思考什么的，身体已经在乞求休息了。忽然只剩我们五个人毫无目的的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漫步了，也许是在深深的沉默中，在一种庞德式的沉默中漫步，虽然这位大师是最不肯沉默的家伙，难道不是吗？他的语言就像某个部落的语言，不懈地探索着事物的本质，不断探究着，讲述着一切故事。然而它们又是被沉默限制住的语言，被沉默一点点地消融掉，不是吗？后来，我觉得该睡觉休息了，我叫了一辆出租，然后跟大家道别。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科默西奥大街，莫雷洛斯花园前，阿斯坎顿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是厄瓜多尔的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介绍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这是一个随心所欲之人，我出版社的一个审稿编辑。一年前，这个巴尔加斯·帕尔多劝我说出版社值得资助发行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可以发挥墨西哥和拉美最好作家论坛的作用。我听了他的劝诱，马上动手实施。他们给了我一个荣誉主任的头衔，巴尔加斯·帕尔多和他的若干羽翼自任为编委会成员。

这本杂志的计划，至少他们向我兜售的计划是推介出版社的书籍。这是最主要的目标。第二个目标才是办一本高质量的文学杂志，要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版社的水平，内容和撰稿人都要代表出版社的水平。他们跟我提到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这些都是拉美文学的闪耀明星。我从来都很谨慎，虽然还不能说是多疑，我告诉他们，能拉到伊巴奎恩依迪亚、莫特罗索，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蒙西瓦伊斯、埃莱尼塔·波尼亚托斯卡我将很高兴。他们说当然可以啊，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求着想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吧，让他们求吧，我说，那我们就好好干，但别忘了主要目标：宣传出版社的产品。他们说，那肯定没问题。这个理念将会在每一页或者每隔几页中体现出来，用不了多久这份杂志也会赢利的。我说：先生们，我就把它的命运交给你们了。在第一期杂志上，谁都可以亲眼看到，根本没有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的影子，但我们发了篇蒙西瓦伊斯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救了这一期，另外，还有一篇巴尔加斯·帕尔多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一篇他的朋友、阿根廷流亡作家的散文，两篇从即将出版的长篇中选摘出来的片段，一篇巴尔加斯无人问津的同乡写的短篇小说。当然还有诗歌，而且诗歌的量很大。评论部分，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我们的新书评介上，总体上很不错。记得看完这期杂志后，我跟巴尔加斯·帕尔多聊天时说：我觉得诗歌太多了，诗不好卖啊。我记得他回答说：你说的不好卖是什么意思呢，利桑德罗先生，他说，瞧瞧帕斯和他办的杂志。行了，巴尔加斯，我说，帕斯是帕斯，这有点奢侈，我们别人负担不起。我没有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读过帕斯的杂志了，我也不想纠正使用了“奢侈”这个词，我无意用它来描述诗歌事业，而是指帕斯那无聊的刊物。说到底，我认为发表诗歌不是个奢侈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不过，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巴尔加斯·帕尔多又出了第二、三期，然后又出了第四、五期。有时我听人说我们的杂志越来越具有攻击色彩。我想这全是巴尔加斯·帕尔多的错，他把杂志拿来当做攻击他初到墨西哥时对自己势利的人的武器，拿来当做解决旧账（有些作家如此虚荣和敏感！）的完美工具，说真的，我对此毫无意见。对一份杂志来说挑起争端是件好事，意味着会卖得不错，令我震惊称奇的是一份发表了这么多诗歌的杂志会卖得不错。有时我扪心自问这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对诗歌的兴趣为何如此浓厚。我知道，他自己并不是诗人而是个小说家。那么，他对诗歌的兴趣到底从何而来呢？

我承认，有一度，我作过各种猜测。我怀疑他是同性恋。没准就是。他已经结婚了（顺便说一下，是跟一个墨西哥人），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事儿。他会是什么类型的同性恋呢？会不会是个在纯文学层面自得其乐、热情而不切实际的同性恋呢？是不是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的诗人中有“理想伴侣”的绰号呢？我不知道。这得问他本人。我对同性恋没有任何偏见。每天都会有更多的同性恋出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墨西哥文学界同性恋的数量达到全盛的最高峰，我认为这可能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我猜问题出在教育制度上，墨西哥人拿自己出洋相的趋势日益流行的缘故，电影、音乐，谁知道都是什么玩意儿。连萨尔瓦多·诺沃有一次都亲口对我说，有些前来拜访他的年轻人的言谈举止让他惊愕不已。萨尔瓦多·诺沃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我就这样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一天下午，巴尔加斯·帕尔多对我说起他，说他如何攒了本怪异（他用这个词了吗？）的书：拉美青年诗人的权威选集，正在寻找出版社。贝拉诺是谁？我问。他给我们的杂志写过书评，巴尔加斯·帕尔多说。这些诗人，我说，偷偷地观察着他的反应，就像皮条客般拼命地替妓院老板搜罗新的女人，可巴尔加斯·帕尔多压根就不理睬我的话，继续对我说，那本书好极了，属于那种我们（多么有意思啊，用了复数）出版社不出的话，别的出版社就会拿走的书。接着，我又暗暗地打量着他说：带他过来，安排我跟他见个面，我们看看能做点什么。

两天后阿图罗·贝拉诺现身出版社。他穿了件条绒夹克和牛仔裤。夹克袖子和腰的左侧有好几处裂了缝，没有打补丁，好像有人开玩笑拿箭射过或者用矛尖戳过他。裤子呢，如果他脱了的话，那裤子都会自己站直了。那双网球鞋只消瞥一眼就会让人不寒而栗。他长发披肩，也许人本来就瘦骨嶙峋，现在越加显瘦了。那样子好像几天没睡觉了。好个上帝啊，我想，他简直像个失魂落魄的废人。至少看上去那天早晨还冲了个澡。我说：我来看看你攒的这本选集，贝拉诺先生。他说：我交给巴尔加斯·帕尔多了。开场不妙，我心想。

我抓起电话告诉秘书让巴尔加斯·帕尔多上我办公室来。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真见鬼，如果巴尔加斯·帕尔多再迟来会儿，这位年轻诗人就要当着我的面睡着了。他至少看着不像同性恋。为了消磨时间，我告诉他，我们出过十多本诗集了，他也许知道，但一直卖不动。是啊，他说，是出过十几本。我的天哪，他简直就像个僵尸。有那么一刹那，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可谁能看得出来呢？我说，攒一本你这样的拉美诗选很不容易吧？容易，他说，全都是朋友的诗。这个自负的家伙。那么，我说，作者的版权应该没问题了，你拿到了许可。他笑了。或者，我来说明一下，他拧了一下嘴巴或者翻了一下嘴唇，露出几颗黄牙发出某种声音。我敢说他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怎么描述好呢？不是凡间的笑声？你在一家医院荒凉的过道里行走时听到的笑声？大致差不多吧。过了会儿，笑声结束后，我们似乎又要陷入沉默，陷入两个刚认识不久的人或者一个出版商和一个僵尸（在这种场合正好是同一件东西）之间会出现的那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但我不能再次陷入那种沉默，所以就不断地找话说，谈他的故国智利，谈他发表过书评的我的杂志，谈到处理诗集的存货多不容易。哪儿都找不到巴尔加斯·帕尔多（他可能在电话里跟另一个诗人瞎聊上了！）后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好像忽然明白过来了，或者恍然大悟。我想最好还是别出那本选集。我想最好别出这位诗人写的任何东西。让巴尔加斯和他那些精彩的想法都见鬼去吧。如果别的出版社有兴趣，那就让他们跟他接触吧，我不干。在忽然想清楚的瞬间，我意识到出版这孩子的书会给我带来厄运，让这个孩子在办公室跟我面对面坐着，让那双快要睡着的空洞的双眼盯着我，会给我带来厄运，而且这个厄运可能已经像只秃鹰或者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般在我出版社大楼的屋顶上盘桓，命中注定会撞毁我的办公室。

巴尔加斯·帕尔多忽然现身，挥舞着拉美诗人们的手稿，我从胡思乱想中醒过来，但醒得很缓慢，起先我甚至都没有听清巴尔加斯在说什么。我只听到他的笑声以及讨厌的嗡嗡声，兴奋得不得了，好像为我工作是他平生多么得意的好差事，简直就是一次来墨西哥城的带薪休假，我记得自己犯糊涂，居然站起来向巴尔加斯伸出手，天哪，我伸出那只混账手好像他是老板或者总经理，我是个打杂的，我还记得我盯着阿图罗·贝拉诺，我记得这个厄瓜多尔人进来时他都没有欠一下身，不仅没有欠身，甚至都不理我们，都不看着我们，你相信吗？看着他毛糙糙的颈背，我刹那间觉得看到的都不是个人，不是个活人，不是像你我一样血管里流着血液、会呼吸的人类，而是一个稻草人，在一个稻草或者塑料做的躯体上穿了堆皱巴巴的衣服，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时我听到巴尔加斯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利桑德罗，玛蒂塔马上会把合同拿过来。什么合同？我很吃惊。当然是出版贝拉诺的书的合同了，巴尔加斯说。

我坐了回去说，且慢，且慢，这份合同里写着什么？问题是，贝拉诺只给我们明天一天时间的余地，巴尔加斯说，我们得速战速决。他上哪儿去，要离开我们了？我问。欧洲，去弄个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对巴尔加斯·帕尔多来说，粗俗与坦率甚至诚实是同义词）。他要去瑞典吗？我问。差不多吧，巴尔加斯·帕尔多说，瑞典，丹麦，比较冷的那些地方。我们不能把合同寄给他吗？我说。不行，你知道，利桑德罗，他去欧洲行踪不定，而且他想这次就把事情解决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向我挤着眼，把脸凑近我（我以为他要吻我了，这个隐蔽的同性恋！）我无法再往后躲，也不知道如何往后躲，可是巴尔加斯·帕尔多只想在我耳边说点什么，几乎是几句咕哝。他说我们用不着预付稿酬，说我应该签字，立刻签了，这样贝拉诺就无法收回这笔买卖，让竞争对手拿走这本书了。我本来想的就是：我才不管竞争对手拿不拿走呢，我倒希望他们来拿走，让他们赶在我们前面破产得了，可是我没有这样说，却鼓足劲用细小的嗓音问道：这孩子吸毒或者什么的吗？巴尔加斯·帕尔多忽然放声大笑。接着又小声咕哝说：有那么点，利桑德罗，有那么点，但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可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书就在这儿，我们还是签了合同，免得晚了。可是这样……明智吗？我尽量咕哝着回应。这时巴尔加斯把他那张大脸从我脸边移开，用正常的声音回答了我，那是一种瓮声瓮气的亚马逊人的声音，他本人就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陶醉的炫耀口吻这样自称。当然，当然明智了，他说。这时巴尔加斯又走到这位诗人身边，在他背上轻轻拍了拍。怎么样啊，贝拉诺，巴尔加斯说，这个年轻的智利人望望他又瞧瞧我，一丝白痴般的笑容从他脸上绽开，这是那种精神受到伤害的人，那种被切了前额脑叶似的人才会有的笑容，天哪，这时我的秘书玛蒂塔走进来，把两份合同放在我的桌上，巴尔加斯·帕尔多要去找支钢笔让贝拉诺签字，行了，别去了，在这儿吧，可我没有钢笔啊，贝拉诺说，那就给诗人找支钢笔，巴尔加斯·帕尔多说。好像商量好似的，所有的钢笔都从我的办公室里消失了。当然，我的夹克兜里有两支，可我不想提供给他们。别签字了，别弄合同了，我想。可是玛蒂塔从我桌上的文件里四处搜索，终于找到了一支钢笔。贝拉诺签了字。我也签了。我握了握这个智利人的手。我端详了一番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他好像马上就要精疲力竭得崩溃了，可还在微笑着。我在哪儿看到过这样的微笑呢？我看着巴尔加斯·帕尔多好像在问他，我在哪儿看到过这种可恶的微笑。那是一种毫不设防的微笑，那种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拖下水的微笑。可是巴尔加斯却已经在跟这个智利人道别。他忠告这位诗人在欧洲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个同性恋还在回忆着他在商船中度过的青春时代！连玛蒂塔听了他的故事都笑了！我看已经无法挽回。这书最终得出了。

我这个向来雷厉风行的出版家，得意的下颌上挨了一记重拳。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他走之前来过我家。大概是晚上七点，我一个人在家里，母亲外出。阿图罗告诉我他就要走了，不打算再回来。我祝他好运，可我都没有问他上哪儿去。我记得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我在大学、在生物学方面干得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我去过墨西哥北部，去过索诺拉，也去过亚利桑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可也拿不准，然后他就笑了。短促、干涩的笑声，孩子似的笑声。不错，他好像很亢奋，而我清楚他其实从不吸毒。乌里塞斯·利马是吸毒的。他想什么都试试，有趣的是你看不出他什么时候处于亢奋状态，什么时候不是。阿图罗就不同了。他从不亢奋。如果说什么人了解这点，这个人就是我。后来他又说要走了。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我就告诉他这个主意好极了，没有什么比旅游、看世界更美妙的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空，他说到处的天空都一样，城市会变化而天空不变，我说他错了，我不相信，还说他自己的一首诗里就写到阿特尔博士描绘的天空，在艺术意义上或者地球上天空各不相同。意思大致如此。其实我不想争辩。起初我装作对他的计划、他的谈话、他要向我说的一切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是真正的不感兴趣，跟他有关的一切都让我乏味得流泪，我真正希望的是他快点走开让我安静地学习，那天下午我有很多功课要做。后来他说要去旅行，去看世界，不能跟我一起去他心里很难过，还说一直在想我会跟他周游天下，他提到什么利比亚、埃塞俄比亚、扎伊尔之类的国家，巴塞罗那、佛罗伦萨、阿维尼翁之类的城市，然后我禁不住问他这些国家跟这些城市有什么关系，他说：关系太大了，相互太有关系了，我告诉他，等我成了生物学家后，我会有时间去看这些城市、这些国家的，也会有钱的，因为我不打算搭便车或者随便睡哪儿去周游世界。他说：我不打算看它们，我打算住在这些地方，就像我在墨西哥这样。我说：这样对你挺好的，我希望你开心，如果你愿意的话，生活在那里然后死在那里，我会等有了钱再去旅游。可那时你就没时间了，他说。会有时间的，我说，你错了，我会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我会用我的时间做我喜欢的很多事情。他说：你那时就不年轻了。他说这话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看着他这副样子，如此痛苦不堪，我恼火极了，大声冲他喊道：我拿自己的生命或者青春干什么，我去哪里旅游，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时他看着我跌坐在一把椅子里，好像忽然明白过来，他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讨厌鬼。他还喃喃地说什么爱我，永远不会忘了我。接着他站起来（顶多在他说完话二十秒钟后）朝我脸上抽了一巴掌。那声音在整个楼里回荡。我们住在一楼，可我却听到巴掌声（这时他的手掌已经离开我的脸颊）从楼道升上去，进入二楼的每个房间，然后透过攀缘的藤蔓落下来，像玻璃珠般在院子里滚动着。我反应过来后把右手握成拳朝他脸上打过去。他几乎纹丝不动。可是他抡起胳膊又飞快地揍了我一下。你这杂种，我说，娘娘腔，胆小鬼，我发起一场笨拙的攻击，又是拳打，又是搔抓，又是脚踢。他甚至都不想躲避我的进攻。操你妈的受虐狂！我冲他尖叫，不停地打他、哭喊，哭得越来越厉害，最后透过眼泪只能看清灯光和影子，却看不清我正在击打的这个身躯的清晰面貌。后来，我坐在地板上一个劲儿地哭。我仰望着旁边的阿图罗。他的鼻子里流着血，我记得一股血从他的上唇流下来，然后又流到嘴角，流到下颌。你打伤我了，他说，这么疼。我看着他，眨了好几下眼。这么疼，他说，叹着气。你干吗不想想怎么对待我的？我说。这时他站起来想摸一下我的脸，我往后一躲。别碰我，我说。抱歉，他说。我恨不得你死了，我说。我也恨不得我死了，他说，然后又来了一句：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他这不是对我说。我又开始哭起来，哭得越厉害越想哭，我一个劲地要他离开我家，快滚，永远不要再踏进这儿。我听到他叹息了一声，我闭上双眼。我的脸越来越灼热，但感觉主要不是疼痛而是羞辱。那两拳似乎伤了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自信、自尊。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他。阿图罗站起来（他一直跪在我旁边），我听到他走进卫生间。他出来时拿一片卫生纸擦着鼻血。我让他快点走，我说永远不想再见到他了。他问我情绪稳定下来了没有。有你在身边我永远稳定不下来，我说。后来他转身扔掉那块带血的卫生纸——像一个吸毒上瘾的妓女用的卫生棉球——走了。我还那样一个劲儿地哭了好几分钟。我试着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的每个细节。我感觉好受些后站起来，走进卫生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我的左脸还红着），给自己弄了点咖啡，放上音乐，然后去院子查看大门锁好了没有。后来，我拿了好几本书在起居室坐下。可我根本无法学习，于是又给生物系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所幸她在家里。我们随便聊了些各种琐事，我现在想不起来都聊了些什么，我想应该聊到她的男朋友，她说话的时候，我忽然又看见阿图罗擦鼻血用过的卫生纸。我看见它还在地板上，皱皱巴巴，红一道白一道，简直像个活物，我顿时感到很恶心，我编了个借口挂掉电话，告诉朋友说我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别去开，她说，可能是小偷或者强奸犯，说不定二者兼备呢！我不会去开门的，我说，我只是想去看看到底是谁。你们家有围墙吗？朋友问。我说围墙很高。我挂了电话穿过起居室向厨房走去。到厨房后我却不知道该干吗。我走到楼下的卫生间。我拿了几张卫生纸回到起居室。那团带血的卫生纸还在那儿，但是，如果发现它这会儿在一把椅子或者餐室桌子底下，我也不会惊讶。我用卫生纸包住阿图罗的血纸，用两根手指捻着，扔进马桶，然后放水冲掉。

6

拉斐尔·巴里奥斯，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 5月。

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走了后，我们的本能现实主义活动主要有：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一种招魂术用语，指受术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看来集中于他物而不由自主地书写，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受术者的清醒状态。这是一种书写上的超现实主义。另一种说法是由达达超现实大师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发明的非书写策略，被当成是释放创作潜力的手段，用来发掘潜意识内容，而不是用它来产生某种事先计划好的文本或图画。]、精致尸体游戏[Exquisite corpses，20世纪巴黎超现实主义作家间流行的游戏，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游戏开始时，第一位成员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第一句话，然后传递给第二位成员，而第二位成员不可以看到第一位所写的全部字句，只可以看最后一个词，后者根据这个词写下新的一句话，依此类推。游戏目的是要打破推理性的思维，展现客观、偶然因素对于写作的影响。]、没有观众的独白剧、强制写作[Constraintes，一种写作训练法。]、两只手写作、三只手写作、手淫式写作（我们用右手写东西，用左手手淫，如果是左撇子的话可以换手来做）、抒情短诗、诗长篇、总是用同一个单词结尾的十四行诗、在墙上写三个词的留言（如“这就是它”、“劳拉我的爱”等等）、愤怒日记、邮件诗、反射韵文、对话诗、反诗、巴西人的具体诗（用直接抄袭词典的葡萄牙语写作）、硬派散文（侦探小说，以极其俭省的语汇讲述，最后一句韵文揭示结局或压根没有结局）诗、寓言、神话、荒诞戏、波普艺术、俳句、格言（其实是对卡图卢斯的模仿或者变体，几乎是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的专利）、暴徒诗（西部民谣）、乔治体诗、经验诗、垮掉派诗、由bp尼克尔、约翰·吉奥诺、约翰·凯奇（《从星期一开始的一年》）、泰德·贝里戈、安东尼努斯兄弟、阿曼德·舒韦尔纳（《药片》）等人创作的伪诗、文字主义诗、书法诗、电子诗（布尔特奥、马萨吉尔）、血腥诗（至少写三次死亡）、色情诗（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与诗人的个人偏好无关），哥伦比亚的纳代斯塔、秘鲁的贺拉泽尔亚诺、乌干达的卡塔莱普蒂克、厄瓜多尔的坦萨特西科、巴西的食人族们写的伪诗、无产阶级的能乐……我们甚至出了一份杂志……我们不停地行动……我们不停地行动……我们尽力而为……可是到头来不曾做对一件事。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3月。

有时我会想起劳拉·达米安。不是经常想起。一天想起四五次。如果失眠了，可能会想起八次或十六次，这是讲得通的，因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的是空间容纳众多的回忆内容。但通常我想到她的次数只有四次或五次，每次回忆，每个记忆胶囊，大致有两分钟长，但我也说不准，因为不久前有人偷走了我的手表，由个人自己来掌握时间是很冒险的。

我年轻时认识一个朋友叫多洛蕾丝。多洛蕾丝·帕切科。她还真有办法来计时呢。那时我老想跟她上床。我想让你叫我眼冒金星，多洛蕾丝，有一天我对她说。你认为金星会冒多长时间？她问。什么意思啊？我问。你的一次高潮能持续多久？她问。挺长，我说。究竟多长？不知道，我说。很长一段时间吧。你问的这些问题挺好玩，多洛蕾丝。很长一段时间是多长？她坚持追问。这时我向她坦白从来没有量过一次高潮究竟持续多久，她说现在就可以模拟经历一场高潮，基姆，闭上眼睛，想像你达到高潮了。跟你吗？我说，瞧瞧我行不行。你愿意跟谁都可以，她说，只是想像它好了，行吗？我们来试试，我说。很好，她说，开始时举一下手。我闭上眼，想像开始操多洛蕾丝，随之举起手。这时我听到她的声音说：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三个密西西比，四个密西西比，我实在抑制不住想笑，睁开眼睛问她在干吗。我在给你计时啊，她说。高潮来了吗？我说不知道，一般时间会更长。别对我撒谎，基姆，她说，绝大多数高潮在数到四个密西西比时就结束了。再来试一次，你就知道了。我又闭上眼睛，起先我还能想像在操多洛蕾丝，接着不管操谁都想像不出来了。相反，我却想像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在一个洁白干净的房间里，很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多洛蕾丝计数的声音从墙壁、从一个隐蔽的扩音器里往下滴：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好像有人从海滩上给我发送信号，我却不能答复，尽管内心深处很想答复，很想说：你了解我吗？我很好，我还活着，我想醒过来。我睁开眼睛时多洛蕾丝说：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计算高潮的时间，一个密西西比算一秒，任何高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六秒。多洛蕾丝和我，我们到头来还是无缘做爱，不过成了好朋友，她结婚时（毕业后）我还参加了她的婚礼，我向她道贺时说：愿你的密西西比充满欢乐。新郎跟我们一样都是学建筑的，只是高一届，或者说比我们早一点毕业，他无意中听到我的话，心想我大概是指他们的蜜月，当然他们的蜜月是在美国度过的。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已很久没有想起过多洛蕾丝。她教我怎样计时。

现在我开始记录回想劳拉·达米安用的时间。我坐在地板上干起来：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劳拉·达米安的脸庞，劳拉·达米安的长发，在我空白的头脑中停留了五十个密西西比或者一百个密西西比的时间长度，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时我张开了嘴——啊——让自己一下子把所有的气息都呼出去，或者朝墙上唾去。我又成了孤独一人，我变得空空荡荡。密西西比这个词的回音在我的头盖的拱顶里回荡着，被那辆杀人小车毁灭的劳拉的身体形象再次渐渐远去，劳拉在墨西哥城的天空中，不，在罗马小区，在康德萨小区，在华雷斯小区，在库奥特莫克区的天空中，睁开眼睛，劳拉的眼睛照亮了绿色和棕褐色，照亮了科约阿坎所有的砖块和石头的影子。后来我就不计数了，深深地吁了一口或者两口气，好像遭到一场袭击，咕哝着说去吧，劳拉·达米安。去吧，达米安。这时她的脸终于变得黯淡，我的房间已经不再有劳拉·达米安的脸庞，成了一间现代精神病院，有着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那双凝望着我的眼睛又变成了护士的眼睛而不是劳拉·达米安的眼睛（她后脑勺长着眼睛！），如果说手表的圆脸不再在我的手腕上闪烁，不是因为劳拉拿走了它，不是因为劳拉让我吞了它，而是让那几个疯子偷走了，你能看见他们在这里跑来跑去，我们的这些可怜的墨西哥疯子，这些莽撞地折腾着或者哭喊着却什么也不懂的无知无识的人们。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找到自己的那本《卡沃尔卡》时把它紧紧抱在胳膊里，我凝视着它然后闭上双眼，先生们，因为谁都不是石头做的。我又睁开眼睛不断地翻寻那些资料，无意中发现了曼努埃尔的印在单面大开纸上的《真实1号》，1921年他在普埃布拉的各种墙上张贴过这东西，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墨西哥真实主义先锋派”，听上去有点可怕，是吗？但同时精彩绝伦。他还说“我的疯狂无法用任何预算来计算”，啊，那悠闲的生活，“我的疯狂无法用任何预算来计算”。不过，里面也有很不错的东西，比如他说：“我要号召所有墨西哥年轻的诗人、画家、雕塑家，他们已经被政府闲职位的金饭碗污染，已经被官方曲意奉承的评论、被粗鲁和淫荡的大众喝彩所玷污，他们还在安里克·冈萨雷斯·马尔蒂内斯[安里克·冈萨雷斯·马尔蒂内斯（Enrique González Martínez，1871—1952），墨西哥诗人，曾任驻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外交官。]的欢宴上舔着盘子，我要号召他们所有的人用智性精神不变的涓流创造艺术。所有那些怀有美好信仰，所有那些在散发着龙舌兰酒吧臭气以及油炸食品死气沉沉余热的民族主义媒体可怜、恶臭的喧嚣中还没有被粉碎的人们，全都以即将到来、在辉煌队列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墨西哥真实主义先锋派的名义号召起来……”那个曼努埃尔长着一条银子般的舌头。银舌！现在看来，有些话的意思我已经看不懂了。比如“号召”这个词。他大概想表达召唤、呼唤、聚集甚至指挥的意思，让我瞧瞧，我来查查字典。没错，“号召”还有别的含义。可是你搞不清也有可能是印刷工误排，而且在用“号召”的地方应该用“劝告”，这才更像曼努埃尔的意思，至少像我当时认识的那个曼努埃尔。这也可能是个拉丁词或者新生词，谁知道呢。也可能是一个被误用的术语。我对那两个小伙子这样讲。我说：孩子们，曼努埃尔的散文就是这样子，总是在冲刺，总是在煽动，充满了让我们沸腾和意乱的语言，现在，这样的散文在你们看来也许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那个时代却鼓舞了革命大众，鼓舞了那些视死如归的硬汉，他们一读到或者听到曼努埃尔的话就会在路上站住，冷冻般凝固住，好像要说这是什么啊，这样的散文让诗歌像大海一般，墨西哥天空下的大海。可我这是在哪里啊？我胳膊下面夹着那份惟一的《卡沃尔卡》，左手拿着《真实1号》，右手端着苏西达斯牌酒，一边喝着一边给他们读着来自遥远的1921年的文字，同时，在朋友们（年轻人永远都是我的朋友）的簇拥中，讨论着文章和梅斯卡尔酒，这种边读边饮的方式何其惬意，如此从容不迫，瓶中酒还剩不多时，我添了最后一轮，心里对我的那瓶陈年丹液说着再见，我读着《真实1号》的最后部分《先锋派目录》，那个时代（显然包括后来，以及从此之后），这份目录让内行、外行、作家、学者们都大吃一惊。目录以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名字开始。这挺奇怪吧？坎西诺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好像博尔赫斯和曼努埃尔，有着心灵感应式的交流，你们会这样认为吗？（你知道，那个阿根廷人评论过曼努埃尔1922年写的一本叫《绞刑台的本质》的书），接下来的人是：拉斐尔·拉索·德·拉·维加、吉列莫·德·托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克莱奥蒂尔德·路易西（这是何人呢？），温森特·鲁伊斯·维多夫罗。这是你的同胞，我对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赫拉尔多·迭戈、欧亨尼奥·蒙特斯、佩德罗·加菲亚斯、露西娅·桑切斯·绍尼尔·J.里瓦斯·帕内达斯、埃内斯托·洛佩兹·帕拉、胡安·拉雷亚、华金·德·拉·埃斯科苏拉、何塞·德·西里亚—埃斯卡兰特、塞萨尔·A、科梅特、伊萨克·德尔·班多·比尔拉。你们也看到了，只有一个a字。也许又是印刷错误，阿德里亚诺·巴列、胡安·拉斯。这叫什么名字啊。毛里西奥·巴卡里塞、罗格里奥·布恩迪亚、维森特·里斯科、佩德罗·雷达、安东尼奥·埃斯皮纳、阿道弗·萨拉萨尔、米格尔·罗梅罗·马丁内斯、希里克埃·凯塔罗。又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安东尼奥·M.库博罗。华金·爱德华兹。他可能又是我的同胞，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佩德罗·伊莱西亚斯、华金·德·阿罗卡、莱昂·费里佩。埃利奥多罗·普切、普列托·罗梅罗。瞧，我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新人的名字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弗兰西斯科·比吉、雨果·马约、巴托尔梅·加林德斯、胡安·拉蒙·希蒙斯、拉蒙·德尔·巴列—英克兰、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堂·何塞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究竟想干吗啊！阿尔弗索·雷耶斯、何塞·胡安·塔夫拉达、迭戈·里韦拉、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马里奥·德·萨亚斯、何塞·D.弗里亚斯、费尔明·雷韦尔塔斯、西尔韦斯特雷·雷韦尔塔斯、P.埃查瓦里亚、奥特尔，我想可能是那个了不起的奥特尔博士。J.托雷斯－加西亚、拉斐尔·P.巴拉达斯、J.萨尔巴特·帕帕塞特、何塞·玛丽亚·耶诺伊、让·埃普斯泰、让·理查德·布劳克、皮埃尔·布鲁内，你知道他是谁吗？玛丽亚·布兰查德、科尔内奥、法雷，我觉得曼努埃尔在这儿完全像变戏法似的从帽子里取出名字。弗尼尔、里欧，其实，我可以拿自己的生命打这个赌。Mme、吉伊·洛阿曼，他妈的，抱歉。玛丽亚·劳伦辛，现在情况开始好转。杜诺瑟尔·德·塞冈萨克。又糟糕了。哪个法国杂种在拽曼努埃尔的腿？或许他是在杂志上发现这个名字的？洪内格尔、格奥尔格斯·奥里克、奥森凡特、阿尔伯托·格莱塞斯、皮埃尔·雷维迪，终于走出沼泽地了。胡安·格里斯、尼古拉斯·博德恩、威廉·斯派思、让·鲍尔汉、吉列劳梅·阿波里奈尔、西皮恩、马科斯·雅各布、豪尔赫·布拉克、苏巴格、克里斯、特里斯坦·特萨拉、弗兰西斯科·皮卡比亚、豪尔赫·里贝莫特－德塞格内、热尼·杜兰、阿契彭科、索泡尔特、布莱顿、保罗·埃娄瓦德、马塞尔·杜查姆。当着两个小伙子的面，说得客气点，我同意这样说很武断：管弗兰西斯·皮卡比亚叫弗兰西斯科，管格奥尔格·布拉克叫豪尔赫·布拉克，不把马塞尔·德尔·卡波叫马塞洛或者保罗·埃洛瓦德·巴布罗，埃洛瓦德里缺个“娄”字，法语诗歌爱好者没有人不知道。更不要说布莱顿要带个重音。这份先锋派目录继续列举着主人公们的名字，错误也如影随形：弗兰克尔、塞尔内、埃里克·萨蒂尔、埃里尔·弗雷、巴布罗·毕加索、沃尔特·博拉德·阿伦斯伯格、塞利内·阿诺尔德、沃尔特·帕克、布鲁斯，拜托！摩根·罗塞尔、马尔克·查戈尔、赫尔·巴德尔、马科斯·恩斯特、克里斯蒂娜·沙德、利皮奇特斯、奥尔蒂斯·德·萨拉特、科尔雷亚·德·阿劳霍、哈克布森、希科尔德、亚当·费舍尔、费舍尔夫人、佩尔·克龙、阿尔弗·罗尔弗森、耶奥内尔特、皮埃特·蒙德里安、托尔斯泰森、阿里卡夫人、奥斯特罗姆、格利内、萨尔托、韦博、乌斯特、科克迪卡、康定斯基、斯特雷伯格（com.de B.A.de莫斯克）括号里的注释当然是曼努埃尔加的。好像大家都很清楚别人的背景，一个小伙子说。比如，赫尔·巴德尔、科里斯，还有那个科克迪卡，听着像是科克希卡，还有里欧、亚当和费舍尔夫人。为什么要写成莫斯克而不写成莫斯科呢？我大声发出质疑。我们继续往下看着。在这位莫斯卡瓦的专员过后就没有俄罗斯人了。卢那察尔斯基夫人、艾林伯格、塔利内、冈察洛斯基、马察科夫、埃卡斯特尔夫人、韦勒·蒙纳特、马尔维纳、拉里昂诺、贡蒂亚诺娃、贝诺娃、索蒂内，这个名字显然藏在字母n后面。戴布莱特、道斯伯格、雷奈尔、察恩、德里安、沃尔特洛瓦·苏尔=穆克伦。毫无疑问，他是这一批中最好的。或者是她，因为需要知道（至少在墨西哥）沃尔特洛瓦·苏尔=穆克伦是男性还是女性。让·科蒂埃、皮埃尔·阿尔伯特·比罗特、迈特辛格、让·夏洛特、莫里斯·雷奈尔、皮尤克斯、F.T.马里内特、G.P.卢西尼、保罗·布西、A.帕拉柴斯基、安里克·卡瓦茨基欧里、利贝罗·奥尔托马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小伙子们，这个名字我听着像阿尔韦托·萨维尼诺。卢西亚诺·弗格尔，多好听的名字，你们不觉得吗？在元首的军队里有个伞兵师就叫弗格尔。一群同性恋，让澳大利亚人踢他们的屁股。E.卡尔迪勒、G.卡里尔利、F.曼塞尔拉·芬蒂尼、奥罗·德·阿尔巴、马里奥·贝图达、阿曼多·马萨、M.博西奥尼、C.D.卡尔拉、G.塞威利尼、巴利尔拉·普拉特拉、康朱诺、科尔拉、马利亚诺、博西奥尼，这不是我自己在重复，是曼努埃尔或者那可怕的印刷工干的。费西、塞蒂麦尔利、卡尔利、奥齐塞、利纳蒂、蒂亚·罗萨、圣·波恩特、迪沃尔雷、马蒂尼、莫雷蒂、皮拉德洛、托齐、埃沃拉、阿德高、萨西尼诺、托沃拉托、道布勒、道斯伯格、布洛格里奥、尤特里罗、法夫里、瓦特里格纳特、列戈、诺拉·博尔赫斯、萨沃里、吉米、凡·高、格吕内瓦尔德、德雷恩、科康内特、波辛高特尔、马尔凯、吉尔内斯、弗宾、德劳奈、库尔克、舒韦特尔斯，应该是库特·舒韦特尔斯，其中一个小伙子，那个墨西哥人说，好像刚从莱诺铸排机的地狱里发现了自己失踪的双胞胎兄弟，海尼切、克莱姆，可能是克里。泽内尔、吉诺。简直是中邪了，没有比这更加晦涩的了。高尔利、博泰、西奥卡托、乔治·贝娄思、吉奥尔吉奥·德·齐里克、莫迪格里亚尼、坎塔雷利、索菲思、卡雷纳，目录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卡雷纳后面用了不祥的“等等”一词。我读完那份冗长的名单后，两个小伙子跪下或者专注地肃立，我实在想不起是哪个动作，但这并不重要，像士兵般肃立或者像个虔诚的信徒般跪在那里，喝完最后一口酒以示对所有那些熟悉或陌生、被他们的孙子辈们记住甚至被忘记的名字表示致敬，我看着这两个一分钟前还貌似认真的小伙子，专注地肃立在我面前，向那面旗帜或者已经倒下的同伴致敬，我也举起杯子一饮而尽，对我们所有的死者以示敬意。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7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到巴塞罗那后跟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有病在身。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瘦得特别厉害，看上去就像一具行走的骷髅。

那时我住在胡塔·德·科默西奥大街哥哥的家里，这条街上到处都有智利人。阿图罗的母亲就住在这里的塔尔勒斯，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同样没有淋浴设施，过道也没有厕所。我到巴塞罗那时给她带来一本阿图罗在墨西哥出的诗集。她瞧了瞧书，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总之是听不懂。她的情况非常不好。因为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缘故，她总是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而且经常哭泣。她的眼睛好像都要从眼窝里暴出来了。她的手颤动不已。有时她还会发生哮喘，可是却能每天抽一包烟。她抽的是那种黑色烟草，像阿图罗的妹妹卡门一样，卡门跟母亲住一起，但白天大多数时候都在外面。卡门在西班牙电信公司做保洁，在跟一个安达卢希亚人谈恋爱，该人是共产党。我在墨西哥见到卡门时她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现在还是，可她却在跟那个安达卢西亚人谈恋爱——那个安达卢西亚人，如果不是个忠心耿耿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有可能是个忠心耿耿的布雷思内韦派，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基本上是一回事。无论如何，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死敌，他们之间的故事一定很生动。

我在给阿图罗的信里把这一切都说了。我告诉他母亲身体很不好。我还说他母亲日渐衰弱，没有钱花，这个城市正在要她的命。我有时这样纠缠他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只能告诉他得帮帮母亲，要么寄钱过来，要么把她接回墨西哥。有时阿图罗的答复让你搞不清该不该当真。有一次他回信说：“告诉他们坚持下去。我很快就会过来打点好一切的。可是眼下他们一定要挺住。”太厚颜无耻了。我回信说她（单数）挺不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妹妹状态极佳，但每天跟母亲吵架，他必须得尽快为母亲做点什么了，否则就会失去这个把他带到人世间来的女人。那段时间我把自己所有的余钱都借给阿图罗的母亲，总共大约两百美元，这是我1975年在墨西哥获得的一项诗歌奖奖金的余额，我用那笔奖金先买了一张去巴塞罗那的飞机票。当然我没有把这个告诉他。不过，我想他母亲可能已经说了。她每隔三天就给阿图罗写一封信：我猜是甲状腺机能亢奋的缘故吧。不过，两百美元足够她付房租了，但房租也很昂贵。一天我收到一封哈辛托·雷克纳的信，其中提到阿图罗从不读母亲的信。这个傻子怪人雷克纳是故意开玩笑的，可那是最后的稻草，我给阿图罗写了封信，只字不提文学，主要内容谈的都是钱的事，还有健康以及家庭问题。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你由着性子议论阿图罗，可他每信必回）说已经给母亲寄钱过来了，还打算采取更好的措施，给母亲找份工作，因为母亲的问题是，她一直都有工作，觉得自己很无用后会心烦意乱。我想告诉他巴塞罗那的失业率很高，另外，他母亲的形象没法去工作，如果她出去找工作，可能会吓坏老板，因为她太瘦了，瘦得简直可怕，简直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决定还是让他省点心，也让自己省点心，还是跟他聊聊诗歌：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费里克思·德·阿苏亚、吉姆菲尔、马丁内斯·萨里翁，这些是我和他都喜欢的诗人，还有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奥里，“后主义”的创始人，我最近在跟此人通信。

一天下午，阿图罗的母亲上我哥哥家来找我。她说儿子寄来一封非常令人费解的信。她把信交给我看。信封里装着阿图罗的信和一封厄瓜多尔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写给加泰罗尼亚小说家胡安·马尔塞的介绍信。阿图罗在信中说需要母亲去找胡安·马尔塞，他就住在萨格拉达法米列附近，然后把巴尔加斯的介绍信交给他。这封介绍信挺短的。上来先问候了马尔塞几句，提到（令人费解）在加里鲍尔迪广场附近一条街上的一次愉快邂逅。接着极其仓促地介绍了下阿图罗，然后，很快涉及到真正最重要的部分：这位诗人母亲处境窘迫，请马尔塞无论如何倾力相助帮她找份工作。我们这就去找胡安·马尔塞！阿图罗的母亲说。看得出她非常开心，为儿子的举动感到很自豪。我有些犹疑。她希望我跟她一起去拜访马尔塞。她说，如果我一个人去，会很紧张的，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你是个作家，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帮我解围。

我对这个提议无动于衷，但答应陪她去。一天下午我们去了。阿图罗的母亲把自己收拾得比平日更精神些，但还是形销骨立。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乘上地铁，在萨格拉达法米列下了车。我们快到目的地时她感觉哮喘马上就要发作了，只好用上呼吸器。胡安·马尔塞亲自来到门口。我们跟他打了个招呼，阿图罗的母亲解释了来意。她讲得一团糟，不停地在说什么“需要”、“危险关头”、“参与社会的诗歌”、“智利”、“疾病”、“令人遗憾的境况”。我想她可能脑子犯糊涂了。胡安·马尔塞望着她递出的信封让我们进去。你们想喝点什么？他说。不用了，您真好。阿图罗的母亲说。不用了，谢谢您，我说。马尔塞开始读巴尔加斯的信，还问我们是否认识他。他是我儿子的朋友，阿图罗的母亲说。我想他到我们家来过一次，但没有见到他。我说我也不认识他。挺出色的一个人，巴尔加斯·帕尔多，马尔塞咕哝着说。您离开智利已经很长时间了吗？他问阿图罗的母亲。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来了。阿图罗的母亲开始说起智利和墨西哥，马尔塞开始谈起墨西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忽然彼此以“你”相称，大笑不已。我也笑了。马尔塞可能讲了个什么笑话。他说，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有点事也许你会感兴趣。不是工作而是一份奖学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奖学金。特殊教育？阿图罗的母亲说。嗯，马尔塞说，我想应该这样叫吧。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学有关。噢，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阿图罗的母亲说。过了会儿我们就走了。明天给我打电话，马尔塞在门口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笑个不停。阿图罗的母亲觉得胡安·马尔塞很秀气，眼睛很漂亮，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这么开心了。第二天她就给马尔塞打了电话，马尔塞给了她负责奖学金的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一星期后，阿图罗的母亲开始在巴塞罗那的一所学校研究智力缺陷、智力低下的孩子，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人的教育课题，学习期间的工作身份是实习教师。奖学金提供为期三年，每年的延续取决于她的成绩。不久她又去医院治疗甲状腺。起先，我们以为她可能得动个手术，但最终没有动。所以，当阿图罗到巴塞罗那时，母亲的情况已经好多了。奖学金虽不丰厚，但够她生活了，她甚至有钱去买各种巧克力，因为她知道阿图罗喜欢巧克力，谁都知道，欧洲的巧克力绝对要比墨西哥的好多了。

7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7月。

乌里塞斯·利马到巴黎时，他惟一的熟人就是一个曾流亡墨西哥生活的秘鲁诗人和我。我只见过这个人一次，是在基多咖啡店，那天晚上我跟阿图罗·贝拉诺有约会。我们三个人聊了会儿，只有一起喝杯咖啡的工夫，后来我和阿图罗就走了。

我很熟悉阿图罗，但自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我以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在墨西哥干什么？研究人类学，这是在理论上。事实上呢，我到处旅游，在这个国家观光。我还参加了很多派对。墨西哥人有那么多的休闲时间，真不可思议。当然，就我的目标而言（我靠拿奖学金生活）那点钱远远不够花，所以我在一个叫吉米·塞蒂纳的摄影师那里找了份工作，我想，我是在伦德雷斯大街一家叫巴斯科·德·基罗加饭店的派对上认识他的。我的财力大为改善。吉米拍些艺术裸体摄影，如他所称，但其实是些软性色情作品，全裸，要摆刺激性姿势，或者脱衣挑逗性系列图片，这一切都在他住的布卡雷利大街一幢楼的顶层工作室里进行。

我现在想不起是怎么跟阿图罗结识的，也许是在吉米住的那幢楼里上完一个摄影课之后，也许是在一家酒吧，也许是在一次聚会上。还有可能是在大伙都叫杰里·刘易斯的美国人开的比萨店里。在墨西哥，人们往往在那些匪夷所思的地方会面。总之，我们相遇了，而且一见钟情，但睡到一块儿差不多是在过了一年之后。

只要是法国的东西，他都兴趣盎然。说到这点，他还真有些天真。比如，他以为，我在研究人类学，必然知道马克斯·雅各布（这个名字很熟悉，但也顶多熟悉而已）的作品，我告诉他不知道，告诉他法国女孩读别的东西（就我而言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时，他就是不肯信。他认为我在开玩笑。可是他喜欢琢磨，我是说，他总是从文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并不异想天开，你不读雅克斯·里高特[雅克斯·里高特（Jacques Rigaut，1898—1929），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他也绝不会小看你，甚至他自己都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有时我们花好几个小时谈论她的某个长篇，重温那些谜局（我的记忆力特别差劲，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出色），重构那些不可思议的凶杀案。

我不知道他身上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有一天，我带他到我住的公寓，我跟另外三个学人类学的学生住一起，一个来自科罗拉多的美国人，两个法国女孩，终于，在那天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上了床。我早就警告过他，我有一个怪癖。我是半严肃半开玩笑地（我们在现代美术馆的花园里大笑着，那儿有很多雕塑，很可怕）告诉他：阿图罗，永远不要跟我睡觉，因为我是个受虐狂。什么意思？他说。意思是我喜欢做爱的时候挨揍，就是这样。这时阿图罗不笑了。当真？他说。绝对当真，我说。你怎么喜欢挨揍呢？他说。我喜欢别人抽我，我说，抽我的脸，打我的屁股之类的。要很重吗？他问，不，不很重，我说。你在墨西哥一定没有做过多少爱，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我说为什么这样讲。伤痕啊，马普尔小姐，他说，我没有看见你身上有任何伤痕的印迹。我当然做爱了，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受虐狂，不是一个动物。阿图罗笑了。我想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所以，那天晚上，或者其实是早晨，我们终于上床后，他对我特别温柔，我都不忍心拦他，如果他想全身上下舔我，轻柔地吻我，我也让他遂心，但我很快就发现他硬不起来，我把他的那家伙握在手里，抚弄了会儿，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后来我问他，轻声地在他耳边细语，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他说没有，挺好，我们又相拥抚摸了更长一会儿，但显然还是兴奋不起来，我说这样不好，别试了，够了，如果你没有兴致，就不会有兴致，他点上一支烟（他抽一种叫巴利的烟，这个名字很好玩），然后说起他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后来他起床在屋子里裸着身子走了几圈，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我的东西，然后又在床铺旁边的地板上坐下，开始浏览起我的照片，还有些吉米的艺术特写，我不知道为什么保存下来了，也许我太傻了，我问他这些照片是不是让他来劲了，他说没有，但这些照片挺好，我看上去也挺好，你很漂亮，西蒙娜，他说，就在这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让他来上床，趴在我上面，抽几下我的脸颊或者屁股，他望着我说，我不会干那种事，西蒙娜，然后又纠正自己的话：这是又一件我不会干的事儿，西蒙娜，可是我说，来吧，勇敢些，上床来，他上了床，我翻过身子，躬起屁股说：慢慢地，像玩游戏那样，他抽了我第一掌，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我没有读过里高特，我说，也没有读过马克斯·雅各布，更没有读过乏味的班维尔[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    ），爱尔兰小说家。小说《大海》（The Sea）获得2005年布克奖。]、波德莱尔、卡图尔·芒戴斯、阔比埃[阔比埃（Tristan Corbière，1845—1875），法国诗人，善于以现实主义笔法描写航海生活。]，这些必读作家的作品，可我读过萨德侯爵的作品。噢，真的？他说。是，我说，一边抚弄着他那家伙。他开始抽我的屁股，好像是有意的。你读过萨德写的什么？《闺房里的哲学》，我说。《贾斯廷》呢？当然读过了，我说。《朱丽叶特》呢？当然读过。这时我已经湿了，开始呻吟，阿图罗的那家伙已经硬得像根棍子，我翻过身，让他进去，但是别太急，等我发话了再动，感觉着滋味美极了。抽我，我说，抽我的脸，我的脸颊。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他抽打着我。重些！我说。他抽得更重了。现在可以动了，我说，有那么几秒钟，房间里只听到我的呻吟声和抽打声。接着他也开始呻吟起来。

我们一直做到天亮才休息，完事后他点上一支巴利牌香烟，问我读过萨德的戏剧没有。我说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萨德还写过戏剧。他不仅写戏剧，阿图罗说，还给剧院老板写过很多信鼓励他们演他写的东西。当然，谁也不敢上演他写的任何东西，因为到头来这些人都得下狱（我们都笑了），可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侯爵固执地坚持，在信里做了各种预算，细到服装花多少钱都考虑到了，最令人伤心的是，他把这些数字加起来，非常划算！这些戏会挣钱的。挺色情的吗？我问，不，阿图罗说，充满了哲理，只是带那么点性。

我们做了一阵子情人。准确地说有三个月，是我离开墨西哥回巴黎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夜夜做爱。也不是隔晚见一次面。不过我们尽可能多见面。他捆起我，揍我，虐待我。他从不留下伤痕的印迹，只是把屁股打得红彤彤的，也就是说他特温柔。没过多久，我最后适应了他。换句话说，我需要他，最后他也可能会习惯我的方式，但我们都没有给对方时间。我们只是朋友。我们聊萨德、阿加莎·克丽斯蒂，聊人生。我遇见他时他跟任何墨西哥人毫无二致，可是到了最后，感觉他越来越像个外国人。我有一回说：你们墨西哥人像这像那，他说我不是墨西哥人，西蒙娜，我是智利人，说得有点哀伤，这是真的，但他好像很刻意。

所以，当乌里塞斯·利马到我住的地方来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时，我简直喜出望外，但是，随后，当我得知阿图罗也在欧洲，甚至没有礼貌性地寄我一张明信片，我心里又很烦躁。那时我在巴黎诺德大学人类学系有一份基本上很乏味、官僚气十足的工作，有乌里塞斯在这里，我至少可以练练西班牙语，现在已经有些微荒疏了。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伊奥克斯街上。一次，只有那一次，我上那儿找过他。我没有见过还有比这更惨的“用人房”，屋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而且打不开，望出去是一个又黑又脏的通风管道。几乎连放一张床和会晃动的儿童桌的空间都没有。没有衣橱或者壁柜，他的衣服都还放在箱子里，或者胡乱扔在房间，我进去时都感觉要呕吐了。我问他房租是多少。他告诉我后，我才意识到他被某人骗了。不管给你找这个房子的人是谁，他都在骗你，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垃圾房，这个城市好房子多得是。我相信，他说，可是他接着又争辩说不打算在巴黎长住，不想在找好房子上浪费时间。

我们并不经常见面，要见面时多半由他提出。有时他会打个电话，有时他来我住的楼里，问我想不想散步，或者喝杯咖啡，看场电影什么的。我总是说很忙，在学习或者处理系里的工作，但有时我也会同意，一起出去散会儿步。我们一般在拉鲁纳街的一家酒吧前停住，进去吃点意大利面食，喝点酒，谈谈墨西哥。总是他付钱，现在想来这有些奇怪，因为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工作。他读了很多书。他胳膊下面总是夹着几本书，全是法语的，但说真的他还远谈不上精通法语（我说过，我们谈话用西班牙语）。一天晚上，他对我说起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在巴黎住段时间，然后去以色列。他告诉我时我惊讶地笑了，不肯相信。为什么去以色列？因为有个朋友在那里。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是惟一的原因吗？我怀疑地问道。惟一原因。

其实，他无论做什么事儿好像都没有个计划。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懒散、镇定、有些清高，但并不冷漠。其实，他可能很热情，不像阿图罗，特别强硬，有时好像对谁都很讨厌。乌里塞斯不是这样。他很正派。有时会冷嘲热讽，但很正派。他很能宽容人，似乎从不想侵入你的私密领域，以我的经验论，拉美人可不是这样。

伊波利托·加尔塞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大街，巴黎，1977年8月。

我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到巴黎时我惊喜不已，我向上帝坦白。我是在伊奥克斯街上一间还不错的小屋里找到他的，离我住的地方挺近。从马塞尔·普鲁斯特大街到他住的地方几乎没有距离。朝左转，向热内·博伊莱斯维大街走去，然后拐到查尔斯·狄更斯街，就到伊奥克斯街了。所以，其实像人们说的那样我们算是住在隔壁。我的房间有一个轻便电炉，我每天都自己做饭，乌里塞斯经常上我这儿来吃饭。可我说：你得弄点什么让我来做，那么，他说，波利托，我会给你钱的，别担心，这也显得公平，因为你买来吃的，然后又做好了。你想要多少钱？我则说，就给我一百美元吧，乌里塞斯，这事儿就这样结了。他说他一个美元都没有了，全是法郎，他就给了我法郎。他有现金，是个信得过的家伙。

可是，有一天，他说：波利托，我每天吃得这么差劲，一盘破米饭怎么值这么多钱？我向他解释法国大米很贵，不像在墨西哥或者秘鲁，这儿一斤米贵多了，伙计，乌里塞斯，我告诉他。他看了我一眼，墨西哥人表示狐疑时就经常那样，他说，好吧，但至少买瓶番茄酱吧，我实在受不了吃白米饭。好的，我说，我还会买酒的，我忘了这事儿，实在是太忙了，但你得再给我加点钱。他又给了我一些钱，第二天我煮米饭时加了番茄酱，给他倒了杯红酒，可第二天葡萄酒就没了（我喝了，我承认），两天后番茄酱也用光了，他又依旧吃起平淡的米饭。后来我开始做通心面。瞧，我试图回忆起来。后来我又做了小扁豆，里面含丰富的铁元素，很有营养。小扁豆用完了，我又做了鹰嘴豆。之后我又开始做白米饭了。一天，乌里塞斯站起来半开玩笑地让我吃，波利托，他说，我感觉你在瞎扯。你做着巴黎最平淡又最昂贵的菜。没有，我告诉他，没有，伙计，你根本不清楚东西卖得有多贵，但第二天他就不来吃了。三天过去了，不见他的任何踪影。后来我又找到他的住处，他不在那儿。但我必须要见到他，于是我就坐在过道里等他回家。

早晨三点左右他现身了。他看见我在过道里，在那个狭长幽黑、散发着臭味的走廊里，他站住不动了，在距离我二十英尺左右的地方，双腿撑在那里，好像觉得我要袭击他。有趣的是他也不吭声，一言不语。混蛋，我想，老乌里塞斯，他给吓得尿都流出来了，仿佛想在走廊里跟我干一仗。我想完了，然后待在原地不动。地板上这个影子算什么威胁？我叫了声他的名字，乌里塞斯，哥们儿，是我，波利托。他说，波利托！你他妈的晚上这个时候了还在这儿干吗，波利托？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我琢磨，这傻逼在想什么呢？他把我想成谁了？我发死誓这时我比前一会儿更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天太晚了，或者走廊太阴暗了，或者我那诗人的想像力随之失控了，事实上我都开始发抖了。我觉得我发现走廊里乌里塞斯·利马的影子后面还有一个影子。说实话，那时我很害怕下到八楼，从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出去。可是我又一心想逃离这儿。刹那间，我害怕一个人待着的感觉更加强烈。我站起来时一条腿都已经麻了，我问乌里塞斯我能不能进屋去。这时他好像才清醒过来，说当然可以，波利托，然后打开门。我们进去后把灯打开，这时我感觉血液又开始在血管里循环起来，然后，我像个无情的杂种一般，给他看了我带的几本书。乌里塞斯一本接一本地看着，说都挺好的，但我知道他死都想要这些书。我带过来是想卖给你，我说。你想要多少钱？他说。我说了个大胆疯狂的总数，看他有何反应。乌里塞斯看着我说没问题，然后就从衣袋里取出钱付给我，站在那里望着我不发一语。好吧，伙计，我说，那我这就走了。明天还要我做一顿美餐等你来吗？不用了，他说，别等我。不过你哪天还会去我那儿吧？记住了，如果不吃饭，你会饿死的，我说。我不会再去了，波利托，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哪儿出问题了。在内心，我实在怕得屁滚尿流（想到要走出去、走进过道然后下楼梯，简直要了我的命），可是一到外面我又开始说话了。操，我忽然开始说话了，听着自己的话语，那声音好像不是我的，而且这个杂种已经自动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说你没有权力，乌里塞斯，我已经花钱买了很多东西，你要是看到我买的这么多好东西就好了，现在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呢？让它们腐烂了？难道让我把这些全吃了，乌里塞斯？你就想让我这样吗？如果我消化不了或者胃痉挛了怎么办？回答我，乌里塞斯，别装作听不见。说的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无论内心说什么，我都对自己说闭嘴，波利托，你太过分了，这是很丑陋的，别这样说，傻帽——在外面，在那种昏沉状态，我的脸和嘴唇都麻木了，我的舌头也松软了，那些话（我绝对不想讲出来的话！）不断脱口而出，我听到自己在说：你算是什么样的朋友，乌里塞斯？我娇惯你的时候，好像你不仅仅是我的小哥们儿，好像就是我的亲兄弟，我的小弟弟，真讨厌，乌里塞斯，现在你却对我这样冷淡。为什么要这样？我只能说我不断地说啊说，而乌里塞斯呢，在屋里面对我站着，屋子显得特别小，简直就像一口棺材，他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我，定定地，绝不做我以为他会做的事儿，我担心会做的事儿，就那样站着好像要让我自己挖个洞钻进去，好像在心里说，波利托还剩两分钟，一分半钟，一分钟，波利托，还剩五十秒了，可怜的家伙，还剩十秒了。我发誓我好像在看着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好像我的双眼睁着的时候，另外一双眼睛，那双闭着的眼睛在扫描我的每一寸肌肤，计算着每一根头发，那只闭着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比睁着的眼睛看到的还要多，我知道这他妈的没有任何意义，后来我坚持不下去了，像个荡妇般倒在床上，我说，乌里塞斯，我感觉糟糕极了，乌里塞斯，伙计，我的生活就像一场灾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想把一切都做对了，可到头来一切都错了，我应该回秘鲁去，这个城市他妈的在屠害我，我已经跟过去的那个我完全不同了，我不断地说啊说，想让内心折磨着我的一切都排出去，我把脸埋在毯子里，埋在乌里塞斯的毯子里，我不知道这些毯子是从哪儿搞来的，味道难闻极了，不是典型的“用人屋”里没有洗过的味道，也不像乌里塞斯自己的味道，却像别的味道，像死亡的味道，一种忽然蠕动着钻进我脑子的邪恶味道，让我一下子坐了起来，糟糕，乌里塞斯，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地毯，哥们儿，从停尸间里顺来的吗？乌里塞斯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听我说着话，我想这时是个离开的机会，我站起来伸出手，碰了下他的肩膀。那感觉就像在摸一尊雕像。

罗贝托·罗萨斯，帕西街，巴黎，1977年9月。

我们的阁楼公寓总共有十二间屋子。八间由拉美人占着：一个叫理查迪托·巴里恩托斯的智利人；一对阿根廷夫妇，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和米格尔里托·萨波廷斯基；别的几个全是秘鲁人，都是诗人，彼此处于战争状态。

我们喜欢把这幢阁楼叫帕西公社或者帕西陋室城。

我们总是不停地争论，我们最喜欢的话题，或者说我们惟一的话题，就是政治和文学。理查迪托的房间以前是租给伊波利托·加尔塞斯的，他是秘鲁人，也是个诗人，可是有一天，经过紧急磋商后，我们决定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他妈的本周内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把你踢下楼去，在你床上放一泡屎，在你的酒里掺耗子药，或者想出更坏的招儿来。幸运的是波利托乖乖地听了我们的话。如果不听的话，我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可是，有一天他走过来，像平常一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一间又一间屋子借钱（从不还），让人在这儿给他点咖啡喝，在那儿给口马黛茶（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像瘟疫般讨厌他），然后借几本书，说那个星期他读了布赖斯·埃切尼克，或者胡里奥·拉蒙·里贝罗的作品，或者跟西诺斯特罗萨喝茶了。第一次你可能还会相信他说的，第二次可能会大笑，可是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样的谎言时，你就会觉得厌恶、同情和警惕，因为显然波利托的脑子不对劲儿了。当你寻根问底时不禁会质疑，这是个什么人呢？而且，我们别人谁也没有波利托那样疯狂。

可是，有一天，他过来了，那天晚上大伙差不多正好都在那里（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听到他在敲别人的门，我听出那是他的声音，那个绝对错不了的“怎么样，哥们儿”），过了会儿，他的影子落在我的门槛上，他好像担心不请自来，后来我说——也许我说得太唐突了——你想要什么，他妈的？他笑了，这蠢驴笑了，说啊，罗贝蒂托，好久不见了，哥们儿，很高兴看到你没什么变化，瞧，我这儿有个诗人，想让你见见，一个从墨西哥来的兄弟。

这时我才发现他旁边还有个人。一个黝黑、壮实得像印第安人的家伙。一个有着既清澈又模糊眼睛的家伙，带着医生般的微笑，在帕西公社难得一见的那种微笑，在这里我们的微笑都像民间音乐家或者律师。

那人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我就是这么认识他的。我们成了朋友。巴黎的朋友。当然他完全不同于波利托。如果他像波利托的话，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我不知道他在巴黎住了多长时间。我记得我们经常见面，虽然我们的个性很悬殊。可是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走了。怎么回事，伙计？我问，因为据我所知，他热爱这个城市。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很不好，他说，面带着微笑。可是有这么严重吗？没有，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只是有点麻烦。好吧，我说，那就是不错了，我们喝一杯祝贺一下。为了回墨西哥去！我说着举起杯子。我不想回墨西哥，他说，我想去巴塞罗那。什么意思，伙计？我说。我有个朋友在那里，我打算在他那里待一段时间。他就说了这些。我没有再深问下去。后来我们出去喝了些葡萄酒，在比尔阿凯姆门附近坐下喝着，我对他讲了自己最近的浪漫经历。可是他有些心不在焉，我们换了个话题，开始谈起诗歌来，这是我那些日子越来越不怎么喜欢的话题。

我记得乌里塞斯喜欢法国年轻诗人。我可以证明这点。我们帕西陋室城的人，觉得他们让人倒胃口。都是些娇惯放纵的小子或者吸毒者。你要知道，乌里塞斯，我对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见识过拉美监狱里的真相。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关心诗歌这种东西呢？这杂种什么也不说，只是大笑。有一次他带我去见米歇尔·布尔特奥。乌里塞斯讲一口漂亮的法语，所以我也不得不主要说法语。后来我又见了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斯·弗索特，以及布尔特奥的朋友阿德琳。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让我一见倾心的。我问弗索特能不能在他工作的那个杂志上发一篇我的文章，这份小波普破杂志，他说得先看看文章。几天后我把那篇文章带给他，他不喜欢。我向梅萨吉尔打听一个法国诗人，“一个伟大的法国文化老人”的地址，在20世纪40年代，据说他有一次去利马旅行见过马丁·阿丹，可是梅萨吉尔不肯给我。他试图告诉我这个诗人对来访的人很警惕。我不是要从他那儿借钱，我说，我只是想采访他，可是这样说根本不管用。最后，我告诉布尔特奥，我想翻译他的作品。他饶有兴致，没有表示反对。当然，我是开玩笑。那时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能不赖。事实上，过了几天后某个晚上我还真动手干起来。我选择翻译的那首诗是《丝缎般的血》。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译诗，虽然我也是个诗人，据说只有诗人才能翻译出别的诗人的东西。可是没人翻译过我的诗，我干吗要翻译别人的诗呢？总之，就这样动手干开了。这个点子似乎不赖。这可能跟乌里塞斯有点关系，他的影响致使我又开始质疑那些陈旧的假设。也许只是想找时间干点以前从不曾干过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告诉布尔特奥我打算翻译他的诗，打算发表（发表一词很关键）我的译文，在一家压根就不存在的秘鲁杂志上（我编了个名字），这份杂志的投稿人里就有维斯法兰，我这样对他说，他高兴地答应了。但我想他肯定不知道这个维斯法兰是何许人，我也许还说这份杂志发表过瓦曼·波马或者萨拉萨尔·邦迪的东西。总之，我开始动手翻译了。

我不记得那时乌里塞斯已经走了还是仍在那里。我从一上手翻译这首烂诗就出现了麻烦。题目怎么译呢？译成“缎子般的血”呢，还是“缎子之血”呢？我考虑了一个多星期。就在这时，我忽然被巴黎的可怕击溃了，被法语的可怕、诗歌圈、我们这种无所事事的游客的状态以及南美人迷失在欧洲、迷失在世界的那种悲伤、无望状态击溃了，后来我意识到我翻译不出“缎子般的血”或者“缎子之血”，我知道，如果我翻译了，最后无异于在德黑兰街的书房里谋杀了布尔特奥，然后像个不法之徒般逃离巴黎。所以，最后，我决定放过它，乌里塞斯·利马离开之时（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也是我跟法语诗人交道结束之际。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他从来没有找过任何哪怕有些微类似工作的活。说实话，我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他到这儿的时候就有钱，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最初几次见面，总是他付钱买咖啡、苹果白兰地酒、葡萄酒，但很快他就把钱花光了，据我所知，他没有收入来源。

有一次他告诉我在街上捡到一张五千法郎的钞票，他说，从那以后他走路时眼睛老喜欢盯着地面。

没过多久，他又捡到一张钱。

几个秘鲁朋友偶尔给他点活干，那是一群秘鲁诗人，也许只是空有诗人的名头，因为谁都知道，巴黎的生活会把你磨下去的，把你的情趣销蚀掉，如果你那情趣不是铁甲做成的话。这样的生活会让你变得粗糙，会把你逼得湮没无闻。至少我认识的许多拉美人难逃此劫。我不想说乌里塞斯同样如此，但对那些秘鲁人来说绝对千真万确。他们有个做保洁的集体组织。他们给办公室地板打蜡、清洗窗户，干些这种活，这伙人中谁生病了或者离开这个城市时，乌里塞斯就会帮他们干点活。大多数时候，是某人生病时他才来代劳，因为这些秘鲁人并不怎么出去旅行，不过夏季的时候有些人会去胡西雍收葡萄，三五成群地离开，有时仅一人孤单前往，走之前声称去科斯塔布拉瓦休假。我看见过他们三次。他们都是些苦命人。这伙人中不止一个想弄我上床。

有一次我问乌里塞斯，你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几乎从不饿肚子。你怎么想去以色列呢？有段时间了，他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很难说我们都谈了什么。跟阿图罗谈了些什么从来都清清楚楚（我们基本上以谈论文学和性为主），跟乌里塞斯的谈话界限却很模糊。也许因为我们彼此见面不多（但以他自己的方式忠实着我们的友谊，忠实着我们的电话号码）。也许因为他貌似或者本来就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

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坐在特洛卡德罗花园，巴黎，1977年9月。

他们管他叫伊奥克斯街上的基督，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连罗伯托·罗萨斯也不例外，后者声称是利马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大伙嘲笑他，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个傻子，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只说他是个十足的低能儿，居然让波利托·加尔塞斯骗了三回，但却忘了波利托也骗过他们。伊奥克斯大街上的这位基督。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他的住处。我知道大家都说那里太恐怖了，说那里是个腌臜的洞穴，说那里堆积着巴黎最烂的垃圾：废品、杂志、报纸，他从书店偷来的书，那些东西很快就开始散发出他住处的味道，开始腐烂、风化，变成各种令人发疯的颜色。他们说他可以整整好几天不吃东西，好几个月不去公共澡堂，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显得特别脏的时候。总之，我不是很了解他，我不是他的朋友，但有一天他上我们住的帕西街的阁楼来了，家里没有人，只有我，我的状态很差，我很沮丧，我一直跟男朋友吵架，我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哭，别人都去电影协会或者参加某个政治会议了（他们全是活动分子和政治活跃者），乌里塞斯·利马走进过道，没有敲任何一家的门，好像他早就知道一个人都没有，他直接向我的房间走来，我正坐在床边，盯着墙壁，他走进来（他身上很干净，味道挺好闻），站在我身边，不说一句话，他只说了句你好，索菲娅，就一直那样站着等到我不哭了。所以我记忆中的他很温柔。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乌里塞斯·利马经常上我家来洗澡。我一点都不觉得兴奋。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毛巾，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在肉体上甚至情感上并不亲密的话，但我还是让他用了我的淋浴器，用完后我就把毛巾都收起来放进洗衣机。这样能让他尽量在我的房间保持干净。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这是值得肯定的。我冲完澡后要好好擦洗一番浴盆，把排水道里的毛发都捡出来。这样的毛发也许微不足道，可是却能把我逼疯。我讨厌看到发团堵住水道，尤其是如果这头发不是我的。然后我收起自己用过的毛巾，叠好，放在坐浴盆上等有时间再放进洗衣机里。最初几次他甚至自带肥皂，但我告诉他不必这样，可以随便用我的肥皂和洗发水，但千万别想碰我的海绵。

他总是一本正经。他总是提前一天打电话问过来是否合适，想证实一下我没有客人或者活动安排，然后我们再确定好时间，第二天他会直接过来，我们聊一会儿，他就走进卫生间。然后不知再过多少天我才会又听到他的声音，有时是一个星期，有时两个甚至三个星期。这期间他肯定去公共澡堂洗澡了。

有一回，在拉鲁纳街的那家酒吧里，他告诉我喜欢上外国人常去的公共澡堂，从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来的黑人。我说穷学生也经常上那儿去。他说，没错，不过主要还是外国人。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是否去过墨西哥的公共澡堂。我当然没去过了。那可是好货色啊，他说。有桑拿、土耳其浴、蒸浴。我告诉他，个别东西这儿也有，可是太贵了。他说，在墨西哥可不贵，在墨西哥这些服务挺便宜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墨西哥的公共澡堂。别说你经常去这些地方洗澡，我说。没有，其实并不常去，他说。只去过一两次。

他是个怪人。他经常在书页边上写东西。我很不乐意给他借任何书。为什么？我不喜欢别人在我的书上涂画。你可能不相信，他常常拿着一本书去冲澡。我发誓。他常常在淋浴的时候读书。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他的书几乎全都是湿的。起先我以为被雨淋过。乌里塞斯是个步行家。他几乎从不乘地铁。在整个巴黎徒步穿来穿去，天下雨后会淋得湿透，因为他从不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走。所以，他的那些书，至少他经常看的那些书，总是有些翅卷，有些僵硬，我想就是因为淋了雨的缘故。可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带着一本干燥的书走进卫生间，等出来时那本书已经湿了。那天，我的好奇心开始作祟。我走到他跟前，把书抽过来。不仅封面湿了，有几页内容也湿了，包括页边上写的批注，有些甚至都是在喷头下面写的，水把墨汁弄得四处乱流，这时我就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真难以置信，你居然在洗澡的时候读书！你疯了吗？他说就是抑制不住，但至少他只读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只读诗，当时不了解，但是现在知道了：他说他只读两三页，不是整本书），然后我开始笑起来，顺势倒在沙发上，笑得直打滚，他也笑了，我们都不知道笑了多长时间。

米歇尔·布尔特奥，德黑兰街，巴黎，1978年1月。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有一天晚上，大概已经过了半夜，他给我家里打来电话。他要找米歇尔·布尔特奥。我说我就是米歇尔·布尔特奥。他说我是乌里塞斯·利马。沉默了片刻。我说：是吗？他说：很高兴在家里找到你，希望你还没有休息。我说：没有，没有，还没有睡。沉默。他说：我很想见见你。我说：现在可以吗？他说：可以，就现在，我可以去你那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你在哪里？可是他却误会我的意思了，说：我是墨西哥人。这时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我收到过一份墨西哥寄来的杂志。但是，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还是不熟悉。我说：你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没听说过。我说：我想他们都是墨西哥人吧。他说：“问号”？谁是“问号”？我说：当然是一伙搞摇滚的了。他说：他们表演的时候戴面具吗？起先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面具？他们当然不戴面具了。为什么会戴面具呢？墨西哥的摇滚乐队有戴面具表演的吗？他说：有时会有。我说：听着有些荒谬，不过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在哪儿跟我打电话？你住的宾馆吗？他说：不是，在街上。我说：你知道去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怎么走吗？他说：当然知道，没问题。我说：二十分钟后见。他说：我这就出发，然后就挂了。我穿夹克时心想：我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墨西哥诗人都是什么样子呢？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只见过一幅帕斯的照片！可是，我感觉这个诗人肯定不像帕斯。后来，我想起“问号”，想起艾略特·默菲尔，想起他在纽约时跟我讲过的一些事儿，想起那个“墨西哥死神之头”，一个大伙叫“墨西哥死神之头”的家伙，我只是在弗兰克林大街和百老汇的一家酒吧里远远地看见过他。“墨西哥死神之头”是个音乐家，可我只看到一个影子，我问艾略特这家伙想给我们表演什么，艾略特说：他就像条蠕虫。长着蠕虫般的眼睛，说话也像条虫子。虫子怎么能说话啊？骗人的嘛，艾略特说。好吧。很显然。为什么管他叫“墨西哥死神之头”？我问。可是艾略特已经不理我或者跟别人聊上了，我只好暂且假设这家伙一定是墨西哥人，或者在生活中某段时期在墨西哥待过很长时间，另外，他瘦得像根木杆。可是我没看清他的脸庞，只看到他的影子从酒吧里穿过来。一个形而上的空影，无法给人任何感觉，一个让人别无希冀的纯粹的影子。我穿上黑夹克，梳了梳头发，出去时还想着给我打电话的这个陌生人和我在纽约见过的“墨西哥死神之头”。从德黑兰街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只需几分钟，我走得特别快，可是得穿过奥斯曼大街，然后走进普尔西尔大街，又走了一段博埃蒂街，晚上那个时候这些街道基本上已杳无人迹，好像从十点开始他们全都用X射线给轰走了，这时我想，在蒙索地铁站跟一个陌生人会面可能会好一点，于是我又朝反方向走去，从德黑兰大街向蒙索街走去，来到罗伊斯达尔大街，然后又到了菲尔多西，这条街横穿蒙索公园，因为晚上这个时候到处都是从另一个世界跳出来的吸毒者、生意人和闷闷不乐的警察。通向多米尼加共和宫的那个公园弥漫着令人疲倦的阴郁之气，这里是跟“墨西哥死神之头”见面的不错的地方。可是我自己选了一条路顺着它走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的台阶上，那儿人流稀少，而且非常干净。我承认，从来没有地铁台阶显得如此令人想入非非，与此同时又如此神秘莫测。其实，它们看上去跟平常毫无二致。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同意在这样一个恼人的时刻会见一个陌生人而虚构出来的预兆性氛围，平常我是绝不干这种事的。可是我又不习惯漠视命运的召唤。我来了这就比什么都重要。可是除了一个办事的在那里读书而且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外，楼梯口没有任何人。我开始往下走。我决心只等五分钟，然后离开，从此再不理这事儿。我拐过第一个弯后迎面碰到一个老女人，裹在破布和纸板里，在睡觉或者假装要睡了。我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看着那个像条蛇般的老女人，这时看见一个人，留着长长的黑发，长着你会称之为墨西哥人的五官，其实我并不知道墨西哥人五官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停下来仔细看了看他。他比我矮，穿一件破皮夹克，胳膊下夹着四五本书。他好像忽然醒悟过来，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是他，不用怀疑了。他走过来向我伸出手。他握起手来很特别。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好像在发出共济会成员的暗号和墨西哥地下帮会的信号。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令人发痒和姿态特别的握法，好像握着我的这只手没有皮肤或者纯粹是个套子，一个纹过皮的套子。不过千万别在意他的手。我说今晚夜色真美，我们可以到外面走走。感觉好像现在还是夏天，我说。他默默地跟我走着。我一下子担心我和他老不说一句话，我看了看他带的书。其中一本是我的《乙醚嘴》，另一本是克洛德·佩里尤写的，剩下的可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墨西哥作家的东西。我问他来巴黎多久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他的法语很差。我提议说英语，他同意。我们沿米罗梅斯尼尔街向法布街走去。我们大步快步朝前走着，好像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迟到了似的。我是那种不喜欢步行的人。可是那天晚上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走个不停，沿着法布街向波西街走去，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从那里又向左拐去，继续沿着丘吉尔大街走去，然后又左转，大宫殿模模糊糊的影子已经抛在身后，我们直接向亚历山大三世桥走去，我们的步子始终没有懈怠，这个墨西哥人偶尔用费解的英语讲个我听不懂的故事，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失踪诗人和失踪杂志以及作品的故事，也许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或者与那两个州交界的墨西哥地区，那是一个真实或者想像出来的地方，被太阳晒得漂白了，湮没在过去，早已被遗忘，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在巴黎，显得微不足道。我说，这是一个来自文明边缘的故事。他说是的，是的，我想也是。我又说：难道你从未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未听说过。我建议他哪天还是听听，他们的表演很不错，其实我这样说仅仅是因为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8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说，小伙子们，梅斯卡尔酒喝光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否认、不可逆转的事实，你们谁能下去给我买一瓶索查龙舌兰呢？其中一位，那个墨西哥人说：我去吧，阿马德奥，我拦住他说，稍等，这时他已经朝门口走去，你忘带钱了，朋友，他看着我说，你别管这个，阿马德奥，我们自有办法。真是不错的小伙子。他走之前我交待了几句指点性的话：我告诉他上委内瑞拉大街到巴西街，然后右转，再到洪都拉斯街，再到圣塔卡塔里纳广场，然后再左转，一直走到智利街，再右转，继续往前，仿佛是要去拉古尼亚斯市场，到了那儿，在街的左侧，就会看到古尔热瑞瑟酒吧，挨着布恩·托诺五金店，你肯定会找得到，到了古尔热瑞瑟酒吧，你就说是我，作家阿马德奥打发来的，马上去吧。后来，等我看完几页资料后，另外那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浏览我的藏书。其实，我没有看见他，只是听到他在活动，他走上前抽出一本书，又放回去，我听到他的手指在书脊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可是我看不见他。我又坐下来，把钱放回皮夹，双手颤抖着（你一旦到了某个年龄，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喝酒了），我浏览着发黄的旧稿。我低垂着脑袋，视线模糊，那个智利男孩在我的书房里悄无声息地活动着，我只听到他的食指或者小指的声音，那个男孩多么渴望触摸一切，他的手指闪电般沿着我的大部头巨著的书脊掠过，就像肉体和皮革，皮肤和纸板发出的嗡嗡声，那是一种非常悦耳和诱人入睡的声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因为忽然我闭上了眼睛（或许已经闭了会儿），我仿佛看见了圣·多明戈广场的拱形走廊，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洛雷托大街上的埃斯特雷拉斯酒店、胡斯托·西尔拉街上的塞维拉纳咖啡店、皮诺苏阿雷斯街附近米西奥内罗街上的“我的办公室”小酒店，那儿男人们都要穿着制服，不允许狗和女人入内，只有一个女人例外，惟一去过那里的女人，我看见那个女人又走在街上，走在洛雷托街上，走在索莱达街上，走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走到蒙内达街上，我看见她匆匆穿过索卡罗，快得好像担心跟情人会面晚了，或者要去城里的某个店铺做小工，这是一个衣着朴素但却漂亮的女人，头发乌黑，脊背笔直，她的腿并不很长，但像所有年轻女人的腿一样绝对优美，无论瘦削、肥胖还是外观——那双可爱、坚定有力的细腿，还有裹在鞋子里的双脚，那鞋子看不到脚踝或者脚踝露到最低，价廉但却漂亮，而且最关键的是穿着很舒适，好像就是特为快步行走而制，为会见什么人或者去上班而制，但我知道她不是去见任何人，也不是冲着什么工作去的。那么她打算上哪儿去呢？或者她压根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这样走着？这时那个女人已经穿过索卡罗，沿着蒙特皮耶达大街向塔库巴街走去，那儿人群稠密，她不能再那么快步走了，她走到塔库巴街，开始放慢速度，一下子人群遮住了她，但很快又浮现出来，她还在那儿，向阿拉米达走去，也许她在附近什么地方停下了，也许朝邮局走去，因为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了她手中的文件，可能是书信，但她并没有走进邮局，而是穿过那条街走到阿拉米达街后就停住了，好像要喘口气，接着又继续往前走，步速没有改变，穿过花园，走到树下，就像有些女人能看到未来，我能看见过去，墨西哥的过去，我看见了这个从我的梦中走出来的女人的背影，我对她说：你这是去哪里啊，塞萨雷亚？你去哪里啊，塞萨雷亚·蒂纳赫罗？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8年1月。

对我来说，1977年是我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年。我们都刚满二十岁。我们在塔尔莱斯大街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就搬进去住了。我给一家出版社做校对，她在阿图罗·贝拉诺母亲拿奖学金学习的那所学校作访问研究。其实就是阿图罗的母亲给我们介绍的。1977年也是我们去巴黎旅游的那一年。我们住在乌里塞斯的“用人房”里。我得说，乌里塞斯的情况并不好。那间屋子就像个垃圾场。只有我们，我和女朋友在的时候，我们会略加收拾，但无论如何打扫和清洗，总有东西弄不掉。晚上（女朋友睡在床上，我和乌里塞斯睡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方有些发亮，一道光从惟一的那扇窗户（蒙着厚厚的污垢）里照进来，在墙壁上弥漫开，天花板就像一片海草的潮汐。我们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两个人都长了疥疮。真倒霉。惟一可能传染给我们的人就是乌里塞斯。他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呢？我女朋友抱怨说。我说，也许他也不知道。可是后来回想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乌里塞斯不停地搔着自己，一边嘴对着瓶子喝酒，一边挠着身子，这个情景说服我承认女朋友的判断没错。他自己知道，可一直在保密。有一阵子，因为疥疮的缘故我挺恨他的，但后来又觉得没什么了，甚至拿这事来开玩笑。我们的遭遇是罪有应得。我们的房间没有淋浴设施，我们至少每天得用硫黄香皂洗一次身体，然后搽上点特用的润肤油萨纳丁。1977年，除了过得挺美好，我们还不断地拜访家里可以洗澡的朋友，每隔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去一次。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他没有淋浴器，却有一个巨大的猫脚浴盆，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三个人洗浴。问题是，阿图罗不是单独住，他跟另外七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类似城市公社的地方，而且有些人不喜欢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他们的屋里洗澡。其实，到头来我们在那里没有洗过几回。1977年，阿图罗·贝拉诺在一家营地找到夜间看门人的工作。我还找过他一次。大伙管他叫长官，逗得他开心大笑。我想就在那年夏天，我们两个与本能现实主义决裂了。我们打算在巴塞罗那出一份杂志，一份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几乎没有发行渠道的杂志，我们写了一封信宣告退出本能现实主义。我们没有沽名约誉，我们没有败坏墨西哥的任何朋友，我们只说不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了。主要是我们工作太忙，还要设法过活。

玛丽·瓦特逊，萨瑟兰园，伦敦，1978年5月。

1977年夏天，我跟朋友休·马克斯去法国旅行。那时我在牛津读文学，靠一笔微薄的奖学金生活。休则靠失业救济金为生，我们不是恋人，只是朋友。其实，那年夏天我们一起离开伦敦是因为各自都结束了一场糟糕的恋爱关系，那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毫无准备。休被一个可怕的苏格兰女孩蹬了。我被大学里的一个男生抛弃了，这个男生身边总是围着很多女孩，而我觉得自己还爱着他。

我们在巴黎花光了钱，但并不准备就此回家，于是出了城搭便车去了南方。快到奥尔良时，我们搭上了一辆露营车。司机是个德国人，名叫汉斯。他也跟妻子，一个名叫莫妮可的女人，以及他们的小儿子去南方。汉斯的头发很长，胡须乱蓬蓬的。他的样子很像金发的拉斯普金[拉斯普金（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被称为俄罗斯的“妖魔僧侣”。原是一名修士，学习过占卜和咒术，因偶然治好尼古拉二世皇子的病而受皇室重用，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后因行为放荡招致其他贵族不满被处死。]，他曾周游过世界。

没过多久，我们又载上来自莱斯特的史蒂夫，他在一家护士学校工作，往前走了几英里后又拉上伦敦人约翰，他跟休一样失业了。那是一辆很宽敞的休旅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的人。另外——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汉斯喜欢成群结伙，喜欢结识他谈得来而且也喜欢给他讲故事的人。这么多陌生人在身边，莫妮可似乎不太自在，但她对汉斯言听计从，忙着照顾那个男孩。

