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返回沃思堡的国家档案馆，再次开始在无法计数、满是尘埃的盒子与档案中搜索。档案员会用小车将新一批档案盒推进狭小的阅读室，随后收走此前送来的材料。此时，我已经彻底放弃了发现堪称解开逝去历史之谜钥匙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等关键史料的幻想。大多数材料枯燥乏味、冰冷无趣——支出、统计报告、石油开采权合同。

在其中的一个盒子中，有一本几乎支离破碎，以编织物作为封皮的印第安事务办公室工作日志，其中记载了恐怖当道时期担任印第安人财务监护人的名录。这本纯手写的日志中，包括了每一位监护人的名字，而在这些名字下面，则是一长串被监护的奥色治人名录。如果被监护人在被监护期间去世，他的名字上面就会标上一个词——“已死”。

我试图从中寻找伯特这位沃恩遇害案疑似元凶的名字。记录显示，他不仅是乔治·比格哈特女儿的监护人，在他名下还有其他四位奥色治族印第安人。其中一人的名字旁边标有“已死”一词。接下来，我又查阅了大山商贸公司老板斯科特·马西斯，在他名下有九名奥色治族印第安人，其中就包括安娜·布朗及其母亲莉齐。顺着由他监护的名录看下去，可以接二连三发现“已死”的标注——九名被他监护的印第安人中有七人在被监护期间死亡，而其中至少有两人的死因被界定为谋杀。

我开始浏览这一时期其他奥色治人的监护人，其中一位有十一位被监护人，八人死亡。另外一位监护人的十三名被监护人，超过一半已死。更有一位监护人的五名被监护人悉数死亡！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人数之多，令人瞠目，并且明显超越了正常死亡概率。因为其中大多数情况都未经调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查明其中究竟有多少疑点，更遑论搞清楚谁应当为其中涉及的恶行负责了。

然而，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存在大规模的谋杀犯罪。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记录中，我发现了安娜·桑福德（Anna Sanford）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在印第安事务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中标注有“已死”的字样。尽管她的死亡并未被列为杀人案件，但探员依然怀疑她遭到了毒杀。

另外一位奥色治族被监护人，“胡鲁-阿-图-米”（Hlu-ah-to-me），官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是肺结核。但在文件中，有一封线人发给联邦检察官的电报，“胡鲁-阿-图-米”的监护人故意不让她就医，拒绝将她送往美国西南地区进行疗养。这位监护人“明知那是她得以长期存活的唯一所在，而让她继续留在灰马镇则只有死路一条”，线人强调，同时补充道，在她去世后，她的这位监护人任命自己担任其价值不菲遗产的执行人。

在另外一个案件中，1926年，一位名叫伊夫斯·托尔·奇夫（Eves Tall Chief）的奥色治族男子，被宣布死于酒精中毒。但目击证人表示他死时根本没有喝酒，而是被别人毒死的。“死者家属都被吓坏了。”1926年发表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

即便是在工作日志中显示为在世的奥色治族被监护人，也不代表他们不是被人觊觎的目标。奥色治族被监护人玛丽·埃尔金斯（Mary Elkins）因为此前继承了七个亲属的人头权，曾被视为部落里最富有的人。1923年5月3日，时年二十一岁的埃尔金斯，嫁给了一名二流水平的白人拳击手。根据印第安事务办公室的报告，她丈夫将她锁在家里，鞭打她，为她提供“毒品、麻醉品以及烈酒，旨在加速她死亡，从而继承她的巨额遗产”。她因为政府官员的及时介入，免于一死。调查揭示，这位拳击手并非独自行动，整个事件是由一群当地人计划实施的有组织行动的一部分。

