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二〇〇三年,伦敦

湖边小屋的谎言  作者:凯特·莫顿

彼得拼命追赶着巴士,手里的包裹差点没掉地上。多亏他这辈子的笨手笨脚,他才学会了怎样牢牢地抓住东西。他用手肘把包裹贴靠在自己的身体上,一边不受影响地快步行走。他从口袋里拿出交通卡,撩了下落到眼睛旁的一簇头发,然后发现了一个空位。“对不起,”巴士向前冲了一下,他努力走到过道,一边自言自语,“对不起,请让一让。抱歉。对不起。”

一个嘴巴嘟起的女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对着摊开的《纽约时报》皱着眉头,巴士转了个弯,彼得没站稳,一屁股落在了她旁边的空位上。她的一侧身子挪了一挪,轻轻地但又刻意地叹出一口气表示愤慨,暗示他是个恼人的不速之客。彼得也一直这么看自己,因此这含沙射影的暗示并没有冒犯到他。“我以为还要再走一会儿,”他一边和气地说着,一边把背包和包裹卸下,放到他的双脚之间,“从这里到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有很长的路,尤其现在天还那么热。”

对于他和善的微笑,那个女人用轻蔑的方式回应,在不像彼得那样大度的人看起来,就是个厌恶的怪相。然后,她的目光又回到她的报纸上,动作很大地抖了抖整张报纸,把它竖起来。这种阅读方式使得她可以完全无视邻座的存在,而彼得并不是个身形很大的男人,他发现把背靠在座位上时,报纸几乎要擦到他。甚至,这样坐着他可以收集到一天的情报,省得他到了汉普特斯西斯公园再打听新闻。

爱丽丝希望他能实时了解新闻。当心血来潮的时候,她会变得十分健谈、如饥似渴,而她对笨蛋又缺乏耐心。后者是他从爱丽丝身上得知的;在他们一起工作的第一天,她便声明了这一点,她有意识地眯起了眼睛,仿佛有超能力一般能通过目光来扫描一个人,探测出他是不是愚蠢。

彼得的目光游走在第二版面,多亏他邻座帮忙把这一页伸到了他的腿上:《市场舆论调查国际的投票显示劳动党和保守党不相上下》《六名皇家宪兵队成员在伊拉克被杀害》《玛格丽特·霍奇当选第一任儿童部长》。至少,贝利的案子跌出了头版头条。这是个可怕的案件,一个孩子独自被关了好几天,被本该照顾她的人抛弃了。彼得在某天下午茶的时候说起这件事,当时这个案子正热火朝天,而爱丽丝把他给吓到了,她的目光牢牢地凝视着自己的茶杯,然后表示如果他们不知道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没有办法给出判断。“你还年轻,”她轻快地继续说道,“生活会治愈你天真的想法。一个人唯一能依靠的事情就是知道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真正依靠得上。”

爱丽丝尖酸刻薄的脾性一开始挺难应付的。彼得在随时准备走人的情况下度过了头一个月的时间,之后便逐渐明白这只是她性格的一部分,一种幽默,时常嘲讽但无伤大雅。彼得的问题在于他太过认真。他知道,这是一个性格缺陷,他努力去改正,或者至少能掩饰一下。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他记事起就已经这样了。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哥哥都无比快乐,喜欢开怀大笑。在彼得的童年里,每当他对着玩笑话认真思索的时候,他们就会摇着头吃吃大笑,一边搅乱他的头发,说他是一个小笨鸟,一个严肃迟钝的小布谷,从天而降来到他们家,上帝保佑他。

这种形容虽然困扰着彼得,不过也没那么严重。事实上,他总是与众不同,不仅表现在正直诚实上。他的两个大哥哥小时候就很高大强壮,长大了也十分魁梧,看上去感觉像一只手拿着一品脱啤酒、另一只手抱着橄榄球的那种人。然后彼得呢,皮包骨头,脸色苍白,细细长长,而且很容易受伤。他的母亲并没有说过什么批评之类的话,更多地是怀疑她和他父亲是怎么生出这么个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小怪物来的;还有他对图书独特而深不可测的热情。“他喜爱阅读。”他的父母曾经用敬畏的语气对他们的朋友说道,仿佛在宣布他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勋章。1856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应其夫阿尔伯特亲王之请而颁发,旨在奖励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勇行为。]一样。