我们快到卡尔卡索纳时，汉斯告诉我们他在胡西雍的一个小镇还有点生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他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找份好工作。我和休觉得这简直太妙了，毫不保留地表示愿意。史蒂夫和约翰问是什么样的工作。汉斯说在莫妮可叔叔家的一片地里收葡萄。收完她叔叔的葡萄后，我们就可以带着大笔钱上路了，因为打工期间食宿全免费。汉斯说完，我们全都赞同说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买卖，我们拐出主干道，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村庄四周全是葡萄园，越往前道路越崎岖，这里就像一片迷宫，我对休说，我害怕和排斥一个陌生环境的地方（原话不是这样）。比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而不是跟休或者史蒂夫和约翰在一起那就糟了。所幸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有朋友们陪伴。休就像一位大哥哥。史蒂夫和我也是一拍即合。约翰和汉斯就不同了。约翰有点像僵尸，我不是很喜欢他，汉斯完全是残酷力量的象征，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然而你可以指望他，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们到莫妮可叔叔家时发现那个月还没任何活儿可干。汉斯把大伙集中在休旅车里说明这个情况时恐怕已经午夜了。他说，情况不好，但他提出一个应急的解决办法。我们不要分开，他说，我们去西班牙收橘子去。如果这次再成泡影，我们可以等待，不过西班牙什么都要更便宜些。我们说手里已经没钱了，几乎也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支撑一个月。我们顶多再能撑三天。汉斯告诉我们别为钱发愁。他说大家所有的开支都由他来解决，直到我们都开始工作了为止。以什么为交换呢？约翰说，汉斯没有回答。有时他假装不会讲英语。对我们别的人来说，这真有点像天赐的好事。我们说非常赞同这个主意。这是8月初，我们谁也不想现在就回英国。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莫妮可叔叔家一幢空空荡荡的房子里（镇上顶多有三十幢房子，据汉斯说，有一半是莫妮可叔叔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向南行驶。还没到佩皮格南，又上来一个搭车人，一个巴黎来的微胖的金发女孩，叫艾瑞卡，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她决定加入我们一伙。那就是说，同去巴伦西亚摘一个月的橘子，然后回到偏僻的胡西雍跟我们一块收葡萄。她跟我们一样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个德国人也只好付她钱。艾瑞卡合伙后，车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汉斯说他再也不会为任何搭便车的人停车了。

我们向南行驶了整整一天。我们一伙人兴高采烈，在路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奔波之后，我们最想干的大事就是洗个澡，吃顿热饭，睡上九十个钟头。只有汉斯一个人精力还很充沛，他一刻不停地说话、讲故事，讲述发生在他身上或者熟人身上的故事。车里最惨的位置莫过于前排的副手座，意味着要挨着汉斯，我们每个人轮流上那里去坐，轮到我的时候我们聊起了柏林，十九岁时我在那里住过一年。其实，我是惟一能讲点德语的乘客，汉斯乘机说起母语来。但我们没有谈什么德国文学，这是我觉得最来劲的话题，我们主要谈的是政治，这种话题到头来让我无精打采。

我们穿过边境时史蒂夫跟我换了下位置，我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小乌多正在那儿睡觉，我在那儿继续听着汉斯滔滔不绝的谈话，他那些改造世界的计划。我想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陌生人对我如此慷慨，但我又如此不喜欢。

汉斯变得越来越疯狂，而且还是个十分差劲的司机。我们迷了好几次路，翻一座什么山花了好几个小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到把我们带向巴塞罗那的大道。我们终于上了大道时，汉斯坚持说我们去看看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已经很晚了，我们都很饿，根本没有心思看什么教堂，即便很漂亮，但汉斯说了算，开车围着这个城市绕了无数圈后，我们终于到了那里。大家都觉得挺漂亮的（除了约翰，他对任何艺术都不怎么欣赏），而我们显然更想找个不错的宾馆住下来吃点东西。但汉斯说西班牙最安全的吃的东西是水果，他把我们扔在那里，坐在广场的一把长椅上望着圣家族大教堂，然后跟莫妮可和他们的小儿子去搜寻水果摊去了。半个小时过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望着巴塞罗那粉红色的夕阳，休说，没准他迷路了。艾瑞卡说，也可能是他扔下我们不管了。扔在一家教堂前，她又说，就像几个孤儿。不怎么爱说话、一旦说话却总是发布愚蠢言论的约翰说，极有可能此时此刻汉斯和莫妮可正在一家上好的饭店吃着热腾腾的佳肴呢。我和史蒂夫不发一言，但在琢磨着各种可能性，我想约翰的理论最令我们震撼，它最接近真相。

大约九点的时候，我们开始绝望了，这才看到休旅车出现了。汉斯和莫妮可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只苹果、一根香蕉、一只橘子，然后告诉大家，他不停地跟当地土著讨价还价，他建议我们最好推迟计划中去巴伦西亚的行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巴塞罗那城外有些价廉物美的露营地。大家用最便宜的日常花销就可以休息几天，游泳、晒日光浴。不用说，我们一致同意，并且恳求直接去那里。我记得莫妮可从不说一句话。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研究如何出城。期间，汉斯告诉我们，他在部队服役时，在吕内堡附近的一个基地，由于开一辆坦克失控了，上司差点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他说，驾驶坦克要比驾驶休旅车复杂多了，我告诉你们吧，小子们。

我们终于出了城，行驶到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上。露营地集中在一个地区，汉斯说，你们看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路面黑黑的，我们只能看清路两边的工厂和荒芜的土地，再往里一点，几幢高耸、幽黑的大楼似乎随意地搁在那里，看上去好像都是塌成了半成品的废墟。不过，没多久，我们便进入树林，终于看到了第一批营地。

但一切跟汉斯的描述相差甚远，因为由他掏钱，我们就继续穿过林地，最后看见一个标志，上面有一颗孤单的蓝色星星从松树枝中伸出来。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时候了。我只知道天色已经很晚，汉斯在一根挡在路上的横杆前刹住车时，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小乌多都醒来了。这时我们看见有个人或者人影提起横杆，汉斯下了车走进营地办公室，那个放我们进去的男子跟在后面。片刻后他又出来靠在司机座的窗边。他带来消息说营地已经没有帐篷出租了。我们迅速算计了一下。艾瑞卡、史蒂夫和约翰没有帐篷。不过休和我都有。我们商量好艾瑞卡和我可以睡一顶帐篷，史蒂夫、约翰、休可以睡另一顶。汉斯、莫妮可和男孩睡在休旅车里。后来汉斯又回到办公室，签了几份协议什么的，然后坐到方向盘后面。那个让我们进去的男子骑着一辆小小的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幽灵般的街上，街的两侧全是旧的休旅车，最后来到营地一角。大伙都累得要命，很快就全部睡着了，连澡都没有冲一下。

第二天我们在沙滩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吃过饭后又上营地酒吧的露台去喝酒。我到那里时，休和史蒂夫正跟我们头天晚上见到的那个看门的聊天呢。我挨着莫妮可和艾瑞卡坐下，打量着四周。酒吧可谓营地的忠实写照，里面空空荡荡。三根巨大的松树从水泥中长出来，有些地方树根把地板都提起来，好像是块地毯。有一刹那我纳闷自己究竟在那里干吗呢。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晚上某个时候，史蒂夫和那个巡夜的开始朗读起诗来。史蒂夫在哪儿找到这些诗的？后来，又有些德国人加入我们一伙（他们给我们买了一轮饮料），其中一个模仿唐老鸭惟妙惟肖。到了那天晚上快结束的时候，我记得看见汉斯与那个巡夜的争论起来。他用西班牙语说着，似乎越说越生气。我看了他们一会儿。有那么一刻我想他都快要哭了。那个巡夜的似乎很镇定，或者至少没有挥舞着胳膊做出疯狂的动作。

第二天我游泳的时候还没有从昨晚的宿醉中恢复过来，我见到他了。沙滩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沙子上，穿得严严实实，在读报纸。我从水里出来后向他招了招手。他望着我回应性地招了下手。他样子很苍白，头发乱得一团糟，似乎刚刚睡醒。那天晚上，我们无事可做，就又一块上酒吧了。约翰想在点唱机里选一首歌。艾瑞卡和史蒂夫独自坐在桌子的不远处。昨晚在一块玩的那几个德国人已经走了，我们成了露台上惟一的几个人了。过了会儿，那个巡夜的来了。早晨四点时只剩下休、巡夜人和我。后来休也走了，我和那个巡夜人出去做爱。

他过夜的那个小屋窄得连个孩子或者侏儒都无法躺直了。我们试着坐在膝上做爱，可是特别不舒服。后来我们又试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做。最后连我们都笑了，没有搞成。太阳出来时他陪我走到帐篷前，然后就走了。我问他住哪儿。巴塞罗那，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巴塞罗那，我说。

第二天那个巡夜的早早就来到营地，距他值班的时候还远得很呢，我们一起在海滩上玩了会儿，然后步行去卡斯特戴菲尔斯。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人又齐聚露台，但酒吧很早就打烊了，可能还不到十点。我们看着像是避难者。汉斯开着休旅车去买面包，然后莫妮可给大家做了份意大利香肠三明治。趁着酒吧没关门我们买了啤酒。汉斯把我们召在他的桌子周围说，过几天我们继续往巴伦西亚赶。我在尽力为大伙做事，他说。这个营地快完了，他又说，盯着巡夜人。那天晚上点唱机没有开，汉斯和莫妮可拿出一部卡式录音机，我们听了会儿他们喜欢的音乐。后来汉斯和那个巡夜人又开始争执起来。他们讲的是西班牙语，但汉斯又频频地把他说的翻译成德语给我听，还不时点评那个巡夜人看事物的方式。我觉得这种聊天乏味得令人吃惊，我索性不理他们了。但是，我跟休跳舞的时候，又不时地回头看着他们，汉斯跟昨晚似的好像马上又要哭出来了。

你猜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休问。可能是些愚不可及的事儿吧，我说。这两个人互相挺讨厌对方，休说。他们几乎不认识，我说，可是后来我又想了想他的话，觉得他说的没错。

第二天早上九点前，那个巡夜的到帐篷里来找我，我们在卡斯特戴菲尔斯乘火车去了西特格斯。我们在那个镇上玩了一天。我们在沙滩上吃奶酪三明治时，我告诉他，去年我给格雷厄姆·格林写过一封信。他似乎很吃惊。为什么给格林写信呢？他问。我说，我喜欢格林。他说，我没有这么想过，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你不喜欢格林吗？我问。我读的他的东西不多，他说。你在信里都对他说了什么？我跟他说了我的生活和牛津的情况，我说。我读的长篇不多，他说，但读了很多诗。他又问格林回我信了没有。回了啊，我说，他的回信很短但挺客气。西特格斯住着一个我们国家的小说家，我拜访过一次，他说。哪位小说家？我问，不过我可能应该省点麻烦，因为我几乎没有读过拉美小说家的东西。那个巡夜的说了一个名字，我忘了，又说这个小说家像格林一样对他挺好。那你干吗去看他呢？我问。我不知道，他说，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我几乎一次都没有张过嘴。你在那里自始至终一句话都不说？我不是一人去的，他说，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去的，主要是他说。难道你没有向你很喜欢的小说家说一句话吗？你没有向他提任何问题？没有，巡夜人说，他似乎很压抑，而且有点小病，我不想打扰他。我不信你没有向他问一句话，我说。他问了我些什么，巡夜人说，然后好奇地打量我。问了什么？我说。他问我是否看过一部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拍的墨西哥电影。你看过吗？其实，我看过，他说，我碰巧看过这部电影，也很喜欢。问题是我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我不知道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作。你对他说什么了？我问。我没有告诉他没有读过小说，他说。可是你告诉他看过电影，我说。你认为呢？他说。这时我想像他坐在那位长着格林面孔的小说家对面，我想他什么也没有说。你没有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他了，他说。

两天后我们收拾行李去巴伦西亚。我跟巡夜人告别时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他了。我们驱车出发，该我坐在汉斯旁边，跟他聊天时，我问他们争论什么了？你不喜欢他，我说。为什么？汉斯沉默片刻，这对他来说是很罕见的，琢磨着如何回答我。后来他只说了一句不知道。

我们在巴伦西亚待了一个星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来回流浪，睡在休旅车里，在橘园寻找工作，但什么也没找到。小乌多生病了，我们带他去医院。他只是感冒了，有些轻微发烧，由于生活条件的缘故加重了。结果，莫妮可的脾气变得坏起来，我第一次看到她跟汉斯生气。一天晚上，我们谈到离开休旅车，让汉斯和全家继续安静地旅行，但汉斯不许我们擅自离车，我们想他说得对。钱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回到卡斯特戴菲尔斯时，天下着瓢泼大雨，营地发了洪水。那时正当午夜。那个巡夜人认出休旅车后出来迎接我们。我坐在后座的某个位置，看见他朝里面观望，想找到我，然后又向汉斯询问我在哪儿。他说如果让我们撑起帐篷会被洪水冲走，所以把我们领到营地另一头一幢类似砖木结构的小屋里，这个屋子盖得危险极了，至少有八个房间，我们晚上就在那里过了一夜。为了省钱，汉斯和莫妮可开车去了海滩。小屋里没有电，巡夜人去一间储藏清洁用品的屋里找蜡烛。他一支都没有找到，我们只好拿打火机来照明。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小屋前，带着一个五十岁左右、满头卷曲白发的人，这个人打了声招呼，然后跟巡夜人交谈起来。后来这人告诉我们他是营地老板，他可以让我们在这儿住上一个星期。

那天下午，休旅车来了。莫妮可开着车，乌多坐在后排。我们告诉她大家都挺好的，他们应该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这儿是免费的，有很多房间够每个人用，但她说汉斯已经跟在法国南部的她叔叔电话里谈了，给大家带来的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立即起程去他那里了。我们问汉斯上哪儿去了，她说汉斯在巴塞罗那有生意要处理。

我们在营地又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汉斯来了，告诉我们一切都解决妥了，我们可以住在莫妮可一个叔叔的房子里，一直等到开始收葡萄的时候，这段等待的时间什么也不用做，就是把皮肤晒黑得了。这时他把休、史蒂夫和我拉到一边，说不想让约翰加入我们一伙。他是个变态狂，他说。让我惊讶的是，休和史蒂夫居然同意了。我说我不太关心约翰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可是由谁来告诉他呢？我们一起去说，这样比较妥当，汉斯说。据我所知，这是约翰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决定不参与。他们离开前我说，我要跟那个巡夜人在巴塞罗那待几天。我想一个星期后在那个小镇和他们会合。

汉斯没有反对，但走之前告诉我留心点。他有不祥之兆，他说。那个巡夜人？在什么意义上不祥？在一切意义上，他说。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巴塞罗那。那个巡夜人跟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住在格兰维亚街上一间很大的公寓里，那位朋友比她年轻二十岁。他们只用公寓两头的房间。他母亲和情人住在后屋一个可以俯视小院的房间，他住在前屋，带一个临街的阳台。中间至少有六间空房，能感觉到在尘土和蛛网中间还有以前住户存在过的痕迹，约翰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住了两个晚上。巡夜人问我为什么约翰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走，我告诉他约翰总是显得挺有思想的，第二天早晨他就把约翰带到家里了。

后来约翰乘火车回了英国，巡夜人开始只在周末去工作，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度过。那几天真开心。我们很晚起床，在当地一家酒吧吃早餐，我来一杯茶，他来一杯咖啡或者加点白兰地的咖啡，然后我们又在城里四处闲逛，直到两个人都很累了才不得不回家。当然，棘手的事儿也不少，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他给我花钱。一天下午，我们走进一家书店，我问他想要什么然后就给他买了。那是我送他的惟一的一件礼物。他选了本西班牙诗人德·奥里的诗集，我居然还记住了那个名字。

十天后，我离开巴塞罗那。他到车站来给我送行。我给他留了在伦敦的地址和我们就要去打工的胡西雍那个小镇的地址，以备他来拜访。可是，我们道别时我差不多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起初旅途中很长时间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坐火车旅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待着很舒坦。我有时间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计划，我想做的和不想做的。我几乎刹那间意识到一人待着再也不会让我烦恼了。我在佩皮格南搭上一辆巴士，它在一个十字路口把我放下，我从那儿又步行到普拉内萨斯，我的游伴们说好在那里等着。我在夕阳西落前到了那里，大片连绵不断的葡萄园呈现在眼前，那是一片浓郁的绿褐色，这景致让我心里感觉更加平静，如果可能的话。可是，我到普拉内萨斯时，人们脸上的表情却不再那么好了。那天晚上，休把我不在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讲了，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汉斯和艾瑞卡吵了一架，现在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好几天，史蒂夫和艾瑞卡商量是不是离开，但后来史蒂夫又跟艾瑞卡吵了一架，他们的逃跑计划搁置。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小乌多又生病了，莫妮可和汉斯几乎要为了他打起来。据休说，莫妮可想带他去佩皮格南的一家医院，汉斯反对，声称医院与其说能治愈病人，还不如说会加重病情。第二天早晨，莫妮可的眼睛都哭肿了，不过也可能是汉斯揍的。无论如何，小乌多自动康复了，或者是被父亲给喝的草药治好了。说到休自己，他说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喝酒，因为这儿有大量葡萄酒，全免费。那天晚饭期间，我没有发现有丝毫紧张之兆，第二天，好像每个人都专等着我，开始收葡萄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干的工作主要是剪葡萄。汉斯和休干搬运的活儿。莫妮可开着装葡萄的小车送到附近村子里的合作加工点。除了汉斯的这伙人，还有三个西班牙人和两个法国女孩，我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

工作让人精疲力竭，也许惟一的好处是干完活儿之后，没人想吵架了。还有很多产生摩擦的根源。一天下午，休、史蒂夫和我对汉斯说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工人。他表示同意，却说不能再找了。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跟莫妮可的叔叔签了合同，只能用十一个人完成收葡萄的任务，不能再增加一个人了。

晚上，大家干完活儿后一般都去河边洗个澡。水很凉，但河流很深，完全可以进去游泳，我们可以通过游泳来活络身体。我们会打上肥皂，洗洗头发，接着再回屋里吃晚饭。那三个西班牙人住在另一幢屋子里，除了我们邀请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平常他们独自待着。两个法国女孩住在邻村（合作社就在那儿），每天晚些时候，她们都骑摩托回家。一个叫玛丽·约瑟特，另一个叫玛丽·弗兰丝。

一天晚上，我们全都喝了很多酒，汉斯告诉大家他曾在一个丹麦公社生活过，那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组织的公社。我不知道他聊了多久。有时他兴奋了就开始敲桌子或者索性站起来，我们坐在那里看着他体积开始变大，拉长到很夸张的高度，像个食人怪物一般，由于他的慷慨和我们的拮据，我们被这个怪物牢牢地捆住了手脚。又过了一个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我听到汉斯在跟莫妮可说话。他们住在我上方的屋子里，那天晚上可能忘关窗户了。无论什么原因，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他们在用法语交谈，汉斯说他也无可奈何，就是这么回事，他无可奈何，莫妮可说，是吗，他可以的，他得试试，接下来的内容我没听到。

一天下午，我们就要完工时，那个巡夜的来了。看到他我高兴极了，乃至说了我爱他的话，还说他应该多保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样说了，可是看着他走到大街上，我有种感觉，好像某种危险隐隐约约悬在我们头顶。

令人意外的是，他说也爱我，想跟我一起生活。他好像挺高兴。尽管很累——他搭便车差不多走遍整个省，最后终于找到了——却很高兴。那天下午，我记得，除了汉斯和莫妮可，每个人都出去游泳了，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河里，那个巡夜的待在岸上，全身裹得严严的，事实上是穿得太多了，好像无论天多热他都感觉挺冷的。这时发生了一件貌似无足轻重的事儿，但我却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的手：命运或上帝之手。我们在水里时，三个流动工人出现在桥上，站在那里长时间地看着我们，看着艾瑞卡和我。他们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少年，也许是祖父、父亲、儿子关系，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后来其中一个用西班牙语说了句什么，那个巡夜的回答了他们。我看到他们的脸朝下看着，巡夜的脸朝上看着（天空很蓝），先寒暄了几句后开始交谈起来。三个流动工人和那个巡夜人都很健谈。起先，好像是一问一答，接着像是闲聊起来，三个人坐在桥上，一个流浪汉站在桥下，进行着简单的对话，我们几个，史蒂夫、艾瑞卡、休和我像天鹅和鸭子一般洗着澡，游来游去，期间谈话继续进行着，我们这样理论上是避开这场西班牙语的谈话，但那只是目标的一部分，主要是艾瑞卡和我成了他们视觉享受和憧憬的源泉。可是那几个人很快就走了（不等我们从水里出来），他们说了声再见，当然这句西班牙语我能听得懂，巡夜人也向他们说了再见，此事到此为止。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我也喝醉了，但还没有醉到像别人那种地步。我记得休大声地喊着暴君、暴君，我记得艾瑞卡挨着我坐在长桌边，抓住我的下巴在我嘴上吻起来。

我敢肯定就要发生不祥的事情了。

我对巡夜人说我们该上床睡觉了，他没理我。他说个不停，糟糕的英语中混杂着法语，谈论着一个在胡西雍失踪的朋友。你正好可以找找朋友，休说，跟陌生人喝喝酒。你们不是陌生人，巡夜人说。后来他们全都唱起歌来，休、艾瑞卡、史蒂夫和那巡夜人，我想他们唱的是一首摇滚歌曲。过了会儿，那两个跟我们一块儿干活的西班牙人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叫来的。这回我一个劲儿地想：不祥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可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阻止它，除了拉着那个巡夜人去我的房间跟他做爱、说服他睡觉。

这时汉斯从自己屋里走出来，晚饭后不久他和莫妮可老早就上床了，他让我们别这么闹了。我记得他这样出来警告了好几次。汉斯打开门，逐一盯着我们，说太晚了，这么闹他老睡不着，我们明天还要工作。我记得没有任何人理睬他哪怕一丁点儿。他出来时大家说好的，好的，汉斯，我们这就不闹了，可是等到门一关，立刻又喊叫大笑起来。然后汉斯又打开门，裸露的身上只穿着一条白色贴身内裤，金色长发乱糟糟的，他说聚会结束了，大家该马上各回各的房间。巡夜的站起来说：听着，汉斯，别那么白痴了，别这样。我记得休和史蒂夫大笑，或者笑汉斯脸上的神情，或者笑他的英语句子说得很别扭。汉斯站了片刻，满脸茫然，接着开始咆哮起来：你够放肆啊？说了这句后就向巡夜的冲来。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完全有条件详细地观察他，一个半裸巨人以几乎奔跑的速度穿过房间直接向我可怜的朋友冲来。

可是，随后发生的情景谁都没有料到。巡夜人坐在那里动都没有动，当那团肉横过屋子冲撞而来时，他仍然镇定自若，当汉斯距离他仅有几寸之遥时，一把刀出现在他的右手（在他柔软的右手里，那只手跟一个剪葡萄的工人的手完全不同），这把刀举起来放到汉斯的胡须下面，事实上几乎要挨着胡须的外围了，汉斯冷静了下来，他说，这是什么？这是开什么玩笑？他是用德语说的，艾瑞卡尖叫着，莫妮可和小乌多藏身的那扇门打开一道缝，莫妮可的脑袋匆匆一闪，她自己可能也赤身裸体。这时巡夜人朝前走去，朝汉斯冲过来的方向走去，那把刀，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在数尺之远，滑进汉斯的胡须，汉斯开始后退，但在我看来他们好像穿过整个房间朝莫尼可藏身的那扇门退去，其实他们只走了三步，也许两步，然后停下，巡夜人把刀放低了，盯着汉斯的眼睛，转过身背对着他。

休后来说，那一瞬间汉斯应该能扭住他，将他制伏，可事实上他站住没动，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史蒂夫走到身边给了他一杯葡萄酒，他简直像吞空气般喝了酒。

这时巡夜人转过身开始辱骂他。他管汉斯叫纳粹，说你想对我干吗，纳粹？汉斯盯着巡夜人的嘴里喃喃自语，握起了拳头，我们都以为他会冲向巡夜人，这次没有什么会拦他，可是他忍住了，莫妮可说了句什么，他转过身应答了一声妻子，休走到巡夜人跟前把他拉到一把椅子里，可能又给他灌了很多酒。

我记得接下来所有的人都离开那幢房子到普拉内萨斯街上去赏月。我们仰望着天空：月亮藏在巨大的乌云后面，可是风又向东吹拂着乌云，月亮露了出来（我们都大声尖叫起来），可是又消失了。在某个时刻我觉得我们个个都像鬼魂。我对巡夜人说：我们回家吧，我想睡了，我累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

他一个劲儿地说着一个失踪了的人，同时还不停地大笑着，开着谁也听不明白的玩笑。当最后几幢房子抛在我们身后时，我想该回去了，如果现在不回去，明天就起不来了，我走到巡夜人跟前吻了他一下。一个道晚安的吻。

我回到住处时所有灯都熄灭了，而且万籁俱寂。我走过去打开一扇窗户。没有一丝声音。我又回到自己房间，脱了衣服上床。

我醒来时发现那个巡夜的睡在我旁边，我说了声再见就去跟别人一起干活去了。他没有反应，躺在那里跟死人似的。一股呕吐的味道弥漫在房间。我们中午回去时他已经走了。我看到床上留了张纸条，对自己昨晚的行为表示道歉，还说我可以随时去巴塞罗那，只要我愿意，他会在那里等候我。

那天早晨休对我讲了昨晚发生的事，他说，我走了后那个巡夜人简直疯了，他们来到河边，一个劲儿地说有人在呼唤他，那声音就在河的对岸。不管休告诉他多少遍，说那边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水的声音，甚至连水的声音都很轻微，可他坚持说有人在下边，在河的对岸，在等着他。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休说，可是趁我没留心，他在沥青般的漆黑中沿着下坡跑掉了，朝他想像中的那条河跑去，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和荆棘。休说，这时只有他和我们邀请参加聚会的那两个西班牙人脱了群，巡夜人沿着下坡路往下奔去时，三个人都在后面追着，但速度慢多了，因为天太黑，坡度太陡，绊一跤没准会把骨头跌折了，所以他很快就在视野中消失了。

休认为他可能想跳进河里去。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休说，他一头撞到一块石头上，那儿石头多着呢，或者绊倒在一根掉在地面的树枝上，或者一头栽进荆棘丛里。他们来到尽头时，发现巡夜人正在草地上等着他们。这时最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休说，当我走到他身后时，他来了个急转，刹那间我就摔倒在地，他骑在我身上，双手捏住我的喉咙。休说，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都没有工夫害怕，事实上巡夜人在往死里掐他，那两个西班牙人不知消失在哪儿了，既看不见他的影子，又听不见他的声音，巡夜人的手勒着他的脖颈（这种双手跟我们当时已经伤痕累累的手是那么不同），休发不出任何声音，更不用说喊救命了，已经被惊傻了。

他可能会要我的命，休说，可是巡夜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就放了他，嘴里还说对不起。休看清了他的脸（月亮又出现了），用他的话说，这张脸泪流满面。休的叙述中最匪夷所思的是：当巡夜人放了他还说抱歉时，休也开始哭起来，因为忽然想起离他而去的女朋友，那个苏格兰女孩，他忽然想到没有人（除了父母）在英国等着他，他忽然明白了一直向我解释不清或者只能解释得挺拙劣的那种感觉。

后来那两个西班牙人来了，吸着大麻烟，他们问休和那个巡夜人为什么哭，他们开始笑了，休说，两个体面、正常的西班牙人，什么也不用说就全明白了，把那根大麻烟让大伙传着抽，后来他们四个人一起往回走。

现在感觉怎么样呢？我问休。挺好，他说，准备收完葡萄就回家。你觉得那个巡夜的怎么样？我问。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你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干完收葡萄的活儿，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我跟休回到英国。我本来打算还去南方旅游，去巴塞罗那，可是收割结束后我实在太累了，太虚弱了，我决定最好还是回到伦敦的父母身边，如果可能的话再看看医生。

我在家里跟父母一起待了两个星期，无所事事的两个星期，没有见任何朋友。医生说我“生机消耗殆尽”，开了些维生素，又让我去眼科大夫那里看看。大夫说我需要配副眼镜。过了没多久，我搬到牛津科利路25号，我给那个巡夜人写了几封信。我告诉了他一切：我如何离开法国，医生怎么说的，我现在戴着眼镜，如何想尽快挣点钱计划去巴塞罗那看他，还说我爱他。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给他写了大概有六七封信。后来新学期开始了，我又碰到了别人，于是也就不再想他了。

阿兰·莱伯特，切斯·拉欧尔酒吧，旺德尔港，法国，1978年12月。

那时我好像生活在反抗组织中。我有一间自己的窑洞，常常去拉欧尔酒吧读《解放报》。我并不孤单。还有别人跟我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百无聊赖的时候。晚上，我们讨论政治，玩撞球。有时聊聊刚刚结束的旅游旺季。每个人都会聊起别人干过的傻事，以及给自己挖的陷阱，我们在拉欧尔酒吧的露台上聊得大笑不止，看着航船或者星星，这些亮闪闪的星星在宣布严峻的月份，那些需要辛苦工作和寒冷的月份的光临。然后，在酩酊大醉中，我们独自或者成群结伙地离去。我呢，回到城外的窑洞里，离波莱多岩石山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不明白这座山为什么会叫那个名字，我从来没有费神打听过。最近，我注意到自己出现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倾向，那就是随遇而安。总之，我说过了，每天晚上我都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窑洞里，睡思昏沉地步行过去，到那儿后就点亮蜡烛，方便在里头走动。波莱多岩石山有十个窑洞，有一半住着人，可我从未进错过。我会爬进自己的那只加拿大猛人探险者牌睡袋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发生在眼前的一切，那些你时而理解时而不理解（大多数时候）的事情，然后浮想联翩，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昏然入睡，在梦中飞翔或者爬行，不一而足。

到了早晨，波莱多就像一个通勤者居住的小镇。特别是夏天。每个窑洞里都住着人，有时达四个或者更多，大约十点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外出，说着早上好，朱丽特，早上好，皮埃罗特。如果你待在窑洞里，躲在睡袋里，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着大海以及今天它有多么明媚，接着会听到锅盘撞击的声音，有人用野炊炉煮水的声音，甚至都能听到打火机的咔嚓声，高卢牌香烟从皱巴巴的烟盒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声音，你能听到哈哈声、呵呵声，当然总有白痴在谈论着天气。可是，在那里你真正能听到的全部声音还是大海的声音，波浪扑打到波莱多岩石的涛声。接着，夏季结束，窑洞开始空了，只剩下我们五个人，然后四个，最后只剩三个人，皮莱特、马莫德和我。这时皮莱特和我已经在伊索贝尔号上找到了工作，船长告诉我们可以带上装备，搬进船员宿舍。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们不想立刻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在窑洞里有隐私，有自己的空间，而船舱里简直就像睡在棺材里一样，皮莱特和我已经习惯了在露天的空气中睡觉的舒服劲儿。

九月中旬，我们开始去狮子湾出海，有时挺顺利的，有时彻底失败，一般是以赚钱多寡来衡量，如果运气不错，赚的钱足以付我们的饭钱，倒霉的日子，拉欧尔酒吧连牙签也要给我们赊账了。这种萧条期会令人焦躁不安，乃至一天晚上在海上时船长说也许皮莱特是个灾星，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走出来这样说，就像人们在谈论下雨了或者饿了一样。接着，另外几个打鱼的说如果真是如此，干吗不把皮莱特就地扔进海里去呢？回港口后就说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跌进海里了。我们聊了会儿这事，半开玩笑半当真。所幸皮莱特喝得太厉害了，搞不清我们别的几个人在说什么。凑巧，那段时间，几个警察杂种到窑洞里来找我。我偷过一家超市的东西要在奥尔比附近的一个小镇受审。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我只拿了一块面包、一些干酪、一听金枪鱼罐头。可是你仍然逃不掉法律的长臂。每天晚上，我都跟朋友们在拉欧尔酒吧喝得烂醉，诅咒警察（即便我认出邻桌上有警察在喝着茴香酒）、社会以及经常跟你过不去的司法体制，我大声朗读着《艰难时世》杂志里的文章。坐我那一桌的人都是些打鱼的，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小伙子、城里来的小孩，暑期打工的，来旺德尔港洗盘子，直到被盯上后才不干了。一天晚上，一个叫玛格丽特、我一直想跟她睡觉的女孩，读起罗贝尔·德斯诺的一首诗来。我不知道罗贝尔·德斯诺是他妈的何人，可我那一桌上其他人都知道，那首诗挺精彩，听了很有感触。我们坐在外面一张桌子旁边，镇上人家的窗户里灯光闪耀，可街上连只猫也没有，我们能听到的全部声音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以及在去车站的路上行驶的一辆遥远的小车的声音，只有我们在那里，或者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是却没有看见（或者说至少我没有看见）那个坐在最远的桌子边的家伙。玛格丽特给我们朗读完德斯诺的诗之后——是在你听完某种真的很美的东西后开始沉默的瞬间，那样的瞬间会持续一两秒钟或者一辈子，因为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些东西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那个家伙在酒吧对面站起走过来请玛格丽特再读一首诗。他问能否加入我们一伙，我们说没问题，怎么不行呢，他就从自己桌上端过咖啡，从黑暗中（因为拉欧尔总是节电）走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坐下，开始像我们一样喝起葡萄酒来，还请了我们几圈，可是他那样子不像有钱人，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就让他请了。

大约凌晨四点钟时，我们互道晚安。皮莱特和我回波莱多。在去旺德尔港的途中，我们一路走得很快，边走边唱着歌。这条路逐渐走下去后由大路变成小径，蜿蜒穿过岩石通向窑洞，到这儿时我们放慢了速度，即便喝得醉成这样子了，但还是清楚在这样的黑暗中一步踩错命将玩完，下面便是汹涌的海浪。晚上，平常那条小路沿途闹声不断，可是今天晚上有些特殊，显得特别宁静，有一阵我们只听到脚步声和拍在岩石上轻轻的浪花声。可是后来我却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人跟在我们后面。我站住转过身望着黑暗深处，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我前面几尺远，皮莱特也站住了，站在那里听动静。我们俩都不说话，甚至都不动一下，就那样等待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车子的轻鸣声和发闷的笑声，好像驾驶人在犯傻。我们又听不到刚才的声音了，好像是脚步声。说不定是鬼呢，我听到皮莱特说，我们又开始起步走了。这时，窑洞里只有我和他，因为马莫德的堂兄或者叔叔来找他，他去蒙比利埃附近的什么村子帮着收庄稼了。睡觉前我们先抽了一支烟，看着外面的大海。后来我们道过晚安各回自己的窑洞。我想了会儿自己的事儿，不得不去的奥尔比之行、伊索贝尔号的萧条期、玛格丽特和德斯诺的诗、早晨在《解放报》上读的一篇关于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组织的文章。我快要闭上眼睛时又听到那声音了，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又停住，发出脚步的影子望着窑洞黑乎乎的入口。不是皮莱特的脚步声，他的声音我很熟悉，我熟悉皮莱特走路的声音，不是他。可是我太累了，又不想从睡袋里爬出，或许我已经睡着了却还听着脚步声，总之，无论如何，我想不管是谁发出的声音，对我都不构成危险，对皮莱特也没有危险，如果什么人想挑衅，我们会发现的，可是想挑事得先进入我们的窑洞，我知道，陌生人是不会进来的。我知道这个人是在找一间自己能睡觉、没人住的窑洞。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了他。他坐在一块像把椅子的平平的岩石上望着大海，抽着香烟。他就是我在拉欧尔酒吧见到的那个陌生人，他看我从窑洞里出来后站起来伸出手。我不喜欢陌生人碰我，在没有洗脸之前。所以我站在那里盯着他，想弄明白他的意图，可我只听懂了零星的几个词：“安慰”、“噩梦”、“女孩”。后来我走到弗兰西内特夫人果园，那儿有口井，他待在原地未动，吸着烟。我回来时他还在吸着烟（他嗜烟成瘾），他看见我时又站起来说，阿兰，我请你吃顿早饭吧。我记得没有告诉过他我的名字。我们离开波莱多时我问他怎么找到窑洞的，谁告诉你这里有窑洞可以睡。他说是玛格丽特，他管玛格丽特叫德斯诺的读者。他说，皮莱特和我走了后他跟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又待了会儿，问过他们有没有地方可以过夜。玛格丽特告诉他，镇子外皮莱特和我住的地方有几间窑洞。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他马上跑了，跟上我们，然后就选了个窑洞铺开自己的睡袋，就是这样。我问他是怎么穿过这些岩石的，这里道路糟糕得都不能称之为道路了，他说没有那么艰难，有我们在他前面，他只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走就可以了。

那天早晨我们在拉欧尔酒吧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权当是早点了，这个陌生人说他名叫阿图罗·贝拉诺，在找一个朋友。我问他的朋友是谁，为什么又到旺德尔港来找，他从衣兜里掏出最后几个法郎，要了两份法国白兰地酒，开始聊起来。他说他的朋友跟另一个朋友住一起，他的朋友在等什么，可能是份工作之类的，我记不得了，他的朋友的朋友把朋友赶了出去，贝拉诺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出来找他。你的朋友住哪里？我问。他没有家，他说。你住哪里啊？我问。在一间窑洞里，他说，但却微笑着说，好像在开玩笑。最后发现，原来他跟科里欧雷的佩皮格南大学的一个教授住在一起，就在附近。从波莱多可以看得见科里欧雷。后来，我又问他怎么知道朋友被赶出去了。他说：我朋友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又问：是把他赶走的那个人吗？他说没错。我说，换句话说，先是他把人家赶走了，接着他又告诉了你吗？他说：说实话，他害怕得要命。我问：这个所谓的朋友怕什么呢？他说：我朋友可能会自杀。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虽然他认为你的朋友可能会自杀，你的这个朋友的朋友还是把他赶走了？他说，没错，我自己没有弄清这层关系。这时我和他都笑了，都已喝得半醉，他走的时候，肩上扛着一个小包，他走了，打算搭便车在附近的那些小镇漫游，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过午饭（稍后皮莱特也加入进来），我告诉他，我在奥尔比如何受到法官的不公正对待，我们在哪里工作，天黑下来时他就走了，一个星期后我又见到他。他还没有找到朋友，但我觉得那时他差不多已经放弃寻找了。我们买了瓶葡萄酒，在港口一带漫游，他告诉我一年前干过卸船的活儿。这次他打算只在这里待几个小时。他比上次穿戴得好了一些。他问我在奥尔比的案子进展如何。他又问起我和皮莱特的窑洞。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还住在那里。我告诉他不住了，我们已经搬到船上，太冷不大上那儿住了，其实也并非全然因为寒冷已悄然而至，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我们身上没有一个法郎，在船上我们至少还能吃上热饭。过了会儿，他就走了，据皮莱特说，那家伙喜欢我。你疯了，我说。那为什么他还来旺德尔港？他来这里想干吗？

十月中旬时他又来了。我听到外面有人说我的名字时正挺着身子躺在铺位上做白日梦呢。我走到甲板上时看见他坐在一堆东西中。好久不见了，莱伯特，他说。我走过去说你好，然后两人都点上烟。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有点轻淡的雾气，附近没人。我想，大家都上拉欧尔酒吧了吧，能听到远方一只船装货时绞盘发出的声音。我们去吃点早餐吧，他说。好的，去吃点早餐，我说。但我们谁也不动。我们看见一个人从防波堤那儿向我们走来。贝拉诺微笑起来。操，他说，是乌里塞斯·利马。我们一声不响等着他，直到这人走到我们这儿。乌里塞斯·利马比贝拉诺矮一些，但更结实。他像贝拉诺一样肩上扛一个小包。他们一看见对方就开始用西班牙语聊起来，他们打招呼、彼此问候的样子显得很随意，很平常。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拉欧尔酒吧了。贝拉诺说好的，我们稍后就来，我撇下他们在那里聊着。

伊索贝尔号船上的员工全都在酒吧里。他们看上去表情阴郁，完全有理由如此，但照我说当诸事不顺的时候如此沮丧反而是雪上加霜。于是我走进去，打量了一番都谁在，大声开了个玩笑，或者逗他们一乐，然后要了杯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一杯白兰地，开始读起前一天的《解放报》，弗朗索瓦经常读这份报，读完后就扔在酒吧了。我在读一篇写扎伊尔共和国的余余这个地方的文章时，贝拉诺和他的朋友走进来了，向我坐的桌子走来。他们要了四份羊角面包，那位失踪的乌里塞斯·利马把四个全吃了。他们又要了三份火腿和干酪三明治，给了我一份。我记得利马的声音有些奇怪。他的法语讲得比朋友好。我忘记我们都谈了什么，也许谈了扎伊尔的余余，我只知道在谈话途中贝拉诺问我能不能帮利马找份工作。我想笑。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在找工作，我说。不，贝拉诺说，我说的是船上的活儿。伊索贝尔号？可我说的就是伊索贝尔上的员工在找工作啊！我说。这样啊，贝拉诺说。这得有空地啊。其实，有两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工在佩皮格南找了份建筑的活儿，这份工作至少让他们忙碌一个星期。我们得跟船长谈谈，我说。莱伯特，贝拉诺说，我相信你能帮我朋友找份工作。在船上没多少钱，我说。但至少能提供一张床铺，贝拉诺说。问题是，我怀疑你的朋友懂不懂打鱼和船上的事儿，我说。他当然懂了，贝拉诺说，不是吗，乌里塞斯？懂得很多，乌里塞斯说。我坐在那儿望着他们，因为显然不是实话，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可是后来我又自问，我是谁居然对别人的事儿如此肯定。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我怎么知道那边渔民们的情况呢？

当天早晨，我就去跟船长说了，我说带来一个新船员给他，船长说：好啊，莱伯特，给他住阿米多的铺，但只能住一星期。我回到拉欧尔酒吧时贝拉诺和利马的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这时拉欧尔端出三盘鱼汤。这是非常普通的汤，但贝拉诺和利马还说法国菜做得多好。我不知道他们是跟拉欧尔或者自己开玩笑呢，还是当真的。我想他们是当真的。接着我们开始吃炸鱼沙拉，然后又来老一套了，恭维厨师，沙拉多棒，普罗旺斯沙拉多经典，显然这样说让这胡西雍人脸上挂不住。可拉欧尔挺高兴，而且毕竟他们付的是现金，他还要怎么样呢？后来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进来了，我们请他们坐一起，贝拉诺给每个人要了份点心，又要了瓶香槟，但酒吧没有香槟，他只好又要了瓶葡萄酒，在酒吧的几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民凑到我们这桌来，我把利马介绍给他们。我说：这家伙就要跟我们一块工作了，他是墨西哥来的水手，是的，先生，贝拉诺说，帕茨库阿罗湖的漂泊的荷兰人[贝拉诺引用了欧洲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的典故，它受到诅咒永远必须在海上航行，无法靠岸。]，那几个渔民向利马打了个招呼，握握手，他们会觉得利马的手有些怪，显然不是渔民的手，你立刻就能觉察出来，但他们的想法大概跟我差不多，谁知道一个遥远国度的渔民的手是什么样呢。查普特派克湖畔小屋的灵魂垂钓者，贝拉诺说，就这样聊到下午六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后来，贝拉诺付了账，跟每个人道别后就去科里欧雷了。

那天晚上利马跟我们一起在船上睡了。第二天天气很糟糕。天亮时乌云密布，我们花了一早上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整理设备。利马被安排去清理货舱。底下的味道实在难闻极了，我们都避着这活儿，死鱼臭气刺鼻，能把人给熏倒了，但那个墨西哥人硬是坚持下来。我想船长是在考验他吧。他让这个墨西哥人去清理货舱。我对这个墨西哥人说：假装在干着，然后两分钟内回到甲板上。可利马下去后在那儿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吃午饭时，皮莱特做了鱼排，利马不想吃。吃吧，吃吧，皮莱特说，可利马说他不饿。他坐下歇了会儿，离我们远远的，好像担心如果观察我们吃饭会呕吐，后来他又回到货舱了。第二天，早晨三点的时候，我们起航出海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发现利马压根就没有船上生活经验。只希望他别掉进海里，船长说。大家都望着利马，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同时又看着已经喝醉的皮莱特，我们只好耸耸肩，并不抱怨，但我相信那时他们都挺嫉妒两个在佩皮格南设法找到建筑活儿的工友。我记得那天天色阴沉，夹带着雨的云从东南方翻滚过来，但接着风变了，乌云升起来。十二点时，我们开始收网，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午饭时我们所有的人苦恼极了。我记得利马问我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我告诉他至少有一个月了。皮莱特开了个玩笑建议我们放火烧了船，船长说如果他再听到这样的话，就把他揍得两眼发黑。后来我们又把船向东北方向开去，下午时我们又在一个地方撒下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里打过鱼。我记得，除了皮莱特我们谁也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他那时已经彻底醉了，在控制室里胡言乱语着，谈着他扔在什么地方的一支枪，或者长时间地望着一把菜刀的锋刃，然后又环顾四周寻找船长，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大致这个意思吧。

天开始黑下来时，我们发现网开始满了。我们把网拉起来，船里的鱼比前几天的全部收成加起来还多。忽然，我们开始疯了般地工作起来。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开去，不断地撒下网去，等再收起来时里面满是鱼。连皮莱特都战果累累。我们接连干了一整夜一整早晨，一直没有睡，追随着向海湾东北尽头移动的鱼群。第二天下午六点，舱里的鱼满满的，以前可从未见过这样丰硕的成果，可是，船长说十年前他见过一次几乎同样丰硕的捕捞。我们返回旺德尔港时，没有几个人相信发生的一切。我们卸了船，睡了会儿，然后又出海了。这次我们没有发现大鱼群，但收获也不少。那两个星期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海上而不是港口。后来，一切又都回到常态，但我们知道发财了，因为工资是按捕捞比例拿的。后来，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不干了，他现在有了足够的钱去做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走了。皮莱特和我问他需要做什么。旅游，他说。我挣的钱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飞机票了。我敢打赌那儿肯定有个女孩在等着你，皮莱特说。差不多吧，这个墨西哥人说。后来我和他去跟船长说。船长手里还没有钱。鱼加工厂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付款，特别是捕获量这么大，利马只好又等了几天。可他再也不想到船上睡了。他消失了几天。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去了趟巴黎。他搭便车去了又回来了。那天晚上，皮莱特和我带他到拉欧尔酒吧吃晚饭，接着他又来船上睡了，虽然他知道我们早上四点钟就要离港去狮子湾再去试着找找那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鱼群。我们在海上待了四天，捕获平平。

此后，利马决定还是多待些时间，直到给他付了工资，这期间他就睡在波莱多的一个窑洞里。一天下午我和皮莱特去找他，指给他哪个窑洞最好，那口井在哪里，晚上应该走哪条路才不至于掉到悬崖下面：基本上是些如何舒服地过户外生活的秘诀。我们不出海的时候，就看见他在拉欧尔酒吧待着。利马跟玛格丽特、弗朗索瓦以及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人鲁道夫混成了朋友，鲁道夫在港口一带干些零工，自称十岁时就在维尔马奇特当过兵，得过铁十字勋章。当大家都说不相信时，他拿出勋章给想看的人展示：那是一枚发黑、生锈了的铁十字。接着他在勋章上吐了口唾沫，用德语和法语发誓。他把勋章拿到离脸十寸远的地方对着它说起话来，好像那是个小侏儒，对着它做鬼脸，然后又把它放下，对着十字极度狂躁或者厌恶地吐起唾沫来。一天晚上，我对他说：如果你这么讨厌他妈的这枚勋章，干吗不他妈的把它扔到他妈的海里去呢？这时鲁道夫安静下来，似乎很羞愧，把铁十字勋章收进衣袋。

一天早晨，我们终于拿到工资了，当天早上贝拉诺又出现了，我们为那个去以色列的墨西哥人饯行。午夜时分，我和皮莱特陪他们一起去车站。利马打算搭十二点的火车去巴黎，从巴黎再乘第一个航班去特拉维夫。我发誓火车站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在长椅上坐下，一会儿皮莱特就睡着了。唉，贝拉诺说，我感觉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惊了我一下。我以为他是在对我说话，等利马用西班牙语回答时，我才意识到不是。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来火车到了，火车是从泽贝雷过来的，利马站起来向我道别。谢谢你教我如何在船上干活，莱伯特，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不想弄醒皮莱特。贝拉诺跟他一起向火车走去。我看着他们握了握手，然后火车就离去了。那天晚上贝拉诺住在波莱多的窑洞过夜，我和皮莱特去了伊索贝尔号船。第二天贝拉诺就离开旺德尔港了。

9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我听到了说话声。他们在对我说：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你好吗？我睁开眼睛，是那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瓶酒。我说：没什么，小伙子们，我只是出了会儿神。到了我这个年纪，睡意会出其不意地找上来，但是该睡着的时候永远睡不着，我是说午夜时分，等你上了床后却睡意顿消或者不配合，让老人们彻夜失眠。不过我对失眠毫不在意，因为那时我正好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读书，甚至有时间翻阅那些资料。问题是到头来我会随地犯困，甚至工作的时候，这对我的名誉影响非常不好。别担心，阿马德奥，小伙子们说，如果你想打会儿盹，没关系，那就打吧，我们改天再来。不，小伙子们，我现在好了，我说，我来看看，龙舌兰在哪儿呢？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开酒瓶，把神灵的甘露倒进我们各自的杯子里，还是我们刚才喝过酒的杯子，有人会觉得这是偷懒的信号，又有人觉得是优雅的极致，因为，我们应该说，杯子被梅斯卡尔酒装饰得熠熠生辉，龙舌兰更令人心怡，就像一个穿着皮大衣的裸体女人。干杯，那就！我说。干杯！他们说。我取出那份还夹在胳膊下面的杂志，当着他们的面挥了挥。两个小伙子同时去争夺，但动作太慢了。这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卡沃尔卡》，我告诉他们。塞萨雷亚的杂志，如他们所说是本能现实主义的正式出版物。自然了，大多数投稿者并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有曼努埃尔、有吉尔曼，但不见阿克莱斯的东西，还有萨尔瓦多·加尔拉多，瞧：还有萨尔瓦多·诺沃，有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有恩卡纳西翁·古斯曼·阿雷顿多，还真有你的。接下来是几个外国人：特里斯坦·特萨拉、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发起人之一。]，是吗？了不起的三人组。后来我让他们从手中拿走杂志，看着两个人把头埋在陈旧的八开本的纸页，塞萨雷亚的杂志中，我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虽然他们那么见多识广，先翻到的还是译文，特萨拉、布勒东、苏波的诗，分别由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还有在下我翻译。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几首诗叫《白色沼泽》、《白夜》、《黎明和城市》，塞萨雷亚想把后者翻译成《白色城市》，但我否定了她的译法。我为什么否定？嗯，因为错了，先生们，黎明和城市是一回事，而白色城市又是别的意思了，所以我要插手干涉，无论当时我多么欣赏塞萨雷亚。其实我不该那么欣赏，我向你们坦白，可我始终真心地欣赏她。我的法语显然差强人意，也许帕布里托还可以。信不信由你，现在我彻底丢了法语，但我们还是翻译了，塞萨雷亚翻得很潦草，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这样说，她重新改造了那首诗而她认为是合适的，我则像奴仆般地同时拘泥于不可言说的精神以及原文的字母。自然，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那些诗像皮纳塔般被打得伤痕累累，总的来说，相信我，我们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比如，苏波和我的诗。简单地说：就我所知，苏波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一个走得最远的诗人，你知道，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说起他了，但据我所知，他还活着。这期间，我对艾吕雅的情况一无所知，看他走得多远，除了诺贝尔奖，什么奖都拿了，是吧？阿拉贡获诺贝尔奖了？不，我想不会。他们颁给了夏尔[夏尔（René Char，1907—1988），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诗人、超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与艾吕雅及布勒东共同出版诗集《施工缓行》（Ralentir Travaux）。]，我想，可他当时也许并不写诗。圣琼·佩斯[圣琼·佩斯（Saint 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196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我对他不予置评。他们不会把这个奖给特里斯坦·特萨拉的。生活经常出现奇异的转折！接着小伙子们读起曼努埃尔、李斯特、萨尔瓦多·诺沃（他们喜爱他！）我（别，别读我的诗，我说，那些诗太悲观了，浪费时间）、恩卡纳西翁、帕布里托的诗来。这个恩卡纳西翁·古斯曼是什么人？他们问道。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是谁？他翻译特萨拉的诗，文风像马里内蒂，法语大概说得像个法语联盟的访问学者。我好像又恢复了生命活力，好像黑夜停住自己的运行，透过窗帘偷看着说：萨尔瓦铁拉先生，你得到了我的许可，离开这儿，去放声演讲，直到喉咙嘶哑——我的意思是，我想说的是，我没有丝毫睡意了，好像刚喝下去的龙舌兰在肚子里、在黑亮的肝脏中与苏西达斯牌酒不期而遇，而且正在向它降服，这也理应如此，因为某些阶级界限依然存在。我们又倒了一巡酒，我开始给他们讲述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他们不喜欢恩卡纳西翁的两首诗，他们跟我很坦率，那两首诗讲不通，天哪，这恰好与我的想法和信念很接近，我觉得可怜的恩卡纳西翁的东西收进《卡沃尔卡》绝不是因为她有多好，而是因为塞萨雷亚对她的袒护，这是一个女诗人对另外一个女诗人的袒护，可谁知道塞萨雷亚从恩卡纳西翁身上看到了什么，或者她出于为恩卡纳西翁或自己考虑作出了什么样的妥协。发表朋友的作品是墨西哥文学活动中习以为常之举。也许恩卡纳西翁不见得是个优秀诗人（正如我本人也不是），甚至压根就算不上诗人，无论好还是坏（就像我也不是），可她是塞萨雷亚的好朋友。塞萨雷亚愿意从自己嘴里分出点面包或者龙舌兰来哺给自己的朋友们！所以我给他们讲了讲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我说她1903年生于墨西哥城，根据我的推算，大概如此，还说她在一家电影院外跟塞萨雷亚相识，别笑，这是真的，我忘了她们看的是什么电影，但情节肯定很悲伤，里面可能还有卓别林，总之，两人出来时都哭了，互相看着对方又开始笑了，也许塞萨雷亚嗓子有些沙哑，她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会忽然爆发出来，像一个火花或者迅速一瞥和砰的一声！她会忽然大笑倒在地上打滚，而恩卡纳西翁可能笑得更克制些。那时塞萨雷亚住在克鲁塞斯大街的一幢出租房里，而恩卡纳西翁和姑妈（这个可怜的人既无父亲也无母亲）住在德里西亚斯大街，我想。两个人都工作了很长日子，塞萨雷亚在“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的办公室工作，这位将军对尖锐主义者很关照，但他对文学可谓一窍不通，这是事实，而恩卡纳西翁是尼诺·佩尔迪多街上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什么。塞萨雷亚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可是看到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女人。恩卡纳西翁则完全相反，她绝对漂亮，总是穿得漂漂亮亮（塞萨雷亚有什么就穿什么，有时甚至披一件农民的大围巾），可是像酒吧混战中的陶瓷小雕像般不安全和脆弱。她的声音，怎么描述呢？很尖细，很轻微，没有丝毫急迫的味道，但为了让别人听得见总要大声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从孩提时就怀疑自己的讲话能力，基本上是一种很尖细的声音，而且令人极不舒服，多年以后我只听到过一次类似的声音，正好也是在一家影院里看一部动画短片，里面有一只猫或者一条狗或者一只小老鼠，你知道，那些外国佬在做动画片方面何其聪明啊，这只动物说话的声音很像恩卡纳西翁。如果她是个哑巴，我想我们中会有不止一个人爱上她，可是有了那种声音，就不可能了。另外，她毫无才华可言。一天，塞萨雷亚把她带到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我们全都是尖锐主义者或其支持者。开始大家都很喜欢她。我是说只要她不说话。吉尔曼可能还逗过她，我也可能逗过。但她始终很生分和羞怯，而且老黏着塞萨雷亚。但是，她及时地变得更自信起来，一天晚上，她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又是批评，又是提建议。曼努埃尔别无选择，只好告诉她安分点。恩卡纳西翁，他说，你连诗歌的常识都不懂，干吗不安分些呢？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恩卡纳西翁讲话时在场面上藏而不露、仿佛不在现场的塞萨雷亚从座位上站起，对曼努埃尔说不能这样对一个女人讲话。可是你没有听到她说的那些蠢话吗？曼努埃尔说。我听到了，塞萨雷亚说，她表面上似乎漠不关心，其实没有错过这位朋友和被保护人做的或说的任何东西，但我还是认为你该向她道个歉。好吧，我道歉，曼努埃尔说，但从现在开始她最好闭上嘴。阿克莱斯和吉尔曼同意他的提议。他们提出，如果她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别说了。这样对人不尊重，塞萨雷亚说，剥夺了她的说话权。恩卡纳西翁再没有参加以后的聚会，塞萨雷亚也不参加了。那些聚会并不正式，也没有人怀念她们，至少表面上如此。那次聚会结束后，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我走在这个城市中心的大街上，背诵着保守派诗人塔布拉达的诗歌，我才意识到她不在了，同时觉得到自己对塞萨雷亚的了解是多么有限。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9年3月。

一天，一个陌生人来看我。我记得那是1978年。来看我的客人不是很多，只有我女儿和一个女人以及另一个说也是我女儿的女孩，她漂亮极了。这个男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我在向北的院子里接待了他，虽然所有的疯子们都面朝南或者朝西，我却一直朝北，我就这样接待了他。那个陌生人说，早上好，基姆，今天怎么样呢？我回答说跟昨天一样，也跟前天一样，我问他是不是我以前上班的建筑工作室打发来的，因为他那眼神和说话的方式我隐隐约约有些熟悉。这个陌生人大笑着说你怎么会不记得我了呢，伙计，你是当真吗？我也笑了，为了让他轻松些，我说当然，我的质问是绝对真诚的。这时陌生人说我是达米安，你的朋友奥尔巴罗·达米安。他说：我们认识都好几年了。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让他放松些，或者别让他太伤心了，我说，嗯，现在想起来了。他笑了（但他的眼神并不开心），他说那就好，基姆，他好像换上了我的医生和护士们的声调和关切态度。他走了以后我想我就忘了他，因为一个月后他又来了，说以前来过这里，我记得这个精神病院，便池还在那儿，这个院子向北。过了一个月，他对我说：我来这里看你已经两年多了，伙计，你就不能试着下点儿工夫记住我？于是我努力了一番，下次他来时我就说怎么样啊，奥尔巴罗·达米安先生，他微笑着但眼神还是那么忧伤，好像看待一切都出自某种深深的悲哀的徒劳角度。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3月。

实在离奇。我知道这纯属巧合，可有时这些东西促使你去琢磨。我跟拉斐尔讲了，他说那纯属我脑子里的幻觉。我说：你发觉了吗，乌里塞斯和阿图罗都不在墨西哥生活了，好像诗人更多了？你说的诗人更多是什么意思啊？拉斐尔说。我们这个年龄的诗人，1954、1955、1956年出生的诗人。你怎么知道的？拉斐尔问。嗯，我说，我四处逛，我读杂志，我参加诗歌朗读会，我读书评，有时还听收音机里的书评。你都有孩子了，怎么还能抽出时间干这么多事呢？拉斐尔说。弗兰兹喜欢听收音机，我说。我一打开收音机，他就睡着了。收音机上朗读诗吗？拉斐尔问。他很吃惊。是啊，我说。收音机和杂志里都有诗。简直就像一场爆炸。每天都会有一家新的出版社爆出，发表新诗人的作品。这一切恰好都是乌里塞斯走了后发生的。不奇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拉斐尔说。忽然遍地开花，几百个学校像鲜花般盛开，这是不需要多大理由的，我说。这正好都是乌里塞斯走了后发生的。你不觉得这是个巨大的巧合吗？他们大多是些很差劲的诗人，拉斐尔说，这些人都奉承帕斯、埃弗拉因、何塞米里奥，还有那些农民诗人，完全是垃圾。我不想说他们不是，我说，也不想说他们就是。我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数量，出来那么多人，而且如此之突然。有个家伙甚至想攒一本墨西哥所有诗人的作品选集。是啊，拉斐尔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他知道）。他不会收入我的哪怕一首诗，拉斐尔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问。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拉斐尔说，那家伙不想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有丝毫关系。我说他讲的根本就不对，因为即便那个攒选集的恶心鬼排除掉乌里塞斯·利马，他也排除不了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或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或者我。他还的确要过我们的诗，我说。拉斐尔没有回答。我们沿着米斯特里奥斯大街走着，拉斐尔盯着地平线方向，他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它，虽然那儿有房屋、烟雾、墨西哥城午后的尘埃。这么说你们都会上那个选集了？拉斐尔沉默了很久后说。我不知道玛丽亚和安格丽卡的情况，我说，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们了。埃内斯托几乎铁定要上了。我铁定上不了。那你为什么不……拉斐尔说，可我没有让他问完就回答了。因为我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我说，如果那恶心鬼不想收乌里塞斯的诗，他也就不会收我的。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一间黑暗的办公室，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3月。

没错，这确实是个挺怪的现象，不过原因跟哈辛托·雷克纳所说的那些有点天真的理由不同。墨西哥确实出现了一次诗人的人口爆炸。开始时间是很清楚的，如1977年1月或者1976年1月。不过很难确定出一个精确的日子。在各种决定性要素中，最显然的要素有：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从1960年到现在），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还有一所学科结构日趋合理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得到不错的发展。

我们不妨来审视一番这个新兴诗人群体，我也属于其中一员，至少从年龄的标准而言。最大的主体是学生。大部分人在大学或者教育部主办的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第一本书也由跟大学有联系的出版社出版。很多人除了掌握西班牙语外同时精通（只是这么说说）一门第二外语——通常是英语，有小部分人通法语——同时翻译用这些语言创作的诗人的作品，也不乏初出茅庐的译者从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德语翻译。有些人把业余编辑的工作与诗歌事业联合起来，这反过来又带动了各种很有价值的出版项目的繁荣。现在墨西哥的年轻诗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如今像三十岁以下的诗人比20世纪60年代这一年龄段的诗人更出色呢？我们能想像在狂飙般涌现出来的当代诗人中找到与贝西拉、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或者奥梅罗·阿里达吉斯望其项背的吗？目前还看不到。

不过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的计划让我觉得特别好。是时候了，该出一本墨西哥年轻诗人的选集，堪与蒙西瓦伊斯的《20世纪墨西哥诗选》媲美的高标准的诗选，那本书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难忘！或是像《运动中的诗歌》也可以，这本由帕斯、阿里·丘马西罗、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和奥梅罗·阿里达吉斯担纲的经典选本。我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当伊斯梅尔·萨尔科给我家里打来电话说，路易斯·塞瓦斯蒂安，我想听听你的指教，这时我感到受宠若惊。当然，指教倒在其次，我已经确知自己被纳入这个选集了，这自不必言，你可能会像我的朋友们那样说（我惟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诗被选了多少首），所以我去拜访萨尔科最初只是扮演一个顾问的角色，以防萨尔科疏忽某些细节，具体说来就是不要疏忽了某份杂志、外省出版物、一两个人的名字，那些萨尔科式的一腔热情不允许它们被奢侈地疏忽掉的东西。

可是在接到伊斯梅尔的电话和我去拜访之间那短短的三天里，我无意中获悉了选集计划要收录的诗人数目，无论怎么来看，这个数目都是相当庞大的，倒是很民主，但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有着令人瞩目的实验性，但又像诗歌大杂烩般平庸。这个魔鬼诱惑了我，在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打来电话和我们见面的这几天里，它把各种想法塞进我的头脑，等待过程（那是什么样的等待啊，我的天？）简直就是一场惩罚，我的拜访就像一个人睁开眼睛时刹那间看到了救星那样。那三天我备受各种怀疑的折磨。或者是疑惑。然而，这点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场既带来满足又带来痛苦和怀疑（或者疑惑）的折磨，好像那一道道激情的火焰是痛苦与欢乐的共同源泉。

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诱惑是：建议萨尔科把卢西欧斯·思肯也纳入这本选集。我只支持这个数量，但其他一切都予以抵触。这个计划显得如此鲁莽，我承认，乍一看简直是疯了。我这完全是吓唬自己。后来又变得十足可怜了。后来，当我最终保持一段小小的距离，更冷静地审视（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时，这个计划既让人觉得崇高又令人伤心，我非常担心自己精神上的安宁。至少，我耍了个手腕或者技巧，没有对主要的利益相关人，换言之就是卢西欧斯·思肯，透露我的计划，我一个月要见他三次或者两次，有时只见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见，因为他总是长时间不露面，而且露面也是不期而至。从我们在埃米里奥托·拉古纳画室第二次模糊的会面开始，双方关系的发展进程就很不规则，偶尔呈上升态势（特别是据我所知），偶尔又杳无影迹。

我们经常在那不勒斯区我家一间空房里会面，但我们会面的方式要复杂得多。卢西欧斯·思肯会把电话打到父母家里找我，我几乎从不在家，他就留言给我，自称埃斯特法尼奥。我发誓这个名字不是我建议用的。据他说，这是向斯特凡·马拉美致敬，他只听说过（顺便说一下，他几乎对一切都这样）这个作家，但就认为是我的守护神之一，通过他来了解我与之有着什么样的奇怪的精神联系。其实，留言时用的这个名字有点像他想像中我非常珍视的礼物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个假名掩藏起对我或者我的吸引力、欲望、真正需要（我不敢说它是爱），经过几个月的见证以及无穷无尽的沉思，我满怀喜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

他留过言后我们就在起义者街一家有机食品商店的入口处见面。随后我们便在这个城市消失，淹没在北边拉维拉附近的咖啡店、酒吧里，那儿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卢西欧斯·思肯也不用惶恐不安地把我介绍给他的男女朋友们，他们往往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他们的表情传达出来的更多像是一个正受到感化教养般的墨西哥而非其他，尽管，正如我试图向他解释的那样，这个其他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卢西欧斯·思肯说，比如圣灵，那个高贵的野蛮人。）夜晚来临时，我们就像两个朝圣者在廉价或者最便宜的旅馆找个隐蔽之所，虽然这些居所也散发出某种华丽（冒着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危险，我甚至想说散发出某种希望），它们往往在波多耶托或者塔里斯曼的边缘。我们的关系神出鬼没。我不想谈论爱什么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论欲望什么的。我们只有不多的一些共同之处，如几部电影、若干民间雕塑，他所喜欢的讲述绝望故事的方式，以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的方式。

有时，他难免会给我一册本能现实主义者出版的杂志。我从未看到上面有他发表的诗。其实，我忽然想到跟萨尔科谈他的诗时，我只有两首卢西欧斯·思肯写的诗，都没有发表过。其中一首是对金斯堡一首拙劣的诗的拙劣模仿。另一首是多里都不会欣赏的散文诗，这是一首奇怪的诗，他隐隐约约谈到旅馆、吵架。我觉得那灵感是从我这儿来的。

去见萨尔科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失眠了。我就像墨西哥的朱丽叶，陷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之间肮脏的争斗中。我跟卢西欧斯·思肯之间的关系还处于秘密状态，至少在我认为情况还处于可控范围这个意义上。我不是说朋友圈中没人知道我的同性恋倾向，对此我保持沉默而不是藏着掖着。他们只是不知道我跟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纠缠在一起（虽然卢西欧斯·思肯不是别人所认为的那种典型的本能现实主义者）。阿尔韦托·莫尔是怎么得知我在推荐思肯上这本选集的呢？佩平·莫拉多会怎么说？阿多尔费托·奥尔莫会不会认为我疯了呢？如此冷静，如此尖酸，如此洞察一切的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本人，他看不出我的建议泄露了什么吗？

所以，当我去找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把两首我像珍稀宝贝般藏着的诗交给他过目时，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各种诘难。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萨尔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识到我推荐的人来自他们所谓的错误阵营。所幸（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没有把思肯与本能现实主义者联系起来。

我为思肯的散文诗苦苦争取机会。我提出，从收入的已发表作品诗人的数量而言，这本选集说不上有选择性，对他来说是否收进我朋友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这位选家不肯就范。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轻诗人，绝大多数人仅以一首诗来代表，可就是不选思肯。

我们讨论过程中，他问了我被推荐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说，这时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难当。

我再次见到思肯时，在某个没有底气的时刻，我说想把他的一首诗收进萨尔科编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选集的努力失败了。他那样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种类似感动的东西。他问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收进萨尔科的选集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没有吧。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呢？他们也没有，我说。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呢？没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呢？我摇摇头，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乌里塞斯·利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说，没有。如果我也没有收进去那更好，他说。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4月。

1977年底，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住进医院，为了做一个脑动脉瘤手术，需要在头盖骨上钻个孔。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做了一遍，显然把什么东西落在大脑里了。医生们对第二次手术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他们不做这个手术，他就会死掉，如果做了，他还是会死掉，但成功的几率会稍好些。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惟一自始至终陪着他的人。主要是我和他母亲，但他母亲已经无关紧要，每天上医院已经把她变成个隐形女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来，她都那么安静，即便她真的走进房间，坐在床边，好像从来不曾跨过门槛，或者从来没有完成过对门槛的跨越，那个被固定在过道白色入口的微小轮廓。

我姐姐玛丽亚也来过几次。还有胡安尼托·达费拉，又名约翰尼，埃内斯托最后的爱人。其他来看望的都是些兄弟姐妹，姑姑姨妈，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跟我朋友的联系只是些最微弱的家族纽带。

没有任何作家或者诗人以及前恋人来过。

第二次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我在等候室里睡着了，梦见劳拉·达米安。劳拉来看埃内斯托，后来我们俩又去桉树林散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桉树林，可是我梦中的这片森林却可怕极了。叶子银光闪闪，擦到我的胳膊时便留下黑糊糊、黏糊糊的印迹。大地很柔软，像松林中铺着针叶的地面，尽管我梦中出现的是一片桉树林。所有的树干毫无例外都腐朽了，而且臭不可闻。

我在等候室里醒来时周围空无一人，我开始哭起来。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怎么就这样孤独地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里孤独地死去呢？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等着某人来通知我他在一场可怕的手术中已经死去或者幸存下来呢？哭完后我想自己又睡着了。醒来时埃内斯托的母亲在我旁边喃喃地说着我不明白的什么话。过了会儿我才反应过来她在祈祷。后来一个护士进来说一切进展顺利。她说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埃内斯托就出院回家了。我从未去过他家，我们都是在我家里或者其他朋友家里见面。但从那时起我开始上他家里去看他。

最初几天他甚至都不说话。他望着周围，只是眨眼睛，却不说话。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听。但医生建议我们跟他讲讲话，对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第一天，我在他的书柜里找了本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会喜欢的书，大声朗读给他听。这本书是瓦雷里的《海边墓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出了这本书。我读的时候他就盯着天花板、墙壁或者我的脸，他真正的神儿并不在这上头。我给他读萨尔瓦多·诺沃的诗集时，他的反应也是这样。他母亲走进房间抚摸着我的肩膀。别太辛苦了，姑娘，她说。

不过，他慢慢地开始能辨认声音和人形了。—天他认出了我。安格丽卡，他说，然后微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凄惨、古怪的笑容。我哭了。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在哭，还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微笑。他像一具尸体。头发还遮掩不住手术后的伤口，头发长出来的速度慢得让人发疯。

不久他又能说话了。他的声音调门很高却很尖细，像笛子的声音。这声音逐渐硬朗了一些，但还是很尖细。无论如何，这不是埃内斯托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很熟悉。这声音就像一个弱智少年的声音，一个垂死的无知少年的声音。他的词汇很有限。对他来说，想出什么词语来表达什么东西已经很吃力。

一天下午，我上他家去，他母亲让我进了屋，带我到她房间，氛围如此激动，我起先还以为朋友的情况恶化了。事实上这是母性开心的激动。他好了，她告诉我。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想她是说埃内斯托的声音或者说他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他是怎么好的？我说，试图让她放开我的胳膊。她解释了半天，但最后却直截了当说了。埃内斯托再也不是同性恋了，姑娘，她说。埃内斯托不是什么了？我问。这时他父亲走进来，问我们在这儿干什么，然后说儿子的同性恋终于治愈了。他不是用这几个词说的，我不想回答，同时什么也不想问，这样我就可以尽快走出那间可怕的屋子。但是，在我走进埃内斯托的房间之前，还听到他母亲说：每朵云都有一道银色的边带。

当然，埃内斯托依然是同性恋，虽然有时候他弄不太清这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性已经显得十分生疏了，他知道这东西让人舒服，令人激动，但已经很生疏了。一天，胡安尼托·达费拉打电话给我说他就要去北方工作了，让我替他跟埃内斯托道个别，因为他不忍心。从此埃内斯托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情人了。他的声音有些改变，但不是很大：他不能说话，只会哭泣或者呻吟，他哭叫的时候，除了母亲和我，所有的人——包括他父亲和无数前来礼节性探访的邻居们——都会躲掉，这是一种最终的解脱，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埃内斯托故意号叫，想彻底驱除那种可怕的彬彬有礼。

过了几个月，我探访他的节奏拉得稍微长些了。刚出院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看他，等他开始能说话和在客厅里走动时就去得少了。但我还是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疯狂地聊过几次。有时就我一个劲儿地说着，讲着故事，那些真实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当时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这也是忘却我们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种办法），比如聚会、我睡过的男人，有时全由他来讲，给我读些他当天从报上剪下的报道（这是他最近培养的一项爱好，也许是治疗专家建议的，谁知道呢），告诉我他吃了什么，谁又来探访了，母亲讲了什么，这个他一般留在谈话的最后说。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选了一首他的诗收进刚出版的选集了，哪首诗？他用小鸟般的声音问，那声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脏。那本书就在我手边。我告诉他。我写过那首诗吗？他说。我一怔，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比平常更深沉。他的玩笑还是跟从前一样，天真无邪，几乎跟他说的别的话没有区别。可他不是在开玩笑。那个星期我挤时间去看他。一个朋友，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进去。在这儿等我，我说，这个小区挺危险的，要不等我们回来时恐怕就找不到车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说什么。那时，我已经在自己打进的圈子里树立起古怪的良好声名。恰巧，我还说对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这个小区在走下坡路。好像他手术的副作用在街上显现出来了，在没有工作的人群中显现出来了，机灵的小偷们晚上七点出来坐在太阳下，像僵尸般（或者像没有带信或者带着一封无法破译的信的使者般）自觉地准备好消磨掉又一个墨西哥城的黄昏。

当然，埃内斯托对那本书几乎毫不在意。他找到自己那首诗后只发出一声：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认出了或者给弄糊涂了，然后开始给我说起电话里聊过的事儿来。

我出来时朋友站在车边吸着烟。我问他我进去的这段时间有什么情况发生。没有，他说，这里死一般寂静。然而不可能那么寂静的，因为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双手抖个不停。

我再也没去看过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背诵起理查德·贝尔弗的一首诗。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跟那个戏剧导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说。拉·别哈一定是个很知性的人了。他很有才华，但并不知性，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我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回答。他在等着我说话，有那么几秒钟我们谁都不说话。我多么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说再见之前来了这么一句。我也是，那个仿佛从异度空间传来的小鸟般的声音说。几天后他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他死了。死得很安详，她说，他在家里坐在椅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就走了。他像个小天使般地睡着了。什么时候死的？我问。大约五点钟，吃过午饭后。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参加了葬礼的人，那是在城北一个鱼目混杂的公墓里。我没有见到任何诗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学杂志的编辑来，来了很多亲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邻居们全到了。我离开墓园前，两个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领我去个地方。我想他们打算强奸我。此刻我才对埃内斯托的死感到愤怒和痛苦。我从包里取出一把刀说，我会杀了你们，你们这些小泼皮。他们跑了，我在那几条阴郁的公墓街上追了他们一会儿。我终于停下时，另一个葬礼又开始了。我把刀放进包里看着他们把棺材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预订的位置。我想死者可能是个孩子。但也说不准。后来，我离开墓园跟朋友在城里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0

诺尔曼·博尔斯曼，坐在伊迪丝·沃尔夫逊公园的一把长椅上，特拉维夫，1979年10月。

我对别人的痛苦向来敏感，总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痛苦。我是犹太人，一个墨西哥犹太人，我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我想，这样说就足够了。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我只想讲个故事，也许我还想弄明白隐藏其中的机制，那些机制当时我并不懂，现在仍然压在我心头。但是，我的故事并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样统一连贯。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与黑暗、泪水与欢笑之间的一粒尘埃般闪烁着，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剧或者意第绪语的道德剧。

一切都是从去年2月开始的。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简直像一块裹尸布，那种颜色让特拉维夫的天空不寒而栗。有人在按我们位于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门铃。我打开门时发现来的是诗人乌里塞斯·利马，一个自命的本能现实主义者的头儿，他就站在我面前。我谈不上认识他，其实就见过他一次，但克劳迪娅经常给我讲他的事儿，丹尼尔给我念过一首他的诗。文学不是我的专长。他的作品质量也许我永远欣赏不了。无论如何，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不怎么像诗人，倒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承认，我们见面的开局并不好。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在大学，我还要学习，所以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一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沉浸在马堡学派[Marburg School，19世纪70年代由新康德主义发展出来的学派。似乎乌里塞斯的脸在灯光下变得更黑了而不是更白。]哲学家（纳托普、科恩、卡西尔、朗格）中，同时还看看所罗门·麦蒙的评论，后者间接地拆解着马堡学派的哲学家们。可是过了会儿，大概二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后，我的脑子开始茫然起来，在那种空白状态，乌里塞斯·利马的脸，刚来的这个人的脸开始浮现出来，虽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的五官特征准确浮现出来，我说不上具体用了多久，

我出去时发现他摊在一把扶手椅里睡着了。我站着看了他一会儿。我又回到自己房间想专心学习。我办不到了。我本来要外出，但撇下他一个人似乎不合适。我考虑叫醒他。我想也许该学他的样子也去睡一觉，但我又很担心或者难为情，我说不上是哪种情形。最后，我从书架上拿起一本纳托普的《人文局限的宗教》，坐在沙发上面面对他读起来。

大约十点时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回来了，我两腿发麻全身疼痛。更糟糕的是，我刚才读过的东西不知所云，不过看见他俩进门时我试图把手指举到嘴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也许是因为不想在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开口说话之前扰醒乌里塞斯，也许我已经习惯了听他沉睡时节奏稳定的呼吸声。可是犹豫了几秒后，克劳迪娅看见乌里塞斯在扶椅里时，一切都徒劳了。她上来就骂声他妈的或者哇噻之类的话，因为虽然克劳迪娅生于阿根廷，但十六岁时又来到墨西哥，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人，或者她声称如此，谁知道呢。乌里塞斯慢慢醒过来，他第一眼就看到克劳迪娅在离自己不足一尺的地方微笑着，接着又看见了丹尼尔，丹尼尔也在微笑。真是喜出望外。

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庆贺他的光临。起初我说实在不能去，我得读完马堡学派的东西，但克劳迪娅不许我缺席。想都别想，诺尔曼，不要另搞一套。晚饭吃得很开心，虽然我很害怕。乌里塞斯给我们讲了他的冒险经历，我们全都笑个不停，他或许主要是对克劳迪娅讲，但无论给我们讲的故事实际上有多悲伤，用如此充满魅力的方式讲出来，逗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在那个时候你只能大笑。后来我们沿着阿洛左罗夫大街步行回家，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和丹尼尔走在前面，拉开很长一段距离，克劳迪娅和乌里塞斯在后面聊天，仿佛又到了墨西哥城，在这个世界上他有的是时间。丹尼尔让我别走得这么快，问我干吗这么匆忙，我马上改变话题，问他最近在干吗，然后告诉了他对那个疯狂的老所罗门·麦蒙的第一感觉，想尽一切办法延缓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害怕那个时刻。要是能躲掉那个晚上我该多开心啊。我多想这样。

回到房间后我们还有时间喝杯茶。后来丹尼尔看着我们三个说他要去睡觉了。听到他关上门后我也说要去睡觉了，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我熄了灯躺在床上，听到克劳迪娅跟乌里塞斯聊了会儿。接着门开了，克劳迪娅打开灯，问我明天有没有课，然后开始脱衣服。我问她乌里塞斯·利马睡哪儿。沙发上，她说。我问她都跟利马说了什么。她回答什么也没说。我也脱了衣服上床，紧紧闭上双眼。

两个星期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盘踞我们的屋子。至少我感觉是这样，也许以前太为琐事伤脑筋了，没有注意到。

克劳迪娅先是试图对新情况不理不睬，最终也与现实妥协了，说开始感觉很压抑。第二天早上，乌里塞斯跟我们在一起，趁克劳迪娅刷牙的时候说爱她。克劳迪娅说已经知道了。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你，乌里塞斯说，我来是因为爱你。克劳迪娅回答说他可以写信。乌里塞斯备受鼓舞，写了一首诗，吃午饭时读给克劳迪娅听。我冲动地从桌边站起，不想听，克劳迪娅让我待着别动，丹尼尔也恳求了一次。那首诗基本上是关于一个地中海城市的片段的集子，我猜这个城市就是指特拉维夫，诗里还写到一个流浪汉或者乞讨诗人。我觉得挺美，也如实向他这样说了。丹尼尔表示赞同。克劳迪娅好一阵不说话，表情若有所思，后来她说我们讲得对，自己要能写出这么漂亮的诗就好了。顷刻间我想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主动提出买一瓶葡萄酒。但克劳迪娅说明天一起来就得去大学，十分钟后她关起门来躲进我们的房间。我和乌里塞斯、丹尼尔聊了会儿，又喝了杯茶，然后各自回屋。大约三点时我起来上卫生间，我踮着脚穿过起居室时听到乌里塞斯在哭泣，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在这里。我猜他脸朝下趴着。从我站着的那个角度看，他在沙发上好像只是一段身子，一截盖着条毛毯和旧大衣的身段，一个堆积物，一个肉块，一个影子，好像扔在那里，好不凄惨。

我没有告诉克劳迪娅。其实，那时，我已经有很多事情不让她知道了，不让她知道这个故事的片段，向她撒谎。就我们作为学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就算改变了，她也会极力不让它们显露出来。乌里塞斯刚到特拉维夫时，丹尼尔是他形影不离的同伙，但是，两三个星期后丹尼尔又认真学习起来，否则就会影响到考试成绩。我慢慢地成了乌里塞斯惟一可利用的人。可是我忙着对付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所罗门·麦蒙，而且脑子里一团糟，因为每天晚上，我起来解手时老看见乌里塞斯在黑暗中哭泣，这还算不上是最坏的，最糟的是，有时晚上我总想，今天我又会看到他哭泣——我是说看到他的脸，因为直到那时我还只是听到哭声，但谁能肯定我听到的就是哭声，而不是比如某人在达到高潮时发出的喘气声呢？我一想到要看见他的脸，就想像它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一张泪流满面的脸，一张被从起居室窗户透进来的月光触摸过的脸。那张脸显得如此荒凉，从我在黑暗中起床的刹那间听到旁边克劳迪娅急促的呼吸，它就沉重得像块岩石般压在我心上，我也想哭了。有时我长时间地坐在床上，抑制住冲动不要去卫生间，抑制住冲动不要哭泣，完全是因为害怕那天晚上他会在黑暗中抬起脸，我会看到它。

