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六下午什么都不顺。加拉加斯已经热起来了。名人大街上，平日里从来不堵车的，这会儿汽车的鸣笛声、摩托车的突突声四下响起，路面在二月的烈日照耀下反着光，再加上一群群女人带着孩子牵着狗到处找不着阴凉地方，闹得人心烦意乱。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位，下午三点半出了家门想在附近溜达溜达，结果没过多大一会儿就闷闷地回了家。她下个礼拜就要生产。以她现在这种状况，外面又吵又热的，让她头都疼了。她那跟着她一起去散步的十八个月大的大儿子一直哭个不停，因为一只玩具似的、自来熟的小狗，在他的右边脸颊上轻轻咬了一口。天快黑的时候，她给他抹了点儿红药水。孩子晚饭吃得还挺正常，然后就高高兴兴地上床睡觉去了。

住在埃玛楼宽敞顶层公寓里的安娜·德·纪廉太太这天晚上得知自家的小狗在名人大街上咬了一个小孩。托尼这小家伙她太了解了，是她一手养大教大的，对人亲近无害。她当时便没把这事往心里去。星期天她丈夫下班回来，小狗带着一股不常见的狠劲迎了上去，没有摇晃尾巴，而是去撕咬他的裤子。有人上楼来告诉她，说就在这个星期，托尼在楼梯上想咬一个邻居。纪廉太太琢磨着恐怕是天太热了，让狗有点儿反常。她白天就把狗关在卧室里，省得它到邻居那里惹是生非。到了星期五，没有一点儿征兆，它突然想要咬她。睡觉前她把它关进了厨房里，想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好点儿的办法来。那头畜生挠着门嚎了一整夜。而第二天早上，来做家务的姑娘进厨房一看，狗浑身软塌塌的，一动不动，满嘴的碎牙和泡沫。它已经死了。

早晨六点，厨房里有条死狗

对加拉加斯大多数居民而言，三月一号只是又一个平凡的星期六。不过对于一些互相之间素昧平生、无所谓星期六不星期六、一大早醒来就想着如常度过，在加拉加斯、芝加哥、马拉开波、纽约甚至跨越加勒比海飞往迈阿密的一万两千英尺高空的货运飞机上的人来说，那天转而成了他们所经历过最跌宕起伏、忙碌紧张的苦命日之一。面对女佣发现的情况，纪廉夫妇急忙穿戴衣裳，没吃早饭就上了大街。丈夫跑到街角小店，在电话本上急急忙忙地翻了一通，给大学城的卫生学院打了个电话，他听人说过，如果发现有狗无缘无故地死亡，就是由那儿的人负责检查狗的大脑，看它是不是得了狂犬病。时间还太早，一位值班员用没睡醒的声音告诉他，要到七点半才会有人来上班。

纪廉太太要去的地方路更长也更复杂。首先，在这个时间的名人大街上，在她那些刚刚开始活动起来，心肠又好、人又勤快、此刻对她心里着急的事情一无所知的邻居们当中，她要赶快回想一下是谁在上个星期六告诉她，她的狗把一个小孩给咬了。快八点钟的时候，她在一家小店里碰见一个葡萄牙籍女用人，说她好像记得听一个邻居说过这件事。这是一条假线索。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又隐约听人说那个被狗咬了的小孩家离查瓜拉莫斯区的圣彼得教堂不远。九点钟，附近的卫生所来了辆小卡车，把狗的尸体拉走去做检查。十点钟，在把圣彼得教堂附近的几座楼房挨家挨户问了个遍，打听有谁知道一个被狗咬了的小孩的下落之后，纪廉太太总算又有了点儿线索。在大学城街上，几个正在修建楼房的意大利泥瓦工上星期听说过这件事。那个小孩的家离忧心忡忡的纪廉太太上午一寸一寸查过的地方只有一百米远：玛库托楼，8号公寓。房门上有张钢琴教师的名片。于是她按下右手边的门铃按钮，向一个来自加利西亚的女佣打听一位姓雷威龙的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

