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国际年不是从一月一日开始的。它开始于九号星期三下午六点，伦敦。那时，国际政治中的天之骄子、世界上穿衣最得体的男人、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打开了他唐宁街10号官邸的大门。安东尼·艾登爵士身穿黑色毛领大衣，手握只有在十分隆重的场合才戴的礼帽，刚刚出席了一次气氛热烈的内阁会议——这是他任期内，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那天下午，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安东尼·艾登爵士做了有他那样的身高、受过他那样的教育、像他那样的重量级人物花两个小时所能做到的一切：和他的部长们吵翻了，最后一次拜会了伊丽莎白女王并递交辞呈，收拾好自己的箱子，离开了那座房子，回归自己的个人生活。

和其他人不同，打一生下来，安东尼·艾登爵士就把唐宁街10号记在了心头，刻在了掌纹中。在三十年的岁月里，他曾使欧洲各国的沙龙和地球上大大小小的外交机构为之倾倒，也曾在世界最重大的政治交易中发挥突出作用。他营造出举止优雅、道德高尚、既有严格的原则又有政治胆略的形象，在赢得尊重的同时，又把自己性格上的某些缺陷——随心所欲，思维混乱，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会使他在做决定时过于仓促、过于执拗、一意孤行、触犯众怒的优柔寡断——通通在公众面前掩饰起来。三个月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安东尼·艾登爵士在面对法国武装进攻占领苏伊士运河的秘密邀请时表现得如此缺乏决断，以致做出的决定过于仓促，过于执拗，全然不顾他的阁僚、坎特伯雷大主教、新闻界，当然还有伦敦民众的反对（他们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游行以示抗议）。正是因为他固执己见做出的独断轻率的决策，在一月九日这凄惨的两个小时里——这一回他倒是得到了阁僚和整个大不列颠王国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辞职。

当晚，安东尼·艾登爵士在妻子克拉丽莎夫人（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女）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加长黑色轿车回到了自己在伦敦郊区的私宅，与此同时，一位和他身材一样高大、穿着也一样得体的男士从唐宁街11号搬进了10号。新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只走了十五米的路程，便担负起了大不列颠王国的棘手事务。

这一消息像一枚鱼雷般炸响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然而，它传到大西洋彼岸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一所新教小教堂门前的时候，却成了一条没多大意义的流言。仅仅几个小时前，那里聚集了挨挨挤挤的四千人，为的是参加亨弗莱·鲍嘉的葬礼，他在一月六日星期天死于食道癌。“请相信我的话——”亨弗莱·鲍嘉有一回这样说，“在八岁到六十岁这个年龄段，我的粉丝比国内任何人的都要多，这也就是我拍每部电影都能挣到二十万美元的原因。”死前几个小时，这位电影里最得人心的匪徒、好莱坞心肠最软的杀手对他的终生好友法兰克·辛纳屈说了这样一句话：“唯一进展得不错的是我在银行的存款数目。”

这位伟大的电影演员是这个一月里故去的第三位杰出人物：在这个月去世的还有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意大利乐队指挥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音乐史上最有名也是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波兰人民投票表达了对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信任，而法国的司机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在苏伊士运河的冒险留给法国的只有普遍的失望和严重的燃料危机。在由限购而产生的交通乱象里，为数不多及时到来的事件中有这样一件——一月二十三日，兰尼埃三世和格蕾丝·凯利的摩纳哥小公主卡罗琳娜·路易莎·玛格丽特诞生，体重三公斤零二十五克。

二月里年度新闻落空

伦敦的年轻人在三十天时间里买空了一百万张《昼夜摇滚》的唱片——创下了继《第三个男人》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就在这天早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上了飞往里斯本的飞机。对生性谨慎而颇有家长作风的葡萄牙总理奥利维拉·萨拉查的这次访问，政治动机实在令人难以琢磨，它被解释为英国女王想去与自己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会面的一个简单借口，他乘坐一艘满载男人的游艇在英国周边的大海里已经转了四个月了。在这一周时间里，各种消息变幻莫测，各种预测一再落空，各种期望都烂在了记者们心里，他们曾期待着发生一年中最大的情感风波：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分手。在干干净净、迷宫似的里斯本机场，爱丁堡公爵迟到了五分钟——这首先是因为他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希腊人，其次也是因为他得先去刮刮胡子，好亲吻自己的夫人——人们所期望的本可以成为一九五七年最大新闻的事件并没有发生。