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从他撞进我们公寓门的那一天就没有了。我就是做不了。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第三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试做，克劳迪娅问我怎么了。没有什么，我说，你干吗问这个？因为你安静得像个死人，她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像个死人而是像个死人世界里的一个不情愿的客人。我只好不吱声。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极度压抑中达到高潮。甚至连克劳迪娅的呻吟，过去那么撩拨我欲望的呻吟也变得难以忍受。那呻吟声让我神魂颠倒（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在我耳边发出吱吱嘎嘎的摩擦声，我想用手或者双唇捂住她的嘴，闷住那声音。一句话，做爱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时成了我想方设法回避或者推迟的事儿。我总是磨蹭到最后上床。我跟乌里塞斯（他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谈。我让他给我读当天写的东西，也不在乎这是一首写给克劳迪娅的情诗，把情感表达得何其痛苦不堪。总之，我喜欢这些诗。当然，我更喜欢别的诗，那些谈论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鲜事物的诗，谈论他独自一人出去漫游特拉维夫、吉瓦特罗卡奇、哈尔沙罗、老港口城贾法的小巷、大学校园、亚昆公园的诗，或者回忆遥远的墨西哥与墨西哥城的诗，以及那些进行形式实验或在我看来是形式实验的诗。所有这些诗我都很喜欢，除了几首写克劳迪娅的。但这并非因为我，并非因为可能会伤害我或者她，而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骡子般的固执，他那彻头彻尾的愚蠢。一天晚上，我跟他谈了。我说：乌里塞斯，你干吗这样对待自己？他假装没有听见，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个其他念头从我的脑子里闪烁而过，小时候在波兰科小区养的一条狗的表情，每当我父母快要睡着时它会忽然咬人），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趁克劳迪娅睡着的时候跟她做起爱来，当我终于进入完全的情欲状态，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来钱又成了问题。克劳迪娅、丹尼尔和我都在上学，我们每月从父母那里拿助学津贴。丹尼尔的钱只够勉强过活。克劳迪娅宽裕些。我的状况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我们把钱集中起来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选课费和饭钱，还够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萨蒙霍夫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后下次同样如此，每回克劳迪娅都更专制，劝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乌里塞斯总是用老一套来应付，很镇静，摆出听天由命的样子，当然，他依然很开心。只要我们一去大学，他就出去找工作，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不过第二天他还会去碰运气。最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吃过晚饭，克劳迪娅就在桌上铺开纸，查找工作信息，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告诉乌里塞斯得上哪儿去找，坐哪路公交车，怎么步行距离最近，乌里塞斯总是说没有钱乘公交车，克劳迪娅说没必要给他钱，因为他喜欢步行，每当丹尼尔或者我说可他怎么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约雷街、佩塔蒂卡瓦、罗希哈因这些地方，那儿需要建筑工，她就说（当着他的面，这时他微笑地望着克劳迪娅，虽说像个受鞭笞的丈夫，但毕竟还是丈夫）利马曾经在墨西哥城四处漫游：怎样从墨西哥自治大学步行到卫星市，而且晚上也会如此，那距离差不多像从以色列的这端走到另一头了。情况持续恶化。乌里塞斯现在一点钱都没了，工作还没着落，一天晚上，克劳迪娅气冲冲地回家，说她的朋友伊莎贝尔·高尔基看见乌里塞斯在北特拉维夫火车站睡大觉，有时还在哈迈拉奇·乔治街或者沿着甘梅尔街乞讨，她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还特别强调了“不可接受”这个词，好像允许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维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冲我和丹尼尔说这话的，可乌里塞斯就在现场，在桌边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听着，好像是个隐形人，后来克劳迪娅又说乌里塞斯向我们撒谎，他压根就没有找工作，我们得决定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

那天晚上，丹尼尔早早就把自己关进屋里，几分钟后我也学他的样子，但不是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跟克劳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处晃悠、自由呼吸，远离我热爱的鹰身女妖。我回去时大约十二点，一开门就听到屋里传来音乐声，是克劳迪娅特别喜欢的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后是说话声。这声音让我安静下来决定不要立刻走进起居室。先是听到克劳迪娅的声音，接着又是乌里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说话的那种声音，至少克劳迪娅不是那种日常的声音，没多久我便发觉他们是在读诗。他们一边听着凯特的歌一边读着短诗，冷漠又忧伤，明澈又晦涩，缓慢又迅捷如闪电，这几首诗描写一只靠着波德莱尔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猫，也许跟靠着一个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只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乌里塞斯翻译的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诗。）我走进起居室时，乌里塞斯抬起头望着我微笑。我什么也没说挨着他们坐下，取出一支烟，请他们继续朗读。我上床后问克劳迪娅怎么回事。有时乌里塞斯简直让我发疯，就是这样，她说。

过了一星期，乌里塞斯离开特拉维夫。克劳迪娅向他道别时流了几滴泪，然后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一天晚上，甚至还不到三天，乌里塞斯就从沃尔特·舒尔曼集体农场打来电话。丹尼尔的一个堂弟，跟我们一样是墨西哥人，住在那里，集体农场的成员们收留了乌里塞斯。他说在一家橄榄油加工厂打工。你喜欢吗？克劳迪娅问，不是太喜欢，乌里塞斯说，工作实在很乏味。不久，丹尼尔的堂弟来电话说乌里塞斯被开除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干活。我们差点因为他被开除了，丹尼尔的堂弟说。他现在在哪儿？丹尼尔问，其实堂弟也不知道，所以才打电话来，想看看乌里塞斯在哪里，好让他支付在集体农场的商店欠下的一百美元账单。有好几个晚上我们等着乌里塞斯现身，但他还是没有回来。倒是来了一封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信。我以自己的名誉或者无论什么发誓，那封信完全不知所云。它向我们传递的惟一信息是，证明以色列邮政服务系统何等的出色，它简直无可挑剔。信是寄给克劳迪娅的，但房间号写错了，街道名里有三处拼写遗漏了，寄来的东西像份资料。那是邮件外面的情况。里面更糟。我说了，信难以卒读，而且不是用西班牙语写的，至少这是我和丹尼尔得出的结论。不过很可能是用亚拉姆语写的。关于这点，关于亚拉姆语，我有些奇怪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和丹尼尔试图破译信的内容时，克劳迪娅极其冷淡地瞥了一眼信，说这是乌里塞斯很久以前给她讲的一个故事，那时他们还在墨西哥城。克劳迪娅说，据乌里塞斯的说法，那个著名的关于耶稣的寓言，关于那个富人、那只骆驼、那个针眼的故事[指《新约·马太福音》中的比喻“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23节。]，也许是失误所致。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在希腊语（可乌里塞斯什么时候懂希腊语的呢？）中有一个词叫káundos，骆驼，在这个词中，字母n读起来很像“i”，而káuidos有电缆、线圈、粗绳的意思，其中字母“i”读作i。他开始对此感到不解，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写出的，无论任何源自马可福音或者稍晚于马可福音抄本著作的错误或者印刷失误都应更正过来了。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的惟一理由是，克劳迪娅重复乌里塞斯的观点说，熟悉希腊语的路加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路加懂希腊却不懂犹太世界，他也许以为骆驼通过或者没有通过针眼是希伯来或者亚拉姆语源中的谚语。有趣的是，据乌里塞斯说，这个错误还有其他来路，据伟大的教授品彻思·莱皮德（克劳迪娅说什么名字啊），法兰克福大学的希伯来和亚拉姆语学者说，在加利利人的亚拉姆语中有些谚语，用名词gamta指船的缆绳，如果某个辅音字母书写潦草，这在希伯来和亚拉姆语手稿中很常见，很容易被当成Gamal或者Camel[Gamal是希伯来语、camel是英语的“骆驼”之意。]，特别是考虑到在亚拉姆语和古希伯来语中元音字母是不用写出来的，只好通过推理来确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没有多少诗意却更为真实的寓言。船缆或者粗绳穿过针眼要比一个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他究竟更喜欢哪个寓言呢？丹尼尔问。我们两个都知道答案，但就等着克劳迪娅说出来。当然是有错误的那个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利马从希伯仑寄来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从死海边的某个地方寄来的一张。第三张明信片发自埃拉特，告诉我们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当服务员的工作。此后很长时间，我们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说实话，我知道服务员的工作他也不会干太久，我知道漫无目的地在以色列转悠而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可能相当危险，但我对别人什么也不说，不过我认为丹尼尔和克劳迪娅都很清楚这点。有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会聊到他。你觉得他在埃拉特干吗呢？克劳迪娅问。他在埃拉特可走运了！丹尼尔说。我们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说。很快我们就巧妙地转换了话题。当时我正在读维特根斯担的《逻辑哲学论》，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突显了自己的虚弱感。我记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几天，从来都很敏感的克劳迪娅把《逻辑哲学论》拿走，藏在丹尼尔的屋里，给我换上一本她喜欢读的小说，法国人J.M.G.阿钦博迪写的《无尽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们正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起乌里塞斯来，而且几乎没有觉察到几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怎么了？克劳迪娅问。我说，如果乌里塞斯生病了，没有任何人照顾他，就像她和丹尼尔照顾我那样。然后我又感谢了他们，情绪低落极了。乌里塞斯壮实得像……疣猪，克劳迪娅说，丹尼尔笑了。克劳迪娅的话，以及她的微笑，很伤我，我问她是不是变得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了。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开始给我做柠檬茶。我们都诅咒乌里塞斯该死！我大声说。丹尼尔叫我别夸张了，这时我听到了克劳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声音，它在杯子里碰撞着搅拌着，在调匀液体和蜂蜜，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请她，求她在我说话时望着我，因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尔说话，因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尔给个解释或者安慰我一下。这时克劳迪娅转过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里说，你要我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太疯了，那些哲学在影响着你的大脑。丹尼尔好像说了声我的天，是啊，最近两个星期来你埋头在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凯泽林（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个叫路易斯·克劳德的家伙（他是说路易斯·克劳德·德·圣一马丁，《充满激情的人》的作者），还有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奥托·魏宁格，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给你看的小说，克劳迪娅补充了一句。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问她为什么如此麻木。克劳迪娅盯着我时我才意识到把事情弄砸了，但为时已晚。克劳迪娅开始发话时整个房间都动摇起来。她说我永远不许再这样说。她说我再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她说不太担忧乌里塞斯·利马的异常行为并不表明麻木。她说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军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严重。她说，哥哥加入人民革命军部队，相信整个美洲大陆需要来一场革命，那是很严肃的。她说，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场危机中都在阿根廷的话，现在可能全都死了。她说完这一切后开始哭起来。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在一起，我说。我们没有像我喜欢的那样拥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这时丹尼尔提议出去走走，但克劳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还生着病呢，我们最好再喝点茶然后上床睡觉。

一个月后，乌里塞斯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乌里塞斯在比尔舍巴认识的奥地利人。我们安排两个人在起居室里住了三天。这个奥地利人睡地板，乌里塞斯睡沙发。这家伙名叫海米托。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几乎一句话都不说。他跟乌里塞斯说英语，但水平也是勉强过得去。我们从来没见过取这种名字的人，但克劳迪娅说有个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尔，也是奥地利人，不过她也拿不准。乍看上去，乌里塞斯的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处在弱智的边缘。但他们却相处甚欢。

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去机场送行。直到此刻，乌里塞斯似乎还很镇定，对自己控制得不错，表情显得很漠然。现在他忽然伤感起来，但伤感这个词不太贴切。也许更像忧郁。他走的前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我说很高兴认识他。我也是，乌里塞斯说。走的那天，乌里塞斯和海米托通过安检区拐到看不见的地方后，克劳迪娅开始哭起来，有那么片刻，我想克劳迪娅是爱他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1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任何聚会上都看不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此事听着有些蹊跷，得承认有些蹊跷，但我们都很想念她。每次马普莱斯·阿尔塞来看迭戈·卡瓦哈尔将军时，都会问塞萨雷亚，什么时候她才觉得不生气了。但这时塞萨雷亚开始装聋作哑。有一次我跟曼努埃尔一起去，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我们没有聊文学，聊的是政治和舞蹈，这是塞萨雷亚喜欢的话题。那时，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墨西哥城到处都是舞厅。最大的在中心区，但周边邻近地区塔库巴亚、观星楼区、科约阿坎区，南到特拉尔潘，北到林达韦斯塔区，也有大量的舞厅，塞萨雷亚成了为跳一场舞，从城市这头穿到另一头的狂热者中的一员，但据我所知，她最喜欢中心地区的舞厅。她总是一个人去。那是在她遇见恩卡纳西翁·古斯曼之前。现在人们对这种事不会有任何想法，但那时却会引发各种误会。有一次，我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她邀请我了，我带她去参加一场舞会。那场舞会是在拉古尼亚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的一个帐篷里举行的，进去之前我就说：你虽然约了我，塞萨雷亚，但别让我跳舞，我不会跳，也不想学。塞萨雷亚笑了，什么也没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小伙子们，多么冲动啊。我记得那些小圆桌是用某种轻金属比如铝做的，尽管可能不是铝。舞池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是一个撑起来的木台子，乐队是五重奏或者六重奏，跟波尔卡或者丹颂舞曲一样可以迅速转换成老情歌的旋律。我要了两杯苏打水，我回到我们那一桌时塞萨雷亚已经不在了。她上哪儿去了？我在纳闷。后来我又看见她了。你猜她在哪儿？没错，在舞池里，独自一人跳着，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这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一点反常的，时代变了，可在当时，那跟公开挑衅几乎没区别。这样，我需要面对一个严重的棘手难题，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他们问：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阿马德奥？我说，噢，小伙子们，你们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办呢？我走进舞池也跳起来。你现学现跳吗，阿马德奥？他们问。嗯，我还真学了，那音乐好像等了我一辈子，等了二十六年，就像珀涅罗珀等着尤利西斯那样，对吧？所有的障碍和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我移动着脚步，微笑地望着塞萨雷亚，多漂亮的一个女人啊，她的舞姿多美啊！你能感觉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跳舞，如果你在舞池里闭上眼睛，可以想像得到她会在家里，在下班的路上，在给自己煮咖啡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都会跳舞，可是我不能闭上眼睛，小伙子们，我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塞萨雷亚，我冲她微笑着，她也看着我微笑着，两个人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开心得刹那间我很想吻她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敢这样，因为毕竟我们之间原本的那种感觉就挺好。我从来没有过一门心思的时候。这还只是第一步，像大家说的那样，这就是我来跳舞的原因，小伙子们，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来我就欲罢不能了。有一段时间，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之后，塞萨雷亚失踪之后，青春的狂热已经消退，我生活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两周一次去舞厅上。我想说说三十多岁的时候，小伙子们，然后再说说四十多岁，甚至好好说说五十岁的片段。起初我跟妻子一起去。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跳舞，可她还是跟我去了。我们玩得很开心。后来，她死了，我就一个人去。那时我仍然很开心，虽然那些地方的滋味或者余味完全不同了，音乐完全不同了。我去那里绝不是喝酒或者找陪伴，可我的儿子们却这么认为，弗朗索瓦·萨尔瓦铁拉和卡洛斯·曼努埃尔·萨尔瓦铁拉，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律师，两个好孩子我都很疼爱，但并不常见他们，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也有了一大堆麻烦，但无论如何，我已经为他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给他们提供了不错的教育，比我父母提供给我的要好多了，现在他们要全靠自己。我这是在说什么啊？是说我儿子们以为我上舞厅是找朋友吧？最终，他们恐怕还是说对了。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每周六晚出门可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去跳舞，在某种意义上是出去找塞萨雷亚，或者毋宁说是找塞萨雷亚的幽灵，她的幽灵还萦绕在那些看上去好像要濒临崩溃的地方，翩翩起舞。你们喜欢跳舞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看情况了，阿马德奥，看跟谁去跳了，不会单独去，这是肯定的。噢，那两个小伙子。我又问他们墨西哥现在还有没有舞厅，他们说还有，但不多了，或者至少他们知道的没有那么多，但还存在。他们说，有些舞厅叫做“肮地儿”，挺古怪的名字，让他们激动的音乐也是流行乐。你们是说外国音乐吧，我问，他们说：不，阿马德奥，是墨西哥音乐家、墨西哥乐队创作的流行乐，小伙子们开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一个比一个古怪。没错，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克里斯特罗的内在”，这个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记住。“火星上的凯法内斯”、“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无产阶级的回旋”，这些奇怪的名字逗得我们大笑起来，议论起来。干吗叫“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呢，尤其是安格丽卡·玛丽亚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漂亮女孩？我问。他们说：安格丽卡·玛丽亚是极其漂亮的。阿马德奥，那肯定是一种赞美，不是威胁，我说：“凯法内斯”不是安内尔主演的一部电影吗？他们说：安内尔和玛丽亚·弗里克斯的儿子，阿马德奥，你还挺时尚。我说：我可能老了，但并不傻。恩里克托·阿尔瓦雷斯·弗里克斯，是的，先生，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他们说：你的记忆力真他妈的好极了，阿马德奥，我们来为此干一杯。我说：“无产阶级的回旋”呢？他们在家时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他们是费德尔·维拉斯克斯的混账后代，阿马德奥，他们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在向前工业社会时代致敬。我说：我才不管什么费德尔·维拉斯克斯呢，小伙子们，经常鼓舞我们的是弗罗雷斯·马贡。他们说：干杯，阿马德奥。我说：干杯。他们说弗罗雷斯·马贡万岁，阿马德奥。我说：万岁。想起昔日时光，夜已经很深时，感觉胃里有种刺痛感，那时夜晚已开始潜入黑夜，但从不来得那么突然，那个还亮着余光的墨西哥城之夜，不停地宣告她的到来：我来了，我来了，可是总要等很长时间才来，好像她，这个魔鬼也停下来观看夕阳，观看那无与伦比的墨西哥的夕阳，孔雀般的夕阳，像塞萨雷亚住在这里、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所描述的那样，这时我好像能看见塞萨雷亚在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边，眼前放着那台闪亮的打字机，对将军的警卫交代着什么，警卫们不值班的时候总是在这里打发时间，当将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抬高声音时，他们就坐在扶椅里或者在过道里斜靠着，塞萨雷亚故意让他们忙起来，或者真的需要他们帮忙，打发他们去办事或者在胡里奥·诺迪尔先生的书店里找一本书，因为她要给将军写讲话槁，需要参考一两个说法或者引文，据曼努埃尔说将军的讲话稿通常都由她来捉刀。那些讲话精彩极了，小伙子们，我说，传遍整个墨西哥，印在全国的报纸上，包括莫特雷伊、瓜达拉亚拉、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的报纸。有时我们在咖啡店的聚会上大声朗读。这些讲话稿都是塞萨雷亚用最特别的方式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一边抽着烟，跟警卫聊着天，或者跟曼努埃尔或我聊着天，边说边在打字机前写，一气呵成。那个女人的才华真了不得，小伙子们。你们这样试过吗？我可试过，但办不到，只有极少数天生的作家或记者才能做得到，比如一边谈着政治，同时写着有关园艺或者扬扬格的六步格诗（我可以告诉你们，小伙子，这种才华是很罕见的）的小文章。她这样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待了些日子，干完工作，有时夜已很深，她就向所有的人打招呼告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一个人走了，虽然经常有人提出陪她，有时是将军本人，迭戈·卡瓦哈尔，那个大人物，那个身兼数职的大人物，可塞萨雷亚根本不让：肯定不成，给你检查总长办公室来的文件，将军（她管他叫将军，不像我们别人那样称作“我的将军”），还有韦拉克鲁斯政府的文件，还有哈拉帕的书信，还有明天的讲话稿，然后她就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她。我跟你们说过“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吗，小伙子们？在我那个时候，他是艺术的赞助家。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真该见见他。个儿不高，挺瘦，当时差不多已经快五十岁了，但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只身应对国会议员马尔蒂内斯·萨莫拉的枪手们，看到他如何眼睛直视着，绝不从胳膊底下的枪套里去抓那支柯尔特式手枪，其实他的外衣就敞开着，我看着那些枪手在他的盯视下无可奈何，看着他们往后退去，嘴里小声说着原谅我，我的将军，一定是议员搞错了，我的将军。如果有什么人忠于上帝的话，这个人就是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了，这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虽然他自称十八岁时才学会读书。他过的什么生活啊，小伙子们！我说。如果要我跟你们讲他的故事，可以说上整整一夜，我们得喝掉更多的龙舌兰酒，我得需要一整箱苏西达斯牌梅斯卡尔酒，才能给你们讲清楚墨西哥天堂的那个黑洞是怎么回事。那个闪耀的黑洞！简直是漆黑，他们说。是漆黑，没错，小伙子们，我说，漆黑。这时一个小伙子说，我这就去再买一瓶龙舌兰。我说别去了，我大概从昔日的回忆中获得了充沛的精力，一跃而起（如闪电般，或者思想的闪电般）沿着我房间黑暗的过道走进厨房，打开所有的橱柜搜寻一瓶不大可能存在的苏西达斯酒，我非常清楚一点儿都不剩了，我嘴里咕咕哝哝地咒骂着，在儿子带给我的汤罐头中间，在没有价值的垃圾中间，翻寻着，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个痛苦的事实，我大概是鬼迷心窍了。我挑了些零食来充饥：几包花生、一听辣炖豆子罐头、一盒爆米花，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驱逐舰速度把东西带回去，这艘舰在某条河流或三角洲的迷雾中失踪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总之是失踪了，因为我的脚步其实并没有踏向起居室，而是走向了卧室。看在老天的分上，阿马德奥，我心里对自己说，你一定喝醉了，自己还轻估了，在雾中迷了路，只有一盏小小的纸灯笼挂在我面前的枪炮口上，可我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一步步找到了出路，摇着我的小铃铛，那艘河上的航船，在历史的河口上迷失方向的战舰，其实那时我走路的样子好像在跳着某种街舞的舞步，别人现在还是否这样跳，我不知道，我希望没有，左脚后跟触着右脚尖，接着右脚后跟又碰到左脚尖，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步子，但那个时代的人都熟悉，别问我什么时候，也许是米格尔·阿莱曼当总统的时候，我在某个时刻走起这样的舞步，我们尽做傻事，接着我听到门被摔上的声音，然后是人声，我对自己说阿马德奥别傻了，向说话的方向走去，用你锈迹斑斑的舰首分开这条河的迷雾，然后回到朋友那儿，我还真这样做了，向正屋走去，我的胳膊里搂满了东西，两个小伙子就在正屋里，坐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已经买来两瓶龙舌兰。噢，走进灯光中，即便是暗淡、半亮的灯光中是多么舒服啊，来到明媚的地方多么舒服啊。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萨埃塔墨西哥人理发店，拉维拉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0年1月。

阿图罗·贝拉诺的书终于出版时，贝拉诺已经成为幽灵作家，我也快成幽灵出版家了。我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有些作家就是灾星，运气太差，你最好把他们弄清楚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厄运。即便你是个实证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你也得像躲瘟疫般远离这些人。我想说句发自肺腑的话：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知道出版那孩子的书无异于在玩火。我被火烧着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但略微反思一下错在哪儿绝对没什么不好，因为别人的经验往往也能拿来为他人所用。我现在经常酗酒，经常在酒吧里消磨一天，把车停在远离自己住的地方，回家时总要朝四周打量一番，免得被讨债公司的人吓一跳。

晚上我老睡不着觉，然后就喝得更多。我有些根深蒂固的迷信，总觉得一个雇佣杀手在跟踪我。没准两个呢。我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是个鳏夫了，感谢上帝，所以，我至少因为让可怜的妻子免受这场磨难而稍感安慰，这场需要穿越在尽头等待着所有编辑们的阴影的旅程。尽管，有时晚上我不禁自问为什么这事会让我碰上，所有的人只有我碰上了，但是从内心深处，我坦然地听天由命。独处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尼采（我1969年出版过他的格言选的平装本，当时可怕的特莱特洛尔科惨案还处于酝酿阶段，顺便说一句，它取得了巨大成功）或者弗罗雷斯·马贡说过这话。我们还出过一本他的篇幅不长的军事传记，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写的，卖得也不坏。

独处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这是冰冷的慰藉，因为就算我想要人陪伴，也没有人想接近我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不会，他现在在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职位比替我工作那会儿低微，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们，昔日在我光彩荣耀时取暖的文人，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没有人想跟一个活标靶并肩而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已经散发着腐肉臭气的人并肩而行。至少现在我明白了以前只是隐隐约约直觉到的东西：每个出版商后面都有一个雇佣杀手跟着。这个杀手可能很高贵，可能是个文盲，但却受最黑暗的利益的驱使。有时——噢，这简直是喜剧性的讽刺——那些利益，显得如此虚荣和愚蠢，就是我们自己。

我对巴尔加斯毫无怨恨。有时我想起他时还充满了某种爱怜。说心里话，我不相信有人说我的公司败落在那本我洋洋得意地抓在手中的杂志上。我知道自己的厄运源于别处。当然，巴尔加斯以其罪恶的天真在我的破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终这不是他的过错。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情，我也不责备他。有时，喝了很多酒时我发现自己在诅咒他，诅咒他和那些忘了我的文人们，诅咒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的杀手们，甚至排字工人们，在荣耀或者默默无闻中消失，但接着我又释然，不禁放声大笑。你还得活下去，这才是全部。那天我从马拉·森达酒吧出来，在路上碰到一个醉汉这样告诉我。文学不过是垃圾。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80年4月。

两个月前，奥尔巴罗·达米安来看过我，说有事要告诉我。那就告诉我吧，我说，请坐，我听听。那个奖完了，他说。什么奖？我说。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他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跟他相处得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奥尔巴罗，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没钱了，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很想这样说（我向来是一个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可我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可怜的人看上去疲惫不堪，容颜忧伤。

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我想我们聊了会儿天气以及从精神病院望出去显得还不错的风景。他说：今天好像挺热的。我说：是啊。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有时我一个人唱着歌，他沉默不语，最后他会忽然说（例如）：瞧，蝴蝶。我就说：是啊，这儿有很多蝴蝶。我们这样打发一会儿时间，聊天或者一起读报（但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没有读报），奥尔巴罗·达米安说：我得告诉你。我说：你得告诉我什么，奥尔巴罗？他说：劳拉·达米安奖完蛋了。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但接着我又想，很多人，特别是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尽管我实在无法理解急于分享的那种冲动，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聆听没有什么坏处。

后来奥尔巴罗·达米安走了，二十天后我女儿来看我，她说，爸爸，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个，但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吧。我说：说吧，说吧，我洗耳恭听。她说：奥尔巴罗·达米安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自杀了。我说：奥尔巴罗怎么会干这种可怕的事啊？女儿说：他的生意坏透了，他崩溃了，他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说：可是他可以到精神病院来跟我一起过啊。女儿笑了，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离开时我开始想奥尔巴罗·达米安和劳拉·达迷安奖，这个奖已经完了，我还想到埃尔·雷普索的那些疯子们，这里谁也没有安身之地，又想到四月，灾难的残忍莫甚于此，这段时间我坚信不疑，一切将会变本加厉地恶化下去。

12

海米托·昆斯特，自家阁楼房间的床上，斯图克街，维也纳，1980年5月。

我跟朋友乌里塞斯关在比尔舍巴的监狱里，那儿是犹太人造原子弹的地方。我什么都知道，但又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在观察，我还能怎么样呢？我从岩石堆里观察着，皮肤晒成黑红色，最后又饿又渴，都支撑不住了，后来我使劲拖着身子走进那间沙漠咖啡店，要了一杯可乐和碎牛肉做的汉堡，但只用牛肉做的汉堡并不好吃，我知道，而且这个世界上别的人都知道这点。

一天，我喝了五杯可乐，忽然感到恶心起来，好像太阳透进我的可乐里，我浑然不觉地喝了。我发烧了。我撑不住了，但还得撑着。我躲在一块黄色石头后面等着太阳下去，后来蜷缩成一个球睡着了。我做了一夜的梦。我想有人拿指头戳着我。但做梦不会出现指头，只有拳头，看来一定是蝎子干的了。灼伤的地方还在发疼。醒来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我趁蝎子躲到石头底下前找了半天。一个都没有捉到。更有理由保持清醒和害怕。我就在这么做。可后来我又不得不走开，因为我需要吃饭喝水。于是我又起来，我得双膝跪地才行，然后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但服务生什么也不给我拿。

为什么不给我拿我点的东西？我问他。我不像别人那样有钱吗？他假装没听见我的话，也许听不见我说的，我这么想。也许因为在沙漠岩石和蝎子中长时间警惕观望的缘故，我嗓子失声了，现在我还真不能说话了，尽管我自己认为还能说话。可是我听到的不是我的声音，又是谁的声音呢？我想。我怎么会被震聋了还能听见自己说话呢？我想。后来他们让我走开。有人朝我脚下吐唾沫。他们试图激怒我。我可不是轻易就能被激怒的。我有经验。我不理他们说的那一套。如果你不卖给我饭菜，阿拉伯人会卖的，我说，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开咖啡店。

我找到阿拉伯人开的店，花了好几个小时。好像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了。最后，我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那块黄石头旁边。现在已经是晚上，天很冷，谢天谢地，可我睡不着，我很饿，水壶里已经没有一口水了。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敬爱的圣母？远处传来犹太人造原子弹的机器发出的嗡嗡声。我醒来时饿得无法忍受。比尔舍巴的犹太人还在他们的秘密设施中工作，可我不能一口面包都不吃老这样监视着他们。我全身都疼起来。我的脖颈、手臂全晒黑了。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天没有大便了。可我居然还能走！我还能跳，还能像风车般活动胳膊！我起来时，我的影子也跟着起来（两个我在跪着祷告），我又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我想我开始唱起歌来。我就是这样。我步行。我唱歌。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监牢里。什么人带上我的背包，把它扔在我的睡袋旁边。我的一只眼睛发疼，我的下巴发疼，我灼伤的地方发疼。有人踢过我的肚子，我想，但肚子却不疼。

水，我说。监牢里很黑。我听着犹太人的机器发出的声音，可什么也听不到。水，我说，我渴。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移动。蝎子？我想。一只大蝎子？我想。一只手抓住我的颈背。这只手用力拽着。我感觉杯子边沿到了嘴唇上，然后是水。后来我就睡着了，梦见了维也纳的河岸大道和阿斯本桥。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乌里塞斯在另一张床上。他醒着，盯着天花板沉思。我用英语跟他打了个招呼。早上好，我说。早上好，他回答。监狱里给过你吃的了吗？我问。他们给了你吃的，他说。我起来去找鞋子。我本来是穿着鞋的，我决定在牢里走一圈。我决定探查一番。天花板黑糊糊的，被弄黑了。有股潮湿或者发霉的味道。或许二者兼有吧。墙壁是白色的。上面有很多题字，我看见了。我左边的墙上有很多图画，右边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文字。是古兰经？留言？地下工厂的消息？后边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窗户的另一面有一个小院。院子的另一边是沙漠。第四面墙上有一道门。这道门是用木栅条做的，穿过栅条是一道走廊。走廊里没有一个人。我掉过头向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去。我叫海米托，我说，我是维也纳人。他说他叫乌里塞斯·利马，墨西哥城人。

过了会儿，他们给我们送来早餐。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问看守。在工厂里吗？可是看守放下饭菜后就走了。我把自己的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他的饭匀了一半给我，我也吃光了。我好像吃一个早晨都不够。后来我又打量起牢房来。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墙上的题字。还有图画。令人绝望。破译不了。我从背包里取出一支钢笔，跪在右手的墙边。我画了一个长着巨大阴茎的侏儒，又画了一只乳房，写了几个字：海米托·K。后来我累了，回到自己的床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已经睡着了，我尽量别弄出声音免得吵醒他。我上了床后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到那些犹太人造原子弹的地下工厂。我想到一场足球比赛。我想到一座大山。那里又冷又下着雪。我想到那些蝎子。我想到满满的一盘香肠。我想到杰克街附近阿尔卑斯花园里的那家教堂。后来我就睡着了。然后又醒来。然后又睡着。我一直睡到听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声音。后来我又醒了。一个看守把我们推搡到走廊里。我们来到院子。我想太阳一下子认出了我。我的骨头开始疼起来。但不是晒伤的地方在疼，我一边散步，一边做些锻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安静地靠墙坐着，一动不动，我又是甩胳膊又是抬腿。我听到了笑声。几个阿拉伯人，坐在地角大笑。我没有理睬他们，一二、一二、一二。我活动着僵硬的关节，我又瞥了一眼那个阴暗的角落，发现那几个阿拉伯人已经走了。我蹲到地上。我跪下来。顷刻间我就想这样待着。在地上跪着。后来我却趴到地上做了五个俯卧撑。我做了十个俯卧撑。我做了十五个俯卧撑。全身疼痛。起来时发现几个阿拉伯人挨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坐在地上。我向他们走去。慢慢地。脑子里琢磨着。也许他们并不是想伤害他。也许他们是在比尔舍巴迷了路的墨西哥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看到我时说：安静会儿。我心领神会。

我挨着他在地上坐下，背靠墙壁，我的蓝眼睛一下子碰上了阿拉伯人的黑眼睛。我开始惊慌起来。我越来越惊慌，居然闭上了双眼！我听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着英语，但不明白在说什么。阿拉伯人也在讲英语，我同样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笑了。阿拉伯人也笑了。我明白他们笑的含义了，我不再紧张。后来我就睡着了。我醒来时那里只有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和我。一个看守把我们领到牢房。他们给我们送来吃的。顺便给我带来两片药。你发烧了，他们说。我不想吃药。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让我把药扔到洞里去。可是哪儿有洞啊？那就扔到水沟里去，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怎么知道水沟在哪儿啊？扔到库房里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扔在那张湿漉漉的桌子上的所有东西，无论多微小，都要登记，那该怎么办？我用手指把药片捻碎，把粉末抛出窗户。我们想睡觉了。我醒来时看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读书。我问他看什么书。《庞德诗选》。给我读点什么吧，我说。一句都不理解。我不再求了。他们来审问我。他们看了看我的护照。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他们笑了。我回牢房后又在地上做起俯卧撑。三、九、十二。后来我坐到地板上，在我右边的墙上画了一个长着巨大阴茎的侏儒。我画完一个后又画了一个。接着我又在一个阴茎上画点东西流出来。我不想再画了，开始研究别人的题字。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不懂阿拉伯语。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也不懂。可是，我还是读着。我看到几个单词。我使劲琢磨。脖子上的晒伤开始疼起来。词语。词语。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给我递上水。我感觉他的手在我胳膊下面，拉我，拽我。后来我又睡着了。

我醒来后看守带我们去洗澡。他给我们每人发了块肥皂，让我们去洗澡。这个看守好像是乌里塞斯的朋友。他们一起时不说英语。他们讲西班牙语。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些犹太人老想愚弄你。我为这样的监视感到内疚，可这是我的职责。当什么东西成为你的职责时，你就无可奈何了。我洗脸的时候假装闭上眼睛。我假装要跌倒。我假装锻炼。其实我只做着一件事儿，那就是看一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阴茎。他没有做包皮切除。我很抱歉犯了一个错误，抱歉怀疑他。但我这样做完全是不由自主。那天晚上他们给我们送来汤。炖蔬菜。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我。你干吗不吃呢？我问。这饭挺好的。你应该自己吃。你还要锻炼身体。我不饿，他说，你吃吧。熄灯后，月亮溜进我们的牢房。我向窗外望出去，小院那边蜥蜴在沙漠里歌唱。那一小群黑黑的、焦躁不安的家伙。比黑夜还漆黑。它们也笑着。我感觉脚上的鸡眼发痒了。别跟我捣乱，我心里想。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他们就释放了我们。说西班牙语的那个看守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到车站搭乘去耶路撒冷的巴士。他们一路聊着。看守在讲故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听着，后来乌里塞斯又讲了一个，看守买了份柠檬冰淇淋给乌里塞斯，给自己买了份橘子冰淇淋。后来他看着我，问我要不要来份冰淇淋。你想来份冰淇淋吗？穷杂种？他问。来份巧克力的，我说。我拿到冰淇淋后在口袋里摸索硬币。我用左手在左口袋里摸索着，然后又用右手在右口袋里摸索。我递给他几枚硬币。这个犹太人盯着硬币。太阳融化着他的橘子冰淇淋的尖顶。我回到自己来的那条路。我步行离开巴士车站。我步行离开这条路和那个沙漠咖啡店。离我的石头还有些远。快点。快点。到那儿后，我靠在我的石头上深深地呼了口气。我找了一番地图和画，什么也没找到。只有热气和蝎子在洞里制造出的噪音。嘶嘶响。我蹲下跪在地上。天空没有一丝云。也没有一只鸟儿。除了观察我还能干吗呢？我藏在石头中间，听着比尔舍巴的各种声音，但我只听到空气的声音，一丝灼烧我的面颊的热尘的声音。后来我听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喊我的声音，海米托，海米托，你在哪儿，海米托？我知道我藏不住了。我本来就不想藏。我从岩石中走出来，一只手提着背包，跟在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后面，他呼唤我踏上命运已经为我安排好了的那条小道。我们走过很多村庄，很多空空如也的地方。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给维也纳发了封电报要钱。我要求拿到我的钱，我继承应得的钱。我们四处乞讨。在旅馆前。在游人去的地方。我们露宿街头。有时睡在教堂门口的路上。我们喝亚美尼亚兄弟们给的汤，吃巴勒斯坦兄弟送的面包。

我给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讲了我见到的那一幕。讲了犹太人的邪恶计划。他说：睡觉，海米托。后来我的钱到了。我们买了两张飞机票，然后又一点钱都没了。这是我所有应得的钱。撒谎。我写了张明信片从特拉维夫寄出去，要求把属于我的钱全部给我。我们乘飞机走了。我从高空看着大海。大海的表面就像魔术，我想。这是惟一真正的幻景。海市蜃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到维也纳时正赶上天下雨。但我们可不是方糖！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兰德斯格里切特路和里切坦费尔街。到了后，我朝出租车司机的颈背上擂了一拳，然后迅速离去。我们先是沿着何塞夫斯塔德尔路迅速走了一段，然后又走斯特罗西、泽尔特、皮亚里斯特、勒切费尔德、纽鲍、西本斯特等街道，来到斯图克街，我住在那里。后来我们又爬了五层楼。速度很快。可我没带钥匙，我把钥匙丢在内格夫的屋子里了。别急，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看看口袋里有没有。我们搜寻了一番。一个接一个口袋。没有。背包里找。没有。背包的衣服里找。没有。我的钥匙丢在内格夫了。这时我想起还有把备用钥匙。还有把备用钥匙，我说，你知道在哪儿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他吃力地喘着气。他瘫在地板上，背靠我的房门，我跪下。后来我站起来想着那把备用钥匙，向过道尽头的窗户走去。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内部水泥院子和柯尔成街上的屋顶。我打开窗户，雨打湿了我的脸。外面有个小洞，钥匙就在那儿。我把手抽回来时手指上落了几缕蜘蛛网。

我们在维也纳住下来。每天都下点小雨。最初两天我们足不出户。后来我开始出门。但不是很频繁。只是买些面包和咖啡。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睡在睡袋里，不是读书就是向窗外张望。我们主要吃面包。我们只吃面包。我饿得饥肠辘辘。第三天晚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起来去洗脸，梳了梳头发，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了。在费加洛之屋前面，我凑到一个人跟前，朝他脸上揍了一拳。我抓住这个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搜了他的口袋。接着我们又沿格拉本购物区向前走去，消失在忙碌的小街上。在贡萨加街的一个酒吧里，我的朋友乌里塞斯要了一杯啤酒，我要了一杯芬达，在酒吧旁的亭子里打了个电话，索要属于我的那笔钱，法律上应该归我拥有的那笔钱。后来我们又想看看阿斯本桥的朋友们，可那儿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又步行回家。

第二天，我们买了些香肠、火腿、馅饼和面包。我们每天都出去。我们总是乘地铁。在罗索尔·兰德站，我们碰到了乌多·莫尔勒。他喝着一瓶啤酒，他盯着我，好像我是一只蝎子。这是谁啊，他说，指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他是一个朋友，我说。你在哪儿遇到他的？乌多说。在比尔舍巴，我说。我们乘车去海里根城，然后又经舒内尔巴恩到赫奈尔斯。他是犹太人吗？乌多问。不是，他没有割包皮，我说。我们在雨中走着。我们向一个叫鲁迪的家伙的车库走去。乌多用德语跟我说着，但目光从不离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在步入一个陷阱，我停下来。这时我才看清他们想杀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站住。我说我忽然想起我们还有事要做。什么事？乌多说。要紧事，我说。买东西。我们快到了，乌多说。不去了。我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只要一分钟就到了，乌多说。不去了！我说。雨水从我的额头上流下来，钻到眼睛里。我用舌尖舐着雨说，不去了。接着我转身告诉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跟我来，乌多开始跟上我们。走吧，马上就到了，跟我来，海米托，只要一分钟。不！

那星期我们把电视和我母亲的闹钟给典当了。我们在纽鲍路走进地铁，沿着斯特凡思普拉茨广场步行了一段，最后在沃加坦或者多瑙河岛站出来。我们经常花好几个小时望着那条河。河流的表面。有时我们看到河上漂着纸盒。我的记忆回到可怕的过去。有时我们在普拉特斯坦下车，在车站附近溜达会儿。我们跟着人流行走。我不会下手。这样太危险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总是饥肠辘辘。有时我们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开始做俯卧撑：十、二十、三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在睡袋里动也不动，手握一本书。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观望窗外的风景，灰色的天空。有时我很想念以色列。一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画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我：你在以色列都干吗了，海米托？我告诉了他。研究，研究。“研究”这个词跟我画的屋子和大象并列在一起。你都干什么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什么也没干，他说。

雨停后我们又开始外出活动。我们在市立公园站盯上一个人，开始跟踪他。到了约翰尼斯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抓住他的胳膊，这人正要看是谁抓住他时，我朝他脖子后面砸了一拳。有时我们走进离家很近的纽鲍邮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去寄信。回家的路上，经过伦勃朗戏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会花上五分钟时间凝视一番。有时我把他撇在剧院前的一家酒吧，去打个电话。答复照旧！他们还是不给我应得的那笔钱！回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还在那里望着剧院。我长舒一口气，然后我们回家吃饭。有一次我们碰到我的三个朋友。我们沿着河岸大道向朱利斯·拉布广场方向走去。忽然，他们就出现在那儿了。他们好像一直隐藏着，直到那一刻才现身。追踪者，打手。他们向我打招呼。他们叫着我的名字。其中一个走到我面前。那是冈瑟尔，最壮实的那个。另一个走到我的左边。还有一个走在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右边。我们没法走路了，我们可以转身就跑，但却无法向前移动。好久不见了，海米托，冈瑟尔说。好久不见了，海米托，他们齐声说。不！我们来不及了。可我们无处可逃。

我们漫步。我们行走。我们要去见朱利斯警官。他们问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懂不懂德语。他知不知道那个秘密。不懂德语，我说，他不知道任何秘密。可是他很聪明，他们说。他不聪明，我说，他人挺好，他只知道睡觉、读书，他从不锻炼身体。我们想离开。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很忙！我说。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他们点点头。现在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打量着朱利斯的房间，走来走去四处打量着一切。他就是不想一动不动待着。屋里有很多画。冈瑟尔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很忙，我们要走了！我说。这时冈瑟尔抓住乌里塞斯的肩膀，说你怎么像只螃蟹般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别这样！朱利斯说：老鼠紧张了。我的好朋友走开了，冈瑟尔取出他的铜链子。别碰他，我说，我在一周内就会拿到我继承的钱。冈瑟尔把他的铜链子收回口袋，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推到一个角落。后来我们谈起宣传来。他们给我看了一些文件和照片。我也在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站在后排。这是我，我说，这是张老照片了。他们又给我看了几幅新照片，新的文件。那是一幅森林的照片，林中有幢小屋，一道平缓的斜坡。我知道这个地方，我说。当然，你知道，海米托，朱利斯说。然后我们又聊了很多，看了更多的文件、更多的照片。都是些老东西！沉默，狡猾。我什么也不说。后来我们就走了，步行回家。冈瑟尔和彼得跟我们同行了一会儿。但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始终沉默不语。狡猾。我们走啊走。冈瑟尔和彼得去乘地铁，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继续走啊走。不说一句话。回家前我们走进一家教堂。柏格街上的那座乌尔里奇克尔教堂。我走进一家教堂，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跟在我后面，一直监视着我！

我想做个祷告。我试着不想那些照片。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面包，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到我的父亲，我的朋友，我的旅行。第二天，我们没有出去。但是第三天我们又出去了，因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得去邮局，我们一出去就决定不回家了，而是去散步。你紧张了吗，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不紧张，我说。那你干吗老回头看呢？你为什么左顾右盼呢？保持警惕永远没有坏处，我说。我们又身无分文。我们在艾斯特哈兹公园盯上一个老人。他正在喂鸽子，但鸽子不理睬他的面包屑。我走到这人的身后朝他脑袋给了一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搜了他的衣袋，没有找到一毛钱，只有几枚硬币、面包屑和一个钱夹。钱夹里有一张照片。这个老人像是我父亲，我说。我们把钱夹扔进一个邮筒里。后来，我们两天没有出门，最后家里只剩面包屑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拜访朱利斯警官。我们约他出来。我们走进法沃里坦街上的一家酒吧，听他说话。我望着桌子、桌面和洒在上面的可乐。乌里塞斯跟朱利斯警官讲着英语，告诉他墨西哥的金字塔比埃及的多，比埃及的大。我从桌上抬起眼睛时，看到冈瑟尔和彼得在门口附近。我挤挤眼，他们就走了。可是半个小时后他们又来到这我们这一桌坐下。

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聊了很久，告诉他我知道乡下有一幢房子，那幢小木屋在一个到处是松树的小山脚下。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见到我的朋友们了。后来，我们又聊起以色列，聊起比尔舍巴的监狱、那片沙漠、那些黄色的岩石、只在夜间出没的蝎子，那时人类的眼睛就看不见它们了。也许我们该回去看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犹太人绝对会杀了我的，我说。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犹太人会杀了我的，我说。后来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一条脏毛巾搭在头上，可是好像还望着窗外。我坐在那里看了他一会儿，琢磨着他怎么知道犹太人不会对我怎么样。我跪在地上双臂交叉。十、十五、二十。我练烦了后又开始画画。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法沃里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和他的六个朋友在那里。我们在陶布斯图蒙街站乘上地铁，在普拉特斯坦出来。我听到有人在吼叫。我们开始跑起来。大汗淋漓。第二天我的一个朋友一直观察着我住的房子。我对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讲了。可他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晚上我们梳了梳头发，洗了洗脸，然后就出去了。在法沃里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跟我们聊起尊严、进化论、伟大的达尔文以及伟大的尼采。他的话我都翻译出来，这样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就能听得懂在说什么，尽管我一点都不懂。死人的祷词，朱利斯说。对健康的渴望。危险的好处。遗忘的顽固性。精彩，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精彩，其他所有的人都说。记忆的局限。树木的智慧。寄生物的眼睛。大地的灵性。士兵的仁慈。巨人的聪明。意志的洞穴。了不起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用德语说。很独特。我们喝着酒。我不想喝啤酒，但他们把一大杯啤酒放我面前说，喝，海米托，不会伤着你的。我们又喝又唱。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用西班牙语唱了几句，朋友们狼一般望着他，大笑起来。他们并不懂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唱什么！我也听不懂！我们又喝又唱。朱利斯警官一个劲儿地说着什么尊严、荣誉、记忆。他们倒上一杯又一杯啤酒放在我面前。我用一只眼睛望着在杯子里颤抖的啤酒，另一只眼睛观察着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没怎么喝。他们喝一杯的工夫，我要喝四杯。喝，海米托，伤不着你的，他们说。他们还买了酒请乌里塞斯喝。喝，小墨西哥人，他们说，伤不着你的。我们不停地喝着。歌唱着乡下的那幢屋子，那幢在小山脚下的屋子。朱利斯警官说：家啊，淳朴的大地，故乡。酒吧老板过来跟我们一起喝。我看见他朝冈瑟尔挤眼。我看见冈瑟尔向他挤眼。我发现他尽量不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坐的那个角落。喝，海米托，他们对我说，伤不着你的。朱利斯警官笑着，被恭维着，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当然，当然，这没什么，真的。独特性。无情。后来他又说什么：高雅、责任、背叛、惩罚。他们又开始恭维。这次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在微笑。

后来大家一起出去。像一堆虾。像一只钢爪的手指。像风中的一个烛台。可是一到外面，我们就开始各奔东西。团伙变得越来越小。彼此离得越来越远。最后大家都相互看不见了。我们这一伙里有乌多和另外四个朋友。我们朝贝尔维德雷走去。沿着卡罗里内街走了一段，然后又到了贝尔维德雷。有人说话，有人沉默，宁肯看着脚下的地面。手插在口袋里。衣领翻起。我对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干吗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他慢慢明白了。我们穿过尤金亲王路，我问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明白什么了。他说，跟你知道的差不说，海米托，差不多。其他人都听不懂英语，即便有人懂也假装不懂。我们走进公园后我开始祈祷。你在喃喃自语些什么啊，海米托？乌多说，他就在我身边。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这时我们拨开的树枝擦着我的脸和头发。我抬起头，看不见一颗星星。我们走进一片空地：这里一切都呈深绿色，连乌多和我朋友们的影子都是。我们安静地站在那里，我的腿矗立在那里，灯光在树木后面摇曳，显得遥远而超然。我的朋友们从口袋里取出铜链来。我们站在那里，没有人说一句话！或许谁说了，我也没有听见。但我认为没有人说。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站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我觉得我们甚至都不互相看着对方了！我觉得都快要叫喊出来了！这时我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从夹克里掏出什么东西朝乌多冲去。我也跟过去。我抓住一个朋友的脖子，一拳砸向他的前额。有人从后面打我。一下，两下，一下，两下。还有一个人在前面揍我。我的嘴唇都尝到了他的铜链的金属味儿。我设法搂住一个朋友的肩膀，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甩开我背上的一个人。我想我可能把什么人的肋骨打断了。我感到一股热浪冲来。我听到乌多在喊，大叫救命。我打断了谁的鼻子。我们走，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四处找他，但看不见。你在哪儿？我问。这儿，海米托，这儿，别急。我停手了。空地草坪上有两个人倒在那里。另一个人不在了。我浑身是汗，不知如何是好。歇会儿，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跪下挥舞着胳膊。我看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近地上的两个人。有那么瞬间我以为他要割了他们的喉咙。他手里还握着那把刀，我想让上帝决定吧。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并没有举起手中的武器打击倒下的人。他搜索了一遍他们的衣兜，摸了摸他们的脖子，把嘴贴近他们的耳朵说：我们可没有犯下命案，海米托，我们可以走了。我用一个朋友的衬衫擦净脸上的鲜血。我整理了下头发。我站起来。我浑身是汗，像一头猪。我的腿沉得像头大象的腿！可我还是跑啊跑，过了会儿才开始步行起来，终于从公园里出来时，我甚至都欢呼起来。我们沿着杰克街朝雷韦格方向走去。然后又沿着马罗卡内尔街走到音乐厅。然后又沿着李斯特街走到洛斯雷格路。我们在家里独自待了几天。但最后我们还是出去了。一天下午我们看见了冈瑟尔。他远远地看着我们，然后就走了。我们没有理睬他。一天早上，我们又看见了两个朋友。他们在一个角落里，一见到我们就走了。一天下午，在卡特纳尔路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从后面盯上了一个女人，然后向她凑过去。我也看见她了，但没有跟上她。我跟她保持着三十英尺的距离，然后三十五英尺、五十英尺、七十五英尺的距离。我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喊了一声，把手搭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转过身，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了声对不起，那女人继续走她的路。

我们每天都要去邮局。我们散步走到艾斯特哈兹广场或者斯蒂弗茨卡瑟内为止。有时我的朋友们会跟在我们后面。但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一天晚上，我们在舒德克街盯上一个男子，然后跟上他。他走进公园。这是一个老人，穿得衣冠楚楚。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到他旁边。我朝他脖颈后砸了一拳。我们搜了他的衣兜。那天晚上我们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酒吧里吃了饭。后来我出去打了个电话。我的遗产，我的钱，我说，电话那头有人说，没有，没有，没有。这时一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带到班德街站。他们去掉我们的手铐开始审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带我去牢房，乌里塞斯不在那儿。第二天我的律师来了。我说，律师先生，你就像一尊遗弃在森林里的塑像，他笑了。他停住笑后说：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开玩笑了，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哪儿？我说。你的同犯被捕了，海米托，我的律师说。他一个人吗？我问。当然，律师说，这时我不再颤抖了。如果我的朋友乌里塞斯是一个人的话，他就不会有事。

那天晚上我梦见一块黄颜色的石头和一块黑颜色的石头。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们散了会儿步。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经常锻炼，做俯卧撑、起蹲。我在预演如何对付敌人。别预演了。你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他们对我还不错，吃得也好，我说。后来他们又审我了。问题一个又一个。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海米托，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们说。我就讲了犹太人在比尔舍巴制造原子弹的事，讲了只在夜间才出来活动的蝎子。他们说要给我看些照片，我看了照片后说：他们都死了。这全是死人的照片！我再也不能跟他们说话了。那天晚上我在走廊看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的律师说：你不会有坏事的，海米托，不可能有坏事的，这是法律，你会到乡下去生活。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呢？我问。他可能要在这里多待段时间。直到他的问题解决了为止。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一块白石头和比尔舍巴的天空，迷离得像水晶球。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院子覆盖着一层绿色薄膜，但我们都没有在意。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我们可能是兄弟。他说：一切都搞清楚了，海米托，你父亲就要起诉你。你呢？我说。我要回法国，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那个奥地利警察会给我买一张到边境的票。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我问。那得等到1984年以后了。他说。老大哥之年[这里乌里塞斯引用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创造的一个词。]。可是我们都没有兄弟，我说。看来不一定了，他说。那魔鬼的唾沫是绿色的吗？我忽然问。可能吧，海米托，他说，但我猜可能是无色的。后来他坐在地上，我开始锻炼身体。我又是跑步又是做俯卧撑，做起蹲。我做完练习后，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已经站起来跟另一个犯人交谈了。刹那间我觉得我们像是在比尔舍巴，阴沉的天空完全像犹太工程师制造的魔术。可是接着我开始抽起自己的脸来，自言自语说不对，我们这是在维也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明天就要走了，他可能很长时间不回来，也许我很快就会见到父亲。我回到乌里塞斯身边时另外那个犯人已经走了。我们聊了会儿。他们过来要提他走，他说，多保重，保持好体型，海米托。再见，我说。此后我再没见过他。

玛丽亚·芬特，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2月。

乌里塞斯回到墨西哥城时，我正好刚搬到这里。我喜欢上一个在高中教数学的家伙。最初我们之间的关系可是困难极了，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人，我想他绝对不会抛下妻子，可是有一天，他给我家打来电话，让我找个地方同居，他实在对妻子不堪忍受，他们快要分居了。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他说妻子经常拿孩子来要挟。这次谈话并不让人特别踏实——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次日早晨我还真开始寻地方了，我们两个能住的地方，哪怕只是临时。

当然，钱是个问题。他有工资，但得交孩子们住的那幢房子的租金，而且每个月要付抚养、教育等各种费用。我也没有工作，所能指望的那点钱是一个姨妈提供的学习舞蹈和绘画的津贴，我还得厉行节约，还得向母亲借，什么都不能买太贵了。三天后，郝奇特尔告诉我，她和雷克纳住的那家旅馆有间空房。我立刻就搬进去了。

房子挺大的，带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就在郝奇特尔和雷克纳住的房间的正上方。

当天晚上数学老师就来看我了，我们做爱到天亮。可是，第二天，他就再没有现身，我甚至试着给学校打了几次电话，也找不到他。两天后我又看到他了，我接受了他所给的一切解释。我在莫特斯大街最初一两周的新生活大致就是这样。数学老师每隔四天左右来一趟，我们一起待到天亮，然后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就又没影儿了。

当然，我们在一起不纯粹是做爱。也聊天。他给我讲孩子们的事儿。有一次，说到小女儿时他都哭了，后来，他说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什么？我问。他望着我，好像我的话挺傻，好像我还很年轻，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就没回答。此外，我的生活多少还是一如既往。我还要去上课，在一家出版社找了份（薪水悲惨）校对员的工作，还经常会朋友，绕着这个城市长距离步行。郝奇特尔和我更亲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在成了邻居。晚上，数学老师不来的时候，我就下楼到她房间聊天或者逗那个小男孩儿。雷克纳几乎从不在家（但至少他每晚还是回家的），我经常跟郝奇特尔聊在我们看来挺重要的一些事儿。女人的事儿，有男人在场放不开说的话。第一次聊天的主题自然是那个数学老师，以及他对我们新关系如何发展的奇谈怪论。郝奇特尔说，这家伙归根结底是个没有胆魄的变态狂，怕跟妻子分开。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与他过于敏感有关，他不愿毫无必要地伤害任何人，并不是真的害怕什么。私下，我很惊讶郝奇特尔坚决地站在我这一方而不是数学老师的妻子一方。

有时我们跟小弗兰兹一起去公园。一天晚上，数学老师来了，我请他们吃晚饭。数学老师想单独待一待，可郝奇特尔早就要我介绍认识一下他了，我想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在目前视为自己新家的地方吃晚饭，不过饭菜很简单，备了大盘沙拉，外加干酪和葡萄酒，雷克纳和郝奇特尔准时来出席，郝奇特尔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数学老师想尽量表现得不错，我对此很满意，但不知道是因为饭菜（那时我在节食）太简陋还是葡萄酒太丰盛，这次晚餐非常失败。朋友们走了后，数学老师说他们是寄生虫，说他们是那种让这个社会瘫痪麻木、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东西。我说我跟他们完全一样，他说不对，我在学习、工作，没有无所事事。他们是诗人，我争辩说。数学老师直视着我，嘴里把“诗人”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他们就是懒惰的笨蛋，他说，而且作为父母也不称职。哪个父母出去吃饭时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不管？那天晚上，我们做爱的时候，我想到小弗兰兹睡在楼下的房间，父母却在我屋里喝着酒吃着奶酪，感到有些空落和不负责任。没过多久，也许一两天后吧，雷克纳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回墨西哥了。

一天下午，我正看书，听到郝奇特尔叫我，用扫帚敲击着天花板。我把头钻出窗户。乌里塞斯来了，郝奇特尔说，你要下来吗？我下了楼。果然是乌里塞斯。见到他后我并不特别激动。他和贝拉诺对我的意义现在已经很遥远了。他聊了聊自己的旅行经历。我想他的描述中带着太多的文学色彩。他讲述的时候我一边逗着小弗兰兹玩。后来乌里塞斯说他得走了，还要去看罗德里格斯兄弟，又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和郝奇特尔望了望对方。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照管孩子，我说。我走之前，乌里塞斯问了问安格丽卡的情况。她在家里，我说，你可以给她打电话。说不上为什么，我的态度总体上很排斥，他们走的时候，郝奇特尔朝我挤挤眼。那天晚上数学老师没有来。我在自己屋里给小弗兰兹喂了吃的，然后带他到楼下，给他穿上睡衣，弄他上床，他很快就睡着了。我从书架上挑了本书开始在窗户旁边读起来，望着从莫特斯大街上通过的小车的头灯。我边读边沉思。

午夜时分，雷克纳回家了。他问我在这儿干什么，郝奇特尔上哪儿了。我说去罗德里格斯兄弟家参加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聚会了。他看了看儿子，问我吃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忘吃了。不过我让孩子吃过饭了，我说。

雷克纳打开冰箱，取出一只小罐。放在炉子上。是米汤。他问我想不想来点。我实在不想回自己那孤单的屋子，我说来点儿吧。我们说话时放低声音，尽量别吵醒小弗兰兹。你的舞蹈学得怎么样了？他问。你的绘画学得怎么样了？雷克纳只来过我的房间一次，就是一起聚餐的那天晚上，他挺喜欢我的画。都还好吧，我说。你写的诗呢？我很长时间没写过了，我说。我也没有了，他说。米汤的味道好极了。我问郝奇特尔是不是经常这样炖汤，经常吧，他说，这大概是家里的传统了。

我们默默地凝视了对方一会儿，又同时望着窗外，然后又望了望弗兰兹的床和粉刷得很不均匀的墙壁。雷克纳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和他回到墨西哥的事儿。我的嘴和胃开始发烧，接着感觉脸也烧起来。我以为他会永远待在欧洲，我听雷克纳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想起郝奇特尔的父亲，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他正要离开这个房间。我看见他时往后退了一步，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的面目实在太狰狞了。这是我父亲，郝奇特尔说，她看见我脸上露出警觉的表情。他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走了。本能现实主义已经死了，雷克纳说，我们应该忘了它，弄点新的东西。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我嘴里咕哝着说。我想喝点什么，我说。我看见雷克纳起来打开冰箱，那道黄光顺着地板铺洒过来一直落到小弗兰兹的床脚。我看见了一只球和几双小小的拖鞋，但鞋子又大得不像孩子穿的，我又想到郝奇特尔的脚，比我的小多了。注意到乌里塞斯有什么新变化了吗？雷克纳说。我喝了口冷水。没觉得，我说。雷克纳起来打开窗户把香烟的雾气放出去。他举止很疯狂，雷克纳说，好像脑子有些失神。我听到小弗兰兹的床上传来响动声。他睡着的时候还说话啊？我问。不，那是外面的声音。灯熄了，我感觉雷克纳的手搂住了我的腰，我没有动。他也没有动。过了会儿，他脱掉我的裤子，感觉他把阴茎放在我的屁股之间。我们始终无语。完事后，我们在桌边坐下点上烟。你会告诉郝奇特尔吗？雷克纳问。你想让我告诉她吗？我说。当然希望你别讲出去，他说。

我早上两点钟才离去，这时郝奇特尔还没有回家。第二天，我上完绘画课回来，郝奇特尔到房间来找我。我跟她一起去了趟超市。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她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吵了一架。本能现实主义已经死掉了，郝奇特尔说，要是你在那里就……我告诉她，我再也不写诗了，我也不想跟诗人们有任何关系。我们回去后，郝奇特尔请我进屋去。她还没有收拾床铺。昨晚我和雷克纳用过的碗碟也没有洗，堆在洗涤槽里与郝奇特尔和弗兰兹中午用过的碗碟混在一起。

那天晚上，数学老师也没有来。我拿公用电话给妹妹打了个电话。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需要跟什么人倾诉一番。我也不想再去郝奇特尔家了。妹妹正要外出，被我逮住了。她正要去剧院。你需要什么吗？她问。需要钱吗？我们聊了会儿，趁着她还没挂断电话，我问她是不是知道乌里塞斯回墨西哥了。没有听说。她也不关心。我们说了再见就挂了。接着我又给数学老师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妻子接的电话。喂？她说。我没有说话。回答啊？你这臭婊子，她说。我轻轻地挂了电话回家。两天后，郝奇特尔告诉我卡塔丽娜·奥哈拉要办一个晚会，到时可能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会欢聚一堂，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发起一个新的组织，办一份杂志，策划点新的活动。她问我想不想去参加。我说不想，可是，如果她去的话，我就得照顾弗兰兹。那天晚上我和雷克纳又做爱了，很长时间，从那男孩睡着的时刻开始直到凌晨大约三点才结束，有那么片刻，我都觉得他才是我真正爱的人，而不是那个傻瓜数学老师。

第二天，郝奇特尔给我讲了聚会的情况。简直就像一场僵尸电影。照她说，本能现实主义已经完蛋了，这太糟糕了，因为她现在写的诗，她说，才是真正的本能现实主义的诗。我听着她不发一言。后来我向她问起乌里塞斯。他现在成了老板，郝奇特尔说，不过是自封的。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过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聚会，郝奇特尔再也不用让我晚上看管儿子了。我跟数学老师的关系也结束了，但偶尔还会同眠共枕，我还经常给他家里打电话，主要是出于自虐吧，我想，或者更糟，是因为太无聊了。可是，有一天，谈完我们之间正在发生或者不再发生的所有的事儿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离开时好像很释然。我想从莫特斯大街那间屋子搬走，回家跟母亲住一起。最后我决定还是别搬了，在这里长久住下去好了。

13

拉斐尔·巴里奥斯，坐在自家起居室，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1年3月。

你看过《逍遥骑士》吗？没错，就是邓尼斯·霍珀、彼得·方达和杰克·尼克逊主演的那部片子。当时大家基本上都很喜欢它。但是，在出国去欧洲之前，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尤其喜欢。他们喜欢邓尼斯和他的化身：两个黑人，跑得很快，浑身是劲。不是因为我排斥彼得·方达，而是利马和贝拉诺两个人都不喜欢他。穆勒长得挺像彼得·方达。另一方面，利马和贝拉诺很像邓尼斯，既讨厌又很诱人，我是说对我们这些熟悉他们、是他们的朋友的人而言讨厌和诱人。这算不得对彼得·方达的评价。我喜欢彼得·方达。只要他跟法兰克·辛纳屈的女儿和布鲁斯·迪恩拍的电影在电视上播出，我都会看，哪怕得待到凌晨四点。可这两个人谁也不像他。利马和贝拉诺真正像的是邓尼斯。好像他们在刻意模仿他。两个邓尼斯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一个邓尼斯先生从东头旋绕到西头，像一片浓黑的云，最后（必然）在城市的另一头消失得无踪无影，消失在无路可走的那一头。有时我看着他们，即便我很喜欢他们，我也会想，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什么样的诡计或集体自杀啊？一天晚上，临近1976年元旦，在他们去索诺拉沙漠之前，我恍悟这是他们玩政治的方式，是那种不对我的路子而且也不理解的方式。他们的手段可能不错，可能糟糕，也许对了，也许错了，但那就是他们玩政治或者用政治来影响现实的方式，如果我没说明白，很抱歉。最近我觉得自己有些犯糊涂。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1年 3月。

邓尼斯·霍珀？政治？那个婊子养的！那个狗屁东西！那傻逼懂什么政治啊？我就这样说：搞政治吧，拉斐尔，搞点崇高的事业，该死的，你这个变态分子，那杂种简直视我如粪土，如垃圾。他好像从一个虚构的高度俯视着我，老说：冷静点，芭芭拉，事情没那么简单，然后就去睡觉了，我还得出去打工上学，那时我基本上整天都很忙，现在也很忙，往返大学去打工（我在雷斯顿街上一家饼店当服务员），我回家后拉斐尔已经睡了，碗碟还放在洗涤槽里，地板脏兮兮的，厨房里到处是面包屑之类的东西（但却不给我做饭，这个懒蛋！）整个家像口地窖，像是装狒狒的袋子破了，最后只好由我来收拾干净，打扫、做饭，然后出去买东西存进冰箱，拉斐尔醒来后我问他：写什么了吗，拉斐尔？开始写那部表现奇卡诺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在圣地亚哥生活的长篇小说了吗？拉斐尔望着我好像在我脸上看电视似的说：我写了一首诗，芭芭拉。我也就不较劲了，我说，好吧，恶心鬼，给我读读，拉斐尔打开两瓶啤酒，给我一瓶（这杂种知道我不会喝啤酒），然后给我读那首破诗。可能是因为我还爱着他，那首诗居然惹得我哭了，我都几乎没有觉察到（要真这样就好了），拉斐尔读完后我的脸已经湿了，泪光闪闪，他向我靠过来些，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散发着正宗的墨西哥人的味道，这个杂种，我们温柔地相拥了一会儿，然后，不过也许是半个钟头后，我们开始做爱，拉斐尔对我说：我们吃点什么呢，宝贝？我站起来，衣服也没穿就走进厨房给他做鸡蛋、火腿和咸肉，我做饭时还想着文学和政治，回想起我和拉斐尔在墨西哥生活的时候，我们想去见一个古巴诗人，去看看他吧，拉斐尔，我说，你也算众人之中的精英，那个同性恋男人不管是否情愿，都得承认你的才华，拉斐尔说：可我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啊，芭芭拉，我说，别傻帽了，你这该死的傻蛋是本能现实主义，你他妈的一辈子哪怕直面一次现实行吗，亲爱的？我和拉斐尔就去见革命时期的那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拉斐尔最痛恨的（也就是贝拉诺和利马最痛恨的）墨西哥诗人大多数都来了，这挺有趣的，我们两个人能通过气味判断出这个来，那个古巴人住的旅馆房间散发出农民诗人的气味，《无产阶级海豚》杂志上的诗人们的气味，韦尔托妻子的气味，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气味，每隔两周兑一张政府支票的恶劣的革命者气味，但是，这只是我心里对自己说，对拉斐尔我尽量说：别搞糟了，别搞砸了，那个哈瓦那家伙对我们挺好的，虽然有些疲倦，有些忧郁，但基本上还是挺好的，拉斐尔谈到墨西哥年轻诗人，但却不提本能现实主义者（进去前我告诉他如果提及的话我会要了他的命），我甚至当场策划了出版杂志的计划，我说，圣地亚哥大学会出钱资助，这个古巴人对此兴趣盎然，对拉斐尔的诗也兴趣盎然，对我那个他妈的还不存在的杂志也兴趣盎然，忽然，在我们的拜访即将结束之际，这个已经睡思恹恹的古巴人忽然问起本能现实主义。我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个混账旅馆的房间。那具沉默又不友善的电梯。那早先来的客人留下的气味。那个古巴人的眼睛，因为发困或者厌倦或者酒精的缘故已经闭上了。他出其不意的言语，好像一个处于催眠状态的人，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发出的。我不禁发出一声细微的尖叫，虽然很细微，但却像打了一枪。可能是太紧张了，我告诉他们。我们三个又沉默了片刻，那个古巴人一定在纳闷这个歇斯底里的外国佬究竟是什么人，拉斐尔则在琢磨到底聊不聊这个团体，我心里则一遍又一遍地说你这个傻逼婊子，总有一天你得缝住那张混账嘴。这时，当我想像自己坐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嘴上生了个大疮，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烈火平原》[El llano en llamas，墨西哥著名小说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8—1986）的小说。]，我听到拉斐尔在谈论本能现实主义者，我听到这个混账古巴人一个又一个地提问题，我听到拉斐尔在说着是的说着也许，谈着共产主义阵痛的来临，我听到这个古巴人在发布宣言、告示、改革宣告，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的肃清，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张开嘴巴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这时拉斐尔还在自言自语，好像他是个多好的诗人，接着拉斐尔说安静点，芭芭拉，我说别对我说什么安静些，你这个流氓，那个古巴人说，噢，女人们都这样，然后就想用他腐朽的、令人厌恶的大男子主义的胡言乱语插手帮腔。我一个劲儿地说狗屁，狗屁，狗屁，我们想凭自己的本事在美洲之屋出版作品，这时那个古巴人极其严肃地望着我说，当然，美洲之屋从来都出版有独特价值的作家的东西。但要对他们的胃口，我说。拉斐尔说，天哪，芭芭拉，这位大师会误解的，我说这位混账大师随他怎么乱想都成，可过去的毕竟过去了，拉斐尔，你的未来才是你的未来，对吗？这时这个古巴人甚至更加严肃地望着我，眼睛似乎在说：宝贝儿，如果我们在莫斯科，你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这点）他仿佛在想，这有什么关系，疯狂就是疯狂，悲伤也是如此，这天结束时，我们三个都成了美国人，成了凯列班[Caliban，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的半人半兽怪物。]的孩子，迷失在美国的大荒野中，我觉得这很让人感动：从那个权势人物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理解的火花，一丝宽容的火花，他好像在说别往心里去，芭芭拉，这些事情我全明白，接着，我像个白痴似的笑了，拉斐尔取出他的诗，五十张活页纸，说这是我的诗，朋友，这个古巴人拿过他的诗还谢了他，然后马上跟拉斐尔站起来，慢慢地移动着，犹如一道闪电或者两道密不可分的闪电，或者一道闪电和它的影子，刹那间，我心想：一切都很顺利，我希望一切都很顺利，我看见自己在哈瓦那的海边游泳，看见拉斐尔在我身旁不远处，对几个美国记者说着什么，几个从纽约、旧金山来的人，谈论着文学，谈论着政治，在天堂的门口。

何塞·“佐皮洛秃鹰”·科林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3月。

这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离政治最近的一次。1975年左右，我在《国家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阿图罗·贝拉诺、乌里塞斯·利马和费里佩·穆勒在那里等着胡安·雷亚诺先生召见。忽然，这个长得还不错的金发女郎（我是鉴赏专家）走过来，她径直从那群邋里邋遢、像苍蝇般挤成一堆、坐在胡安·雷亚诺先生工作的那间小屋里的诗人面前走过去。当然，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可能没钱，但却很绅士，这些笨蛋，再者，他妈的他们能说什么呢？），这个金发女郎走到胡安先生的办公桌前，把一沓纸给了他，是译文的稿子，我记得听见她说了什么（我的听觉极佳），胡安，上帝保佑他，像他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了，冲她露出灿烂的微笑说你好吗，维罗妮卡（这个油腔滑调的西班牙杂种，他对待我们其他人的态度简直视若粪土），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这位维罗妮卡把译文给了他，他们聊了会儿，事实上是维罗妮卡在对这个老头说话，胡安不断地点着头，像被催眠了，后来这个金发女郎拿上她的支票放进包里，启动她的脚跟，消失在肮脏发霉的过道里，接着，别人在唧唧喳喳议论时，乔瓦尼先生又在那里坐了会儿，显得有点迷糊和心不在焉，他对阿图罗·贝拉诺一直很信赖，坐得离他最近，贝拉诺说，这是怎么了，胡安，怎么回事？雷亚诺仿佛如梦初醒或者从他妈的噩梦中惊醒，直视着贝拉诺说：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他讲着正宗的西班牙语，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因为雷亚诺的脾气很坏，他一般讲墨西哥口音的西班牙语，个中原因谁也不知道，可怜的老家伙，归根结底是个挺倒霉的人，可是他却问，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阿图罗？贝拉诺说，不知道，先生，但她看上去不错。她是什么人？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雷亚诺先生说，不是别人，是列夫·戴维多维奇的重孙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会是孙女吗，不，是重孙女，我想），后来，对不起，我总是忘了说到哪儿了，贝拉诺发火了，然后紧跟维罗妮卡快步走了，利马紧跟在贝拉诺后面，穆勒那小子待了会儿领走他们的支票，然后像子弹般离去，雷亚诺瞧着他们消失在菲尔斯厅，然后仿佛哑然失笑，仿佛在说恶心的小王八蛋，我想他一定想到了西班牙内战，他那些死去的朋友，他漫长的流放岁月，也许他还想起自己是个共产战士的年代，虽然那与托洛茨基重孙女格格不入，但那就是雷亚诺先生，一个本质上多愁善感的家伙，一个好人，接着他又回到人间，回到《国家报》文化副刊肮脏的编辑部，每个涌进这间沉闷的屋子的人，在黑糊糊的过道里无精打采的人，把他抓回现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拿到了支票。

后来，我跟乔瓦尼先生聊了会儿一个画家哥们儿的作品后就跟两个在报社工作的家伙出去了，大家都准备要早早喝个痛快，我透过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看到了他们，咖啡店名字似乎是埃斯特雷拉·厄兰特，但我记不得了。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追上她请她出去喝一杯。我站在人行道上观察了他们一会儿，这时跟我们一伙的别的几个家伙在商量去哪儿。他们似乎很开心，贝拉诺、利马、穆勒、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透过窗户，我看见他们大笑着，看见他们对那里欣赏备至，大笑着。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个叫沃尔科夫的女孩显然是一种社会象征，而那些家伙都是等着进入莱库姆贝里或者恶魔岛监狱的，这全写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出什么问题了，我发誓。我的心肠挺软，科林纳家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心软的。那几个杂种在跟维罗妮卡·沃尔科夫笑着，但他们也在与列夫·托洛茨基笑着。那可能是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们接触距离最近的一次。那可能是他们平生接触到的最近的人。我想到了伊凡·雷亚诺维奇先生，我觉得自己满怀伤感，但也满怀幸福，真该死。这是《国家报》发薪日发生的最匪夷所思的事。

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一个女性朋友和两个男性朋友在一起，国际线出境口，墨西哥城联邦区机场，1981年4月。

何塞·科林纳先生说我永远不会再见到那两个智利人阿图罗·贝拉诺和费里佩·穆勒以及他们的朋友、我的墨西哥同胞乌里塞斯·利马，他错了。如果他所描述的事情，事实有待考证，发生在1975年，那么大约一年后我又见到那几个问题青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76年5月或者6月，在一个清爽空旷的夜晚，甚至可以说是明媚的夜晚，是在那种年复一年让墨西哥人和喜爱这个地方的外国游客流连忘返的夜晚，我本人觉得很兴奋但确实又觉得很伤感的夜晚。

没有多少可说的。那是在雷福马大街一家电影院外面，那天有一部影片举办首映式，美国或欧洲的电影，我记不清了。

可能还是个墨西哥导演拍的。

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忽然，不知怎么就看见他们了。他们坐在楼梯上聊天。他们也看见了我，但没有过来打招呼。其实他们就像几个流浪汉，显得非常扎眼，在电影院门口，在一群衣冠楚楚、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中间，这些人上楼梯时，尽量靠边走，好像担心谁会伸手偷他们的东西。至少我觉得其中一个好像吸了毒。我想那个人就是贝拉诺。我想，另一个是乌里塞斯·利马，他正在看书，在书边上写着什么，独自嘴里轻哼着歌。第三个人（不，肯定不是穆勒，他个儿很高，而且是金发，眼前的这个又矮又黑）在盯着我微笑，好像他认识我。我没有选择只好点头以示回应，我趁朋友们心不在焉时走过去跟他们打了声招呼。乌里塞斯·利马回了句你好，不过他并没有从楼梯上站起。贝拉诺站了起来，像个机器人似的，可他看我的样子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第三个人说你是维罗妮卡·沃尔科夫吧，他提到我最近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的几首诗。只有他一个人想跟我说话。拜托，我的天，我想，可别让他又跟我谈托洛茨基了，不过他没有谈托洛茨基，而是谈起了诗歌，说跟一个共享的朋友（一个共享的朋友？太可怕了！）在一个杂志上发了诗，然后又聊了些别的，我不懂的东西。

我正要走开时——我是那里惟一跟他们待了片刻的人——贝拉诺仔细地看了看我，认出我是谁来。噢，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他说，脸上露出我觉得像是谜一般的微笑。最近诗写得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愚蠢问题，就耸了下肩膀。我听到一个朋友在叫我，我说我得走了。贝拉诺伸出手，我握了一下。另外那个人在脸颊上吻了我一下。我忽然想到他完全可以离开坐在楼梯上的朋友们加入我这一伙。再见，维罗妮卡，他说。乌里塞斯·利马还是没有站起。我就要进入影院时最后望了他们一眼。这时来了第四个人，跟他们聊起来，我想那是画家佩雷斯·卡马戈，但也说不准，总之，他衣着光鲜，油头粉面，好像有什么事儿挺紧张的。后来，我走出电影院时，看见佩雷斯·卡马戈或者像他的那个人，但却没有看见另外那三个诗人，我推断他们在楼梯上是等这个第四者，他们匆匆地见完面后就走了。

阿方索·佩雷斯·卡马戈，托雷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6月。

贝拉诺和利马并不是革命者。他们也不是作家。有时写点诗，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诗人。他们经常卖毒品。主要是大麻，不过他们还存了几个玻璃罐，那种小小的婴儿食品罐，里面藏着一批货，可是乍看上去显得挺恶心的，像一小块粪便在玻璃容器中羊水般的溶液里漂着，最后我们对那些令人恶心的黄色粉末也习以为常了，这是我们经常购买的东西，从瓦哈卡、塔毛里帕斯、韦拉克鲁斯的拉华斯特卡或者波托西产的黄色粉末，总之不管哪儿产的吧。我们在聚会或者在“小组会议”上让这些毒品派上用场。我们是些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画家，像可怜的基姆·芬特（其实是他把利马他们介绍给我的，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短时间内建立起的关系，或者至少我愿意这么认为）这样的建筑师。事实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精明的商人。我认识他们时（在可怜的基姆家），谈的全是诗歌和绘画。我是指墨西哥诗歌和绘画（还有别的吗？）可是，很快，我们就聊起毒品来。又从毒品聊到生意。几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公园里，我来到一棵普通的树下，挑拣他们带的大麻。上等货吗？绝对。完全不像我品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客户。其间，我免费把他们介绍给各种画家和搞建筑的朋友，他们慢慢都成了利马和贝拉诺的客户。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进步，甚至让人觉得轻松。他们至少挺“清白”的，我想。跟他们做买卖时你可以谈艺术。我们相信他们不会敲诈或者告发我们。你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商人什么狗屁都拿不出来。他们比较谨慎（或许这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挺准时，关系很多，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明天需要五十克阿卡普尔科极品，我要搞个惊喜派对，他们只问你在哪儿、什么时候，甚至都不提钱的事儿，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从不抱怨，他们提出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我们也不还价，你不觉得这样的客户挺好吗？一切都来得很顺利。当然，有时，我们也难免产生分歧。主要问题在我们。我们太轻信了，谁都知道这点，有些人最好敬而远之。最后，我们的民主精神占了上风，比如每当有个聚会或者极其乏味的会议时，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给他们灌酒喝，请他们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告诉我们就要吞服或者吸食的东西具体从哪儿来，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问题都很坦率，绝对没有刻意冒犯的意思，他们喝着我的酒，吃着我们的菜，但是——怎么说好呢？——显得漫不经心或者冷淡，好像既在场又不在场，好像我们是些昆虫或者他们每晚榨取乳汁的母牛，让我们觉得应该继续保持让人舒服的距离，不需要半点亲近、温暖或者感情，即使我们经常喝醉或者喝高了，有时烦了他们，强迫他们听我们的话，或者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从不把他们当真正的诗人看。更不屑说是革命者了。他们是推销员，就是这样。比如，我们尊重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却极端，刻意不理睬。这是无法接受的，你觉得呢？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了些塔马约的话，有点负面的东西，这成了一根导火线，我记不得当时的背景了，其实，我甚至都忘了在哪儿，也许在我家里，也许不在，这并不重要，只记得有人在谈论塔马约和何塞·路易斯·奎瓦斯，我们中一个赞美说何塞·路易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散发着坚韧、力量和勇气。还说我们能成为他的同胞和同时代的人该有多么幸运，这时利马或者贝拉诺（他们两个坐在一个角落里，我记得是这样，在一个角落里等着要钱）说奎瓦斯的勇气或者坚韧，或者力量，我忘了是指哪个了，全是骗人的，这个宣言令我们所有的人顿时一激灵，在我们中间激起一股冷冷的愤慨，但愿你能懂我的意思。我们真想把他们给活活地吃了。我是说，有时听他们说话挺有意思。这两个人简直像从外星来的。不过，他们让人觉得舒服些时，当你逐渐了解他们或者更认真地听他们讲话时，他们的那种姿态更像伤感而非别的什么，挺让人烦。他们当然不是诗人，也不是革命者。我甚至都认为他们没有性欲。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只想说他们好像对性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惟一感兴趣的是从我们手里榨出钱来），对诗歌或者政治也没有兴趣，而且他们师法的似乎是年轻“左派”诗人的陈腐范式。性确实激不起他们的兴趣，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怎么知道的？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个想跟他们中一位发生性关系的搞建筑的朋友，也许是跟贝拉诺吧。关键时刻，什么也没发生。这两个软蛋。

14

雨果·蒙特罗，在马拉·森达酒吧喝啤酒，彭萨多尔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5月。

有这么一个免费的机会，我心想，干吗不把咱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放进尼加拉瓜访问团里呢？出访活动将在1月份成行，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年也还不赖。另外，我听说利马状态不佳，我想，去这个革命国度来一次小小的户外旅行会让人的精神振作起来。所以我没有咨询任何人就把有关证件办妥了，把乌里塞斯送上去马那瓜的飞机。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自找死路。如果我早知道的话，绝不会让乌里塞斯·利马离开墨西哥城，可有时我就喜欢那样，很冲动，最终该来的东西还是会来，我们是命运手中的木偶，不是吗？

总之，我就这样把乌里塞斯·利马弄上了飞机，在起飞前，我心里甚至掠过一丝念头，预感到这次小小旅行前方的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我的老板，诗人阿拉莫，是墨西哥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看到乌里塞斯后脸色顿时很难看，把我叫到一边。那个白痴干吗在这里呢，蒙特罗？他问。他跟我们一起去马那瓜啊，我回答。我还是别复述阿拉莫后面说的话了，因为我实在不是个坏人。可我又想：你要是不愿带他出来，你这个懒惰的杂种，干吗不亲自过目一下邀请书呢？你干吗不辛苦点给每个应该来的人打打电话呢？阿拉莫本人还邀请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呢，所谓的农民诗人帮。后来，他私自邀请了他喜欢的那些马屁精们，还有那些重量级人物，或者说文学界的名人，全是他们各自墨西哥文学流派地方上的拥护者，但是，历来如此，这个国家谁也没有精英感，两三个恶心鬼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我就是拿来垫补缺额的人之一，或者像聂鲁达说的那样“把缺席的补上”。这时我就想起了利马。我从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那儿听说他回墨西哥了，而且日子不太好过，我恰好属于那种只要有可能就会全力帮助别人的人，墨西哥造就了我的这种性格，就是这样。