彼得的确喜爱阅读。他在八岁的时候就看遍了基尔伯恩图书馆整个儿童区的书,这个战绩本可以是个拿来纪念和炫耀的资本,但问题在于他离取得梦寐以求的成人图书卡还差了几年。感谢上帝,因为他遇到了塔尔博特小姐——她咬了咬嘴唇,整了整别在嫩黄色羊毛衫上的图书馆名牌,然后为了使她平常柔和平稳的声音更显活泼,微微颤抖地告诉他,她保证他永远都会有东西读。对彼得来说,她就像个魔术师。她是密码的破译者,目录卡片和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由美国图书馆专家麦尔威·杜威(Melvil Dewey)发明的,对世界图书馆分类学有相当大影响的一种图书分类法,已被许多国家的大多数图书馆采用。]的大师,通往奇妙世界的开门者。

那些泡在图书馆里的下午,呼吸着上千个故事里泛出的陈旧的日晒气味的空气(主要是一百年来潮气的渗入带来的霉变),是多么美妙醉人。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在开往汉普特斯西斯公园荒野的168路公共汽车上,彼得几乎切身感觉被过去的岁月所笼罩。他一想起自己九岁的时候和当初自己像小马驹一样又细又长的身材,四肢便开始抽搐。曾经外面庞大的世界似乎充满了无限可能,安全且适合闯荡,而那时,他被关在四面高墙里。想到这里,他不禁激动起来。

彼得不顾邻座刻意的叹气声,手伸过报纸,在自己的书包中翻找着工作日程表。他之前把它夹在了一本《远大前程》的封面里——他是为了纪念塔尔博特而阅读,那本书的书页已经卷了边。现在他细细研究着封面上微笑的人像画。

当彼得告诉爱丽丝他在星期二早上需要请假参加一个葬礼时,她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好奇。的确,通常来说,她对于他的生活细节极度感兴趣。只要兴致上来,她就会对他问这问那,这些问题给人感觉更像是从一个混在人类中的外星学生,而不是从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嘴里问出来的。而把自己的生活形容为普通得让人不屑一顾的彼得,如果对每个问题都认真考虑的话,一定会被这个“老太太”的关心弄得心力交瘁。比起谈论自己,他更愿意去聆听其他人的生活点滴。不过爱丽丝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坦诚回答各种问题的磨炼,他已经适应很多了。并不是他终于学会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发现爱丽丝并不是唯独对他感兴趣。她对于在她园子里混饭吃的瘦长狐狸们有着相同的好奇心。

“葬礼?”她正在给西班牙出版商的书上签字,抬起犀利的目光问道。

“我还从来没参加过葬礼。”

“以后还会有的,”她不动声色地说着,夸张地在面前的书页上画了一下,“人在一生中会遇到许多事。等你到了我这把岁数,就会发现你送走的人比能叫来一起喝早茶的人还要多。当然,参加葬礼很有必要,没有葬礼的死亡是很糟糕的。”彼得也许能够请她提供一些建议,不过还没等他来得及多想,爱丽丝已经继续说道:“是亲戚吗,还是朋友?年纪轻轻就死去的话总是很糟糕的。”

然后彼得告诉她关于塔尔博特小姐的事情,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记得那么多在他九岁的时候塞进小脑袋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细节。她手腕上精细的玫瑰金色手表;她思考的时候,食指和大拇指指尖相互揉擦的习惯;还有她的皮肤,闻起来有麝香和花瓣的香味。

“一个向导,”爱丽丝抬起银白色的眉毛说,“一个导师。你可真幸运。你们一直保持联系吗?”

