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的某个夜晚，波哈斯卡的君士坦丁剧场计划放映奥色治族芭蕾舞剧《瓦扎哲》（Wahzhazhe）的演出录像。这个印第安部族与芭蕾这种世界级经典舞蹈艺术结缘甚早，并催生出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玛丽亚·托尔奇夫（Maria Tallchief）与玛乔丽·托尔奇夫（Mar-jorie Tallchief）姐妹。作为美国历史上公认的首位芭蕾舞女明星，玛丽亚1925年出生于费尔法克斯。在自传中，她回忆因为石油而暴富的日子，同时感觉自己的奥色治族父亲似乎拥有整个城镇：“到处都是他的产业。无论是主街上的电影院，还是街对面的台球厅，都属于他。我们家是一幢由十个房间组成的砖红色建筑，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整块保留地。”她还回忆起自家附近的一处住宅爆炸，里面住的所有人都被炸死，目的是为了豪夺受害人的人头权。

《瓦扎哲》按照时间顺序，对奥色治族各个历史阶段，包括恐怖当道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艺术化表现。《瓦扎哲》的意思便是“奥色治”。我迫切希望能够前往欣赏，哪怕仅仅是演出的录像。买票后，我走进了这间位于波哈斯卡的剧院，莫莉·伯克哈特和欧内斯特·伯克哈特夫妇，就曾落座于这里的天鹅绒座椅，而石油大亨们也会在天气不好时来到这里竞拍开采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间剧院已经沦落至被推倒拆毁的边缘，但一群当地义工自发加以修缮，清除掉了多年累积的蛛网害虫，擦亮了正面的黄铜把手，洗净了地板上粘渍的污垢，露出了星形的马赛克图案。

大厅里人头攒动，灯光渐暗时，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影片开始放映。开场白说道：“在早期传教士的文献中，奥色治人，经常被描述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同时也不为物欲所累，因此倍感自由。但是后来，奥色治部落走上了一条欧洲式的经济高歌猛进之路……曾经熟悉的生活，也因此一去不返。”开场白继续道：“现在，我们的内心恍如隔世。我们身体强壮，勇敢彪悍，正在学习如何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自由穿行，坚持自身的文化与传统脉络，毕竟，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印第安人主导的社会。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一直都在处于紧张状态，我们用双腿丈量大地，我们用歌声迎接黎明，我们应和着与内心产生共鸣的鼓点迈动步伐。我们，在两个世界间穿行。”

芭蕾舞剧十分有力地叙述了这两个不同世界的爱恨纠缠，展现了奥色治人从在大草原上游牧狩猎，到首次遭遇欧洲开拓者与传教士，再到淘金潮的整个过程。其中还有一幕，舞者穿着轻佻，伴随着爵士乐旋转狂舞，突然，爆炸声打断了一切，音乐与舞蹈随即由欢快转为哀怨，紧接着的葬礼舞蹈，表现的便是恐怖当道时期的谋杀惨案。其中一位代表黑尔的哀悼者，头戴面具，旨在隐藏那张充满罪恶的面庞。

接下来的一幕，描绘的内容则是奥色治人对于美国军事行动所做的贡献：该部族成员克莱伦斯·雷纳德·廷克（Clarence Leonard Tinker），作为首位官拜少将的北美印第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飞机失事而英勇牺牲。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银幕上还出现了一个颇为熟悉的身影。此人正是玛吉·伯克哈特，她在舞剧中扮演了一个一闪即过，无需起舞，与即将奔赴战场的儿子依依惜别的母亲角色。玛吉优雅地穿过舞台，肩上披着一条围巾，跟当年莫莉披着印第安毛毯如出一辙。

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出席者中，并未见到玛吉的身影，但是，她后来告诉我，当她第一次看到芭蕾舞刻画的恐怖当道时期的片断，“让我异常难受”，玛吉补充道，“我没想到会如此打动我，但的确如此。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情感”。而在观众当中，我偶遇博物馆馆长凯瑟琳·雷德·科恩。她询问我的研究进展情况，当我谈及伯特可能涉及谋杀案的时候——此人尚未被公开与杀戮行为联系在一起——她并未显得太过意外，而是邀请我次日上午来博物馆一聚。

我抵达后，发现她坐在办公室写字台后面，周围到处都是手工艺术品。“看看这个”，她说道，同时递给我一封发黄变脆的陈旧书信的复制品，上面的字迹颇为工整，标注日期为1931年11月27日。“看看下面的署名”，雷德·科恩说道，名字正是威廉·黑尔。