卡梅洛·马丁·雷威龙星期六没在家，像平常一样，他每周除了周日，一直在早上七点三十五分出门，把他停在楼门口的浅蓝色雪佛兰开到贝拉斯克斯大街的街角。他在那里的一家乳制品公司工作已经有四个年头了。雷威龙是加那利群岛人，三十二岁，不管什么人一见面就能感受到他的举止大方、彬彬有礼。这个星期六的上午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他感到不安。他工作稳定，同事们对他评价很不错。结婚两年了，大儿子罗伯托已经十八个月，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周三家里又有了新喜事：老婆又给他添了个女儿。

雷威龙的职务是学术代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街上访问客户。他早上八点到研究室，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然后要到第二天同一时刻才会再回到这里。这一天，因为是星期六，他破例早上十一点回了研究室。五分钟后，有人打电话找他。

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一个心急如焚的女人的声音，只三言两语便把那宁静的一天变成了他有生以来最绝望的一个星期六。电话是纪廉太太打来的。狗的大脑已经检测过了，结果确凿无疑：阳性。孩子被狗咬已经是七天前的事了。这意味着此刻狂犬病毒已经在他的体内有了进一步发展，进入了潜伏期。他儿子的情况格外危险，因为被咬的地方在脸上，是最危险的部位。

雷威龙记得自己挂了电话以后的一系列行动就像是一场梦魇。十一点三十五分，医疗中心的罗德里格斯·富恩特斯医生给孩子做了检查，注射了一针狂犬病疫苗，可并不抱多大希望。狂犬病疫苗是委内瑞拉生产的，疗效可观，但要在注射后七天才能见效。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孩子仍面临因狂犬病发作死亡的危险，这种病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然而目前的科学还没有发现能治愈它的有效手段。唯一的办法就是一面注射吗啡减轻可怕的剧痛，一面等候死神的降临。

罗德里格斯·富恩特斯医生把话说得很明白：注射疫苗很有可能是无效的。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搞到三千单位美国产的抗狂犬病毒高免疫血清。和疫苗不同，它能从第一次注射时就开始起效。三千单位无论从体积还是从重量上都不比一盒香烟大。价钱也不超过三十玻利瓦尔。可他们去了加拉加斯多少家药房，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的：“没货。”尽管这种产品首次出现在厂家目录上已经是一九四七年的事了，可有些医生甚至根本没听说过这种东西。雷威龙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来拯救儿子的性命。救命的药在五千公里之外的美国，而那边的各种办公机关都在准备下班，直到星期一才会开门。

十二点，维克托·萨乌美发出SOS求救信号

脾气随和的维克托·萨乌美中止了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十二点秀》节目，发出一条紧急信息。“恳请各位听众——”他这样说道，“如手头有抗狂犬病毒高免疫血清注射剂，请立即打电话同我们联系。事关拯救一个十八个月大小男孩的生命。”此时，卡梅洛·雷威龙的兄弟也给他在马拉开波工作的朋友胡斯托·戈麦斯发去电报，心想说不定哪家石油公司会有这种药品。他的另一个兄弟也想起了住在纽约的一个朋友，罗伯特·海斯特，并在加拉加斯时间十二点零五分用英语给他发去了一份加急海底电报。纽约的冬天天气阴森森的，罗伯特·海斯特先生接到朋友一家的邀请，正准备离开这里到郊区去度周末。在他要关上办公室门的时候，全美电报公司的一个雇员在电话里给他念了刚刚收到的来自加拉加斯的电报。两个城市间有半个小时的时差，对与时间赛跑的他们来说简直太有用了。

拉瓜伊拉一位正坐在电视机前吃午饭的电视观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联系了他认识的一个医生。两分钟后，他要求与加拉加斯广播电台通话，这一信息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推动了四场紧急通话的发生。卡梅洛·雷威龙家里没有电话，他带着孩子搬到了乡村俱乐部区莱库纳街37号他的一个兄弟家里。十二点三十二分，他在那里收到了来自拉瓜伊拉的消息：那座城市的卫生所说他们有。一辆带无线电装置的交通巡逻车随即赶到，它载着雷威龙，在中午乱作一团的交通状况下，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闯了好几个红灯，用十二分钟赶到了那里。这十二分钟白赶了。一个说话慢腾腾的护士，在电风扇前昏昏欲睡，对他说是他们一不小心搞错了。