“并没有。我上大学后就和她失去了联系。”

“但你去看过她。”她陈述道,并不是个疑问句。

“远远不够。”

从来没有。但是羞愧让他不敢向爱丽丝承认。他曾经想过去图书馆拜访她,真心想去,但生活过于忙碌,他还没来得及找到时间。他是偶然间得知塔尔博特小姐去世的消息。当时他正在替爱丽丝跑腿,在大英图书馆等待档案馆一本关于毒药的德文书,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国家图书馆协会简讯》,而她的名字突然呈现在他眼前。塔尔博特小姐——当然,是她的全名:露西·塔尔博特——罹患癌症不治逝世,葬礼将于六月十日星期二举行。彼得感到犹如晴天霹雳。他甚至对她得病的事情毫不知情。真的,他应该知道的。他告诉自己这是自然规律,从孩童逐渐长成大人,最终慢慢离去。不管怎样,他想得太多,回忆让他和塔尔博特小姐之间的友谊又增强了一些。他想象他们彼此之间有特别的联系,但事实上她只是做本职工作而已,彼得只是人群中的一员。

“我看未必,”爱丽丝对此表示,“非常有可能的是,她见过那么多的孩子,并没有和谁有特别的联系,也没有谁对她特别重要。”

彼得并没有因为觉得爱丽丝这么说是出于给他面子而沾沾自喜。她这么说只是坦率地表达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如果这正中他的要害,那么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他原以为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直到几个小时后,他正专注于他的日常工作,把爱丽丝早上的活动情况输入她拒绝使用的新电脑时,她问道:“她给你看过我的书吗?”

彼得从充满修改标注的句子中抬起头来。他不明白爱丽丝在说什么。他并没有意识到她还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通常他在工作的时候,爱丽丝并不会待在他身边。大多数的下午,她会非常准时地出门,像神秘地履行公事一样。她从没透露过自己去做什么。

“你的图书管理员,她有给你看过我的书吗?”

他考虑了一下,想撒个谎,不过这个念头也就持续了一秒钟。爱丽丝对不诚实非常敏锐。他说她并没有给他看过,令他惊讶的是,爱丽丝竟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个好事情。我写的东西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事实的确如此。爱丽丝的书写的都是英国悬疑谜案,内容可不那么亲切。他们就像罪案小说评论家喜欢描述的那样,有“心理上的紧张”和“道德伦理的界限”,凶手、犯罪手法以及犯罪动机。就像她自己曾在一个BBC访谈中说的万人皆知的话一样,谋杀本身并没有吸引力;是杀人动机、人为因素、热情和狂怒导致的可怕行为使它引人入胜。爱丽丝对这些热情和狂怒有着非常杰出的把握。采访记者这么说着,爱丽丝点点头,礼貌地听着他对自己的评论,他说这些其实有那么一点点过于敏锐而让他有些不适。然后她回答:“但是当然,写这些东西不必经历过谋杀,只需要一个时间机器就能写下阿金库尔战役。仅仅需要了解一个人的阴暗程度,以及对此探究到底的决心。”她笑了笑,简直迷人,“除此之外,难道我们从未有过杀人的念想,哪怕只是一闪而过?”

在这采访后的几天里,她的书销售得十分火爆,而她并不特别需要关心销量。因为几十年来,她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A.C.埃德温这个名字简直是全部犯罪题材的缩写,她作品中的迪戈里·布伦特侦探是一个喜好编织拼布的乖戾的退伍军人,他受到大批读者的喜爱,甚至超过对他们自己父亲的喜爱。这并不是彼得夸大其词,《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登出的问答栏目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好极了。”爱丽丝在公关人员致电她告知这个消息之后如此说道。然后,生怕彼得会认为她会在乎取悦他人,她又补充道:“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目的。”

彼得从来没有告诉过爱丽丝,他在做她的助手前,从来没读过任何一本她写的书,他根本不怎么阅读现代小说。而塔尔博特小姐,当时严密监管着向未成年人提供的违禁成人书刊,在决定是否将纪实文学作为最佳阅读启蒙这件事上举棋不定(她曾大声地给出理由说这些历史书能给一个孩子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然后,终于决定以名著为基础,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远大前程》。彼得彻底迷上了煤气灯、长礼服,以及马车,从此一往无前(或者说,不再往未来看,具体说法视情况而定)。