虽然这位政府官员极力推动对这些人提起公诉，但无果而终，这些当地人的身份也从未曝光。

再来看一下西比尔·博尔顿（Sybil Bolton）的例子，这位来自波哈斯卡的奥色治人的监护人，是她的白人继父。1925年11月7日，博尔顿——被一位当地记者形容为“本地区生养的最为漂亮的女孩之一”——被发现胸部中弹死亡。而她的继父报告称，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孩死于自杀。案件在并未进行尸检的情况下草草收场。1992年，博尔顿的外孙，《华盛顿邮报》编辑小丹尼斯·麦考利夫（Dennis McAuliffe Jr.）经调查发现官方记录中存在大量矛盾以及造假之处。在他于1994年发表的回忆录《西比尔·博尔顿之死》（The Deaths of Sybil Bolton）中，详细描述了西比尔死后，她应当享有的人头权大部分遭人巧取豪夺，同时有证据显示，她是在户外遭人枪杀的，当时，西比尔年仅十六个月大的女儿——麦考利夫的母亲——就在她身边。根据印第安事务办公室的工作日志，西比尔的监护人（也就是她继父）监护的其他四名奥色治族人全部死亡。

尽管调查局估计，奥色治谋杀案共有二十四名受害人，但真实的死亡人数显然远超于此。调查局在抓获黑尔及其打手之后便宣告结案，但调查局内部依然有一部分人意识到更多的谋杀罪行得到了有组织的掩盖与粉饰，躲避着他们的调查。一位探员在报告中描述了凶手的惯用伎俩之一：“与大量印第安人离奇死亡相关，犯罪行为人首先把某个印第安人灌醉，之后找个医生诊断，并宣布其醉酒，之后为其注射吗啡，在医生离开后，杀手会在处于迷醉状态的印第安人腋下注射更大剂量的吗啡，直至其死亡。这样一来，医生后续开具的死亡证明便会写上‘死于酒精中毒’的字样。”其他对奥色治郡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士也提到，原因存疑的死亡在这里是家常便饭，通常都会被虚假地归结为“肺痨”“消瘦症”，甚至“死因不明”。此前对于奥色治死亡人数进行研究的学者和调查人员估计，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如果不是以百计，也一定有数十人。为了更好地进行评估，麦考利夫参考了《纯种奥色治印第安人名录》（Authentic Osage Indian Roll Book），其中列举了部落中很多享有人头权成员的死亡情况。他写道：“1907年至1923年间，共有六百零五名奥色治人死亡，平均每年三十八人，年度死亡率约为19‰。现在全美的平均死亡率约为8.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统计不如现在精确，且区分白人与有色人种，白人的死亡率大体维持在12‰。但无论如何，因为更高的生活水准，奥色治人的寿命应当高于普通白人才对。然而，奥色治的死亡率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而这个数字并不包括1907年后出生，以及没有被收入到名录当中的奥色治人。”

奥色治族著名历史学家路易斯·伯恩斯认为：“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奥色治家族未因为人头权而失去亲人。”在怀特就任前，也至少已经有一名调查者认识到这种杀人文化。根据一份线人的调查笔录，探员表示：“这类谋杀的案件有很多，数以百计。”

即便调查局知晓的案件，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层面。2015年6月，我在最后一次访问印第安保留地时，曾前往奥色治部落法院，如今，在这里，很多奥色治族人可以捍卫自己的正义。一位奥色治律师告诉作者，恐怖当道时期不是“我们历史的终结”，又补上一句，“我们的家族是图财害命阴谋的受害人，但我们不是受害人”。

在一间法庭内，我拜会了马文·斯蒂普森（Marvin Stepson）。这名奥色治人年逾七旬，须发皆白，举止文雅，担任这个部落法院的首席法官。他的祖父，前套牛冠军威廉·斯蒂普森，于1922年遭人毒杀。当局并未就其被谋杀一案起诉任何人，但一般认为，凯尔茜·莫里森——杀害安娜·布朗的凶手——应当为此负责。1922年，莫里森与奥色治族妻子离婚，并在斯蒂普森死后迎娶了他的遗孀蒂莉（Tillie），并借此成为她两个孩子的监护人。莫里森的一个同伙告诉调查局，莫里森承认是自己杀死了斯蒂普森，目的是迎娶蒂莉，进而染指她价值不菲的财产。

