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未结之案

花月杀手  作者:大卫·格雷恩

历史无情。它会将我们所经历的惨痛挫败、愚蠢挫折大白于天下,会将我们最为私人的秘密公之于世,会像一位从最开始便已知晓结局的傲慢神探那样,挥舞着后知后觉的大棒。在我翻阅历史档案的时候,能够发现很多莫莉无法从丈夫身上发现的信息(一位奥色治人曾告诉我:“谁会相信有人为了钱和你结婚,并要杀死你的全家?”),能够发现怀特根本无法辨别劳森的虚假供述或胡佛的阴险动机。随着我对奥色治谋杀案调查的深入——埋头于尸检报告、证人笔录以及假释报告所组成的无边深海——可以清楚地发现调查局的若干调查漏洞。

当局坚持,黑尔及其同谋被判终身监禁后,案件的元凶便已落网,随着怀特改任莱文沃思监狱典狱长,奥色治谋杀案也宣告成功结案,尽管调查局并未将黑尔和总计二十四起谋杀案全部联系起来。那么,他是否真的要为所有谋杀承担责任呢?例如,到底是谁,在华盛顿特区劫持了石油商人麦克布赖德?或者是谁将沃恩扔下了高速前行的列车?

黑尔往往会借刀杀人,但没有证据显示他身边的打手——包括布赖恩·伯克哈特、阿萨·柯比、约翰·拉姆齐,以及凯尔茜·莫里森——曾尾随麦克布赖德前往美国首都,或者和沃恩一道上了那趟死亡列车。谋杀这些人的罪魁祸首,看起来得以全身而退。

我并未发现任何有关麦克布赖德案的新线索,但我在俄克拉何马城调查期间,某一天,曾致电沃恩的孙女玛莎·沃恩(Martha Vaughan),身为社工的她,生活在距离俄克拉何马首府160英里之遥的萨利索(Sallisaw)。她非常迫切地想要谈一些和自己祖父有关的事情,表示希望与我面谈。“会面地点就定在斯科文大酒店(Skirvin Ho-tel)吧,”玛莎表示,“我想让你看一看那些闻着石油美元味道而来的富人们的嘴脸。”

我抵达酒店后,终于明白玛莎所言之意。1910年,石油大亨威廉·斯科文(W.B.Skirvin)投资兴建了这座一度号称“美国西南部奢华之最”的酒店,内设一个可以容纳五百人的舞厅,并装饰有从奥地利进口的水晶吊灯,以及顶部雕刻有希腊酒神巴克斯(Bacchus)半身像的气派立柱。黑尔的辩护律师萨金特·普林特斯·弗里林,就是玩纸牌时突发脑出血,在这家酒店的一间客房内离世的。1988年,随着油价暴跌,这家酒店也随之关门,但将近二十年后,经过耗资5500万美元的翻修,已被希尔顿酒店集团收入旗下的斯科文大酒店重新开门迎客。

我在大堂等候玛莎,这里依旧保存了当年的木制拱门,巴克斯从穹顶俯瞰着下面的一切。玛莎抵达时,同来的还有她的堂弟,中俄克拉何马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生物学教授梅尔维尔·沃恩(Melville Vaughan)。“他对沃恩爷爷的事迹多有了解。”玛莎表示。

梅尔维尔带来了厚厚的两大捆资料,待我们于大堂酒吧落座后,他将资料摊开。数十年来,这个家族一直都在致力于收集一切与沃恩遭谋杀有关的信息,其中包括发黄的剪报(波哈斯卡发现裸体男尸)、沃恩的死亡证明以及一份线人的联邦调查局询问笔录,其中提及,就在被害前,沃恩曾经表示,自己收集到了“足以保证将黑尔送上电椅的证据材料”。

玛莎和梅尔维尔表示,沃恩的遗孀罗莎需要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抚养十个孩子。他们被迫从之前居住的两层楼房搬到了一个杂物储藏室。“他们没有钱买吃的,”玛莎说道,“是奥色治人携起手来,帮助养活了这一大家子人。”沃恩的很多孩子,包括玛莎的父亲,搬到了奥色治人家生活,并逐渐学会了奥色治人的语言,以及他们的传统舞蹈。“我父亲感觉,在奥色治人中间,自己很有安全感。”玛莎回忆。