不过，就在同一个二月里，碧姬·芭铎在慕尼黑狂欢节上把领口开到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先生飞越大西洋，为的是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惨败后调和法国与美国的关系；而苏联也抛出了第一则令人意外的消息，声称这将是苏联最繁忙、最令人惊慌失措、也最高效的一年。下面这条令人意外的新闻是《真理报》当作二流消息发布的：苏联第六任外长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卸任，接替他的是世界外交官圈子里那个早熟的年轻新人，安德烈·葛罗米柯。

谢皮洛夫原任《真理报》总编，一九五六年六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担任外长的经历创造了一个速度上的纪录：在他之前所有的外交部部长平均任期为八年，而谢皮洛夫只干了八个月。西方人不大看得懂克里姆林宫里的复杂棋局，他们完全有理由猜想，葛罗米柯也许只能待八天。

上午八点三十三分，在华盛顿变化莫测、浓雾弥漫、冷风袭人的春日，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开始了他为期十七天的非洲之旅。旅行的时节，三月，就这样开始了。几天前刚刚从澳大利亚飞回纽约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先生长达一万五千公里的行程分为三段，至此他担任这一职务以来环绕地球飞行便达到十六圈：总计三十八万公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将在本周内乘坐“堪培拉号”铁甲舰前往恬静宜人的英属巴哈马群岛，在那里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会晤，后者将花费一晚上的时间飞越大西洋，去处理他的前任艾登先生遗留下的问题。

以色列女外长果尔达·梅厄也是与时间赛跑中的一员，她也做了一次创纪录的旅行：从特拉维夫到华盛顿，她打算在那里提醒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别忘了履行美国许下的诺言，“确保加沙地带不会被埃及军队重新占领，并确认美国不会容许关闭阿拉斯加海峡”。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绕全世界飞来飞去的旅行中，菲律宾总统马格赛赛先生登上了一架保养良好的新C-47飞机，起飞后几小时，飞机坠落地面，被熊熊大火吞噬。这场至今原因不明的事故（甚至是不是意外事故也没有弄清）是这个月里唯一由一个简单的发动机问题引起，却足以令世界历史翻转——当然也说不定是矫正——的意外事件。内斯托尔·马托先生，一位当时也在这架飞机上并奇迹般幸存的菲律宾知名人士透露，灾难的起因是飞机上发生的一次猛烈爆炸。在救援队徒劳地寻找马格赛赛总统的尸体，西方世界政坛纷纷把这一事故归于共产党人的谋害之时，收拾行李准备前往拿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因为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前脱下外衣而受凉感冒了。与此同时，在非洲令人昏昏欲睡的春季，尼克松先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国家与一群把脸涂得油光发亮、头上插着羽毛的乌干达人的友好相处，正用他当学生时练就的好牙口用力咀嚼着野生植物的种子。

佩德罗·因方特走了。留下了巴蒂斯塔

政治家们这一通不合时宜的旅行，都是为了理顺苏伊士运河冒险行动留下的一团乱麻。四个月过去了，尽管联合国的军队已经隔在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技术人员也已经开始把十一月份纳赛尔将军下令沉在运河里的船只清理出来，这些遗留问题仍然是西方的一件头疼事。虽然尼克松副总统去了非洲，将撒哈拉以南大陆原始部落的君主们供上的古怪食品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但这并不妨碍他抓住机会在摩洛哥同号称阿拉伯世界三大顶梁柱之一的彩色电影之王穆莱·哈桑喝上一杯薄荷茶。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从他的角度竭力劝说美国总统不要在东方的问题上太依赖联合国，总统听得很仔细，尽管他患了感冒，也尽管——这一点从外交礼仪上无法解释——在整个会谈期间他的耳朵里始终塞着棉花。