斯蒂普森之死，一般被计算在恐怖当道时期的受害人当中。但是，当我与马文坐在法庭内的长椅上时，他揭露，针对自己家族的杀戮，并未到祖父那里便戛然而止。在嫁给莫里森之后，特别是听到他大谈特谈毒物士的宁的作用效果时，蒂莉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于是偷偷和自己的律师讨论，希望阻止莫里森继承自己的遗产，同时阻止他成为自己孩子的财产监护人。但是，在1923年7月，做出上述变更前，蒂莉便疑似死于中毒。莫里森则取得了她的大部分财产。根据莫里森书写的一封信，他计划将他骗取的一部分财产出售给伯特，而正是这位银行家明显卷入了杀害沃恩的犯罪勾当。蒂莉之死并未得到任何调查，尽管莫里森告诉同伙是自己杀了她，同时还问，为什么这位同伙不找个印第安女人，以便杀了取财。长期致力于调查祖父遇害事件的马文·斯蒂普森告诉我：“凯尔茜杀了他们夫妇俩，让我的父亲沦为孤儿。”

而这还不是阴谋的结尾。威廉·斯蒂普森与蒂莉死后，马文的父亲，当时年仅三岁，就和自己九岁的同父异母姐姐一道，成为下一个目标。1926年，莫里森因为杀害安娜·布朗而在监狱服刑，但依然给黑尔写了一个字条，不料被监狱看守截获。字条内容虽然满是语法错误，但很清楚地表示：“黑尔，你知道蒂莉的孩子即将在未来几年到手二三十万美元，而我将这些孩子寄养给别人了。我现在怎么能够夺回监护权，或者在出去的时候拿到这笔钱。你知道，我可以带着孩子离开俄克拉何马州，而当局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没办法以绑架罪起诉我。”一位奥色治学者发现：“如果从奥色治人的墓地经过，仔细观察墓碑，就会发现在此时期有异常多的年轻人死亡，让人细思恐极。”

马文·斯蒂普森具有那种将自己终生奉献给司法的干劲。但他告诉我，一想到莫里森对自己家族实施的残忍行为，就会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践行法律。“如果现在莫里森走进这间法庭，我恨不得……”他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

虽然这些有悖人性的犯罪人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可以将司法玩弄于股掌，但历史通常还是能够提供某些终极清算，通过提供谋杀案件的痕迹物证报告，最终将犯罪人曝光于天下。然而，太多的奥色治谋杀事件均被深深隐藏起来，以至于上述结果无望取得。在大量案件中，受害人家族并未感到沉冤得雪，很多死者的后人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查，且远未终结。他们在充满疑惑的状态下生活，对于已经去世的亲属、世交乃至财产监护人充满不信任与怀疑——其中的某些人或许有罪，某些人或许清白。

麦考利夫试图寻找杀害自己外祖母的疑凶时，最先怀疑的就是外祖父哈利，因为他是个白人。彼时，哈利已经去世，其第二任妻子依然健在，她告诉麦考利夫：“你应当为自己调查博尔顿之死而感到惭愧，丹尼，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时，她重复道：“哈利没有做坏事，他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来，麦考利夫认识到，她或许是对的。进而，麦考利夫开始相信，西比尔的继父才是元凶。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对此加以确证。“我没有办法证明谁杀了我的外祖母，”麦考利夫写道，“我所遭遇的挫败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原因在于，他们从历史上抹掉了太多内容……充斥着太多的谎言，太多的文件遭到销毁，而对我外祖母之死，当时的文件记载本来就少得可怜。”他进一步补充：“遭谋杀的印第安人的家属没有权利针对那些罪行找回公正，甚至没有权利知道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孩子、父母、兄妹、祖父母。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猜测——像我一样，不得不这样做。”

我离开奥色治郡回家之前，专门停下脚步，前去探访了花费数十年调查自己的祖父在恐怖当道时期疑似遭人谋杀这一谜团的退休教师玛丽·乔·韦伯（Mary Jo Webb）。韦伯已年逾八旬，生活在费尔法克斯一幢单层的木制房屋，此地距史密斯遭爆炸的旧宅不远。这位身材单薄、声音颤抖的老妇，将我请进客厅落座。在来访之前，我曾经致电通报，因此，不出意料，她早已拿出了好几箱子材料——包括监护人花销报告书、遗嘱认证以及法庭证词——这是她所收集的有关自己祖父保罗·皮斯（Paul Peace）一案的材料。“他正是联邦调查局文件中没有显示，凶手也没有因此入监服刑的受害人之一。”韦伯说道。