搞笑的是,正是因为他太过专注于十九世纪的小说,他才结识了爱丽丝。彼得在大学毕业后面临着人生抉择的十字路——而对于星座成像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三年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启蒙”“自我”“感性”——不过这也给了他整个夏天的时间来详细计划。因为需要付房租,所以他仍在帮他的哥哥大卫打点零工赚钱,做些防治虫害的事情。某个星期一的清早他们接到了爱丽丝的电话。她卧室墙上传出的恼人的嘀嗒噪声吵得她整个周末都没睡好觉,她需要马上找人来查查原因。

“难对付的老太太,”大卫对彼得说,他们来到希斯大街,跳下车,前往爱丽丝的住所,“不过完全没有恶意。就是一个奇怪的习惯,她会把我叫出来,然后告诉我她认为我等下会发现什么。更奇怪的是她总是对的。”

“我猜是蠹虫,”爱丽丝对大卫说。他来到卧室的墙角,拿出工具,把玻璃听筒贴在墙壁上:“是红毛——”

“——窃蠹,”彼得几乎异口同声地低声说道,此时大卫正盯着他看,仿佛他要开始说灵言,“像在《泄密的心》[美国作家爱伦·坡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年轻人,因无法忍受邻居老头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而对老头产生一种病态的仇恨,导致他最终杀了老头。]里一样。”

紧接着一阵短暂的沉默后,爱丽丝问道:“他是谁?”口气听上去像是女王正在视察除虫过程。“我不记得你还有助理,欧贝尔先生?”

于是大卫向她解释自己没有什么助理;彼得只是他的弟弟,暂时帮忙几个星期,之后再考虑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需要远离那些书本休息一下,”大卫补充道,“为了他自己好,别变成书呆子了。”

爱丽丝以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轻微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去,空气中回荡着爬楼梯的脚步声。现在彼得知道了,她走向的是阁楼的那个房间,那是她的写作间。

之后当他们坐在狗哨酒吧烟雾缭绕的卡座上时,大卫重重地拍了拍彼得的肩膀。“看来你唤醒了巨龙并且得以幸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喝干最后一滴啤酒,然后捡起飞镖,“不管怎样,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关于内心的东西?”

彼得曾经解释过关于爱伦·坡以及他的匿名讲述者,审慎精确的谋杀案;他的心智一切正常,并且最终因为罪责感而没有犯案。而大卫这人对哥特没有半点儿兴趣,他继续一个接一个地投掷飞镖。投完后,他开心地提到彼得没有被爱丽丝封进墙壁是他的运气:“你知道吗,这就是她做的事情:谋杀。但并不是真实的谋杀——至少就我所知。她所有的罪行都干在纸上。”

一个星期后爱丽丝的信件到了,信封里还附着一张她署名的支票。信是由打字机打出来的,有一个字母“e”还没打完整,下面是深蓝色的签名。信的内容表述得很简单。她想面试一个临时助手,作为现在的固定助手请假时的替补。她打算周五中午时面试他。

为什么他那么乖乖地言听计从?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原因了,只能说通过察言观色,他发现人们大多会听从爱丽丝·埃德温的指示。星期五中午他准时敲门,被安排到底楼翠绿色的客厅。爱丽丝穿了一条哔叽裤子和丝质的衬衫,显得英气十足,他现在认为这种搭配应该算是她的制服。她脖子戴了条项链,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金锁。一头白发整洁清爽,呈波浪形向脑后梳着,顺从地卷在耳朵后面。她坐在一张桃花心木的书桌跟前,示意他在对面的沙发椅上坐下。然后她双手交叉托起下巴,开始了一连串的提问,而这些问题似乎与她招的这个职位没有多大关系。当他还在被审问的时候,她突然扫了一眼壁炉上的船形钟,猛地站了起来并且握了握他的手。他至今都记得当时这突如其来的冷漠和仓促的感觉。面试到此结束,她草草说道。现在她得做其他事情,而他下星期开始上班。