现在，当然，我已经丢了工作，有时在情绪还不错，在未消的残酒中醒来，在某个预示着灾难的墨西哥城的早晨，我想自己确实办了件错事，我要是请了别人就好了，一句话，我把事情搞砸了，但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觉得歉疚。我说了，我们一上飞机，阿拉莫就觉得乌里塞斯非毁了我们这次的旅程不可，我说：别着急，先生，不会有事的，相信我，这时阿拉莫严厉地瞪了我一眼，那是充满责备的眼神，如果这样说听上去不太荒谬的话，说：行吧，蒙特罗，出了事你负责，我们倒要看看你怎么处理。我说：我们墨西哥人会安然无恙的，老板！请稍安勿躁。什么也别担心。那时我们已经在去马那瓜的途中了，穿过夜空中最黑暗的部分，代表团的作家们都在喝酒，好像他们知道、猜到，或者被告诫过飞机会掉下去，我在过道来来回回上下活动，跟所有成员打着招呼，发放印有墨西哥作家宣言的纸张，那是阿拉莫和农民诗人们为了声援他们的姐妹国家尼加拉瓜起草的宣言，我打印的（我不介意想说，我还改正了若干错误），以便不熟悉这个宣言的人，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能读一读，以便让那些还没有签名同意的人，签过名的人寥寥无几，在“我们同意”栏下签上他们的大名，或者换句话说在阿拉莫和几个农民诗人，那天启五骑士签名的正下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后来，我收集欠缺的签名时想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看见他蜷缩在座位上，耷拉着脑袋，我想他一定是病了或者睡着了，但无论什么情况，他双目紧闭，表情怪异，像正在做噩梦似的，我想。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家伙这个样子是没法签名的，刹那间，飞机开始左右突蹿，大家最坏的担心似乎就要验证了，这时我权衡了一下是不是别请他签名了，是否可以将他完全忽略不计，毕竟，我是出于好意拉他来的，他向来表现不佳，或许别人这样说，这不表示他就得保证效忠某一伙人，但我马上就想到阿拉莫和那些农民诗人会带着一副巨大的眼镜检查“我们同意”栏的，如果把他的名字漏了，我是要负责任的。正如奥东所说，怀疑本身就盘踞在我头脑中。我走到乌里塞斯身旁碰了碰他的胳膊，他立刻睁开眼睛，像个肉体中隐蔽机制被激活了的该死的机器人，他盯着我，装出不认识但却认出了我的样子，如果我这样说讲得通的话（我想讲不通），我挨着他坐下说，瞧，乌里塞斯，还有个事儿需要办一下，所有来的诗人都在这个声称显示他们与尼加拉瓜作家和人民关系有多铁的傻冒文件上签了字，我就缺你的签名了，如果你不想签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们会处理好的，接着他用一种能碎了我心脏的声音说：我来看看，起先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等明白了后便把宣言文本递给他，我看着他，那句话怎么说，埋头阅读。差不多吧，我说：我马上回来拿，乌里塞斯，我要在飞机上转悠会儿，不知道机长什么时候可能需要我帮忙，这期间，你就坐这儿读着，有的是时间，别有压力，想签就签，不想就算了，说完我就起来回到飞机的前头，是叫机首吧？总之，就是前头部分，我还得花点工夫分发那份混账宣言，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精英（同行的还有几个流亡墨西哥的外国作家：三个阿根廷人，一个智利人，一个危地马拉人，两个乌拉圭人）喋喋不休地聊个没完，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流露出喝高了的陶醉迹象，我回到乌里塞斯的座位，在空座上找到那份签过名的宣言，叠得整整齐齐，乌里塞斯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不过又闭上了眼睛，好像非常痛苦，同时又以极大的尊严忍受着痛苦。这是我到马那瓜之前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最初那几天他干吗来着。我只知道他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朗诵会、聚会或者圆桌讨论会，我不时地想起他，他妈的，想到他缺席了很多场合。如大伙所说，历史的创造过程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聚会。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在文化部接见我们的那天，我记得去酒店房间找利马，可他不在屋里，前台的人告诉我，他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回来了。你能怎么样呢，我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定是去外面纵情畅饮了，或者跟尼加拉瓜的什么朋友在一起，谁知道呢，我很忙，得管理整个墨西哥代表团，不能整天去找乌里塞斯·利马，让他参加这次活动，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索性不管他了，日子就这样过去，如巴列霍所说，我记得，一天下午，阿拉莫找到我说，蒙特罗，你那朋友他妈的上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到他了。这时我心想：该死，真是的，不是吗？乌里塞斯失踪了。坦率地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各种可怕和不那么可怕的可能性的组合，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忽然在我面前排列出来。我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尽管不能说我一秒钟后就彻底忘了他，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搪塞这个问题。可阿拉莫却绝不搪塞，那天晚上，在尼加拉瓜与墨西哥诗人同行举办的一次晚餐会上，他又问我那该死的乌里塞斯·利马上哪儿去了。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卡尔德纳尔的一个他妈的同事曾在墨西哥学习过，认识乌里塞斯，他听说乌里塞斯也在代表团里，坚持要见他，想跟这位本能现实主义之父寒暄一番，他说。他又矮又黑，是一秃顶的尼加拉瓜小矮个儿，我看着他挺面熟，也许几年前我在贝拉斯美术馆组织过他的一场朗诵会，我忘了，我感觉他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主要是他提到本能现实主义之父的那种口吻，好像在调侃乌里塞斯，当着这些墨西哥诗人的面笑得很开心，我得说，诗人们都大笑起来，好像听了一个笑话，连阿拉莫都笑了，半是好玩，半是想附和他人，与尼加拉瓜的人不同，他主要是因为其他人都在笑而笑，或者觉得有必要笑。各种可能性都有，特别是在这种场合。

我终于摆脱所有那些烦人的杂种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我得把所有的人圈起来送回墨西哥城，说实话我忽然感觉很累，有些恶心，几乎快要吐了，但还不至于，我决定在饭店的酒吧来点夜饮，在那里喝酒的人要文雅得多，不像马那瓜其他地方，上的东西简直就是毒药，我不知道桑地诺解放阵线[Sandinistas，尼加拉瓜民族解放组织，1961年成立，主要在推翻索摩查独裁政权，后成立桑地诺人民党并多次成为执政党。]的人还在等什么不去处理这些事情。在饭店酒吧，我碰到了潘克拉希奥·蒙特苏尔先生，他是随同墨西哥代表一起来的，不过是危地马拉人，另外，没有危地马拉代表团，再说他已经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三十年。潘克拉希奥看见我在酗酒，起先一言不发，后来靠过来说，蒙特罗，我的孩子，你今晚看上去有些愁眉苦脸，跟哪个女孩出什么麻烦了吗？他问。我说，要是那样就好了，潘克拉希奥先生，我就是太累了，无论怎么说这个回答都很蹩脚，因为劳累要比因为女孩子的事而憔悴好得多，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潘克拉希奥大概注意到出什么事儿了，因为我说话比平常语无伦次，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被他如此敏捷惊呆了——穿过我们之间的空地，来了个优雅的跳跃，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那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他问。我把代表团一个成员弄丢了，我说。潘克拉希奥望着我，好像我的话很不好理解，然后又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我们两个默默地在那里坐了会儿，喝着酒，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地，那是马那瓜城，说实话，这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城市，我是说，这个城市恐怕只有邮差可能不会迷路，其实墨西哥代表团已经迷过好多回路了，我发誓。我想，这么长时间来我第一次感觉舒服起来。几分钟后，出现了一个小孩，一个实在瘦骨嶙峋的孩子，他径直走向潘克拉希奥索要签名。他手里有本默蒂斯出版的潘克拉希奥的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我听到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走了。潘克拉希奥用一种阴森恐怖的声音提到他的大批崇拜者。然后又说到一批剽窃他作品的人。最后，又说到成群的批评家们。他还提到加科莫·莫雷诺—里斯奥，那个墨西哥的威尼斯人，他显然不是我们团的成员，但潘克拉希奥说出他的名字时，我感觉自己简直太傻了，莫雷诺就在这里，他刚走进酒吧，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尽管我们代表团有各种不足，却是清一色的左派，而谁都知道莫雷诺是帕斯的追随者。潘克拉希奥提到或者暗示，莫雷诺在煞费苦心地偷偷模仿他，潘克拉希奥。可是，莫雷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既高尚又暴力的声音，属于那种典型的困在美洲的欧洲人，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被迫做些逞强的虚假姿态。因此，潘克拉希奥的散文，我的散文，潘克拉希奥说，是雷耶斯法定传人的散文，如果他这么说自己，就是顺理成章的与莫雷诺这个冰冷的仿冒品为敌。潘克拉希奥又说：那么，你把哪位作家弄丢了？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一个叫乌里塞斯·利马的，我说，感觉自己的皮肤开始起鸡皮疙瘩。噢，潘克拉希奥说。丢了多久了？不知道，我说，也许从第一天起就没了，潘克拉希奥又不说话了。他向值班经理打了个手势，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毕竟，教育部买单。不，不会是第一天，潘克拉希奥说，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但又是个敏锐的观察家。在这儿住下后第一天我在饭店见过他，第二天也看见过，说明那时他还没有离开饭店，不过说真的，我想不起还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他。他是诗人吗？当然，他肯定是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说了。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第二天吗？我问。第二天晚上，潘克拉希奥说。没错，是最后一次。现在我该怎么办啊？我说。不必粉饰，潘克拉希奥说，所有的诗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失踪的。向警察报告说他失踪了。桑地诺解放阵线的警察，他指点得很具体。可我没那个胆量报警。不管桑地诺还是索摩查，警察毕竟是警察，而且不管因为酒精还是窗外的夜晚，我都没有勇气让乌里塞斯那样颜面扫地后离开。

这是我后来挺后悔的一个决定，因为，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去机场之前，阿拉莫忽然想到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旅馆大堂集合起来，想来个我们在马那瓜停留的最后总结，但事实上是想在白天最后喝一顿。当我们所有的人毫无疑问与尼加拉瓜人民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就要上路去房间拿行李时，阿拉莫和另一个农民诗人过来问乌里塞斯来了没有。我别无选择，只好告诉他没有，除非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里塞斯正在房间睡觉。现在就解决，阿拉莫说，他走进电梯，我和那几个农民诗人跟在后面。我们看到诗人奥雷里奥·普莱德拉，一个优美的文体家，在乌里塞斯·利马的房间，他说的那些我都已经知道了，刚到的前两天乌里塞斯还在，后来就没影了。你为什么不告诉雨果呢？阿拉莫大声吼叫着。这个诗人的解释含含糊糊。阿拉莫恼火极了。奥雷里奥·普莱德拉说不明白干吗怪他，当时他还得忍受乌里塞斯彻夜的梦话，他觉得倒霉透了。那个农民诗人在应该是混乱之源利马睡觉的床上坐下，开始浏览起一本文学杂志来。过了会儿，我意识到另一个农民诗人的出现让我们松了口气，潘克拉希奥，405房间上演的这场戏剧的默默观察者，站在他背后的门口。当然，我立刻意识到，我已经从墨西哥代表团管理人的角色脱身了。值此关键时刻，这个角色落到胡里奥·拉巴卡的头上了，这位农民诗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开始以我从自己身上绝对体会不到的充沛干劲接管了整个局面。

拉巴卡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报警，接着又在代表团里召开了一个他所谓的“思想型作家们”，换句话说，就是经常写社论、散文或者政治书的作家们（“创造型作家”则指诗人或者小说家，如潘克拉希奥，还有一类叫“头脑发热型作家”，如奥雷里奥·普莱德拉这样的新手和初学者，也许还包括乌里塞斯·利马本人在内，另有“创造兼思想型作家”，属于人中之龙，这一类型中仅有两个农民诗人入选，拉巴卡绝对算得上）参加的紧急会议，对因这次突发事件导致或者形成的新局面以及事件本身进行了一番敏锐、坦率的评估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对代表团最有利的是坚持原计划不变，换句话说万勿拖延，即日回国，把利马事件交由当局有关机构处理。

一个墨西哥诗人在尼加拉瓜失踪可能会引发非同寻常的政治震荡，但是，要记住，知道乌里塞斯·利马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多半没有跟他说过话，这样紧张程度可以有所下降。有人甚至提出他的失踪可以忽略不计。

过了会儿，警察来了，我和阿拉莫、拉巴卡与其中一位自称是探长而拉巴卡很快就称之为“同志”的人聊了一阵子，拉巴卡“同志”这个“同志”那个地叫了半天，不过，像他这么一个警察，其实太善良、太有同情心了，尽管他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讲，这是我们自己想到的。探长问到这位作家“同志”的习惯。当然，我们告诉他，我们不熟悉乌里塞斯的习惯。他想了解乌里塞斯有什么“特点”或者“弱点”。阿拉莫说谁也不知道，这个行当跟人性本身一样纷繁复杂，我们都很清楚，人性就是弱点的大杂烩。拉巴卡又复述了（以自己的方式）一遍阿拉莫的意思，说乌里塞斯可能是个堕落分子，也可能不是。什么意义上的堕落啊？那个探长想知道。这我还说不准，拉巴卡说。说真的，我对他并不熟悉。在飞机上我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他。他不是跟我们乘同一班飞机吗？当然了，胡里奥，阿拉莫说。接着阿拉莫又把球扔给了我：你认识他，蒙特罗（话语中带着强忍的愤怒），给我们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马上把这件事撇得干干净净的。我又把整个经过复述了一番，从头到尾，直到阿拉莫和拉巴卡听得明显乏味之极，而探长却表现得饶有兴致。我讲完了，他说，噢，你们作家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他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作家不想来马那瓜观光。都属于个人原因，拉巴卡说。不是因为他们敌视我们的革命吧？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肯定不是，拉巴卡说。哪些作家不肯来呢？探长问。阿拉莫和拉巴卡对视了一眼，然后又瞧着我。我张开大嘴跟他说了几个名字。噢，你知道，拉巴卡说，马科·安东尼奥也被邀请了吗？是啊，阿拉莫说，我想这个主意不错。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拉巴卡说。我跟埃米利奥说了，他说挺好，阿拉莫说，他很烦拉巴卡当着我的面质疑他的权威。那么，这个马科·安东尼奥是什么人呢？探长问。一个诗人，阿拉莫有气无力地说，什么样的诗人呢？探长想知道。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莫说。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一个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人，拉巴卡说得很具体。一个抒情诗人，我说。探长点了好几下头，仿佛在说我明白了，但我们都很清楚，他屁都不明白。这位抒情诗人不想表达他对桑地诺革命的支持吗？嗯，拉巴卡说，还不好这样说。他只是来不了，我想，阿拉莫说。但你认识马科·安东尼奥，拉巴卡说，他第一次笑了起来。阿拉莫拿出他的德里卡多斯牌烟给大家发了一圈。拉巴卡和我都拿到一支，但探长却没有要，而是点上一支古巴雪茄。这烟比较冲，他说，话中带明显的讽刺意味。他似乎想说：我们革命者抽更冲的烟，真正的男人抽的都是烈性烟，我们这些在客观现实中下赌注的都抽最纯正的烟草。比德里卡多斯牌烟还冲吗？拉巴卡问。这是黑色烟草，同志们，货真价实的烟草。阿拉莫笑了，气喘吁吁地说：很难相信我们走失了一位诗人，其实他想说：你对烟草懂个什么？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你可以用你的古巴烟草亲吻我的屁股，拉巴卡说，几乎连一只眼睛都没有眨。你说什么，同志？探长问。我是说我才不把古巴烟草当回事呢。只要德里卡多斯烟点着了，其他烟都可以熄灭。阿拉莫又笑了，探长似乎在愤怒得脸色煞白和表情茫然之间犹豫不定。我以为，同志，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他说。那就对了，我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人会瞧不起德里卡多斯的，拉巴卡说。噢，胡里奥真是个坏小子，阿拉莫嘴里喃喃地说，看着我想掩饰对探长几乎压抑不住的笑。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探长问，他一头的雾水。我发现事情的调子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拉巴卡抬起一只手，在离探长的鼻子几寸远的地方来回扇着，好像要抽他似的。别把烟朝我脸上吹，伙计，他说，行吗？这回探长真的脸色惨白了，好像自己抽的烟草的冲味让他感到恶心。他妈的，稍微尊重点，同志，你快要碰着我的鼻子了。如果你叫它是鼻子的话，拉巴卡对阿拉莫说，简直连眼都不眨。你要是分不出一支德里卡多斯的味道跟一捆粗俗的古巴烟草之间的区别，那你的鼻子就对不起你了，同志，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退一步说，对一个抽烟的人或者警察就非同小可了。你瞧，胡里奥，德里卡多斯就像烟草中的金发碧眼，阿拉莫说，他已经笑得撑不住了。连卷烟纸的味道都挺美，拉巴卡说，这种烟纸只能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找到。加上墨西哥，胡里奥，阿拉莫说。墨西哥当然有了，拉巴卡说。探长极其愤恨地望了他们一眼，迅速把烟掐灭，声音变了调说，他得去整理一个失踪人员的报告，这项工作只能在警察局里处理。他好像准备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抓起来。我们还等什么呢，拉巴卡说，我们去警察局，同志。蒙特罗，他在出去的路上对我说，替我给文化部长打个电话。好的，胡里奥，我说。探长似乎犹豫了片刻。拉巴卡和阿拉莫来到大堂。探长盯着我，好像在询问对策。我用手腕比画了下戴上手铐的样子，可他不明白。他临走之前说了一句：他们会在十分钟内回来。我耸耸肩走了。过了会儿，潘克拉希奥来了，穿着一件纯白的哈瓦那衫，带了只查普特派克区吉甘特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书。问题解决了吗，蒙特罗，我的孩子？我亲爱的朋友潘克拉希奥先生，我说，跟昨晚、前晚一个样。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可怜的乌里塞斯·利马，无论如何，把他拉到这儿来是我的过错。

潘克拉希奥跟平时一样，没有作出丝毫的努力安慰我一下，我们两个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喝着倒数第二杯威士忌，我双手抱头，用一根草秆吸着台克利鸡尾酒，徒劳地想像乌里塞斯·利马没有钱没有朋友，一个人待在那个备受重创的国家，这时我们听到在附近房间像流浪狗或者受伤的鹦鹉似的流来窜去的代表团成员的喊叫声。你知道对文学来说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吗？潘克拉希奥问。我知道，但假装不知道。什么？我问。跟作家成为朋友。这样的友谊虽然弥足珍贵，却也会破坏你的批评感觉。有一回，潘克拉希奥说，蒙特福特·托雷多把这个哑谜扔给我猜：一个诗人在一个即将毁灭的城市失踪了，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人可投靠。当然，他既不想也没有打算投靠任何人。他在这个城市和国家流浪了好几天，什么也不吃，或者吃得很少。他甚至都不写东西了。或许在头脑中继续写着：换句话说，他都出现幻觉了。所有迹象表明死亡向他冉冉而至。他的灾难性失踪已经预示了这一点。然而，最后这个诗人并没有死。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听上去好像是说博尔赫斯，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作家同行已经把潘克拉希奥折磨得够呛了，说他用巧妙的手法从博尔赫斯这里剽窃一点，然后又用拙劣的手法从别处剽窃一点，像洛佩兹·贝拉尔德说的那样。我就那么听着潘克拉希奥说，然后学他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一直闭口不言。这时一个家伙过来告诉我，带我们去机场的那部厢型车已经停在酒店前了，我说好的，我们走吧，但我得先问问潘克拉希奥的答案，他已经从座椅上下来，面带笑容看着我，好像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哑谜的答案，但我显然没有找到或者想出、猜出，总之我徒劳无功，我说：你朋友问你的这个哑谜答案是什么，潘克拉希奥先生？这时他看着我说：什么朋友？我说，你的朋友，不管是谁，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说的关于诗人失而复活的哑谜。噢，那个啊，他说，好像如梦初醒，其实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没事，这个诗人没有死，他失去了一切，但人没有死。

“你所爱的都保留[引自庞德《比萨诗章》（Pisan Cantos）第81章。]”，站在附近偷听我们说话的一个人说，这是个浅色皮肤的家伙，身穿双排扣西服，系着红领带，他是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官方诗人，他在那里，这句话就像手枪即将发射，或者已经发射出来似的，立刻引爆了巨大的骚乱，墨西哥和尼加拉瓜作家开始互相在书上签名，厢型车里就更混乱了，所有出发和送行的人都上了车，空间更显窄小，我们只好又叫了三辆出租车提供额外支援。不用说我是最后离开宾馆的。走之前，我打了几个电话，给乌里塞斯留了封信，以备他回来，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在信里建议他直接去墨西哥大使馆，那儿会关照他返回墨西哥。我又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跟阿拉莫和拉巴卡说了话，他们向我保证在机场见面。然后我带上皮箱，叫了辆出租车离去。

15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1982年7月。

乌里塞斯·利马去马那瓜时我去机场送行，一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被邀请了，二来那天早晨我没有别的任何事儿可干，他回来时我也去接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想看到他，然后我们可以痛快地大笑，可是只见出访归来的作家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两列走出，却不见他的影子（这是不会有错的），虽然我看了又看。

阿拉莫和拉巴卡、帕迪尔拉和拜伦·赫尔南德斯、贝拉帕拉塔和我们的老熟人洛西亚科默、萨拉和女诗人卡门·普列托、危险的佩雷斯·赫尔南德斯和高尚的蒙特苏尔都出来了，可就是没有乌里塞斯。

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在飞机上睡着了，他很快就会在两个空乘的协助下走出飞机，古老地层般厚实的宿醉。至少我愿意这么去想，因为要我恐慌起来过程是很慢的，但说实话，看见这群知识分子们筋疲力尽又心满意足地回国的瞬间，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雨果·蒙特罗给队列押后，带着好几件沉重行李。我记得我向他挥了挥手，但他没有看见我，或者没有认出我，或许假装不想认出我。所有的作家都走了后，我看见了洛西亚科默，他似乎迟迟不想离开机场，我走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尽量不要流露出我多么担忧。他跟另外一个阿根廷人在一起，一个高大、肥实，留了撮小小的山羊胡子的家伙，我不认识。他们在谈钱的事。或者说至少我听到了几次“美元”这个词，后面带着多个颤抖的惊叹号。我打了声招呼后，洛西亚科默的策略是先假装不记得我了，但接着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无可逃避的现实。我向他问了乌里塞斯的情况。他惊骇地看着我。他的凝视中含着反感，好像我裤扣大开或者脸上长着一个脓疮在机场大摇大摆地晃悠。

这时另外那个阿根廷人说话了。他说：那个恶心鬼当我们是群白痴似的耍。他是你的朋友吗？我看看他，又看看洛西亚科默，他正在等候区找什么人，我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严肃。那个阿根廷人说：人要有点责任感（他在跟洛西亚科默说，甚至都不看着我）。我要见了他，我非得把他的卵蛋钉到墙上不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我带着最美的微笑（那是我最糟的微笑）嘴里咕哝着。乌里塞斯上哪儿了？那个阿根廷人说了句什么文学流氓无产者。你说什么？我问。这时洛西亚科默说话了，要把我们镇下去，我想。乌里塞斯失踪了，他说。你说他失踪是什么意思？蒙特罗问，我们刚刚发现这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搞清乌里塞斯不是在回国途中失踪的（我想像中看见他从座位上起来走进卫生间，把门锁上，然后消失了）而是在马那瓜，在墨西哥代表团出访期间失踪的。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第二天，我到贝拉斯美术馆去看蒙特罗，他告诉我因为乌里塞斯的原因，他很快就要丢了工作。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 7月。

有人要给乌里塞斯的母亲打电话，要我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儿，但哈辛托横不下心告诉她儿子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不过，我说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你是了解乌里塞斯的，你是他的朋友，你了解他的为人，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事情就这样结束，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约1914），美国短篇小说家，报纸专栏作家，于1913年前往墨西哥后失踪。有人认为他在1914年及1916年间的墨西哥革命中被杀死。]和那些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诗人以及普希金一样，只不过就普希金的情况而言，他的妻子，我是说普希金的妻子是客观的存在，那个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人则相反，圣·彼得堡的雪就像乌里塞斯·利马身后留下的空白，我是说他的了无生气，他的懒惰或者常识感的缺乏，这场决斗的副手是墨西哥的诗歌或者拉丁美洲的诗歌，以代表团的形式，默默地见证了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一个诗人的死亡。

哈辛托这样说，但他还是不想给乌里塞斯的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来研究情况，这个女人才不关心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呢。我可以替她设身处境地想一想，我也是个母亲，如果某一天哪个杂种杀了弗兰兹（上帝不许的），我不会觉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个伟大的诗人死了，我会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无眠之夜、恐惧和担忧。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发誓，就是打电话给她，或者去卫星市看看她，给她讲讲我们所了解的她儿子的情况。哈辛托说：她可能已经知道了，蒙特罗或许已经告诉她了。我说：你怎么就这样肯定呢？这时哈辛托不说话了，我说：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呢，还没有人说什么，好像乌里塞斯压根就没去过中美洲。哈辛托说：那倒是。我说：咱俩做不了什么，因为没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们会听他妈的，他们会告诉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说，在她目前境况好些的时候，我们只会让她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思来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着你，他说，然后开始为弗兰兹准备吃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无知者无害，生活在无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

我说：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怎么自称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哈辛托，你还怎么自称是个诗人？你打算是要跟陈词滥调来场革命是吧？哈辛托回答说，坦率地讲他再也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了，但如果某天晚上他正好有兴致，跟陈词滥调作战，也不是什么坏主意，他还说，好像在尼加拉瓜失踪的是我，我如此忧心烦恼，他说，谁说乌里塞斯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他可能压根就没失踪，他可能决定随心所欲地待在那里，因为，毕竟尼加拉瓜就像我们在1975年梦中向往的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去那个国家生活。我又想起1975年来，那时弗兰兹还没有出生，我试着回想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贝拉诺那时的样子，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哈辛托的脸，他的豁牙天使般的微笑，这让我对他充满了缠绵的感觉，让我马上就想拥抱他，就在这里，拥抱他和弗兰兹，告诉他俩，我很爱他们，可是马上我又想起了乌里塞斯的母亲，我想谁也无权不告诉她儿子在哪儿，她已经很痛苦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又坚持让哈辛托给她打个电话，给她打个电话吧，哈辛托，把你知道的所有情况全告诉她，可哈辛托却说，他没有这个义务，他不是那种凭借不实传闻妄加推测的人，我说：你跟弗兰兹待会儿，我出去会儿马上回来，他没有吭声，默默地地望着我，我拿起包打开门，他说，至少尽量别大惊小怪。我说：我只想告诉她，她儿子不在墨西哥了。

拉斐尔·巴里奥斯，家中卫生间，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9月。

我和哈辛托偶尔还有书信往来。他告诉我乌里塞斯失踪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的。他又从朋友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这意味着此事挺严重，或者至少他认为很严重。埃弗伦是个年轻诗人，想师从本能现实主义者从事诗歌创作。我不认识他。他是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出现的，但据哈辛托说，他的确是个不赖的作家。我说，寄几首他写的诗过来，但哈辛托只寄来几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他写得好还是坏，他写的是不是本能现实主义的风格，当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应该是什么风格。也许就是乌里塞斯写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墨西哥已经没有人听说过我们了，而且听说过我们的也嘲笑我们（我们成为他们不想走的道路的典范），也许他们不完全是错的。所以，偶尔撞上一个年轻诗人写或者想写本能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总是件好事。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哈辛托·雷克纳用自己的电话，或者他父母家的电话，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听完故事后说：他没有失踪，他只是决定待在尼加拉瓜，这完全是两码事。哈辛托说：如果他决定待在尼加拉瓜，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我去机场送过他，他没有不回来的意思。我说，冷静点，哥们儿，你好像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拉斐尔，相信我，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你不知道她母亲到贝拉斯美术馆闹成什么样了。我说：天哪，哈辛托说：她认为那些农民诗人杀了自己的儿子。我说：太牛了。哈辛托说：你说得对。只要有人碰了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会变成个狮子。至少郝奇特尔是这样说的。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10月。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凄惨，可是当拉斐尔听到乌里塞斯出访尼加拉瓜未归时变得加倍凄惨。

一天，我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拉斐尔什么也不想干。他不工作，不写作，不帮我收拾屋子，不买东西，他就会冲澡（没有别的原因，拉斐尔是很干净的，跟所有那些混账墨西哥人没什么两样），看电视到天亮，或者出去喝啤酒，跟社区那帮混账奇卡诺人踢足球。我回到家里时，往往发现他早已在门口，坐在台阶上或者地上，穿一件汗水浸透了的美国牌T恤衫，喝着他的泰卡特酒，跟朋友们，这帮脑瘫青少年吹牛，他们管他叫诗人哥们儿（他似乎也不介意），跟拉斐尔待到我做他妈的晚饭才走。拉斐尔跟他们说再见，他们必然会说，诗人哥们儿，再见，诗人哥们儿，我们明天回来看你，诗人哥们儿，这时他才会进家门。

我气得要爆炸了，我真的很生气，绝对很愤怒，我真想给他那可恶的煎鸡蛋里下毒，可我还是克制住了。我要再看看。我心里经常对自己说，他马上就要走出低潮期了。问题是，我知道，这个低潮期持续得太久了，准确地说，已经有四年了，尽管有很多瞬间还是挺美妙的，可糟糕的时候更多，我的耐心几乎快要到极限了。但我还在努力，我有时问他，你的日子过得如何（这个问题真蠢），他会说（他还能说什么？）挺好，不错，还行。我就问：你都跟这些孩子聊些什么？他就说：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传授人生的经验教训。这时，电视开着，我们谁也不说话，专心吃着我们的煎鸡蛋、我们的笋片、我们的西红柿片，我想你能谈什么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怜的杂种，你这个可怜的变态狂，你何曾懂得过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悲的吸血鬼，你这个可悲的失败者，你这个混账恶心鬼，如果不是我，你可能还在一座桥下面睡觉呢。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他，就这样。但是似乎连我瞥他几眼都会让他不高兴。他说：你看什么啊，白人姑娘，你想干吗？这时我就强挤出一丝傻乎乎的微笑，不作回答，开始刷盘子。

16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真好，这两个小伙子不着急回去。我在一张小桌上摆好快餐，我们打开红辣椒罐头，我给大家分了牙签，我们倒上龙舌兰酒，然后几个人的目光相遇了。我们说到哪儿了，小伙子们？我问道，他们说：讲到圣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全身像，这位艺术赞助者和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老板，外面，大街上警报开始呼啸起来，先是警车的尖叫声，接着又传来救护车的警报声。我想到了死者和伤者，心里想那可能是“我的将军”，突然死了，受伤了，跟塞萨雷亚成了一片空白一样，我成了一个醉醺醺、容易激动的老人。后来我对两个小伙子讲，老板这个词只是说说而已，你们要熟悉塞萨雷亚的话，就会知道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什么老板，也不曾从事过什么所谓的稳定工作。我说过，塞萨雷亚是一个速记员。她就干这个，她是个不错的秘书，可是，她的个性，也许还可以称之为她的怪癖，盖过了她的技能，如果不是因为曼努埃尔替她在“我的将军”那里找了份活儿，可怜的塞萨雷亚将在墨西哥城邪恶的底层随波逐流。后来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真正地而且诚实地）没有听说过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干吗的？奥夫雷贡派还是卡萨兰派？是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将军的人还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我用世界上最忧伤的声音说，但同时又是奥夫雷贡的人。世上没有那么纯粹的事儿，孩子们，别自欺了，生活就是狗屎，“我的将军”忽然间成了一个伤员、死人，但他很勇敢。我开始聊起曼努埃尔给我们描述前卫城市也就是“尖锐城”的规划的那天晚上的事儿来，我们听了曼努埃尔的话后大笑，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其实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尖锐城”是（至少在想像力的曲折小径上是可行的）曼努埃尔打算在一个将军的帮助下，在日本建造一座城市，完全可行，迭戈将军将协助我们建造，他说，后来我们有人问他妈的这人是谁（像这两个小伙子那天晚上在这里问我的那样），曼努埃尔就给我们讲了将军的故事，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在我们的革命中奋战并为自己挣得英名的故事，这些人赤裸裸地走进历史的旋风，穿着闪光和可怕的破衣走出来，就像“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那样，他进去时还是文盲，出来时已经坚信毕加索和马里内蒂是预言家，他说不清楚的那些事物的预言家，那些永远说不清的事物，小伙子们，不过我们对自己的任何事情从来都说不太清楚。一天下午，我们去办公室拜访将军。这是塞萨雷亚加入尖锐主义组织前不久。起先将军待我们有些冷淡，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也不起来欢迎我们，曼努埃尔介绍我们大家时，他几乎一言不发。但他把我们每个人逐个凝视了一遍，仿佛想看透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想：曼努埃尔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因为只消瞧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将军跟在墨西哥城的革命洪流中经受过洗礼的其他战士完全不同，他表情强势、严肃、多疑、凶悍，就是说你不会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当然，我很清楚，有强势、严肃、多疑甚至凶悍的诗人，比如迪亚兹·米龙，不过别让我又开始说起他们来，有时我情不自禁地觉得那些诗人和政治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都大同小异，或者至少我想说他们都喝着同一个槽里的水。但那时我还年轻，很年轻，而且很理想主义，也就是说我还很纯，那种东西让我一往情深，所以我不能说立刻就喜欢上了迭戈·卡瓦哈尔将军。后来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然后一切都变了。当将军用凝视的目光把我们刺了一遍，坐在那里耐心地听完曼努埃尔的开场白后，显得既疲倦又警觉，他传来一个警卫，一个他叫埃基塔提沃的雅基印第安人，命令他上些龙舌兰、面包和干酪。全部的东西就这些了，将军就是挥舞着这把魔杖赢得了我们的心。我这样说听上去有些傻，连我自己都觉得挺傻，可当时，只消把桌上的文件清理掉，叫我们别不好意思，然后把椅子拉过来，将军便彻底解除了我们可能存有的任何保留或偏见，你不难想像，我们所有的人围着那张桌子开始喝酒，吃起面包和奶酪来，后者，据“我的将军”说，是法国习惯，这时曼努埃尔又在这里（随处）附和将军了，当然，这是一种法国习惯，这种习惯在坦普尔大道外带壁炉的人家，以及圣德尼斯街一带很常见，曼努埃尔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开始聊起巴黎，以及巴黎人吃的面包和干酪，巴黎人喝的龙舌兰，你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喝的东西有多好，那些跳蚤市场附近的巴黎人喝的东西有多好，好像就跟在巴黎一样，或许我这么认为，他们说的一切都发生在某些街道或者地方附近，但从来没有发生在某条特定的街道或者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曼努埃尔压根就没有去过这个阳光之城，“我的将军”也没有去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对那个遥远和想像中令人陶醉、物品琳琅满目的大都市表现得那么迷恋或者充满激情。既然我们说到这点了，那我就不妨交个底：我和曼努埃尔的友谊渐行渐远之后，一天早晨，我在报上看到他要去欧洲了。文章说诗人曼努埃尔将离开韦拉克鲁斯去阿弗尔。报上没有说这位尖锐主义之父就要去欧洲，或者这位墨西哥先锋派的重要诗人要去旧世界了，而只说到诗人曼努埃尔。也许都没有说是诗人，可能只是说曼努埃尔先生、学者，要去一个法国港口，在那里将继续他的意大利本土之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火车、马车！），担任墨西哥驻罗马大使馆领事或者副领事或者文化专员的职务。嗯。我的记忆力已无法同昔日同比。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我得承认。但是，那天早晨，我读了几句后才明白曼努埃尔终于就要见到巴黎了，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胸中洋溢着某种快乐，虽然曼努埃尔再也不把我当朋友看了，虽然尖锐主义已经死亡，虽然生活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我们在街上已经不容易认得出对方。我想了想曼努埃尔，想了想巴黎，我从未去过巴黎，但梦中去过一两次，我仿佛觉得他的旅行是在向我们辩白，而且，以某种隐晦的方式还我们以公道。当然，“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从未离开过墨西哥。他于1930年被杀害，在一次至今还笼罩在神秘中的伏击中不幸身亡，那是在一家叫“红与黑”的妓院后院，当时这个妓院位于哥斯达黎加大街，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它的后台是内务部一个大佬，或许只是据说如此。死于这场火并的有“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他的一个警卫、三个来自杜兰戈州的枪手、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据说后者是个来自西班牙、名噪一时的妓女。我参加了将军的葬礼，在从公墓出来的路上碰到李斯特·阿苏比德。据李斯特（当时也去欧洲旅行过）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给“我的将军”设了一个陷阱，这与报纸上的说法完全相反，新闻报道倾向于认为，妓院发生了一场小型战斗或者上演了一场与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的激情犯罪。据李斯特说，他本人与这家妓院很熟，“我的将军”喜欢去那间最偏僻的房间搞女人，那间屋子不是很大，好处是在这幢楼的后面，远离喧闹，在院子的喷泉附近。办完事后，“我的将军”喜欢走出去到小院里吸支烟，想着性交后的悲哀，折磨人的肉体烦恼，想着自己还没有读过的书。李斯特说，杀手们守在通向各主要房间的过道里，他们控制了院子的每个角落。这意味着他们非常熟悉“我的将军”的习惯。他们等啊等，等着“我的将军”操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这是业余爱好型妓女，或许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她有很多引退的机会，她完全可以选择自由。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据说，那次风流快活漫长而细致，好像小天使和丘比特们想让罗萨里奥和“我的将军”充分地享受一番最后的男欢女爱，或者至少让他们代表墨西哥人最后在地球上待一待。几个小时过去了，萨罗里奥和“我的将军”干着如今的年轻人或者并不那么年轻的人称为打蛋、骑马、扑腾、戳刺、操蛋，或者犁田、草中翻滚或者绕跑道数周的情趣游戏，然而这次长跑却永远地将他们送进了天堂。其间，杀手们一直等待着，都已经等得厌烦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将军”，这位习惯的动物，手枪插在皮带上或者搁在口袋里，或者就别在裤子和肚子之间走进院子。当“我的将军”终于走出来吸烟，这时射杀开始了。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的警卫已经在毫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被宰了，所以当这场舞蹈开始时，力量对比是三比一，杀手的优势是乘其不备。但“我的将军”是个纯粹的男人，他的反应仍然极佳，事情办得并没有那么顺利。最初几枪让他吃了一惊，但他还是胆气十足拔枪还击。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本来完全可以把他们逼向绝路，因为，如果说杀手们占据了一个难以攻克的位置，我的将军藏匿的喷泉背后这个位置同样有利，双方都不敢率先动手。然而，这时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却从房间走出，她被外面的响声惊了出来，一颗子弹随即要了她的命。后来的局势就不清楚了：“我的将军”也许跑过去帮她，把她转移到安全之地，或者意识到她已经死了，愤怒盖过了良好的判断力，他站起来提着燃烧的枪向杀手扑过去。这是昔日墨西哥将军们赴死的经典方式，小伙子们，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们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阿马德奥，这听着像是一场电影。我又想起“尖锐城”，想到它的博物馆、酒吧、露天剧院和报纸，它的学校、收留漫游诗人的宿舍，博尔赫斯、特里斯坦·特萨拉、维多夫罗和安德烈·布勒东睡觉的地方。我仿佛又看见“我的将军”在跟我们聊天。我看见他在制订方案，看见他站在窗户旁边喝酒，看见他在接待拿着曼努埃尔写的一封推荐信走进来的塞萨雷亚，看见他在读塔布拉达的一本小书，也许那本书里就有塔布拉达的诗句：“在可怕的天空下/为了守望那颗孤单的星星/夜莺在歌唱。”我说，小伙子们，这句诗好像在说，我看见了我们的挣扎和梦想在同样的失败中纠缠在一起，那个失败被称为欢乐。

华金·芬特，弗塔莱萨精神病院，特拉尔内潘特拉，墨西哥城，1983年3月。

我处在那些一贫如洗的疯子们的包围之中，所以几乎没有人来看我了。但我的心理分析医生说，我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我的医生名叫何塞·曼努埃尔。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我说不错后他笑了。这个名字很浪漫，我说，是个会让任何女孩都爱上你的名字。真遗憾，每次我女儿过来他几乎总不在这儿，因为探访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我的医生不值班，除非每月有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值班。我告诉他，你要是看到我女儿，一定会爱上她的。噢，华金先生，他说。可我仍然坚持不放：你要是看见她，会像只受伤的鸟儿般跌倒在她脚边，何塞·曼努埃尔，而且你会对很多不明白的事儿恍然大悟。比如什么事儿呢？他问，尽量装出貌似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彬彬有礼而又无动于衷，可我心里清楚得很，他非常感兴趣。比如什么？接着我不说了。有时沉默的效果反而最佳。那情景好像再次落入墨西哥城的地下墓穴默默地祈祷。这所监舍的各种院子非常适合沉默。有正方形的，有六边形的，好像是伟大的加拉比托设计的，所有的院子以一个空间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院为中心，周边圈着一条不知名的街道，有当地的巴士通过，到处是工人和游手好闲之徒，只会睁大眼睛盯着穿着医院制服或者半裸着身子或者穿着褴褛的外出服的疯子们在院子里晃悠，后者是刚到不久的，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制服，更不要说合适的制服了，因为这儿很少有人能穿上那么合适的衣服。这个大院是天然的沉默之地，尽管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心想这些疯子的吵嚷和喧嚣可能让人不堪忍受，我犹豫再三才鼓起勇气踏上那片大草原，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在弗塔莱萨有任何地方能让声音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迅速弹开，那就是这处被无名街高高的篱笆保护起来的大院子，外面的人们都乘车经过，安全地坐在车里，真正步行的人很少见，但偶尔有些疯子的糊涂家属或者不肯走正门的人在篱笆外待那么片刻，然后继续赶路。在那个院子遥远的尽头，在大楼附近，摆着几张桌子，疯子们一般在那儿跟前来探视的家人待上几分钟，家人带来香蕉、苹果或者橘子。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待很长时间，因为太阳出来后这里会燥热得不堪忍受，刮风的时候，没有家属探视的疯子们会躲在屋檐下。我女儿来探视时我就告诉她，我们在会客室见面，或者来到一个六边形的院子里，尽管我知道她觉得那个会客室和小院让人焦虑而且很邪恶。然而，我不想让女儿看到（我的心理医生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我毫无疑问在康复当中）大院子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以及我现在宁肯秘而不宣的事情。总之，我得小心翼翼，绝不能放松警惕。有一天（一个月前），女儿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她说。噢，亲爱的，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我说。可是报纸上根本就没登过这个消息！她说。那么，可能是我梦到的吧，我说。我没有说是两个星期前大院子里一个疯子告诉我的。一个疯子，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大家都叫他曲卓或者曲奇托（他的名字也许叫耶稣，但我宁肯回避所有的宗教暗示，这只是题外话，而且会破坏那个大院子里的寂静），这个曲卓或曲奇托照例向我走来，因为在院子里，我们都向对方走过去然后又退回来，我们那些还浑浑噩噩以及恢复得不错的人，他从我身边经过时嘟嘟囔囔地说：乌里塞斯失踪了。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也许我有意要找到他），我向他走去，我放慢脚步，非常耐心，慢得让街上巴士里的人看到时还以为我们凝固不动，其实我们在移动着，我绝不怀疑我们在移动，他看见我时嘴唇开始哆嗦，好像是在看着我发送紧急信息，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听到了同样的话：乌里塞斯失踪了。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说乌里塞斯·利马，我们年轻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是1976年刚刚开始没几分钟，他坐在我那部闪亮的英帕拉轿车的方向盘后面，我意识到黑云再次盖住了天空，在墨西哥的白云之上，团团乌云漂泊着，沉重得不可思议，严峻得令人害怕，我得小心点，用伪装和沉默把自己掩护起来。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 1月。

我和哈辛托分手时，父亲告诉我，如果哈辛托找我麻烦就告诉他，他会来摆平一切。有时父亲会望着弗兰兹说：他居然是个金发小子，纳闷（我相信他在纳闷，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这孩子的头发最后怎么会是这种颜色，我们家所有的人头发都是黑色的，哈辛托的也是黑色的。父亲很溺爱弗兰兹。我的金发小子哎，他常说，我的金发小子上哪儿去了？弗兰兹也很爱他。父亲经常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过来，带上弗兰兹出去散步。他们回来后我就给他做杯黑咖啡，他安静地坐在桌边，不是望着弗兰兹就是读报，然后就走了。

我想他觉得弗兰兹不是哈辛托的儿子，有时这让我稍感恼火，有时我又觉得挺好笑。恰巧，我跟哈辛托分手一点阻碍也没有，所以没有什么可对父亲说的了。即便有什么我可能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哈辛托每隔两周来看看弗兰兹。有时他接走孩子又送回来，然后就走了，我们几乎不说话，有时送孩子回来时又待那么一会儿，他会问问我的生活情况，我也会问问他，我们也许会聊到凌晨两三点钟，谈谈遇到的事，读过的书。我觉得哈辛托害怕父亲，所以不经常回来，怕撞上他。哈辛托不知道，那时我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而且凄惨得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了。但父亲声名极佳，虽然没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儿工作，他的表情不会有错，仿佛说我在干秘密警察的活儿，所以当心点，我是一个墨西哥警察，当心点。如果说他形容枯槁，那是因为生病了，或者说如果他行动更迟缓了，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能让他显得更具威胁性。一天晚上，他留下来吃晚饭。我的情绪非常好，我很想跟父亲一起吃饭，看着他，看着弗兰兹，我想看着他们在一起，说话。我现在想不起来做了什么，我敢肯定，是很简单的一顿饭。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当了警察。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肃，只是忽然觉得从来没有问起过他，我如果再等一段时间问的话，可能一切都晚了。他说不知道。你没想过干别的吗？我说。当个农民，他说，我笑了，但他走了后我又不禁琢磨起这事儿来，我的好兴致慢慢地没了。

那些日子，跟我走得最近的朋友是玛丽亚。她还住在楼上，但不断地换男朋友（有时晚上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天花板好像是纸糊的），自从跟数学老师断了后，她一直独居，这种状态（当然是指独居了）给她带来不小的变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十八岁起我就一个人住着。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独居过，因为我先是跟哈辛托，现在又跟弗兰兹一起住。也许我说的是独立生活，没有家庭的那种。总之，玛丽亚和我变成了更亲近的朋友。或者说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算不上真正的朋友，我想，我们的友谊建立在另一个人而非我们自己的基础之上。我和哈辛托分开后，我开始沉浸在诗歌中。我开始读诗、写诗，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以前，我写过几首小诗，我总以为自己读了不少东西，但当哈辛托走了后，我又开始真正地阅读和写作了。我的时间并不太多，我总是抽时间。

那段时间我在一家吉甘特超市连锁店做收银员的工作，这得感谢父亲，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圣拉斐尔小区的吉甘特店里当经理，父亲让自己的这个朋友说的情。玛丽亚在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的某个办公室做秘书。白天，弗兰兹去上学，一个赚点零花钱的十五岁的女孩会替我接走他，带他上公园或者在家里照看他，直到我下班回来。晚上，吃过饭后，玛丽亚就下楼到我房间来，或者我上楼去给她读读我当天写的诗，在吉甘特店里或者给弗兰兹热饭的时候写的诗，或者头一天晚上我看着弗兰兹睡觉的时候写的诗。我跟哈辛托一起生活的时候养成了看电视的坏习惯。现在有重大新闻的时候我只是开着它，我只想了解事件进展如何，有时连这个都不想知道。我说过了，我在桌边坐下，那张桌子已经搬到窗边，开始读书写诗，直到困倦地闭上眼睛。我经常十遍甚至十五遍地修改自己的诗。跟哈辛托见面后，他会读读那些诗，给我提些意见，但我真正的读者是玛丽亚。最后，我把这些诗全打印出来，放进一个文件夹，它一天天地厚起来，我觉得满意和开心，因为它就像一个具体的证据，表明我的努力不是徒劳的。

哈辛托走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跟另外一个男人睡了，除了弗兰兹，我惟一的激情就是诗歌。我跟玛丽亚完全相反，她已经不写东西，每周都带个新的情人过来。我见到过其中的三个或四个。有时我会说：你看中那家伙什么了，他不适合你，如果事儿不顺遂，他会揍你的，可玛丽亚说她知道如何应付，其实也是如此，但我不止一次被那叫骂声吓得跑上楼到她房间，告诉她的情人最好立刻走人，否则我给父亲打电话，他可是个秘密警察，接着这人会表现出真的很抱歉的样子。操他妈的警察婊子，我记得有一个人在街道中间冲我们大喊，我和玛丽亚在玻璃这边同时哈哈大笑。不过大多数时候，她不会碰到什么严重的麻烦。诗歌上的麻烦是另一回事，你为什么不写了呢？我有一次问她，听到的回答是不想写了，就这样，她就是没感觉了。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一间黑糊糊的书房里，克拉维奥托大街，科约阿坎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2月。

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阿尔韦托·莫尔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度过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晚上。起先，我以为他在说某一场狂野派对，接着他开始结结巴巴、犹犹豫豫起来，我从他的话语中听出弦外之音。到底怎么了？我问。我过了一个可怕之夜，阿尔韦托说，你真是无法想像。顷刻间，我以为他快要哭了，可是，还没等他再说什么，我忽然觉得哭的应该是我，哭泣的注定将是我。到底怎么了？我问。你的朋友，阿尔韦托说，给朱丽亚带来麻烦了。卢西欧斯·思肯？我问。没错，阿尔韦托，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问。我一晚上没睡觉，朱丽亚也一晚上没睡觉，十点钟的时候，昨晚十点钟，她给我打来电话，说警察上她住处了，她不想让我父母知道，阿尔韦托说。然后呢？我问。这个国家他妈的简直乱得一团糟，阿尔韦托说。警察根本不干自己分内的事儿，医院、停尸房、殡仪馆都不干自己该干的。那个家伙身上有朱丽亚的地址，警察发神经居然审了她三个多小时。后来呢？我说，最糟糕的是，阿尔韦托说，后来朱丽亚要去看他，她简直疯了，那些该死的警察起先想逮捕她，说可以亲自带她一程去停尸间，他们也许盘算着找个黑巷子强奸她，可朱丽亚简直疯了，谁的劝都不听，我过去时她正要自己去呢，我带着律师（你认识的塞尔吉奥·加西亚·富恩特斯）去了，我说你不能单独去任何地方。警察们恼火极了，又开始审问她。他们想知道的基本上是死者的名字。这时我想到了你，我想你也许知道他的真名，但是，当然了，我什么也没说。朱丽亚也同时想到了这点，但那姑娘是个野东西，她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了。我想警察不会来找你。接下来呢？我问。警察走了后朱丽亚睡不着，我们三个人都在那儿，朱丽亚、加西亚·富恩特斯和我，走遍了警察局和停尸房，以便确认你朋友的尸体。最后，多亏加西亚·富恩特斯的一个朋友，我们在卡门内斯警察局找到他。朱丽亚立刻认出他，尽管他的脸有一半被打掉了。然后呢？我问。别着急，阿尔韦托说。加西亚·富思特斯的朋友告诉我们，警察在特拉尔内潘特拉的一次枪战中打死了他。警察跟着几个缉毒刑警，在去特拉尔内潘特拉的路上掌握到一个出租房的地址，他们到那儿时房子里的人正在火拼，警察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杀了，你的朋友也在里面。最可怕的是，他们确认卢西欧斯·思肯的身份时，只从他身上找到了朱丽亚的地址。他没有任何档案记录，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惟一的线索是我姐姐的地址。好像别的罪犯都有名有姓。后来呢？我问。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朱丽亚也忘了，她开始哭起来，她找到了尸体，说这个人叫卢西欧斯·思肯，她当场就在停尸房里尖叫起来让谁都听得见，加西亚·富恩特斯扶着她的肩膀，揽着她，你知道加西亚·富恩特斯一直挺喜欢朱丽亚，后来我也去认尸了，感觉实在不舒服，我可以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卢西欧斯的样子了，因为，虽然没有死去多久，可皮肤已经发灰，全身到处是伤痕，好像被暴打过，从脖颈到裆部有一片很大的伤疤，但他面容表情很平静，当然死者的平静并不是真正的平静，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只不过是一具没有记忆的死肉而已。后来呢？我问。我们离开警察局时已经是早上七点了。他们问我们是不是想自己处理尸体。我说不想，他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毕竟只不过是我姐姐时断时续的一个情人，后来加西亚·富恩特斯给一个警察塞了点什么让他们保证不要再来骚扰朱丽亚。后来，吃早饭时，我问朱丽亚多久见一次这家伙，她说思肯跟我生活了一段后又来找她了。可是他怎么找到你的呢？我问她。好像是从你的通讯录中找到电话号码的。朱丽亚并不知道思肯在贩毒。她还以为思肯靠空气活着呢，靠从像你或者她那样的人接济的钱活着呢。你跟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最后难免会弄脏手的，我说，朱丽亚开始哭起来，加西亚·富恩特斯叫我别再添乱了，现在事情全都过去了。后来呢？我问。什么事儿也没有了。都过去了，阿尔韦托说，可我没有睡一会儿觉，白天也休息不了，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忙得应接不暇。

17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5年9月。

在马那瓜失踪了两年后，乌里塞斯·利马回到了墨西哥。从那以后没有多少人看到过他，如果有人看到了，那几乎纯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人和诗人，他已经死了。

我看见过他几次，第一次是在马德罗大街上碰到了，第二次是去他的住处看他。他住在格雷罗小区的一个出租房里。他只是去那里睡觉。他靠卖大麻为生。他没有多少钱，不多的一点钱也给了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她叫洛拉，带着一个儿子。这个洛拉厉害极了：她是南方人，来自恰帕斯，或者危地马拉，喜欢跳舞，穿得像个朋客，她的情绪总是很糟。但那个孩子挺不错，乌里塞斯好像挺喜欢讨好他。

一天，我问他这两年一直在哪儿。他说沿着一条连接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河流漫游。据我所知，压根就不存在这么一条河。可他告诉我，他沿着这条河漫游，可以说对它的枝枝杈杈了如指掌。这条河两岸全是树木或者沙地，或者一段树木一段沙地。这是一条失业者的永恒之流，穷苦的人、挨饿的人、吸毒的人、痛苦的人的永恒之流。一条他漂荡了十二个月的乌云之河，他在那里发现了不计其数的岛屿和边区村落，但并不是所有的岛上都有人家居住，有时他很想待下来在某个岛上永远住下去，或者老死在那里。

他探访过的所有这些岛屿中，有两个最有特点。昔日之岛，他说，那里只有过去的时间，居民们都无精打采或者不怎么开心，但是，在那里，幻觉的分量沉重得让整个岛屿每天都一点一点地向河里下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之岛。那里的时间只有未来，居民们都是计划家和奋斗者，到头来他们很可能会吃掉彼此，乌里塞斯说。

此后，过了很长时间，我又见到了他。我一直想打进不同的圈子，我有了别的兴趣，我得去找工作，我得给郝奇特尔一点钱，我也有了别的朋友。

华金·芬特，弗塔莱萨精神病院，特拉尔内潘特拉，墨西哥城联邦区，1985年9月。

地震的那天我又看见了劳拉·达米安。我已经很久没有产生过这种幻觉了。我能看到事物，看到思想，最主要的是，我能看到痛苦，但我却看不到劳拉·达米安，她的模糊身影，她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嘴唇，总是说一切都好，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猜她是指在墨西哥挺好，或者在墨西哥的家里挺好，在墨西哥人的头脑中一切都挺好。产生这个幻觉的责任可能在镇静剂，但在弗塔莱萨医院，为了省钱，他们只给每个病号一片或两片，而且那时只给最重的神经错乱者。所以原因可能不是镇静剂。问题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她了，当大地开始摇晃时，我看见了她。灾难结束后我知道一切都很好。或者说也许灾难到来的瞬间，为了幸免于死，一切忽然间自动变好了。几天后，女儿来看我。你听说地震了吗？她问。当然听说了，我说。死了很多人吗？没有，没有那么多，我女儿说，但也挺多的。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死了吗？没有，据我所知，女儿说。我们现有的朋友中没有几个需要墨西哥大地震的协助好走向死亡之路，我说。有时，我觉得你真的疯了，女儿说。我没有疯，我说，只是有些糊涂。可是你糊涂的时间也太长了，女儿说。时间只是一种幻觉，我说，我想起那些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从未见过的人。我会把你从这里弄出去，如果我能够的话，女儿说。不用着急，我说，我又想到了过去以来朝着我们直扑而来的墨西哥地震，踩着乞丐的脚，把人们直接送往来世或者墨西哥的虚无。如果我说了算，我今天就把你从这儿接走，女儿说。别担心，我说，也许你自己的问题还不少呢。女儿直勾勾地盯着我，什么也不说。地震期间，医院的患者都从床上跌了下来，那些被捆住的病人，我说，病房里没有一个人照管，护士都跑到大路上了，有些还回市里去看家里出事儿了没有。那几个小时，疯子们随心所欲地干了些自己想干的事儿。他们都干吗呢？女儿问。也没怎么。有些开始祈祷，有些走到院子里，大多数继续在床上或者地板上睡觉。真幸运，我女儿说。你在干什么呢？我礼貌性地问了一句。没干什么，我来到楼下一个朋友家，我们三个人待在一起。都有谁？我问。我的朋友，她的儿子和我。我们的朋友中没有人死掉吧？没有，我的女儿说。你肯定吗？绝对肯定。我们就完全不同了，我说。为什么？我女儿说。因为没有离开弗塔莱萨医院，我知道，不止一个朋友可能在地震中撞死了。没有死人，我女儿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我们沉默了片刻，望着医院的疯子们，他们像小鸟、六翼天使、小天使那样漫步着，他们的头发上都粘着屎干掉后的硬壳。太令人绝望了，我女儿说，或许我自以为听到她这样说。我记得她开始哭起来，但我尽量不去理睬，我设法不要管。你还记得劳拉·达米安吗？我问。我几乎不认识她，女儿说，你也差不多不认识她。我跟她父亲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说。一个疯子跪下来在一扇金属门边呕吐起来。你是在劳拉死了后才跟她父亲成为朋友的，我女儿说。不，我说，在那场悲剧发生之前我就跟奥尔巴罗·达米安是朋友。噢，我女儿说，咱们别争论这个了。后来她又跟我聊了会儿城里还在进行的救援工作，那些她即将参加，或者参加过或者想参加（或者从某个距离旁观）的工作，她还告诉我她母亲在考虑永远离开墨西哥城。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去哪儿？我说。去普埃布拉，我女儿说。我本来想问问她们打算怎么处理我，但是琢磨起普埃布拉让我忘了问。后来我女儿就走了，我又独自跟劳拉·达米安在一起了，跟劳拉和医院的这些疯子们在一起，她的声音，她看不见的嘴唇告诉我别担心，还说如果我的妻子去了普埃布拉，她会待在我身边，而且不会有人把我弄出精神病院，如果有一天谁这样干了，她会跟我一起出去。噢，劳拉，我叹了口气。这时劳拉问我，假装不知道的样子，墨西哥年轻诗人们的境况，还问我女儿带来他们漫长、血腥征程的消息了没有。我告诉她，大家都挺好的。我撒谎说：他们都挺好，几乎每个人都发表了作品，这场地震将给他们奉上好几年的写作素材。别跟我说地震，劳拉·达米安说，跟我谈诗歌好了，你女儿还说什么了？这时我感觉已经累了，累到心里了，我说一切都挺好，劳拉，所有的人都挺好。人们还在读我的诗吗？她问。还在读，我说。别向我撒谎，基姆，劳拉说。我没有撒谎，我说，然后闭上双眼。

我睁开眼睛时，在弗塔莱萨的院子里溜达的疯子们形成的包围圈已经锁住了我。每个人都惊恐万状地喊叫着，发出哀号般的祈祷声，撕开自己的衣服，像发疯了似的美式足球运动员般跑起来，试图让我在像系不住的星球般旋转的无数双眼睛凝视下逐渐萎靡。但我没有这样做。这些疯子拉成圈把我围住，我像罗丹的思想者般默默地看着他们，后来我望着地面，看见了红蚂蚁、黑蚂蚁，在混战中被锁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什么反应也没有。天空很蓝。大地呈淡褐色，地面上有些小石头和树丛。云朵洁白，向西飘去。后来，望着这些四处蹒跚而行、被更加疯狂的命运当做人质的疯子，我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6年 1月。

我居然想发表作品了，真有趣。长久以来，我又是苦写，又是修改、重改，还扔掉了很多诗稿，可是，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已经准备好发表作品，开始给杂志社和报纸的文化副刊投稿。玛丽亚经常告诫我。他们不会答复的，她说，他们甚至都不会读你的东西。你应该亲自去面对面地征求人家的意见。我照她说的办了。有些地方人家都不情愿见我。但也有愿意见的，我就跟副主编或者书评部的头儿谈。他们问我些生活上的事儿，我读什么书，迄今为止都发表过什么东西，上过什么写作班，在大学选修过什么课。我很天真：居然给他们讲了与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交往。跟我谈话的人大多都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是些什么人，不过提到这个组织时会刺激起他们的兴趣。本能现实主义者？他们是什么人？我就简单解释一番本能现实主义的简史，他们笑而不语。有几个还写下个把名字或者记点什么。有几个要我作进一步解释，然后感谢我一番，还说会给我打电话，让我过两周再来，他们会通知我。还有不多的一些人会想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但记忆已经很模糊。比如他们不知道乌里塞斯还活着，贝拉诺已经不住在墨西哥城了，但还算知道他俩，还记得乌里塞斯和贝拉诺以前创造的那个圈子，在朗读会上与诗人们激战的情景，还记得他们否定一切，还记得他们与埃弗拉因·韦尔托的关系不错，他们说，那么你自己是本能现实主义者吗？这时他们就说很抱歉，不会发表我的哪怕一首诗。玛丽亚说，当我失望日甚转而求助她这是很正常的。墨西哥文学界，也许包括任何拉美文学界，都是这样，这是一种严密的派系组织。体谅是求不来的。但我不想因为任何原因被人体谅，我说。我知道，她说，可是，如果你想发表作品，最好永远别再提本能现实主义者。

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开始厌倦吉甘特超市的工作了，我想我的诗歌至少还值得略加关注，如果不是受到尊重的话。过了段时间，我又找到了其他一些杂志，不是我想发表东西的那种杂志，而是有些不同，属于那种在一个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城市中必然会源源不断冒出来的那类杂志。那些出版商和编辑都是些可怕至极的男男女女，都像是从阴沟里爬出来，你只要看看就明白了，属于被开除的官员和痛改前非的杀手的混合品。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本能现实主义，对陈述它的故事毫无兴趣。他们的文学概念止于（也没准是开始呢）巴斯孔塞洛斯，尽管不难想到他们对马里亚诺·阿苏拉、亚内斯、马丁·路易斯·古斯曼满怀钦佩，也许他们只知这些作家的声名。其中有一家杂志叫《塔马尔》，主编是一个叫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的男人。我在这份杂志总共两页的文艺栏里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处女作，洛佩兹·塔皮亚亲自把我挣的钱开了支票给我。那天晚上，把支票兑成现金后，我和玛丽亚、弗兰兹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在城里一家饭店吃了一通，算是庆祝。我已经厌倦了廉价的饭菜，我要好好招待自个一番。此后，我就不再写诗了，至少写得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开始写有关墨西哥城的散文、轶事，写些有关鲜有人知但还存在的花园的小品文，有关殖民时代建筑的小文章，有关特定地铁线的报道，而且，我写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全发表了。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尽其所能安排我的文章上杂志，而且，每到星期六，我不再跟弗兰兹去查普特派克公园了，而是带他到杂志办公室，趁他在打字机上梆梆乱敲的工夫，我就帮杂志的工作人员规整下一期的内容，这从来都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杂志经常很难准时发行。

我学着做些排版和编辑工作，有时甚至需要选挑照片。另外，大家都很喜欢弗兰兹。当然，我的钱还没有赚得多到放弃吉甘特超市工作的地步，就算如此，我也感觉挺好，因为在超市上班时，特别是工作很烦的时候（如星期五下午，或者星期一上午），我就构思下一篇文章，我要写的有关科约阿坎小贩或者拉维拉表演吞火杂技的人或者不管什么的故事，而且时间会过得飞快。一天，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让我写些低级政客的特写，我猜要写的对象是他的朋友们或者朋友的朋友，我拒绝了。我只能写自己感觉有关系的东西，我说。他说：你为什么对殖民时代的那些屋子这么感兴趣？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仍然态度强硬。一天晚上费尔南多邀请我出去吃饭。我请玛丽亚照顾弗兰兹，我们去了南罗马街上的一家饭店。说真的，我期待有好事发生，更加高级的好事，可我吃饭时却开了很多玩笑，我几乎什么也没吃。那天晚上我跟《塔马尔》杂志的老板睡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性关系了，那次完全称不上愉悦的经历。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做了一次。过了一个星期又做了。有时，说实话，通宵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上班，花几个小时像个梦游者般讨论作品，那会相当辛苦。但我想过自己的生活。说心里话，我知道我必须过自己的生活。

一天晚上，费尔南多出现在莫特斯大街上。他说想看看我住在哪里。我把他介绍给玛丽亚，起先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好像自己是个公主，可怜的费尔南多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似的。好在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玛丽亚的态度有多不客气。他从来都是个完美的绅士。我喜欢这点。一会儿后，玛丽亚就回自己房间去了，只剩下我、弗兰兹和费尔南多。这时费尔南多告诉我，他来是想看看我，又说想一直看着我。这挺傻的，可我喜欢他这样说。后来我上去找玛丽亚，我们四个一起出去吃晚饭。晚上我们笑笑闹闹很开心。一个星期后我拿了几首玛丽亚的诗给《塔马尔》杂志，他们也发了。如果你的朋友写什么东西，费尔南多说，告诉她，我们杂志的版面随她用。问题是，我很快就发现，尽管玛丽亚在大学学了不少东西，却不知道怎么写散文：我是指恰当地断句、把语法弄正确了，同时没有诗歌的那种矫揉造作。所以，她花了好几天时间试着写一篇舞蹈方面的文章，可是无论如何辛苦努力，我认真帮助，还是写不出来。最后，她写出来的还是一首很不错的好诗，标题是《舞蹈在墨西哥》。她交给我读完后，又跟其他几首诗收起来了，然后就彻底忘了。玛丽亚是个很厉害的诗人，肯定比我出色，但却不知道怎么写散文。真是太糟了，这也就终结了她为《塔马尔》定期撰稿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因为她对这个杂志向来嗤之以鼻，好像在她之下。但这就是玛丽亚，我就喜欢她这种派头。

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他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想到了，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已经二十岁，他不打算跟妻子离婚（我也不想让他离）。我现在不时地跟他一起吃工作晚餐。他介绍我时总说我是他最多产的作者。我其实也尽量这样努力，有一段时间，一手是吉甘特超市，一手是杂志，我一个晚上差不多平均只睡三个小时。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的状态逐渐好起来，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方向，纵然我不想再在《塔马尔》上发表诗，其实我都接管艺术栏了，在发表哈辛托和没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其他朋友们的诗歌。我学到不少东西。我在这儿学到的最大的技艺就是如何在墨西哥编辑一份杂志。我学会了安排版面，与广告商谈判，跟画家打交道，跟那些理论上重要的人交谈。当然了，没有人知道我在吉甘特上班。大家都以为我靠费尔南多给的工资生活，以为我是个大学生，而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高中都没念完。这自有其迷人之处。这有点像生活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甚至当我不得已回到吉甘特超市又变成一个售货女郎或者收银员时，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把两份工作都干得很漂亮，杂志的这份是因为我喜欢，我能学到很多，吉甘特这份是因为我必须照顾弗兰兹，我得给他买衣服、学校用品，得付我们在莫特斯大街上那幢房子的租金，因为我父亲，那个可怜的人，现在的日子难过起来了，无法再给我提供租金，而哈辛托连自己用的钱都不够。底线是，我必须工作而且完全由自己来抚养弗兰兹。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不仅写作还在学习。

一天，费尔南多说他有事要跟我谈谈。我进去找他，他说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我想他这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偶尔会有这样的兴致，想跟世界上每个人一起生活，我满以为也许是指晚上去某家旅馆做爱，帮我租间公寓之类的。可这次他却是当真的。当然，他并不想扔下妻子。至少不会突然离去，而是如他所说逐渐采取一系列行动，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探讨这种可能性。毋宁说是费尔南多跟我讲，摆出各种可能性，我听着，认真地思考着。我告诉他不想后，他似乎一下子垮了，好几天对我怒气冲冲。这时我开始给其他杂志投稿了。大多数遭拒，但还是有杂志要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变得糟糕起来，我不敢说是为什么。他动辄挑剔、批评我的活儿，我们一起睡觉时甚至对我动粗。有时他又显得特温柔，给我送各种礼物，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怎么嚷嚷，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如泥。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别的杂志上，我觉得这是件挺大的事儿。这让我有种安全感，我开始自动与费尔南多和《塔马尔》疏远了。刚开始还很不容易，但我已经习惯了世事的艰难，他们也不纠缠我。后来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一份编辑的工作，辞了吉甘特超市的活儿。最后一天，我邀上哈辛托、玛丽亚、弗兰兹一起共进晚餐以示庆贺。那天晚上，席间，费尔南多过来看我，我没有让他进屋。他在街上叫骂了会儿后就走了。弗兰兹和哈辛托在窗口看着他大笑。他们俩是如此之相像。玛丽亚和我不想观望，我们假装（也许我们装得不那么深沉）气得歇斯底里。其实，我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无言地诉说着想要表达的一切。

我记得我们熄了灯，费尔南多的叫骂声被屏蔽在外逐渐远去，那是绝望的叫喊，最后什么也听不到了，他走了，弗兰兹说，他们把他弄走了，这时玛丽亚和我凝望着对方，不再假装了，而是显得特别严肃，虽然已很疲惫，但还想继续这样凝视着，几秒钟后，我站起来把灯打开。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一个小伙子问我：塞萨雷亚的诗在哪儿？我从“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死亡的泥淖中或者从对他的记忆的滚开的热汤中回过神来，那是一锅不能吃的神秘的热汤，悬浮在我们的命运之上，我似乎觉得如此，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龙舌兰的广告。我说：在最后一页，小伙子们。我望着他们新鲜、专注的脸，看着他们的手翻着陈旧的书页，然后又偷偷打量着他们的脸，他们也望着我，还说：我们没有浪费你的时间吧，阿马德奥？你感觉好吗，阿马德奥？要我们给你做点咖啡吗，阿马德奥？我想，噢，太可怕了，我一定是醉得比自己想像的要严重，我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前屋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庞。我还是我自己。但那个自我已经不是我习惯了的自我，无论是好是坏，但人还是我自己。我说，小伙子们，我需要的不是咖啡，而是来点龙舌兰，他们把我的杯子端过来，满上，我喝了，我还能把自己与镜子里那个倾靠过去、茫然失神、水银般不可捉摸的人物区分开来，或者我想说，我还能把自己的手从那面老镜子（同时，注意到我的指印像十张同时开口说话的小脸似的快速游移着，速度快得我都弄不清它们在说什么）上拿掉。我坐回自己的椅子后又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因为这时他们已经面对面地看到了真正的塞萨雷亚本人的诗，他们不提诗，也不说别的任何东西，只是那么瞧着我，然后把杂志放在他们之间，再次扎进1920年代的那片烂泥潭，那只充满了灰尘的紧闭的眼睛，他们说嗨，阿马德奥，你手上只有这一件她的东西吗？这是她惟一发表过的诗吗？我说，或者轻声嘟囔着：是啊，小伙子们，全都在这里了。我又补了一句，好像要掂量他们的真实想法：失望了吗？可我觉得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们把脑袋凑在一起盯着那首诗，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似乎若有所思，而他的朋友，那个墨西哥人，面上露出微笑。我想没有让两个小伙子的期望受挫，后来我就不再看他们，也不再说什么，我摊开身子，四肢发出咔嚓咔嚓的裂解声，其中一个抬眼听着这声音，望着我，似乎要确证我没有裂成碎片，然后目光又回到塞萨雷亚身上了，我打了个哈欠或者叹了口气，刹那间，那些遥远的影像浮现在我眼前，塞萨雷亚和她的朋友们走在墨西哥城北边的一条大街上，我看到自己也在她的朋友中间，真有意思，我又打个哈欠，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破沉默，用一种清晰又愉快的声音说，很有意思，另外那个立刻附合同意。不仅仅是有意思，他说，他小时候就看到过这东西。怎么可能呢？我说。在梦中，这个小伙子说，那时我可能还不满七岁，在发高烧。塞萨雷亚的诗？他七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他看得懂吗？他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那总得有点意思吧？两个小伙子看着我说不，阿马德奥，一首诗不见得非要有意味，除非那是一首诗，不过这一首，塞萨雷亚的这一首，恐怕连诗都算不上。我说，我来看看，我像乞求什么似的伸出手，他们把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期《卡沃尔卡》递到我痉挛在一起的手指中间。我看着那首读过很多遍的诗。

《锡安》

我问两个小伙子，我说，孩子们，你们从这首诗里领会到什么了？我说，孩子们，我已经看了它四十多年，我从来没有搞明白过这个该死的东西。真的。我跟你们说实话。他们说：这是个玩笑，阿马德奥，这首诗是在开一个玩笑，后面藏着更严肃的东西。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来想一想吧，阿马德奥，他们说。当然可以，请吧。我说。其中一个小伙子起身走进卫生间，另一个起身走进厨房，他们像佩德罗·巴拉莫[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同名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主人公名字。]般在我这座房屋地狱，或者我的房子变成的记忆地狱漫游时，我则打起盹来，我让他们不要有任何拘束，而我开始打盹，因为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又喝了那么多酒，但我还是总能听到他们走来走去，好像在活动双腿，不时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互相询问和回答着各自知道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些严肃的东西，因为在问答的间隔经常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也可能在说些不那么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又不时地笑笑，唉，这两个小伙子，我想，噢，多么有意思的夜晚，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多酒，说过这么多话，回忆过这么多往事，度过这么多开心时光了。我又一次睁开眼睛，两个小伙子打开灯，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端到我面前。喝了吧，他们说。遵命，我说。我记得喝咖啡时两个小伙子又在我对面坐下，议论着《卡沃尔卡》里的其他作品。好了，我说，谜底是什么呢？这时两个小伙子望着我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阿马德奥。

18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7年8月。

自由就像一枚质数。我回到家时一切都变了。妻子已经不住在这里，女儿安格丽卡跟她的情人、一个比我还大几岁的戏剧导演睡在我的卧室里，其间，儿子接管了花园里的小房子，跟一个有着印第安相貌特征的女孩享用。他和安格丽卡都有工作，但挣的钱不多。女儿玛丽亚住在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几乎从不来看看妹妹和弟弟。我的妻子似乎又再婚了。那个戏剧导演还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有个朋友在拉·别哈·塞古拉，这人或许是他的弟子，我说不准，他没有多少钱，运气不佳，但却盼着写出一部戏来，有朝一日给自己挣得大名和财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喜欢这样说。儿子的女友几乎不说一句话。我喜欢她。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我在沙发上铺了条毛毯躺下，然后闭上眼睛。吵闹声依旧。不对，我搞错了。不知什么东西使这吵闹声显得有点异样，害得我睡不着觉，我这样打发了好几个晚上，开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后来我搬进儿子过去住的房间，我的情绪骤然提起来。我想这是因为房间里还保留着一种幸福的氛围，无拘无束的青春的氛围。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三天后这房子的味道已经像是我的了，换句话说，像老年人和疯子的味道，一切又回到从前的样子，我开始沮丧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我无声无息地在这幢空房子里等着好几个钟头过去，直到我的某个孩子下班回来，我们才交谈几句话。有时会有人打来电话，我就接一下。喂？谁啊？没人认识我，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回家一个星期后我开始在小区周围散步。起初是短距离步行：绕着这个街区转一周，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大胆，起先还是探试性的外游活动把我领向越来越远的天地。这个小区已经变了。我遭到过两次抢劫。第一次是那些带着厨房菜刀的孩子们干的，第二次是稍大的家伙们，他们没有从我口袋里找到钱后就揍了我一顿。可是我已经没有疼痛感了，而且毫不在乎。这是我在弗塔莱萨医院学到的一种本事。那天晚上，我儿子的女朋友洛拉在我的伤口和刮破的地方擦了些碘酒，警告我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我告诉她我不在乎经常挨揍。你喜欢这样吗？她问。我可不喜欢，我说。如果每天挨揍，我肯定不乐意。

一天晚上那个戏剧导演说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要给他一个项目做。我们庆贺了一下。我儿子和他女朋友出去买了瓶龙舌兰，我女儿和导演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其实，两个人谁也不会做饭。我忘记他们做了什么菜。反正是食物。我什么都吃。可这顿饭不是很好吃。做饭最拿手的是我妻子，但她现在生活在别处，已经对这种即兴晚餐毫无兴致了。我坐在桌边开始颤抖。我记得女儿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只是有些发冷，我说，这是真话。这些年来我成了那种动辄发冷的人。来一小杯龙舌兰会缓解，但我不能喝龙舌兰或者任何酒类的饮料了。我就那样颤抖着，吃着东西，听他们说话。他们谈论着美好的未来。谈论着傻里傻气的事情，但他们真正谈论的还是美好未来，只不过这未来没有把我儿子、他女朋友或者我纳进去，我们也微笑着，谈论着、制订着我们的计划。

一个礼拜后，本来要提供资助的那个部门因为削减开支关闭了，那个戏剧导演最后什么也没捞着。

我觉得该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还真采取了行动。我给几个老朋友打了电话。起先没有一个人想得起我。你去哪儿了？他们总是这样问。你从哪儿来？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我告诉他们刚从海外归来。我一直在地中海一带旅游来着，住在意大利和伊斯坦布尔。我在观赏开罗的建筑，在建筑方面太有启发性了。启发性？是的，非常有启发性。比如像特拉特洛高塔，可惜绿地太少。比如像卫星城，可惜没有流水穿过。比如像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我们所有的建筑师们都该毙了。我还去过突尼斯和马拉喀什。去过马赛。去过威尼斯。去过佛罗伦萨。去过那不勒斯。你真幸福，基姆，可是你干吗又回来了？墨西哥城都快变成地狱了。你大概知道这些新闻。没错，我没有停止过关注，我告诉他们。没有少报道。我女儿经常把墨西哥的报纸寄到我住的旅馆。可墨西哥是我的祖国，我想念它啊。这样的地方天底下没有。别跟我胡说八道了，基姆，你太不当真了。我绝对当真。绝对当真？我发誓，绝对当真。有时，早晨，吃过早点，望着地中海人和欧洲人喜欢划的小船，我就会想念墨西哥城，眼里噙满泪水，还会想念墨西哥城的早餐，我知道我迟早是要回去的。我的某个朋友会说：可是，且慢，你不是待在精神病院吗？我就说没错，那是多年以前。其实，我离开精神病院后就出国了。那是遵医嘱。我的朋友们会嘲笑这个那个的托辞，因为我每次讲的这个故事版本都不同，他们会说，噢，基姆，然后我就趁机问他们知道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做，某家建筑公司有没有小活儿，什么都行，业余小活儿什么的，这促使我习惯这样一个想法：我得找个全职的工作，这时他们就回答说就业形势非常可怕，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倒闭，安德烈·德尔·图罗离开家乡去迈阿密了，雷福吉奥·奥蒂斯·德·莫特西诺斯已经去休斯顿开店了，他们说只想让我对情况有所了解，我也明白，但还是继续打电话，滥用他们的耐心，继续讲述着我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更加快乐的地区的冒险经历。

这份执着终于让某个建筑师工作室绘图员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了。这个建筑师还是个刚刚出道的孩子，他发现我是个建筑师而不是绘图员时满心欢喜。晚上，我们关了小小办公室的门，来到卡布雷拉大街附近波波卡特佩特里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名叫“命运”，我们坐在那里谈论建筑、政治（这孩子是个托洛茨基派）、旅游和女人。他叫胡安·阿雷纳斯。他还有一个合伙人，我几乎从未见过，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家伙，也是个建筑师，但瞧着更像个秘密警察，几乎从不在工作室露面。所以，工作室基本上就是胡安·阿雷纳斯和我两个人在维持局面，因为几乎无事可做，我们喜欢聊天，于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聊天上了。晚上，他就开车送我回家，当我们像在一场逐渐淡然的噩梦中穿过整个墨西哥城时，我有时会觉得胡安·阿雷纳斯就像我本人更开心的化身。

一天，我邀请他上家里来吃午饭。那是星期日。家里没人，我给他做了热汤和煎蛋卷，然后就在厨房吃了。在这儿吃饭比较惬意，听着花园里来啄食的鸟儿的鸣声，看着胡安·阿雷纳斯，一个简单天真、毫不装腔作势的孩子，吃起东西来全心全意。他一个人生活。他家不在墨西哥城，是马德罗城人，有时他觉得待在首都挺失落的。随后我女儿和她的伙伴回家，看到我们在看电视、玩扑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胡安喜欢我女儿，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过来。有时，我会梦见我们一块住在科里马大街这幢房子里，有我的两个女儿、我的儿子、戏剧导演、洛拉和胡安。没有我的妻子。我没有梦到她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事情绝对不像梦里发生的那样，一天，胡安和他的合伙人关了工作室，从此消失，他们没有说起去哪里。

我又一次得给老朋友们打电话求助了。经验告诉我，最好找个绘图员而不是建筑师的工作，所以我很快又开始勤奋工作了。这次是在科约阿坎的一家公司。一天晚上，老板邀请我去参加聚会。另一个选择是走向最近的地铁站，然后回到必将是空空荡荡的一幢房子里，所以我接受邀请去了。派对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楼里举行。刹那间，我觉得这里似曾相识，感觉以前来过，后来我想应该没有来过，只是因为某个时期某个小区所有房子都设计得大同小异，我这才放松了，然后径直走进厨房去找吃的，早饭后我到现在还没进一口食呢。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感觉很饿，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很饿、很想喊叫又很开心。

我冲进厨房，里面有两男一女私密地谈论着一个死人。我拿了块火腿三明治吃起来，又喝了两口可乐冲下去。面包有点干硬。三明治味道却很可口，我又拿了一块，这次是干酪三明治，我一点一点地吃着，没有一口吞下去，而是细嚼慢咽，像很多年前那样微笑着。聊天的三个人，两男一女，看着我，看到我微笑，他们也微笑地看着我，我于是向他们靠近一些，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谈论一具尸体和一场葬礼，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建筑师，他死了，这一刹那似乎不适合说我也认识他。就这样。他们在谈论一个我也认识的死人，后来他们又聊起别的事儿来，我猜想，我不能老待在那儿，于是出去来到花园，这里长满了玫瑰和杉树，我走向铁皮大门，观望着外面的车辆。这时我看见自己那辆1974年产的老英帕拉开过来，因为磨损的缘故，看上去外观很糟糕，漆也剥落了，挡板和门上坑坑洼洼的，它极其缓慢地移动着，好像在爬坡，好像在沿着墨西哥城夜间大街寻找我，我心中顿时因为它而翻江倒海了，我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用手抓住大门免得跌倒，还好，没有跌倒，可是我的眼镜掉了，从鼻头滑出去，落进灌木丛或者树木、玫瑰花丛，我说不上具体落哪儿了，只听到了声音，我知道没有摔碎，我想如果弯腰去捡，我接近英帕拉的机会就将错过，可是我要看不见是谁开着那辆幽灵般的小车，那辆我在1975年最后几个小时和1976年最初几个小时里失去的小车。如果我看不清谁开着那辆车，看见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更离奇的念头。我想：我的眼镜早就跌掉了。我想：片刻前，我还不知道自己戴着眼镜。我想：现在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意识到现在需要眼镜看东西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弯下腰去找眼镜（戴与不戴有什么区别啊！）站起来时英帕拉还在那儿，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一定快得只有疯子才能办得到，我看见那辆英帕拉了，我戴上眼镜，这副直到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眼镜，朝黑暗中望去，搜寻着司机的脸，既渴望又惧怕，因为我想可能会看见塞萨雷亚，那个失踪的诗人，在我那辆失踪的英帕拉的方向盘边，我想塞萨雷亚正在从过去冒出来，把我带回到我年轻时最喜爱的那辆小车上，那辆对我意义非同寻常，而我却很少有时间享用它的小车。可开车的不是塞萨雷亚。事实上，压根就没有人驾驶我的那辆幽灵车！或许我认为没人驾驶。接着我意识到小车不会自动行驶，好像是个可怜、矮小、沮丧至极的小男人在驾驶着那辆破烂的英帕拉，我朝大伙聚会的房间往回走去，垂头丧气的样子犹如负载着千斤重压。

可是，走到一半时我忽生一念，我又回过头，但英帕拉已经不在街上了，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现在你想看到它，可是又看不见了。大街变成各种遗失的碎片的暗影的拼板，最离奇的是，我也成了其中一块遗失的碎片。我的小车不见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还不太明白，我也消失了。我的小车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我也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

后来，在无奈和迷茫中，在一声纯粹的墨西哥式的吼叫声中，我明白了，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我们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我知道，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人，我自己显然不在此列，才会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