1926年12月，皮斯怀疑自己的妻子，一个白人，试图对自己下毒。相关文件证实，他前去拜见律师科姆斯托克，韦伯将其形容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正派白人律师。皮斯希望离婚，同时改变遗嘱，取消妻子的继承权。一位证人后来证实，皮斯表示他的妻子给自己喂了某种毒药，“她要杀死皮斯”。

当我向韦伯询问她的祖父如何被下毒时，她说道：“有医生提供毒药，他们是一对兄弟。我母亲说，所有人都知道，在奥色治可以从谁那里拿到毒药，以实施投毒。”

“他们的名字是？”我询问。

“肖恩。”

我当然记得这个名字。他们就是宣称杀害安娜·布朗的子弹不翼而飞的那对医生兄弟。他们就是最开始隐藏比尔·史密斯曾经发表遗言指控黑尔，同时安排自己担任丽塔·史密斯巨额财产执行人的那对医生兄弟。他们就是调查局怀疑给莫莉开的是毒药而非胰岛素的那对医生兄弟。很多案件，都似乎是由此类失语的共谋者居间编织成的阴谋大网。大山商贸公司老板，兼任安娜·布朗及其母亲财产监护人的马西斯，本人便是未能在尸检中找到子弹的验尸团成员。他后来代表莫莉家族聘请私家侦探，但没有在案件调查方面取得任何突破。有目击证人告诉调查局，在亨利·罗恩遭谋杀后，黑尔十分迫切地想要从一个入殓师那里将死者遗体运走，转运至大山商贸公司的殡仪馆。谋杀阴谋最终得逞，取决于出具虚假死亡证明的医生，以及能够安静、迅速处理遗体的入殓师。麦考利夫怀疑杀死自己外祖母的财产监护人，乃是为印第安部落工作的一位杰出律师，而他似乎从未阻挠任何就在他鼻子底下公然上演的犯罪。银行家们，包括从印第安人生意中大发血汗财的伯特，更是为犯罪大开绿灯，同样纵容犯罪的，还包括黑尔的盟友、兼任印第安人财产监护人的费尔法克斯那位唯利是图的市长，以及无可计数，曾经在这笔带血的财富里捞过一把的执法人员、检察官及法官。1926年，奥色治族领导人培根·林德评价：“白人中也有可以被称为人的诚实的家伙，但实在是太少了。”奥色治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人类学家加里克·贝利（Garrick Bailey）曾对笔者说：“如果黑尔将自己所知道的和盘托出，那么奥色治郡有头有脸的人当中很大一部分都会被送进监狱。”实际上，在这个谋杀体系中，任何一个社会因素都应该被视为共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当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应该为麦克布赖德在华盛顿的遇害负责：他所威胁的，不仅仅是黑尔个人，而且还是从受害人身上搜刮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整个犯罪架构。

1927年2月23日，自保罗·皮斯发誓要剥夺怀疑给自己下毒的妻子的继承权并与她离婚后数周，他便在一起肇事逃逸中离奇受伤，并在路边血尽而亡。韦伯告诉我，某种并不让人感到陌生的势力，一直在试图掩盖此事的真相。“或许你可以深入调查看看。”她说道。我点头，尽管我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势必会像汤姆·怀特或者莫丽·伯克哈特那样，在迷雾中失去方向。

韦伯送我来到门口的走廊。已近黄昏，天边的色彩开始暗淡。小镇道路乃至远处的荒野空旷无人。“这片土地，浸满了鲜血。”韦伯说道。很长一段时间，她未吭一声，耳边只有风中栎树的枝叶发出的不安声响。随即，她重复了一句上帝在该隐（Cain）杀死兄弟亚伯（Abel）时所说的话：“有声音从地里哀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