她继续解释称,尽管大多数家人都相信,是黑尔下令灭口,但依旧认为谋杀案存在诸多疑点。他们一直想知道凶手究竟是谁,杀人行为究竟如何实施:沃恩究竟是被抛出列车前就已经被杀死,还是被抛出后活活摔死?某个有影响力的人一定动了手脚,让尸检走过场——书面的死因为“未知”。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案件的细节。梅尔维尔提出,沃恩身材高大健硕,也就是说,凶手或者更为孔武有力,或者存在帮凶。作者的印象是,沃恩曾经告诉妻子,自己将案件的有关证据——以及为家庭留下的生活费用——藏在了一处秘密地点。我遂询问梅尔维尔及玛莎,杀手是如何发现藏匿地点的。玛莎表示,只有两种可能性:杀手或者在将沃恩抛出车外前,使用武力迫使他自己交代,或者杀手是沃恩十分信任的人,沃恩曾向其吐露过这一秘密。

梅尔维尔表示,在黑尔入狱后,家里的一位亲戚曾试图继续调查此案,随即受到了他人的匿名恐吓,威胁说如果再咬着这个问题不放,就会面临和沃恩同样的下场。自此之后,沃恩家人终止了继续深挖此案。玛莎提起:“我想起来曾和最年长的伯伯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他临死前,我和姐姐一同前去探视。我们问,‘究竟是谁对沃恩爷爷下的毒手?’但伯伯再次提及了死亡警告,并告诉我们不要再纠缠此事。他临死都还惊魂未定。”

我询问,罗莎或者家里的其他人,是否曾经提起过究竟谁才是黑尔身边的那位帮凶。“没有,”玛莎表示,“但有人曾在沃恩爷爷死后,试图侵吞他的财产,以至于罗莎不得不和其对簿公堂。”我询问此人的姓名,玛莎回答:“叫什么伯特(Burt)”。

“是的,H.G.伯特(H.G.Burt),”梅尔维尔接茬道,“一家银行的总裁。”

我将这个名字记在笔记本上后,抬起头,可以发现对面两位热切渴盼的目光。我突然担心自己可能给他人带去了虚假的希望,“时过境迁,”我表示,“但我一定尽力调查,看看能够发现什么。”

美国国家档案馆西南分馆坐落在得克萨斯州沃思堡的一间仓库内,面积甚至超越了大多数普通的飞机库。里面高耸着一排排十五英尺高的货架,以恒温恒湿的状态保存着超过十万立方英尺体积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地区法院的判例(1907—1969年)、1900年致命的加文斯顿飓风受灾统计、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相关情报、蓄奴及重建期的美国南部情况,以及印第安事务管理局的很多现场报告。上述档案彰显出面对饥荒、瘟疫等天灾,抑或战争、犯罪等人祸所导致的混乱局面,人类是如何通过记录每一项针对性的行为或命令,为自己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蒙上井井有条的虚伪面纱。就是在这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我试图挖掘到与沃恩被害有关的蛛丝马迹。

此前,我已经调阅了罗莎·沃恩诉伯特的案卷材料。乍看起来,这场肇始于1923年的民事纠纷似乎平淡无奇。沃恩与时任波哈斯卡一家银行总裁的伯特过从甚密,沃恩还曾长期担任后者的律师。罗莎诉称,伯特积欠自己业已离世的丈夫10000美元,同时主张对方给付。

然而,细节是魔鬼,随着我进一步挖掘,发现这笔存在争议的款项,事实上与恐怖当道时期的另外一位被谋杀者乔治·比格哈特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沃恩同时还担任比格哈特的律师。就在比格哈特向沃恩透露谋杀案的关键信息之前——也是他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家医院被毒杀前——他一直试图从当局处获得“完全行为能力”的批准证书。只要能够拿到这样一份文件,比格哈特便不再是政府的所谓“被监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人头权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沃恩成功帮助自己的当事人获得了批准,为此及其他法律服务,比格哈特本来计划向其支付10000美元(约合现值140000美元)的费用,但不知道为何,这笔钱落入了伯特的口袋。几天后,比格哈特与沃恩双双毙命。