就在离他们这次会晤不远的地方，在巴蒂斯塔总统因为奥连特省的一些公共秩序问题开始睡不着觉的古巴，当年最流行的舞蹈，以及在三个月里就从巴黎到东京、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席卷了全世界年轻人的音乐，在这里首次遇到了挫折：摇滚乐被哈瓦那的电视台禁播了。“这是一种——”禁播令这样说道，“不道德的、引人堕落的舞蹈，其音乐会使人们采用某些怪异的舞姿，实属伤风败俗。”不巧的是，这一周，在棕榈滩的一次聚会上，瑞典女演员安妮塔·艾克伯格和她的丈夫安东尼·斯蒂尔一起对古巴雕塑家约瑟夫·多夫罗尼大打出手，起因是这位雕塑家的一个全裸女子雕像，据说是以这位瑞典女演员为模特创作的。为维护道德尊严和良好风俗，女演员用带后跟的鞋猛踢了雕塑家几脚。同一周内，另一位瑞典女演员英格丽·褒曼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凭借在《真假公主——安娜塔西亚》中的表演，她被授予奥斯卡金像奖。这件事被解读为英格丽·褒曼同美国观众的某种和解，因为美国人八年来一直对她嫁给意大利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这件事耿耿于怀。

南极旅行探险家理查德·伯德死后没几天，法国政治家爱德华·赫里欧也随之而去。法国甚至没工夫维持二十四小时的举哀时间，因为它正忙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接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准备工作。

一位曾在墨西哥用仅剩的二十美元发表自己一篇演讲稿的年轻古巴律师，带领一群巴蒂斯塔总统的反对者在古巴登陆。这位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战略知识可远不止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一套。巴蒂斯塔总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军队始终没能把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岛上赶走，于是便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表示“西线无战事”，可事实上，一直到了四月份，这种不安情绪仍在继续。与政府为敌的人到处都是：月初，侦探们在哈瓦那大桥路3125号发现了一处新式武器的仓库；在这个国家的奥连特省，种种证据表明当地居民向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手下提供了保护和帮助，且在迈阿密，在墨西哥城，在加勒比海造反地带的各个关键点上都是如此。不过，在地球上这一小块冲突不断的角落，尽管人们在任何时候对于政治上的纷争都不会无动于衷，一时间他们还是把古巴忘在了脑后，因为墨西哥歌唱家佩德罗·因方特在一起空难中身亡，使他们震惊到浑身发抖。

世纪丑闻落幕。“零”结局

在离这位大众偶像飞机失事地点一万一千公里远的地方，一出持久而复杂的大戏露出了喜剧的苗头：在威尼斯开庭审判的蒙泰西一案，涉及数位被告、证人、法官、律师、记者，外加一群纯粹为了看热闹乘坐贡多拉小艇前去的人，最后小事化了，变成毫无意义的凭空假说。家住塔利亚门托大街的平民女孩维尔玛·蒙泰西被害一案，曾被认为是世纪丑闻，看来也就将这样不了了之，直到永远。

与此同时，在春天的最后一缕寒风中，巴黎的居民们仿佛突然爆发了对君主制的热情，涌上街头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表达敬意。女王乘坐她的私家“子爵号”越过拉芒什海峡，为的就是用法语对科蒂总统说一声，在苏伊士运河共同遭到失败之后，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走得更近。像热爱他们的科蒂总统一样热爱英国女王的法国人，尽管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已经很久没有被要求在警戒线外面苦熬四个小时，等着对来访者表示欢迎了。这一回他们这样做了，在整整三天时间里，欢呼声掩盖住了总理居伊·摩勒先生正竭力弥补的可怕的法国经济危机。此时的奥利机场，英国女王下了飞机，却把自己的阳伞忘在了那里。

就在英国女王的敞篷汽车驶过香榭丽舍大街的时候，没有人胆大到敢暗示点儿什么，但私下里，某种担忧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不胫而走：那些无孔不入的阿尔及利亚叛军，一方面在他们的国家里抗击着伞兵部队，另一方面又在巴黎和警察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人们生怕他们会在王室车队经过的时候扔出一颗炸弹来。果真如此的话，那将成为这场无名地下战争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笔，它三年前便已开始，哪怕现在已经是一九五七年了，全世界的人们依然看不到翘首以待的结果。