“高免疫血清我们这里没有，”她说，“但我们有不少狂犬病疫苗。”

这是电视上发出信息后得到的唯一一条真切的回应。真叫人不敢相信，偌大一个委内瑞拉，居然就找不到抗狂犬病病毒的血清。治疗雷威龙家的孩子时间紧迫，他时刻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而类似这样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统计数字表明，被疯狗咬伤致死的案例每年都有发生。在加拉加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间有超过五千只疯狗咬伤了八千人。在两千只被观察的宠物中，有五百只因被咬伤而感染。

在最近几个月里，卫生管理部门对频繁出现的狂犬病案例深感不安，加强了疫苗的接种工作。官方资料表明，每月有五百条狗接受注射。卫生学院院长布里塞尼奥·罗西博士是这一领域的国际权威，提出对疑似患病的狗一律采取十四天的严格隔离观察。其中有百分之十被确认感染。在欧洲和美国，狗和汽车一样，必须持有许可证。他们会给狗注射疫苗，还要在脖子上挂上一个铝牌，上面刻有免疫过期的日期。在加拉加斯，尽管布里塞尼奥·罗西博士做出了努力，但尚不存在这方面的规定。流浪狗在大街上互相撕咬、传染病毒，然后再传染到人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药店里居然买不到抗狂犬病病毒的血清，雷威龙为了救孩子一命不得不向素昧平生的人求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星期一就来不及了”

马拉开波的胡斯托·戈麦斯几乎和纽约的海斯特先生同时收到了求助电报。那一天，雷威龙一家只有一个成员还心平气和地吃了午饭：那就是孩子本人。到此刻为止，他表面看上去身体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在医院里，孩子的母亲对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但她也有些不安，因为到了常规探视的时间，她的丈夫没有来。又过了一个小时，她的姐夫来了，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她说，卡梅洛·雷威龙要过一会儿才能来。

在马拉开波，胡斯托·戈麦斯一连打了六个电话，总算有了一点儿这种药的线索。有一家石油公司一个月前为一个需要的员工从美国搞来了高免疫血清，现在还剩一千单位。剂量不够。不过，这种血清的剂量是根据人的体重和病情轻重而定的。对一个体重四十磅、被咬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孩子来说，一千单位是够用的。雷威龙家的孩子体重三十五磅，不过他被狗咬已经是七天以前的事了，而且不是咬在腿上，是咬在了脸上。医生认为需要三千单位。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体重一百二十磅的成年人所需的剂量。一千单位血清此刻至关重要，那家石油公司决定将它无偿提供给他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把药送到加拉加斯来。下午一点四十五分，胡斯托·戈麦斯打来电话，说他正赶往马拉开波的金谷机场，好把药瓶寄出。雷威龙的一个兄弟查询了这天下午到达迈克蒂亚机场的所有航班，得知五点十分将有一架从马拉开波飞过来的L7飞机落地。胡斯托·戈麦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赶到机场，想找一位飞往加拉加斯的熟人，可惜没有找到。托运的药瓶已经上了飞机，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他便在机场买了张票亲自把药送了过来。

在纽约，海斯特先生没有关上自己办公室的门。他取消了周末计划，给芝加哥一位美国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人士打了个电话，得到了有关高免疫血清的所有必要信息。在那里想弄到血清也不容易。在美国，由于政府对狗的管控，狂犬病已经几近绝迹。很多年没有人患狂犬病的记录了。最近一年里，整个美国只有二十条动物罹患狂犬病的记录，而且具体说都发生在同墨西哥接壤的两个边境州：德克萨斯和亚利桑那。因为这种药没有销路，药店里通常也不备货。说不定在哪家制造血清的实验室里会有。但它们都是十二点下班。芝加哥那边又给海斯特先生打来电话，告诉了他在纽约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高免疫血清。他买到了三千单位，可是直达加拉加斯的航班已经在一刻钟以前起飞了。下一班常规航班——德尔塔航空公司751航班——要到星期天晚上才起飞，星期一才能到达加拉加斯。无论如何，海斯特把药品托付给了机长，又给雷威龙发了个加急电报，告诉他种种细节，甚至包括德尔塔航空公司驻加拉加斯办事处的电话号码，558488，让他同他们的代理联系，星期一一大早在迈克蒂亚机场取药。只是到那时恐怕就来不及了。