168路汽车沿着菲茨约翰大道的尽头慢慢停下,彼得收了收自己的东西。距离那次和爱丽丝的面谈已经过去三年了。那个神秘的上一任助手从来没有回来过,而彼得再也没有离开。

爱丽丝正埋头于一个伤脑筋的情节,一个过渡。通常这是最难写的部分。正是因为无足轻重而使其大有文章可做。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要从某个重要的时间点A到另一个重要的时间点B中获取一个人的特性,又不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失去兴致。关于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更不会向出版社说,但这破事还是不停地给她带来挫败感,即便是在发行了四十九本小说之后。

她把老花眼镜推上鼻梁,从打字机上把纸轻轻卷出来一点,然后重新读了读最后一句话:迪戈里·布伦特离开了停尸房,朝着他的办公室走去。

机械、清晰、导向明确,之后的语句应当简洁明了。她熟知这套程序:给主角一些切中小说主题的想法,偶然地更新下他身体状况的进展以提示读者,然后最后一句话把他从办公室带到那里——有了!——下一个惊喜正等着把他推向故事更深远的地方。

问题在于,爱丽丝几乎已经写完她能想到的每个场景,而她觉得厌倦了。这种感觉并不常见,也不是她所容许的。枯燥,就像她母亲一直对他们说的,是很可怜的,是无知匮乏的体现。爱丽丝的手指悬在键盘上,考虑着在他编织拼布的时候给他加些思绪进去,或者一个寓言,为故事出乎意料的转折埋个伏笔。

这些方方正正的布料非常有用。它们不止一次拯救了她。它们是偶然的意外。想想真是幸运。当时她正在给迪戈里找寻一个兴趣爱好,借此来强调他对图案纹样的天赋,而恰恰此时,她的姐姐德博拉怀孕了,而且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转变——她开始干针线活儿了。“这让我感到放松,”她说道,“我就不用一天到晚去担心这担心那。”就如同像迪戈里·布伦特这样的男人会采用这种方法来治愈自己,以填补他和自己年轻的家庭曾经一起度过的漫长夜晚。虽然评论不断声称这个爱好是爱丽丝用来柔和她笔下侦探尖锐棱角的方法,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爱丽丝喜欢那些棱角。她强烈地不信任把棱角都磨光的人。

迪戈里·布伦特离开了停尸房,朝着他的办公室走去。然后……爱丽丝的手指踌躇在打字机键盘的上方。然后呢?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什么?

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爱丽丝灰心丧气地把纸又卷了回去,摘下眼镜,任由自己的注意力向着窗外的景色飞去。这是六月初暖洋洋的一天,天空明亮湛蓝。她像是一个发现自己在这样的天气里无法抗拒外面世界召唤的小姑娘:阳光下有树叶和忍冬的清香,被炙烤的混凝土发出咔嗒的声响,还有蟋蟀蹲在阴凉的草丛里鸣叫。但是爱丽丝从很久以前便不再是那样的小姑娘了,而她现在也没几个喜欢待的地方,即使当她的创作力枯竭的时候,她也宁愿待在写作间里。

写作间位于整幢房子的最顶层,这是一幢建在霍利山上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屋。房间很小,倾斜的天花板,上面有刻痕。根据带爱丽丝看房子的房屋中介的说法,这是上一个屋主用来关他母亲的,估计是因为她成了累赘。爱丽丝很庆幸自己没有小孩。这间屋子是她买下整幢房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有着悲伤的过去。谢天谢地,她自己的家庭遭受的已经够多了,而且她对浪漫文学中愚蠢的错综离奇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这间屋子的方位促使爱丽丝想拥有它。它像是一个安乐窝,一个高山上的鹰巢,一座瞭望塔。