波哥大的人们身穿睡衣打倒了罗哈斯

五月十日凌晨四点，波哥大的老百姓涌上街头，其中许多人还穿着睡衣，庆祝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倒台，此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起一直掌握着大权。从三天前的五月七日起，国家实际上已经陷入瘫痪，这是对总统玩弄花样召集国会、企图让自己再次连任的抗议。银行、商店和工厂都在七十二小时内大门紧闭，表示消极抗议，它们的行动也得到了全国上下各派力量的支持。五月十日凌晨四点，当欢庆罗哈斯·皮尼利亚倒台的人群挤满了哥伦比亚首都的大街小巷的时候，这一位还在圣卡洛斯宫里和一帮死心塌地追随他的人待在一起，他肯定还会问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城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四个小时之后，上午八点钟，罗哈斯·皮尼利亚才提交辞呈，带着他的两百一十六个箱子坐飞机去了西班牙。同一天上午，另一个政府也倒台了：法国的居伊·摩勒政府，它坚持了十五个月，算得上是普恩加莱那届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了。尽管摩勒先生将倒台原因粉饰为“经济原因”，法国政治观察家们都心知肚明，此事另有原因：阿尔及利亚战争，它耗尽了国家的财力，是一九五七年双重危机的真实根由。

在罗马，詹姆斯·迪恩飞车俱乐部的青少年们常常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开着不带刹车的汽车，以纪念这位在去年一次汽车事故中死去的演员。尽管由于家长们的请求，警方曾在五月介入制止，这帮人还是经常暗中聚会。他们倒是从来没人遇上过哪怕最轻微的事故，而法国女小说家弗朗索瓦丝·萨冈——她最烦别人叫她“法国文学的詹姆斯·迪恩”——倒是在巴黎近郊撞了车。这位四十个月前以其小说处女作《你好，忧愁》轰动循规蹈矩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二十二岁女作家，整整一周都处于生死边缘。一个月后她出院时，她的新书《一月后，一年后》也已付梓。这本书创造了一个畅销纪录：第一版赶在布尔热－莫努里先生主政的法国新政府倒台之前就已售罄。在这两个星期里，事情就这样一件赶一件，就连詹姆斯·迪恩的粉丝都纷纷决定走进理发店，一下子剃成了尤·伯连纳推行的光头。

他开过的最好玩的“玩笑”

六月里的一个上午，刘自然太太，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来到美国驻台湾办事处门前，手里举着一块中英双语的标语牌，上称美军上士罗伯特·雷诺是杀人犯，并呼吁岛上的居民起来抗议宣布他无罪的法庭判决[刘自然被美军上士雷诺枪杀案于1957年3月20日发生在台北，因美军事法庭宣判雷诺无罪，引发五·二四反美运动。原文中作者将死者姓名误记为其太太的名字。——译注]。几周前，被刘自然太太指控为杀人犯的罗伯特·雷诺上士的太太正在台北家中洗澡，突然，她发出一阵惊叫，因为，据她说，一个男子正从窗户缝里偷窥。雷诺太太的丈夫当时正在客厅里看报纸，立刻拿起左轮手枪冲到院子里，是为了——他后来在听证会上称——“在警察到来前将那人控制住”。第二天早晨，花园里出现一具尸体，正是被雷诺上士的左轮手枪射出的子弹杀死的。这具尸体便是刘自然太太的丈夫。由三名上士和三名上校组成的法庭对美军上士一案进行了审讯，他们的判决是：“正当防卫。”

台湾的居民认为这起事件简直就是一场司法闹剧，事件引发了游行示威，这成了自蒋介石被共产党赶出大陆、得到华盛顿承认并在其财政和政治支持下定居该地以来，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发生的第一起严重事件。刘自然太太的抗议在台湾掀起了反美高潮，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此做出了精准的判断。中国领导人坚信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出了问题，便向蒋介石发出一项提议：他可以和他的军队、他的居民以及他拥有的九十二辆私家轿车一起留在台湾，但只能是以毛泽东政府名下该岛行政长官的身份。蒋介石一定是把这个提议当作了一个玩笑，甚至没有给出答复。