卡梅洛·雷威龙气喘吁吁地走进乌尔达内塔大街上的泛美航空公司办事处时，已经损失了宝贵的两个小时。接待他的是票务部门的值班雇员卡洛斯·略伦特。这时已经是两点三十五分。卡洛斯·略伦特得知情况后，把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事，立刻打定主意要让这些血清在十二个小时以内送到这里，不管从纽约还是迈阿密。他查了所有的飞行路线，把这件事向公司的调度经理罗杰·贾曼做了汇报。贾曼此时正在家中午休，本打算四点钟到拉瓜伊拉去。贾曼先生也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他打电话咨询了加拉加斯奥地利PAA公司——位于贝约蒙特区科利玛尔大街上——的医生赫比格博士，在三分钟的英语对话里了解了高免疫血清的一切相关知识。赫比格博士是个典型的欧洲医生，平日里和秘书们都是用德语交流，在不知道雷威龙家孩子的个案之前，就很为加拉加斯狂犬病的问题担心。上个月他还接诊了两例被动物咬伤的患者。十五天前，一条狗死在了他的诊所门口。赫比格博士出于纯粹科学上的好奇心检查了那条狗，结果毫无疑问，它死于狂犬病。

贾曼先生给卡洛斯·略伦特打去电话，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血清送过来”。略伦特等的就是这句话。通过一条为遇险的飞机保留的专线，两点五十分，他给迈阿密、纽约和迈克蒂亚发去电报。略伦特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对各路航班了如指掌。除了星期天以外，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货运飞机从迈阿密飞往加拉加斯，在第二天凌晨四点五十分到达迈克蒂亚机场。这是339号航班。还有一趟207号航班，每周三次——星期一、四、六——从纽约飞往加拉加斯，到达时间是次日早晨六点三十分。无论是在迈阿密还是在纽约，都有六个小时的时间去找血清。迈克蒂亚机场也收到了通知，随时准备行动。泛美航空公司的全体雇员都接到了指令，时刻关注这天下午从纽约和迈阿密传来的消息。一架飞往美国的货运飞机在一万两千英尺的高空收到了这条信息，随即把它转发给了加勒比地区的所有机场。一直要值班到下午四点的卡洛斯·略伦特信心满满，让雷威龙回家等候，他的指示只有一条：

“十点三十分给718750打个电话。那是我家的电话。”

在迈阿密，票务部当班职员R.H. 斯特华德几乎立刻就在他办公室的电传打字机上收到了来自加拉加斯的消息。他一连打了几个电话给公司拉美部医务主任马丁·曼格尔斯博士，第三次才总算找到了他。曼格尔斯博士把这份责任担了下来。收到消息十分钟后，在纽约找到了一个一千单位的安瓿，可到了八点三十五分，想再找到剩余剂量的希望破灭了。在迈阿密，曼格尔斯博士能想到的办法都想过了，无奈之下他去了杰克逊纪念医院，医院立即联络了本地区所有医院。曼格尔斯博士守候在自己家中，到晚上七点，还是没有收到杰克逊医院的回复。再过两个半小时，339号航班就要起飞了。去机场路上还得花二十分钟时间。

最后一分钟：一度半的高烧

卡洛斯·略伦特，二十八岁的委内瑞拉人，未婚，四点钟给拉斐尔·卡里略交了班，并且具体交代了一旦美国那边有海底电话打过来应该做什么。他开一辆五五年的绿黑相间的小车，在去洗车的时候他想到，在这个时间，在纽约和迈阿密，一整个系统正为了拯救雷威龙家孩子的性命运转着。他从洗车房给卡里略打了个电话，那边对他说没有任何消息。略伦特有点儿不放心。他开车回到和父母亲同住的位于佛罗里达区弗洛雷斯塔大街上的家中，没有半点儿胃口地吃了饭，心里一直在想过不了多久雷威龙就会打电话过来，而自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然而，八点三十五分，卡里略从办公室打来电话，给他念了一份刚刚收到的海底电报：早晨六点半到达迈克蒂亚机场的207号航班将带来一千单位的高免疫血清。此时，雷威龙的一个兄弟接到了从马拉开波乘飞机赶来的胡斯托·戈麦斯，一路小跑带来了第一个一千单位的高免疫血清，当天下午就给孩子注射了。现在，除了有绝对把握从纽约送来的一千单位，还差一千单位。因为雷威龙没有留下任何电话号码，略伦特无法把这些消息告诉他，但是九点钟他从家里出去办点儿私事的时候，心里平静了许多。他给自己的母亲写了张字条：