她解释道，黑尔在监狱写了这封信，收件人奥色治部族某人，最近，此人的后代将这封信捐赠给博物馆。我通读此信时，被黑尔轻快的语气所震惊，他写道：“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体重185磅，头发白了不少。”出狱后，他表示，希望能够返回印第安保留地，“我宁愿生活在灰马镇，而非其他任何地方”。同时，他还坚持：“我将一如既往成为奥色治人的真正知己。”

雷德·科恩摇着头，“你能相信吗？”她说道。

本以为被她叫来就是为了展示这封信，很快我就发现事出他因。“我认为是时候像之前跟您提过的那样，讲一下关于我祖父的陈年往事。”她说道。同时雷德·科恩解释称，自己祖父与祖母离婚后，曾娶过一位白人女子，1931年时，祖父感觉自己好像被第二任妻子下毒。她回忆，当时如果有亲戚串门，祖父都会惊恐万状地说道：“这个房子里任何吃喝的东西都不要碰。”此后不久，雷德·科恩的祖父暴毙，年仅四十六岁。“在此之前，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她补充道，“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的白人妻子通过他的死狠捞了一票。”所有家人都坚信，他遭人投毒，但并未对此开展过任何调查：“当时，所有人都在捂盖子，无论是入殓师、医生还是警察。”

雷德·科恩所知道的，也仅仅是亲属向其透露的这些只言片语，因此，她也希望我能够对她祖父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停了好一会儿，她说道：“恐怖当道时期发生的谋杀，要比人们了解的多太多了。”

多年针对奥色治谋杀案的调查研究，使得我位于纽约的小小办公室彻底变成了一个残酷事实的收集场。地板和书架上堆放着数以千计的调查局档案、尸检报告、遗嘱遗言、犯罪现场照片、庭审记录、文件鉴定报告、指纹、弹道及爆炸物检验报告、银行记录、证人笔录、有罪供述、监狱里私传的小纸条、大陪审团听证材料、私家侦探工作日志以及罪犯的大头照。一旦觅得新的文档材料，诸如雷德·科恩向我所展示的信笺，我都会分类编号，并最终归档建案（我仿照胡佛的文件分类体系所自建的小型资料库）。尽管文件的内容残忍黑暗，但每次新发现都会让我重燃填补历史空白的希望——处于这些空白中的，似乎没有任何见证者，因此处于失语状态，留存的只有无声的一座座坟冢。

雷德·科恩的祖父，便是上述空白中的典型个案。因为当时并未对其死亡进行过任何调查，且所有的主要参与者均已过世，我一时间毫无头绪。事实上，她祖父的生与死——激情也好，波澜也罢，暴力也说不定——似乎已在历史中被洗得一干二净。

然而，与雷德·科恩的对话，却激发我开始更为深入地调查奥色治谋杀案中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查尔斯·怀特霍恩之死。这桩发生于1921年5月的谋杀案，虽然具有黑尔所导演策划的阴谋的一切特征——与杀害安娜·布朗发生在同一时期，即时长四年的恐怖当道时期的开始阶段。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黑尔及其打手涉入了谋杀怀特霍恩的犯罪。

尽管此案一直悬而未破，但从最初便是调查者所关注的焦点，因此，我返回纽约后，便开始围绕此案收集材料。在办公室堆得摇摇欲坠的一摞文件中，我终于发现了怀特霍恩死后由其遗产继承人雇佣的私家侦探撰写的工作日志。这份文件读起来像是从低俗小说直接扯下来的章节，甚至包括“这个‘好料’的消息来源相当可靠”这样的语句。

但是，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下列关键细节：

1921年5月14日，怀特霍恩在波哈斯卡被人看到，目击者称晚八点在君士坦丁剧场门口见过他。

报告显示，沃恩律师曾十分积极地试图配合私人侦探展开调查。“对于印第安人情况相当熟稔的沃恩表示，自己对本案之所以很感兴趣……是希望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某私家侦探这样写道。当时，无论是这位私家侦探，还是沃恩本人，都未曾想到，沃恩最终也将成为被杀害的目标——此后不到两年，他最终遭人谋杀——我突然非常希望他们当时能够发现这些根本无法预见的未来。

科姆斯托克这位最初引发胡佛质疑，但最终证明值得信赖的律师兼印第安人财产监护人，同样曾试图帮助私家侦探调查这起谋杀。“科姆斯托克先生收到了一些情报。”一位私家侦探这样写道，同时还记录了科姆斯托克的报告，5月14日，有人被看见从后来发现怀特霍恩尸体的山上蹒跚而下，但身份尚未证实。

