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就在怀特试图摸清威廉·黑尔以及其外甥欧内斯特及布赖恩深藏的秘密时，心中不禁狐疑，此前，是否有人也曾揭开过盖子——这不是别人，正是莫莉·伯克哈特的妹夫比尔·史密斯。正是他，最先怀疑莉齐遭人下毒，也曾亲自调查过是否有与这个家族坐拥的巨大石油财富相关的更大阴谋。如果史密斯是因为窥见黑幕惨遭毒手，那么他掌握的秘闻，或许就是解开谜团的钥匙。

史密斯住宅遭爆炸被夷为平地后，探员曾询问当班的护士，史密斯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是否提及任何与谋杀有关的事情。这位护士表示，比尔经常在高烧昏迷期间嘟囔些人名，但自己没有办法听个究竟。偶尔清醒过来后，他似乎十分担心说了什么梦话——某些不应该说的话。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女护士回忆，史密斯曾于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肖恩兄弟会面。这两位医生要求护士离场。显然，他们不希望有人听到自己和比尔的对话。护士怀疑，正是在这个时候，比尔向他们透露了某些与爆炸元凶有关的消息。

怀特早就怀疑肖恩兄弟耍了手段，让安娜·布朗案中的弹头神秘消失。他开始讯问当时曾和比尔共处一室的每个在场者。联邦检察官也对这些人展开质询。根据一份调查笔录，大卫·肖恩承认，兄弟两人找来律师，试图让比尔说出谁是罪魁祸首，但一无所获。“即便比尔·史密斯知道是谁炸飞了他的房子，也绝对不会吐露半点口风。”这位医生事后回忆。

一位检察官逼他说明是什么如此重要，以至于护士必须离场。大卫·肖恩辩称：“医生一来，护士通常就会退下。”

“如果她的说法是你们让她走的，难道是在撒谎？”

“不，先生，如果她这么说，那么就是我要求她离开的。”大卫·肖恩表示，无论如何赌咒发誓都行，但比尔真的没有指认谁是凶手。他指着自己的帽子，补充道：“比尔·史密斯给了我这顶帽子，他可是我的朋友。”

大卫的兄弟詹姆斯·肖恩同样坚决否认，向检察官一口咬定：“他从来没说是谁实施的爆炸。”

“他一定说过。”

“他从没说过谁把自己炸飞的。”

“他没说过谁把他炸飞的？”

“他从没说过。”

当比尔·史密斯的律师接受质询时，也坚称自己对于谁实施了爆炸毫不知情。“先生们，这对我也是不解之谜。”他表示，但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熬不过去的他悄悄透露，在医院，比尔·史密斯曾说：“你知道的，全世界我就两位仇敌。”而这两人，正是奥色治众山之王威廉·黑尔和他的外甥欧内斯特·伯克哈特。

调查人员就此向詹姆斯·肖恩核实，最终，他吐露了实情：“我不能肯定他说了是黑尔炸了他的家，但他的确说过黑尔是自己唯一的仇敌。”

“那他怎么说欧内斯特·伯克哈特的？”一位检察官追问道。

“他说这是自己仅有的两个死敌。”

肖恩兄弟与黑尔及伯克哈特过从甚密，一直担任这两位的家庭医生。就在医院对话后不久，其中一位肖恩医生通知该护士，布赖恩·伯克哈特生病，并要求她前往布赖恩的家中探视，护士表示同意。就在她抵达布赖恩家时，黑尔不期而遇，先是和布赖恩密谈，之后又试图与护士搭话。闲谈几句后，黑尔切入正题，开始询问护士，比尔·史密斯死前是否指认过炸死他的凶手？护士则回答：“即便他说了，我也不会乱讲。”黑尔似乎试图借此掏出女护士的老底，或者是为了警告她，即使知情也不能透露半句。

随着怀特和其他探员深入挖掘这段医院对话的内容，他们开始怀疑这两位医生安排与比尔·史密斯进行私人会面的目的，并非为了获取证言那么简单，相反，是出于更为隐秘的动机。在会面过程中，詹姆斯·肖恩被指定为比尔·史密斯遭谋杀的妻子——丽塔——的遗产执行人，从而使他可以负责具体落实她的遗嘱。白人对于这样的良机趋之若鹜，因为可以收入不菲的佣金，更可以在其中大肆中饱私囊。