从她写作的位子上能俯瞰到面朝荒野方向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到淑女池塘,再到海格特公墓里教堂的尖塔顶。在她身后,透过一个小圆窗户可以看到后花园的风景,一路可以望至布满青苔的砖墙,再到一个小木棚为止,都是她的所有物。花园里的植物十分茂盛,这是过去另一位屋主留下的。她是一个园艺家,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里工作过。她投入毕生精力把自己的花园营造成一个《人间乐园》[耶罗尼米斯·博斯的三联画作品。作品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左边是《创造夏娃》,右边是《地狱之景》,中间是《人间乐园》,三联画也是以此命名的。这是博斯最负盛名也最竭尽心力的作品,展现出他巅峰时期的画艺。耶罗尼米斯·博斯(约1495—1505),一位多产的荷兰画家,作品多描绘人类道德的沉沦,画面复杂,有高度的原创性和想象力,并常使用各式象征与符号。他由此被认为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之一。]。在爱丽丝的照料下,它肆无忌惮地生长。爱丽丝非常喜欢树林那种自然未经修剪的状态。

楼下,前门的门闩被震开,门口的地板嘎吱嘎吱作响。随着一记重击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落下来——是彼得,并不是因为他笨手笨脚,而是他修长的四肢总是妨碍到他。爱丽丝看了一眼手表,惊讶地发现,居然已经两点了。难怪她觉得有些饿。她交叉手指,手臂向前伸展一下,然后站起身。整个上午都花在如何把迪戈里·布伦特从A点推到B点的问题上,她感到有些沮丧,不过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了。半个世纪的职业作家生涯让她学到,有些时候,走开是最好的办法。迪戈里·布伦特就不得不在停尸房,或者办公室这种无人地带度过整个夜晚。爱丽丝在后窗旁的小水池里洗了洗手,用毛巾擦干,然后开始走下狭窄的楼梯。

当然,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苦恼,这并不单是枯燥那么简单。都是这该死的周年庆,到时候她的出版商们打算制造些活动。而这是一种光荣。出于善意,通常情况下,爱丽丝本来还是喜欢以她为名义的庆祝活动的,但是这本书的前景并不乐观。起码,她自己并不看好——而这才是问题的一半:她要怎样才能知道,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吗?她的编辑简,非常聪明又充满热情,可她太年轻,还是有些畏怯。评论——(想听到简的)真实评论,实在是一种奢望。

爱丽丝在最悲观的时候,担心没人来告诉她什么时候她的水准下降了;毫无疑问,迟早是要下降的。爱丽丝和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作家保持着相同的工作节奏,知道总是有这么一本书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作者开始跟不上现代社会的观点和意识。这些并不总是引人注目的——专业读者们些微的过度阐释,正式术语的规范简称的用法,只适用于上一年的流行文化背景——但这些足以使得整个故事看起来失真。爱丽丝以注重写实为骄傲,这使得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沐浴在褒奖之下,对她来说,出版出来的竟然不是她的最佳作品,这个想法令人胆战心惊。

这就是她为什么每个下午都搭乘地铁,甚至有时去一些不需要去的地方。在爱丽丝的一生中,她对人是非常感兴趣的。她并不完全喜欢他们,也极少会出于社交目的与人做伴,但她确实为之着迷。而没有什么地方比地铁站这个“养兔场”能让她更好地去观察人群了。整个伦敦贯穿在这些地道里,其中还有以各种奇形怪状的形式出现的稳定人流,爱丽丝像个鬼魂一样游窜在他们中间。对于她这样的年纪,这么说似乎有些卑鄙——但岁月赐予了她隐形的外衣: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小老太太一本正经地坐在车厢的一角,膝盖上搁着手提包。

“你好,爱丽丝,”彼得在厨房里叫唤,“午饭一会儿就好。”

爱丽丝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犹豫不决,却没有喊出回答。很久以前她母亲关于礼仪的训斥仍然在她耳边大声回响。这就是埃莉诺,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走到了最后一层楼梯。她们分开生活已经快七十年了,而她仍旧守着家里的规矩,在这幢埃莉诺从未见过的房子里。爱丽丝时常在想,如果她的母亲活得再长久一些,她会怎样决定她女儿的生活,是否会同意爱丽丝的职业、着装,以及单身未婚状态。埃莉诺曾经在一夫一妻制和忠诚度的问题上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不过后来她嫁给了她孩童时的挚爱,因此这也不是个完全公平的对照。母亲在爱丽丝残留的童年回忆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一个遥远记忆中如此鲜明的形象,在变换的时光中要想抹去她几乎是不可能。为了爱丽丝,她留存了下来,如同一个美丽而无法触及的淑女,亲密而疏远,最后支离破碎,成为唯一让爱丽丝思念的人;偶尔,还会让爱丽丝对她怀有受伤孩子般强烈苦涩的渴望。