赫鲁晓夫，美国电视里的明星

美国的电视观众刚刚在自家的电视屏幕上看罢有关台湾事件的新闻，上面就出现了一个剃得精光的脑袋，而且开始用俄语说出一大串不知所云的话，当然，片刻之后会有一个播音员把它翻译成英语。美国观众还不怎么认识的这位电视明星是在一九五七年引发最多话题的人——也是这一年的年度人物：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完全是苏联间谍机关精心准备的一场诡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获准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桌前拍摄这段影片，他答应了美国记者提出的所有要求，只除去一项：不让他们给自己化妆。“这没有必要，”一位苏联官方发言人说道，“赫鲁晓夫先生每天都刮胡子，而且使用滑石粉。”美国人在自己家中就可以听到赫鲁晓夫开展他的裁军攻势，这场由此开始的运动持续了整整一年，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九五七年苏联外交与政治活动的实质所在。

从赫鲁晓夫的这次访谈开始，全世界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半球。在筹备庆祝革命胜利四十周年活动的过程中，这位深不可测的赫鲁晓夫先生——几乎没有一天不让西方世界听到他的声音——同时在内部问题和外交战线上大展宏图。仅在一天时间里，一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激烈会议之后，就有四位苏联最高层的重量级人物落马，他们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谢皮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几天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先生推翻了老态龙钟、思想僵化的君主，宣布成立世上最年轻的共和国；与此同时，四大强国的代表则聚集在伦敦讨论全世界裁军的基础。美方代表斯塔森先生不得不中途离会，赶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在婚礼上喝到第一杯威士忌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裁军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赫鲁晓夫先生放出一句最有杀伤力的话：苏联已经拥有了“绝对武器”，一种远距离导弹，其射程足以击中地球上的任何目标。此时，西方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吉娜·劳洛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1927—），意大利女演员，20世纪50、60年代欧洲最知名的女演员之一。]迫在眉睫的分娩上，对这条消息不大相信。可它是千真万确的。从那一刻起，苏联的进攻优势终于被认定为不容置疑的现实。西方世界吞下这杯苦酒的方式是自我安慰：吉娜·劳洛勃丽吉达生下了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婴，体重六磅零九十九克。

亚洲流感：高烧三十九摄氏度的世界

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大学，身材矮小、一头红发的约翰·A. 哈尔教授冒着五月四日四十摄氏度的高温，正在他的显微镜前工作，内容是检测这天上午从香港送过来的一份微生物样本。五分钟后，惊愕不已的教授给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打去电话，那边的人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有一趟航班飞往伦敦。在这架飞机上，有哈尔教授给设在伦敦的世界流感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紧急送去的一只被精心保护的玻璃试管。试管里装着一种特别怪异的微生物样本，是新加坡那位惊魂未定的研究员刚刚发现的，尽管他万分小心，那一年的疫情还是爆发了：亚洲流感。飞机在伦敦降落的时候，一艘四十八小时前从新加坡驶出的轮船上的海员中，好几个人开始打喷嚏。一小时后，他们浑身上下骨头酸疼，五小时后，都高烧到四十度。其中一人死亡。其余的人在台湾住院治疗，又传染给了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当伦敦的世界流感中心发出警告时，亚洲流感已经传到了欧洲。四个月后，查尔斯·卓别林最后一部影片《纽约王》在伦敦首映的那天晚上，这种病毒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这些天里，艾森豪威尔总统花了大量的精力操心这种微生物带来的危险。他还不得不下功夫研究中东“火药库”的问题，想出一些既能和阿拉伯世界保持良好关系，又不得罪欧洲盟友的解决办法，加上还得去揣摩那个阴晴不定的赫鲁晓夫先生的心思，最后他只剩下三天时间能在温暖的夏季去他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纳拉甘西特湾的度假地打高尔夫球。没等他从专机“哥伦拜恩三号”上下来，秘书哈格蒂就过来告诉他，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那里的州长福布斯一向反对混合学校，即黑人学生上白人学校——现在局面已经变得难以收拾。这个问题一周前就出现了：州长福布斯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借口黑人学生的到来会在当地居民中引发骚乱，他动用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封锁了中心中学的大门。居民中一小批从数量上来说微不足道的种族主义者聚集在学校门口，用激烈的言语甚至动作表示，他们认为福布斯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暴力的反对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用尽了各种办法，试图说服这个反叛州长。然而，在与总统会面之后，这一位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软弱表现在全世界引起广泛评论，其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亚洲流感。社会主义阵营充分利用了这一局面。“现在的白宫需要一个杜鲁门。”在美国，人们都这么说，尤其是在北方，那里的人们对前总统旺盛的精力和决断精神记忆犹新。眼见自己的权威遭到威胁，在严峻局势的逼迫下，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向小石城派去一千名伞兵精英，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当天下午三点十五分，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华盛顿紧急派出的士兵护送下，十五名黑人学生终于在中心中学和白人同学坐在了一起，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