罗莎·沃恩针对伯特提起诉讼后,后者的代理人与黑尔在谋杀案中的辩护人来自同一家律师事务所。案件最初被法院驳回,玛莎告诉我,沃恩家人坚信,这是因为陪审员被收买,并最终上诉至俄克拉何马州最高法院。在这里,原审判决被推翻,伯特被判令向罗萨·沃恩支付5000美元及相应利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对拉扯十个孩子且一文不名的寡妇下手?”玛莎对我慨叹。

通过审阅国家档案中的相关文件,加上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信息,我开始能够为伯特慢慢地刻画出一个更为清晰的形象。此人1874年生于密苏里,是农夫之子。人口统计显示,1910年,他搬迁至波哈斯卡,显然是那群内心贪婪、梦想发财而又不择手段的移民定居大军中的一员。伯特先是开了一间贸易行,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为某银行的总裁。一幅拍摄于1926年的照片显示,他的穿着打扮和黑尔类似,一身笔挺的西服,高级呢帽——就这样,一个游荡的农家子,华丽变身为受人尊敬的大商人。

然而,他所积累的财富,大多来自腐败至极的“印第安人生意”——对奥色治族百万富翁们大肆欺诈,耍尽手段。根据一份庭审记录可知,伯特曾以奥色治人为对象,做过高利贷生意。1915年,美国国会的一个负责调查北美印第安人事务的联席委员会举行听证期间,一位代表奥色治部落的律师曾表示,伯特从其他白人处借钱,然后以令人触目惊心的高利率转借给印第安人。“我可以说,也可以确信,伯特先生称得上波哈斯卡生意核心圈子的一员,”这位律师证实,“他告诉我,募集资金的利率仅为6%,但再将其出借给印第安人,便可以大肆居间渔利。”这位律师补充道:“他以6%的借款利率拿到钱,而其出借的利率——虽然估计起来非常可怕——但大致在10%至50%。”

伯特采用了非常诡异的会计手段,掩饰自己在奥色治的强取豪夺。在乔治·比格哈特去世后进行的一项遗嘱听证会上,一位律师曾表示不解,为什么表面上是伯特银行借给奥色治人的贷款,却由伯特的个人账户发放。伯特坚称:“自己从未做过任何必须加以掩饰的勾当。”

“我并不是对您个人有意见,伯特先生,只是这显得异乎寻常。”

“这也只是我们非常普遍的生意手法而已。”

在沃思堡的文件中,我找到了负责奥色治谋杀案的俄克拉何马西区检察官办公室文档。其中,居然夹杂着我在其他地方前所未见的东西:1926年调查奥色治谋杀案的大陪审团听取的秘密证言。这些证人包括本案的很多主要人物,如欧内斯特·伯克哈特以及迪克·格雷格。其中虽然并不包括伯特的证言,但曾经卖寿险合同给亨利·罗恩,并将黑尔列为受益人的那位保险代理在作证时提到,伯特也曾提议将另外一位北美印第安人作为寿险骗保的目标人物。

我后来发现,在调查局数以千计有关谋杀案的文件中,还有其他两份文件提及过伯特。第一份文件是某探员从一位非常可靠的线人处收集的情报,该线人表示伯特与黑尔属于“异常亲密”的合伙人。更有甚者,这位线人表示,伯特与黑尔两个人“坐地分赃”,平分了从比格哈特处取得的那笔钱。报告中并未准确提及这笔钱的数额,但是调查局明确提出,在比格哈特死后,黑尔通过伪造的借据,从其财产中成功分得了6000美元。或许这笔“赃款”还包括伯特试图从中攫取的10000美元。