在其他情况下,她不是这样黏人的个性。爱丽丝成年后几乎都是独自生活,对于这一点她既不自豪也不羞愧。她曾有过情人,他们每个人都带着衣物牙刷走进房门,其中有些人留了一段时间。但这完全是两码事。她从不延长一个正式邀请或在脑子里把“我的”房子转换成“我们的”房子。这也许是有差别的——爱丽丝曾经订过一次婚——但是二战把这事给搅黄了,就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生活便是如此,希望的大门一直不停歇地开开合合,人们只能摸索着通过。

她来到厨房,看到长柄锅正冒着热气,彼得站在桌子的另一头,面前敞着一小包信件。她走进门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说了声“你好呀”。此时灶台上计时器正好响了起来。“你总是来得刚刚好。”

彼得有着十分可爱的微笑,带些魅惑却特别真诚。这是她雇用他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他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里唯一的应聘者。而他已证明了自己能够充分胜任,这倒并不令人惊讶。爱丽丝认为自己对人的性格判断极其精准。至少,她现在是这样的。过去的她曾犯过错误,有一些无比遗憾。

“这里面有急信吗?”她问,座位前放着一张打开的报纸,上面是早上留下的填字游戏。

“《卫报》的安格斯·威尔逊,希望能及时为周年庆做些准备。简希望由你来做。”

“我猜她一定会这么说。”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刚泡好的大吉岭茶。

“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筹划一个展览,他们希望你能在开幕时发表讲话;一封邀请函请你参加《死神终将到来》畅销十年的庆祝活动;还有一张德博拉寄来的卡片,来确认本周五为你母亲忌日碰面的时间。其他就我所看到的,都是些读者来信——我会在午饭后一一查看。”

爱丽丝点了点头,彼得把餐具摆放在她面前,还有一片吐司,上面一个煮鸡蛋。二十多年来,爱丽丝每天都吃同样的午餐——当然,她偶尔出门在外就餐的时候例外。她赞同这种有效率的日常生活,但并不受缚于此。不像迪戈里·布伦特,众所周知,要求侍女们用十分精确的步骤制作他最喜欢的鸡蛋。她舀了一勺十分坚硬的蛋黄放到她的吐司上,然后切成四块,一边看着彼得给信件分类。

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健谈的小伙儿,这给他的信任度大大加分。当她试图把他带进一个话题时他会让人有些恼火,不过相比过去那些七嘴八舌的助理确实要好很多了。她发现自己比较喜欢他头发稍微长一些的样子,加上他细细长长的四肢和深棕色的眼眸,看上去有点像那些英式摇滚乐队的成员。不过也可能只是因为今天他穿得特别正式吧,他身上那套黑色的天鹅绒西装让她有这样的感觉。爱丽丝想了起来。他去了一个年长朋友的葬礼,那个图书管理员,难怪他今天上班时间晚了。她顿时感到有些振奋,急切地想听他报告。曾经他告诉爱丽丝这个女人——他的导师的时候,她有些震惊。思绪回到了从前,她想起了卢埃林先生。她并不经常想到这个老头——她对他的感觉太容易牵扯到那个她不愿想起的糟糕夏天——但是当彼得和她谈起塔尔博特小姐的时候,她对他挥之不去的印象,他年轻时的样子,使得爱丽丝被一种不同寻常的生理性的记忆笼罩着:河边潮湿淤泥的气味,他们乘着破旧的小船沿着河流漂流而下,周围水虫的叮当声连绵不绝,仿佛在谈论着它们最喜欢的故事。爱丽丝知道,自己之后便再也没有如此幸福惬意过。

她又喝了一小口茶,挥走不想回忆的过去:“那你为你朋友送了行?”他说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葬礼,爱丽丝告诉他之后还会有许多。“和你预想的一样吗?”