在怀特及手下发现其中隐藏的猫腻后，一名检察官开始据此质询大卫·肖恩。“你学过医，应当知道宣告一个人死亡时的具体要求，”他说道，“你是绝对不可以做这种事的。”

“是的，不可以。”肖恩平静地回答。

现在，终于搞清楚为何这两位医生没有找当地警长或某位检察官，而是找了比尔·史密斯的私人律师。他们叫律师带着准备好的法律文件，趁着比尔还有口气，赶紧让他签字画押。

另外一位检察官质问大卫·肖恩，比尔是不是当时神志不清，以至于作出了上述决定。“他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吗？”

“我推测他知道，他应该是理性的。”

“你不是医生吗？比尔是清醒的？”

“他是清醒的。”

“他安排你兄弟作为自己妻子的遗产执行人？”

“是的，先生。”进一步追问后，他承认：“一笔非常丰厚的遗产。”随着怀特对于按人头分配石油财富的权利的调查逐步深入，一层又一层腐败黑幕得以曝光。尽管还是有些白人监护人努力为印第安人争取最大利益，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在利用这个制度，从被其宣称呵护照料的被监护人身上大肆鱼肉、巧取豪夺。例如，很多监护人会从自己的商店用悬殊的价格为被监护人采办商品（一位监护人把自己用250美元买来的一辆轿车，以125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被监护人），抑或监护人会要求被监护人只能与特定的商店或银行打交道，以获取高额回扣。有时，监护人宣称为被监护人购置的土地或房屋，实际的权利人却是监护人自己。更有甚者，很多监护人明目张胆地公然窃取。一项政府统计估计，1925年之前，白人监护人直接从其奥色治族印第安被监护人的账户里，拿走了800万美元之巨的资金。“本州最为黑暗之历史篇章，莫过于印第安人财产监护人的中饱私囊，”一位奥色治族头人如是说，“奥色治人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财产——不是数千——遭到监护人的挥霍浪费。”

所谓印第安人的买卖，怀特发现，根本就是一整套复杂绵密的犯罪勾当，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堪称共犯。恶贯满盈的奥色治族财产监护人或执行人，大多都算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白人士绅：商人、牧场主、律师乃至政客。对于为上述侵吞侵占行为提供帮助或者打掩护的执法人员、检察官以及法官，也是一丘之貉（有时，这些人本身便是财产执行人或监护人）。1924年，旨在保护土著社群利益的印第安权利协会（Indian Rights Association）[印第安权利协会，1882年成立于费城，是由白人民权主义者成立的旨在保护印第安土著族群福祉利益的社团组织，曾对美国政府制定印第安民族政策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所谓“大肆侵占掠夺”印第安人财富的行径进行过一项调查。这个组织详细记载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富人如何被以“简单粗暴或深奥复杂的手段”无耻地劫掠，以及监护人如何“将自己的赃物分给法官伙计，以报答后者对自己罪行的大力支持”。曾有法官公然宣称：“投票选我，我就会想办法让你搞到一份好的监护人差事。”一位嫁给某奥色治族男子的白人妇女曾向记者吐露当地白人的图谋：“一群商人、律师纠集在一起，瓜分被相中的印第安人猎物。他们官面上有人……这些人彼此默契十足。他们会十分冷血地说道，‘你拿走谁、谁和谁，而我想要的是这些’。”他们对那些拥有完全人头权及大量土地的印第安人青睐有加。

有些计划堪称丧心病狂。印第安权利协会曾详细列举过一个事例：某位印第安寡妇的监护人将她大部财产悉数吞掉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告诉这位已经搬出奥色治郡的妇女，已经无钱可用，后者只能在贫困中艰难抚养自己年幼的一双子女。“她及她的两个孩子居住的房子里，连一床一椅一餐都没有。”调查显示，即便孩子病重，这位寡妇一再恳求，监护人还是一毛不拔。“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缺衣少食，这个孩子最终夭折。”调查人员表示。

奥色治人对于上述图谋心知肚明，但无力阻止。在上面那位寡妇失去孩子后，面对摆在眼前的诈骗证据，该郡某法官依然熟视无睹。调查认定：“只要任由现在的局面持续，就别寻思什么公平正义。”“这位女士的嚎泣，为美国敲响了警钟。”在向记者抱怨监护人制度时，一位奥色治人表示：“你的钱让这些家伙闻风而动，而你却对此毫无办法。法律乃至国家机器全部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告诉所有人，当你在撰写报道的时候，他们正在扒我们的皮，喝我们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