安德烈斯·拉米雷斯，金色号角酒吧，阿文尼尔大街，巴塞罗那，1988年12月。

我注定是一个失败者，贝拉诺，请记住我说的话。我是早在1975年的某一天离开智利的，准确地说是3月5日晚上八点，躲在那不勒斯号货船的底舱里。换言之，我是一个普通偷渡者，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在哪儿。我不想细数这次横渡中经历的各种不愉快的细节。这么说吧：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三岁，在我们圣地亚哥（也就是拉希斯特纳）社区，朋友们都管我叫“太空飞鼠[Mighty Mouse，美国1940—1960年的一部动画卡通名称。]”，这个绰号是照那个滑稽可爱、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小动物取的，童年时代，那家伙给我们的午后时光增色不少。简单地说，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已准备要放弃这段艰辛的旅程。至少，照他们的说法，从生理意义而言是这样。饥饿、恐惧、晕船、前方的不确定性，交替不断的昏暗或者恐怖，这一切就不用说了。总有慈悲心肠的人冒险下到舱底给我带来一块面包、一瓶葡萄酒、一小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用来思索，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现代都市，无所事事是奢侈不起的。于是我这才有可能检视自己的童年（当你困在一艘船的底舱时最适合有条不紊地干这种事），没多久我们就到了巴拿马运河。从那时起，或者换句话说，当那艘船载着我们穿越大西洋时（啊，离我可爱的祖国乃至我的那片大陆已经那么遥远，并非因为过去我总能够看到那片大陆，而是内心深处一直深深眷恋着它们），我已经开始解析早已成为自己青春一部分的内容。我认为，一切都必须改变，尽管我那时完全不清楚如何来实现这种改变，或者走什么样的道路来改变。其实，我不过是在消磨时间，在保存力量和精神，因为，经这么多天在潮湿、闷声闷气的黑暗中的生活，我已经快要熬出头了，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我最坏的敌人都不要碰到。后来，一天早晨我们在里斯本的码头靠岸，我的想法有了新的转变。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马上就在那里上岸，可是一个偶尔给我点吃的东西的意大利士兵说，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葡萄牙边境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都会碰上麻烦。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待着，那两天简直就像两星期，我只能听着底舱里的声音，底舱像海鲸的大下巴似的张着。在箍桶似的货舱里，每隔一会儿，我就觉得愈加不舒服和烦躁，阵阵毫无规律地袭来的冷气让我颤抖不已。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终于起航了，把那个忙碌辛苦的葡萄牙首都抛在了身后，我发烧时在梦中把它想像成一个黑色城市，那里人们全部身穿黑衣，房屋全用红褐色或者黑色大理石和普通石头建成，也许因为我一直蜷缩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处于半睡眠状态，我想到了尤西比奥，在1966年英国举行的那场世界杯比赛中英勇拼搏的那支球队的黑豹，在这场比赛中，我们智利人遭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

回到辽阔的大海上后，我们开始绕着伊比利亚半岛航行，我的病还没有痊愈，病得那么厉害，一天晚上两个意大利人把我带到甲板上，让我吸点空气，我看到远方的灯火，我问那是什么，那灯火属于世界的哪个地方（这个世界似乎非常不友好），意大利人告诉我说是非洲——就像大伙平时说“鸟嘴”或者“苹果”那样——这时我真的开始颤抖起来，发烧的感觉像癫痫发作了，其实不过是发高烧而已，后来意大利人撇下我一个人坐在甲板上，他们走到甲板的另一边，那样子就像离开病室去吸支烟，我听到一个意大利人对另一个意大利人说：如果他死在我们手上，我们最好把他扔进海里，另外那个意大利人说：好的，好的，可他不会死的。虽然我不会讲意大利语，但我听得明明白白，因为，学者们说了，我们的语言同属罗马语系。我知道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贝拉诺，所以我不想多说。恐惧或者求生的欲望，活下去的本能，给了我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力量，我对意大利人说我挺好，我不会死的，下个港口是哪儿？后来我强撑着回到底舱，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睡了。

抵达巴塞罗那时我的身体好多了，到港口的第二天晚上，我跳下船，像倒夜班的普通工人般步行走出港湾。我背着自己的衣服，揣着从圣地亚哥带的藏在袜子里的十美元。生活中有很多奇妙的瞬间，它们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尺寸出现，但我永远忘不了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那天晚上，它们就像一个你从未谋面但很清楚将是自己一生挚爱的女孩般向我张开了怀抱。我发誓，不出三个小时，我就找到了活儿干。如果一个智利人有双结实的胳膊，而且不懒惰，他随处都可以谋生，我去道别时父亲这样告诫。我真想朝这老杂种的脸砸一拳，不过这又是另一码事了，干吗要再提它呢？关键是，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长途横渡的那种颠簸感消除后，我已经开始洗上盘子了。这个饭馆叫华金娜阿姨，在埃斯库迪勒尔斯大街上。大约凌晨五点时，在疲惫却快乐的心情中，我离开那家酒吧，向孔奇膳宿公寓（什么名字啊！）走去，这是饭馆一个服务员推荐的，那孩子打穆尔西亚来，也住在那个垃圾场般的地方。

在孔奇膳宿公寓待了两天，我很快就被赶走了，因为拿不出有关证件，可能会上警察的名单，我在华金娜阿姨饭馆里待了一星期，直到那个真正的洗碗工严重的流感好了。后来的几天里，我又看了别的出租公寓，看过医院大街、品托·富图尼大街、波克里亚大街等地的房子，最后在胡塔·德·科默西奥大街上找到艾梅丽亚出租公寓，多好听的名字啊，这儿没人管我要证件之类的东西，我跟另外两个人共用一间屋子，警察一来，我就躲进一个没有背板的衣柜里，从不抱怨。

不难想像，在欧洲的第一个星期，我基本上是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打发掉，因为我每周必须要付住宿费。另外，因为回到踏实的大地上了，我的食欲，横渡期间一直冬眠的食欲，又苏醒了，而且变得比我记忆中的还贪婪。可是，从一个地方步行到另一个地方，比如从出租房出发去上班或者从饭店回出租房的路上，我开始碰到一些从前不曾遇到的事儿。没多久我便意识到这点了。除了谦卑，我向来都很警觉，如果不是别的，我开始留心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这事儿挺简单，不过，得承认刚开始还是挺让我担心。换了你也会担心的。向你透露一点吧：比如，我沿大街走着，尽量显得挺开心，琢磨着一个正常人该琢磨的事儿，忽然，我头脑中会蹦出几个数字来。比如先是1，然后是0，然后是1，然后又是1，然后是0，然后又是0，然后又回到1上。这样循环反复个不停。起先，我以为是困在那不勒斯号的肚子里时留下的残疾。可事实上我感觉挺好，吃喝拉撒都挺好，挺正常，像个婴儿般能睡上六七个小时，我的头一点都不疼了，所以不可能是疾病。后来我又琢磨会不会是因为生活场景变了，也就是说换了国家、大陆、半球、习俗等，一切都变了的缘故。当然，后来我又开始怪怨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我们家族有过几起神经病的先例，就是说出过几个神经错乱的人，没人是十全十美的。可这些解释没一个有说服力，渐渐地我也适应了。我习惯了这些数字。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纠缠多久，因为答案的到来并非遥遥无期，而且忽然就来了。一天下午，厨房的另一个伙计给了我一张他买的多余的足球彩票。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想在上班的时候填写，我把它带到出租房。那天晚上，当我沿着人流已经稀疏的大街小巷往家里赶时，那些数字又开始出现了，我立即把这些数字与这张彩票联系起来。我走进圣塔莫尼卡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要了杯咖啡和一支铅笔。这时数字又不闪现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等我出去时，数字又开始出现了。我看到一家还开张的报摊，0，我看到一棵树，1，我看见两个醉汉，2，数字不断地闪现，直到十四个比分都能填全。可我却没有带笔在街上把它们写下来，于是我不再继续向出租房走去，而是走到街道尽头，然后又返回来，我好像刚起床，还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在前方等着我用呢。圣何塞市场附近的一个摊主卖给我一支笔。我停下来买笔的时候，那些数字又不出来了，我感觉就像来到一个悬崖边，摇摇晃晃的。后来我又回到那条街，头脑里却一片空白。我告诉你，这种时刻太痛苦了。忽然，那些数字又出现了，我拿出票开始写下来。0是X，你不必是天才也能琢磨得出，1是1，而2这个数字在我的头脑中不论是艰难的浮现或者闪现出的，就是2。很简单，是吧？走到加泰罗尼亚广场地铁站时，我已经把票填好了。这时魔鬼开始诱惑我，我又慢慢地返回圣塔莫尼卡大街，像个梦游者或疯子一般，把那张票放在离我的脸只有一寸之远的位置，检查一直在我头脑中闪现的那些数字跟我写在这张小小的幸运纸上的数字投上了没有。丝毫不差！我像张望夜空那样，看到了数字0，1，2，但顺序变了，这些数字来得更快了，我经过里塞奥时，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又闪现在眼前了。我决定不在这上头绞尽脑汁，我回去睡觉了。那天晚上，在黑暗的屋子里脱衣服时，听着我视为室友的两个杂种的鼾声，我忽然觉得自己快要疯狂了，我觉得这太可笑了，我只好坐在床上，捂住嘴别放声大笑出来。

第二天，我把票交上去，三天后，十四个比分全答对的人共有九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事非得亲自经历后才会尝到个中滋味——他们不会给我那笔钱的，因为我在西班牙是非法居留。当天，我就去找了个律师，把一切都跟他说了，那个讼棍——他叫马尔蒂内斯先生，是罗拉德里奥人——说恭喜我好运气，然后就一个劲儿地安抚我。他说，在西班牙，一个从美洲来的孩子绝对不是外国人，尽管事实上我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这个国家的，而这需要想办法解决。他又打电话给《先锋报》的一个记者，这个人过来问了我几个问题，照了几张相片。第二天我已经出名了。我至少上了两三家报纸。偷渡者赢了彩票，他们拿这样的标题说事。我把报道剪下来然后寄到圣地亚哥。我还接受了几次电台采访。不出一星期，我们就摆平了困局，不到三个月，我已经由一个没有档案的外来户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许可证的合法居民，马尔蒂内斯还给我讨到更大的好处呢。奖金总数达九十五万比塞塔，在当时，这可是扎扎实实的一笔钱，虽然律师还从我身上揩去二十万，说实话，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富人了：有钱了，出名了，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刚开始几天，我反复琢磨着想收拾行李回智利去。以我手里的这笔钱，可以在圣地亚哥办个公司，可是，最后，我决定把十万比塞塔兑换成美元，把这笔钱寄给母亲，然后我继续待在巴塞罗那，现在这个城市简直像朵花般向我绽放着，请谅解我这样说。那是1975年，而智利的很多事情还显得丑陋无比，我仔细斟酌了一番自己的疑虑，决定继续待下去。在领事馆，经历了需要我拿出一定手腕和金钱的阻力之后，他们同意发我一本护照。我没有换出租楼，但要了一个更大更亮、属于自己的房间（他们立刻给了我，我还能说什么呢？命运让我成了艾梅丽亚的宠儿），我也不再洗盘子了，开始到处寻找兴趣相投的工作。我的生活过得优哉游哉。我经常睡到十二点或者一点，然后再去费尔南多大街上一家饭店或华金·科斯塔大街上另一个地方就餐，那里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伺候我。饭后我就在巴塞罗那四处晃悠，从加泰罗尼亚广场走到帕塞奥·科隆，又从帕拉莱洛来到贝亚·拉耶塔纳，在路边的咖啡店里喝杯咖啡或者葡萄酒，在酒吧来一盘鱿鱼，读着报纸上的体育版消息，琢磨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其实，我内心深处已经明白了要干吗，纵然我在智利学校所受的教育（我其实没有上过几堂课）让我把这个思路理清颇为不易。我告诉你，我琢磨这事时甚至想到了那个杂种笛卡尔。我向你透露点。笛卡尔、安德烈斯·贝尔洛、阿图罗·普拉特，那些在我们那片狭长的大地上留下印迹的人们。可你不能无视事实，一天下午，我不再瞎晃悠了，心里承认，我真正想着的是再赢一次足球彩票而不是找工作，要不择手段地再赢一次，但最好是用我最熟悉的手段。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疯子似的，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希望、梦想，如卢曲·加蒂卡所说，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高度非理性的——瞧，是什么机制或者特有的综合征让那些数字如此清晰地闪现在我头脑中呢？是谁向我口授这些数字的呢？我相信幻觉？我是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一个从第三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来到地中海地区一隅的迷信之徒吗？我眼前正在经历的以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不过是命运的幸运组合和被一个连上帝都害怕、没有哪家旅行社敢提供的横渡远行逼得快要发疯的人发出的胡言乱语吗？

那是往灵魂深处探索的几天！而且，同时，我得承认，我对什么都看得很淡（这是自相矛盾，可事实就是如此），那几天过去后，我不再读书，也不再理会《先锋报》慷慨提供的工作，尽管自从得了奖（我想是由于这场震撼的原因）后那些数字已经不翼而飞，我还是思索着怎么办，一天下午，我在城堡公园喂鸽子时，我自以为找到了办法。如果那些数字不肯来拜访我，我就追到它们的窝里去，用钩子或者钩形物把它们给拽出来。

我试了好几种方法，出于职业原因我不想告诉你。你说不可能？那好吧，我不向你保留了。我从大街上的门牌号入手。比如，我沿着欧莱古尔大街和卡德纳大街行走的时候就记下我经过的门牌号。我右边的是1，左边的是2，我经过时迎面望着我的脸的人是X。不管用。我又在普林塞萨大街的一家酒吧里自个儿玩起骰子来，在一个目前已不存在、叫作“跨越南方”的地方，那时这家酒吧由一个阿根廷的朋友经营。同样不管用。有时我又躲在床上，头脑一片空白，在绝望中命令这些数字赶快回来，可我无法想像，呼唤不出数字1来，我在疯狂中把它与现金和庇护所等同起来。九十天后，我花了五万五千比塞塔，下了庞大、徒劳的赌注后，终于赢了这次彩票。我得换别的区住。原因很简单。旧城的那些数字全用光了，至少对我来说如此，而且也到该动一动的时候了。我开始在伊桑切一带闲逛，那是一个陌生的小区，直到那时，我还不过是从加泰罗尼亚广场瞥下它而已，从不敢穿过朗达大学的边界，或者至少不会有意越过，因而把自己的感官暴露给这个小区的魔力，毫无戒备地走过去，在所有眼睛的凝视下，毫无防备地，一句话，走过那个专门捕捉各种信息的家伙。

最初几天，我顶多走到帕塞奥·德·加西亚，再走到巴尔梅斯，可是连续几天后，我开始大胆地踏上那些支道，如迪普坦西奥、康塞约·西恩托、阿拉贡、巴伦西亚、马尔洛卡、普罗文萨、罗塞伦、科西嘉等。那些街道的秘密在于看上去令人迷惑，同时顷刻间又让人觉得熟悉和舒适。到达我步行的终点对角线街后，有时我会走一条直线，有时又走无穷无尽的之字形路线。你能想像得出，我看上去不光茫然若失。我的样子简直就像个疯子。幸运的是，那时巴塞罗那对自己的宽容精神引以为豪，现在依然如此。我当然给自己买了新的行头。我当然疯狂，但还没有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身穿散发着第五区一家出租楼臭气的衣服而被人轻易放过。我外出散步时经常穿一件休闲的白色衬衣，打一条带哈佛标志的领带，穿一件天蓝色V形领汗衫，一条带褶的黑裤子。只有那双软拖鞋是旧东西，因为散步的时候我对舒适的看重甚于优雅。

最初三天，什么也没有出现。像人们常说的，那些数字明显不在场。但我心有不甘拒绝放弃我随机挑选的这个区域。第四天，当我步行到巴尔梅斯时，我抬眼向天空望去，在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看到这么一段铭文：“祈祷和工作。”我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你是什么把我吸引到那个铭文上的，但我确实感觉到有点异样。我心里有种预感。我知道自己在接近那个诱惑我同时又折磨我的源头，那个我怀着几乎是病态的激情渴望的东西。我步行过去时，看到尖塔的另一面写着：“人生苦短。”铭文旁边的几幅图画吸引住我的眼睛，让我联想到数学和几何。那好像在看着一个天使的脸庞。从那时起，这个教堂就成了我漫游和胡思乱想的核心，但我严禁自己进入其中。

一天早晨，如我所愿，那些数字又回来了。起先序列看似毫无意义，但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其中的逻辑。那个秘密就要自动闪现了。那个星期我玩了三次足球彩票（用了四组数字），还买了两张乐透彩票，你能想像得出，我对自己的策略没把握。我赢了一次足彩，猜中十三个比分。乐透彩票则彻底失败。第二个星期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只限于玩足彩。这次十四个比分全中，带回家一千五百万。生活迅速发生了改变！顷刻间，我拥有了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金钱。我在卡门大街上买了一个酒吧，然后把我母亲和姐姐接来。我没有亲自去接，因为我忽然间害怕起来。如果飞机失事了怎么办？如果智利的士兵杀了我怎么办？其实，我甚至连离开艾梅丽亚的勇气都没有了，有一个星期我都没出去。我就坐在那里，徒手徒脚地等待着，锁上电话，很少讲话，因为我怕会干出什么傻事，把我打进某家精神病院。最后，我被自己唤起的某种力量弄得神神叨叨的。母亲的到来帮我放松了一些。当你感觉沮丧的时候，没有人能像母亲那样安抚你！另外，母亲很快就跟出租房老板情投意合了，等你知道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吃烤馅饼和玉米派了，这是母亲做的娇惯我的东西。她太擅长这个了，把所有躲藏在那儿的流浪者们都给惯坏了。他们都是老好人，大部分吧，除了极个别坏种，都是些沉默寡言的家伙，工作挺卖力，总是拿一只充满嫉妒的眼睛盯着我。但我是那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后来我开始做起生意。在卡门街上开了酒吧后，又在马尔洛卡街上开了家饭店，那是个很雅致的地方，本地办公室职员经常来吃早点和午饭。过了阵子，我又开始转而追求更大的利润。家里人在这儿了，我不能继续在出租房里住了，我给自己在塞普尔维达和维拉多马特买了套公寓，而且还搞了个大型暖屋派对。我离开时出租房的女人们都哭了，我发表了一番演讲，欢迎她们上我新家时她们又哭了。母亲简直不敢相信。眨眼的工夫好运连连！我姐姐就不同了。既然钱这么多，于是她的风度也跟从前不同了。也许这些风度她早就有了，我没注意到罢了。我安排她在马尔洛卡街上的那家饭店当收银员，但几个月后我面临窘境，需要在当个毫无希望的势利小人还是留住其他所有员工之间作出选择，更糟糕的是，需要在我的大笔客户份额之间作出选择。我只好把她从那儿弄走，把她安排到鲁纳大街的一家美容院里，离我们这儿很近，就在朗达·圣·安东尼奥的对面。当然，我一直没有松懈搜索那些数字，可是好像我一富有后它们就全没了，我有钱，有事业，最重要的是我还有很多工作，所以我几乎不觉得这有什么损失，至少最初几个月是这样。后来，各种事儿开始尘埃落定，兴奋感逐渐淡化之后，我回到第五区的大街上，那里人们在忙碌着真正的生死大业，我又开始想起那些数字来，我想出最疯狂、最荒谬的假设，试图解释我呼唤到自己身上来的奇迹。可是我的思虑太重了，那样很不好。有那么几个晚上的深夜，我承认，我开始自己吓唬起自己来，所以无论你想出什么都不会离真实很远。

我有这些想法时，我还害怕可能失去，挥霍然后失去自己赢得和通过辛苦工作得来的一切。但我发誓，我更害怕的是追究自己幸运的本质。跟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一样，出人头地的欲望折磨着我，可是，跟昔日那个“太空飞鼠”一样——说实话，我现在依然还是那个“太空飞鼠”——谨小慎微帮了我。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总在对我说：不要诱惑命运之神，你这个幸运的杂种，开心地安于现状吧。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巴尔梅斯大街上的教堂，我看见那个小小的启示，这次我想我明白了：“人生苦短，祈祷和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得祈祷和工作，不要用足球彩票求取好运。就这样吧。我醒来时很有把握自己已经悟到了教诲。后来弗朗哥死了，经历了一段过渡期，然后开始实行民主。这个国家开始以有目共睹的速度发生改变了，速度之快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生活在民主中是如此奇妙的一件事。我开始申请成为西班牙公民，也被接受了，我开始去巴黎、伦敦、罗马旅行。主要是乘火车。你去过伦敦吗？所谓的穿越海底隧道简直是个玩笑。那根本不叫海峡，如果从远处看的话。我想，有点近似佩纳斯海峡。一天早晨，我在雅典醒来，看到帕台农神庙后眼里泪水都涌出了。没有什么比旅游更能开阔视野的了。同时还能培养你的品位。我看到了以色列、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我旅行完回来后从此对一个道理确信不疑：我们什么都不是。一天，一个新来的厨子到我马尔洛卡街上的饭店工作。她干这份工作有点太年轻了，而且不怎么在行，但我立刻就雇佣她了。她名叫罗萨，接下来，我知道，我会跟她结婚。我想给我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考波里坎，但最后却叫成乔迪了。第二个孩子是姑娘，我们管她叫莫茨尔拉特。我想到自己的孩子就幸福得想哭。女人们都很有意思：母亲对我的婚事一直很担心，最后却和罗萨好得像母女似的。现在，我的生活像他们说的那样完美地步上轨道。那波里号和我到达巴塞罗那的最初几天似乎已经十分遥远——更别说我在拉希斯特纳虚掷的青年时代了。我有了家，有了两个我钟爱的孩子，有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妻子（我抓住第一机会把她从饭店厨房撤下，因为一件好事你可以让它好上加好），有健康、有金钱。仔细想想，我简直无所不有，可是，有时，晚上，我一个人待在饭店里做账，除了某个我信赖的服务员或者洗盘工，身边没有任何人，我看不见却能听到他在厨房卖力地干活儿，开始洗最后一批脏盘子，这时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袭上心来，那是些很典型的智利人的念头，如果这样说你听得懂的话，这时，我总感觉好像想念着某种东西，我开始琢磨到底是什么，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在头脑中反复打转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总是：我想念着那些数字，我想念那些数字在我眼帘后面闪烁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我在想念一个目标或者那个目标。或者说总而言之是一件事，至少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想弄明白开启了我的财富源泉的原因，那些很久没有在我头脑中闪光的数字，然后像接受一个人般接受那个现实。

就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梦，然后开始贪婪地读起书来，不假思索不加鉴别，像个半疯不狂的家伙，形形色色的什么书都读，从自己喜欢的历史传记到神秘玄学或者聂鲁达的诗歌什么书都读。这个梦非常简单。其实，它更像几个单词而不是一场梦，我从梦中听到的单词，那几个单词不是用我自己的声音读出的。那几个单词是这样的：她孵着几千只蛋。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梦到蚂蚁或者蜜蜂。但我知道那不是蚂蚁或者蜜蜂。那么谁在孵着几千个蛋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一个人在孵蛋，孵蛋的地方——如果我这样说听着有些学究气的话我表示道歉——像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一种地狱或天堂般的地方，那里只有阴影（最近我在读希腊哲学）。她孵着几千只蛋，那个声音说，我知道这听着像是在说她孵着几百万个蛋。这时我明白了我的运气全在这里，隐匿在某只被遗弃——不过是被充满希望地遗弃了，我是说，怀着希望——在柏拉图洞穴里的蛋里。这时我又觉得我可能永远理解不了自己幸运的真正本质，那些像雨一般从天上洒落到我身上的钱是怎么回事。但是，跟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一样，我拒绝接受这点：认为其中定有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开始读书又读书，有时通宵不睡也毫不在意。我早早起来去开张酒吧，工作一整天，完全沉浸在真正的勤勉之中，一个人在巴塞罗那朝夕相处的那种勤勉之中（有时这有点令人着迷），我关了酒吧，然后开始清理账目，做完账后就开始读书，很多次我都在椅子里睡着了（就像智利人经常发生的那样），然后清晨早早醒来，这时巴塞罗那的天空几乎一派紫蓝，几乎是紫罗兰色，这样的天空让你想歌唱、想喊叫，仰望会儿天空后，我就继续读书，丝毫不许自己休息，好像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不肯在没有弄清自己周围、头顶以及脚下发生的事情之前就这样死去。

简单说吧，我这样累死累活地干，但说实话，我却一无所获。见到你不久，贝拉诺，我就给了你一份工作，那个洗碗工生病了，我得雇个替手。我忘记是谁打发你到我这儿来的，也许是别的智利人。正好这段时间，我在饭店要待到很晚，假装整理账目，其实是坐在椅子里想入非非。一天晚上，我过来跟你打招呼，还记得吗？你的彬彬有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显然，你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你也经历过艰难时日。我们一拍即合，真不可思议，我向你敞开心扉时，我们见面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在某种意义上，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向任何人敞开过心扉。我向你讲了我的足球彩票（这是常识），但我还告诉了你那些敲进我脑子里的数字，我的最隐秘的秘密。我邀请你上我们家，我在酒吧给了你一份稳定的工作。你接受了邀请（我母亲做了烤馅饼），可是为我工作你却听都不想听。你说你已经很久没有在酒吧工作了，因为跟大众打交道可是个不讨好的活儿，而且玉石俱焚的指数很高。总之，虽然老板和雇员之间总存在摩擦，我认为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来没有与那些数字那么亲近过，或者说至少没有这么有意识地亲近过，从自己身上寻找它们而不是让它们来找我。你在金色号角酒吧的厨房里洗盘子，贝拉诺，我就坐在门口附近的某张桌子旁边，摊开账本和小说，然后闭上眼睛。知道你在这里，我就不会那么恐惧，我想。也许这太傻了。你听说过复活岛的理论吗？根据这个理论，智利就是真正的复活岛。你知道：我们东临安第斯山脉，北接阿塔卡马沙漠，南濒南极大陆，西临太平洋。我们出生在复活岛上，我们的莫埃巨人石雕像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智利人，在迷茫地望着这个罗盘上的四个点。一天晚上，你正在洗盘子，贝拉诺，我想像我还在那波里号货轮上。你一定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快要死在那艘船的底舱里了，所有的人都忘了我，在最后的癫狂昏乱中，我梦见我来到巴塞罗那，我乘着那些闪光的数字大踏步而来，我梦见我赚了钱，多得足以把我全家人都接过来，我可以稍微放纵点，梦中还出现了我的妻子罗萨，我的孩子和我的酒吧，后来我想，既然梦得这么鲜活生动，一定是因为我快要死了，快要死在那波里号的底舱中，那个密不透风、发臭的底舱，我又开始自言自语说，睁开你的眼睛，安德烈斯，太空飞鼠，睁开你的眼睛！可我说这话是用了一种陌生的声音，说实话，这声音让我害怕，我就是睁不开眼睛，可是，我那太空飞鼠的耳朵听到了你的声音，贝拉诺，你在我的酒吧厨房里洗着碗，我对自己说，看在随便什么的分上，安德烈斯，你不能就此打住，如果你要做梦，继续做好了，你这杂种，如果不想再这么梦下去，就睁开眼睛，别怕。这时我睁开眼睛，回到金色号角酒吧，那些数字像放射物般在墙上咔咔作响，那是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数字群，好像一颗原子弹终于落在巴塞罗那。如果我知道它们在那里，我真该再闭会儿眼睛，可我却睁开了眼睛，贝拉诺，我从椅子上起来，走进你干活儿的厨房，我看见你时很想把整个故事讲给你听，记得吗？我摇摇晃晃，汗流浃背，像一头猪，没有人会相信我的大脑运作空前地出色，比现在还好，也许这就是我什么也不说的原因。我给了你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给你调好朗姆酒和可乐，把它带给你，向你讨教对一些书的看法，可是我没有告诉你过去发生的一切。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知道，也许我又会赢彩票，有点小运气，可我没有再玩。她孵着几千个蛋，那个声音在我梦中说，其中一只鸡蛋掉到了我身上。我赢的彩票已经够多了。生意也挺好。现在你就要走了，如果你走的时候对我留下好印象，我会很高兴。也许会是个伤感的印象，但毕竟还是个好印象。我要给你付最后一笔薪水了，我给你加了一个月的钱，或者两次带薪休假的钱。什么也别说，已经办好了。你曾声称自己没有多大的耐心，可我认为你说错了。

阿贝尔·罗梅洛，奥尔萨蒂咖啡店，沃吉哈赫街，卢森堡公园附近，巴黎，1989年9月。

那是在圣索沃尔街的维多咖啡店，1983年9月11日。一群粗野的智利人聚会纪念那个阴郁的日子。我们来了二三十人，在咖啡店里四散开来，外面的桌边还坐着一些人。后来，有人，我不记得是谁了，开始谈起邪恶来，谈论起在我们头顶上空展开黑色巨翅的犯罪。拜托！那巨大的黑色翅膀！我们智利人显然对此完全不知情。这时，你能想像得来，爆发了一场争论，甚至面包片开始在桌子之间横飞。在这喧嚣声中一个彼此都认识的朋友把我们介绍给大家。也可能是我们自我介绍的，他好像认出了我。你是作家吗？他问。不是，我说，我曾在古阿顿·荷马萨巴尔手下当过警察，目前在一家公司工作，清扫办公室，擦洗窗户。这工作一定挺危险，他说。对恐高症的人来说是很危险，我说，对别人来说主要是太枯燥。后来我们就跟大伙一起聊了起来。大家都在谈论着邪恶、腐败，我说过，朋友贝拉诺发表了两三个相当中肯的评论。我一言不发。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喝了很多葡萄酒，我们离开酒吧后，不知不觉，我跟他一起步行走了好几个街区。后来我说出在头脑中萦绕了很久的一些想法。贝拉诺，我说，问题的重点是要清楚邪恶（或者原罪、犯罪或者不管你叫它什么）是随机的还是有目的的。如果是有目的，我们就要与之斗争，打败它会很难，但我们仍然有机会取胜，这有点像两个等量级的拳击手之间的对抗。然而，如果是随机的，我们就会有麻烦，我们只好寄希望于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让他保佑我们。说到底这才是本质。

19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你们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没有神秘之处啊，阿马德奥，他们说。接着又问：你觉得这首诗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我说，没有任何意义。那你干吗还说它是诗呢？噢，因为我记得塞萨雷亚说它是诗。这是惟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听塞萨雷亚说它是诗。如果那女人对我说，她裹在一只购物袋里的一块屎是诗，我也会当真的，我说。多时髦啊，那个智利人说，然后又谈起一个名叫曼佐尼的人来。阿莱桑德罗·曼佐尼[Mighty Mouse，美国1940—1960年的一部动画卡通名称。]？我问，一边回想着雷米吉奥·洛佩兹·瓦尔勒翻译的《约婚夫妇》，那是个很正直的绅士，译文于1930年左右在墨西哥发表，具体时间我说不准了，阿莱桑德罗·曼佐尼？可是他们说：皮埃罗·曼佐尼[皮埃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1933—1963），意大利行为艺术家。以1961年的作品《艺术家的粪便》（Merda d’Artista）著称，他将自己的粪便放入九十个小盒子里，并加以密封，每个盒子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及签名。在各大美术馆展出，现收藏在纽约现代美术馆。]！那个“贫穷派”艺术家，曾把自己的屎装在罐子里。噢，你知道的可真多。艺术已经走向疯狂，小伙子们，我说，他们说：艺术从来就是疯狂的。这时我好像在前屋的墙上看到了类似蟋蟀影子的东西，就在两个小伙子的身后，两边都有，那影子从天花板上滑落下来，似乎滑翔着越过墙纸溜进厨房，但最终却扎到地板上，我抹了下眼睛说，好吧，看看你们如何把这首诗给我彻底阐释明白了，因为它已经让我魂牵梦萦了五十多年，这个数字的误差不超过一两年。两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搓着手，这两个小天使，然后走到我的椅子旁边。我们先从标题开始说起，其中一个说。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锡安，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我立刻说，也可能指瑞士的西昂城，德语称之为西腾，位于瓦莱斯郡。很好，阿马德奥，他们说，显然，你还是有过思考的。你选择哪个意思呢？锡安山，是吗？我想是吧，我说。很显然，他们说。我们现在来看诗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什么呢？一条直线，上面有个四边形，我说。没错，那个智利人说，这个四边形可以忽略不计，就当它不存在。咱们只看这条直线。你看到了什么呢？

一条直线，我说。还能看出别的什么吗，小伙子们？直线让你联想到什么呢，阿马德奥？地平线，我说。桌子的边沿，我说。平静，其中一个说。没错，平静、镇定。好了，那就是一条地平线和镇定。我们再来看诗的第二部分：

你看到了什么，阿马德奥？我想是一条波浪线吧，还可能看出是别的什么？好，阿马德奥，他们说，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条波浪线。刚才你看到的是一条直线，让你联想到镇定，现在你看到了一条波浪线。它还让你联想到镇定吗？我想不会，我说，忽然明白了他们的所指，他们想要我看到的东西。这条波浪线让你联想到什么？地平线上的小丘？大海、波浪？有可能，有可能。预示着平静将被打破？运动、变化？我说，地平线上的小丘。也许是指波浪。再来看诗歌的第三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锯齿线，阿马德奥，它可能像很多东西。像鲨鱼的牙齿吗，小伙子们？地平线上的山峰？西部的马德雷山脉？还真让人想到很多东西。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我小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六岁吧，经常梦见这三种线，直线、波浪线、锯齿线。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睡在楼下，或者说至少是在楼梯旁边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可能不在我自己家，也许我们只是在那里待很短一段时间，也许是在祖父家里。每天晚上，我睡着以后，就会梦见直线。那么遥远那么漂亮。那种梦甚至很开心。可是渐渐地，画面开始发生变化了，直线变成波浪线。后来我开始生病，高烧越来越厉害，最后竟然对外物没有知觉了，没有了稳定感，我使劲想重新梦回直线。可是，十有八九，波浪线过后出来的是锯齿线，对当时那种感觉最贴切的描述就是：我好像被撕裂开来，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部，那种撕裂从肚子开始，但很快头脑里面、喉咙上都会有这种感觉，我逃脱疼痛的惟一办法就是醒过来，可是醒过来并不容易。这不奇怪吗？我说。没错，他们说，是挺奇怪。真的很奇怪，我说。有时我还尿床呢，其中一个说。天哪，天哪，我说。你现在明白了吗？他们问。嗯，说实话，不明白，小伙子们，我说。这首诗是开个玩笑，他们说，这很容易看出来，阿马德奥，你瞧：再给每个四边形上加一只帆船，就成这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什么了呢？一只船？我说。完全正确，阿马德奥，一只船。标题“锡安”这个词背后藏着航海这个词。就是这样，阿马德奥，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含义，两个小伙子说，我想说他们揭掉了我思想的重负，我就想说这个意思，或者“锡安”可能是“西蒙[原文Simón，拉丁美洲俚语中“对极了”的意思。]”的前身，这个词在过去的街头俚语中指“对极了”，可我只是说啊啊，然后够着龙舌兰的瓶子给自己满上一杯，然后又满上一杯。这就是塞萨雷亚留下的全部东西，我想，一只在平静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只在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只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小船。我告诉你吧，我的头脑立刻像一片暴风雨中的大海，我都听不到两个小伙子在说什么了，只能捕捉到片言只语，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词句，那些东西也不难猜，我想可能是：魁札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墨西哥阿兹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的船，某个男孩或女孩夜间发烧了，阿布船长[Captain Ahab，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著名小说《白鲸记》（Moby Dick）中的主角。]或者白鲸的大脑摄影图，大海表面，鲨鱼的地狱般的大嘴，没有帆的一艘船，也可能是口棺材，四边形的悖论，意识的矩形，爱因斯坦的不存在的矩形理论（在这个宇宙中矩形是不可思考的），阿方索·雷耶斯作品的一页，诗歌的衰落。后来，我又喝了杯龙舌兰，再次满上自己的杯子，也满上他们的杯子，我说我们应该为塞萨雷亚喝一杯，我看着他们的眼睛，那两个该死的小伙子如此开心，当我们的小船被狂风刮得七零八落时，我们三个举起酒杯。

伊迪丝·奥斯特，坐在阿拉米达的一把条椅上，墨西哥城联邦区，1990年5月。

在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玛丽亚·莫里洛画廊的外面，在索娜罗莎，上午十一点。我出来到人行道上吸烟，他经过我时停下来打了声招呼。他穿过街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克劳迪娅向我说起过你。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我当时才十七岁，我喜欢读诗，但没有读过他写的诗。他看上去气色不好，好像熬了一个通宵，但很英俊。我是说，当时在我看来他似乎很英俊，但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喜欢的不是他这种类型。他干吗要跟我说话呢？我好生奇怪。为什么他穿过街道时要在画廊前停住呢？我觉得纳闷。画廊里没人，我请他进去，但他说外面就挺好。我们两个站在那儿，我手里拿着一支烟，他距离我只有几尺之远，在尘雾中望着我。我忘了当时都谈什么了。我记得他请我去隔壁饭店喝咖啡，我说我不能离开画廊。他问我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临时的，我说，下周就要辞职了。另外，给的钱特少。你卖出不少画了吧？他问。还没有呢，我回答，接着我们就告别了，他走了。我觉得他对我没有吸引力，尽管后来他告诉我，他第一眼看到我的刹那就喜欢上我了。那时我挺胖，或者我认为自己挺胖，我是个极其神经质的家伙。我经常夜里哭喊，有一副钢铁般的意志。我还过着双重生活，或者一种看上去像双重生活的生活。一方面，我在哲学系读书，打些像玛丽亚画廊那样的零工。另一方面，我又是个托洛茨基党的斗士，过着一种混乱的秘密生活，我很清楚这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一天下午，我们向停在路上的小车散发宣传册，我忽然发现自己出现在妈妈开的克莱斯勒车前。可怜的家伙，这一震惊差点要了她的命。我紧张极了，把油印材料递给她说读读这个，然后转身就走，我走远时听到妈妈说，我们回家谈一谈。我们经常在家里谈话。无穷无尽的讨论最后以忠告结束，有医学的、电影的、书籍的、金钱的，政治的，涉及方方面面。

几年后我又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若干次。第一次是在1976年，第二次是在1979年还是1980年？我记日期不行。那是在巴塞罗那。地点我不会忘记。我在那里跟画家亚伯拉罕·曼苏尔住一起，他是我的伙伴、男朋友、朋友、资助人。此前，我曾在意大利、伦敦、特拉维夫生活过。一天，亚伯拉罕在墨西哥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爱我，打算搬到巴塞罗那来，要我跟他一起住，当时我在罗马，情况不是很好。我告诉他可以。我们本来安排在巴黎机场来个浪漫的会面，然后搭火车去巴塞罗那。亚伯拉罕有一笔资助，或者类似的东西吧，也许父母认为让他在欧洲待一段时间有好处，于是就给了他一笔钱。这个我完全说不准。对我来说亚伯拉罕的脸庞如同迷失在一片愈来愈大的云雾中。亚伯拉罕的情况不错。其实，他从来都比较走运。他跟我完全是同龄（我们同年同月生），我来来回回折腾着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对自己非常有把握，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大，精力跟毕加索似的，他说，不过，有时也会闷闷不乐，或者生病，有什么疼痛，他可以连续工作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是我第一个做爱的人。当时我们都十六岁。后来我们就断断续续地在一起，我们一直存在分歧，他从不支持我的政治战斗姿态，我不是说他是右翼，只是说他对战斗姿态不感兴趣，他也许没有时间接触这个，我还有别的情人，他开始跟一个叫诺拉·卡斯特罗·比伦费尔德的女孩约会，好像快要搬到一起住时分手了，我住过几次医院，我的身体有了点变化。于是我搭火车去了巴黎，在飞机场等亚伯拉罕。十个小时后，我发觉他没有来，我哭着离开机场，但只是后来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哭了。那天晚上我住在蒙帕那斯一家廉价旅馆，花了好几个小时深深地思索了一番自己的生活，身体实在不堪忍受时才停止思索，在床上躺下，盯着天花板，后来我闭上眼睛试图睡觉，但怎么也办不到，好几天我都是那个样子，睡不着，躲在旅馆里，只在早上出去，几乎什么也不吃，也不洗脸梳头，得了便秘，头痛得要命，几乎想要寻死了。

好不容易能睡着觉了。后来我又梦见去巴塞罗那旅游，这次旅程神秘而生死攸关，好像从零开始启动了我的人生。我醒来后付了账单，搭上第一趟火车去了西班牙。最初几天，我住在卡普奇诺斯街上的一个出租房里。我心情不错。我买了一只金丝雀，两盆天竺葵，几本书。但我需要钱，只好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聊天时才发现亚伯拉罕像疯了似的在整个巴黎找我，家里人以为我失踪了。妈妈问我是不是气坏了。我说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被亚伯拉罕耍了。没有人耍你，亲爱的，妈妈说，是你记错日期了。妈妈这样说似乎有点奇怪。听上去像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官方版。告诉我你在哪儿，亚伯拉罕马上来找你，妈妈说。我告诉了地址，又说给我寄点钱，就挂了。

两天后亚伯拉罕出现在我的出租房。我们见面时氛围相当冰冷。我以为他刚从巴黎来，可事实上他在巴塞罗那待的时间跟我一样长了。我们在巴里·戈提克的一家饭店吃了饭，然后他带我去住处，只有几个街区之遥，在圣豪梅广场附近，是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墨西哥艺术商人索菲娅·特罗帕杜尔的公寓，亚伯拉罕可以在那里愿待多久就待多久，因为此人几乎从不来巴塞罗那。第二天我们就去拿我放在出租房的东西，我搬进公寓。但我们之间仍然有一股冷淡感。我忍受不了亚伯拉罕对巴黎失约的抱怨，也许错误在我，可我开始感觉跟他疏远了，好像我答应做他的妻子，跟他同床共枕，看展览、上博物馆，跟巴塞罗那的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此外就没别的了。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丹尼尔·格罗斯曼上巴塞罗那来了。他知道阿图罗·贝拉诺住哪儿，几乎天天去找他。一天下午，我跟他一起去了。我们聊了聊。他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二天我就又去他的住处了，不过这次是我一个人。他带我在一家便宜的饭店吃了饭，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我想我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故事都给他讲了。他也说了不少，告诉我很多事儿，我现在都忘了，不过，主要还是我说。

从那以后我们每星期至少见两次。有一次我请他上家里来，如果可以把特罗帕杜尔在巴塞罗那的房子称为我的家的话，正要走时，亚伯拉罕回来了。我看得出亚伯拉罕很是嫉妒。他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在我额上吻了一下，然后就关在画室里了，好像那样就可以教训阿图罗一顿。阿图罗走了后我走进他的画室，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但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比平常激烈多了。我想从此以后情况也许就不同了。但是最后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忽然意识到我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完了。我决定返回墨西哥学电影，重新上大学。我对妈妈说了，第二天她就给我寄了一张到墨西哥城的机票。我告诉阿图罗我要走了时看到他眼睛里有种伤感。我想：他是惟一在乎我要走了的人。有一次（但这是发生在我决定离开亚伯拉罕之前），我告诉他我是个舞者。他以为我是在夜总会或者脱衣舞厅里跳舞的。我觉得有趣极了。不是，我说，我倒希望自己是呢，不过我跳的是现代舞。其实，我从未想像过自己在夜总会里跳舞，忍受某个烦人的小会员，在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跟那些阴暗的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阿图罗有了那个错误想法，并且说出来后，我平生第一次想了想这种职业，这种职业舞者的生活图景（想像的）似乎对我很有诱惑力，甚至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不过后来我就没再想，因为我的生活已够复杂的了。我在巴塞罗那还有两个星期。我每天都跟他见面。我们经常深谈，谈的几乎全跟我有关。我谈到自己的父母和他们婚姻的破裂，又谈到我的祖父，那个墨西哥内衣大王，谈到我母亲，她继承了祖父的基业，谈到父亲，他是学医的，我很钦佩他。我跟贝拉诺说了青春期时自己的体重问题（他难以置信，因为那时我其实相当消瘦），我在托洛茨基党的战斗姿态，我结交的情人，我的精神分析。

一天早晨，我们去卡斯特戴菲尔斯的一个骑术学校，老板是阿图罗的一个朋友，他给我们分了两匹马，玩了一整天没向我们收取丁点钱。我在墨西哥城的一家俱乐部学过骑马，贝拉诺小时候在智利南部自己学过。我们先同步骑了若干米，后来我说咱们还是比一比吧。道路又直又窄，很快就开始爬坡了，两边全是松树，接着又来到一个干涸的河床上。过了河是一条隧道，出了隧道就是大海。我们骑得飞快。刚开始他让自己的马跟我的马齐头并进，后来，不知忽发什么奇想，我跟自己的马融为一体，开始全力疾驰，把阿图罗抛在后面。那一瞬间，我就是死了也不在乎。我知道，我老惦着一个事实：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告诉他，可能需要告诉他或者应当告诉他，我想如果我骑马的时候死了，或者马把我摔下来，或者松林里的一根枝丫把我打到地上，阿图罗将会知道我没有告诉他的一切，无需从我的嘴里听到也将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当我跨过那道高坡把松树林抛在后面时，我的死亡欲望却化为快乐，为自己正在骑马、正在飞奔而快乐，为风打到脸上的感觉而快乐。过了会儿，我甚至都害怕跌下来，因为坡度比我想像的陡多了，后来我再也不想死了，这不是游戏，我不想死，至少那个时刻我不想死，我开始放慢速度。这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看见阿图罗箭一般从我身边越过，甚至都没有稍顿片刻，我看见他冲我微笑，那样子就像露齿嬉笑的猫，尽管掉了几颗牙齿，这些牙齿曾经跟他一起过着疯狂的生活，不过这没有关系，他和马像子弹般朝干枯的河床冲去时，他的微笑还挂在那儿，他的速度快得让我想到马和骑手都会撞到满是尘土的石头上，想到等我向下走去，从摔倒后激起的尘雾里穿过时，将会看到那匹摔断腿的马和旁边满头是血的阿图罗，他死了，眼睛还睁着，后来我很害怕，继续抽着马往前奔驰，朝那条河骑去，但起先我从尘土中什么也看不见，等尘埃落定时，发现河床上既没有马也没有骑手，什么也没有，只听到远处高速路上有小车经过的声音，隐蔽在一片树林后面，阳光暴晒着河床上干燥的石头，一切都像一场魔术，我跟阿图罗一起只待了片刻，接着又剩我一个了，后来我真的恐惧起来，怕得不敢从马上下来，不敢说一句话，只是打量着四周，看不见他的任何踪影，好像大地或空气已将他吞噬，我差点要哭出来时又看见他了，在隧道口，在阴影中，像个邪恶的精灵般默默地望着我，我抽着马向他奔去，我说你他妈的吓死我了，阿图罗，你这个大变态，他忧伤地看着我，但接着又大笑起来，把那种忧伤掩藏起来，此刻，只是在此刻，我才知道他爱上我了。

离开巴塞罗那的前夜我去看他。我们聊到这次远行。他问我是否很能肯定自己的决定没有错。我说我也说不准。他问谁送我去机场。我说是亚伯拉罕和一个朋友。他说我不应该走。没有人像他这样请求我不要走。我说，如果他想跟我做爱（我说：你要想操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话听着非常陈词滥调。如果你真想操，那我们现在就操好了。现在？他说。就现在，不等他说可不可以，我就脱了内衣，脱得赤条条的。我们没有做爱（也许不做爱就是我们的做爱方式），因为他硬不起来，但我们彼此相拥着，他的手在我的大腿上和大腿之间抚摸着，他的手抚摸着我的小腹、我的乳房，我问他有什么问题时，他说没什么，伊迪丝，我想他可能不喜欢我，那是我的过错，他说不是，不是你的过错，是我有问题，我兴奋不起来，也许他说硬不起来什么的。后来他又说：别担心。我说：你不担心，我就不担心。我告诉他，我已经快一年没有来月经了，我身体有问题，我遭到过两次强暴，我很愤怒，又很害怕，我想去拍电影，我有很多计划，他听我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抚摸着我的身体，望着我，我忽然觉得告诉他这一切显得挺傻，我想睡了，跟他一起睡，在那个小屋地板的席子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睡了很长时间，睡得很深沉很平静，我醒来时晨光已经照进房间惟一的窗户，远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那是一个准备去上班的工人的收音机，阿图罗还在我旁边睡着，微蜷着身子，毯子拉到肋部，我躺着看了他一会儿，想了想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会怎么样，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必须现实点，不要让各种胡思乱想左右，我小心地从床上起来，然后就走了。

我回到墨西哥后的生活很悲惨。最初我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我在科约阿坎街上租了一间小屋，开始去大学上课。一天，我想到了阿图罗，决定给他打电话。我拨电话号码时感觉都不能呼吸了，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个声音告诉我阿图罗上班去了，要等到晚上九点才回来，西班牙时间。我挂上电话后第一个冲动是上床睡觉。可是几乎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可能睡不着，于是我又开始读书、打扫房间、清理厨房，还写了一封信，想了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消磨到午夜，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阿图罗接了。我们聊了差不多十五分钟，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每星期互相打一次电话。有时我在他上班的时候打过去，有时他打到我家里来。一天，我请他到墨西哥来跟我一起生活。他说不允许他进入这个国家，墨西哥不会给他护照。我说飞到危地马拉去，我们在那里见面，在那里结婚，那时他就可以进入墨西哥了，没问题。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这种可能性。他去过危地马拉，我没去过。有几个晚上，我都梦到了危地马拉。一天下午，妈妈来看我，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个告诉她了。我对她讲了我的危地马拉梦想，我跟阿图罗的电话交谈。一切都毫无必要地变得复杂起来。妈妈提醒我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也许她都开始哭了，但我觉得她没有哭，或者至少我记得没有看到她脸上有泪水。又一天下午，爸妈同时过来求我去一个著名专家那里作个检查。我没有选择余地就听从了，因为他们给我出钱。幸运的是，医生说没事儿。伊迪丝完全康复了，他告诉爸妈。但是，后来几天，我又去看了另外两个著名专家，他们的诊断不是很肯定。朋友们都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只告诉过其中一位说我恋爱了，我爱人在欧洲，不能回墨西哥跟我一起生活。我说到危地马拉。朋友说我回巴塞罗那去要更容易些。这个我还真没想到过，想到这点时觉得自己太傻了。为什么不回巴塞罗那呢？我请父母帮忙。我弄到机票钱。我跟阿图罗说了，告诉他我要过来。我到那里后，他上机场来接。不知为什么，其实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接。或许我希望来接的人更多些，不是阿图罗一个，也许他可以带些朋友来。我在巴塞罗那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睡觉，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立刻明白那是阿图罗一个老情人的声音。我管叫她圣特雷萨。她比我大，也许至少有二十八岁了，人们说起过很多关于她的蛮横故事。我又听到阿图罗的声音，轻声说我在睡觉。他们两个继续窃窃私语了几分钟。后来阿图罗问了她什么，他的老情人说可以。过了好大会儿，我才意识到阿图罗在问她是不是想趁我睡觉的时候看看我。圣特雷萨说可以。我假装睡着了。那道把惟一的卧室跟起居室隔开的帘子被掀起，阿图罗和圣特雷萨走进黑暗中。我不想睁开眼睛。后来，我问阿图罗谁来房间了。他说了圣特雷萨的名字，还给我看了她给我买的鲜花。我想，如果你们彼此那么相爱，就应该生活在一起。说实话，我知道阿图罗和圣特雷萨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对这点却很有把握。我绝对确信他爱着我。我们刚生活在一起的那几天并不顺当。他不习惯跟任何人共用那间小屋，我也不习惯过得这么动荡。好在我们经常聊天，这帮我们顺利地度过白天。我们经常聊到精疲力竭，从起来的刹那到上床的刹那。我们也做爱。最初几天做得既糟糕又拙劣，后来就一天胜似一天。另外，我不喜欢他辛辛苦苦地弄我达到高潮的样子。我说，我只想让你自己好好地享受，如果你想高潮了就高潮，别等我。后来他索性不高潮了（我想这可能怨我），我们可以彻夜做爱，他说喜欢那种不来的感觉，但过了几天，他睾丸疼得很厉害，即便我不高潮，他也只好结束了。

另一个麻烦是我的味道，我阴部的味道，我们做爱时散发出来的味道。对此我总是惭愧难当。当时，那股味道很冲，会弥漫到我们做爱的房间的各个角落。阿图罗的屋子特别狭小，我们做爱又很频繁，我的味道不是待在卧室里，而是渗透进和卧室只有一帘之隔的起居室，然后再渗透进厨房，这个小房间连扇门都没有。最糟糕的是这所公寓在巴塞罗那的中心位置，在老城区，每天阿图罗的朋友不事先打个电话就来看我们，大多数是智利人，但也有个别墨西哥人，丹尼尔就在其中，我搞不清是那些几乎不认识我的智利人来时这味道让我更尴尬，还是墨西哥人来时更尴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我俩共同的朋友。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我都讨厌自己的这股味道。一天晚上，我问阿图罗跟散发那种味道的女人睡过觉没有。他说没有。我开始哭起来。阿图罗又补充了一句，跟他睡觉的女人中从来不曾有自己如此深爱的。我不相信。我说他肯定跟圣特雷萨玩得很开心。他说没错，在性方面是很开心，但他更爱我。他又说他也爱圣特雷萨，但方式不同。她其实很爱你的，他说。所有那种爱让我有种呕吐的感觉。我让他答应，如果朋友过来，这股味道还没消散的话，不许开门。他说就是不再见任何人都无所谓，除了我。当然，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情绪开始糟糕起来。我们全靠他的工作收入过活，因为我绝不许妈妈寄钱。我不想要那钱。我开始在巴塞罗那找工作，最后教起了私人希伯来语课。我的学生们都是些很奇怪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都在学卡巴拉或者律法，常常从中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简直能把我吓坏。他们一下课就在酒吧喝着咖啡或者在家里喝着茶，给我讲述那些结论。晚上我经常跟阿图罗聊我的学生。有一回，阿图罗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对耶稣的一则寓言有自己的见解，但要么他没有讲好，要么我忘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讲的时候我没有太留心。那时，我想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的关系可能完蛋了。我在墨西哥见过三次乌里塞斯，最后一次，我告诉他我要回巴塞罗那与阿图罗一起生活了，他说我不该去，如果我去了，他真的会想念我。起先，我没明白他想说什么，接着明白过来他爱上了我什么的，我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可阿图罗是你的朋友啊！我说，然后开始哭了，等抬起头看见乌里塞斯时，发现他也哭了。或许不是哭，我发觉他是努力想哭，强逼着自己流泪，而且一部分泪水已经涌上眼睛。一直这么孤独，我该怎么办啊？他说。当时那个场面显得有些假。我跟阿图罗讲起这事时，他笑了，说不相信，后来开始管自己的朋友叫婊子养的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这件事，但第二次待在巴塞罗那的那段时间，我偶尔会想起乌里塞斯和他的眼泪，想到他说的自己在墨西哥会多么孤独。

一天晚上，我做了红辣酱炖鸡肉，我和阿图罗开着窗户吃饭，因为天太热了，大概是盛夏季节，外面忽然传来巨大的吵闹声，好像整座城市在一场游行中给掀翻了天，其实人们没有抗议什么，而是在庆贺一场足球赛的胜利。我收拾好桌子，辣酱弄得人非常不舒服，但外面的吵闹声大得我们都听不清自己的说话声，我们只好关了窗户。天很热，辣酱的味道又很辛辣。阿图罗汗水淋漓，我也汗水淋漓，忽然一切又崩溃了，我开始哭起来。奇怪的是阿图罗试图搂住我时我怒从心起，开始冲他尖叫。我真想揍他，可是，忽然，我却吃惊地发现我竟然捶打起自己来。我一个劲儿地说：我，我，我，用大拇指在胸膛上击打着自己，直到阿图罗抓住我的手。后来，他说他担心我会弄断指头或者伤着胸膛，或者二者兼有。我终于镇定下来了，我们又去外面散步。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可是，那天晚上街上足有几百万人。大街小巷人潮泛滥。我们看到有些角落扔着大批废弃的锡罐，挡在路上，有些角落里小孩们拼命地拍打着小车。我们看到了很多旗子。人们放声大笑，惊奇地看着我，因为我走路时满脸严肃的表情，推挤着从人群中穿过去，想找到点我渴望的新鲜空气，但空气早已消失，好像整个巴塞罗那变成一个巨大的篝火，一堆充满了影子、喊叫声和足球赞歌的黑色篝火。这时我听到了警报的呜呜声。喊叫声更大了。还有摔瓶子的声音。我们开始跑起来。我想就在这一刻我和阿图罗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晚上，我们常常写东西。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写日记、诗歌和电影剧本。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喜欢面对面坐着，不断地喝茶。我们写作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或者只是想看看我们能走多远。不写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完没了地谈论各自的生活，特别是我的生活，但有时阿图罗会给我讲些在拉美游击战争中死去的朋友的故事。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因为我跟托洛茨基分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踏上过墨西哥，但大部分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还继续做爱，但每天晚上我都要疏远一点，完全是出于无意识，没有刻意，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时或多或少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只不过现在情况更糟糕了，因为我一无所有。

一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我对他讲了。我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个病症已经伴随我很久了。我说了很长时间。他的反应让我吃惊（这是他最后一次让我吃惊）。他说如果我疯了，他也会疯的，他不在乎跟我一起疯掉。你想以身试法吗？我问。我没有以身试法，他说。我在黑暗中搜寻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当真。当然是当真的了，他说，他把身体压得离我更近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我想我得离开他了，越快越好，中午时我在电话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那时，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打国际长途从不付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只知道他们的办法不止一种，他们已经骗了电话局数千万比塞塔了。他们找个电话，接上几条线就可以了，他们有连接器。那些阿根廷人最精通这个了，把窍门传了下来，其次是智利人。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墨西哥人知道如何骗打电话，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现代世界，也许因为那时生活在巴塞罗那的墨西哥人不多而且都有钱，所以没必要违法。那些骗打的电话很容易通过附近拉的线识破，尤其是夜间。最好和最坏的拉美人都挤在那些线上，包括年长的革命者和强奸犯，前政治犯和叫卖廉价珠宝的小贩。我看完电影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这些电线时，比如，在拉马尔莱拉斯广场的电话亭附近，我会不寒而栗，开始颤抖，一种金属的冰冷感像警棍般从我的脖颈后面窜到脚踝。那些半熟少年、带着还在哺乳的孩子的少妇、老人和女人们：午夜或者凌晨一点，等着某个陌生人结束通话，虽然听不见但却能猜到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打电话的那个人要么指手画脚，要么哭泣，要么站在那里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或者摇头，这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那些排队的人在等什么呢？他们只希望快点轮到自己吗，希望警察别出现吗？就想这些吗？无论如何，我自己可不想干这种事。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向她要了些钱。

一天下午，我告诉阿图罗，我准备走了，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对你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这人经常对自己干些可怕的事儿，我说。我需要一个人待着。最后我们互相冲对方大声吵起来。我搬到丹尼尔那里。有时阿图罗会过来看看，我们聊一聊，可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妈妈把钱寄到后我就永远离开那里飞往罗马了。现在我也许应该说说我的小猫。我们住在一起之前，阿图罗的一个朋友或者前情人出乎意料地被迫搬走了，她给阿图罗留下六只小猫，是老猫刚生下来的。她带走了老猫，把小猫留给阿图罗。阿图罗养了一阵子，那时它们还很幼小。后来，他发觉朋友或前情人再也不回来了后，开始给这些小猫找主人。大多数猫都被朋友带走了，剩下一只小灰猫谁也不愿意要，我就要了，亚伯拉罕对这点特别烦，因为他怕猫会抓搔画布。我管小猫叫齐亚，是为了纪念一天下午我在罗马看到的另外一只小猫。我离开那里去墨西哥时，齐亚也跟我一起回国。我再次回到巴塞罗那阿图罗的公寓时，齐亚也跟着我。我觉得她很喜欢坐飞机。我跟丹尼尔·格罗斯曼一起住的时候，当然也带着齐亚。我搭飞机去罗马时，把猫搁在草编袋里放在我的膝盖上。小猫终于就要见到罗马了，她就是从这个城市来的，至少从名字上看是如此。

我在罗马的生活简直是一场灾难。一切都糟糕透顶，更要命的是，或者至少后来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还拒绝求助。我只有一个齐亚，我惟一关心的就是如何照顾齐亚，给她喂食。我还真读了很多东西，可我试着回想读过什么书时，一堵火热、颤抖的墙挡住了思路。也许读过但丁的意大利文著作，也许读过加达的著作。我忘了。我已经读过这两位作家作品的西语版。只有丹尼尔一个人了解我的行踪。我收到过他的几封信。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因为我的离去阿图罗差点崩溃了，每次见到丹尼尔都要问起我。别告诉他我的地址，我说，因为他会追我到罗马的。我不会给他的，丹尼尔会在下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还听他说我父母很着急，不断地往巴塞罗那打电话。我说，别告诉他们我的地址，丹尼尔也答应不告诉。他的信篇幅都很长。我的信则很短，差不多总是发明信片。我在罗马的生活很短暂也很简单。我在一家鞋店上班，住在特拉斯特维雷的鲁西街的一个出租房里。晚上，我回家后就带上齐亚出去散步。我们经常去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园，猫在树林中漫游时，我就打开一本书读起来。我读的可能是但丁，或者吉多·卡瓦尔坎蒂或者切科·安杰奥列里，或者奇诺·达·皮斯托亚，可是我只记得自己读的是一个火热的帘子或者一个在罗马黄昏的微风中飘扬的温暖的帘子，读的只是花草、树木以及脚步声。一天晚上，我撞着魔鬼了。我就记得这些。我撞着魔鬼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鞋店老板看到我上班时脖子上全是青色的伤痕，他伺候了我一个星期。后来，他想跟我睡觉，我拒绝了。一天，齐亚在公园里走失了，不是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那个公园，而是另一个公园，加里鲍尔迪街上的那个公园，里面没有树也没有灯。齐亚漫游到很远的地方，黑暗吞没了她。

我一直找到早晨七点还没有找到齐亚。找到太阳升起人们开始陆续去上班。那天我没去鞋店。我上了床，把被子拉到下巴倒头就睡。醒来后我又去找。没找到。一天晚上我梦见阿图罗。我们两个都待在一家写字楼的顶层，那种用玻璃和钢筋建造的大楼，我们打开一扇窗户向下望着。那是夜间。我没打算跳楼，可阿图罗却看着我说，你要跳下去，我也会跳下去的。我想骂他白痴，但没有那个勇气羞辱他。

一天，我的房门开了，我看见妈妈和弟弟走进来，弟弟那时已经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士兵，长驻以色列。他们立刻把我送进罗马的一家医院，两天后我又飞回墨西哥。后来我才得知，妈妈先是飞到巴塞罗那，设法从丹尼尔那里弄到我在罗马的地址，起先丹尼尔还不给他们呢。

到了墨西哥，我住进库埃纳瓦卡街上的一家私人医院，医生对我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好好配合，他们将束手无策。那时我的体重是九十磅，几乎不能走路。后来我又搭飞机去了洛杉矶，住进那里的一家医院。在那儿我遇到了柯勃医生，慢慢成为朋友。我的体重成了七十五磅，下午我经常看电视，大概就这样。妈妈住进洛杉矶城内第六大街的一家旅馆，她每天都来看我。一个月后我的体重又反弹了，回到九十磅。妈妈很高兴，决定回墨西哥城照看生意。妈妈走了后，柯勃医生和我成了朋友。我们聊美食、镇静剂和别的毒品。我们不怎么谈论书，因为柯勃医生只读畅销书。我们也谈电影。他看过的电影比我多多了，他从1950年代就喜欢电影了。下午我就打开电视找些电影来看，这样过会儿就可以跟他讨论电影了，可是服的药让我看到中途就昏昏欲睡了。我跟柯勃医生聊天时，他经常给我讲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我不曾见过的事情，但那时我往往连自己看到过的世事都忘光了。我对那些电影的记忆很奇怪，影像和画面通过我的医生淳朴的激情的透镜给过滤掉了。妈妈经常周末过来。她一般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墨西哥城。有一次她告诉我，她考虑永久地搬到洛杉矶来住。不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而是到周边某个漂亮的地方，比如科罗纳海滩或者拉古纳海滩。那工厂怎么办？我说。祖父不会让你卖掉它的。墨西哥快要成地狱了，妈妈说，迟早得卖掉。有时她会带上一些我的朋友过来，是她邀请一起来的，因为医生们包括柯勃医生都说，见见我的“老伙计”对我的健康会有好处。又一个星期六，她带着一个我都不认识的家伙来了。一天晚上我对妈妈说，你也应该带些朋友来，学着怎么过得更开心。有时，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妈妈就笑了，好像不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会哭起来。你没有跟任何人约会过吗？没有男朋友吗？我问妈妈。她承认在墨西哥城见过一个人，一个像她一样离了婚的男人或者鳏夫。我不想太费劲讲得过于明白。我想我其实并不在乎。四个月后我的体重回到一百零五磅，妈妈开始准备把我转到一家墨西哥人开的诊所。那天，我走之前柯勃医生来道别。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让他在适当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要他的电话号码时，他说要搬家，所以不能给我。我不相信，但也不能说他在骗人。

我们又回到墨西哥城。这次我住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区里的一家医院。我占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室内光线充足，从一扇窗户望出去一个公园的全貌尽收眼底，还配了台有一百多个频道的电视机。早晨，我经常去那个公园读小说。下午，我就关在房间睡觉。一天，从巴塞罗那回来不久的丹尼尔来看我。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墨西哥了，他得知我在医院后就来看我了。我问他我看上去怎么样。他说挺好，但有些瘦。我们俩都大笑起来。这时大笑已经心无芥蒂了，这是个好兆头。他临走前我问起阿图罗的情况，丹尼尔说他已经不住在巴塞罗那了，至少他认为不在那里了，不过，他们相互已经有段时间没见面了。一个月后，我的体重达到一百一十磅，我出院了。

然而，我生活上的变化并不大。我跟妈妈住在一起，从不外出，不是因为不能而是不想。妈妈把她的那辆旧车送给了我，一辆奔驰轿车，但我只开过一次，那次还差点出了车祸。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我哭泣。一幢远处看到的房子、交通堵塞、困在小车里的人、每日新闻，都会让我伤心。一天晚上，亚伯拉罕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在筹办一个墨西哥青年画家群体的展览。他想聊聊我的健康，我没配合。他只好聊起自己的绘画，他取得的进步、成功。我们说再见时，我发现自己在克制着尽量不要流出一滴泪。不久，大约在我妈妈决定搬到洛杉矶的同时，我的体重又开始掉了。工厂还没有卖掉，一天，我们乘飞机去了洛杉矶。落户在拉古纳海滩。最初的两个星期我仍然在洛杉矶以前住过的那家医院里度过，进行全面检查，后来我又跟妈妈住进拉古纳海滩林肯街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妈妈以前来过这里，但是观光旅游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阵子，我们经常很早出门去找别的可能会喜欢的地方。我们去过达纳角、圣克莱蒙特、圣奥诺弗雷，最后选中了一个叫锡尔弗拉多的小镇，如同在电影中，在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的边上，我们租了一个两层的楼房，带个院子，还买了一条警犬，妈妈管它叫雨果，是照她墨西哥一个朋友的名字取的。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其间，妈妈卖了祖父的工厂，我需要定期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跟医生们见面。妈妈每月去一趟墨西哥城。她回来后就带些小说给我，她以为我会喜欢读的墨西哥作家写的小说，包括昔日钟爱的作品或者何塞·奥古斯丁、古斯塔沃·萨因斯，甚至更年轻的作家的东西。可是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再也读不下去了，渐渐地，这些用西班牙语写的小说就被扔在一边了。很快，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妈妈开始带着一个朋友出现了，那是一个工程师，名叫卡布雷拉，在瓜达拉亚拉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这个工程师的妻子去世了，有两个比我还大点的孩子，住在美国东海岸。他和妈妈处得挺顺利，看上去他们好像已经住在一起了。一天晚上，妈妈和我谈起性。我告诉她，我的性生活已经完了，跟妈妈讨论了很长时间后，她哭了，拥抱着我说，我是她的小姑娘，永远不会扔下我。另外，我们几乎从不争吵。我们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看电视（我们从不看电影），每周去一趟洛杉矶，在那里看画廊展览、听音乐。在锡尔弗拉多，除了一对八十多岁的犹太夫妇，我们没有朋友，他们是妈妈在超市认识的，反正她这样告诉我，我每隔三四天就去看望他们一次，一般都上他们家去，妈妈说，看望他们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老人可能随时会遇到意外，如果其中一个突然死去，另一个可能会束手无策，我挺怀疑这个，因为老人在“二战”期间曾被关进德国一个集中营，对死亡早已司空见惯。不过，帮助他们让妈妈感到很开心，这对夫妇叫舒瓦茨先生和夫人，他们管我们叫墨西哥女士。

周末的一天，当时妈妈在墨西哥城，我去看望两位老人。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去他们家，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在他们家待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我准备了柠檬片，舒瓦茨先生和夫人给自个倒上威士忌，他们说，以他们这个年龄，这是最好的药品。我们聊到欧洲，对那里他们了如指掌，又聊到墨西哥，他们也去过几次。但是，他们对墨西哥的概念不是错误就是浮光掠影。我记得，长谈结束后，两个老人看着我说，你显然是墨西哥人。我当然是墨西哥人，我说。而且，他俩人都挺好，我开始更频繁地去看望他们。有时，他们感觉不舒服就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在超市买些东西或者把他们的衣服带到洗衣工那儿，或者到报摊给他们买份报纸来。有时他们要《洛杉矶时报》，有时要一份本地的《锡尔弗拉多报》，有四页的篇幅，里面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他们喜欢勃拉姆斯，认为他既是一个梦想家，又是个理性主义者，老两口很少看电视，我却完全相反，我几乎从不听音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开着电视。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后，舒尔茨先生就死了，妈妈和我跟舒瓦茨夫人去参加在洛杉矶犹太人公墓里举行的葬礼。我们坚持让舒瓦茨夫人坐我们的小车去，但她拒绝了，那天早晨她跟在灵车后面，独自坐一辆租来的轿车，至少妈妈和我认为那是租来的。到公墓后，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家伙，穿着一身黑衣，头脸刮得干干净净，走下车，扶着舒瓦茨夫人出来，像她的情人似的。离去时，同样的一幕又重演了：舒瓦茨夫人钻进小车，那个秃顶男子也钻进去，然后就走了，妈妈的那辆白色日产车紧跟后面。到了锡尔弗拉多，那辆轿车在舒瓦茨家门口停住，秃顶男子帮着舒瓦茨夫人下了车，然后又回到车里，很快车就开走了。舒瓦茨夫人一个人站在荒凉的人行道上。好在我们跟在她后面，妈妈说。我们停住车，向她走去。舒尔茨夫人似乎有些茫然若失，望着那辆轿车走过的街道。我们扶她回到屋里，妈妈给我们做了茶。直到此刻，舒尔茨夫人才回过神来，可是嘬了一口茶后她就推开杯子，想喝威士忌。妈妈瞧着我。她的眼睛里闪着一丝得意的光芒。我问威士忌放在哪里，然后给她倒了一杯。加不加水呢？要纯的，亲爱的，舒瓦茨夫人说。放不放冰呢？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妈妈的声音。要纯的！舒瓦茨夫人又重复了一遍。从那以后，我们更亲近了。妈妈回墨西哥时我就整天待在舒瓦茨夫人家里，有时我甚至还会在那里过夜。尽管舒瓦茨夫人从不吃晚餐，她也会准备好一份沙拉和烤牛排给我吃。她坐在我旁边，威士忌放在手边，给我讲她年轻时在欧洲的故事，她说，那时食品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我们也经常听听唱片，议论会儿本地的新闻。

在舒瓦茨夫人孀居的漫长而平静的一年里，我认识了一个锡尔弗拉多的男子，是个管道工，我跟他睡了。这经历并不愉快。管道工名叫约翰，他又想来看我。我告诉他不要来了，一次就够了。我的拒绝他还不死心，开始每天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妈妈接的电话，他们互相责备了一阵。一星期后，妈妈和我决定去墨西哥休假。我们去了海滩，然后又回到墨西哥城。我不知道妈妈脑子里怎么想的，觉得我应该见见亚伯拉罕。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这时，亚伯拉罕已经永远离开欧洲住在墨西哥城，他有间画室。他的事业似乎很顺利。画室在科约阿坎，在他住的公寓附近，吃过晚饭后，他要我去看看他最近的画作。我说不上是否喜欢。也许我对这些东西已经很冷淡。这些画布的尺寸都很大，非常像亚伯拉罕崇拜的一位加泰罗尼亚画家的作品，或者他在巴塞罗那时钦佩的一位画家，但说句公道话，这些作品中透着他自己的情感：以前是土黄色和土地色调的地方，现在变成了黄色、红色和蓝色。他还给我看了一组系列画，我更喜欢那批东西。我们又谈到钱，或者他谈到了钱，谈到比索的不稳定，谈到去加利福尼亚生活的可能性，谈到我们再也没见过的一些朋友。

忽然，亚伯拉罕向我问起阿图罗·贝拉诺。我颇感意外，因为他从来不问这么直接的问题。我说不知道怎么样了。我知道，他说，想要我告诉你吗？起先我想说不，但后来我告诉他说说看，我也想知道。亚伯拉罕说，一天晚上，我在巴里奥奇诺看见他了，他先是没认出我。他跟一个金发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很开心。我向他打了声招呼，因为我们在一家吵吵闹闹的小酒吧里，事实上我们就在同一张桌上（说到这儿亚伯拉罕笑了），要假装没看见他会显得很傻。他愣了下才认出我。后来他靠过来一点，快把脸贴到我脸上了，我觉得他彻底醉了（我可能也醉了），他还问起你来着。你说什么了？我说你在美国，你挺好。他说什么了？我猜，他说了如释重负之类的话，还说有时候还以为你死了。就这些了。他又掉过头转向那个金发女郎，过了会儿我就和朋友们走了。

十五天后，我们回到锡尔弗拉多。一天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约翰，我告诉他，如果他还一个劲儿地给我打电话骚扰，我会杀了他，约翰道歉说他爱过我，但现在已经不爱了，也不会再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我的体重维持在一百磅，既不减也不增，妈妈很高兴。她跟那个工程师的关系挺稳定，甚至开始谈论结婚的事，尽管妈妈总是显得并不着急。她在拉古纳海滩开了一家墨西哥手工艺品商店，生意上赚的钱不多，但也不怎么赔，她真正想要的是那种社交生活的氛围。舒瓦茨先生死后一年，舒尔茨夫人又病了，必须住进洛杉矶的一家医院。第二天我就去看她了，当时她正睡着。医院位于城中心的威尔什尔林荫大道，离麦克阿瑟公园不远。妈妈有事得走了，我想待到舒瓦茨夫人醒来。可是车不好办，如果妈妈走了我还留在这儿，谁带我回锡尔弗拉多呢？在走廊里商量了很长时间后，妈妈说她可以在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接我，如果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耽误了，她会打医院的电话找我。她走之前让我答应不要走动。我不知在舒瓦茨夫人的病房里待了多长时间，我在医院食堂吃过饭，跟一个护士聊了半天。那个护士名叫罗萨里奥·阿尔瓦雷斯，她出生在墨西哥城。我问她在洛杉矶生活得怎么样，她说每天都不一样，有时可能挺好，有时又很糟，不过要是不踏实工作，你怎么出人头地。我问她，离开墨西哥多久了？很长时间了，她说，我没有钱去缅怀故乡。后来我买了份报纸，又回到舒瓦茨夫人的房间。我坐在窗户旁边，在报上寻找博物馆和电影。奥尔瓦莱多街的影院有一场电影，我忽然很想去看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奥尔瓦莱多街离医院不远。可是，我走到售票窗口时又不想看了，然后继续往前走去。人人都说洛杉矶不是个适合散步的城市。我沿着皮科大道向巴伦西亚大街方向走去，然后又左转，沿巴伦西亚大街折回威尔什尔林荫大道，总共步行了两个小时，从从容容，有时在某些乏味的建筑物前停留片刻，有时又仔细观察会儿往来的车流。十点钟时，妈妈从拉古纳海滩回来，我们就走了。第二次去看舒尔茨夫人时，她已经认不出我。我问护士有人来看过她没有。护士说早上有个老妇人看过，我来时她刚走。这次我是开那辆日产车来的，因为妈妈和那个刚到的工程师带着他的车去拉古纳海滩了。据我聊过的那个护士说，舒瓦茨夫人衰弱得很快。我在医院吃了饭，在病房里坐了会儿，沉思默想，直到六点钟。后来我开上日产车绕着洛杉矶兜了一圈风。前座置物盒里有一张地图，在转动打火器的钥匙之前，我仔细地研究了一番。我发动车子离开医院。我知道我走过市政中心、音乐中心、桃乐丝音乐厅。后来我又向回声公园开去，在日落大道上汇到车流里。我不知道这样行驶了多久。我只记得从来没有离开过车，到比华利山后下101高速路，然后沿辅路蜿蜒而行，最后来到圣塔莫尼卡。到了那儿，我又开到10号州际公路或者圣塔莫尼卡高速路，然后驶回城里，然后上11号高速路，驶过威尔什尔林荫大道，但我再往前走了一段，到第三大街才停下。我回到医院后已是晚上十点，舒瓦茨夫人已经去世了。我想问问她去世时是不是一个人，但决定还是什么也别问的好。她人已经不在房间，我在窗户边坐了会儿，喘着气，平抚着圣塔莫尼卡之行带来的紧张。一个护士过来问我是不是舒瓦茨夫人的亲属，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是她的一个朋友，我只想平静一下，就这样。她问我平静了没有，我说好了。后来我就起身走了。我回到锡尔弗拉多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一个月后，妈妈跟工程师结了婚，在拉古纳海滩举行婚礼，工程师的孩子们都到了，我的一个兄弟、妈妈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来了。他们在锡尔弗拉多住了段时间，后来妈妈卖了拉古纳海滩的手工艺品店，去瓜达拉亚拉住了。有一度我不想离开锡尔弗拉多。妈妈不在，家似乎比以前宽敞多了，安静多了，也冰凉多了。舒瓦茨夫人家空了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就开着日产车去镇上的一家酒吧，喝杯咖啡或威士忌，重读已忘了情节的小说。在酒吧碰到一个在森林服务处工作的家伙，我们很快就睡在一起了，他叫佩里，认识些西班牙语单词。一天晚上，佩里说我的阴部味道异常。我没有理他，他以为冒犯了我。我冒犯你了吗？他问，如果冒犯了，实在对不起。我想的是别的事儿，别的脸庞（如果脸庞可以想的话），他并没有冒犯到我。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一个人待着。我每个月去银行兑换一次妈妈寄来的支票。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清洁房屋，扫地、擦地，上超市买东西做饭，洗碗，修整小院。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接到的惟一的电话也是妈妈打来的，另外每周一次接到父亲或者某个兄弟打来的电话。情绪不错的时候，我会在下午去一家酒吧，不好的时候就待在家里，坐在窗边读书。只要抬起眼睛，从我坐的地方就能看到舒瓦茨家那幢空空荡荡的房子。一天下午，一辆小车停在那幢房子前，一个穿着夹克打着领带的男子从车里出来。他有钥匙。他走进屋去，十分钟后又出来。他不像是舒瓦茨家的亲戚。几天后，又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回来看房。他们走了后，其中一个女人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房出售。后来，隔很多天才有人来看房，但是，一天中午，我在院子里忙的时候，听到有孩子们在喊叫，我看见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在一个曾来过那里的女人的带领下走进那幢房子。我马上明白了，他们可能要买下那幢房子，我站在院子里，还戴着手套，像个盐柱似的站着，我想我离开这里的时刻也到了。那天晚上，听着德彪西的音乐，想着墨西哥，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了我的小猫齐亚，最后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让她在墨西哥城给我找份工作，什么都行。我告诉她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一周后，妈妈和她的新任丈夫来到锡尔弗拉多，两天后，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飞回墨西哥城。我先在索娜罗莎的一家画廊上班。挣的钱不多，但工作不那么辛苦。后来我又去了一家叫经济文化基础出版社的英国哲学部工作，我的职业生涯终于安定下来。

费里佩·穆勒，坐在马托雷尔广场的一把条椅上，巴塞罗那，1991年10月。

我几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故事是阿图罗·贝拉诺讲给我的，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惟一喜欢读科幻小说的人。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西奥多·斯特金[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1919—1985），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著有《梦见的宝石》（The Dreaming Jewels）、《超人类》（More Than Human）等。曾获得包括雨果奖、星云奖等主要科幻小说奖项。]，或者阿图罗声称是此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甚至是阿图罗本人。西奥多·斯特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这个故事，这个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个非常富有、非常聪明的女孩的经历，一天，她爱上了自己的园丁或者园丁的儿子或者一个年轻流浪汉，这个人恰好住在她拥有的一幢房子里，然后成了她的园丁。这个女孩不仅富有、聪明，而且固执任性，有点感情用事，一举把这个男子引诱上床，根本不清楚为什么，然后就疯狂地喜欢上了他。这个流浪汉绝对不及女孩聪明，连高中水平都没有，但以其天使般的纯洁弥补了这个不足，他也喜欢上这个女孩了，但自然不带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场罗曼史的第一阶段，他们住在女孩宫殿般的大厦里，在那里看艺术书，吃精美的佳肴，看老电影，白天大部分时候都用来做爱。后来他们又在园丁的农舍里住了段时间，然后又住到船上（也许是那种在法国的河流上巡航的小船，就像让·维果的电影里出现的那种），再后来他们骑着两部哈雷摩托车在辽阔的美国大地漫游，那是这个流浪汉珍藏了很久的梦想。

这个女孩享受着爱情的同时，事业继续繁荣昌盛，因为以钱生钱，她一天比一天富有。这个没有什么大本事的流浪汉非常正派，经常说服女孩献出自己的部分财富给优秀文艺创作者或者慈善事业（其实女孩经常通过律师和各种基金网络来做这件事，但她没有告诉流浪汉，只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听了他的劝告），说完他就彻底忘了此事，因为归根结底，流浪汉对于和他挚爱的人如影随形的巨额钱财的概念有些浑浑沌沌。总之，有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许一两年，这个身价百万的女孩和她的情人幸福得不知怎么说才好。但是，有一天（或者一天晚上），流浪汉病倒了，虽然请来世界上最高明的医生作诊断，但还是无可奈何。他的健康被童年时的不快毁掉了，那是一种顽固的青春期瘟疫，他跟这个女孩度过的短暂时光仅仅让那段焦虑的生活有所缓解或者甜美了一些。虽然科学全力以赴了，但他还是得癌症死了。

有那么几天，这个女孩似乎失魂落魄。她到世界各地旅行，结交各种情人，在阴暗的追求中不可自拔。但最后她还是回家了，而且，显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魂不守舍，这时她很快决定实施一个计划，某种程度上，这个计划在流浪汉死之前已经在她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一队科学家搬进那座大厦。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幢屋子做了双重改造，把内部改造成一个高级实验室，外面的草坪和园丁的小屋改造成一个伊甸园的复制品。为了挡住一切陌生人的窥视，园地四周建了高墙。然后科研工作开始了。不久这些科学家在一个妓女的子宫里克隆出那个流浪汉，这个妓女得到一笔慷慨的补偿。九个月后这个妓女生出一个男孩，把他转交给那个女孩后就消失了。

这个男孩由那个女孩和一个专家小组抚养。后来科学家们又在这个女孩的子宫里克隆了一个女孩。九个月后女孩生下一个孩子。大厦里的实验室解散了，科学家们消失了，代之以老师、辅导专家，当这两个孩子按照女孩制订的计划抚养时，他们将保持一定距离进行持续观察，这一切安排妥当运作起来后，那个女孩就失踪了。她四处旅游，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一头扎进各种历险活动，四处寻猎情人：她的名字灿若星辰。但每隔一段时间，她就秘密地回到大厦，观察两个孩子的成长，但不让他们发现。克隆流浪汉完全是她热恋过的那个人的复制品，他的纯洁和天真丝毫未损。不同的是现在他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童年时代完全在一个又一个平静的游戏中度过，老师们把需要知道的全教给他。那个克隆女孩完全是这个女孩的复制品，她的老师重复着同样的成功、失败和过去的行为。

当然，这个女孩从来没有让两个孩子看见过自己，不过，那个克隆流浪汉，那个永不疲倦地玩耍的大胆孩子，透过大厦顶楼的花边窗帘看到过她，而且还跑着跟踪过她，但结果总是徒劳。