“我想是的。悲伤,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挺有趣。”

“哪种意义?”

彼得想了想说:“我只认识作为塔尔博特小姐的她,而从其他人口中听到她——她的丈夫,她的儿子……这很感人。”他拨了下眼睛前面的刘海儿,“这是不是听起来很蠢,有点陈词滥调?”他又试着说道,“她的事情我知之甚少,很乐意能够多听到一些。人是十分奇妙的,不是吗?你会想不断接近他们,来了解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爱丽丝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表示同意。她发现世界上几乎没有真正无聊愚笨的人,关键在于要问对问题。她在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技巧。人人都知道最好的罪犯角色是读者觉察不到的,但动机是关键。用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老奶奶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是挺好,但是其中的条理必须滴水不漏。爱、恨、嫉妒,互相之间必须有理可信。全部的一切都是出于激情。去发现让一个人产生激情的理由,接下来就好办了。

“这个有些不一样。”彼得回到工作中,打开读者们的来信,他看着手里的一封,深色的眉毛皱到了一起。

爱丽丝的茶瞬间变得苦涩。她从来就没真正习惯那些批评意见:“是不是那些中的一个?”

“是从警察局寄来的,署名斯帕罗警探。”

“哦,是那些中的一个。”在爱丽丝的经历中,有两种类型的警察:一种是能让人依赖的,在创作过程中能帮上忙的;另一种是在人家的书发行后阅读,然后指指点点说有这个那个问题的讨厌鬼。“那么斯帕罗警官有什么高见必须和我们分享吗?”

“不,并不是那个样子,她不是读者。她写信给你是关于一个真实的案子,一桩失踪案。”

“让我来猜猜。她撞见了什么奇葩案子,想让我写下来然后稿费可以五五分成?”

“一个失踪的孩子,”他继续说道,“要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沃尔的一个庄园,一桩从未解开的案子。”

恐怕爱丽丝至死都不能够确定当时究竟是整个房间突然凉了下来,还是荒野里猛地吹来一阵风,抑或是自己身体的恒温系统出了什么毛病。现实生活和往事像巨浪一样拍打着她,把她冲回到很久以前,然后等待着潮水转向。因为,她非常清楚这封信在写些什么,而这和她书中精心安排的各种悬案没有丝毫关系。

爱丽丝注意到信纸十分普通,轻薄又廉价,完全不是读者们给她写信时常用的那种,更不是印着她小说中某个人物的纸,就是这区区一张纸,送来了来自过去的重磅炸弹。

现在彼得正大声读着信,尽管爱丽丝本来不希望他这样,但刚要说出的话消散不见了。她静静地听着他精简概括着这个悠远案子的熟悉场景。爱丽丝猜测这是从报纸资料,或者是从那个叫皮克林的家伙的某本破烂书里找来的信息。要想阻止人们通过公共资源找寻资料记录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突然写信给某个素未谋面的人,把瘟疫般的过去带到别人的餐桌上,而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让自己再回到那个地方和那段时间。

“她似乎觉得你会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画面开始涌向她的脑海,一个接一个,像一副弹出的纸牌:人们在及膝深的湖水里寻找着;闷热的书房里臭气熏天,肥胖的警察满头大汗,新来的年轻副手做着笔记;她的父母在当地新闻记者镜头前惨白的面孔。她几乎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贴着法式落地门看着他们,苦于心中的秘密,她没有办法让自己说出真相,只能从那以后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这份愧疚。

爱丽丝发觉她的手开始微微颤抖,便拼命让自己回想一个事实。接下来她需要去描述自己受惊时的身体反应,就像一桶冰水泼向一个人,而这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训练自己如何表现得沉着。她把背叛她的双手放到大腿上,一只手紧紧压住另一只,然后突出傲慢的下巴说道:“把它扔进垃圾桶。”她的口气出乎意料地平静,几乎不会有人察觉这种深处潜在的微弱紧张感。

“你不需要我做些什么吗,回个信之类的?”

“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吗?”爱丽丝的目光直直地望着前方,“恐怕是这个斯帕罗警探搞错了。她把我和其他人搞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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