即便如此,不同于让莫莉家族成员丢掉性命的价值无法计算的人头权,或者导致罗恩死于非命的25000美元寿险合同,上面提到的数额,特别是在平分的情况下,似乎不足以引发杀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司法部从未就比格哈特被谋杀一案起诉黑尔,抑或对伯特继续追查下去。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怀特及其手下对伯特十分怀疑。在调查局文件中找到的第二份报告中,我发现探员将伯特形容为“谋杀犯”。

持续数日,我一头扎进档案堆,试图为比格哈特遭人杀害寻找到图财害命的动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玛莎对作者表示:“如老辈们所言,按钱索人。”没有证据显示黑尔、伯特或其他白人继承了比格哈特的财产。相反,遗产由比格哈特的遗孀及其年轻的女儿继承。然而,比格哈特的女儿有一位白人监护人,因此,这笔钱最终实际控制在这个人手中。翻阅记录,我最终找到了她监护人的名字:伯特。

我突然感觉到心脏开始狂跳不已。现在,我知道伯特曾经与黑尔密切合作,共同从事有组织盘剥奥色治人的勾当;现在,我知道伯特曾经通过成为比格哈特幼女监护人的方式,染指其大笔遗产;现在,通过政府文件,我知道伯特还是其他几位奥色治族印第安人的监护人,其中一位被监护人同样遭人谋杀;现在,我知道比格哈特中毒送医前,伯特曾和他在一起——一位当地执法人员证实,在比格哈特去世前,黑尔和伯特都曾前去探视。而且,我也知道了调查局曾将伯特视为杀人犯。

其他证据也暗指伯特参与了犯罪。例如,一份庭审文件显示,虽然伯特号称自己是沃恩的好友,却试图贪污比格哈特本来想要支付给沃恩的钱。或许沃恩对于自己这位密友的狡诈盲目无视,向他透露了自己正在进行的调查,甚至将自己私藏钱财、证据的秘密场所也和盘托出。而当沃恩前去探望濒死的比格哈特时,后者所指控的,或许不仅仅只有黑尔,还包括参与谋杀阴谋的伯特。

尽管如此,认为伯特涉入比格哈特谋杀的根据,依然还全都是间接证据。我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将沃恩抛出火车。然而,在浏览旧报纸的过程中,我发现《波哈斯卡大字报》上登载的一篇有关沃恩葬礼的报道。其中谈到,伯特和沃恩一道在俄克拉何马城上了火车,当后者在火车上离奇消失的时候,伯特依然还在这趟列车上。根据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份报道,是伯特报告了沃恩的失踪。

我离开沃思堡的国家档案馆前,偶然间翻到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对于某位调查局线人的访谈内容,这个线人和黑尔关系紧密,曾在其他针对黑尔的谋杀案指控中提供过关键情报。这位线人曾被问及是否了解任何有关沃恩被谋杀的内情。

“了解,”他答道,“我认为是伯特将沃恩推下了火车。”

在被指控者无法亲自回答问题,或者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我认为,指控其犯下了邪恶的罪行,需要十分谨慎。因此,当我给玛莎·沃恩打电话介绍相关发现的时候,特意强调了相关认定在确定性方面存在的缺陷。之后,我向她概要介绍已经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同时,我还谈到,在新墨西哥州的某图书馆,曾经看到过一份对费尔法克斯镇上美国法警的未发表访谈记录,此人曾经参与奥色治谋杀案。他表示,伯特参与了谋杀沃恩的犯罪,同时,某新兴城镇的市长——当地一霸——帮助伯特将沃恩扔出了火车。这位法警同时指出,在调查局于1925年调查本案的过程中,伯特一度怕得要死,甚至想要潜逃。事实上,伯特也的确在同年突然移居堪萨斯州。当我汇报完这一切细节后,玛莎沉默良久,随后,电话那端传来了轻微的啜泣声。

“非常抱歉。”我说道。

“没事,这是种解脱。我们这个家族为此困扰太久太久了。”

在研究奥色治谋杀案的过程中,我经常能够感觉到自己追踪的是不断消失的历史。就在对话之后没多久,我惊悉,玛莎因为心脏疾病猝然离世,年仅六十五岁。伤心欲绝的梅尔维尔告诉我:“我们丧失了另外一个连接过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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