几年过去，两个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分不开。一天，那个女富豪生病了，不管什么病吧，总之是一种致命的病毒，癌症，经过一番纯属徒劳的象征性的挣扎之后，她屈服了，准备撒手人寰。她还很年轻，只有四十二岁。她惟一的继承人就是那两个克隆人，她给他们准备好了一切，他们一结婚就可以继承她的部分财产。后来她死了，律师和科学家们为她哭得伤心极了。

她的员工读完遗嘱后开了个会，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有些非常天真而且与女富翁的内部圈子离得很远的人问了些问题，作者猜测读者也会问这些问题。两个克隆人不结婚怎么办？男孩女孩相爱，这点似乎无可置疑，但他们的爱永远不逾越严格的兄妹关系怎么办？他们的生活会遭到破坏吗？他们像两个被判了刑的囚犯那样生活在一起时会遭谴责吗？

争执和辩论爆发了。道德和伦理问题出现了。但是，那位最年长的律师和科学家很快就亲自出来澄清了一切疑虑。即便男孩女孩不同意结婚，即便他们不相爱，仍然会拿到应得的那笔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选择。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发展，在一年之内，科学家将会在一个替代身体中再克隆出一个流浪汉，五年后又会复制出一个女富翁的克隆体。当这两个新的克隆人到二十三岁和十八岁时，无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无论他们是像兄妹还是情人般彼此爱着——科学家或者后继的科学家们还会再克隆出两个人来，这样不断地克隆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或者直到女富翁的巨大财富消耗殆尽。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女富翁和流浪汉脸庞的侧影映衬在夕阳、星辰以及无垠的太空中。有点怪异吧？在某种意义上还很崇高，但还是很怪异。像所有疯狂的爱情一样，你觉得呢？如果在无限之上添加无限，最后的结果还是无限。如果把崇高与怪异混合在一起，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怪异。对吗？

20

赫塞·伦多伊罗，特雷安诺浴场，罗马，1992年10月。

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把羊交给狼[原文为拉丁文，本篇引号中的引用均为拉丁名言、谚语以及同时代名人的言论，为方便读者阅读现译成中文。（拉丁文中译者：马晓玲）]”或者“一支桨划着水，另一支则刮着沙子”：这两种说法对我比较公正。可我更倾向于追随卡图卢斯[卡图卢斯（Catullus，公元前约87—公元前54），古罗马诗人。他传下一百一十六首诗，包括神话诗、爱情诗等。对后世诗人奥维德、莎士比亚等都有所影响。]说的：“不要妄想和两个人战斗。”总有一天我的众多优点会得到承认的。

那些日子我云游四方，什么都想尝试。律师业务或者法学专家的工作让我有了不菲的收入，因而我才可以投入大量时间经营高雅的诗歌艺术。“没人会调查别人的财产来源，但财产是必不可少之物。”如果你想献身某项极其隐秘的事业，这是一个基本真理：诗人经常被财富的景观扰得眼花缭乱。

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我所谓的各种尝试吧。最初，这些尝试的内容不过是旅行和四处看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潜意识里最渴望到西班牙一游。这才是我渴望获得的东西，正如不朽的贺拉斯所说。很自然，我办了一份杂志。我是出资人又是编辑，是出版商又是著名诗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石头和草木都有诸多价值呢，但语言的价值更大。”

我的刊物也是免税的，就是说负担较轻。干吗要自寻烦恼呢？细节在诗歌中是无足轻重的。我的原则，从来就是如维吉尔所说“让我们咏唱更伟大的事物吧。”你得深入到骨髓，到精华，到本质。我办了份杂志，我还负责一家律师事务所，有很多专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律师和行家里手，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事务所。每到夏季我经常四处旅行。生活很美好。然而，有一天我心里对自己说，赫塞，你去过世界各地：“新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该到踏上西班牙的阡陌小径的时候了，尽管你不想成为但丁，该到踏上我们这个国家道路上的时候了，它们如此破败不堪，饱受了如此漫长的痛苦，却仍然鲜为人知。

我是一个行动家。说到做到：我买了个旅行车就出发了。你好！再见！我横穿整个安达鲁西亚。格拉纳达太美了，塞维利亚太可爱了，科多巴太崎岖了。但我需要走得更深入，我想溯本求源。找不到对头的路径，我这个法学博士兼犯罪律师的心是不会安定下来的：所谓的“法律乃良善允正之术”，“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这是我心中幻影的根本。一切都始于那个夏天。我心里不断重复着甜美的贺拉斯的话：“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箭”，一言既出，就收不回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存在漏洞。但对诗人而言却并非如此。我第一次外出旅行回来时兴奋不已，同时又有些怅惘。

不久，我跟妻子离婚了。没有争吵，谁也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幸运的是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有足够的判断力理解我，特别是大的那个。留着托萨的公寓和房子吧，我说，就此结束了吧。我的妻子接受了，很让人意外。我们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几个她信得过的律师去处理。“在公共领域无重于法律者，在个人方面则以遗嘱最可靠。”尽管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意志跟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的噩梦正在将我击败。无论如何，“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为了求得我们最渴望的宝贵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我们都要做奴隶。

忽然，我的精力充沛至极。感觉青春焕发：不再抽烟，每天早上跑步，殷勤地参加了三个法律会议，其中两个是在古老的欧洲大都市举行的。我的杂志也没有萧条，恰恰相反，那些从我的慷慨馈赠中获得活路的诗人，都获得了明显的关注。如同西塞罗说的：“真正的友情才能永久”，我想。后来，仿效一个显然是自信得过了头的先例，我决定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印制费很昂贵，共有四篇文章评论了这本书，除了一篇，其他几篇的评价均属负面。我把一切都归罪于西班牙和我的乐观主义以及永远不变的嫉妒法则。“掀起仇恨犹如点燃烈焰一般。”

夏天到来时我又上了旅行车，前往我先辈的大地漫游，或者换句话说前往翠绿原始的加利西亚。我的心绪极佳，凌晨四点钟，嘴里还喃喃念着那位不朽和晦涩的葛维铎的诗。一到加利西亚，我就开始漫游它的酒庄，品尝葡萄酒，跟当地的水手聊天，因为“从最微小的事物可以窥见自然的伟大”。后来我又进入山区，前往那片神奇的大地，我的意志更加坚强，我的感觉更加灵敏。我一般住在营地，因为一个宪警军官告诫我沿偏僻公路或者乡间道路露宿非常危险，特别是夏天，因为经常会遇到地痞流氓、巡回演出的歌手和参加聚会的人，沿着夜间雾蒙蒙的道路，从这个俱乐部游历到另一个俱乐部。“爱冒险者将毁于此”，而且营地也不赖，在看地图的时候，我很快就估算出在这种地方我可能会发现、观察到甚至可以分类的情感和热情的价值。

正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漫游期间，发生了我如今视为我的故事的核心的部分。或者说至少只是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我全部忧伤、失败的故事中快乐和神秘的部分。“世人中无人是幸福的”，普林尼说。而且：“幸福对于一个人而言是最好的，对人类的审判者则否。”不过言归正传。我说了，我来到卢戈省卡斯特罗维德附近一个营地，那是在遍地荆棘和灌木的山区。我随时读书、做笔记、积累着知识。“闲暇而无著述便是死亡和死者的入葬。”尽管这听上去可能很夸张。简言之（而且说实话）：我已经无聊得要死。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片无疑会让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地方，我就要描绘的不幸发生了。我看到一群野营者正在往山下走。从他们脸上惊愕的表情看，无须多聪明也能断定出什么不祥的事儿了。我向他们招了招手，示意停一停，告诉我怎么回事。原来他们中一个人的孩子跌到山里的峡谷、深坑或者裂缝里了。作为一个办犯罪案件的律师，经验告诉我，我们得尽快采取行动，“实事求是，勿讲空话”。于是，其中一半人继续往营地赶时，我跟另一拨人攀着陡峭的山峰向他们宣称不幸发生的地方走去。

那道裂缝深不见底。一个营员说这儿叫魔鬼嘴。另一个人说当地人声称这儿其实是魔鬼或者它在地球上的化身的栖息之所，我问那个失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一个营员说：埃里法斯。事情已经够离奇了，可是，他的回答让此事变得尤其不祥，因为裂缝并不是每天都吞掉一个名字这么奇异的男孩。真叫埃里法斯吗？我喃喃地问。是叫这个名字，刚才讲过话的一个人说。别的人，多半是些没有太多文化的办公室工人和来自卢高省的政府职员，他们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喜欢沉思默想，但也是个行动家。“不进则退”，我记得。我爬到裂缝的边缘大声喊着男孩的名字。听到的却是可怕的回音：一声喊叫，我的喊叫声，从大地深处折了回来，发出令人血液寒栗的回响。一阵冰凉的激灵穿过我的脊梁，但为了掩饰它，我想我笑了，并且告诉伙伴们这个洞穴非常之深，建议不妨把我们所有人的皮带系在一起，连成一条吊绳，让我们中的某人，当然是分量最轻的那位了，往深坑里吊进去几尺。我们开始合议起来。大家吸着烟。倒是没人否决我的建议。过了会儿，那帮刚才继续朝营地走去的人带着第一批帮手和必要的吊沉工具回来了。“热情而勤奋者全力以赴做所有的事”，我想。

我们把一个从卡斯特罗维德来的结实的年轻人用绳子最大限度地吊下去，让五个壮实的年轻人拉住绳子的另一头，他随身带着一个手电筒开始往下降。他很快就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在上面大声喊叫：看见什么了？从深渊传来细弱至极的回应：什么也没有！“坚韧战胜一切”，我建议道。我们不断地喊话。什么也看不见了，甚至连手电的光也看不见了，但距离地面最近的深渊内壁有零星的短暂的灯光在闪烁，好像那个小伙子把手电举过头顶向上照射，想搞清他下去了有多深。正当我们对灯光议论纷纷时，听到一声超人般的吼叫，我们全跑到洞穴边缘。怎么回事？我们大喊。这时又传来一声吼叫。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找到孩子了吗？不见回答。几个女人开始祈祷。我不知道自己对此该惊骇不已呢还是镇定自若的好。“一切皆充满愚蠢”，如西塞罗所指出的。这位探险者的一个亲戚求我们把他拽上来。那五个拉着绳子的人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去帮他们。底下又传来几声喊叫。最后，经过一番卓绝努力，我们设法把他弄到地面上。

那个年轻人还活着，只是牛仔裤有些破烂，胳膊上有几处擦伤，他好像还挺好的。好像为了证实一下，有几个女人还摸了摸他的双腿。骨头没有一点损伤。你都看见什么了？他的亲戚问道。他没有回答而是用手捂住了脸。这时本应由我来主导场面，但处在旁观者的位置，怎么说呢，这种侦探游戏和无意义的举动让我很感兴趣。别的人还在不停问着那个问题，只是问法略有不同。我或许已经在大声地背诵：“事故不会削弱一个人，只会展示其本色。”这个年轻小伙子显然个性羸弱。有人给了他一口干邑白兰地酒，他没有拒绝，仿佛身家性命全赖于这口酒了。你看见什么了？大伙又问。这时他才开始说话，但只有他的亲戚听得清在说什么。这个亲戚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似乎不敢相信他说的。年轻人说：我看见魔鬼了。

从那一刻开始，援救小组开始迷茫和慌乱起来。“有多少人头就有多少主张”，有人说他们应该给营地的宪警打个电话，最好还是等人来救援。有人询问那男孩的情况，这个年轻小伙子是否瞥到过他哪怕一眼，或者下去后听到他的声音了没有，回答一概是没有。大多数人问的主要还是那个魔鬼长什么样子，小伙子看到魔鬼的全身了还是只看到脸，看上去像什么，什么肤色等等。“提防流言”，我心里对自己说，瞭望着乡村周边的风景。后来那个营地门卫和一群女人跟着营地又一拨人过来了，这群人中就有失踪男孩的母亲，她还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因为她刚才一直在看电视播出的知识竞赛，她逢人就这么说。谁下去洞里过了？那个门卫问。沉默中有人指了指那个年轻人，他还在草地上躺着。那个无助的母亲走到洞穴口大声叫着儿子的名字。没有任何反应。她又叫了一遍。后来洞穴里传来吼叫声，好像那算是回应。

有人脸色开始变得惨白。大多数人从洞口往回退却，担心里面会忽然伸出一只模模糊糊的手把他们拽进深渊。不止一个人说里面肯定有狼。没准是条野狗呢。这时，天色开始暗下来，煤气灯和手电跳着恐怖的舞蹈和山麓那道张开的口子争着成为目光焦点。人们大笑着或者说着加利西亚语，这种语言就像我已切断了与先人的联系般早就从我身上连根拔掉，我已忘了它。大家不停地用颤抖的手指着洞穴口。宪警还没有赶到。现在迫切需要作出一个决定，但这里一切都乱糟糟的。后来我发现那个营地门卫腰上系了条绳子，我想他正准备吊下去。坦白地说，他的行为令我钦佩，我过去向他祝贺。赫塞·伦多伊罗，律师，诗人，我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时这样自我介绍。他望着我笑着，好像我们早就认识。后来在大家的期待中，他开始沉入那个可怕的深穴。

说实话，我和很多聚集在那儿的人都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那个门卫沉降到绳子能够达到的极限。这时，我们都以为他会又爬上来，有那么片刻，我想，他在下面使劲拽着绳索，我们在上面拉着，搜索工作在一连串不光彩的误会和叫骂声中搁置下来。我尽量保持平心静气，“加一谷盐”。如果我以前没有法庭工作的经验的话，那些愤怒的人早把我头朝下扔进洞穴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控制住了。我们费了不小的劲设法跟那个门卫沟通，破译分析他在喊叫什么。他让我们把绳子放下去。我们照他说的做了。看到剩余的绳子吞进了深穴，就像一条老鼠尾巴落进蛇的嘴里，很多人感觉心都快停止跳动了。我们相告说门卫应该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

忽然，夜色变得更暗，深穴变得更黑，如果有可能更黑的话，几分钟前还在洞口边缘迅速张望的人已经失去耐心，撤离不看了，因为跌倒然后被裂缝吞没的可能性跟偶尔犯个小罪一样大。里面传来的吼声越来越微弱，好像那个魔鬼带着两个新鲜的捕获品撤退到大地的深处。不用说这个疯狂的假设让我们地面上的人有了放弃的借口。“生命是短暂的，艺术是永恒的，机遇是会飞逝的，试验是危险的，揭露是困难的。”有人不断地看手表，好像时间在这番历险中起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还有人关照着失踪男孩几位越来越微弱地歇斯底里着的女性亲属。还有人诅咒宪警太拖沓了。忽然，正当我仰望星星的时候，忽然想到所有这一切跟我在萨拉曼卡大学还是个学法律的学生时读过的皮奥·巴罗亚的一篇小说极其相似。那篇小说的标题就叫《深穴》，写一个放羊小男孩在深山失踪的故事。一个年轻人腰上系了根绳子下去搜寻那个放羊男孩，但恶魔的吼叫声把他吓坏了，他没找到小男孩又上来了，尽管看不到小男孩，但他痛苦的呻吟声从外面听得清清楚楚。这篇小说以极其无奈的结局告终，恐惧战胜了爱、责任，甚至血缘的纽带。听完第一个救援的人结结巴巴地讲述了一番洞里的情景后，救援小组中没人（需要交代的是这个小组由鲁莽迷信的巴斯克牧羊人构成）敢下去了，他说看见了恶魔，或者感觉到了，听到了恶魔，我忘了。“狂怒总是充斥自身。”最后，牧人们都回家了，包括那个男孩吓坏了的祖父，整个漫漫长夜（我想是个狂风大作之夜吧），大家就那样听着小男孩从洞穴里发出的哭喊声。那是皮奥的小说。这是一次青春的努力，我想，在这里，他的精彩叙述并没有展翅而飞。但这个故事还是很不错。当我身后人类的激情在沸腾，我的眼睛在数着星星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着这些：我身边这个活生生的故事很像巴罗亚的小说，西班牙还是巴罗亚笔下的那个西班牙，换句话说不计其数的裂缝、洞穴仍然没有被堵住，孩子们依然一不小心会掉进去，人们仍然吸着烟，麻木不仁得有点过分，宪警在需要的时候就是不肯露面。

后来，我们听到一声吼叫，这声吼叫不是含含糊糊的那种，而是说着话语，好像在说，嗨，上边的人，杂种们。几个异想天开的人却说，那肯定是恶魔的声音，胃口还没满足，想再带走什么人，我们别的人围聚在深穴边缘，看到了门卫的手电光，好像消失在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头脑的黑暗中的萤火虫微光一般，我们冲着那光问情况是不是还好，但灯光后面传来的声音只说我挺好，我想把绳子给你们扔上去，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声音顺着深穴内壁传上来，努力了几番失败后，这声音说要不再扔一条绳子下来，片刻后我们把失踪男孩拽了上来，他的腰上和腋下都系着绳子。他的意外出现让大家高兴得报之以眼泪和笑声的祝贺，我们把男孩身上的绳索解开，然后又把绳索扔下去，那个门卫也爬上来了，之后，现在想来我还挺满意的，晚上举办了一个漫长的派对，“多少黑暗因我们的智慧而走向伟大的幸福”，一场山中的加利西亚人派对，因为露营的人都是加利西亚的公务员或者办公室职员，我也得到了这些地方人们的欢呼礼遇，大伙都管那个门卫叫智利人，因为他就来自这个国家，他也是辛劳苦楚的加利西亚人的后代，他的姓贝拉诺就表明了这点。

我在那里又多待了两天，和那个门卫长谈了几次，主要是我可以跟他交流文学上的疑虑和探索心得。后来我回到巴塞罗那，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交谈，直到两年后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才又见到他。每次见他的情况都差不多，那次他来依然没有钱，没有工作，我凝视他良久，心里琢磨着应该赶他走呢，“永别”，还是给他一文半分的，最后决定选择后者，我告诉他，眼下只能让他在法学院院刊上写几篇书评，我负责编辑这个刊物的文学版，写好后再来见面。我给了他一本我的最新诗集，告诉他只许评论诗歌，因为小说评论由我的同事豪梅·约塞普代劳了，他是离婚问题专家，资深的同性恋，在远离大街的那些低级夜总会的凡夫走卒中被称作小烈士，大概是考虑到他个头矮小，相对他的厉害职业又显得过于柔弱了。

我想这样说大概不会离谱：我从他的脸上觉察出某种失望，也许因为他希望在我的法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当时这个我还给他提供不起，因为入选作者的标准非常苛刻。人脉都是靠时间积累的。巴塞罗那文学界的精英，诗歌界的大腕，都想在我的刊物上露面，我不可能因为暑期的两天友谊和基本上是泛泛的思想交流，一夜之间面皮软下来。“他认为献祭是荣誉之举。”

不妨可以说，那是我跟阿图罗·贝拉诺第二阶段友谊的开始。我每月见他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我既要践行文学上的道义，又要与形形色色的官司打交道，在那里（不同时间）西班牙，甚至拉美最有涵养并且著名的作家、诗人前来拜访，后者往往是游览这个城市时顺便来这里致敬的。有那么几次，我记得贝拉诺碰到几个杂志的撰稿人和我的若干客人，那几次不期而遇令我颇为不满。然而，我彻底沉浸在工作和愉悦中，懒得跟他计较，我也没注意到这几次邂逅制造出的背景音，那声音有点像一队小车，一群摩托，宾馆停车场上车辆的噪音，这声音仿佛在说当心点，赫塞，好好过你的日子，照顾好你的身体，生命苦短，韶华易逝。以我的无知，我没有破译出其中的含义或者认为这噪音是冲着他来的与我无关，那种逐渐逼近的厄运的噪音，消失在巴塞罗那无边空旷中的噪音。这些言语跟我无关，实际上，这些言语写出来表达给我听的时候，我想，有关的是他而不是我。“机遇乃人生诸事之主宰。”

说来，贝拉诺与这些作者们的邂逅也不乏妙趣。有一次，我的一个小伙计（他后来放弃写作，现在已成功地踏入政界）想揍他。当然，这个伙计并不是当真，但也吃不准，关键是贝拉诺假装没注意到：我记得他问了些我的作者是否会空手道（他是黑带级别）诸如此类的事儿，还声称自己有偏头痛，拒绝打斗。碰到这样的场合，我就寻开心。我说：拜托，贝拉诺，捍卫你的观点啊，争辩啊，支持这个文学大腕啊，“不是靠着欺骗”，他就说他头疼了，然后大笑着让我付他每月在法学期刊上发的文章的稿费，然后就夹着尾巴走了。

我本该怀疑他的那条尾巴。我本该想想：他夹在大腿间的那条尾巴意味着什么，“不以情绪，不以私利”。我本该问问自己什么动物才会有尾巴。我本该查查有关的书籍和指南，我本该正确地辨认出那条毛茸茸的尾巴，卡斯特罗维德营地前门卫大腿间夹起的那条尾巴。

我却没有这样做，我还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犯错乃人之常情，惟邪恶者蓄意为之。”一天，我上大女儿家，我听到了某种噪音。当然，我有一把家里的钥匙：那其实就是离婚前我们四个人，妻子、两个女儿和我住过的公寓。离婚后我在萨雷亚买了幢房子，妻子在莫林纳广场买了幢阁楼，她跟我的小女儿住一起，我决定把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送给大女儿，她本人跟我以及我的杂志的那位主要撰稿人一样都是写诗的。我说了，我有一把钥匙，但并不经常去公寓，要去的话多半也是拿本书什么的，或者在那儿开杂志编辑部会。我一进屋就听到了那种噪音。为了显得与一个父亲和现代男人的身份相符，我朝起居室偷偷打量过去时尽量显得小心谨慎。没看见任何人。那些噪音是从过道里传来的。“想避免被激怒吗？那就不要好奇。”我心里对自己重复了好几遍。我在自己昔日的公寓里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我走过女儿的房间，朝里望了一眼：什么人也没有。我踮着脚走来走去。虽然已近中午，公寓里光线仍然很暗淡。我没有开灯。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些噪声是从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传来的，那间屋子正好还保留着我和妻子离去时的原貌。我把门打开一半，看见大女儿在贝拉诺的怀里。只消瞥一眼，他对我女儿干出的行径简直让我惊愕得无法描述。贝拉诺在我的那张大床的广阔空间来来回回地拽着她，骑在她身上，把她翻来滚去，两个人都在凶神恶煞般地呻吟号叫，叽叽咕咕个不停，那猥亵的浪叫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爱神的千种模式”，我想起了奥维德，可是这声音也太冲了。我没有跨过门槛，站在那里呆住了，一言不语，好像被咒语镇住，好像忽然间回到卡斯特罗维德营地，这个新来的加利西亚门卫再次深入到那个洞穴，我和那些办公室职员再次来到那个地狱的嘴边。“重点在于知晓何时说话，何时沉默。”我什么也没说。我一言不发地顺着原路走回去。但我不能走得离公寓太远，我女儿的公寓，我的脚步带着我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有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它的新店主干的，已经把这个店改造成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里面摆着亮闪闪的塑料桌椅。我在那儿要了杯咖啡，坐下来思索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女儿的幻影像一条摇摇晃晃不断朝我走来的狗，每摇晃一下我就汗流浃背，好像发烧了，于是，我喝完咖啡后又要了杯干邑白兰地酒，想看看有什么更厉害的东西能把我镇住。最后，喝到第三杯白兰地时，我自己控制住了。“酒后的话就像雨后的草。”

然而，我内心酝酿的不是话语或者诗歌，甚至也不是一行整齐的句子，而是一种巨大的复仇欲望，那种报复的决心，那种让那个三流的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为自己的傲慢和恶毒付出代价的坚定决心。“第一杯解渴，第二杯令心愉悦，第三杯是享受，第四杯就是疯狂。”第四杯会引来疯狂，阿普列乌斯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一刻我豁然开朗，这种豁然感现在似乎正向我逼近。那个女服务员，一个跟我女儿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从吧台里面观察着我。她对面有个女人在喝苏打水，大概是个挨家串户的民意调查员。她们两个在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女服务员一次又一次把目光向我这边投来。我抬了下手又要了第四杯酒。我想说，这个女服务员面带同情一点都不夸张。

我决定像只蟑螂般踩死阿图罗·贝拉诺。连续两个星期，我在匪夷所思的时刻摇摇晃晃地出现在自己的旧公寓，我女儿的家里。我碰到他们在一起总共有四次。两次在我卧室，一次在女儿房间，一次在主人卫生间。最后这次我没看见他们，却听到了声音，不过，另外三次我都亲眼目睹了他们可怕的猥亵行径，放荡至极，无耻之尤。“爱和咳嗽都无法避免”，难道这就是他们相爱的感觉吗？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特别是仿佛在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我有义务见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行径结束之后，狂热地从自己的公寓里跑出来，我总是这样问自己。那就是贝拉诺对我女儿的爱吗？那就是我女儿对那个于连·索雷尔的廉价仿冒品的爱吗？“爱是嫉妒的交织”，我说或者喃喃自语着，这时我豁然明白，觉得自己的举动更像个满怀嫉妒的情人而非严厉的父亲。可我不是一个充满妒意的情人。那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呢？“爱情使人疯癫。”情人，疯子，柏拉图式的爱人。

为了未雨绸缪，我决定先以自己的方式来个试探，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我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了，女儿爱上了这个智利人。你能肯定吗？我问她。当然肯定了，她说。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什么也不干，爸爸，我女儿说，在这种事情上，她一点儿都不像我，事实上几乎完全相反。归根结底她像妈妈那样是个实用主义者。不久，我又跟贝拉诺谈了。他像每个月那样如期来到我办公室，给法学院院刊送来一篇诗评，顺便拿他的稿酬。所以，贝拉诺，我让他来到面前时说，我让他坐在一把低椅子里，他已经被我的各种证书的法律重压以及装饰着我那张五十平方英尺的结实的橡木桌子的伟大诗人的银边相框闪亮的重量彻底击溃了。我说，我想你也该来一次飞跃了。他不解地望着我。质的飞跃，我说。我们两个都沉默了片刻，后来我解释了自己的意思。我要他（这是我的希望，我说）由法学院院刊书评人转为我的杂志的定期撰稿作者。我记得他留下的惟一的评论只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哇”字。你最终会明白，我说，这是我肩上的一个重大职责。杂志的声誉日盛一日。撰稿人包括众多著名西班牙和拉美诗人。我想你已经读过了，所以，你应该注意到我们发表过佩佩·德·迪奥、厄内斯蒂纳·布斯卡尔劳和马诺洛·卡西迭戈·希亚雷等人的东西，更不要提我们固定撰稿人团队中的新锐了，如加布里埃尔·卡塔鲁纳，他绝对有希望成为我们都期待的伟大的双语诗人，还有拉斐尔·洛格罗诺，一个非常年轻但很有力量感的诗人，还有伊斯梅尔·塞维利亚，精致而优美，还有埃塞基耶尔·巴伦西亚，既燃烧着炽烈的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知性，能写出最狂热的现代十四行诗的当代西班牙诗人，当然，最后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我们诗歌评论的两位斗士，几乎从来都那么冷酷无情的本尼·奥尔格西拉斯，以及奥托诺马大学的教授、1950年代诗歌的研究专家托尼·梅利拉。他们全都是人物，我最后总结说，我以他们为荣，他们的名字注定要在我国（你们称之为祖国）文学功勋之列闪光，这个国家向你张开了双臂，你将跟他们一道工作。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我们凝视了对方一会儿，或者毋宁说主要是我凝视着他，从他脸上搜索着能透露出思想活动的蛛丝马迹，贝拉诺看着我的那些照片，我的艺术品，我的证书，我的绘画，我收藏的手铐和脚镣，这些镣铐大多数是1940年以前的东西（这一藏品经常激起客户的兴趣和轻微的恐惧感，我的法律界同仁则拿它们开些无聊的玩笑或者说三道四，前来拜访我的诗人们则欣赏备至），打量着几本放在办公室、精心挑选的著作的书脊，大多是19世纪西班牙爱情小说的初版。我说过，他的目光从我的藏品上溜过去，像只高度紧张的小耗子。你觉得怎么样？我大声问。这时他看着我，我忽然觉得我的问话像落在休耕多年的土壤上了。贝拉诺问我打算给他多少钱。我看着他没有回答。这个一心想发迹的人已经在计算他的进项了。他望着我，等着我回答。我看着他，面上毫无表情。他结结巴巴地问报酬是不是跟法学院的院刊一样。我叹了口气。“应对那些确定能够为你服务的人有所要求。”他凝视的目光完全像一只惊恐的耗子。我不付稿酬，我说。只有那些最伟大的人，声名显赫的人，具有影响力的人才会有稿酬。目前，只能给你布置些书评来写写。这时他摇了摇头，好像在背诵似的说：“公民们，首先要获得金钱，其次是道德。”完了，他说他会考虑的，然后就走了。他关上门后，我用双手捂住脸，保持这个动作待了会儿，想了想。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伤害他。

仿佛在沉睡，仿佛在做梦，仿佛重新发现了真正的自我：我成了一个巨人。醒来后我步行到女儿家，准备来场父女间的长谈。我跟她可能已经有些时日没有交谈过了，没有倾听过她的害怕、她的关心、她的疑虑。“父亲的小惩对大错误是足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普罗文萨大街一家不错的饭店共进晚餐，但我们只谈文学，我心中的那个巨人开始完全遵照我的期望代我行事了：它气质优雅，舒泰开心，善解人意，满怀憧憬，热爱生活。第二天我去看小女儿，带她上拉弗洛雷斯塔大街一个朋友家里。这个巨人开车时小心翼翼，不时妙语连珠。分别时女儿在我脸颊上吻了吻。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在内心，在我头脑燃烧的救生筏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新态度取得疗效了。“人往往死于自己缺乏生存意志上。”我爱女儿们，但我知道我濒临失去她们的边缘。我想，也许她们孤独的时间太久了，跟妈妈一起度过的时间太久了，那个沉溺于肉体放纵的水性杨花的女人，现在这个巨人需要现形，说明他还活着，在惦念着她们，就是这样。我恼火（也许只是遗憾）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没有早点来做。这段时间，这个巨人的出现不仅仅是帮我改善了跟女儿们的和睦关系。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日常在公司跟客户打交道时也有了显著变化：这个巨人不再害怕任何东西，他大胆无畏，顷刻间就能冒出意想不到的策略，他可以闭着眼毫不畏惧地在棘手的法律难题中驰骋，没有丝毫犹豫。更不要说跟文人们打交道了。这一切全仰仗那个巨人，我意识到这点时感到由衷地喜悦，它崇高、庄严、声若洪钟，肯定和否定永远都那么明确，它是生命之泉。

我不再窥探女儿和她那个倒霉的情人了。“能恨，则恨，否则，爱之。”而且我的权威全部分量在贝拉诺那儿颓然卸却。我又平心静气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

现在我又开始琢磨那些自己本该写出来却没有去写的诗歌，这让我立刻既想笑又想哭。不过，当时我并没有一个劲儿地琢磨自己能写出来的那些诗歌：我就那么写着，或者我认为我就那么写着。那段时间我还出了一本书：我找到一家那年头很有头脸的出版社出了我的书。当然，费用全由我自己掏了。出版社只负责印刷和发行。“一个人有多忠心，主要看他有多少钱。”那个巨人并不担心钱。相反，他赚钱飞快，又大肆挥霍，他无畏无惧又毫不羞耻地操纵着金钱，摆出巨人应有的派头。

说到钱，我自然有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记忆像雨中的醉汉或者雨中的病人般刻骨铭心。有一度我的钱成为别人开玩笑和嘲弄的对象，我知道。“银子没有金子贵重，金子没有道德贵重。”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在杂志运营之初，我那些年轻的合作者都嘲笑我的钱的来历。据说，你用从奸商、贪污公款者、毒品贩子、杀害妇女儿童的刽子手、洗钱者、腐败的政客那里得来的钱给诗人付稿酬。我从不屈尊理睬这些诽谤。“过多的谣言是因为人们无法否认它。”总得有人要为杀人犯、诈骗犯、想离婚但不想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妻子的人辩护，总得有人出来为他们辩护啊。我的公司就是为这些人提供辩护的，这个巨人为他们免除罪责，给他们一个公道的价格。这就叫民主，你们这些傻瓜，我告诉他们，你们该到明白的时候了。无论为好还是为坏。我没有用赚来的钱去买游艇，而是办了份杂志。可我知道这笔钱让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某些年轻诗人感到良心不安，我要有闲暇工夫，我会悄无声息地走到他们后面，用指尖轻轻戳一下他们的脊背，我的手指甲修得完美无比（现在不行了，因为我的指甲已经参差不齐），在他们的耳边轻声说：“没有臭味。”这笔钱的味道不难闻。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便池里挣的子儿味道不难闻。在扎拉戈扎的厕所里挣的钱不难闻。在比尔堡的阴沟里挣的钱不难闻。就算有味道，那也是钱的味道。它们散发的是巨人拿自己的钱经营自己梦寐以求的事业的味道。到时候那些年轻诗人终将懂得这个道理并点头称许的，纵然不完全赞同我的话，纵然不理解我刻意要咚咚咚地敲进他们小小的榆木脑袋里的精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训诫的每个细节和标题。如果谁不明白，我对此表示怀疑，等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了的时候，等他们闻到刚刚印出的纸页散发出新鲜的味道的时候，等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或者目录里的时候，他们自会明白。那时他们才会略微品尝到一点金钱的真正滋味：就像权力，就像一个巨人优雅的风度。那时玩笑就会减少，他们都成熟长大了，就会追随我。

除了阿图罗·贝拉诺，所有的人都会追随我，他不追随我是出于那个自己莫可名状的简单原因。“神强烈报复那些追赶骄傲的人。”那些曾经追随我的人都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或者巩固已经开始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阿图罗·贝拉诺是例外，他把自己埋藏在一个万物都已发臭的世界，一个万物都散发着屎尿、腐烂、贫穷和疾病的臭味的世界，一个臭得令人窒息和麻木的世界，在那里惟一不发臭的就是我女儿的肉体。我都不想动根指头去结束他们那有悖自然的关系，但我会等待时机。有一天我发现（不要问怎么发现的，我忘了），连我的女儿，我美丽的大女儿，身上都开始散发出那个倒霉的卡斯特罗维德营地前门卫的味道。她的嘴巴开始有味儿了。那股味道已经渗透进那个可怜的营地前门卫住的公寓的墙壁。我的女儿，我不许任何人质疑她的健康状况，开始频频刷牙：起床后刷，上午刷，午饭后刷，下午四点钟刷，七点钟刷，晚饭后刷，上床前刷，但还是摆脱不掉那股味道，无法清除或者掩藏那个门卫散发出的味道，或者嗅着像个被逼到绝境的动物发出的味道，我女儿还在刷牙的间隙用李施德林漱口水来洗牙，但那股味道仍然顽固不去。那股味道消失片刻后又会其不意地出现：凌晨四点钟，在那个门卫的破烂大床上，当他在睡梦中转向我女儿操她的时候。这是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味道，在他的耐心和老练手法之下碎散出来，那是金钱的味道，那是诗歌的味道，甚至可能是爱情的味道。

我可怜的女儿。那是我的智齿在作怪，她说。我可怜的女儿。那是我长出的最后一颗智齿。这才是我嘴里有股味道的原因，面对那个营地门卫日益强烈的冷漠，她常常这样来给自己开脱。她的智齿！“他从不说那是自然的情况，而说是另一种智慧。”一天，我请她吃晚饭。只请你一个，我说，尽管那时她跟贝拉诺几乎不见面了，但我还是讲得很开：只请你一个，宝贝。我们一直散步到凌晨三点。我聊到巨人正在照亮的那条道路，那条通向真正的文学的道路。她说到自己的智齿，说到那颗正在长出的智齿在舌尖上积淀出的崭新的语言。不久，在一次文学聚会上，貌似无意而且好像是顺便，我女儿说她跟贝拉诺彻底决裂了，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她不能忍受看到把贝拉诺纳入杂志杰出评论家团队后带给他的诱人前景。“真相的获得并不是依靠时间累积的智慧。”

宝贝太天真了！那一刻我多想告诉她，贝拉诺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这个团队，只要翻翻最新的十期杂志就一目了然。但我什么也没说。那个巨人拥抱了她，原谅了她。生活还要继续。“时间飞逝，日日夜夜。”于连·索雷尔已经死了。

大约在那段时间，阿图罗·贝拉诺永远走出我们的生活几个月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又一次听到卡斯特罗维德营地的那个深穴的嘴里传出的吼叫声。“愤怒总是被自身左右”，如塞内加所说。我醒来时浑身瑟瑟发抖。我记得那是凌晨四点，我没有继续睡，而是从书房找来皮奥·巴罗亚那篇叫《深穴》的小说，完全不知为什么要读这篇小说。太阳出来之前我已经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得很慢，还笼罩在睡眠的迷雾中，第二遍读得极快，又重温了某些让我茅塞顿开和不太理解的片段。我眼里满含泪水，试着读第三遍，但极度的疲惫向巨人袭来，我坐在书房的椅子里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是早上九点，全身的骨头疼痛不已，我至少缩了十英寸。我冲了个澡，抓起皮奥的书，就去了办公室。这里，“未经过艰苦之努力便未能成就人生之伟大。”处理了几件急事后，我传令不许任何人打扰我，然后再次沉浸到《深穴》的孤独之中。我读完后闭上眼，想到了人的恐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爬下去救那个男孩呢？我问自己。为什么连他的祖父都害怕呢？我质疑。如果他们认为孩子已经死了，为什么没有人下去寻找孩子的尸体呢？我问。真是该死！后来我合上书，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般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了，倒在沙发上紧紧地蜷成一团，让自己的律师之泪、诗人之泪、巨人之泪一下子倾泻而出，混着炽烈的浊流倾泻而出，我没有因此而镇定下来，反而把自己推向那个深穴之嘴，那个大张着的裂缝的边缘，那条裂缝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虽然我已泪水涟涟（好像给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纱布），我把这道裂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与我的心绪并不相投——与一张没有牙的嘴，一张满是牙的嘴，一种凝固的微笑，一个少女张开的阴门，一只从大地深处探望着我的眼睛，联系起来。那只眼睛，从某种黑暗的意义上而言，显得天真无邪，因为我知道，它觉得没人看得见自己，只要它也看不见任何人——这当然很荒谬，因为不可避免：它那样不停地注视时，巨人们或者像我这样的前巨人们也在看着它。我不知道那样躺了有多久。后来我起身走进卫生间洗了把脸，通知我的秘书取消当天的所有会客安排。

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仿佛生活在一场梦中，我一如既往，无论做什么都完美到位，但我已经不再沉溺于自我了，相反开始喜欢从旁观的立场审视自己，“考量自己”，怜悯自己，用最严厉的语言批评自己，嘲笑自己荒谬的循规蹈矩、做派和空洞的言辞，我知道这些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实际的意义。

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从前的那些雄心壮志何其徒劳，那些雄心壮志曾经推着法律的金色迷宫以及我所建立的一切，沿着文学的悬崖边缘旋舞。“有时，眼泪拥有语言的重量。”我觉得阿图罗·贝拉诺在见到我的刹那间就看出了：我是一个可怕的诗人。

至少爱情方面还很正常，我是说还能提起兴致，但差不多已经品尝不到性的滋味了：我不想看着自己做爱，我不想看着自己在当时结识的哪个女人无助的肉体上操动（可怜无辜的人啊！）。我很快就摆脱了她。我慢慢开始更喜欢在酒吧或者通宵夜总会里捡来、让我心旌摇荡的陌生人和女孩，最初至少想借此无耻地炫耀我那个年迈巨人的权力。有时，对不起这样说，心想如果这样的人是我女儿多好啊。我不止一次在虚拟的情景中让这一愿望变成现实，我为此痛苦至极，有时真想跑出去号叫、跳跃，尽管出于对邻居的尊重，我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无论如何，“爱不喜无用之物”，我跟许多女人睡过觉，让她们开心（我曾经把这种礼物献给年轻的诗人们，现在开始送给那些轻浮放荡的女孩了），而她们的开心又会延缓我不开心的到来，每当要睡觉和做梦，或者梦见自己在做梦，梦见从加利西亚的某个地方的某个洞穴的肚子里传出的哭喊声，我就开始不开心了，而梦中的加利西亚本身就像一头野兽的肚子，这头野兽在燃烧的天空下痛苦地张着一个巨大的绿嘴，而天空是遍地焦土的世界的天空，世界是被永远不会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烧焦了的世界，有时还会梦到那匹狼在加利西亚被杀了，有时它的殉难背景又在巴斯克的乡下，在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甚至安达鲁西亚！我记得，梦中我来到巴塞罗那避难，那是一个文明的城市，可是即便在巴塞罗那，那匹狼仍然哀号不已，疯狂折腾，天空已被撕裂，一切都难以恢复正常。

谁在折磨着我？

我不休地问自己。

当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或者陌生的扶椅里时，谁让那匹狼日夜号叫？

“我们遭遇到的不可预料之事总是多于希望之事。”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是那个巨人。

有一度，我尝试就寝时不必睡着。只闭上一只眼睛。偷偷地溜进梦眠的后街。可是任凭如何努力，我还是被带到那个洞穴的唇边，“没有人想要自甘堕落”，然后站在那儿听着：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发出的鼾声，顺着微风从街上飘进来的遥远的噪声，来自过去的沉闷的响声，那些吓坏了的营员们毫无意义的说辞，那些围着洞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们的脚步声，那些宣告营地来了援救力量的声音，一个母亲的哭泣声（有时它竟变成我母亲的哭声），我女儿含混不清的言语，那个门卫下去搜寻男孩时像断头台的刀刃般落下的岩石的声音。

一天，我决定去寻找贝拉诺。我是为了自己才去找他的，为了自己的健康。1980年代，他的祖国大陆经历的灾难性的十年，仿佛不留一丝痕迹地把他吞没了。那个正确时代或者民族的诗人们，那些也许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或者该干什么的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到我杂志的办公室来，但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名字已经淹没无闻。“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时已经我宽恕了他和我女儿的事，我在安普尔丹打听一个地址，别人责备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的房子。在某个绝望到极点的夜晚，我甚至给卡斯特罗维德营地打了电话。这家营地已经关闭。

过了些时日，我想我已经学会跟那个疯狂巨人以及夜复一夜从洞穴里传来的嚎叫声和平相处。在我的社交生活中（我参与了些许，得感谢那些放荡女孩），在杂志的发展过程中，在因为我是一个加利西亚移民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总是给予我某种官方荣誉时，我力求平心静气，如果不是平心静气，那就是心不在焉。“你不喜欢的国家，你便不会把自己交给他。”在跟诗人们打交道并且得到同行认可的过程中，我力求平心静气。可我最终没有找到这种境界。相反，我找到的是孤独和敌意。我找到的是那些脆弱焦躁的女人，她们想得到天鹅绒手套般的待遇（而且都已经五十开外了！），我找到的是来自卡斯特罗维德营地的职员，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盯着我，面对那桩无法挽救的事件时恐惧万分的加利西亚人，他们只会让我更想哭，我找到的是加入这场冲突的新杂志，它们的存在让我的杂志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我在寻找心灵的宁静，可是却没找到。

那时，我想，皮奥的小说我已烂熟于胸，“对书本亦应有所节制”，可我还是一无所悟。表面上看我的生活好像一如既往还在平庸的现实世界里打发着，但我知道我已步入毁灭之地。

我终于染上一种致命的疾病，并且停止了工作。在为了重新赢得已经丧失的身份进行最后的搏击时，我想确保让他们把巴塞罗那城市奖颁发给我。“多关注名誉，少关注品性。”了解我健康状况的人以为我这是想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获得死后才会得到的承认，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艰难的使命。我只想本色地而不想听着深穴边的动静死去，加泰罗尼亚人只懂得对他们路子的东西。

我立了份遗嘱。我把自己的世俗财产分给了家里的女人和两个我深爱的放荡女孩，这笔财产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巨大。我不愿想像女儿们发现自己必须与两个街头女郎分享我的金钱时脸上露出的那副表情。“一如吸食毒品。”然后，我坐在黑洞洞的办公室里，看着柔弱的肉体和坚强的思想从我面前经过，仿佛出现在一幅立体画中，仿佛彼此厌恶着对方的丈夫和妻子，我又看见坚强的肉体和柔弱的思想手拉手经过，这是另外一对夫妇，我看见他们在一个很像城堡公园（尽管有时它更像丘塞佩·加里鲍尔迪广场附近的加尼科洛公园）的园子里漫步，很疲惫但仍然坚持不懈，迈着癌症病人或者前列腺患者的步子，衣冠楚楚，身上笼罩着可怕的尊严的光环，坚强肉体和柔弱思想从右走向左，柔弱肉体和坚强思想从左走向右，每次交叉而过时他们会互相打招呼，但并不停下来，打招呼是出于礼貌或者别的时候散步时认识了的缘故，那种相识可能很浅淡，可是我想：天哪，聊吧，聊吧，彼此说话吧，对话是打开任何大门的钥匙，“话如泉涌一般”，可是柔弱思想和坚强思想只是点点头，也许他们的配偶只是用眼皮鞠个躬（眼皮是不会鞠躬的，托尼·梅利拉有一天告诉我，但他完全错了，眼皮当然会鞠躬，眼皮还会下跪呢），骄傲得像母狗，柔弱肉体和强壮肉体，一起沉入命运的严峻考验，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这样讲完全不知所云，但是温柔得像在山腰失踪的母狗。

后来我住进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再后来又转到纽约的一家诊所，一天晚上，我内心深处加利西亚人的劣根性油然而起，我拔掉各种管子，穿好衣服，踏上罗马去旅行，在那里住进我朋友克劳迪奥·帕勒默·里兹医生工作（他利用自己有限的业余时间写诗）的英伦医院，经过数不清的化验和侮辱（跟在巴塞罗那和纽约的遭遇一样），诊断结果是我只有几天日子可活了。“谁挖洞，谁便栽进去。”

于是我就到这儿了，再没有力量返回巴塞罗那，也没有勇气永远地离开医院，尽管每天晚上我都穿戴整齐出去，在罗马的月光下散步，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见识时很欣赏的月光，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那时我天真地以为这月光很开心、永远不会迷茫，而今天我只能用阵阵歇斯底里的怀疑回忆了。我的脚步引领着我，坚定有力，沿着克劳迪娅街走到罗马竞技场，然后沿着黄金宫大街走到梅塞纳特街，然后向左转，经过博塔街，沿着特雷安诺浴场继续走去，就在这里我步入了地狱。“走向了毁灭。”这时我听到好像从那个深穴的嘴里放出的类似阵阵狂风的嚎叫声，上帝保佑，我努力理解其中蕴藏的语言含义，但一无所获，任凭我如何努力。有一天，我跟克劳迪奥谈起这事儿。医生，我说，每天晚上我出去散步，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你看见什么了？这位诗人医生问。倒没看见什么，全是幻听。那你听见什么了？这位肃穆的西西里后裔问，看上去心情明显释然。嚎叫声，我说。嗯，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和敏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属于正常。稍安勿躁。

无论如何，我没有把自己经历过和想到的一切全告诉这个无动于衷的克劳迪奥。“无知令人盲信，多识引发恐惧。”比如，我没有告诉他家里人还不知道我的健康状况。比如：我没有告诉他我严禁家人来看望我。比如：我没有告诉他绝对有把握自己不会死在他的医院里，会在某天晚上死在特雷安诺公园里，掩藏在灌木丛中。我能拖着身子，我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到我最后栖身、满是树叶的隐蔽之地吗？别人，如罗马的恶棍，罗马的妓女，罗马的精神变态狂，会在燃烧的灌木中掩藏掉我的尸体，湮没他们的犯罪证据吗？无论如何，我知道我不是死在浴室就是公园。我知道这个巨人或者巨人的影子将随着从黄金宫释放出来并在整个罗马弥漫开来的嚎叫声收缩掉，那犹如一团不祥的黑云的嚎叫声，我知道这个巨人会说或者喃喃地嘟囔：救救这个孩子，我知道不会有人听到他的恳求。

诗歌就到此为止吧，这个陪伴我多年的靠不住的恶毒皇后耶洗别[Jezebel，腓尼基的公主和以色列国王亚哈之妻，行为残忍而放荡。]。“闻起来有股燃烧灯油的味道[原文是Olet lucernam，指叙述起来冗长乏味。]。”现在还是讲一两个笑话的好，但此时此刻我只能想到一个，只能想到一个。而且，还是一个加利西亚人的笑话。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一个人行走在森林中。比如我，走进一片像特雷安诺公园或者特雷安诺浴场这种地方，但面积比它们大一百倍，而且不曾遭到过破坏。这个人走进森林去散步，我也走进去散步，从这片森林穿越过去，途中我碰到五万个加利西亚人，他们边走边哭。我站住（一个和蔼的巨人，一个最后一次显得有趣的巨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哭。一个加利西亚人停下说：因为我们太孤独了，我们迷失了方向。

21

丹尼尔·格罗斯曼，坐在阿拉米达的一把条椅上，墨西哥城联邦区，1993年 2月。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我回到墨西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的情况，打听诺尔曼·博尔斯曼的消息，想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父母告诉我，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书，他大量的时间都待在安格尔港附近租的一个地方，那里没有电话，他窝在里面写作、思考。后来我又给其他朋友打了电话。我询问了许多事儿。我常出去吃晚饭。所以我知道他跟克劳迪娅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诺尔曼一个人生活。一天，我在一个画家那里见到克劳迪娅，我们三个人，克劳迪娅、诺尔曼和我，少年时代就认识这个画家。我推算，那时这个画家顶多只有十六岁。那时我们都说他将来会很了不起。晚餐非常可口，正宗的墨西哥菜，我想这是为了给我接风，为了欢迎我长久别离后又回到墨西哥，后来，我和克劳迪娅走到露台上，我们抱怨着主人，打趣着他。克劳迪娅还是那么迷人。还记得这个傻瓜怎么经常发誓说他比帕伦还出色吗？结果比奎瓦斯还差劲！我不知道克劳迪娅此话是否当真，她从来都不喜欢奎瓦斯，但她经常见这位画家，亚伯拉罕·曼苏尔，亚伯拉罕在墨西哥艺术界已经颇有名气，他的画远售美国，但肯定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前途无量的孩子，那个我和克劳迪娅、诺尔曼在70年代的墨西哥城就认识的孩子，想起他来我们都感觉有些微屈尊，因为那时他比我们还小两三岁，那个年代，作为艺术家的化身或者艺术家的领头人，差几年时间是有区别的。总之，克劳迪娅已经不再那样看他了。我也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不指望他有什么大出息了。看他那圆圆胖胖的样子，不就一个墨西哥犹太小矮个嘛，有很多朋友，很多钱罢了。其实，他跟我这个高高瘦瘦的失业犹太人没什么两样，跟美艳夺目的阿根廷后裔、墨西哥犹太人、在墨西哥城一家最大的画廊做公关的克劳迪娅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大睁着眼睛，困锁在一个黑暗的过道口，动也不动，就那么等着而已。当然这样说也许稍嫌夸张了。

那天晚上，至少我没有求全责备或者批评、取笑这位画家，他好心好意邀请我吃晚饭，尽管请我过去纯粹是为了炫耀，席间谈论的全是他在达拉斯或者圣地亚哥举办的画展，听人说这些城市现在差不多已经属于墨西哥了。后来我和克劳迪娅以及她的情人走了，那人是个律师，可能比她大十岁甚至十五岁，离过婚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是一家德国公司驻墨西哥分部的头儿，对一切都显得忧心忡忡的。我忘记克劳迪娅对他的昵称了，不久，他们又分手了。克劳迪娅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故，她的男朋友没一个能维持一年以上的。我们其实很少交流。我们从不说严肃的事儿，从不过问彼此本该过问的事儿。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饭菜，吃得津津有味，这位画家和他的朋友们的部分作品散放在巨穴似的起居室里，我还记得克劳迪娅的笑脸、墨西哥城黑暗的街道，以及回父母家的路程，距离没有我想的那么近，我在父母家一直住到诸事都办妥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去了趟安格尔港。我是乘巴士去的，从墨西哥城坐到瓦哈卡，然后又换另一条巴士路线到安格尔港，终于到那儿时我已很疲惫，浑身疼痛，只想倒在床上好好睡一觉。诺尔曼住在城镇的边缘，在一个叫拉洛马的小区里。那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基底是水泥块，上面是木结构，屋顶铺着瓦，带一个长满枝繁叶茂的九重葛的小院。当然，诺尔曼没想到我会来，但是我们相见时，我感觉他是惟一对我归来觉得很开心的人。自从踏进墨西哥城机场后一直想挥去的那种疏离感，随着巴士不断深入瓦哈卡，在不知不觉间淡化了，我释然地确信自己又回到了墨西哥，而且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可是，我还不清楚如果这些变化真的出现了，是好还是坏，但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如此，在墨西哥更是如此。诺尔曼的款待是那么慷慨，我们在海边泡了五天，在后廊挂在钉子上的吊床的阴凉中看书阅读，吊床一点一点滑落下来，最后我们的脊背都触着地板了，我们喝了很多啤酒，绕着拉洛马一个悬崖林立的地带漫步了很长时间，有时还关进海滨森林边的渔民小屋，盗贼随便一脚踢开道墙就能闯进那种小屋。我们敢说这一脚能踏出一个洞或者让整座小屋轰然倒塌。

那些小屋何其脆弱不堪，尽管我只是此刻才忽然想到这点，它让我老觉得很好笑，倒不是因为不安全或者简陋，而是因为某种隐隐约约的关心和预感，我也许没说太清楚。诺尔曼管这儿叫“度假胜地”，可在我逗留期间，没见一个人影上这儿的海边来游泳。那里的水很硬。白天其他时间我们都用来聊天了，特别是聊政治和国事，我们的角度虽然与众不同，但在我们看来现实似乎同样古怪，聊完后诺尔曼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一篇论尼采的文章，打算在《墨西哥学派》杂志上发表。现在想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怎么交谈。就是说我们很少谈论自己。某天晚上我可能谈到过自己的情况。我可能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在以色列和欧洲的生活，但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着那样聊天。

我在那里待到第六天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出发去墨西哥城。星期一诺尔曼得在大学上课，我得找工作。我们开着诺尔曼的白色雷诺牌小车离开安格尔港，这辆小车只有当他去瓦哈卡时才会使用，因为在墨西哥城，他更喜欢乘公交车四处漫游。我们谈起尼采的《道德谱系》，诺尔曼每次重读都会发现（令他感到沮丧）这位哲学家和很快掌握德国政权的纳粹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点。我们谈论天气，谈论季节，我们谈论我已经疏远但还想用明信片一次又一次保持联系的人，我说会想念他们，而诺尔曼安慰我说我很快就会忘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聊起了克劳迪娅。我只知道我之所以意识到这点，是因为后来我什么也不说开始听他讲了。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自从他开始在大学工作后很快就结束了，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分手的痛苦也没有大家预想的那么严重。你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说是，我知道。他又说从那时起他跟女人的关系就比较冷淡了。说完他笑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大笑的样子。路上看不到一辆车，只有树木、山丘和天空，以及雷诺车从空气中切穿过去的声音。他说他还跟女人睡觉，或者说他还喜欢跟女人睡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很清楚自己在那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都有什么问题啊？我问。多了，很多问题，诺尔曼说。难道兴奋不起来吗？我问。诺尔曼笑了。是吗，硬不起来吗？我说。这只是一种症状，他说，还算不上问题。这等于回答了我的问题，你兴奋不起来。诺尔曼又笑了。他把车窗降下来，风扑吹着他的头发。他的肤色晒得黝黑。他好像还挺开心。我们两个都笑了。有时我确实硬不起来，他说，不过“硬起”这算什么话啊？不，是偶尔硬不起来，但那只是一种症状，有时连症状都不是。有时这不过是个玩笑，他说。我问他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找过任何人，这似乎是个自问自答的问题，诺尔曼说找过，在某种意义上找过，但他和这个女人都想再等等，克制着关系不要发展得太快了，这是一种建立在冰上的关系。这女人是个离了婚的哲学教授，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想像她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没有克劳迪娅漂亮。

后来他又谈起孩子来，一般意义上的孩子，特别是安格尔港的孩子，问我觉得安格尔港的孩子怎么样，其实我丝毫不曾想过我们正抛在身后的这个镇子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时诺尔曼盯着我说：每当想到他们，我就放不下。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老萦绕着我。我想：他最好盯着高速公路而不要看着我，我又想：会出事的。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说：当心点开，我没有说：诺尔曼，然后呢？而是看着风景：树木、云朵、群山、连绵的山丘、回归线，诺尔曼已经在说别的事儿了，克劳迪娅做过一个梦，什么时候？不久前，一天克劳迪娅大清早来电话给他讲这个梦。这说明他们还是挺亲密的朋友。你知道梦见什么了吗？他问。伙计，你为什么要我替你解析这个梦呢？这个梦跟色彩有关，背景是一场战役，一场逐渐平息的战役，怎么解释都可以。但诺尔曼却说：她梦见了我们不曾有过的孩子。去死吧，我说。这就是这个梦的意思。那么照你说，这场逐渐平息的战役就是你们还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了？差不多吧，诺尔曼说，那是一场影子战斗。那颜色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残留物，诺尔曼说，一种劣质的残留物的结晶。

后来我又想起那个画家和他的抽象画，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告诉诺尔曼（我肯定在安格尔港跟他讨论过这个）那个恶心鬼亚伯拉罕·曼苏尔在各种小团体中玩得很开，我也许是想换个话题，也许因为当时只能说这个，刹那间，我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掌握话语主导权的是诺尔曼，我再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小车速度已经超过八十英里，上了沙漠路。你看到过他的画吗？诺尔曼问。看过一点儿，我说。你觉得怎么样？诺尔曼问，好像我们在安格尔港说过的一切都已忘记。还不错，我说。克劳迪娅觉得怎么样呢？她没有跟我说起过自己的想法，我说。我们这样聊了会儿。诺尔曼开始谈起墨西哥绘画、公路状况、大学政治、梦的解析、安格尔港的孩子们、尼采，我隔很长时间才插句单音节词的评论，问一句，想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我只想尽快赶回墨西哥，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踏上瓦哈卡了。

这时诺尔曼说：乌里塞斯·利马。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利马吗？我当然记得，怎么会忘了他呢？诺尔曼说：最近我老想到他，听上去好像乌里塞斯·利马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很清楚利马不过是个短暂的插曲，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恼人的插曲呢。诺尔曼瞥了我一眼，好像在期待着挤一下眼或者会心地看一看他，我却只说了句，看着路面，小心点，因为小车正向左边偏过去，我们已经上了马路牙子，但诺尔曼似乎毫不介意，他猛一打方向盘，又把我们弄到公路中央，继续向前奔驰，我又盯着他说：那时觉得怎么样呢，乌里塞斯·利马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度过的那些日子？诺尔曼说：你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吗？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这个极端正常的诺尔曼。我说：一切都很正常！因为乌里塞斯就是这样的人，而且我们私下都希望他那样呢。诺尔曼不这样想，他跟乌里塞斯不是朋友，只知道他的声名，而我和克劳迪娅，当时我们想将来会成为作家，而且为了属于那个本质上很可怜的团体，本能现实主义者，愿意献出一切。青春就是一场骗局。

这时诺尔曼说：这跟本能现实主义毫无关系，傻蛋，你什么都不明白。我说，好吧，那跟什么有关系？我松了口气，诺尔曼不再盯着我看了，把注意力在公路上集中了片刻，接着又说：跟生活有关系，跟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一切有关系，跟我们可以重新获得的一切有关系。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问。我们失去的啊，诺尔曼说，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重新获得它。要理论起来很容易，但却我打开窗户，让暖风吹拂着头发。树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路边闪过。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想，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行驶速度越来越快，而直线路段并不多，可我并不担心，也许因为诺尔曼开车向来很小心，他还能讲话，还能看着我，还能在置物盒里找香烟点上，甚至不时地向后面瞥一眼，从不把脚从加速器上拿开。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那场游戏，只要我们愿意，我听到他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待过的那些日子吗？当然记得，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来特拉维夫吗？该死的乌里塞斯，我当然知道：因为他爱着克劳迪娅，我说。他疯狂地爱着克劳迪娅，诺尔曼纠正我说，疯狂得他都不知道究竟中了什么魔。他什么混账事儿都不知道，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干吗没去自杀。你错了，诺尔曼说（其实他已经在喊叫了），你错了，你错了，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那么，他是冲克劳迪娅而来，他来找克劳迪娅，我说，这简直太错了。没错，他是为克劳迪娅而来，诺尔曼大笑着说。该死的克劳迪娅，你还记得她有多漂亮吗？当然记得，我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在我们宿舍睡哪儿吗？沙发上，我说。睡在那个混账沙发上！诺尔曼说。那个浪漫爱情的本质所在。门口那块地方。诺尔曼的地盘。这时诺尔曼开始喃喃自语起来，轻微得在公路上呼啸而过的小车制造出的噪声和掠过我的胳膊攀到左脸的风发出的声音的间歇，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弄明白他的话意：有几个晚上，他说，他老想哭。什么？我问。有几个晚上，我起来上卫生间，总是听到他在抽泣。乌里塞斯？是啊，你没有听到过吗？没有，我说，我脑袋一挨枕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多好，诺尔曼说，话虽这么说，可他的口气似乎在暗示我那样挺糟糕，伙计。他为什么哭呢？我问，不知道，诺尔曼说，我从没问过，我正好去卫生间，经过起居室时听到了他的声音，就这样，甚至都不一定在哭，没准只是抽搐，我听到的可能是快感的声音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嗯，多少明白点吧，我说。可是接着他好像又不抽搐了，或者不哭泣了，诺尔曼说。那干吗呢？可能睡着了吧，诺尔曼说，也许那是乌里塞斯梦里发出的声音。他在梦里哭泣？你没有在梦里哭过吗？诺尔曼问。说实话，没有。我说。最初几个晚上，我真有点怕，诺尔曼说，害怕站在起居室，站在黑暗中，听着他的声音。可是，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忽然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问。一切，最关键的东西，诺尔曼说，然后大笑起来。明白乌里塞斯正在梦见的东西吗？不，不，诺尔曼说，小车向前冲去。

真是好蹊跷，这一冲让我想起一个月后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那个奥地利巨人，我问诺尔曼：你还记得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朋友，那个奥地利孩子吗？诺尔曼笑了，说当然记得，但不是那么回事了，乌里塞斯回到特拉维夫时已经变了，或者说还是同一个人，但晚上不再抽泣了，他不哭了，我一直在观察他，我注意到这点了，或许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不再自我放纵了，谁知道。诺尔曼又说：刚开始就那样了，当时他一个人睡在扶椅里。当时那样，后来就不了。当然，肯定是这样，我说。当时他还没有跟那个奥地利人来呢。他什么也没说起过？说什么呢？诺尔曼问。看在他妈的无论什么的分上，什么都可以，我说。这时诺尔曼又笑了，说：乌里塞斯哭泣是因为什么都没个结果，他知道还得重返以色列。遥遥无期的返回？操他妈的遥遥无期的返回！立刻！可是克劳迪娅已经不在以色列生活了，我说。不管克劳迪娅在哪儿生活，在以色列，诺尔曼说，还是在无论哪个混账地方，不管你叫它什么的地方，墨西哥、以色列、法国还是美国、地球，他都不在乎。不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没有，我说，乌里塞斯知道你和克劳迪娅的关系会结束吗？然后他还会再试一试吗？你什么都没明白。我跟这个毫无关系，克劳迪娅也跟这毫无关系。有时连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也与这个没关系。那些眼泪就足够了。我想你说得对，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这时诺尔曼看着我，我敢说他脸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岁时一样，我们在高中认识时的那副表情，那时他还很瘦削，长着鸟儿般的脸蛋，留着长头发，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让你顷刻间就喜欢上他，那是一种今天还在明天就会没有的微笑。就在这时那辆卡车莽撞地向我们冲来，诺尔曼突然转变方向试图躲过它，这时我们就飞起来了。诺尔曼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玻璃飞起来了。最后我们在该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普埃布拉的医院了，父母或者他们的影子在病房对面的墙上移动着。后来克劳迪娅来了，吻了吻我的额头，在床边陪着坐了几个小时，或许别人这样告诉我她坐了几个小时。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诺尔曼死了。又过了一个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常有我不认识的亲戚和已经忘记的朋友来看望。我不觉得烦扰，但还是决定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我在安苏雷斯区租了幢小房子，带卫生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大屋，我渐渐开始绕墨西哥城长途散步。我一瘸一拐，有时还迷路，但步行对我有好处。一天早上，我开始找工作了。本来没这个必要，父母说他们可以养着我，直到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回大学找到诺尔曼的两个朋友谈了谈。他们见到我后好像挺惊讶，说诺尔曼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哲学教授，库奥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我问他们诺尔曼怎么看卡德拉斯。支持他，他们说，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还是支持他的。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寻找的并不是诺尔曼的政治脉络而是别的什么，究竟是别的什么连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我还跟克劳迪娅吃了几次晚饭。我想谈谈诺尔曼，想告诉她我和诺尔曼从安格尔港回来的路上说了些什么，但克劳迪娅说，谈这些东西让她很伤心。不过，她接着说，你住院的时候，不断地复述着和诺尔曼的最后的谈话。我都说什么了？无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会讲的那种话，克劳迪娅说，有时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现场情景，有时又迅速转变话题，让人不知所云。

任凭我如何努力，还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一天晚上，我正睡觉时，诺尔曼出现在我眼前，让我不要紧张，还说他很好。后来，但我拿不准是在梦里还是在尖叫中醒来后，我觉得诺尔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犹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可那该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么呢？幸福的伪装？背后到底有何深意呢？不过是虚妄的姿态？背后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么呢？不久，我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了。一天晚上喝醉后，我想给在巴塞罗那的阿图罗·贝拉诺打个电话。我试打的那个号码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这里没有住着这个名字的人。我跟阿图罗的朋友穆勒说起这事，他说阿图罗在意大利了。他在意大利干吗？我问。不知道，穆勒说，工作吧，我想。打完这个电话后我开始在墨西哥城找乌里塞斯·利马。我知道我得找到他，问他诺尔曼在最后的谈话中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说起来简单，真找起来可不容易。

我来回奔波了好几个月，又是乘地铁，又是挤公交，又是给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打电话。我被抢劫了三次。起先，没有人听说过也不想听有关乌里塞斯的任何事儿。我聊过的人中有的说他已经沦为酒鬼和吸毒者了。他已经沦为连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震惊的恶棍。有的人说，他已经结婚了，整天待在家里。有的说他妻子是日本裔或者一个中国家庭的惟一继承人，在墨西哥城拥有众多连锁咖啡店。这些信息全都模糊不清，令人沮丧。

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曾跟乌里塞斯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女人。不是那个中国女人，而是更早的一个。

她很瘦，眼睛十分犀利。我们站在一个角落聊了会儿，她的朋友们都在吸可卡因，她说她有个儿子，但是跟另一个男人生的。乌里塞斯一直待他如父。

待你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大概是吧，她说。对我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对我也像父亲一样。我仔细看着她。我怀疑她是在跟我开玩笑。除了她的眼睛，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助感。

后来她开始聊起毒品，也许她觉得这是惟一有讨论价值的话题，我问她乌里塞斯是不是吸毒上瘾。刚开始没有，她说，只是贩些毒品，但跟我在一起后就开始吸了。我问她乌里塞斯写不写东西。她没有理我，也许不想回答。我又问她是否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乌里塞斯，她说不清楚。他大概已经死了吧，她说。

在这一刻，我才发觉这个女人有病，可能病得相当厉害，我不知道还能跟她说什么，我就想快点离开这儿把她忘了。可我居然跟她待到（或者待在她附近，因为只要有她在那里，无论多久都让人无法忍受）天亮聚会结束了。后来我俩甚至一块儿离开，步行了几个街区，走到最近的地铁站。我们在塔库巴亚上了车。晚间那个时候乘地铁的人个个都好像得了病。她去了一个方向，我去了另一个方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两个小伙子似乎累了，我也累了。恩卡纳西翁·古斯曼后来怎么了？一个小伙子忽然问了这么一句。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问题，但又是惟一能让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的问题。我回答得慢慢腾腾。或许我先用心灵感应的方式作答了，就像一个喝醉了的老人经常干的那样，接着我悍然张开自己的大嘴说：没什么，小伙子们。她没怎么样，跟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或者我甚至曼努埃尔一样，没怎么样。生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遗弃在我们想停留或者它方便丢弃的地方，然后就忘掉了我们，这本来也很正常。恩卡纳西翁结婚了。她太漂亮了，很难以一个老处女终了一生。一天下午，她出现在我们邂逅的咖啡店，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时，我们都吃了一惊。也许这种邀请只是开个玩笑，她过来其实只是为了炫耀。当然，我们都祝贺了，说太棒了，恩卡纳西翁，太让人惊喜和意外了，后来我们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不过也许我们中有一两个去了。恩卡纳西翁的婚礼对塞萨雷亚有什么影响？我想是消极的吧，虽然你永远搞不清对塞萨雷亚来说事情究竟有多糟，但她不高兴，肯定跟这个有关。我们没有发觉，可当时一切都不可挽回地滑向悬崖的边缘。也许这样说太过了。那时我们都开始走下坡路了。没人想再攀回去，也许除了曼努埃尔，他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攀登，但此外没有第二人了。该死的生活是很苦涩的，不是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我想是吧，阿马德奥。后来我又想起帕布里托·莱斯卡诺，不久他也结婚了，我参加了他的婚礼（那是一种市民仪式），我想起了新娘的父亲举办的那场盛宴，在一家会所举办的豪华宴请，这个会所已经不存在了，就在贝伦拱门附近，在德里西亚斯大街上，我想，盛宴前后都有婚礼乐手的表演和致辞，我看见帕布里托的前额被汗水浸得闪闪发亮，他朗诵了一首献给新娘和新娘全家的赞美诗，从那时起这个家就像自己的家，他开始朗读前先看了看我和我旁边的塞萨雷亚，朝我们眨眨眼，好像在说别担心，朋友们，你们永远是我的秘密之家，或许是我这样想，尽管我可能想错了。帕布里托的婚礼举办后没几天，塞萨雷亚就永远离开墨西哥城了。一天下午我们走出一家电影院时在路上不期而遇，其实这纯属巧合，不是吗？我出来时一个人，塞萨雷亚也是一个人，我们步行了一段路，聊了会儿电影。什么电影？我忘了，小伙子们，要是卓别林的东西的话也许会记得更清楚些，但确实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都喜欢这部影片，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还记得电影院在阿拉米达的对过，塞萨雷亚和我先是步行穿过阿拉米达，然后向城中心走去，我记得不知什么时候我问起她的生活来，她说就要离开墨西哥城了。后来我们又谈到帕布里托的婚礼，谈话中又引出恩卡纳西翁。塞萨雷亚参加过她的婚礼，我问她怎么样，说说吧，她说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就说了这些。而且，跟所有的婚礼一样也很伤感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不，塞萨雷亚说，我这样告诉两个小伙子，婚礼并不让人觉得伤感，阿马德奥，她说，婚礼都是很幸福的。可说实话我就对谈论塞萨雷亚的情况感兴趣，恩卡纳西翁就免了吧。杂志怎么样了？我问。本能现实主义怎么样了？我问到这个时她笑了。我还记得她的笑声，小伙子们，我说，当时夜幕已经降临墨西哥城，塞萨雷亚笑得像个鬼魂，就像她后来变成的失踪者，那笑声让我的心脏都惊悸了，这笑声让我就想快点逃离她，同时又让我明白了，丝毫不必怀疑，我无处可逃。后来我又想起问她打算上哪儿去。我以为她可能不愿意讲，塞萨雷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可她居然告诉我了：去索诺拉，她本来就来自那片大地，她说了出来，就像别人告诉你几点了或者说早上好那样自然。可是，为什么去那里呢，塞萨雷亚？我问，你没想过，如果你现在走了，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吗？你想过索诺拉是一片不毛之地吗？你去那里干什么啊？我问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小伙子们，一个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时就会问这种问题。我们一边走着，塞萨雷亚一边望着我，说她在这里一无所有。你疯了吗？我说。你糊涂了吗，塞萨雷亚？你在这里有工作，有朋友，曼努埃尔特别欣赏你，我也很欣赏你，吉尔曼和阿克莱斯也很欣赏你，没有了你，将军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一个尖锐主义者，肉体和灵魂都是。你可以帮助我们建造尖锐城，塞萨雷亚，我说。这时她笑了，好像我在讲一个精彩但她已经听说过的笑话，她说一个星期前就辞了工作，无论如何她从来都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不是尖锐主义者。我也是，我说或者大叫着，我们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更像本能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尖锐主义者，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尖锐主义和本能现实主义不过是把我们领向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的两副面具。领向哪里？她问。领向现代化，塞萨雷亚，我说，领向该死的现代化。这时，就在这时，我问她辞去“我的将军”的工作是否属实。她说当然是真的了。他怎么说的？我问。他几乎疯了，塞萨雷亚大笑着说。然后呢？就这些了，他不相信我是当真的，但如果他认为我还会回来，他最好是坐着恭候，因为要不然他会很累的。可怜的人，我说。塞萨雷亚笑了。你在索诺拉有亲戚吗？我问，没有，我想没有吧，她说。那你怎么办？我说。找份工作，找地方住下，塞萨雷亚说。就是这样了？我问。这就是命运给你准备好的一切吗？塞萨雷亚，我亲爱的？我说，不过我也许没有说亲爱的，我可能只是这样想了。塞萨雷亚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迅速一瞥，她说找个地方住下，找个地方工作，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命运。说实话，你挺保守的，阿马德奥，她说（但说得很怜惜）。我们继续那样聊了会儿。我们好像在争辩，但并没有争什么。我们好像在互相责备，但没有责备什么。忽然，就在我们走到从此要永远分开的那条街上时，我试着想了想塞萨雷亚在索诺拉的情景，但想像不出来。我看见了那片沙漠，或者看见了当时我想像中的沙漠，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小伙子们，我说，我只是在电影或者电视里看见过沙漠，但从未去过那里，感谢上帝，我看见沙漠中一个点在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缎带移动，这个点就是塞萨雷亚，这条缎带就是一条通向一个无名城市或者镇子的公路，接着，我像一只忧伤的秃鹰般猛扑下去，把自己病态的想像力落在一块岩石上，我看见塞萨雷亚继续行走着，但已经跟我熟悉的塞萨雷亚不是一个人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在索诺拉沙漠的阳光下穿着黑衣的肥胖的印第安女人，我说了或者试图说再见，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本能现实主义者之母，可是出口的却是一句可怜的咕哝声，衷心祝福你好，亲爱的塞萨雷亚，我试图说，代表帕布里托和曼努埃尔，代表阿克莱斯和无动于衷的李斯特，代表恩卡纳西翁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但出口的却是一阵咯咯声，好像我突然得了心脏病，当然苍天不容如此，或者得了哮喘病，后来我又看到了塞萨雷亚，走在我旁边，依然那么踏实自信、毅然决然、勇敢无畏，我说：塞萨雷亚，好好想想，别犯傻，留心你的脚下，她笑着说：阿马德奥，我知道自己在干吗，然后我们又聊起政治，塞萨雷亚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已经越来越淡，好像政治和她都已疯狂，她在这个话题上常有逗人之见，比如会说，墨西哥革命将在第22世纪再次出现，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安抚作用的胡说八道，是吧？我们还谈了文学、诗歌，墨西哥城最近的新闻，文学沙龙里的流言蜚语，谈到萨尔瓦多·诺沃正在写的东西，谈到斗牛士和政客、合唱团女孩的报道，我们在这些话题上机智地保持着意见上的一致，谁也不想细究，或者不想费劲细究。后来塞萨雷亚站住了，好像忽然记起把什么重要的事儿忘了，她一言不发，望着地面或者那时的过路行人，但却视而不见，眉宇紧蹙，小伙子们，我说，这时她盯着我，起先也视而不见，后来才把神儿回到我身上，她笑着说再见了，阿马德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活生生的人。也许很洒脱。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22

苏珊娜·普伊赫，约塞普·塔拉德尔拉斯大街，卡莱尔拉海滨，加泰罗尼亚，1994年6月。

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已经好久没跟他说过话了。他说你可以去什么什么海滩，在什么什么日子，在什么什么时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问。你必须要去那儿，你必须得去，他说。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说。拜托，我真希望你能去那儿，他说，又重复了一遍那个海滩的名字、日期和时间。你就不能上我家里来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儿谈谈。我不想谈，他说，我再也不想谈了，一切都结束了，再谈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他说。我很想把电话挂了，但还是没挂。我刚吃过晚饭，正在看电视上放的一部电影，是法国片，记不清片名了，忘了导演或者演员是谁，只记得是讲一个歌手的故事，一个有点歇斯底里的女孩，我想，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倒霉的家伙。我像往常那样调低音量，跟他说话时目光依然盯着电视：房间、窗户、电影里出现的人脸，这些事物的出现完全没有道理。桌子已经清理干净，沙发上放了本书，那是晚上等我厌倦了电影上床后打算开始读的一本小说。你要过来吗？他问。为什么过来啊？我说，其实我心里在想着别的事儿，想着那个歌手何其顽固，想着她的眼泪，抑制不住涌出的眼泪、愤恨的眼泪，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讲得通。因为一个人心怀愤恨是很难哭出来的，很难厌恶让你哭泣的那个人的。这样你就可以见到我啊，他说。最后时刻，最后一次，他还继续坚持着。你在听吗？我问。有那么片刻我以为他挂了电话。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相信他使的是公用电话，完全能想像得出，是用他住的镇子的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的一部电话打的，从我这里去那儿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坐小车只需十五分钟，不知怎么那天晚上我想起距离问题来了，但他应该没有挂掉，因为我能听到小车的声音，除非我没有把家里全部窗户都关严，听到的是自己住的那条街上的噪声。你在吗？我说。在听着，他说，你过来吗？这简直太痛苦了！如果我们不想谈什么，你要我过去干吗啊？如果我们彼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让我过去干吗啊？我还真不知道，他说，我可能疯了吧。我也想到这个了只是没说出口。你看到儿子了吗？看到了，他说。他怎么样啊？挺好，他说，长得很英俊，一天比一天大了。你的前妻呢？也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搬回去一起住呢？别问这样白痴的问题，他说。我的意思是就算当做朋友嘛，她也可以稍微照顾点你。这话好像逗得他感觉挺好玩，我听到他笑出声了，他说妻子（没有说前妻，而是说妻子）现在过得不错，他不想坏了人家的事儿。你还挺体贴人的，我说。她这个人伤透了我的心，他说。太多愁善感了！太敏感了！当然这个故事我已了然于心。

第三天晚上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求我直接往他动脉里打一针安乃近，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往动脉里打一针”，不是静脉注射，这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有所不同，当然，我给他打了，立刻就打，打完后就睡觉，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说话的时间一晚比一晚长，就这样他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那故事挺伤感的，并不是因为故事本身，而是他讲故事的那种方式。我忘记他在医院住了多久，也许十天或者十二天，没错，我记得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有时我们会痴情地盯着对方，超越了一般病人和护士应有的规矩，但也顶多如此。我那时刚好跟一个实习医师结束了某种关系（其实我觉得那连约会都谈不上），可以说情绪正对头，然而还是什么也没发生。那是他出院十五天后，有一次该我值班，我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他又在那里了。我想我可经了世面！我悄无声息地向床铺走去，居高临下仔细看了看。没错，是他。我查了下病历：他得的是胰腺炎，但医护人员却没有给他插胃管。我又回到那个房间（旁边床上那人肝硬化快不行了，需要持续护理）时，他睁开眼睛打了声招呼。你好，苏珊娜，他说。他伸出手。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握他的手，而是俯身在他脸颊上吻了吻。第二天早晨，另外那个人死了，我又回去了，这时他已经一个人用那间病房。那天晚上我们做爱了。他仍然有点虚弱，还在输液，而且胰腺还疼着，我们还是做了，可是，后来，我开始觉得我太粗心大意了，几乎是犯罪的大意。说实话，我在医院从来没感到如此开心过，至少自从我干这份工作以来，而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开心，什么也无法跟我们做爱时的那种开心相比。当然，我早知道他结婚了，而且有个儿子（他第一次住院时就亲口告诉过我了），尽管我从未听说他妻子来医院探访过，但是另外那个故事他大体上已经告诉过我了，那个“伤透了他的心”的故事，那个乏味俗气的故事，可他已经忘了。

别的任何人（更有经验，更现实）都知道我们不会长久，顶多维持到他出院前这段时间，可我的期望很高，根本不考虑那些障碍。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跟一个大我很多（十六岁）的男人上了床，其实，我毫不介意，我还喜欢这样呢，他在床上表现得很温柔，很文雅，有时却狂野得像彻底疯掉了似的，我不介意说出来。但随着时光流逝，那个医院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淡漠，他好像更加心神不安，回来看我的间隔越来越长。我说过，他跟我一样住在一个海滨小镇，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坐小车只需十五分钟，有时他晚上到我住处来，待到第二天早晨才走，因为他不喜欢来我这里，有时我开着车径直从自己家门前过去，直接开到他住的小镇，那更像一次探访狮穴之旅。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知道。他住在镇子中心的一幢楼里，后墙紧挨着一家电影院，所以，如果上映一部恐怖片或者电影的声音很响时，你都能听得见喊叫声和厨房里传来的很大的回音，特别是如果这部电影你已经看过，你多少知道点情节，他们是不是抓到了凶手，好不容易才会盼到结束。

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后屋里便沉入深深的寂静中，好像整幢楼忽然陷到一口矿井里，只不过这口井是液体的，一个地下水世界，因为很快我就开始联想到鱼，那些扁扁的、瞎了眼的深海鱼。再者，他的房间完全是一场灾难：地板肮脏不堪，起居室被一张巨大的铺着纸张的桌子给占满了，连放椅子的空间都没有，就是这样。卫生间更恐怖（所有单身男人的卫生间都这样子吗？我希望不是），没有洗衣机，床单质地粗劣，毛巾也一样，厨房的抹布，他的衣服，基本上没有一件不令人恐怖的，想想那时我们都开始约会了，如果我们真的有在约会的话，我告诉他把脏衣服带到我家来，我扔进洗衣机洗好了，我有一台很不错的洗衣机，他也不听，说自己用手洗，有一次我们爬上屋顶，他住在二楼，这幢楼惟一的另一家住户就是一楼的房东，三楼没人住，可是，有那么几个晚上，我们做爱（或者操逼，其实这样说更像）时我听到了响动声，好像三楼有人在移动椅子或者床铺，或者从门口走到窗口，这个人从不打开窗户，一定是风，谁都知道老房子里经常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在冬夜里吱吱作响，总之我们爬上房顶，他让我看了看洗涤槽，一个伤痕累累的水泥洗涤槽，好像什么人，以前的房客在某个下午的绝望中朝它砸了一锤，他说他就是在这儿洗衣服的，当然是用手了，他不需要洗衣机，后来我们站在那里望了会儿镇上人家的屋顶，这个古老小镇的屋顶总给人一种既危险但又好看的感觉，海水、海鸥、教堂的钟塔，一切都呈淡淡的褐色或者黄色，像明亮的大地或者闪耀的沙地。后来，自不必说，我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你不能去爱一个不爱你的人，你不能完全为了性才跟一个人好。我告诉他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了，他也没反对。好像他早知道会这样结束。但我们还是朋友，有时，晚上我感到孤独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开上车去找他。我们共进晚餐，然后做爱，但我不会在他住处过夜的。后来我又认识了别人，也没太认真，后来也结束了。

我们争执过一回。为什么？忘了。跟嫉妒没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就不嫉妒。他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去找他。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我告诉他，该到长大的时候了，应该好自为之，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患有胆管硬化，肝脏指数非常高，溃疡性结肠炎，刚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牙齿还不时地疼痛！）他应该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他还年轻，应该忘了那个“伤透他的心”的女人，应该买一台洗衣机。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工夫写了那封信，后来又撕了，然后开始哭起来。没多会儿我就接到了他最后那个电话。