官方意义上怀特霍恩案始终未破，因此我以为案件的蛛丝马迹会消失在混乱的泥沼中。但事实上报告内容非常明确具体。基于线人提供的线索，以及一些间接证据，私家侦探开始清晰建构起本案的发展脉络。在怀特霍恩死后，他兼具白人与夏延族印第安血统的遗孀哈蒂，与一个名叫勒罗伊·史密瑟曼（LeRoy Smitherman）的无恶不作的白人再婚。私家侦探了解到，居间撮合的媒人是明妮·萨维奇（Minnie Savage）——一个“精明狡诈、道德沦丧而又手腕高超的女人”，一位私家侦探这样形容。这个女人在波哈斯卡经营一家旅店。私家侦探们怀疑，她与史密瑟曼，以及其他同谋者，共同策划实施了杀害怀特霍恩的行为，以攫取其人头权和财富。过了一阵子，很多私家侦探开始怀疑，哈蒂·怀特霍恩这位在丈夫死后不久便开始对其财产大肆挥霍的遗孀也是杀夫的共犯。曾有线人告诉私家侦探，毫无疑问，哈蒂·怀特霍恩是“杀害怀特霍恩的主要推手”。

一位卧底的私家侦探被安插入住了萨维奇经营的客舍。“他可以偷听到电话交谈的内容”，其他侦探在报告中写道，补充称卧底“可以有所建树，但还需要进一步伪装”。与此同时，明妮·萨维奇的妹妹也向调查员提供了大量情报。她吐露，自己曾经看到一件像是谋杀凶器的东西：“在明妮整理床铺的时候，枕头下放着一把枪，明妮拿起枪……枪很大，黑色。”即便如此，这些私家侦探依旧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以起诉任何嫌疑人，或者，他们也遭人买通了。

1923年，当联邦调查局首次派员调查此案时，他们同样断定，萨维奇、史密瑟曼以及哈蒂·怀特霍恩应当为谋杀案负责。“从目前收集的证据来看，”一位探员写道，很明显，“哈蒂·怀特霍恩一手促成了丈夫遭人谋杀，借此可以从他遗产中分得一杯羹。”哈蒂虽然否认参与此案，但她告诉某探员：“我不比你傻，别人让我防着你。”同时，她还说：“你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确信，如果我告诉你，就会被你送上电椅。”

与此同时，案件的发展还出现了令人颇为不安的花絮。哈蒂的新欢史密瑟曼，开着她的好车、带着她的一箱子钱，逃亡到墨西哥。接下来，取代他位置的，是一个叫福克纳（J.J.Faulkner）的男人——被一位探员称为“毫无节操、油腔滑调的混蛋”——很明显是用哈蒂曾经告诉他自己在谋杀中扮演的角色相威胁。（有人听见哈蒂的一个妹妹对福克纳大骂三字经，同时警告他不得再继续勒索哈蒂，而福克纳则回敬道，自己知道哈蒂与谋杀的所有关联，因此，在和他说话时，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巴。）在一份报告中，探员伯格及另一位同事表示：“我们强烈认为，福克纳从哈蒂嘴里成功套取某种程度的认罪表示，并利用这一点，大肆为所欲为，也就是说，通过威胁揭发或曝光相威胁，目的便是在哈蒂死后控制她的财产，并在她活着的时候花她的钱。”

不久，哈蒂便得了不治之症。探员表示，她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死”。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任何探员对其病因产生过怀疑，即便在恐怖当道时期，有很多受害人均是遭人投毒身亡。福克纳本有家室，他的妻子告诉探员，福克纳拒绝“哈蒂入院送医……从而确保她继续受自己的掌控”。根据哈蒂妹妹的表述，福克纳在哈蒂“被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从她那里偷取钱财。

哈蒂的姐妹们最终想办法将哈蒂送到医院。认为她行将去世的探员们，试图说服她做出有罪供述。在一份报告中，探员记录道，哈蒂曾向科姆斯托克承认，“自己的确了解某些事实，但从未告诉别人。而‘他们’——推定为明妮·萨维奇及其他同谋者——在怀特霍恩遭谋杀时，特地将自己送走”。哈蒂并未进一步透露其他内容。不出所料，在摆脱福克纳控制后，哈蒂很快便从病患中奇迹康复。

到了汤姆·怀特接手调查的1925年，调查局唯独放弃了对于怀特霍恩案继续进行调查。伯格轻蔑地认为，本案“是一个孤立的谋杀”，与其他有组织的系列谋杀案毫无关联。毕竟，此案与联邦调查局偏爱的“宏大叙事风格”格格不入——单一主谋对所有杀人行为承担责任，一旦黑尔及其爪牙落网，奥色治谋杀案便可宣告侦破。然而，事后看来，黑尔并未参与谋杀怀特霍恩的阴谋，这恰恰凸显了本案的重要意义——邪恶的黑尔，绝非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