雷威龙先生十点半会打电话过来。让他立即给PAA办公室的卡里略先生打电话。

出门前，他自己又给卡里略打了电话，告诉他十点十五分之后尽量不要占用这条线，免得雷威龙的电话过来的时候打不通。可这时的雷威龙觉得天都要塌了。注射第一剂血清后，孩子一点儿东西都不想吃。这天晚上他也不像平常那么活跃。他们让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儿发烧。在极少数的病例中，抗狂犬病病毒血清也会有一定的危险。卫生学院的布里塞尼奥·罗西博士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生产这种血清，原因就是接种者是否不必冒任何风险还没有确切的结论。常规疫苗的生产并不复杂：动物疫苗，是用鸡蛋培育的一种活性病毒，注射一剂即可保持三年免疫；人用疫苗则用羊羔的大脑培育。而血清的生产要复杂得多。雷威龙也知道这一点。当他发现孩子发烧时，他感到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不过医生使他冷静了下来。他说这可能是一种自然反应。

雷威龙不想让这样的事情把自己压垮，十点二十五分的时候给略伦特的家里打了个电话。倘若他知道这时迈阿密那边还没有任何回音，他是不会打这个电话的。不过，八点半，杰克逊医院通知曼格尔斯博士说，经过闪电般的张罗奔走，他们已经从相邻的一个镇子搞到了五千单位血清。曼格尔斯博士亲自去拿到了这些安瓿，带着它们全速直奔飞机场，一架DC-6-B型飞机正准备开始夜航。第二天没有直飞加拉加斯的航班。如果曼格尔斯博士不能及时赶到，那就得等到星期一的晚上。那时就什么都来不及了。吉利斯机长是朝鲜战争的老兵，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亲手接过了这些安瓿和曼格尔斯博士亲笔书写的用药说明。他们紧紧地握了握手。飞机九点三十分起飞，而此时在加拉加斯，雷威龙家的孩子体温比正常高一点五度。曼格尔斯博士在机场冰冷的平台上目送飞机完美起飞，这才三步并作两步地沿楼梯跑向控制塔，口授了一份电报，通过专线发往加拉加斯。在乌尔达内塔大街一间孤零零的办公室里，外面的霓虹灯广告五光十色，卡里略看了看钟：十点二十分。他连伤感的时间都没有。几乎同时，电传机像抽筋一样跳动起来。卡里略逐字逐句地读着曼格尔斯博士发来的电报，一面在脑子里用公司内部密码翻译着：“我们通过339号航班吉利斯机长送去五安瓿血清，货号26-16-596787，系从杰克逊纪念医院获得。如需更多血清请即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立达制药厂联系。”卡里略一把撕下电传纸，飞跑到电话机前，拨了718750，略伦特住所的电话，可电话占线。这是卡梅洛·雷威龙在和略伦特的母亲通话。卡里略挂上了电话。一分钟后，雷威龙从佛罗里达大街一家商店拨通了卡里略的电话。沟通随即完成。

“喂——”卡里略招呼道。

带着精神紧张之后的平静，雷威龙问了句什么，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卡里略逐字逐句地给他念了电报上的内容。飞机将在凌晨四点五十分到达。时间完全来得及。没有任何的迟误。电话里安静了片刻。“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雷威龙对着电话线的另一头低声说了句。卡里略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挂上电话，只觉得自己的两条腿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他被一种突然涌上心头的感动震撼着，好像刚刚得救的是自己的儿子。与此相反的是，孩子的母亲正平静地睡着：她对他们一家人这一天所经历的风波一无所知。现在她仍然被蒙在鼓里。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四日

---《当代》杂志，加拉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