你想见到我但不想跟我谈谈是吗？我问。没错，他说，没错，我们不用谈，我只想知道你在附近，但我们也可以不见面。你疯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很简单。但也不是很简单。长话短说，他就想让我看到他。你不想看到我吗？我问，不，我没法看到你，我都精心策划好了，你可以把车停在加油站的弯道那里，停在马路牙子上面，你从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你不用从车里出来。你打算自杀吗，阿图罗？我问。我听到他笑了。不会自杀，至少现在不会，他说。你都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买好了一张去非洲的机票。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非洲，非洲的哪儿啊？我问。坦桑尼亚，他说，我已经打过所有疫苗了。你要去那里吗？他问，这简直不知所云，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明白啊！他说。可我不懂，傻蛋，我说。你只要把车停在过了加油站后的第一个拐弯处等着就可以了。要等多久？我不知道，五分钟吧，他说。你到了，我自会告诉你，只用五分钟。然后呢？我说。然后再等十分钟，然后就可以走了。就这样。那非洲是怎么回事？我说。非洲是以后的事儿，他说（声音听上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尖细，带点冷嘲热讽的意味，但毫无发神经的迹象），那是将来的事儿。将来？美好的将来。你打算去那里干吗？我问。他的回答依然含含糊糊。事情、任务、惯例，我想他说了这些吧，或者类似的话。我挂上电话后不知道什么最让我困惑不解，是他的邀请呢还是宣称即将离开西班牙。

约定见面的那天我按他的指示照办了。上了那条公路，把车停到马路边上，在那儿整个海湾的风景差不多可以尽收眼底，海滩并不太大，每年夏天当地的裸体主义者便齐聚这里。我左侧是一片连绵的小山丘和峭壁，不时会看到有房子拔地而起，我右边是铁路，还有点灌木，然后，走过地上一道陡坡就到海滩了。那天天色灰蒙，我到那儿时看不见一个人。海湾的一头是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酒吧，那是一幢涂成蓝色的小木屋，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另一头，岩石遮住若干更小的海湾，公众的目光更难看到，夏天大多数裸体主义者聚集在那里。我比指定到达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我不想从车里出来。但是等了十分钟，抽了两支烟后，觉得在里面快要窒息了，这样说绝不夸张。我打开车门出来，一辆小车停在那家酒吧前面。我仔细观察着那辆小车：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此人留着长长的直发，应该比较年轻，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但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走到酒吧后面便消失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紧张。我又回到车里然后关上门。我严肃地考虑要离开时，又一辆小车在酒吧门口停住。一男一女下了车。看到第一辆小车后，那个男子把手放到嘴边大喊或者吹着口哨，我不知道是哪种，因为正在这时，一辆卡车驶过去，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那一男一女等了会儿后向海滩上一条小土路走去。过了片刻先到的那个男子从我看不见的酒吧后面出来，朝那两个男女走去。他们可能互相认识，因为握了握手，那个女的吻了下先到的那个男子。后来，第二个到的男子用手指着海滩的某个地方，那个动作给我的感觉是来得极其缓慢。又有两个男子从岩石中冒出向酒吧走去，他们沿着海浪吞没线走来。虽然离得很远，我还是认出其中一个是阿图罗，不知为什么，我以最快的迅速从车里出来，也许还想着亲自走到海滩上，但马上发现抵达那儿得穿过一个地下人行通道，绕一个大圈子才行，而且等我到那儿后他们可能早走了。于是我就待在车边观察着。阿图罗和他的朋友走到海滩中间后站住。从车里出来的两个男子向他们走去，阿图罗的朋友把一个包裹撂在地上然后打开。他站起来往后一退。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近包裹，从里面取出什么，又往后一退。接着阿图罗走近包裹，照前一个人的样子取出自己的家伙。这时阿图罗和先来的那个男子手里各自握拿着一把很长的东西。第二个来的男子向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过去说了句什么。第一个男子点点头，第二个男子让开一点，但有些生气了，因为他向海水方向走去，一波海浪淹过他的鞋子，他跳了一下，好像被食人鱼咬到了般，接着迅速朝相反方向后退。第一个男子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好像很客气地跟阿图罗说着什么，阿图罗活动着左脚，仿佛在听着，似乎要确认什么，一张脸或者几个数字，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把鞋尖扎在湿湿的沙地里。阿图罗的朋友向岩石方向后退了几尺。那个女的站起来向第二个来的男子走去，他正坐在沙地上清理靴子。沙滩中间只剩下阿图罗和第一个来的男子。后来他们举起手里拿的东西击打对方。第一眼瞥去我以为那是拐杖，后来我忍不住笑了，原来阿图罗就让我来看这个：这场恶作剧，古怪的恶作剧，但肯定是在恶作剧。可我又疑窦丛生。如果手里拿的家伙不是拐杖呢？如果是剑会怎么样呢？

吉列姆·皮纳，加斯帕尔·普赫尔大街，安德拉特克斯，马洛卡岛，1994年 6月。

我们是1977年认识的。现在已过去很长时间了。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时我经常每天早上买两份报纸和几本杂志。我无所不读。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我们经常见面，一般都是在我的地盘。我想我只去过一次他住的地方。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由我付钱。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巴塞罗那有了许多改变。建筑没有改观，但巴塞罗那变了许多。那时我每天都要画画，不像如今，但那时有着太多的派对，太多的聚会，太多的朋友。生活让人兴奋不已。那时，人人在办杂志，我喜欢这点。我在巴黎、纽约、维也纳、伦敦，举办过几次展览。阿图罗有时会消失好长一段时间。他喜欢我的杂志。我送过他一些过期的，我也送过他一幅画。我送他的那幅画是加过框装裱了的，我知道他没钱去装裱。什么画儿？我始终没有完成的一幅油画的草稿：《另一个阿维尼翁少女》。我经常遇到对我作品感兴趣的商人。那段时间我临摹了三幅皮卡比亚的东西。非常漂亮。我卖了两幅，给自己留了一幅。从临摹伪作中我看到了依稀光明，但它毕竟是一线之光，这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笔钱后我买了幅康定斯基的画，还有几件贫穷派艺术的作品，也许同样是外国人的。有时我会搭飞机飞到马洛卡岛。我常去安德拉特克斯看望父母，长时间地在乡下散步。有时我只是看看父亲，他也画画，他带上画布和画夹出去时，我的脑子里会涌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比如大海深处的死鱼或者濒临死亡边缘的鱼。接着我又会想些别的事儿。那时，我在帕尔曼有个画室。我把画搬来搬去。我常常把它们从父母家带到那个画室，然后又从画室带到父母家。后来我厌倦了，就飞回巴塞罗那。阿图罗经常来我家里洗澡。他住的地方显然不能洗澡，他经常用我在卡多纳广场附近莫里奈尔街上那幢屋子里的淋浴室。

我们经常交谈，但从不争论。我给他看我的画，他就说太奇妙了，我很喜欢，诸如此类的话。这样说我总觉得有压力。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还是觉得有压力。后来，他就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我就做些茶水、咖啡，或者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想，我也许做对了，也许意识到了什么。视觉艺术最终是不可理解的。或者说太难以理解了，乃至没有任何人，首先是我本人，会接受显而易见的解读。那时，阿图罗有时也跟我的一个女朋友睡觉。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是朋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介绍过她们，但不知道这人是我的一个女友。他们过段时间就睡一次，比如一个月一次。我觉得这挺好玩。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很天真。我的朋友住在德尼亚大街，离我住处不远，我有一把她房间的钥匙，有时我早上八点去那里，找些上课要用而忘了带的东西，我会发现阿图罗躺在床上或者做早餐。他看着我，那样子像在问自己这女孩是他的朋友还是女朋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早上好，阿图罗，我说，有时我强忍着不要笑出来。我也在跟别的朋友睡，但我跟她睡的时间要比阿图罗跟她睡的久。麻烦。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麻烦，但那时巴塞罗那的生活很美妙，而麻烦也是惊奇的代名词。

后来就开始觉醒了。我在大学教书，在那儿过得很不如意。我不想用理论术语阐释自己的作品。我在教课，我的同事们好像分成两个截然分明的派系：骗子（平庸者和恶棍）以及那些不仅教学而且经常在工作以外的艺术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的人，且不论其好坏。忽然我发现自己两个派系都不属于，我就辞职了。我开始在一所高中教书。那简直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就像从上尉降到中尉？也许吧。说不定降到了下士呢。但我没什么上尉、中尉、下士的感觉，反而觉得就是一个掏阴沟的、铲垃圾的、一个从自己的集体走失或者分开了的倒班工人。现在回想起来，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还真有点严峻、残忍的味道，来得突然又无法挽救，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我碰到一个百万富翁，买下了我的作品以及我那本因为遭到冷落和自身的无趣而死亡的杂志，我又办了其他杂志，还举办过不少展览。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语言比现实更真实。其实，某一天，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我只剩下皮卡比亚的假画，那是我惟一的指南，惟一握在手中的东西。有些没工作的人会指责我不懂得珍惜幸福，虽然我什么都有过。我可以指责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一个杀人犯可以指责自杀者的绝望或者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某一天，这一切全结束了，我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我不再买那么多杂志和报纸了。我不再举办展览。我开始在高中教美术，怀着谦卑和严肃的态度，甚至（我不想把它说得多么了不起）怀着某种幽默感。阿图罗很久以前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不知道阿图罗消失的原因。一天他对我朋友气急败坏地发了一通脾气，因为发现她是别人的女朋友，或者因为他跟我的其他朋友睡了，她说了些诸如你这个白痴，你看不出吉列姆的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吗之类的话，介于神秘和透明之间的床头话。我不知道，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知道他走了，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这显然不是我的初衷。我试图拢住自己的朋友们。我尽量对人和气友好，尽量不要从喜剧陡然走向悲剧。生活自会有很多妙招。但是，有一天，阿图罗还是消失了。好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说：猜猜今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我要这样说就好了：阿图罗·贝拉诺。如果我马上猜对的话可能会很好玩，可我却说了别人的名字，然后就放弃不猜了。她说出阿图罗时我仍然很开心。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啊？很多年了，多得最好别算了，不要回忆了，但我还是记住了，一下子就说出口。于是一天阿图罗就上我朋友家了，她给我打来电话，我过去看了他。我匆匆忙忙就去了，我几乎是跑着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起来了，反正就跑起来了。当时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了，天气很冷，到那儿后我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现在已经四十多岁的家伙，我向他走去时感觉就像《走下楼梯的裸女》，然而我没有任何楼梯可下，不是我想像的那样。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一天，他来到我的画室。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幅摆在至少有七十平方英尺的画布旁边的小油画。阿图罗看着这幅小画和大画问我画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我问。尸骨罐。他说。其实是尸骨罐。那时，我几乎不画画了，从未展示过自己的作品。那些跟我在一起时还是上尉的人现在都成了中校或者上校，还有一个，我亲爱的米格尔里托，甚至都到了将军或者元帅的头衔。另外一些人或者因艾滋病，或者因毒品，或者因肝硬化死了，或者只是因为迷茫而放弃了。我还是个掏阴沟的。我知道这本身可以有好多种解释，大多数都很荒谬。可我的情况一点都不荒谬。我有理由感到开心，我一直都很忙碌，我不断地观察着万事万物，我观察自己在观察着万物，我读书，我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产量不大。也许这很重要。另一方面，阿图罗的产量却很大。有一次我走出洗衣房时碰到他。他正要上我家来。你在干吗？他问。你这不看见了吗，我说，我放了几件衣服要洗。你家里没有洗衣机吗？他问。五年前就坏了，我说。那天下午阿图罗走进我们的院子看了半天我的洗衣机。我做好茶水（这时的我几乎戒酒了）然后看着他检查洗衣机。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以为他会修好。好像还不见得，但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最后，我的洗衣机还是依旧坏着。我又给他讲了我遭遇的一起事故。考虑告诉他是因为我看见他眼睛老瞄着我的伤疤。那次事故出在马洛卡岛。是场车祸。我差点失去了双臂和下巴。我身体其他部位都只擦破了点皮。这起事故挺离奇，你不觉得吗？很离奇，阿图罗说。他告诉我，他也住过院，两年里住过六次。在哪个国家？我问他。就在这儿，他说，在希伯伦谷，再以前是在格罗纳的约塞普·特鲁埃塔。那你干吗不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来看你啊。噢，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他问我是否沮丧过。没有，我说，有时我感觉像《走下楼梯的裸女》，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但沿着比如帕塞奥·德·格拉西亚大街散步时感觉却没那么好，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有一天，在他最后一次消失前不久，他上我家来说：有人打算写一篇有关我的书的坏评论。我给他倒了杯菊花茶，什么也没说，我想，别人有故事要讲的时候，无论伤感的还是快乐的，最恰当的反应莫过于沉默了。可是他也不说话，我们那样默默地坐了会儿，他盯着茶或者浮在茶上的柠檬片，我在抽着杜卡多斯牌香烟。我想我是为数不多还在抽这个牌子香烟的人，我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中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连阿图罗现在都抽上棕褐色的烟草了。过了会儿，完全是为了想讲点什么，我说：你今晚打算住在巴塞罗那吗？他摇摇头。他在巴塞罗那过夜时就住在我朋友家（分房睡，虽然这么说很俗气），不会住我这儿。但是，我们还会一起共进晚餐，有时三个人开着我朋友的车去兜风。总之，我问他是否在巴塞罗那过夜时，他说不了，得回到自己住的海边小镇去，去那里坐火车不到一个小时。接着我们又不说话了，我开始想是什么不好的评论，怎么琢磨都搞不清他的心思，我索性也不去想了。我就那么等着，像《走下楼梯的裸女》那样，跟人们想的恰恰相反，而这正是激发某种特别的批评反响的原因。

有一阵子，我只听到阿图罗喝茶时发出的声音，从街上传来的闷钝的声音，电梯上来下去了几次的声音。忽然，当我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听不见时，我听到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一个评论家要糟践他。这实在没什么关系，我说。这是一场危险的交易。有关系，他说。以前这种事儿对你来说这绝对没什么关系，我说。现在对我有关系了，他说，我大概越来越中产阶级化了吧。他说自己上一本书跟这本新书有相似之处，都可归入不可破译的游戏范畴。我读过他的那本书，挺喜欢，我不知道他的新书是讲什么的，所以我无话可说。我只好问：有什么相似之处啊？游戏，吉列姆，他说。游戏。那个混账《走下楼梯的裸女》，你的那些皮卡比亚的混账伪作，全是游戏而已。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我问。事情就是，他说，那个评论家，一个叫伊内基·埃切瓦内的家伙是个大骗子。他是个很差劲的评论家吗？我说，不，他是个不错的评论家，他说，至少不是一个差劲评论家，可他是个操蛋骗子。你怎么知道他要评论你那本还没上市的新作呢？因为，前天，他说，我去出版社了，他跟公关部的头儿打电话索要我的最新小说。就因为这个吗？我说。我正好坐在那儿，公关部头儿的对面，她说，你好，伊内基，真巧，阿图罗·贝拉诺正好就在我对面坐着，那个杂种伊内基什么也不说了。他应该说什么？至少打个招呼，阿图罗说，因为他什么也不说，你就认定他打算整你？我问。再说了，他就是整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没关系！你瞧，阿图罗说，伊内基最近在跟奥雷里奥·巴卡，那个西班牙文人里的加图在打笔战，你知道加图吗？我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但知道这个人，我说。就是因为伊内基写了篇巴卡一个朋友的著作的评论。我不知道评论是否公正。我没读过那本书。我只是确确切切地知道这个小说家让巴卡出面捍卫他。巴卡对那个评论家的攻击简直会让人痛哭流涕。可我没有任何自以为是的强人来捍卫，一个都没有，所以伊内基可以对我为所欲为。连巴卡也不会捍卫我，因为我在自己的书里嘲笑了他，不是马上就出来的那本而是上一本书，不过我怀疑他读过这本书没有。你嘲笑了巴卡？我只是轻微地嘲笑了他一下，阿图罗说，但我怀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注意到了这点。我不屑认巴卡为大师，我承认，我觉得连我都忽视了让朋友忧心忡忡的那段话。没错，阿图罗说。行啊，就让伊内基攻击你好了，我说。谁会在乎？这种事儿没什么要紧的。你认识的人都会知道的。我们都是快死之人了，想想来世吧。可伊内基一定是想从别人身上获得快感。阿图罗说。他真有那么邪恶吗？我问。不，不，他很好，阿图罗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这没关系，跟肌肉锻炼有关，阿图罗说。大脑肌肉？我问。某种肌肉吧，我就要成为他跟巴卡进行第二或者第八回合格斗时训练用的沙袋了，阿图罗说。我明白了，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战斗啊，我说。那你怎么办呢？没什么，我就当沙袋好了，阿图罗说。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想着各自的心事，这时电梯又开始上来下去，发出的声音挺像我们没有见面这些年的声音。我打算举行一场决斗向他挑战，阿图罗终于说。你想做我的陪同吗？这才是他要说的意思。我感觉好像什么人朝我胳膊上打了一针。先是针刺，然后液体没有进入动脉而是进入肌肉了，一股冰凉的液体让我不寒而栗。这个建议简直是疯了，而且毫无道理。你不能因为一件别人还没有做的事儿就向人家挑战啊，我想。但接着我又想生活（或者生活的幽灵）从来都冲着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向我们挑战，有时甚至冲着我们想都没有想过要做的事儿向我们挑战。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很快我却想到也许来世《走下楼梯的裸女》或者《大玻璃》真的存在或者将会存在。后来我又想：如果这篇评论不错该怎么办呢？如果伊内基喜欢阿图罗的小说该怎么办呢？组织一场决斗向他挑战，那岂不太不公平而且没有必要了吗？

各种问题逐渐纷至沓来涌向头脑，但我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凡事都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讨论了武器的选择。我建议用充了红色颜料的气球。或者来一场夸张的墨西哥大草帽之战。阿图罗坚持要用匕首。流了第一滴血就停战怎么样？我提议。阿图罗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但内心深处可能大大地松了口气。后来我们开始去找匕首。

我本来打算到一家旅游商店去买，这家店从托雷多产的小刀到日本武士刀什么都卖，但我们必须要说明刀剑的用途，我朋友说她故去的父亲留下两把剑，于是我们又去看了那剑，是一对真家伙。擦得锃亮之后，我们决定就用它们了。后来我们又开始找理想的地方。我建议放在城堡公园，在半夜时分举行，但阿图罗更倾向于去裸体主义者聚集的海滩，位于巴塞罗那和他住的小镇的途中。后来我们搞到伊内基的电话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这不是开玩笑。阿图罗跟他讲了足有三遍。最后伊内基同意了，让我们告诉他日期和时间。决斗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圣波尔海滨的一家快餐店吃了饭。炸乌贼和虾。我的朋友（她就陪我们到这分上不打算出席决斗）、阿图罗和我。我得说，这顿饭吃得略微有些沉闷，席间阿图罗掏出一张飞机票给我们看。我以为是去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在某种意义上阿图罗要告别加泰罗尼亚和欧洲了。但这张票却是去达累斯萨拉姆的，中途在罗马和开罗停留。后来我觉得我的朋友已经彻底疯了，如果评论家伊内基朝他脑袋上给一剑还杀不死他的话，他也会被非洲的黑蚁和红蚁给吃了。

豪梅·普拉内利斯，萨拉姆博酒吧，托尔里豪斯大街，巴塞罗那，1994年6月。

一天早上，我的朋友兼同事伊内基·埃切瓦内打电话来，说他需要有个人陪同参加一场决斗。我还有点宿醉未醒，起先没弄明白伊内基在说什么，而且他几乎从不给我打电话，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点儿上。他解释完后我以为在开玩笑，我经常跟他在一起，人们总是拿我开玩笑，但我从不介意，伊内基有些怪怪的，虽然有点怪但却很有魅力，是那种女人们真的觉得相貌英俊而男士觉得为人不错的男人，不过稍微有些强势，大家都暗暗地很钦佩他。前不久，他跟马德里伟大的小说家奥雷里奥·巴卡结上了仇怨，虽然巴卡雷霆万钧、呼风唤雨，肆无忌惮地辱骂他，伊内基还是从这种充满敌意的交锋中毫发未损地脱颖而出了，甚至可以说他被巴卡带出了名。

好玩的是伊内基并没有批评过巴卡，而是批评了巴卡的一个朋友，所以你可以想像如果他追随这位大人物会是什么情景。据我所知，巴卡是一个师法乌纳穆诺的作家，当代绝无仅有，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发表演讲，充满了廉价的道德化的东西，属于典型的说教色彩浓郁、怒气冲冲的西班牙式演讲，而伊内基也是那种典型的挑衅型、鲁莽的不顾一切的评论家，喜欢树敌，习惯跳着脚叫骂。他们的冲突是个时间问题。或者说至少巴卡不得不与伊内基冲突，打电话约他，朝他腕子上来一掌什么的。私底下，他们都栖息在我们称之为左派的那个日益式微的幽灵出没之地。

所以，当伊内基向我说到决斗时，我以为他真在开玩笑。即便巴卡的激情彻底脱缰而出也未必如此汪洋恣肆，居然作家亲自出马以如此闹剧的方式来伸张正义。可伊内基说这事与此无关。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但他说这次情况不同，他必须接受这场挑战（他会提到《走下楼梯的裸女》吗？毕加索遇到这种事儿时会怎么办呢？）我应该跟他说定了，到底陪不陪他去，他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因为决斗就在那天下午举行。

除了答应我还能说什么，我当然会去，告诉我时间地点吧，可是，伊内基挂了电话后我开始想，这样干也许是把自己搅进这堆严肃的狗屎堆里了，我想，我生活多么美好幸福，我像任何正常人那样喜欢不时地开个不错的玩笑，只要不太过分，如此一来也许自寻烦恼踏上了永远难以圆满收场的混乱之旅。关键是，我开始思来想去（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不该也不会这样做），得出的结论是，这事儿从一开始就太离奇了，伊内基居然打电话让我做他决斗的陪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只是在同一家报社工作，偶尔在贾迪内托或者萨拉姆博或者莱伊尔街上的那家酒吧碰个面，我们实在算不上大家所谓的那种朋友。

离决斗还有几个小时了，我给伊内基打电话看能否跟他同去，可是却没人接，显然，他跟我打完电话就直接出门了，去撰写最后那篇文章还是上最近的那家教堂了，我不知道，确认联系不上他后，我给吉玛·莫尼斯特罗尔打了个电话，那感觉就像我头脑中的一盏灯熄灭了，如果有个女人陪着我，事情不至于变得太丑陋，当然我没有把实情告诉吉玛。我说，吉玛，宝贝，我需要你帮个忙，伊内基·埃切瓦内和我要去见个人，我们需要你陪我们一起去，吉玛说什么时候，我说就现在，宝贝，吉玛说好吧，到科尔特·英格莱斯接我，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挂了电话后想跟两三个朋友联系一下，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过度紧张，但谁也不接电话。

五点三十分时我看见吉玛抽着烟站在乌基诺纳和鲍奥·克拉里斯广场的一个角落等着，我开着车来了一个漂亮大胆的掉头动作，把这位大胆的记者接到副手座上。几百个司机冲我们按喇叭时我都能从反光镜里看见一个警察威胁性的身影，我踩了下油门，我们开始向A-19方向开去，朝马雷斯梅方向开去。当然，吉玛问了，我把伊内基藏在哪儿了（此人对女人有一种奇妙的感染力，必须得承认），我只好告诉她，伊内基在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酒吧等着我们，在圣波尔海滨之外，在一个小海湾附近，春夏季节那里就成了裸体泳场。余下的那段路程花了不到二十分钟（我的标致牌小车像闪电般飞驰着），我一路上焦躁不安，听着吉玛讲的各种故事，找不出恰当的时机告诉她我们去马雷斯梅的真正原因。

好像还嫌不够背运，我们又在圣波尔迷了路。据当地人说，我们得走通往卡莱尔拉的那条路，但行驶四分之一英里后在加油站左转，仿佛在朝山区开去，然后再右转，穿过一条隧道——什么隧道呢？——再出来回到一条海滨路上，那儿矗立着一个叫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的酒吧，显得孤单而荒凉。我和吉玛讨论争吵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该死的酒吧。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晚了，我闪念想到伊内基不会来了，可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那辆红色萨博汽车，事实上我看到的全部东西就是他的那辆红色萨博，停在一片沙地和灌木上，接着又看到了那幢荒凉的屋子、酒吧肮脏的窗户。我把车停在伊内基的车旁，按了几声喇叭。我和吉玛一声不吭，决定待在标致里。很快我们就看见伊内基从酒吧的另一面绕了过来。他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责备我来晚了，他看见吉玛时好像也没有生气。我问他的对手在哪里，伊内基笑着耸耸肩。后来我们三个向海滩走去。吉玛听了我们来这儿的原因（伊内基向她作了解释，讲得清楚又很客观，三言两语，处理了我始终没做成的一件事儿），她好像比刚才还要兴奋，刹那间我确信最终一切都会很顺利。我们三个人大笑了好一阵。沙滩上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没来，我听吉玛说，我觉得她的口气听上去有一丝小小的失望。

有两个人从海滩北头的岩石中冒出。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我最近的一次打架斗殴是在十一二岁。从那时起我就尽量避免暴力行为。他们来了，吉玛说。伊内基看看我又看看大海，直到此时我才觉得此情此景有一种令人绝望的荒谬感，而且其荒谬性与我在现场不无关系。那两个从岩石冒出来的人沿着海水边缘向我们走来，他们终于在大约三百英尺远的地方停住，近得我们完全能看清其中一位带着一只包裹，两把剑的尖头向外扎了出来。吉玛最好待在这儿，伊内基说。等我们的这位伙伴抗议完后，我们两个慢慢向那两个疯子走去。你真的要把这场荒唐事进行到底吗？我记得我们在沙地上走过去时我这样问伊内基，那么这场决斗真的要发生而不是做做样子？你选中我当这场疯狂举动的见证者吗？就在此刻我才感觉到或者恍然大悟伊内基挑中我是因为他真正的朋友们（如果他有的话，也许赫尔迪·洛维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算一个）会拒绝无谓地参与这种荒唐事，他很清楚这点，谁都很清楚，除了我这个傻乎乎的家伙，我还想：天哪，这全是巴卡那杂种惹的祸，如果他不攻击伊内基，就不会有这桩事发生，后来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另外那两个人跟前了，他们中的一位问：你们谁是伊内基·埃切瓦内？这时我望着伊内基的脸，忽然担心他会说是我（处在我这样的神经质状态，我想像伊内基可能什么都干得出），但伊内基微笑着，好像很开心，说他就是，这时另外那个人看着我，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吉列姆·皮纳，陪同，我听见自己在说：你好，我是豪梅·普拉内利斯，也是陪同，坦率地说我现在想起来简直要吐了或者笑掉屁股，但当时只觉得肚子里有种刺痛感，浑身发冷，因为天忽然间冷了起来，只有那么几丝夕阳照在海滩上，春天时人们来裸泳的海滩，照在小海湾、岩石水湾，那些隐蔽的海湾只有沿着海岸经过的火车里的旅客才会看到，旅客对这片景色往往都无动于衷，你会觉得充满了民主和平民精神，在加利西亚，同样是这群旅客，会让火车停下来，爬下去把那些裸体主义者的卵蛋给割了，总之，这是我打招呼说你好我是陪同豪梅·普拉内利斯时心里想到的一切。

后来这位吉列姆·皮纳打开带来的包裹，两把剑都带着尖儿，我想锋刃似乎还在微微地闪闪发光呢，钢的？青铜的？铁的？我对剑一窍不通，但还不至于无知到认为那是塑料做的，后来我伸出手用指尖触摸了下锋刃，当然是金属的，我再次看到寒光时把手抽了回去，那缕微弱的寒光，好像活了起来，至少伊内基的朋友们会这样来描述，如果他有那个胆或者正气请他们一块儿来，而且如果他们来的话，我想他们不大可能来。我觉得这纯属巧合，或者无论如何太像巧合了：太阳下到山的那一边，剑光闪闪，最后，直到此刻，我才问（谁？我忘了，皮纳，也许伊内基本人）他们是否当真，是不是非常渴望这场决斗，我还大声警告他们，虽然这声音不是很沉着，说我可不怕麻烦叫警察。后来的情景就模糊了。皮纳用马洛卡语说了句什么。后来他让伊内基挑一把剑。伊内基从容不迫，将每一把都拿在手里掂了掂，先看了一把，然后又看了另外一把，而且同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这辈子除了玩火枪手的游戏外完全无所事事。那两把剑不再寒光闪闪。另外那个家伙，那个表情忧伤的作家（可是这种忧伤冲谁而来，为什么呢？如果那篇该死的冒犯别人的评论都还没有发表的话？）在等着伊内基挑选。天空一片白茫，一团浓雾正从山丘和田野漂向大海。我的记忆有些凌乱。我记得听到吉玛在大叫：上吧，伊内基，说着类似的话。接着，我和皮纳同步往后退去，跟他们拉开一定距离。一波小浪打湿了我的裤腿。我记得我朝下望着自己的软皮鞋，嘴里骂骂咧咧的。我还记得当时有种下流、病态的感觉，因为鞋垫湿了，我走动时发出那种吱吱呀呀的声音。皮纳向岩石方向退去。吉玛站起来向决斗者走过去靠近些。他们的剑开始碰撞起来了。我记得我坐在一个土堆上，脱掉鞋子，用手绢小心地擦掉湿沙，然后又扔掉手绢，望着越来越暗淡的地平线，最后吉玛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个手递给我一个活生生的、湿漉漉的糙硬的东西，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搞清楚自己的手绢又回来了，像个诅咒般回到我身边。

我记得我把手绢放到运动衫的一个口袋里。后来，吉玛说伊内基玩起剑来像个行家，这场格斗从一开始他就占了上风。但我不这样认为。开始时他们势均力敌。伊内基的挥舞显得有些怯怕。他只是在跟对手碰撞剑，而且不断地往后退却，是因为害怕或者在测试对手。相反，他的对手的出击却越来越自信。他还瞅准机会朝伊内基刺了一剑，这是开始决斗以来的第一次，他紧紧握着剑，右脚和右臂往前冲，剑尖几乎挨着伊内基的裤缝了。这时伊内基好像才从这场愚蠢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接着又掉入另一场危险千真万确的梦中。从那一刻起，他的脚步才开始变得更加灵动，动作更加迅捷，不断地往后退却，不是呈直线而是绕着圈儿往后退着，这样我时而看到他的正面，时而看到他的侧身，时而又看到他的后部。别的观众在干吗来着？吉玛坐在我身后的沙地上，不时地为伊内基加油鼓劲。其间，皮纳一直站着，远离剑手们的活动圈，那表情看着仿佛对这种事儿习以为常，同时又好像睡思恹恹。

在理智清醒的刹那间，我坚信大家全疯了。但很快清醒的刹那又被超越清醒的超级刹那所取代（如果我可以这么表述的话），我又想，这一场景不过是我们荒谬生活必然的逻辑结果。它不是惩罚而是新的噱头。它让大家瞥了一眼我们共同人性中的自我。这不是我们毫无价值的负罪感的证据，而是我们奇妙而没有意义的天真的标志。然而肯定不是如此。不是这样。我们是静止的，他们在动着，海滩上的沙子也在动着，不是因为风的缘故，而是他们和我们的举动造成的，我们的举动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过是在观看而已，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噱头，超级清醒的时刻。然后就什么也不是。我的记忆向来平庸，不能胜任记者工作的需要。伊内基攻击一下另外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又攻击一下伊内基，我想没准他们会这样斗上几个钟头，直到手里的剑沉得拿不起才会打住，我取出一支烟，没带火，我找遍所有的衣兜，然后起身向吉玛走去，但又想到她很久以前便戒烟了，戒了有一年或者一万年了。我闪过一念考虑向皮纳借个火，不过那样做似乎有些过分。我坐在吉玛身边看着决斗士们。他们还在做绕圈运动，但速度开始慢下来，我好像觉得他们开始互相搭话了，但海浪的声音把他们说话的声音给淹没了。我对吉玛说，我觉得这完全是场闹剧。你彻底错了，她回答。她说她觉得这样挺浪漫的。那个吉玛，真是个奇怪的女人。我比刚才更想抽烟了。远处，皮纳跟我们一样在沙地上坐着，一绺深蓝色的细烟从他的嘴中吐出。我实在熬不住了。我站起来向他走去。绕了很长一段路，尽量走在决斗者的活动范围之外。一个女人在一座小山丘那儿观察着我们。她斜靠在一辆小车的车头上，双手遮在眼睛上方。我以为她在凝望大海，但接着我发觉她肯定在望着我们。

皮纳一言不发把打火机递给我。我望着他的脸：他正哭着。我本来还想跟他说点什么，可看见他后忽然不想了。我又回到吉玛身边，又看着山顶上那个形单影只的女人，又看着伊内基和他的对手，他们已经不拿剑交手了，只是移动着脚步，目光盯着对方。我在吉玛旁边蹲下时，身体发出沙袋般的响声，我看见伊内基有欠谨慎地或者不顾火枪手电影的告诫那样把剑举得更高一些，我看到对手的剑向他刺来，剑尖距离伊内基的心脏几乎仅有一寸之差，我记得，尽管这不可能，我好像看见伊内基脸色霎时变得苍白，我听到吉玛说了句我的天哪之类的话，我看见皮纳把烟头朝小山方向弹出很远。我看到山头上什么人也没有了，那个女人或者那辆小车也不在了，这时另外那个家伙忽然收回剑尖，伊内基向前跨去，用平平的肩胛骨撞到他身上，我想这是用来报复刚才对手造成的惊怕，吉玛叹了口气，我也叹了口气，向这个邪恶海滩脏乎乎的空气中吐了几个烟圈，这些烟圈还没有来得及飘浮起来，立刻就被风扫掉了，伊内基和他的对手像两个傻孩子般继续斗着。

23

伊内基·埃切瓦内，加迪内托酒吧，格拉纳达·德尔·佩内德斯大街，巴塞罗那，1994年7月。

文学批评与作品一度并驾齐驱，后来批评没落，读者跟了上来。这段旅程或长或短。后来，读者一个一个地死去，作品继续孤独地前行，尽管新的批评和新的读者又沿着作品走过的路慢慢赶来。后来批评也再度，读者也再度死去，作品浑然不觉地走在遍地白骨的羊肠小道上继续它的旅程，走向孤独。靠近作品，尾随其后，是某种死亡的征兆，但新批评和新读者又不知疲倦地无情地谴责作品，而它们又被时间和速度吞没。最终，作品在大千世界的旅程注定要无可挽回地孤独下去。总有一天作品也会死亡，就像万物都必然要死亡和走向终结一样：太阳、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以及人类记忆所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都不能例外。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剧结束。

奥雷里奥·巴卡，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不仅在面对我自己，或者面对镜子，面对死亡来临之时，当然我希望它能慢点到来，而且面对我的孩子和妻子，面对我正在构建的平静生活时，我也会承认：一、在斯大林统治下，我不会在古拉格集中营浪费青春，也不会在脑后挨一枪子儿了却一生；二、在麦卡锡时代我不会丢掉工作也不会在加油站帮人加油；三、但是，在希特勒时代，我可能会选择流亡路线，在佛朗哥统治下，我不曾像许多铁杆民主分子那样，向国家元首或者圣女献制过十四行诗，这一切都是事实。当然，我的勇敢是有限的，然而我愿意忍受的也是有限的。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喜剧结束。

佩雷·奥多内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过去那些年，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经常组织群众抗议，来颠覆这个国家、改造它、放火焚烧它、掀起革命。那时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一般出自殷实人家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他们一旦拿起笔，就排斥或者嘲讽那种地位：写作是为了否定、为了放弃，有时是为了自杀。这意味着要跟自己的家庭对抗。如今，令人空前忧虑的是，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主要来自底层家庭，来自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家庭，他们倾向于把写作当成一种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爬升的工具，作为一种为自己开拓空间但又小心地不踏逾界限的途径。我不是说他们受的教育不够。他们受的教育跟前辈作家一样良好。或许不相上下。我也无意说他们工作不够勤奋。他们比前辈作家还要勤奋！但他们仍然很粗鄙。他们的做派跟商人或者黑帮几乎毫无二致。他们绝不谴责任何事物，或者只谴责容易谴责的事物，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树敌，或者从毫无还手之力的人当中选择敌人。他们会因愤怒和疯狂的逼迫而自杀，但绝不会为了理想而自杀。各种大门一点一点无情地向他们敞开了。于是文学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喜剧结束。

胡里奥·马尔蒂内斯·莫拉莱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对你讲讲我参加图书博览会时诗人们得到的礼遇。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作家。我还为自己赚得了一个评论家的美名。粗略估计，这里有7×3=22个摊位，事实上比这个要多很多。我们能得到的关注有限。但我还是设法在这次博览会的太阳下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抛在后面的都是破车，写作的局限，3×3=9。这已经不容易。落在后面的是A和E，它们从一个我偶尔在梦萦中回去的阳台上吊下来流血过度而亡。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监狱是很微妙的。当然诗歌和监狱从来都是比邻而居。忧郁症是我魅力的源泉。我是在做第七个梦呢，还是真的听到公鸡在博览会的另一头啼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公鸡都是黎明才叫，而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正午时分。我漫步穿过博览会，跟同行们打着招呼，他们跟我一样在梦游。梦游×梦游=文学天堂中的一座监狱。游啊。游啊。诗人的礼遇：我们把这首圣歌听成一种苍白的审判。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盯着展出的书籍在衣兜深处摸索着硬币，希望如同黑夜般渺茫。7×1=8，当我从眼角瞥见那些年轻的读者时心里对自己说，我还看到一个无形的影像犹如一座缓慢的冰山般叠加到他们悠远微笑的小脸上。我们从那个挂着字母A和E的阳台下走过去，它们的血从我们的头顶冲灌而下，彻底污染了我们。然而这个阳台跟我们一样苍白无力，苍白者永远不会攻击苍白者。与此同时，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个阳台开始跟我们一道漫步了。别的地方管这叫吗啡。我看见一个办公室，我看见一台运转的计算机，我看见一条孤独的过道。苍白者×冰山=一条孤独的走廊，这条走廊因我们的恐惧而有了些人气，因为在走廊的博览会市场漫步的人而有了人气，他们不是找什么书而是寻找某种确定性来填补我们确定性的缺失。因此我们在绝望的谷底时刻来阐释生命。兽群。绞刑吏。手术刀在切割肉体。A和E×图书博览会=其他肉体，轻盈若空气，灿烂耀眼，好像昨晚遭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侮辱。死亡似乎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回应，布朗修会说。有31×31=962个充足的理由。昨天我们在本城的祭坛上献出一个年轻的南美作家。当他的血滴到我们的野心的浮雕上时，我想的是自己的书和湮没，最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一个作家，我们一旦功成名就，不应该始终拿着作家的派头。应该看上去像一个银行家，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照管长大的富人的孩子，一个数学教授，一个狱卒。像一棵树。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还在漫步。我们的树木形状×阳台的苍白=我们的胜利走廊。年轻人，又名读者们，怎么可能想不到我们是撒谎者呢？只要看看我们就知道了！欺诈在我们的脸上闪闪发光！可他们就是想不到，我们可以这样背诵而不受任何惩罚：8、5、9、8、4、15、7。我们可以四处徜徉彼此招呼（我，至少跟每个人都打招呼，他们中有司法人员、绞刑吏、慈善家和学生），我们赞美娘娘腔放纵异性恋，赞美阳痿男人的阳刚，赞美绿帽男子的无瑕荣誉。不会有人呻吟着说：一点都不痛苦。只有当我们四肢匍匐着爬向有人在某个神秘时刻以不可理喻的决然给我们点亮的火光时，这里只有我们的夜晚般的寂静。我们都受命运的支配，不受偶然性的丝毫干扰。作家必须像审查员那样，我们的前辈说，要把那些奇思妙想追溯到源头上去。作家必须像报纸的专栏作者那样。作家必须像侏儒那样而且必须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也不必读书，我们的作品就会像悬在虚无中的一个点，一个意义省减到最小的曼陀罗，我们的沉默，我们用在死亡的遥远一端晃荡的一只脚站立的确定性。缤纷的幻觉。缤纷的幻觉。在已经遗失的过去的羊栏中，我们想充当狮子，其实只是去了势的猫。去了势的猫嫁给割了喉的猫。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道密码写成的题目结束。

巴勃罗·德尔·巴尔莱，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跟你讲讲诗人们的礼遇。有一度，我既没有钱，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名：我没有工作，名叫佩德罗·加西亚·费尔南德斯。但我有才华而且人挺和气。我认识了一个女人。我认识很多女人，但我最熟悉的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最好且不提名了，爱上了我。她在邮局工作。每当我的朋友们问起我的女朋友干什么时，我就说她是邮局职员。其实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样我就不用说她是个女邮递员了。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女朋友老早就要出去上班，到下午五点才回家。每当听到门轻轻掩上（她以为我还睡着）发出的细微声音时我就起床，开始写东西。我写的全是阳春白雪的事物。花园、遗失的城堡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疲惫了后我又开始读书。读皮奥·巴罗亚、乌纳穆诺、安东尼奥、曼努埃尔·马查多、阿索林这些人的作品。午饭时就出去上一家大伙都认识我的店里就餐。下午，我又修改自己写的东西。她下班回来后，我们就聊一会儿，可是一个文人和一个女邮递员之间能说些什么呢？我会谈谈我写的东西，我计划要写的东西，一篇曼努埃尔·马查多作品的评论，一首表现神圣精神的诗，一篇从乌纳穆诺的作品中提取出来作为第一句话的随笔：西班牙也伤害了我。她会聊些自己走过的街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要送的信件。她会谈邮票，有些品种还挺稀罕，谈些在漫长的早晨送信过程中碰到的面孔。然后，等我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说再见，然后出去逛马德里的酒吧。有时我会参加一些书会，主要是冲着免费饮料和开胃食品而去，不为别的。我会去美洲之屋，听那些洋洋得意的拉美作家们谈天说地。我会去雅典耀听那些心满意足的西班牙作家聊天。然后我就去见些朋友，聊聊我们的作品或者去拜访某位大师。可是在这样的文学闲聊的时候，我却老能听到女朋友悄悄地四处送信时敏感的鞋子发出的声音，她背着黄袋子或者拖着黄色手推车，这取决于那天她得送多少邮件，听到这声音后我就开始心猿意马了，我的舌头，几秒钟前还那么犀利和灵巧，这时却变得笨拙不堪，我开始陷入沉闷、无助的少言寡语状态，好在其他人，包括那位大师把这当做我喜欢沉思默想、具有哲学气质的证据。有时，在我深夜回家的路上，我会在她上班的附近地区顺便看看，重温一遍她走过的路线，我会模仿她，学她的样子，迅捷地来个士兵和幽灵般的正步走。最后我都觉得自己快要吐了，满脸泪水，靠住一棵树，自问怎么会跟这样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从来不曾想出过任何答案，至少没有想出过我心目中的真正答案。可事实上我没有抛弃她。我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有时，在我写作放松的间歇，我就安慰自己说幸亏她不是个屠夫。她要是个女警察的话我会更高兴，主要因为那会显得更时髦。女警察要比女邮递员略胜一筹。接着我继续写作，不停地写啊写，进入一种愤怒或几近崩溃的状态，慢慢地我开始掌握了这个行当最基本的东西。就这样好多年过去了，期间我全是跟这个女朋友一起度过的。终于，我获得了马德里议会颁发的新声奖，我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拥有了三百万比塞塔并且有了去首都最知名的一家报纸工作的机会。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为我的书写了一篇极尽溢美之词的评论。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我上了两次电视节目，不过我觉得其中一家让我上节目是打算出我的洋相。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长篇了。我抛弃了女朋友。我告诉她我们两个不合适，我不想伤害她，我希望她好，若有任何需要她随时可以来找我。然后我把自己的书全收进纸箱，把衣服放进一只皮箱就走了。我忘了是哪位伟大作家说过，爱情只会青睐赢家。很快我就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在拉巴皮尔斯租了一套公寓，一套我自己付钱的公寓，在这里我不仅快乐而且还多产。我现任女朋友是学英国文学的，也写诗。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在谈论书。她偶尔会冒出一些奇妙的想法。我想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们看到我们时都点头称是。我们用某种方式把乐观主义和前程具体化了，这是一种既现实又深思熟虑的方式。但是，有时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对自己的专栏文章做最后的润色工作或者修改几页小说时，会听到街上传来脚步声，我想几乎可以发誓说，那绝对是女邮递员在错误的时间出来送邮件了。我走到阳台上观望，可不见一个人影，也许会看到回家的醉鬼消失在某个街角。不会有错。街上就是没一个人。可是当我回到办公桌前，又会听到脚步声，我又想到那是个女邮递员出来干活了，想到就算我不会看见，她也不至于选这么一个可怕的时间出来活动。这时我就停下专栏文章或某个章节的写作，试着写一首诗或者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来写日记，但却办不到。那双敏感的鞋子的声音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回荡。你几乎听不到，我知道怎么赶走它：我站起来走进卧室，脱了衣服上了床，在床上寻找女朋友散发着甜美味道的肉体。我来跟她做爱，时而温柔备至时而狂暴激烈，接着我很快就会入睡，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研究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其实，有时倒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地狱。有时什么也梦不着。有时梦见自己去了势，梦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两个小小的睾丸像没有颜色的橄榄般在两腿间长了出来，我既爱怜又害怕地抚弄着，对人秘而不宣。昼日会驱走那些鬼魂。当然这点我对谁都不说。跟女邮递员的关系让我付出了做噩梦和幻听的代价，我不那么敏感就好了，相信不会屡屡想起她。其实有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给她打电话，沿着她行走的路线跟踪她，居然产生了想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念头。有时我很想在她住的小区的某个酒吧跟她见个面，那个小区再也不属于我了，然后问问她的生活近况：是不是有了新的情人，是不是送过从马来西亚或者坦桑尼亚寄来的信，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收到圣诞节奖金。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满足于聆听她越来越微弱的脚步声。我满足于思索宇宙的宏大。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部恐怖片结束。

马科·安东尼奥·帕拉西奥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也讲讲诗人的荣誉。我十七岁时有一股想当作家的炽烈欲望。我悄悄地作着准备。可是我在悄悄准备的时候并没有坐着无所事事地等待，因为我很清楚，我永远不会无所事事就能出人头地。克制和某种迷人的魅力这是让你如愿以偿的关键。克制：每天至少写作六个小时。每天早上创作，下午修改，晚上像瘾君子般贪婪地阅读。魅力或者迷人：登门拜访作家，或者去书会直接找他们，说他们最想听的话。他们绝对想听的话。同时要有耐心，因为这样做不见得屡试不爽。有些恶心鬼会拍拍你的脊背装出跟你素不相识的样子。那里也不乏冷酷、死硬、恶毒的杂种。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你得有足够的耐心，眼观六路。表现甚佳的是那些同性恋们，但是要当心：要懂得适可而止、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否则到头来从某个放荡的老左派男同性恋那里什么都没捞着还惹来一身骚。女人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可能会帮你一把的西班牙女作家大多又老又丑。有时完全不值当。最好的是年过五十的同性恋或者渐入老境的男作家，无论抓住什么人，你一定要把关系跟他们弄近了。一定要在这班人吝惜和怨恨的阴影中培植出一个花园来。你得把他们所有的作品都研究透了。这个效力是不言而喻的。每次谈话的时候必须引上三两句。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引用！想听什么忠告吗？永远不要批评你导师的朋友们。你导师的朋友神圣无比，一句有欠考虑的评论会把所有的前程都断送在中途。想听什么忠告吗？要满怀激情地痛恨外国作家。用你全部的能量去恨他们，特别是美国、法国，或者英国作家。西班牙作家都痛恨用其他语言写作的当代同行。对他们的一番负面评论绝对会让你交到很多朋友。同时要闭紧嘴巴睁大眼睛。给自己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早上写、下午改、晚上读，把别的时间都花在训练交际手腕、秘密活动和提升魅力上。十七岁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二十岁时我已出版了两本书。现在我已二十四岁，有时回顾过去让我感到眼花缭乱。我走得太远了。我已经出版了四本书，我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但是说老实话，我的需求从来就不多，只要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几本书就可以了）。我给马德里一家右翼报纸写每周专栏文章。我现在忙着吹捧、咒骂和痛斥形形色色的政客（当然都限制在一定的度里）。有志写作事业的年轻人视我为追随的楷模。有人说我是进步版的奥雷里奥·巴卡。我不知道。（西班牙同时伤害了我们，但此时我认为它对巴卡的伤害要更严重。）那些年轻人也许是很真诚的，但也可能想让我放松警戒，让我失去把持。如果是这样，我不会让他们的愿望得逞的：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顽强工作，产量仍然很高，还在继续培植朋友。我甚至还不到三十岁，未来正在像玫瑰般绽放，而且还是一朵完美的玫瑰，既芳香又少见。以喜剧开始者将以凯旋的征程结束，你不觉得吗？

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如同一切非常之事，这个故事也从一场梦开始。不到一年前，我经常步行去我们那里最有名望的一家文学咖啡馆，在那里跟各种作家交流我们挚爱的西班牙所面临的种种困局。在司空见惯的喧闹声中，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宣称（不要指望这里会众口同声）尽管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不及其他几本卖得好，但却最有可读性。也许是这样吧。我自己并不关心市场。不过，在赞美的纱窗后面，我却瞥到一线阴影。我经常得到同行的赞美，最年轻的那位甚至视我为伟人——同时他们也以此自勉——可是在吹捧背后我却感觉到了某种莫可名状的东西的气息和日益迫近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一个月后，当时我在机场的登机厅，打算暂别我们可恨的西班牙若干时日，这时三个年轻人向我走来，高大、瘦削、明媚，讳莫如深地告诉我，我的新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说来这有点离奇，但他们绝对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我开始了漫游的旅程。中途在罗马稍事逗留。在免税商店，一个看着饶有兴致的人老盯着我。他叫赫尔曼·昆斯特，是个出公差的奥地利人（我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自称对我最近发表的那本书迷恋不已。他读的是西班牙文版，因为据我所知目前该书还没有被翻译成德语。他要我签个名。他的一番美言让我无话可说。到尼泊尔后，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侍童问我是不是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我说是的，然后正要给他小费，这时小伙子声称是我作品的热烈崇拜者，几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就已经在那本破损不堪的《公牛与天使之间》上签了名，那是西班牙语第八版。准确地说，出版于1986年。不幸发生了一桩憾事，此事无足轻重却未能让我及时询问那位年轻读者借助什么样的命运辗转，让我的这本书到达他的手上。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这个无头人影走到宾馆床铺前对我说：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一本辉煌的杰作将向你打开。可我已经在尼泊尔了啊，我用梦里那种迷迷糊糊的语调回答说。可是圣约翰又重复了一遍：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好像是我的文学代理人。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这个梦给忘得一干二净。在去加德满都山区的路上，我跟一群来自我们备受攻击的西班牙的游客不期而遇。他们认出了我（当然，我是独自一人，在一块石头后面沉思默想），我随即成了问答会的主角，那样子好像我们在电视里做节目似的。我的故国同胞的求知欲极其旺盛、迫切，而且不可遏制。我签了两本书。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后，我又梦见施洗者圣约翰。不过这回情景有了显著不同，一个影子陪着他，一个穿着寿衣的人，无头人说话时它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圣约翰说的基本上还是昨晚的那句训言。他催促我赶紧访问尼泊尔，并许诺会有一本伟大著作的美好奖赏，比最美好的作品更有价值。我在东方漫游期间，这些梦一夜又一夜地反复出现。回到马德里，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几次无法推辞的访谈后，我搬到一个叫欧雷胡埃拉·德·阿甘达的小山村里去住了，怀揣创作一部作品的坚定志向。我又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埃尔南多，兄弟，太让人受不了了，我在梦中这样自言自语，只有在严酷的逆境中磨砺过神经的人才会鼓起这样的精神勇气，我设法让自己迅速醒来。房间沉浸在卡斯蒂利亚夜晚浓郁的寂静中。我打开窗户，呼吸着山里纯净的空气，已经毫不怀恋每天抽两包烟的遥远的过去，不过，刹那间我想我再也不想烟了。我好像再也没有时间可失去了般把所有清醒的时间全用在整理资料、写信、准备文章和演讲稿上了，这是一个成功作家必须付出的乏味劳动，那种嫉妒心很强，抱怨不已，一本书卖不掉一千册的作家是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东西的。接着我跟往常一样上了床，迅速入睡。施洗者圣约翰从一片漆黑中再次现身，如同苏巴朗笔下的绘画，他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他点点头说：我就要走了，埃尔南多，但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看着背景一点点亮起来，好像一阵微风或者天使的呼吸在融开那片迷雾和晦暗，不过应该说，还保留着一丝黎明的丧服色。在这片背景上，在距离我的床有十多尺的一片坚硬的岩层旁边，那个蒙面影子耐心地等待着。你是谁？我问。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我几乎要哭了起来，在沉睡中，在如此阴郁的早晨，我忽然激动不已。但是，我仍然强自镇定，设法把那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你是谁？这时那个影子颤抖起来，或者说身体非常吝啬地动了动，摇落清晨的露水，或许那只是我凝视的双眼感觉到那是在颤抖，其实情况不是这样，颤抖结束后，这个影子开始向我的床边走来，双脚似乎并没有着地，但我能听到石头的声音，石头欢快地体会着脚底踩在它们的脊梁上时发出的鸣唱声，这声音忽然又变成一阵沙沙声和叮当声，随之又是一阵喃喃声和轻语声，仿佛那石头是田野里的草，双脚是空气或者水，接着，我使出莫大的劲头从床上坐起，用一只手肘撑着身子问，你是谁，影子，你想要我干什么，你的披肩后面藏着什么？影子继续在铺着石头和灰烬色鹅卵石的田野上行走过来，直抵我的床边，这时它停住脚步，石头们不再歌唱或叹息或咕咕作响，一阵无边的沉默降临我的房间、山谷和山麓，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勇敢点，埃尔南多，你做过的噩梦不少了，然后我又睁开眼睛。这时那个影子摘掉披肩，或许那只是条围巾，圣母玛丽亚站在我面前了，她的光不再让人目眩神迷，正如我的朋友帕特里西亚·费尔南德斯－加西亚·埃拉苏里斯说的那样，他也有过各种类似的经验，那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光，一种与晨光交融和谐的光。我趁着还没有被惊呆说：您想让您卑贱的仆人做什么呢，夫人？她说：埃尔南多，我的孩子，我想让你写一本书。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不能泄露。但我都写出来了。我开始投入地干起来，打算不惜流血流汗，三个月后我就写出三百五十页的手稿，放在我的编辑的桌上。书名是《新时代与伊比利亚人的梯子》。他们告诉我，今天，这本书卖了一千多本。当然我没有在所有的书上都签名，因为我不是超人。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神秘结束。

佩拉约·巴伦多埃，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吸过毒，抗抑郁病的药都从耳朵里释放出去了，在这个据说不错的图书展会上漫步，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在这里拥有各种各样的读者，还有巴卡，加西亚·莱昂的直接对头，但同样令人敬畏，他也有各种读者，连我的老朋友佩雷·奥多内斯也有一些读者，甚至连我，为什么要绕圈子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连我都占据了若干读者份额，我的读者是那些精疲力竭的人，那些挨鞭打的人，那些头脑中带着小小的锂制炸弹的人，那百忧解药的河流，那埃帕迷尼诺的湖泊，那罗弗诺尔的死海，被德拉基马辛堵塞的深井，我的兄弟姐妹们，那些以吸食我的疯狂来滋养自己疯狂的人们。现在我跟我的护士在一起，但也可能不是护士，而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特殊教育教师，甚至是个律师。总之我跟一个貌似我的护士的女人在一起，或者至少从她给我服那些奇妙的药片、那些在我的头脑中炸开阻止我再干任何疯狂之事的炸弹的敏捷程度，可以得出她是一个护士的结论。她走在我身边，我要转弯时她优雅的身影扫刷着我伸展开来的沉重影子。我的影子似乎羞于在她的影子旁边流动，可是你再瞧的时候它又极其开心。我的影子就像第三个千禧年的瑜伽熊，她的影子就像希帕蒂娅的弟子。在那一刻，我挺高兴能来这儿，高兴极了，因为我的护士喜欢看到这么多书汇聚在一起，而且喜欢跟所谓西班牙诗歌或者西班牙文学界这个最著名的疯子并肩散步。这时我发现自己喜欢莫名其妙地大笑，或者轻轻地哼唱。她问我为什么要笑，为什么会唱，我就告诉她，我笑是因为整个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可笑了，因为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声称是施洗者圣约翰或者圣罗耀拉或者圣埃斯克里瓦太荒谬了，是因为所有这些作家为了得到承认和读者，盘坐在他们各自的隔间里，这些辛苦的搏斗太可笑了。她又望着我问为什么哼唱，我告诉她那是我写的诗，我唱的是我正在构思或者想回忆起来的诗。这时我的护士微笑着点点头对我的答复很满意，就在这样的时候，人群熙熙攘攘之际，碰碰撞撞开始隐隐约约危险起来（我们就在奥雷里奥·巴卡的摊位附近，她告诉我），她的手开始寻找，然后轻易地找到我的手，我们手拉着手慢慢穿过耀眼的阳光和冰一般的阴凉地带，她的影子拖着我的影子，但最关键的是她的身体拖着我的身体。虽然我没有对她说实话（我微笑是为了不要号叫，我歌唱是因为不想祈祷或诅咒），我的解释对我的护士来说简直好极了，不仅赞美了她作为心理医生的高超技巧，更主要的是赞美了她的生活激情，她享受丽池公园灿烂阳光的渴望，她想快乐的顽强欲望。这时我开始从貌似诗意的角度思索起一些事情来，如失业（我的护士刚刚从失业中获救，得感谢我的疯狂），还有消逝的光阴像只红气球般在我眼前升起，飘得越来越高最后让我想哭想喊，这有点像代达罗斯哀伤伊卡洛斯的命运，而代达罗斯自己也在劫难逃，接着我又回到地球上，回到图书博览会上，试图对护士似笑非笑一下，只对她，可是她却不看我，看见我的是我的读者们，那些遭鞭打的人，那些被残杀的人，那些以我的疯狂为食粮的人，那些最终会弄死我或者熄却我的无限耐心的人，还有那些我的评论家们，他们想跟我合影但无法忍受连续八个多小时跟我在一起，还有那些作家兼电视主持人，那些热爱着巴塞罗那、极度疯狂同时又严肃地摇着脑袋的人。她不会明白，她永远不会明白，这个傻瓜，这个白痴，这个天真的人，这个迟来的女人，她对文学感兴趣、对潜伏在肮脏或者纯洁的书页后面的地狱浑然不觉，她喜欢鲜花但却没有发现瓶底藏着一个恶魔，她在图书博览会上徜徉着，在前面拉着我，摄影者把相机对准我时她冲着他们微笑，她拉着我的影子，也拉着她的影子，这个无知的人，这个无依无靠的人，这个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她会活得比我长，这是我惟一的安慰。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怅惘的挽歌结束。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95年9月。

这是个机场故事。阿图罗在巴塞罗那机场讲给我听的。说的是两个作家的故事。结局有些模糊。机场讲的故事很容易忘掉，除非是爱情故事，但这个不是爱情故事。我想我应该见过这两位作家。至少阿图罗见过。在巴塞罗那、巴黎还是墨西哥见过？我不知道。一个是秘鲁人，另一个是古巴人，但我不敢绝对肯定他们是这两个国家的人。阿图罗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不仅说了他们是哪儿人，还告诉了他们的名字。但我没太在意。我想，至少，我猜，他们跟我是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出生于1950年代。据阿图罗说，他们的命运，这点我倒记得很清楚，很有教育意义。那个秘鲁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他的阅读脉络是：熟悉葛兰西、卢卡斯、胡塞尔。但也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希腊人的某些著作。这个古巴人是个很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这几个字应该大写才对：一个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他不怎么读理论，主要读长篇小说、诗歌、短篇。这两个人，秘鲁人和古巴人，都出身于穷人家庭，一个是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农民。两个人都在幸福、快乐中长大，有一种快乐的天赋。都有想要快乐的本能。阿图罗说这两个人孩提时代可能都很漂亮。我想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吧。当然，他们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赋：那个秘鲁人喜欢写诗，那个古巴人喜欢写小说。两个人都信奉革命和自由，像很多出生于1950年代的拉美作家一样。后来，他们长大了，开始尝到成功的激动：他们的书出版了，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被尊为这片大陆上顶尖的青年作家，一个在诗坛，另一个在小说界，虽然没人说出口，但大家还在等待他们的代表作的问世。可是，后来最优秀的拉美作家或者生于1950年代的优秀作家的履历他们也经历了一遍：青春、爱情和死亡的三位一体呈现在他们面前，仿佛过了一次主显节。这种幻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呢？最初，微妙得几乎难以察觉：就像一块玻璃压在另一块玻璃上轻轻移动那样。只有不多的几个朋友注意到了。接着，他们几乎无法逃遁地走向了灾难或者深渊。那个秘鲁人拿到一笔资助离开首都利马。他在拉丁美洲漫游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去了巴塞罗那，然后又去了巴黎。我想，阿图罗在墨西哥见过他，但是在巴塞罗那他们才亲密起来。那个时代好像一切都青睐流星般的事物，只有很少例外，西班牙的编辑和作家对他们的作品毫无兴趣。谁能说得上是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又去了巴黎，在那里跟秘鲁来的学生圈过从甚密。据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游戏和不负责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沙龙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在巴黎设法自我暗示自己是马里亚特吉的化身，不是锤头就是铁钻，我忘了是哪个，鞭笞浪迹拉美的纸老虎们。为什么贝拉诺认为对他的秘鲁朋友来说这纯属游戏呢？他的理由很充分：这个秘鲁人今天可能写几页极富煽动性的宣传文章，第二天又写一篇字迹潦草难辨的论帕斯的随笔，里面充满了对这位墨西哥诗人的奉承和溢美之词。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显然有失严肃性。自相矛盾。其实，这个秘鲁人从来都无望成为一个散文家，如果他想扮演那些精神颓废或者溢美帕斯诗歌的代言人，这没什么关系。但他仍然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偶尔还很好。诗风大胆新颖。一天，这个秘鲁人决定回到秘鲁。也许他觉得全新的马里亚特吉该到回归故土的时刻了，或许他只是想利用手中剩余的资助金去某个更廉价的地方生活，不受干扰地实施自己的新计划。可他并不走运。几乎刚踏上利马机场“闪光道路”就兴起了，好像一直在等着他。忽然，出现了一股需要承认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整个秘鲁危险地蔓延开来。显然，这个秘鲁人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山乡小镇写东西了。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乱套了。秘鲁作家们的光明希望成了泡影，代之以日益忧心、日益失衡的人，代之以无法从用巴黎和巴塞罗那代替利马中恢复过来的人，那里只有不蔑视他的诗歌的人才讨厌他是个修正主义者或者不忠的走狗，那里，在警察眼中，他是千年游击队运动中的理论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属实）。换句话说，这个秘鲁人忽然发现自己被搁浅在一个会被警察和“光辉道路组织[Shining Path，秘鲁游击队组织。]”都轻易暗杀掉的国家。两派这样做都有充分的理由，两派都觉得遭到了他的文章的侮辱。从那一刻开始，他只有竭尽全力把自己从无可挽回地逼近毁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还是长话短说：他无牵无挂地回来了。这位过去欣赏“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被改造成布莱瓦茨基夫人理论的信奉者。他又重返天主教堂。他成了约翰·保罗二世的狂热追随者和政教分离神学理论令人头疼的敌人。不过警方并不相信他的这种改变，他仍然位列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名单。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朋友们，那些对他有所期待的人，仍然相信他，但已经不跟他说话了。不久，妻子也离他而去。但这个秘鲁人坚决不改疯狂，坚持不变立场，牢牢抓住不放。当然他也没有赚到任何钱。他跟父亲住在一起，靠父亲养活。父亲去世后又靠母亲养活。当然，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不断有大部头的晦涩著作问世，其中偶尔穿插些精彩的逗人发笑的幽默片段。若干年后，他有时吹嘘自己从1985年以来就不再有性事活动了。另外，他几乎丧失了任何羞耻感，冷静或者谨慎的品质。他赞美别人时经常太过火（明显地过火，因为我们一直谈论的拉美作家都是如此），自我吹捧时绝无荒谬感。不过他仍然不时有漂亮的诗歌出手。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相信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只有两个，就是他和惠特曼。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案例。那个古巴人的故事则完全不同。他是个同性恋，革命领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宽容同性恋，因此，他完成了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也比较短）的短暂的辉煌期过后，不久便被拖进被说成一场革命的欺骗和疯狂之中。他们逐渐夺去他原本就不多的资源。他丢了工作，没有人愿意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他被迫成了警察的告密者，他被人跟踪，他的邮件被截留，最后他们把他投进监狱。这些革命家似乎设定了两个目标：治愈这个古巴人的同性恋，一旦治愈，又劝服他为国工作。两个目标都是开玩笑。这个古巴人声称。跟所有优秀的（或糟糕的）拉美作家一样，他并不害怕警察、贫困和禁止发表作品。他在这个岛上历经无数风险。最终他活了下来，仍然才情未减。一天，他逃了，逃到了美国。他的书又开始出版了。他开始更加勤奋地写作，只要有可能，可他与迈阿密颇不投缘。他又去了纽约。他得了艾滋病。在古巴，人们都这样说了：你瞧，如果他待在这儿，就不会死了。他又在西班牙待了段时间。他最后那段日子颇为不易。他想把正在写的作品完成了，但已经几乎不能打字。但他最终还是写完了。有时他坐在纽约家里的窗边，思索自己能够做什么，最后又做了什么。他最后的日子充满了孤独、痛苦，对永远失去的一切满腔愤怒。他不想死在医院里。这就是我们等着把那个古巴人从西班牙永远带回来的飞机时阿图罗告诉我的一切。革命的梦想最终不过是一场狂热的噩梦。你和我都是智利人，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们的错。他看着我，没有说话。后来他大笑起来。他在我的脸颊每边都吻了下后就走了。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一段喜剧的独白结束，但我们已经笑不起来了。

24

克拉拉·卡贝萨，洪帝多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95年10月。

我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秘书。你无法想像我的工作量有多大。需要写各种书信、寻找不知道放在哪儿的手稿、给杂志撰稿人打电话、查找除了一两所北美大学还有收藏外其他地方已经绝迹的书籍。为奥克塔维奥先生工作了两年后我患上了周期性头疼症，经常从上午十一点开始疼到晚上六点才慢慢缓解，服多少片阿斯匹林都不管用。总体上，我还是更喜欢干那些像家务活的工作，如准备早点或者帮助女佣做午饭。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同时对我那备受折磨的头脑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我通常早上七点左右到他家，那时交通还不太拥堵，或者至少没有上班高峰时那么可怕，我会准备好咖啡、茶水、橙汁、两块吐司、一顿简单的早餐，然后把盘子端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卧室说，奥克塔维奥先生，醒醒吧，新的一天到了。但玛丽亚·何塞夫人会第一个睁开眼睛，她醒来后总是那么快活，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说：把早餐放在床头桌上吧，克拉拉，我就说早上好，夫人，又是新的一天了。然后我回厨房做自己的早餐，跟夫人一家的早点差不多：咖啡、橙汁、两块吐司，或者两片火腿，完了我就走进书房开始工作了。

你不知道奥克塔维奥先生收到的信简直成捆成堆，而且特别不好分类整理。你可以想像得出，给他写信的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形形色色，有来自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英国、意大利、法国的年轻诗人。我不是说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封信都需要回复，他可能只回复这些信件的百分之十五或二十，但其他信件也需要归类，别问我为什么，我更愿意把它们都给扔掉。好在归档办法很简单：我们按照国别挑出来，假如某个写信人的国别不清楚（这种情况常发生在用西班牙、英文或者法文写的信上），我们就按语种分类。有时我在翻检邮件时会想到那些流行歌手或者摇滚歌星的助理的日常工作，我想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处理这么多的信件呢。也许吧，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收到这么多语种的信。有时奥克塔维奥先生还会收到中文写的信，通篇都用中文写成。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只好把这些信另外放在一个分开的小堆里，我们管它叫“边缘地带”，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周会翻检一次。他会说：克拉丽塔，带上车，我们去找找老朋友纳戈希罗。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好的，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但拜访活动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会花一个早上的工夫打电话联系这个纳戈希罗，等终于联系上他后我就说，纳戈希罗先生，我们有点东西想让你翻译，然后我们说好在本周的某一天约见。有时我会把这些信件通过邮局或者邮递员寄给他，但如果某件东西挺重要的话，对此我可以从奥克塔维奥先生脸上的表情判断出来，我会亲自送去，守在纳戈希罗的旁边等他给我一个文件或信件内容的梗概，我会把这个梗概速记在我的小小的笔记本上，随后再打印出来放在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办公桌上，放在桌子的左侧，这样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看一眼，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还有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信需要寄出去。这是件真的能把人气死的工作，因为他每星期要写大量的书信，比如十六封左右，寄到世界上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此事实在令人惊愕，因为你不禁要想问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多朋友，甚至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张冠李戴，的里雅斯特和悉尼，科尔多瓦和赫尔辛基，那不勒斯和博卡斯德尔托罗（巴拿马），利摩日和新德里、格拉斯哥和蒙特雷。而且他对每个人都要勉励几句，或者写个他经常咕哝的某个想法，以及我认为会让收信人琢磨或者沉思的句子。不宜在此透露他在信里写的内容，所以我只能说他在信中谈的东西多少跟他在自己的散文和诗歌里写的东西差不多：美好的东西、阴暗的事物，以及差异性，后者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东西，我想就跟许多墨西哥知识分子一样，但却永远理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要做的另一件事儿，也是我乐意为之的，就是充当看护，因为我正好学过些应急处理课程。那时，奥克塔维奥先生也已经不能说是健康无虞了，他每天都得服药，因为他脑子里总有许多别的事情，该到吃药的时候就忘了，但是他在服药方面可谓一团糟，这片应该中午服，那片不能在早上八点服，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结束了这种混乱，因为我甚至可以确保自己不在的时候仍然让他服应该服的药，像钟表般精确。为此，我在自己的住处或随便我碰巧去的地方给他打电话，并且询问女佣：奥克塔维奥先生吃了应该在八点钟服的药了吗？女佣会去看一看，如果我在一个塑料瓶里放好的药还在，我就告诉她：把药给奥克塔维奥先生拿去，让他吃了。有时我会直接给夫人讲而不通过女佣，但还是原话：奥克塔维奥先生吃药了吗？玛丽亚·何塞夫人会大笑着说，噢，克拉丽萨，她有时叫我克拉丽萨，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让我嫉妒的，玛丽亚·何塞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会有些脸色羞红，我都担心她会看见这种羞红，你能想像得出吗？好像我们在电话里说话时她什么都能看得见！但我还是继续打电话坚持让他准时吃药，否则这些药怎么会对他有益呢？

另外，我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奥克塔维奥先生记住日程安排，这里充满了各种社交约会，从派对、会议，到招待、艺术活动开幕式，再到生日聚会、荣誉博士学位的授予，什么都有。其实如果他事必躬亲的话，这个可怜的人将写不出一行诗了，更不用说散文。所以我安排他的日程时，他和玛丽亚·何塞夫人都会精挑细剔，反复推敲，取消很多活动，有时我会从自己恭候的一隅观察他们，心想，这就对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用你的冷漠来惩罚他们。

接着，洪帝多公园时期来了，那个地方真是乏味至极，如果你想听我说实话的话。也许那里曾经不错过，但如今已成了小偷、强奸犯、醉鬼和妓女们聚集的丛林。

整个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我刚到奥克塔维奥先生家，甚至还不到八点钟，我就发现他已经起床了，在厨房里等着我。他一看见我就说：我想等你来带我去兜兜风，克拉丽塔，坐着你的车。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曾经拒绝过他的什么请求似的。我就说：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奥克塔维奥先生。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就向我走来，我们来到外面。他上了车在我旁边坐好，顺便说一下这是辆普通的大众牌轿车，并不是很舒适。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心里略感歉疚，觉得没有给他提供更好的交通工具，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忽然想到如果我致歉的话他会当成一种责备，因为毕竟是他给我付薪水，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买一辆好车，有人会说这是他的过错，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事儿的。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尽量把自己的想法成功地隐藏起来，然后发动起车。我们先是随便上了几条大街行驶。后来我们绕过科约阿坎，最后拐入起义者大街。到了洪帝多公园时，他让我把车停在我能停靠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奥克塔维奥先生环顾了一番四周后走进公园，那时公园丝毫不拥挤，但也并不空旷。也许公园让他回忆起什么了，我想。我们越往深里走，公园显得越孤寂。我注意到，由于漠然或懒惰或没有资金或可耻的不负责任，公园完全处于令人震惊的荒芜状态。我们走进公园深处在一把条椅上坐下时，奥克塔维奥先生仰望着树顶或者天空，嘴里喃喃地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出来前我顺手带了药和一小瓶水，因为该到他吃药的时候了，我们坐下后，我就把药给了他，奥克塔维奥先生望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但还是痛快地吞下药片。后来他说：你待在这儿别动，克拉丽塔，然后起身沿着一条落满松叶针的小土路走去，我照他说的没动。坐在这里真好，我得承认。有时，在别的路上，我会看到抄近路的女佣以及早上不打算去上课的学生。空气清新宜人，那天的污染不太严重，我记得听到一只鸟儿反复地鸣叫着。其间，奥克塔维奥先生一直在散步。他散步的圈子范围越来越大，有时会离开小径踏入草坪，那些草被反复踩踏之后显得病恹恹的，园丁们大概都不再照管它们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个人。他也在绕圈散步，他也是沿着那条小路，不过朝相反方向，这样他必然会从奥克塔维奥先生身边经过。我的胸中仿佛突然涌起某种警觉。我站起来，绷紧全身的肌肉以防必要时出面干预，因为我正好跟武志健博士练过空手道和柔道。他的真实名字叫耶稣·加西亚·佩德拉萨，是联邦警察局的一名员工。不过毫无必要如此：这人经过奥克塔维奥先生时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我又坐回原位，我看到：奥克塔维奥先生经过那人时会站住，站在那儿若有所思，接着又继续散步，但这回他不再像刚才那样毫无目标或者无动于衷地运动，而是好像精心算计过跟那个陌生人的两条轨道再次相交的时刻。那个陌生人再次从他身边经过时，奥克塔维奥先生转过身站在那里带着由衷的好奇心盯着他。这个陌生人也盯着奥克塔维奥先生，我都觉得他认出了奥克塔维奥，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每个人，我说是每个人时我是确指每个人，都知道奥克塔维奥是谁。回家的路上，奥克塔维奥先生的情绪明显有了变化。他的眼睛格外明亮，兴致更加高昂，好像漫长的清晨散步给他补充了新的力量。我记得在路上不知什么时候他背诵起几句优美的英语诗来，我问他是谁写的，他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大概是个英国诗人的名字，我忘了，接着，好像为了换个话题，他问我刚才为什么那么紧张，我记得我先没有回答，也许我只是喊了声噢，奥克塔维奥先生，后来我又说洪帝多公园非安宁之地，在这里散步和思考还得担心被地痞流氓打劫。这时奥克塔里奥先生望着我，用仿佛直接从一匹狼的内心发出的声音说：不会有人袭击我的，甚至共和国总统也不会。他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都相信他了，琢磨着最好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我到家时奥克塔维奥先生已经在等着我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我开着车，我有些犯糊涂，朝科约阿坎方向开去，但是奥克塔维奥先生注意到后告诉我朝洪帝多公园开，不要再耽误了。情况依旧。奥克塔维奥先生让我坐在一把条椅上别动，自己开始在昨天来过的同一地方绕圈散步。之前，我把药给了他，他痛快地吃了。过了会儿，另外那个人也出现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看见那人后情不自禁地从远处望着我，好像在说：你瞧，克拉丽塔，我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那个陌生人看看我又看看奥克塔维奥先生，有那么瞬间我似乎觉得他在打招呼，他步履蹒跚，行动更加犹豫。但他没有像我开始担心的那样转过身来，他和奥克塔维奥先生又分开了，擦身而过，每次经过时两人都会把目光从地面上抬起来望望对方的脸，我发觉，第二次相遇时两个人彼此都很警惕，但第三次相遇时都沉浸在各自的思考中，甚至交错而过时都不互相看一眼。我想就在此刻，我忽然觉得两个人都不是在说话，我是说，谁也没有咕哝着词语，而是念叨着数字，就是说两个人都在记什么数，也许不是脚步数，而这是我能想到的惟一合情合理的事儿，他们唠叨的更像随机数字，也许在作着加减或者乘除运算。我们离开后，奥克塔维奥先生显得很疲惫。他目光闪烁，那双漂亮的眼睛，可是他就像刚刚参加完长跑比赛下来。我得承认，我立刻担心起来，他真有个三长两短责任可全在我。我想像奥克塔维奥生生突发心脏病，想像他死了，又想像所有挚爱他的墨西哥作家（特别是诗人）在奥克塔维奥先生就诊的医院的会客室里围住我，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盯着我问，究竟对墨西哥惟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干了什么，奥克塔维奥先生怎么会死在洪帝多公园，这种毫无诗意的地方，与我的老板在这个城市经常出没的地方如此遥远。我想像中不知如何解释，只好说明了真相，与此同时我又知道真相是没法让他们信服的，所以干吗劳神费舌呢，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当我开着车沿着愈加令人不堪忍受的墨西哥城大街行驶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我在想像中把自己置身于各种充满了责备和自责的情景，这时我听到奥克塔维奥先生说我去一趟大学，克拉丽塔，我需要向一个朋友问点事儿。这时奥克塔维奥先生气色恢复如常，跟平时一样镇定自若，我仍然摆脱不掉那种恼人的担忧，那种阴暗预兆的压抑。特别是那天下午五点，奥克塔维奥先生叫我去他的书房，让我列一个1950年以来出生的墨西哥诗人的名单，说实话，这个要求不比许多其他要求更奇怪，可是，考虑到要投入的工作量之大，还是觉得相当烦人。我想奥克塔维奥先生觉察到了我有多么紧张，觉察到这个并不特别困难，因为我的双手都在颤抖了。我像一只陷入暴风雨中的小鸟。半个小时后他又叫我，我过去后他望着我，问我是否信任他。这叫什么话啊，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您怎么会这么想。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当然信任了，我说，再没有比我信任你的人了。他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在这里告诉你或者你看到的以及明天会看到的任何事情。能答应吗？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愿她安息，我说。这时他做了个手势，像在驱赶苍蝇似的，他说，我认识那家伙，真的吗？我说。他说：多年以前，克拉丽塔，一帮激进的左派疯子想绑架我。我真不敢相信，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又开始全身颤抖起来。嗯，他们还真打算下手，他说，这是一个公众人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克拉丽塔，别发抖了，喝杯威士忌或者你喜欢的什么饮料，但要镇定。那个人就是那帮恐怖分子中的一员吗？我问。我想是吧，他说。他们究竟为什么要绑架你，奥克塔维奥先生？我问。我也百思不解，他说，也许他们觉得受辱了，因为我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这倒有可能，我说，很多人由于各种愚蠢的原因受不了那份怨气。但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也许只是开个玩笑。一个善意的玩笑。我说。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试图绑架我，他说，但他们大肆宣扬，所以我有所耳闻。你知道后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我问。什么也没有，克拉丽塔，我一阵大笑，然后就把他们永远忘了，他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去了洪帝多公园。昨晚非常难受，无论如何睡不着，这种神经上的灾难，即便读阿马多·内尔沃的作品也难以平抚（顺便说一句，我没有告诉过奥克塔维奥先生，我一直在读阿马多·内尔沃的作品，当然，我只说在读卡洛斯·佩利塞尔或者何塞·戈罗斯蒂萨的作品，可是请告诉我，你试图放松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想要入睡之时，读佩利塞尔或者戈罗斯蒂萨的东西有什么用，其实这时最好什么也不要读，甚至阿马多·内尔沃也不要读，最好是看电视，节目越傻越好），我的眼睛下面有两个很大的黑圈，化妆都难以掩盖，连我的声音都略微有些嘶哑，好像头天晚上抽了一包烟，或者喝了很多酒。但奥克塔维奥浑然不觉，他坐进小车，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公园了，谁也不说一句话，好像我们对这件事早习以为常了，这种事儿简直让我疯狂，那种人类对任何事物都能快速适应的本事简直让我疯狂。换句话说：如果我停下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理应如此，然后对自己说，我们只去过洪帝多公园两次，这是第三次，可我几乎不能相信，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如果我承认我们只到这个公园来过两次，那会难以忍受，因为这让我想尖叫，甚至开着小车去撞墙，所以我必须自己控制好，专心致志地握好方向盘，不能再想洪帝多公园或者那个我们去了他也来的陌生人。一句话，那天早晨我不仅形容憔悴，眼睛下面有两道黑圈，而且还无缘无故地焦躁不安。然而那天早晨发生的事儿却大出我的意料。

到了洪帝多公园。很多东西终于弄明白了。我们走进公园，坐在那把常坐的条椅上，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可我觉得这棵树跟墨西哥所有的树一样病恹恹的。奥克塔维奥先生没有照例把我一人撇在那把条椅上，而是问我是否完成了他昨天交办的任务，我说完成了，奥克塔维奥先生，我列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名单，他微笑着问我是不是还记得名字，我盯着他好像在问是不是当真，然后从包里取出那份名单给他看，他说：克拉丽塔，找找那孩子是谁。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像个傻子似的站起来要等候那个陌生人，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散起步来，最后我竟然走上奥克塔维奥先生前两天走过的那条路，后来我站住不动了，我不敢看他，我的目光盯住那个我想确定身份的陌生人会出现的地方。那个陌生人来了，几乎与他前两次出现的时间一样，他开始散步。这时，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乌里塞斯·利马，本能现实主义诗人，墨西哥绝无仅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说实话，我想说，他的名字并没有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但前天晚上，应奥克塔维奥先生之命，我查遍了近年但不是很晚近出版的十多部诗选，其中著名的萨尔科选集列了五百多个年轻诗人。但他的名字还是听着不怎么耳熟。我说：你认识坐在那儿的那位先生吗？他说：认识。我说：你想跟他一起坐会儿吗？他耸耸肩或者做了一个类似的动作，我理解成同意，我们两个同时向那把条椅走去，奥克塔维奥先生饶有兴致地目光追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走到他跟前时心想不妨作个正式介绍，我说：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是本能现实主义诗人乌里塞斯·利马。奥克塔维奥先生一边给利马让座一边说：本能现实主义者，本能现实主义者（好像很熟悉这个名称），不是那个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组织吗？利马在奥克塔维奥旁边坐下叹了口气或者嘴里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说，没错，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组织也叫这个名字。他们望着对方，沉默了一分钟左右。说实话，这是非常痛苦的一分钟。远处，越过几丛灌木，我看到有两个流浪汉在那儿。我觉得自己有些紧张，这导致我愚蠢地问奥克塔维奥这是个什么组织，他是否认识那些人。我可能还评论了一番天气。这时奥克塔维奥先生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我说，克拉丽塔，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活动的那个时候，我可能还不到十岁，大概是1924年左右，是吗？他面朝利马说。利马说是的，差不多吧，1920年代，但他的口气如此伤心，如此……激动或者动情，我都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伤心的声音。我都觉得自己要生病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的眼睛和那个陌生人的声音、这个早晨和洪帝多公园，这是一个多么破败的地方啊，不是吗？如此荒凉，所有这一切让我内心深处感到刺痛，不知怎么，我都无以言表。我决定让他们平静地聊一聊，我离开他们有几尺之远，向最近的那把条椅走去，借口说我得看看明天的安排，我带上从最近几代诗人中整理出的名单，从头到尾又浏览了一遍，我敢说乌里塞斯·利马不在名单里。他们交谈了多长时间？不太长。从我坐的地方看得很清楚，他们谈得很轻松、很镇定、很文雅。后来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起身握了下奥克塔维奥先生的手就走了。我看着他向公园的一个出口走去。我刚才看到的灌木丛中的流浪汉现在变成了三个，向我们走来。我们走吧，克拉丽塔，我听到奥克塔维奥先生说。

第二天，不出我所料，我们没有再去公园。奥克塔维奥先生十点钟起来，着手写一篇打算在他的下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时我很想问问他我们这三天来的小小历险是怎么回事，但内心（也许是我的常识）的某种东西让我放弃了那个念头。事情该怎么就怎么，如果我，这惟一的见证者，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最好还是不知道的好。大约一周后，奥克塔维奥先生和夫人一起去美国的一所大学举办系列讲座，当然，我没有陪他们去。一天早晨，那时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怀着希望和看到乌里塞斯·利马再次出现的心情去了一趟洪帝多公园。这次惟一的不同是我没有在大家视野可及的地方坐下，而是藏在几丛灌木之后，但却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奥克塔维奥先生和那个陌生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等待的最初几分钟，我的心跳个不停。我冷得快要僵住了，但摸了摸脸颊后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要爆炸了。后来的结果很令人失望，但十点钟左右离开公园时，我甚至可以说感觉很幸福。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玛丽亚·特蕾萨·索尔索纳·利伯特，赫尔迪健身中心，何塞普·塔拉德尔拉斯大街，马尔格拉特，加泰罗尼亚，1995年12月。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但我想起它时却不禁笑起来。我需要在自己的公寓里出租一间房，他是第一个找上门的人，可我对南美人不完全信任，他看上去好像人还不错，我说可以租给他。他给我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那时我参加加泰罗尼亚举办的每一场锦标赛和示范表演，还在塞壬酒吧当招待，酒吧在马尔格拉特的旅游区，在大海边。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作家，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在一家报社工作，那时我对记者特别感兴趣。我决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住到我那里的头一个晚上，我就走到他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邀请他跟我和佩佩一起去吃晚饭。佩佩在一家巴基斯坦人开的酒吧工作。当然，我和佩佩从不去酒吧用餐，偶尔会吃点沙拉，但我们跟店主约翰先生是朋友，这会让我们觉得备受礼遇。

那天晚上我发现他不是在报社工作，而是在写长篇小说。佩佩听了很兴奋，因为他是个侦探小说迷，他们有很多东西可聊。其间，我吃着自己的沙拉观察着他，当他说话或者听佩佩讲时我就揣摩他。他胃口不错，开始时彬彬有礼。后来，你观察得越久，就会发现越不对劲，事情的另一面逐渐显露，就像水变浅时靠近海滩的鱼逐渐滑落出来，你会发现污浊的东西（比水还污浊）迅速从你腿边掠过。

第二天佩佩回巴塞罗那参加加泰罗尼亚奥林匹亚健美先生大赛，没有回来。当天早晨，很早，那个作家和我在起居室里相遇，我正锻炼呢。我每天都锻炼。这是比赛旺季早晨做的第一项功课，因为当时我的时间很紧张，得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所以我就在起居室里锻炼了，在地板上做俯卧撑，他走进来说早上好，特雷萨，然后就走进卫生间，我想我甚至都没有应答他，或许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不习惯锻炼的时候被打断，后来我又听到他的脚步声，卫生间或者厨房门关上了，过了会儿我听到他问我要不要来杯茶。我说要，然后我们彼此凝视了片刻。我想他从未遇到过我这样一个女人。你想锻炼会儿吗？我问。当然，我这样说纯粹是为了想说点什么。他看上去气色不佳，他已经在吸烟了。如我所料，他说不想。人们是非得住进医院了才会关心自己的健康。他把一杯茶放在桌上然后就关进自己的房间了。过了会儿，我听到他的打字机的声音。这是那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六点钟时又出现在起居室，而且说要给我做早餐。我在白天早上的这个时候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说不要会不好，所以让他又给我冲了杯茶，我告诉他冲茶的时候可以找找橱柜里的一瓶高效氨基酸纤体素，我昨晚应该用过的，但却忘了。什么，我说，你没见过像我这样的女子吗？没有，他说，从来没有。他很诚实，但是那种诚实让你不知道是被冒犯了呢还是受宠若惊。

那天下午，我轮班结束后去找他，说我们可以出去玩玩。他说更想待在屋里写东西。我会请你喝一杯的，我说。他谢了谢说不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吃早餐。我正在锻炼，心里纳闷他上哪儿了，因为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他还没出来。我开始锻炼时，往往都让自己想入非非。一开始我会想些具体的事，比如工作、比赛之类，接着我的大脑就开始自行其是，会想到一年后我将在哪儿，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想起童年来。那天早晨，我又想起马诺利·萨拉伯特，她去任何地方无论干吗都会赢，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点的，这时我忽然听到他的门打开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的声音在问我想不想喝茶。当然想了，我说。他把茶端过来时，我站起来，跟他一起在桌边坐下。那次我们可能聊了有两个小时，一直聊到九点半，完了我只好急匆匆地去酒吧上班，因为值班经理，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要我去处理清洁女工的事儿。我们无所不谈。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一本书。我问他是不是爱情小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我又问了一遍，他说不知道。伙计，我说，如果你不知道，谁他妈的会知道？也许这话是我到晚上才说的，当时我们两个已经放松了许多。总之，爱情是我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我们一直谈到我不得不走了。我说我会告诉他一两个爱情故事。还说我跟那个叫纳尼的家伙纠缠不清，那个格罗纳的顶级健身教练，还说有了那次经验后我都觉得有资格开一门课了。他问我们分手多久了。大约四个月吧，我说。他离开你的吗？他问。是的，我承认，他抛弃了我。可是现在你又在跟佩佩约会，他说。我说佩佩是个好人，是个温柔的可人儿，他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可这不是一回事，我说。阿图罗有个习惯，我说不上好还是坏。他喜欢倾听，但不选边站。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我喜欢这样，即便我不同意这些意见。一天下午，我邀请他上塞壬酒吧。他说不喝酒，在酒吧里会显得傻乎乎地无所事事。我会给你做花茶的，我说。他不去，我也不再邀请。我这人很外向也很随和，但不想招人烦。

可是，后来他又上那家酒吧了，我亲自给他做了菊花茶。从那天后他天天来酒吧。另外一个女服务员罗茜塔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了。她说出来时惹得我直发笑。我想了想这事儿，然后笑得更厉害了。我和阿图罗之间怎么会有事儿！但是后来，我无缘无故地又想了一回，发现自己挺想成为他的女朋友。那时我只跟两个南美人有过往来，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是傻蛋，我没有丝毫的欲望再染指此事了。我不认识任何小说家。眼前这个家伙是南美人又是个作家，忽然我想做他的女朋友了。而且，最好跟男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共用一套房子。但这还不能说是我想成为他女朋友的真正理由。我就是有这个感觉，我不会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他也需要一个女朋友，我立刻就看出这点了。一天早晨我要他谈谈自己。从来都是我在那里说。那次他什么也没告诉我，不过他说我可以随便问他我想问的一切。我得知他一直住在马尔格拉特，最近又放弃不住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得知他离婚了，还有个儿子。他的儿子住在阿雷恩斯海滨。他每周六去看一次儿子。有时我们一起搭那次火车。我去巴塞罗那看佩佩或者健身中心的朋友们，他去阿雷恩斯看儿子。一天晚上，他在塞壬酒吧喝菊花茶的时候，我问他多大了。四十多，他说，但看上去不像。我猜顶多三十五岁，我也这样说了。后来，虽然他没有问，我还是告诉他我多大了。三十五岁。然后他冲我微笑。我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微笑。他看着我微笑的样子好像带着某种复杂心情或者满不在乎的神气。总之，我不喜欢那种微笑。我本质上是个斗士。我总是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事情不见得必然会那么糟糕或者无可作为。那天晚上，看到那种微笑之后，不知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孩子，但很想要几个孩子，我也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多少钱，这个一目了然，可我认为生活是个漂亮的东西，一件美丽的事物，而且人应该生活得幸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那种陈腐的套话。我立刻后悔了。自然，他一个劲儿地说当然当然，好像在跟一个笨蛋说话。我们还是经常交谈。而且谈得越来越多。早晨吃饭的时候，晚上他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去塞壬酒吧的时候，我们都在聊天。或许那只是出来休息一下，因为我想作家总在不停地写着：我记得早晨四点钟我在睡梦中还能听到他的打字机的声音。我们无所不谈。有一次他看着我在举重，问我为什么要健身。因为喜欢，我回答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十五岁，我说。是不是看上去很怪呢？不，他说，不过像你这样的女孩还真不多。我告诉你，有时他简直能把我逼疯。我应该告诉他我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女孩，但我却说越来越多的女人在像我这样做。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告诉他两年前的夏天，佩佩建议我们在格拉马内特一家俱乐部表演。他们给我们取了艺名。他们管我叫参孙小姐。我得在跳艳舞用的那种舞台上摆各种动作，还要举重。就这样。可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不是参孙小姐，我是特雷萨·索尔索纳·利伯特，就这样。但这是一次机会，给的报酬不菲，佩佩说给某些特殊爱好杂志寻找模特的家伙晚上可能随时出现。最后谁也没出现，或者出现了也没人告诉我。不过，这也算是份工作，我干了。这份工作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吗？他问我。噢，我说，然后想了想，我不喜欢他们给我取的艺名，我想如果有人想取个别的名字，她总有选择的权利吧。我永远不会管自己叫参孙小姐的。我也不把自己当成参孙小姐。这是一个廉价、劣质的名字。总之，我不会选它的。你愿意是什么样子的名字呢？金，我说。学金·贝辛格的名字吧？他问。我知道他会这么说。不，我说模仿金·奇泽夫斯基。金·奇泽夫斯基是谁？这个行当的一个冠军，我说。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给他看了一本我收藏的影集，里面有金·奇泽夫斯基和完至极的伦达·默瑞的照片，还有苏·普莱斯、劳拉·克雷瓦尔勒、黛比·马吉丽、蜜雪儿·拉拉贝特、娜塔丽亚·莫尼科韦内等人，后来我们又出去到马尔格拉特一带去散步。没有车真是太不方便了。我们要有车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比如去洛雷特的什么俱乐部，我认识那个俱乐部的很多人。噢，每个地方我都认识很多人。我说过：我喜欢交际，我是个喜欢快乐的人，不在人群中你上哪儿寻找快乐去？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用朋友一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是挺准确的。我们相互尊重，我们各有自己的生活，但每天却花大量的时间促膝交谈。我的意思是聊天成了我们的习惯。通常都是我起的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吧。后来，更加民主了，他也会学我先开口。我对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妻子离开了，他非常疼爱儿子，从前朋友很多，现在几乎一个都没了。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跟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女孩有了关系。我耐心地听他讲完后告诉他，人生很漫长，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女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观点上出现重大分歧。他说，不，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多，然后他引用了一首诗，我请他把诗写在我的记事本上，这样我就可以记在心里。这首诗是一个法国人写的。好像说肉体是可悲的，还说他，写这首诗的诗人，声称读过所有的书。我不知作何感想，我告诉他，我没有读过多少东西，但好像还是觉得不管谁，无论读了多少东西，不可能把这个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完。书一定是很多了，我不是指每一本书，好的坏的，我是专指好书。应该是成堆了！多得够你每天花二十四个钟头读了！更不要提那些坏书，因为坏书一定比好书还多，至少，像任何事物一样，好的、有阅读价值的书总是少数。后来我们开始聊这个“可悲的肉体。”他这是指什么呢？难道说他已经把全世界的女人都操过了？就像他把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了，他也跟每个女人睡过觉了？抱歉，阿图罗，这首诗完全是狗屎。这两种事都不可能发生。他大笑起来，你看得出他觉得跟我说话挺好玩，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不，不可能，我说，写诗的这个人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也许什么人都没有睡过，我可以千真万确地告诉你。我相信他不可能读过所有的书，像他吹牛说的那样。我还有话想说，可是要完成这样的谈话可真不容易，因为我总要从吧台后面出来招待客人。我出去时阿图罗就坐在一个凳子上，我会看到他的背影或者脖颈，可怜的家伙，我也会在放着瓶子的架子后面的镜子里寻找他的脸。后来我的班结束了。那天晚上，我凌晨三点才走，我们步行回家。我建议上海滨大道的休闲俱乐部玩玩去，可他说太累了，我们就回家，在路上我问他，好像我已接受了他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读完所有的书，睡了所有的人，当然是按这个法国诗人的说法，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旅行，去远方，我说，噢，说到旅行，你甚至顶多能走到皮内达，他没有回嘴。

真是怪极了，那天晚上后，我总忘不了那首诗。我不是说老想着它，而是想了很多。我仍然觉得它是狗屎垃圾，可还是难以从头脑中清除。一天晚上，乘阿图罗没有上塞壬酒吧来，我去了巴塞罗那。有时我就会这样：情不自禁。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又回来了，状态差得令人恐怖。我回家时他在自己屋里，门紧闭着。我上了床听着他的打字机的声音睡着了。中午时他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应声他就进来了，问我是不是挺好的。你今天不上班吗？他问。去他妈的工作。我来给你做杯茶吧，他说。他还没把茶端过来我就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太阳镜，走进起居室坐下。我以为我快要呕吐了，但却没有。我脸上有块青伤，没法掩饰，我等着他问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问。那回我没有被酒吧除名还真是个奇迹。那天晚上我想出去跟朋友们喝点，阿图罗也去了。我们来到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一家酒吧，后来还遇上其他一些朋友，我们还在布拉内斯和洛雷特聚了。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对阿图罗说别再吊儿郎当了，要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情，也就是他的儿子和小说。如果你最在乎这个的话，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说。他既喜欢又不喜欢谈到自己的儿子。他让我看了这个孩子的照片，大概有五岁左右，看着挺像他爸爸的。你这杂种真是太幸运了，我说。没错，我是挺幸运，他说。那干吗要分开呢，傻家伙？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险呢，你明知那样不好？你干吗不安安心心地待下来、工作，跟儿子开心地生活，找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呢？真好玩：他没有喝醉，可是却装成喝醉了的样子，他说是别人的醉态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没准我也醉得很凶了，分辨不出醉了和不醉的区别。

你以前经常喝醉酒吗？一天早上我问他。当然了，他说，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但我通常更喜欢清醒着。我猜也是，我说。

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家伙吵了起来，是他先惹我的。在塞壬酒吧。那家伙特别粗鲁，我说他想不想出去，有没胆再说一遍刚才的话。我没注意到他那边人不少。这家伙跟着我出来，我来了个锁臂把他摔在地上。他的朋友们跟上来，但我的经理和阿图罗让他们别管闲事。这时我什么也没看见，但看到阿图罗和我的经理时，不知该怎么样想了，只觉得解脱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也有种被爱着、被拥抱和保护的感觉，我觉得别人在乎我，这让我很开心。当天夜里晚些时候，正好佩佩又回来了，早上五点我们做爱了，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幸福极了。我们在床上时，我闭上眼睛想着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暴力事件、美好的事物以及美好事物如何战胜暴力，从而没有引发更大的暴力，我是说那些美好的事物，我一直想着它们，还在佩佩的耳边窃窃私语了些别的事儿，忽然砰地一下，我又开始想起阿图罗来，我听到了他打字机的声音，但看不到现场的情景，没有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图罗也挺好的，”没有说：“我们大家都挺好的，这个世界还在运转”，我说了，我没有这样去想，我开始想我这位室友和他的精神状态，我决定帮助他。第二天早晨，我和佩佩做力量练习时，阿图罗在一旁看着我们，坐在他常坐的老地方，我继续抨击他。我忘记对他说了些什么。也许说他应该休息一天，因为他的事儿自己说了算，去跟儿子玩上一天。如果我这样说了，我一定很坚持，最后让阿图罗自己都觉得有道理，佩佩说阿图罗可以跟他一块儿去，他捎上阿图罗去阿雷恩斯。

那天晚上，阿图罗没有上塞壬酒吧来。

我凌晨三点回家时在路上碰到他在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一家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我远远就看见了他。一群醉醺醺的游人在他旁边的电话亭附近晃悠，那个电话亭好像坏了。一辆小车停在路边，门开着，音乐一直放着，我靠过去时（我跟克丽斯蒂娜在一起），他的模样看得更清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脸（他站在那儿后背对着我，挤在电话亭里），我就感觉他在哭或者快要哭了。他是不是喝醉了？他吸毒了吗？我走在克丽斯蒂娜的前面急匆匆地向他走去时心里这样想着。我走到他站的地方时那些游客们古怪地望着我，刹那间我都以为那人可能压根不是阿图罗。他穿一件夏威夷式衬衣，以前从未见他穿过。我拍了下他的肩膀。阿图罗，我说，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住在阿雷恩斯呢。他转过身打了个招呼。接着他挂了电话跟我和克丽斯蒂娜聊起来，她现在已经赶上我了。我发现他忘了拿从投币口里出来的零钱。有一千五百比塞塔。那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问他，阿雷恩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挺好。他妻子跟一个巴斯克人住在一起，似乎挺幸福，儿子也挺好。别的呢？我问。就这些了，他说。那你在跟谁打电话？阿图罗盯着我笑了。那个混账安达鲁西亚女孩吗？我说。那个迷住你的婊子？没错，他说。你在跟她说话吗？只说了一会儿，他说，那些英国佬喋喋不休，挺烦人的。如果你不再跟她说话了，你究竟在那里干吗，滞留在电话亭里？我问，他耸了下肩膀。他想了想，然后说打算再给她打一个。可以在这儿打啊，我说。不，他说，我的电话都是长途，那样的话你的电话费支出可要大了。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我温柔地告诉他。不，他说，等电话费的单子出来时我已经在非洲了。天哪，你真是个白痴，我说，继续打吧，我去洗个澡，打完后告诉我一声。

我记得我冲了个澡，然后全身涂上润肤油，还抽空对着卫生间雾气蒙蒙的镜子做了几个练习。我出来时阿图罗坐在桌边，上面放着一杯菊花茶，一杯给我的牛奶，上面扣着盘子免得凉了。你给她打电话了吗？打了，他说。怎么样？她挂了我的电话，他说。这可是她的损失啊，我说。他鼻子里哼了声。为了换个话题我问他自己的书进展如何。挺顺利，他说。我能看看吗？我能去你屋里看看吗？他望着我说可以。他的房间不干净，但也不是很脏。床铺没有收拾，衣服扔在地板上，几本书胡乱撇着。跟我的房间差不多。他把打字机放在窗户旁边的一张小桌上。我坐下来开始翻他的手稿。当然他写的东西我一点都看不懂，不过我也不指望看懂。我知道人生的秘密不在书本里。但我也知道读书有好处，会有启迪教益，或者可以休闲放松：我们都同意这点。他爱读书，我爱读杂志，比如《健身》、《健与美》、《健美》等。后来他开始谈起他的大情人来。我这样称呼她的，为了逗他，你的大情人，一个他认识了很久的女孩，当时她才十八岁，不久前又见过她一次。他每次回加泰罗尼亚都不顺利。第一次，他说，列车差点脱了轨。第二次回来时病了，高烧达一百零四度，在车厢里蜷缩成一团，大汗淋漓，裹了好几条毛毯还盖着外衣。那女孩让你上火车时知道你病了吗？我看他的东西时一边问，他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她不爱你，阿图罗，我想。忘了她吧，我说。我得走了，他说，我得去看儿子。我想去见见他，我说。我给你看过他的照片了，他说。我就是不明白，我说。你不明白什么？他问。我绝不会让一个生了病的朋友带着高烧上火车的，哪怕我没有爱过他，哪怕我已不爱他了，我说。首先，我会照顾他，保证他好了，至少好一点了，然后才会让他走的。有时我觉得特别内疚，我想，可是最奇怪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才会有这种感觉。你是个好人，他说。那你喜欢坏人吗？我说。第一次，她害怕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他说，她才十八岁。打住别讲了，我说，否则你非把我气死不可。那个女孩是个胆小鬼，我想，他也是个傻瓜。这里我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说。你干吗说得这样夸张？我爱她，他说。别讲了！我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谬论。那天晚上我们谈的主要还是那个混账安达鲁西亚女孩和阿图罗的儿子。你需要钱吗？我问。你离开这儿是因为没钱吗？因为你挣的钱不多吗？我可以借你钱。别付我这个月或者下个月的房租了。等你有钱了再付吧。你还有钱治病吗？你要去看医生吗？你有钱给儿子买玩具吗？我可以借你一笔。我有个朋友在一家玩具店上班。我有个朋友是一家门诊的助理。一切都有办法解决。

第二天早上，他给我把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看上去他似乎彻夜未眠。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人在一起了，他说。为什么会是最后一次？我说。你要死了吗，还是怎么了？阿图罗，有时你可真能把我逼疯。

安达鲁西亚女孩的故事很简单。他们是在那女孩十八岁时相识的。这些我已经知道了。后来她跟阿图罗分手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出来的，他觉得挺好玩，好像他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结束。过段时间她常打电话过来。这样过了好几年。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都努力好好生活。后来阿图罗又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坠入情网，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又离婚了。后来他就病了。他差点死了：他的胰腺有问题，他的肝也坏了，还有结肠溃疡。一天他给那个女孩打了个电话。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那天他可能情绪很糟糕，或者感觉挺伤心，他就打了个电话。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女孩的电话号码已经变了，他只好四处查询。没费多大工夫阿图罗就找到了这个女孩的新电话号码，他又跟这个女孩联系上了。这个婊子差不多还是他喜欢的老样子，如果没说错的话。他们又开始联络了。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阿图罗去了南方。他的病情还在恢复当中，但他决定去看看那女孩。这个女孩的情况基本上没变化。她的身体好好的，但阿图罗到那儿时她正躺在床上，因为她头脑里乱得一团糟。女孩说她快要疯了：她经常看到很多老鼠，还听到老鼠在挠房间的墙壁，她经常做噩梦，无法入睡，她不喜欢出门。她也离婚了。她的婚姻也是一场灾难，她的情人们也如此。他们设法相处了一个星期。就是那次，在阿图罗回加泰罗尼亚的路上，那趟泰尔戈列车差点脱轨了。阿图罗说，司机把车停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买了票的人都从火车上下来，沿着轨道步行，最后发现了一块掉落的金属板，是从火车底部掉下来的零件。我实在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有提前注意到这个故障。不是阿图罗没有说明白，就是火车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喝醉了。阿图罗说，只有阿图罗自己下了那趟火车后继续沿着铁轨步行。也许检票员正在找从火车底部掉落的金属板或者金属片，也许阿图罗开始发神经了想着逃走。后来灾难到了：在加泰罗尼亚待了五天后，阿图罗开始想着要回去了，或者觉得除了回去别无选择。那次他跟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至少每天要交谈一次，有时多达七次。他们总是争执不休。有时又声称如何想念对方。他在打电话上花的钱太多了。最后，甚至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又搭上另一趟火车回去了。无论阿图罗如何粉饰，最后这一趟跟第一趟同样悲惨，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他惟一确定的就是爱着这个操蛋的安达鲁西亚女孩。后来他就病了，回到加泰罗尼亚，或许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蹬了他，或许他实在忍受不了决定回来，反正就是这样吧，但关键是，他病了，那女孩让他带着一百零四度的高烧上了火车，这种事我就是对自己最可恨的敌人也干不出来，阿图罗，我说，虽然我没有任何敌人。他说：我们只好分开了，我们在渐渐地吞噬对方。别给我讲这一套，我说。那女孩压根就不喜欢你。那个女孩脑子有毛病，你也差不多，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真心爱过你。过了一天，我又在塞壬酒吧看到他了，我对他说：你儿子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关心关心你的儿子和自己的健康，别再整天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么聪明的一个家伙却这么傻。

后来我参加了一场健美比赛，在拉毕斯巴尔举行的一场小型比赛，我得了亚军，我高兴得要命，而且我跟胡安马·帕切科那小子勾搭上了，他是塞维利亚人，是举办这场比赛的俱乐部的保镖，过去也搞健美。我回到马尔格兰特时，阿图罗已经不在那里。我看到门上一张字条说他出去三天。没说去哪儿，但我猜他去看儿子了。后来再琢磨这件事时，我才意识到看儿子用不了三天。四天后他回来时显得很开心，像我过去看见他的那个样子。我不想问他去哪儿了，他也没告诉我。一天他终于上塞壬酒吧来了，我们像早晨刚见面那样聊起来。他在酒吧一直待到打烊的时候，然后我们步行回家。我很想说说话，我提出在一个朋友开的酒吧再喝上几杯，但他更想回家。不过，我们依然走得从容不迫。晚上的那个时候，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外面很舒服，微风从海上吹来，几处还营业的地方飘来音乐。我很想聊聊，我跟他讲了胡安马·帕切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完后问。这个名字不错，他说。他的真名叫胡安·曼努埃尔，我说。我猜也是，他说。我想我爱上他了，我说。他点上一支烟，坐在街边的一把条椅上。我在他旁边坐下说个不停。这一瞬间我甚至理解了，或者自以为理解了，阿图罗所有的错乱之举，他干的以及将要干的那些疯狂的事儿。那天晚上，我们看着大海和远方的灯火以及小小的拖捞船时，我也想跟他一起去非洲了，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特别是去那么远的地方。来一场暴风就好了，我说，别这样说，他说，随时会下雨的。我笑了。最近几天你干吗去了？我问他。没什么，他说，思索，看电影。看了什么电影？《闪灵》，他说。多可怕的片子啊，我说，我几年前看过，后来都睡不着觉。我也是几年前看过，阿图罗说，我也一夜未眠。这是部了不起的影片，我说。很好，他说。我们又沉默了片刻。没有月亮，渔船上的灯火已经熄灭。你还记得托伦斯正在写的那部小说吗？阿图罗忽然问。哪个托伦斯？我说。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坏人，《闪灵》里的，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那个人。没错，那婊子养的是在写一部小说，我说，但事实上我几乎想不起来了。长达五百多页，阿图罗说，他都冲海滩吐了。我没见他吐过。对不起，我的胃有些不舒服了，他说。别担心，我说。他写了有五百多页，他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无穷无尽地反反复复只写一个句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大写、小写、加双线、下划线，永远只写那一个句子，别的什么也不写。这句子是什么来着？你不记得了吗？不记得了，我的记忆力实在太差劲了，我就记得那把斧头，还有影片结束时那个男孩和妈妈得救了。只工作不会玩，聪明的孩子也会变傻，阿图罗说。他疯了，我说，这时我不再看着大海了，转过来面对着身边的阿图罗，他似乎要崩溃了。那可能是一部挺好的小说，他说。别吓唬我了，我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句子怎么可能会是一部好小说呢？这明显是对读者不尊重嘛。就算不劳神去买那本通篇就写着“只工作不会玩……”的书，生活照样很烂。就像我只喝茶而不喝威士忌一样，这个忠告很虚伪，但也挺粗鄙，你不觉得吗？你的常识感真让我觉得惊奇，特雷萨，他说。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吗？他问。没有你的邀请我是不会去你房间的，我撒谎说。后来他又给我讲了一个梦，或许是第二天早上讲的，看着我做每天的锻炼时讲的，他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他的菊花茶，脸上那表情好像一个星期没睡过觉似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寓意吉祥的梦，所以还记得。在这个梦里阿图罗变成一个阿拉伯男孩，跟他的小弟弟手拉手去印度尼西亚的边村埋设越洋通讯电缆。两个印尼士兵在焦急地等待他。阿图罗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梦里的他可能只有十二岁，弟弟大约有六七岁的样子。妈妈远远地看着他们，但后来她就慢慢消失了。只剩下阿图罗和弟弟在那里，不过两个人的皮带上都插着那种宽宽的、短短的弯刀。他们一起拖着电缆，看着像是手工艺品或者自制品。他们还扛着一桶稠密的绿褐色的液体，那是要付给印尼士兵的钱。他们等待的时候，阿图罗的弟弟问他电缆有多少尺长。不论尺，阿图罗说，好几里呢！士兵的小房子是用木头盖的，就在海边。他们等待的时候，另一个阿拉伯人，那个年长些的家伙拦住他们的去路，阿图罗的第一反应是想羞辱他或者至少骂他太粗鲁，先检查了下那把弯刀还在不在原位，那个年长些的阿拉伯人开始对印尼士兵以及其他所有想听的人讲一个故事时，阿图罗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个故事讲的是在西西里的一场聚会。阿图罗告诉我，他和弟弟听了后很高兴，也觉得很可怕，好像另外那个人在背诵一首诗。西西里有一座沙子冰山。一群乌合之众在一个安全距离外看着它，有两个人是例外，第一个人爬上一个山顶，这块冰山就是靠这个小山来平衡的，另一个人站在山脚下等着。后来山顶上的那个人开始在地上走动或舞蹈或踩踏起来，这时冰山的表层开始松软，巨大的沙块滑落下来，朝底下的那人落去。他动都没有动一下。眼看快要葬身沙土的刹那间，在最后紧要关头，他朝旁边一跳，人得救了。这就是那个梦的内容。印尼的天空几乎是绿色的，西西里的天空几乎是白色的。阿图罗已经很久没有讲过这样吉祥的梦了。也许他梦到的印尼和西西里在另一个星球上。我说，照我看，那个梦预示着你的运气要发生变化了。从现在开始，你会事事称心如意。你知道梦里的那个小弟弟是谁吗？让我猜猜，他说。那是你儿子！我说出来时阿图罗笑了。可是，几天后，他又扯出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了。我感觉又不好了，我说滚你的去。现在想来真不应该，即便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跟他聊了人生的责任，为了生存下去我相信和坚持的东西。我也许表面上对他挺恼火的，其实并没有。他也没有冲我发火。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里来睡。我记得这事儿，因为那天晚上胡安马·帕切科第一次来看我。他每隔十五天就休息一回，他来马尔格兰特想好好地利用一下假期。我们走进我的房间试图做爱。可我做不了。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也许是因为胡安马的肌肉的缘故，他离开健身中心这么长时间，肌肉已经松软。无论是什么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我的毛病。我频频起来去厨房喝水。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走进阿图罗的房间。桌上放着他的打字机和一堆纸。我飞快地翻看那叠稿纸时想起了《闪灵》，这让我一激灵。阿图罗没有疯狂，我知道。后来我又在房间转悠起来，打开窗户，在床上坐下，听着过道里的脚步声。胡安马·帕切科的脸出现在门口。他问我怎么了。没什么，挺好，我说，我在想心事，后来我看见了那几只打包好的箱子，我知道他就要走了。

他给了我四本书，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一星期后我们就告别了，我送他去了车站。

25

雅各布·乌伦达，切尔克－米迪街，巴黎，1996年6月。

这是一个说来挺沉重的故事。它貌似轻松，可是稍微深入点表皮，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绝不轻松。所有关于那个地方的故事都很沉重。我每年至少去三次非洲，通常都去那种炎热的地方，每当我回到巴黎，好像还沉睡在梦中，我都醒不过来了，尽管你也许觉得恐惧对拉美人的影响，相对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而言要小很多，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我就是在那里碰到阿图罗·贝拉诺的，在罗安达的邮局，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时我没什么好干的，除了花巨资往巴黎打电话。他在发传真的窗口，他跟那个派头像经理的家伙讨价还价，后者想多收他钱，我向他伸出了援手。纯属巧合，后来发现我们都是南美人，他是智利人，我是阿根廷人，我们决定一起度过剩余的时光。也许是我提议的，我从来都是那种喜欢交际的人，喜欢聊天，想了解别人，我还算是个称职的倾听者，不过，有时我貌似在听其实却在想着自己的事儿。

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之间有着比想像中还要多的共同点。至少我意识到了这点，我猜阿图罗也意识到了吧，我们没有就此交换过意见，或者拍拍对方的肩膀。我们的出生时间差不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别离了自己可敬的国家，我们都喜欢科塔萨尔，我们都喜欢博尔赫斯，我们都没有多少钱，我们都会讲很烂的葡萄牙语。基本上，我们都是那种正处于深渊或者崩溃边缘的状态，你愿意怎么描述它都可以，而且在某个非洲国家待得很自在的四十出头的拉美人。惟一的不同是我完成任务（我是供职于拉鲁纳公司的摄影师）后就返回巴黎，而可怜的贝拉诺完成工作后还想在这里继续逗留。

为什么要留下来呢，伙计？那天晚上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欧洲呢？我都打算借钱给他买机票了，如果他没钱的话，当然这种话也就是喝得烂醉时才会说，那里的夜晚不仅有异国他乡的味道而且还很辉煌，非常辉煌，辉煌得稍不留心它会把你吞没，吞没你以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但那种感觉你们不会明白的，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去过非洲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太明白了。贝拉诺也很明白。我们两个都是自由职业者。我在拉鲁纳工作，我说过了，贝拉诺是马德里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他们给他的稿酬低得近乎没有。尽管当时他没有对我说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我们还是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最后被夜晚或者被困乏（这么说，是因为真正的罗安达的困乏能让你跌到帆布床下）带到那个叫霍奥·阿尔维斯、足有两百五十磅重的非洲人开的私人俱乐部里去。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几个熟人，有记者、摄影师、警察和皮条客，我们一个劲儿地说着话。也许并没有说。也许我们在那里就分开了，也许我在烟雾中看不见他了，就像为了工作要出来见那么多人，跟那么多人交谈，然后大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就不同了。人们逐渐散去，越来越少，你完全有时间互相道个别，哪怕你不想道别。在非洲就不是这样了。这里人们一个劲儿地说话，向你倾诉他们的麻烦，完了就消失在烟雾中，就像那天晚上贝拉诺的消失，一点预兆都没有。你甚至永远不会考虑在机场再次碰到X或者Y。这种可能是有的，我不是说它不存在，但你别指望。就这样，那天晚上，贝拉诺消失后，我就不再想他了，不再想借钱给他，我继续喝酒、跳舞，后来就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惊醒时（主要是害怕而非余醉未醒的难受，因为我担心会被抢，而不是不习惯待在类似霍奥·阿尔维斯的这种地方）已经是清晨了，我走出去活动腿脚时发现他也在院子里，吸着烟等我。

没错，这是有点造作。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见面。有时我会请他吃晚饭，有时他又请我吃晚饭。饭菜都挺便宜，他不是那种饕餮之徒。每天早晨他都稍微喝点菊花茶，如果没有菊花了就要些亚麻或者薄荷什么的来泡花草茶，他从不沾咖啡或者黑茶，也不吃任何油炸食品。贝拉诺，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简直像个移动药店啊，他发出苦涩的大笑，好像在说别烦我了，乌伦达，我情绪不好。至于女人，据我所知，他身边没有一个。一天晚上，那个美国记者乔伊·拉德马切尔邀请我们在邻近的帕拉参加个舞会庆贺他在安哥拉出差结束。舞会是在一家私宅后面一个拥挤的土院里举行的，最妙的是来了很多女孩。跟那些时髦的人一样，我们带了大量避孕套，除了贝拉诺，他是最后时刻才决定跟我们一起来玩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坚持要他来的。我不想说他不跳舞，因为事实上他是跳的，可是我问他带避孕套了没有，或者是不是需要几只我带的，他断然打断我：乌伦达，我不需要这种东西，或者说了具有类似效果的话，这让我觉得他会仅限于跳舞。

我回巴黎后，他还留在罗安达，打算还往腹地深处再走走，那里还满是持枪荷弹、无法无天的匪帮。我临走之前两个人最后聊了一次。他的故事其实很难凑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我觉得生活对他已经没有意义，感觉他领受这份工作是为了死得绚丽多彩，死得非同凡响，与这那庸常之辈和狗屎们有所不同。我这一代人全都深受马克思和兰波的影响。（我不是以此为借口，至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这里不想评判任何人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这点我也迷惑不解，他对自己又呵护有加。他每天像举行宗教仪式般服那些小药片。有一次我跟他去罗安达一家药店找跟优思弗相当的什么药，那是一种熊脱氧胆酸药物，多少有利于硬化的胆管功能，我是这样理解的。干这种事儿时，贝拉诺的举止好像健康对自己来说重要极了。我看着他走进药店，说着糟糕极了的葡萄牙语，目光扫视着货架，先是以字母为序，接着就随意无序了，没有找到可恶的熊脱氧胆酸，我们要离开时，我对他说，贝拉诺，别担心（因为他的表情忧伤极了），我一到巴黎就给你寄些过来，他说：没有处方你是拿不到药的，我开始笑起来了，我想这人还是想活嘛，他不可能谋划着去寻死。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需要药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光要优思弗，而且还要氨基水杨酸和奥美拉唑，前两种必须每天服用，四片氨基水杨酸治结肠病，六片优思弗治硬化症。没有奥美拉唑关系不大，我吃不准他服这种药是不是治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或者胃酸过多什么的，但用不着每天都吃这种药。有趣的是，如果这样能说得通的话，他又担心得到药品，担心吃了什么会引起胰腺病的发作（已经发作过三次了，当然是在欧洲不是安哥拉，如果在安哥拉发作的话，可能必死无疑），我是说他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健康，而且我们交谈的时候，男人之间交谈的时候，我猜你会这么说，这的确听上去有些恐怖，可你能把那样一场阴郁的谈话叫什么好呢？他暗示他去那里是为了把自己给弄死，我想这跟他到那里是杀死自己或者去自杀不是一回事，因为你不会辛辛苦苦地亲自来做这件事儿，到头来这样做照样很麻烦。

我回巴黎后跟西蒙娜——那是我妻子的名字，她是法国人——讲了，她问我贝拉诺长什么样，让我描述一下他的外形，要绝对详细，然后她说完全能够理解。你怎么理解他了？我都不理解。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关了灯，正是我会把一切都讲给她听的那种时候。那药呢，你买了吗？西蒙娜问。没有，还没买呢。哦，明天一起来我就去买，然后立刻给他寄过去。我会买的，我说，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在非洲，你经常会碰到各种离奇的事情。你觉得有谁可能旅行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找死吗？我问妻子。这完全有可能，她说。一个四十岁的男子也有可能吗？我问。如果他还具有冒险精神，那完全有可能。我妻子说。跟大多数比较实际和吝啬的巴黎女人不同，我妻子还有股浪漫气质。于是我给贝拉诺买了药寄到罗安达，不久，我便收到一张表示感谢的明信片。我估算，寄的药可以让他用上二十天。这之后怎么办呢？我想他要么返回欧洲，要么死在安哥拉。此事我只能想到这一层。

几个月后我在基加利的大酒店与他不期而遇，我就住在那儿，他隔段时间就来用一下酒店的传真机。我们非常热情地问候了对方。我问他是不是还在马德里那家报社工作，他说还在，又增加了几家南美洲的杂志，这样挣的钱会略微多点。他又不想去死了，同时又穷得回不了加泰罗尼亚。那天晚上我们在他住的屋里（贝拉诺从来不像别的外国记者那样住在酒店，而是在允许他能便宜住下的私人家里租间屋子或者一张床、一个角落）一起吃了晚饭。我们聊起安哥拉。他告诉我他去过万博，漫游过宽扎河，去过奎托夸纳瓦累和威热，他写的文章里已经好好地回顾过了，他是经过罗安达陆路去的，然后继续走到基桑加尼，有时沿刚果河而上，有时沿险峻的森林山路，最后到达基加利，全程不歇地行走用了三十多天。这片大地本身就会令此行几乎不可能实现，更不要说还有政局的影响了。他讲完后，我都说不上该不该相信。从表面上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他又是半带微笑说的，更让你不禁想怀疑。

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在安哥拉得腹泻病倒了，但现在已经痊愈。我说我的照片卖得越来越好。如果他想要，我说，我想这次是当真的，我可以给他借点钱，但他听都不听。后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问起他那场伟大的死亡探寻，他告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说我会看到真正的死亡，那件至关重要的东西，明天就会逼近。怎么说呢，他变了。有段时间他一连几天不吃药。好像平心静气多了。我看见他时也很开心。因为他刚从巴塞罗那收到药。谁寄给你的？我问他，一个女人？不是，他说，一个朋友。他叫伊内基·埃切瓦内，我们决斗过一回。打过架？我说。不，是决斗。谁赢了？我不知道我们谁杀死了对方，贝拉诺说。真是太离谱了，我说。没错，他说。

其间，他显然已经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掌控裕如了，或者开始裕如了，这点我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人能办得到，其实，除了大型媒体的记者，他们有雄厚的实力，鲜有自由职业者不结交的大量朋友，而只是靠着接近它就能在非洲这种环境里做到操纵自如。

从外形上看，他比在安哥拉时瘦了许多，其实已经皮包骨头了，但看样子却显得挺健康，没有丝毫病态。或许那只是我的观感，可能正在逐渐向死亡边缘走去也没准呢。他的头发更长了，可能是自己剪的。他还穿着安哥拉时穿的衣服，但更脏了，而且快要破掉了。他操着方言，我立刻听了出来，属于那种视性命如草芥的国家的语言，而交谈——连同金钱——最终成为解决一切的关键。

第二天我去了难民营，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宾馆后发现他给我留了张字条，祝我走运，并请我，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回巴黎后给他寄些药来。他的地址写在字条里。我去找他，他人已经不在了。

我把情况告诉妻子后她一点都不吃惊。可是西蒙，我说，我再次见到他的机会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了。这是有可能的，她就说了这么一句。第二天她问我打算给他寄还是不寄药。我已经寄走了。

那次我在巴黎没有待多久。我又回到非洲，我坚信自己会碰到贝拉诺，但我们的路径已经不再相交，但我还是向那些老资格的记者们打听了他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几个认识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下一程还是如此，再下一程次依然如此。你见到他了吗？我回去后妻子总是这样问我。没见到，我回答说。也许他已经回巴塞罗那或者到家了。也许在别的地方呢，妻子说。可能吧，我说。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最后在利比里亚我总算见到他了。你知道利比里亚在哪儿吗？没错，在非洲西海岸，大致在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之间。没错。可你知道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吗？左派还是右派？我敢打赌你不知道。

四月的时候，我乘一艘船从塞拉里昂的自由城来到蒙罗维亚镇。那艘船是一个人权组织包租的，具体什么机构我现在忘了，使命是去解救几百名欧洲人，他们全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着——那里是蒙罗维亚镇原则上惟一安全的地方，据任何到过那里或者掌握那里事态的第一手消息的人说。这些知情人士原来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北非人以及那个古怪的英国黑人。其他欧洲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早就撤离了，只留下他们的秘书。对一个拉美人来说，把美国大使馆与安全联系起来本身就有点古怪，这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时代已经变了，为什么大使馆就不该安全呢？我想我自己可能最终也要到那里的。然而，这些信息让我觉得是一个不祥之兆，可能是一切要走向错乱的确凿信号。

一群利比里亚士兵，没一个超过二十岁的，护送我们来到新非洲路一幢三层楼里，那是老里兹酒店或者老克里伦酒店的利比里亚翻版，现在由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国际记者组织经营。这家酒店被称作媒体记者中心，是首府为数不多还在营业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得归功于五名美国海军人员的存在。他们现在正在站岗，但大部分时间却在后廊里打发，跟美国电视台的记者们喝酒，为记者和他们雇的一帮去蒙罗维亚激战区，或者很少但心血来潮去首府以外的地区，那些无名的村落（虽然这些地方全都有名字，而且曾经有过大人、孩子和工作）时充当向导和保镖的年轻的曼丁哥士兵牵线搭桥，那些地方据道听途说或者我们每晚从CNN上的报道看，几乎是世界末日、人类的疯狂、潜伏在每个心脏里的恶魔的忠实写照。

那个新闻中心还发挥着宾馆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到那儿的第一天需要登记。轮到我登记时，我已经喝了威士忌跟两个法国朋友聊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翻起登记簿找一个名字。我毫不意外地发现了阿图罗的名字。

他到那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是跟一群德国人同时到的，他们是两男一女，都是法兰克福一家报社的人员。我想马上跟他取得联系，但却找不到他。一个墨西哥记者告诉我他已经有七天没有出现在中心了。如果我想了解他的情况，应该上美国大使馆询问。我想起我们在安哥拉那场遥远的谈话，谈到他对死的渴望，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去了却那个愿望了。有人告诉我，那几个德国人已经走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我心里清楚别无选择，只好到大使馆去找他了。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我只拍出几张照片。蒙罗维亚的街道、大使馆的庭院、几张面孔。我回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个奥地利人，他认识一个离开前曾见过贝拉诺的德国人。但是，这个德国人整天外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着白天的时光，没办法，只有等了。我记得开始跟几个法国同事玩扑克时已经七点左右了，还记得我们都备好蜡烛以防日落时经常出现的断电，或许别人告诉我们会断电。然而灯并没有熄灭，玩家们很快陷入倦怠状态了。我记得大伙一起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卢旺达和扎伊尔以及我们在巴黎刚看过的电影。那个德国人午夜才回来，那时我独自一人在鬼影幢幢的里兹酒店的大厅里待着，担任门卫和值班经理的年轻的雇佣兵（可是在谁出钱的军队里呢？）吉米告诉我，海尔·林克，那个摄影师正往自己房间走去。

我在楼梯追上他。

林克只能讲点最简单的英语，一句法语都听不懂，他的形象正派端庄。我设法让他明白我在探听朋友阿图罗·贝拉诺的消息时，他礼貌地请（尽管他做出的各种表情已经多少有些让人理解了要传达的信息）我在大厅或者酒吧等他，让我知道他需要冲个澡，很快就会下来。他去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再次回来时满身的润肤油和消毒剂的味道。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全凭兴之所至。林克不喝酒，他说因此才注意到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新闻中心聚集了很多记者，比现在多多了，他们每天晚上在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包括一些著名的谈话主持人，这些人应该检点行为，做出表率，林克说，最后却索性在阳台上吐了。阿图罗·贝拉诺不喝酒，他们这才有机会交谈过一次。林克回忆说他在中心只待了三天，每天早上出去，正午或者黄昏回来。有一次，不过这次是跟两个美国人结伴，他出去了一夜，打算采访乔治·金赛，罗斯福·约翰逊最年轻也是最血腥的将军，克莱恩族人，但陪同他们的向导却是一个曼丁哥人，这人毫无道理地恐惧不已，在蒙罗维亚东部地区抛下他们不管了，他们花了整整一夜工夫才返回宾馆。林克说，第二天，阿图罗·贝拉诺睡到很晚才起来，两天后他又跟那两个美国人离开蒙罗维亚准备去采访金赛。本来他们打算向北方去。贝拉诺临走之前，林克给过他一小包柏林一家自然产品公司造的止咳液——至少我觉得他想表达这个意思。从那以后林克就再没见过他。

我问他那两个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一个叫雷·帕斯特尔。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请他再说一遍，我可能都笑了，但这个德国人很严肃。再说，他已经很累，早就开不起玩笑了。他回去睡觉前从牛仔裤后兜里取出一小片纸，在上面给我写下几个字：雷·帕斯特尔。我想他应该是纽约人，他说。第二天，林克就搬到了美国大使馆，打算离开利比里亚，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想看看有没有雷·帕斯特尔的消息，可是这里一派混乱，再坚持下去似乎毫无意义。我离开时，林克正在大使馆的花园里拍照。我给他拍了一张，他也给我拍了一张。我拍的照片里，林克手拿相机站着，望着地面，好像草地上什么发光的东西忽然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把他的眼睛从镜头里移开。他表情平静，忧伤而平静。在他给我拍的照片里，我的尼康相机挂在脖子上，我正盯着相机（我想）。我可能笑了，还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

三天后，我该动身离开了，可我已经走不出去。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表面上，形势在趋于好转，但是交通混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却成反比关系。我离开了大使馆，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我在四处活动的几百名滞留者中寻找林克但没有发现他。我碰到一群新来的记者，他们刚到自由城，有几个人，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乘直升机从象牙海岸的某个地方来到蒙罗维亚。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已经正在考虑回去，每天都去大使馆看看有没有塞拉利昂的船位。

这时正好无事可做，把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写了也拍了，有人提出我们几个人去内陆走一走。当然，大多数人都拒绝了这个建议。《巴黎赛事》杂志的一个法国人同意去。我和一位路透社的意大利人也同意去。这次行程由在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一个家伙组织，他除了想赚笔钱，还想去看看自己的家乡，他已经有六个月没有回去了，虽然离蒙罗维亚只有十五或者二十英里。旅行期间（我们坐上一辆破败的雪佛兰，由厨师的朋友驾驶，备有一把突击步枪和两颗手榴弹），厨师告诉我他是马诺族人，妻子是奇欧族人，都是曼丁哥人的朋友（司机就是曼丁哥人），是克莱恩族的敌人，他诅咒克莱恩族是食人族，他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混蛋，这个法国人说，我们应该回去，可行程已经过半，我和那个意大利人都很开心，想把最后剩余的胶卷都给消耗完了。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检查站，我们通过了萨默斯小镇、托马斯河小村，圣保罗河不时地出现在我们左边，有时又从视野里消失了。路况很差。道路时而从森林中穿过，那可能是古老的橡胶种植园，时而又沿着平原展开。在这样的平原上不用看也能猜到会有坡度平缓的山丘从南边升起。我们只穿越过一次河流，那是圣保罗河的一条支脉，从一座非常好的木桥上通过，朝照相机的眼睛自动呈现出的惟一的东西就是大自然，除了翠绿甚或奇异外说不上该怎么形容，不知为什么这让我联想起孩提时代的科连特斯省之行，但我同时也没有少说话，我对路易说：这里挺像阿根廷，我是用法语说的，这是我们三个人的通用语言，《巴黎赛事》的那家伙看着我说，但愿只是看着像阿根廷，这实在让我沮丧，因为我都不是冲他说的，我说了吗？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阿根廷比利比里亚还要野蛮和更加危险吗？是说如果利比里亚人如果是阿根廷人的话，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他的这句话彻底扫了我的兴，我真想跟他理论个水落石出，但经验告诉我，这种争论你最终会一无所获，再说这个法国人对我们多数人决定不回去已经搞得很恼火了，他也需要找个机会出口气，不会只满足于不停地抱怨只想赚几个美元又能看家人的可怜的黑人。所以我假装没听见，但心里却诅咒他这个猴子操的家伙，我不停地跟路易说话，说来道去，我忘了说到什么时候才打住，总之是解释了比如树的名称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它们跟科连特斯的树一样古老，而且名字也一样，当然肯定跟科连特斯的树不是一回事。从路易的笑声和我们的伙伴们偶尔发出的笑声判断，我猜我如此热情洋溢突现出自己多么有才华，或者至少显得比真实的我更有才华，甚至更风趣，有种轻松自在的同志式的氛围，当然不包括那个法国人让－皮埃尔，他越来越闷闷不乐，我们把跟科连特斯的树如出一辙的树木抛在了后面，开始进入一片没有大树的光秃地带，只看到些零星的灌木丛，这些灌木也病恹恹的，沉默一次又一次被一只孤独的鸟儿打破，这只鸟叫啊叫，却得不到任何回音，后来我们开始紧张起来，路易和我，可是这会儿我们离目标已经那么近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我们只有继续前进。

那个村子映入眼帘后，枪声很快响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枪手，射击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但是等我们从弯道拐过去及时地来到黑溪镇时，我的朋友路易已经死了。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那个家伙的胳膊开始流血，他轻轻呻吟着，蜷缩在旅客座下。

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趴到雪佛兰的车板上。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我试图救活路易，给他做了嘴对嘴的急救，然后又做了常规的救命抢救，最后那个法国人拍了下我的肩膀，用一根颤抖的脏乎乎的手指指着意大利人的左太阳穴，那里有一个橄榄大小的洞。这时我才意识到路易死了，后来再没有听到枪声，寂静只有被雪佛兰行驶时冲开的空气以及轮胎碾过通向小镇的路上的石头和沙子发出的声音打断。

我们在貌似黑溪镇主广场的地方停下。向导转过身说要去看看家人。他受伤的胳膊上缠绕着一条用自己的衬衣做成的绷带。我想那可能是他本人或者司机给包扎的，可我几乎想像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包扎的，除非他们的时间感忽然与我们的断裂了。向导走后不久，那儿出现了四个老人，他们显然是被雪佛兰的声音吸引过来的。几个老人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盯着我们，躲在废墟中一所房子的屋檐下。他们显得很瘦，走动时带着病人特有的谨慎，其中一个赤裸着身子，就像金赛和罗斯福·约翰逊的克莱恩族游击人员，不过这个老头儿显然不是游击队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仿佛如梦初醒。司机看见了他们，但坐在方向盘后面没动，他大汗淋漓，抽着烟，偶尔瞥一眼手表。过了会儿，他打开车门，向老人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在屋檐的保护下毫无反应，动都没动，接着司机走出小车，开始检查发动机。他回到车上后作了很多让人不明白的解释，好像这车是我们的。他说的基本意思是前部有很多网眼似的洞。法国人耸了耸肩，把路易挪了挪坐在他旁边。我想他的哮喘病快要发作了，但他故作镇定。我从内心很感谢他这样做，我最讨厌歇斯底里的法国人了。后来一个青春少女出现了，她张望着我们，没有停就走了过去。我们看着她消失在通向广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她走了后四周陷入绝对的寂静之中，必须使劲听才会听到类似阳光打在小车顶上的声音。没有一丝微风。

我们被骗了，那个法国人说，他说得很客气，于是我就说，射击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是几个人伏击我们，也许是几个土匪跟我们一样被吓着了。真是混蛋，法国人说，这个村子都是空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广场上没有别人，觉得这很不正常，这个法国人也许说对了。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害怕而是愤怒。

我下了车冲着最近的一堵墙撒了很长一泡尿。我又走到雪佛兰前，看了眼发动机，看不出任何有碍我们离开这里原路返回的毛病。我给可怜的路易拍了几张照片。法国人和司机无言地瞧着我。后来，让－皮埃尔好像经过深思熟虑，请求我也给他拍一张。我痛快地拍了。我给他和司机拍了张，然后又让司机给我和让－皮埃尔拍了张，后来我又请让－皮埃尔给我和路易拍了张，但他却拒绝了，说觉得这样太病态了，我们之间正要萌芽的友谊再次破碎。我想我可能冲着他叫骂起来。我想他也冲我叫骂了。我们两个回到雪佛兰里，让－皮埃尔坐在司机旁边，我坐在路易旁边。我们在那里大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让－皮埃尔和我说了好几次别管那个厨子了，得马上逃离那儿，可司机不听。

在等待过程中，我想我很不舒服地小睡了会儿，但毕竟还是睡了会儿，我可能梦见了路易而且得了可怕的牙疼。这疼痛比这个意大利人确凿无疑死了更令人感到痛苦。我醒来时浑身是汗，我看见让－皮埃尔头靠在司机肩膀上睡着了，司机已经在抽另一支烟了，直视着前方荒凉的广场上阴郁的黄色，步枪横放在膝盖上。

我们的向导终于来了。

他旁边走着一个干瘦的女人，我们乍一看差点当成了他母亲，最后发现是他老婆，还有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红衬衫蓝短裤。我们得把路易扔下才能走，让－皮埃尔说，大家都上来，座位就不够了。我们争执了几分钟。向导和司机站在让－皮埃尔一方，最后我也屈从了。我把路易的相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把他的衣服口袋都腾空了。我和司机把他从车里抬出来放在像是一个茅草棚的东西下面。向导的老婆用自己的土语说了句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让－皮埃尔转过身来望着她，请厨子翻译。厨子起先不太愿意，后来他说老婆说最好把尸体放在广场上的某个人家里。为什么？让－皮埃尔和我同时问道。这个女人显得那么沉默和恬静，虽然遭此蹂躏，仍然保持着一种雍容大度的气质，也许只是那一刻我们感觉如此吧。因为狗会吃了他，这个女人说，手指着停放尸体的地方。让－皮埃尔和我面面相觑然后笑了，是啊，法国人说，我们怎么没想到呢，这很有可能。我们又把路易的尸体抬起来，等司机踢开看上去已经脆弱不堪的屋门后，我们把尸体搬进一间地上塞满东西的房间。屋里堆满了席子和空纸箱，味道简直没法闻，我们放下那个意大利人后就立刻跑了出来。

司机发动好小车后我们全都颠了起来，除了那几个老人，他们还在屋檐下望着我们。我们上哪儿去呢？让－皮埃尔问。司机做了个动作好像是说别打扰他，或者在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向导说。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男孩：他胳膊搂着爸爸的腿睡着了。我们去他们说的地方吧，我对让－皮埃尔说。

小车在那个小镇荒凉的街上行驶了会儿。我们离开广场后走上一条笔直的街道，接着向左拐去，雪佛兰慢慢向前移动着，几乎要刮着房子的墙壁、茅草屋顶的前檐了，最后，我们进入一片开阔地，那儿有个巨大的只有一层的锌皮货棚，大得像间仓库。货棚侧面写着几个字“泽－雷－帕有限公司”，用巨大的红颜色的字母写成，下面是：“玩具工厂，黑溪和布朗斯威尔”。这个破败的小镇叫布朗斯威尔，不是黑溪，我听让－皮埃尔说。司机、向导和我一直盯着货棚纠正了他。这个小镇就叫黑溪，布朗斯威尔也许在更东一点，让－皮埃尔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坚持说我们就是在布朗斯威尔而不是黑溪，这是个问题。雪佛兰穿过开阔地进入一条穿过密林的公路。现在我们才真正到非洲了，我对让－皮埃尔说，徒劳地想振作起他的精神，但他只是语无伦次地评论了句我们刚刚经过的玩具厂，算是回答。

整个行程持续了只有十五分钟。雪佛兰停顿了三次，司机说，凭这发动机，这算很幸运了，本来我们连布朗斯威尔都走不出去，如果有幸能走出去的话。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布朗斯威尔在一块空地上，不足三十户人家。翻越了四座光秃秃的小山后就到了布朗斯威尔。跟黑溪一样，这个小镇也是一片荒芜。雪佛兰的挡风板上写着“新闻”字样，引起仅剩的若干居民的注意，他们从长长的犹如厂房、算是镇上最大的一幢木房子的门口向我们招着手。两个武装人员出现在门槛上冲我们喊话。小车在几百尺远的地方停住，司机和向导下车去交涉。他们朝那幢房子走去时我想起让－皮埃尔对我说过，如果我们想救自己就应该跑进树林里去。我问厨子的女人那是什么人。她说是曼丁哥人。男孩头枕着妈妈的腿睡着，一线细细的涎水从嘴唇间流出来。我告诉让－皮埃尔，我们碰上朋友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个法国人讽刺地回应了一句。但是从外表上，我看到那种镇定（一股暖流般的镇定）把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舒展开来了。我记得这个情景，这让我感觉很不好，但这时我也挺高兴。向导和司机跟那几个陌生人笑着。当向导和司机在刚才那两个人的陪同下向小车走过来时，又有三个人从长房子里出来，也是武装到牙齿，站在那里盯着我们。远处传来几声枪响，让－皮埃尔和我马上低下脑袋。后来我们抬起头，走出小车去迎接他们，其中一个黑人跟我打了声招呼，另外一个人几乎不看我，忙着揭开雪佛兰的车盖检查已经修不好的坏死了的发动机，这时我才觉得他们不是要杀了我们，我向长房子望去，看到六七个武装人员，有两个白人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拿着两部用像枪套般的袋子装着的照相机，也是个摄影师同行，这是很显然的，但那一瞬间，由于他还在远处，我没有认出这个大家无所不知的名人，我是说像这个行当里所有的人一样，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作品，却从未见过他本人，甚至在照片上也没见过。另外一个人是阿图罗·贝拉诺。

我是雅各布·乌伦达，我说，声音有些发颤，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他还记得我。他怎么会不记得呢？可事隔很久了，我拿不准他还记得什么事儿，更不要说我了。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他变了。其实他一点都没变。他还是我在罗安达和基加利认识的那个人。也许倒是我变了，我不知道，可问题是我觉得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包括贝拉诺和他的记忆力。刹那间我的神经差点出卖了我。我想贝拉诺注意到了，他在我背上拍了一把叫出我的名字。我们握了握手。我惊恐地发现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我同样怀着几乎是恐惧的感觉注意到，贝拉诺的手却完美无瑕。

我向他介绍了让－皮埃尔，他又把我介绍给那位摄影师。这是埃米利奥·洛佩兹·洛博，马德里的大牌摄影师，摄影界现存的传奇人物。我不知道让－皮埃尔是否听说过他（让－皮埃尔·博伊林，《巴黎赛事》的，让－皮埃尔说，连根头发都没动，这可能说明他还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或者表示在这种氛围里他才不在乎遇见一个大人物呢），但我听说过他，我是个摄影师，对我们来说，他就像唐·德里罗之于作家，是一个奇才，一个封面特写的追猎者，一个冒险家，一个获得过各种欧洲奖、用相机拍摄下人类的各种愚蠢和鲁莽行为的人。轮到我握他的手时，我说：雅各布·乌伦达，拉鲁纳公司的。洛佩兹·洛博笑了。他很瘦，大约四十岁的样子，跟我们几个年龄相仿，他好像喝醉了，或者精疲力竭，或者快要散架了，或者三者同时兼备。

士兵和平民都集中在那个长房子里。乍看上去，很难区别出他们谁是士兵谁是平民。屋里弥漫的气味既苦又甜，还发潮，那是一种充满期待和疲惫的味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出去到外面吸一口新鲜空气，但贝拉诺告诫我最好不要频频暴露自己，因为这儿有些克莱恩狙击手驻扎在山头上，会打掉你的脑袋的。我们还算幸运，他们不再整天监视而且枪法也不是很好，不过这点是我后来才得知的。

那幢房子里有两个长长的房间，只摆着三排风格迥异的架子，有铁的，也有木的，全都空空荡荡。地板上满是尘土。贝拉诺向我们介绍了下我们目前的处境。据士兵们说，克莱恩族正在包围布朗斯威尔，在黑溪袭击我们的人是金赛将军的先头部队，金赛正在布置他的人袭击卡卡塔族和哈贝尔族，然后向还控制在罗斯福·约翰逊手中的蒙罗维亚的邻近地区进军，这些士兵正计划明天早晨离开这里去托马斯河，据他们说，那儿由泰勒手下一个叫蒂姆·厄里的将军驻守。我和贝拉诺都一致认为，士兵们的这个计划纯属绝望之举，毫无意义。如果金赛真的要在这一地区重新集结他的人马，曼丁哥的士兵就绝无生还机会。那些平民似乎受一个女人的领导，这在非洲是罕见的，他们已经制定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有些人打算留在布朗斯威尔等待观察事态的发展。别的大队人马打算在这个曼丁哥女人的带领下向东北方向前进，穿过圣保罗河，进入布雷尔威尔公路。这个方案，也就是平民方案，不是很冒险，然而我在蒙罗维亚常听到在布雷尔威尔和波普鲁之间的路段上常有酣战杀戮。但是死亡地带在最东面，更靠近波普鲁而不是布雷尔威尔。听完他们的介绍，贝拉诺、让－皮埃尔和我决定随他们走。贝拉诺说，如果我们能到布雷尔威尔的话就可以得救，穿过十里地的古老的橡胶种植园，前方等待我们的是热带雨林，那就用不着过河了，但当我们走完这段雨林上了公路后，到布雷尔威尔就只有五里地了，然后，沿一条肯定还在泰勒的士兵手中的公路去蒙罗维亚就只有十五里远了。明天早上，等曼丁哥的士兵朝相反的方向开拔，去面对确凿无疑的死亡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先跟贝拉诺聊了会儿，后来又跟我们的向导谈了阵子，最后又找贝拉诺和洛佩兹聊了。这时大约已经是十到十一点之间，已经很难在屋里四处转悠了，整个屋子陷入绝对的漆黑之中，只有吸着烟驱散恐惧和昏睡的人的烟头发出的亮光偶尔会打破一下这种漆黑。门口过道上有两个士兵蹲在那里警戒的影子，我走到跟前时他们连头都没有转一下。我还看了看星星和山头的轮廓线，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童年来。大概是因为我把这个国家与自己的童年联系起来了。后来我又回到屋里，沿着架子摸索着往前走去，可我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这时大约已经十二点，我点上一支香烟，准备睡觉。我知道自己心里很高兴（或者我知道我觉得自己很高兴），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回蒙罗维亚了。我知道自己很高兴是因为正在经历一场冒险而且觉得自己还活着。我开始思念妻子和家，开始想起贝拉诺，他的气色太好了，他的状态好像也极佳，比在安哥拉时好多了，那时他还想寻死呢，比在基加利的时候也好多了，那时他已经不想寻死了，但还不愿离开这片上帝遗弃的大陆，我抽完那支烟后又取出一支，其实这已经是最后一支，为了给自己提点精神，我甚至开始轻轻地对着自己或者在头脑中哼起歌来，那是阿塔华尔帕·尤潘克写的歌，我的天哪，阿塔华尔帕·尤潘克，直到此刻，我才发觉自己紧张极了，意识到如果我要想睡着了，得需要跟人聊聊，这时我起身瞎走了几步，先是死一般的寂静（刹那间我想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必死无疑，支撑我们的仅仅是一种幻觉，我有强烈的冲动想从这个散发着恶臭的房子的大门里冲出去），后来我听到了鼾声，还有那些醒着的人在用奇欧或者马诺语、曼丁哥或克莱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说着话，发出细微的咕哝声。

这时在我听来所有的语言都显得那么令人讨厌。

我知道，现在这样说挺傻的。所有那些语言，所有那些呢喃声，都不过是将我们的身份保留到某个不确定时间长度的替代形式而已。最终，事实却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在我听来好像那么令人生厌，也许是因为我以某种荒谬的方式迷失在那两间长房子的某个地方，迷失在我不熟悉的地带，迷失在一个我不熟悉的国家，一片我不熟悉的大陆，在一个陌生、被拉长了的星球上，或许是我因为知道我应该睡会儿但却办不到。后来我摸索着墙壁，在地板上坐下来，睁大眼睛一个劲儿地想看清什么，接着我蜷缩在地板上双眼紧闭，向上帝祈祷（我并不相信它的存在），祈愿我不要生病，因为明天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来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可能快到凌晨四点了。

离我几尺远的地方，贝拉诺和洛佩兹·洛博还在说话。我看着他们香烟上闪烁的火光，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起来走到他们那儿去。我想借此舒缓第二天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我想跟这两个我从香烟后面瞥见的影子待在一起，哪怕爬过去或者用双膝蹭过去都可以。可我没有这样做。他们说话的那种语气，他们的影子的角度传达出的某种信息，拦住了我，那两个影子时而挤在一起、然后蹲下，如同在打架，时而又裂成碎片、散了开来，好像投射出影子的身体已经消失。

我克制住自己，假装睡着了，其实在聆听着他们的谈话。

洛佩兹和贝拉诺一直聊到天快要亮了。转述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丢掉我听他们谈话时感觉到的东西。

他们先是谈论着这样那样的人物，说着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那声音听着就像两个密谋者或者角斗士发出的。说话的声音很轻，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意见都完全一致，但贝拉诺的话语处于强势地位，他的说法（我只听到若干片段，仿佛他们说的话有一半被长房子里的某种声流卷走了，或者被一些随意设置的屏障拦掉了）很有挑战意味，而且挺生硬，说什么被人叫洛佩兹·洛博是不可原谅的，被人叫贝拉诺是不可原谅的，但我可能记错了，意思可能压根不是这样。后来他们又谈起别的事儿来：提到城市的名字、女人的名字、书的名字。贝拉诺说：我们都害怕失败。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这时我意识到洛佩兹·洛博几乎什么也没说，而贝拉诺说得太多了。我刹那间以为他们就要睡着了，我也装出睡了的样子。这时我全身的骨头都开始疼起来。白昼汹涌而至。这时我又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

刚开始我什么也听不明白，也许是因为换了个姿势或者他们的声音太轻了。我翻了下身子。他们中一个人在抽烟。我又听出了贝拉诺的声音。他说他到非洲后也想寻死。他讲了安哥拉和卢旺达的故事，那些我已经知道了，那些故事这儿的人多少都知道。后来洛佩兹·洛博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他问（我听得清清楚楚）当时为什么想死。我没有听清贝拉诺的回答，但能猜得出，没有多少新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知道了。他有些迷茫，他想死，就这样。后来我又听到贝拉诺笑了，我想像他在笑自己的迷茫，自己的巨大失败，在笑自己和别的什么，嘲笑那些我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的事情。洛佩兹·洛博没有笑。我想他说了：噢，看在上帝的分上之类的话。接着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后来，我说不上过了多久，我听到洛佩兹·洛博的声音，可能是在问时间。现在几点了？我旁边有人动起来。有人在睡梦中焦躁不安地动弹着，洛佩兹·洛博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话，好像又在问时间，但这次我敢肯定他在问别的事。

贝拉诺说现在是早晨四点。这时我无奈地认了，自己是睡不着了。后来洛佩兹·洛博开始说话了，他的演说一直持续到天亮，偶尔被我听不清的贝拉诺的问询所打断。

他说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跟贝拉诺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样，有一幢房子和一些书。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也许是在谈论幸福。他提到街道、地铁站、电话号码。好像他一直在找什么人。后来又是沉默。有人咳嗽。洛佩兹·洛博又重复了一遍说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过着一种总体上还算满意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话。1970年代反抗佛朗哥的行动主义和青春，那个年代不缺性，不缺友谊。他成为摄影师纯属偶然。他不把自己的声名或者特权或者别的任何东西看得多么重要。他结了婚后才开始恋爱。他的生活是那种通常被描述成幸福的生活。一天，他和妻子无意中发现大儿子生病了。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洛佩兹·洛博说。他病得很重，是一种热病，当然，洛佩兹·洛博觉得孩子可能是从他身上感染的。而且，做过有关的化验后，医生没有从洛佩兹·洛博的血液中查出这种病的丝毫踪迹。有一度，洛佩兹·洛博在孩子有限的交往圈中寻找这种病的携带者，同样一无所获。最后，他开始举止失常。

他和妻子变卖了马德里的房子去美国生活，带着生病的孩子和健康的孩子。那个男孩的住院费相当昂贵，治疗过程很漫长，洛佩兹·洛博只好又回去工作，妻子陪着孩子，他干些自由职业的活儿。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说，但最后总要回到纽约。有时孩子的情况好一些，好像快要战胜疾病了，有时又毫无起色甚至继续恶化。有时洛佩兹·洛博坐在生病孩子房间的一把椅子里，梦到两个儿子，看到他们的脸挨在一起微笑着，显得那么无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洛佩兹·洛博，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妻子在西81大街租了套公寓，那个健康孩子上了附近一所学校。一天，他在巴黎等去某个阿拉伯国家的签证时接到电话说那个生病孩子的情况恶化了。他放下手头的事情，立刻搭上第一班去纽约的飞机。到医院后一切似乎淹没在某种邪恶的正常中，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三天后孩子死了。他亲自处理了火化后事，因为妻子彻底崩溃了。直到此刻，洛佩兹·洛博的描述还是不太清楚。后来只听到单个的句子和一个又一个场景。我试图把它们串起来。

男孩死的当天或者过了一天，洛佩兹·洛博妻子的父母就到纽约了。一天下午，他们争论起来。他们坐在百老汇一家旅馆的酒吧里，在81大街附近，大家齐聚一堂，有岳父母，小儿子，妻子，洛佩兹·洛博开始哭着说他很爱两个孩子，大儿子的死是他的过错。不过他可能什么也没说，也没争论，所有这一切只是发生在洛佩兹·洛博的头脑中。后来洛佩兹·洛博喝得大醉，把孩子的骨灰放在纽约城的地铁车里，然后就回巴黎了，没有向任何人打声招呼。一个月后，他妻子回到马德里提出离婚。洛佩兹·洛博在文件上签了字，心想这一切犹如一场梦。

过了很久，我听贝拉诺的声音在问“那场悲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觉得那声音像是一个智利农民发出的。两个月以前，洛佩兹·洛博说。后来贝拉诺又问起他另一个孩子，健康的那个，后来怎么了。跟他妈妈一起生活，洛佩兹·洛博说。

这时我已经分辨得出他们靠墙坐着的轮廓了。两个人都吸着烟，都显得极为疲惫，不过产生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很疲惫了。洛佩兹·洛博什么也不说了。只有贝拉诺还在讲，跟刚开始那样，令人意外的是他讲起自己的故事来，一个不知所云的故事，讲过一遍又一遍了，每次讲的都有所不同，都要少一点内容，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我想死，但发现不死更好些。直到此刻我才完全明白，洛佩兹·洛博打算明天跟着士兵而不是平民们同行，贝拉诺不想让他一个人去死。

我想我可能终于睡着了。

至少，我觉得睡了片刻。醒来后新一天的光线开始透进屋子。我听着鼾声、叹息声和呓语声。后来我看见士兵们已经准备出发。洛佩兹·洛博和贝拉诺跟他们在一起。我起了床，告诉贝拉诺别去了。贝拉诺耸耸肩。洛佩兹·洛博的表情一点都不消极。他知道自己这是去死，现在他很镇定，我想。这时贝拉诺的脸看着像个疯子的脸：几秒钟间，可怕的恐惧和强烈的幸福感在脸上同时掠过。我抓住他的胳膊，不假思索就拉他到外面去散步。

这是一个灿烂的早晨，那种弥漫着飘渺蓝色的早晨，蓝得让你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洛佩兹·洛博和士兵们看着我们走过去一言不发。贝拉诺面带微笑。我记得我们向那辆没用了的雪佛兰走去，我说了好几遍，说他计划要干的事儿完全是疯狂之举。我听到你们昨晚的谈话了，我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你的朋友疯了。贝拉诺没有打断我：他望着前方的森林和布朗斯威尔周围的山，频频点头。我们走到雪佛兰跟前时，我想起了狙击手，觉得有种恐慌的激动感。这似乎挺荒谬。我打开车门，我们钻进车里。贝拉诺注意到了浸透进布料的路易的血，但什么也没说，我觉得这时作解释很不合适。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我双手捂住脸。后来贝拉诺问我注意到了没有，这些士兵多么年轻啊。他们都是些混账孩子，我说，他们像玩儿似的互相残杀。毕竟，这也有好处，贝拉诺说，望着窗外沉浸在雾气和阳光中的森林。我问他为什么要跟洛佩兹·洛博一起去。这样他就不孤独了，他回答说。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某种结论性的回答，但我也没再问。我感到很伤心。我还想说点别的什么，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我们又从车里出来向长房子走去。贝拉诺取出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跟士兵和那个西班牙摄影师走了。我陪他走到门口。让－皮埃尔在我旁边，迷惑不解地看着贝拉诺。士兵们开始准备出发，我们就在那里向他道了别。让－皮埃尔握了握他的手，我拥抱了他。洛佩兹径直朝前走去，让－皮埃尔和我感觉他不想跟我们说再见。这时贝拉诺开始跑起来，好像在最后关头觉得部队会撇下他。他追上洛佩兹·洛博，我感觉他们好像开始说话了，好像在笑，好像要去远游，后来他们穿过这片空地，消失在灌木丛中。

我们返回蒙罗维亚的旅程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很漫长很艰辛，但没有碰到双方任何阵营的士兵。我们在黄昏时到达布雷尔威尔。我们在那里跟同行的大部分人告过别，第二天一辆某人道组织派出的大篷车把我们接回蒙罗维亚。让－皮埃尔不到一天的工夫就离开了利比里亚。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星期。那个厨师和他的妻子、儿子搬进了新闻中心，我跟那孩子后来关系处得挺好。那女人干些收拾床铺和扫地的活儿，有时我从自己房间的窗户望出去，看到那男孩在跟其他孩子或者守卫宾馆的士兵们一起玩儿。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司机，不过他到蒙罗维亚时还活着，这多少令人欣慰。不用说，我在那里接下来试图寻找贝拉诺，想搞清在布朗斯威尔——黑溪——托马斯河地区都发生了什么，但始终没有得到过明明白白的答案。有人说那片地区现在由金赛的武装排控制，又有人说一个十九岁的将军，我想他的名字叫莱博将军，领导的部队设法重新确定泰勒对卡卡塔和蒙罗维亚之间所有地区的控制，包括布朗斯威尔和黑溪。但我始终未能搞清这是真是假。一天，我去听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一个地方举办的演讲。演讲者是一个叫威尔曼将军的人，他试图以自己的观点解释国家当前面临的形势。最后，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提问。大家都离去或者懒得提那些我们也知道毫无意义的问题时，我问了他有关金赛将军、莱博将军、布朗斯威尔、黑溪镇、西班牙摄影师埃米利奥·洛佩兹·洛博以及智利记者阿图罗·贝拉诺的有关情况。威尔曼将军在回答之前望了我好一阵子（不过，他对谁都这样看好一阵子，也许他是近视，不知道在哪儿能弄副眼镜）。他尽量想三言两语讲完，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金赛将军已经死了一周。莱博的部队打死了他。反过来，莱博将军也死了，他死于蒙罗维亚东部地区一群公路劫匪之手。至于黑溪，他说：“和平统治着黑溪。”讲得清清楚楚。他还没有听到布朗斯威尔的结局，但他假装不是那么回事。

两天后，我离开了利比里亚，从此再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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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托·加西亚·格拉哈莱斯，帕楚卡大学，帕楚卡，墨西哥，1996年12月。

先生，我可以万分谦卑地说，我是墨西哥研究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惟一的专家，如果再夸张点，在世界范围也属独一无二。老天惠顾，我打算出一本有关他们的著作。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告诉我，大学出版社可能会出这本著作。当然，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从未听说过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说心里话，他更喜欢出一本关于墨西哥现代主义者的专著或者帕楚卡杰出诗人曼努埃尔·佩雷斯·加拉维托作品的注释本。可是经过坚定不移的努力，我设法说服他，研究我们现代诗歌中某些最极端的流派没什么错。其间，我将把帕楚卡带到21世纪的门口。没错，你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绝对的权威，但还不能完全这么讲。我可能是惟一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几乎没有人还想得起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但有些人还活着。比如哈辛托·雷克纳，现在是电影评论家，负责帕楚卡电影协会。他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人。玛丽亚·芬特目前生活在墨西哥城。她一直未婚。她还经常写，但从不发表。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死了。郝琪特·加西亚在墨西哥城的某些报章杂志和星期日副刊工作。我想她已经不写诗了。拉斐尔·巴里奥斯已在美国失踪。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里。安格丽卡·芬特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只有三十页，这本书不错，版型优美。卢西欧斯·思肯已经死了。潘乔·罗德里格斯已死。艾玛·门德斯自杀了。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搞政治去了。我听说费里佩·穆勒还在巴塞罗那，结了婚，有一个孩子。他好像过得挺幸福。这里的兄弟们经常发表他写的诗。乌里塞斯·利马还住在墨西哥城。上次休假我还去看过他。他可是一个真正的奇迹。说实话，起初我甚至有些害怕。我跟他在一起的所有时间里，他都喊我教授。可是，伙计，我对他说，我比你还年轻啊，你干吗不直呼我的名字呢？不管你说什么，他回答时都言必称教授。真特别。阿图罗·贝拉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没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贝拉诺。没错，见到过几个。我从未见过穆勒、潘乔·罗德里格斯、卢西欧斯·思肯。也没见过拉斐尔·巴里奥斯。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没有，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他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团伙。我当然确信。伙计，如果我是以这个课题的权威专家的身份这样对你讲，那是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讲。他们全都那么年轻。我有他们出的杂志，他们的小册子，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资料。有个十七岁的孩子，但他不叫加西亚·马德罗。让我看看……他的名字叫布斯塔曼特。他只在一本墨西哥城发行的小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那份杂志的第一期印了不到二十份，也就只出了这一期。而且他也不是墨西哥人，是智利人，跟贝拉诺和穆勒一样，是移民的儿子。没有，据我所知，这位布斯塔曼特再没有写过诗。但他属于这一伙。墨西哥城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没错，因为1920年代还出现过另外一个本能现实主义组织。北方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你不知道这个？噢，他们存在过。不过说来已经没有资料可研究了。不，这不是巧合。更像是一种致敬。一种姿态。一种回应。谁知道。总之，这里迷宫重重，我希望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了。我限定自己只研究手里现有的素材，让读者和学者自己去下结论。我想我的这本小书会表现不俗。最不济，我将把帕楚卡领进摩登时代。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小伙子们，除了我，大家都忘了她，我说。现在，我们都老了，成了明日的黄花，也许现在还有人想起她，可那时大家都忘了她，后来他们也开始忘了自己，当你忘了朋友的时候，也就开始忘了自己。我是例外。也许这只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还收藏着她的杂志，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也许我的生活适合如此。跟许多墨西哥人一样，我也放弃了诗歌。跟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一样，当那一时刻来临时，我也不再写作、不再读诗。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沿着你能想像得出的最枯燥乏味的道路行进。我什么都干过，我干过我能干的一切。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圣托·多明戈广场的拱廊下开始干起写信、草拟不可理喻的文书的工作来了。这是一份跟其他活儿没什么两样的工作，至少不比我干过的其他工作差，可是不久我便发觉自己可能会永远在那儿干下去，离不开打字机、钢笔、白纸。这是一份不赖的工作。有时我甚至会发笑。我什么都写，从情书到申请、诉讼书、财产申明、绝望者寄给国家监狱的申请什么都有。这让我有时间与同事们交流，那些跟我一样顽强的书写员（我们是一种濒危物种），同时也有工夫阅读我们文坛的最新奇作。墨西哥诗歌已毫无希望：有一天我看到我们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诗人认为“pensil .orido”是一种彩色铅笔，不是花园，或者布满各种鲜花的场所，甚至是一片绿洲。“Pensil”还有垂挂、悬挂、垂吊的意思。你们明白了吗，小伙子们，我说，你们明白了吗，或者我说到点子上了吗？两个小伙子面面相觑说，是的。但他们可能不是说“明白了”。后来我再没听到过塞萨雷亚的消息。一天，在一家酒吧，我跟一个来自索诺拉的老人成了朋友。这个老人很熟悉埃莫西约、卡纳内、诺加莱斯，我问他是否听说过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他说没有。我忘了对他说了什么，但他感觉我在谈论我的妻子、妹妹或者女儿。他这样说时，我觉得我其实并不了解塞萨雷亚。现在，小伙子们，你们对我讲了马普莱斯·阿尔塞说她的那些话。或许是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说的，这都无关紧要。是谁给了你们我的地址？我问。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或许曼努埃尔，这都无关紧要。两个小伙子望着我，他们可能并没有看着我。天马上就要亮了，大街上传来的喧嚣开始进入公寓，这时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但还直着脊背，好像仍然醒着，另一个已经在翻阅塞萨雷亚的杂志，不过那样子也好像快要睡着了。这时我说，小伙子们，好像新的一天来了，好像太阳升起了。睡着的那位张着大嘴说是啊，阿马德奥。醒着的那位没有理我，还在翻着杂志，嘴角半带微笑，好像在憧憬着一个刚刚离去的女孩，眼睛还扫描着墨西哥现存的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惟一的那首诗。因为疲惫和酒精的缘故，我的脑子有点眩晕，我忽然想到是醒着的那位在说话。我说：你会表演口技吗，小伙子？正睡觉的那个说不会，阿马德奥，或许他说的是“错了”，阿马德奥，或者说了“不”，或者“才怪”、“不啊！”，或许他说“不会先生”，或者不大可能，或者没有机会，或许他就说不是。醒着的那个看着我，手里抓着杂志，好像担心什么人会把它从自己手上拿走，他不看我了，继续读杂志，这时，我想塞萨雷亚·蒂纳赫罗那本破烂杂志里好像真有什么可读的。我放低目光点点头。别不好意思了，阿马德奥，其中一个说。我不想看着他们。可我却看了。我看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醒着，另一个睡着，睡着的那个说别担心，阿马德奥，我们会替你找着塞萨雷亚的，哪怕要翻开北方的每一块石头。我使劲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说：我不担心，小伙子们，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着的那个说：这不麻烦，阿马德奥，这是一种快乐。我坚持说：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觉的那个笑了或者喉咙里发出某种可能是笑声的声音，一种咕哝声，一个扑哧声，或许他快要被窒息了，他说：我们不是为你而做，阿马德奥，我们是为墨西哥、为拉丁美洲、为第三世界、为我们的女朋友而做，因为我们想做。他们在开玩笑吧？不是开玩笑？这时睡觉的那位开始奇怪地呼吸起来，好像在用自己的骨头呼吸，他说，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作品。这时我感觉打了个冷战，我看着醒着的那位，他还在研究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惟一的一首诗，我对他说：我想你的朋友可能有什么不对劲了。正在读杂志的这位抬起眼睛看着我，好像我在一扇窗户后面，或者他在一扇窗户的另一边，他说：别紧张，没事。该死的神经质的小伙子们！好像谁在睡梦中呓语没什么了不起！好像谁在睡梦中发誓也没关系！这时我又望着前屋的墙壁、我的书、我的照片、天花板上的污迹，然后又望着他们，我好像是透过一扇窗户看他们的，其中一个睁着眼，另外一个闭着眼，但两人都看着什么，在看着外面？在看着里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好像到了北极，我把这话对他们讲了，睡着的那个很响地喘息着说：更像北极降到了墨西哥城，阿马德奥，他这样说，我问：小伙子们，你们觉得冷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或者实在的问题，因为如果回答是，我就立马去给他们煮咖啡，但归根结底这本质上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如果他们冷了，就会躲开窗户，我又说：小伙子们，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睡觉的那个说“西蒙奈尔”。我站起来（我全身的骨头都咔嗒咔嗒地响动着）走到餐室桌子旁边的窗户前，打开它，接着，我又走到该去的地方，准确地说，走到前屋的窗户那儿，打开它，然后又慢吞吞地走到开关前，把灯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