斯普特尼克：全世界都在学习航天科学

九月二十一日，为了拍摄电影中的一个场景，索菲亚·罗兰在好莱坞穿上了嫁衣，而此时远在五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墨西哥法院正在宣布她与意大利制片商卡罗·庞蒂喜结连理，后者则在洛杉矶和一个纽约企业家在电话里谈生意。这桩颇具未来派色彩，又有点儿像星际传奇故事的婚事在意大利没能引起期望中的注意。它在美国同样没有多大效应，没能引起棒球场上观众的什么兴趣。十月四日这天，纽约狂热的人群推推搡搡，为的是能在看台上找个位子观看他们本赛季最为期待的一场比赛，至于索菲亚·罗兰的婚事究竟是不是合法，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了。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某个地方”，一位不知名的科学家按下了按钮：地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俄语里的意思是“旅伴”）被送上天围绕地球转动。它的外壳用什么材料制成尚且不为人知，但可以耐受发射速度引起的极高温度；它重八十三点四千克，直径五十八厘米，附有四根天线，两个广播发射器。卫星被它那精确度令人难以想象、推进力也不容置疑的运载火箭送上九百千米高的轨道，以每小时两万八千八百千米的速度运行。从科学角度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由这一事件引发的宣传，让全世界各家报纸的读者在几天时间里都上了一次航天科学的全面强化班。“斯普特尼克一号”所不为人知的，除了它的材料外，就是它所使用的燃料和它被送上轨道的准确时间。苏联人保守这个秘密自有其道理：知道了它的发射时间，美国科学家们就能计算出它的准确发射地点。

“这玩意儿没多大意思。”在知道地球有了一颗苏联造的卫星后，一位美国军人这样说道。不过这个“没多大意思的玩意儿”在科学上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同时也证明了赫鲁晓夫所言不虚：他的国家拥有射程覆盖全球，可抵达任何一个目标的火箭。如果苏联人已经能够发射“斯普特尼克”，说明他们确实已经拥有了超级火箭，正如六个月前赫鲁晓夫对西方世界所威胁的那样。

克里斯汀·迪奥的最后一场牌局

有这么一个男人，他找到了一种办法，在参加报纸上航天科学强化班的同时又兼顾众多的事务：他就是服装设计师克里斯汀·迪奥，休年假之前在他位于巴黎蒙田大道的大厦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十月十八日，克里斯汀·迪奥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乘车来到意大利蒙特卡提尼的一处温泉度假地，同行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姑娘玛丽亚·科莱，以及他生意上最亲密的伙伴瑞蒙德·萨内克夫人。在他的七件行李当中，最要紧的是一只小手提箱，里面装着急救药品，以备这位在一九五七年赚得盆丰钵满的服装设计师应急之用。二十三号晚上十点三十五分，在和平饭店和几个朋友打了局牌之后，克里斯汀·迪奥觉得有点儿累，便回了房间。一小时后，萨内克夫人被某种预感从梦中惊醒，提上小药箱，一连三次去敲房间的门。一切都来不及了。十一点二十三分，一位下榻在同一饭店的法国医生身穿睡衣，证实了这个十一年前还什么也不会做、如今是世界上最有名也最富有的裁缝，已经死于衰竭。

在莫斯科，一群时装界的领军人物在六个月前就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让苏联人民——他们的衣着实在太不像样了——穿得更好些，自此便一直等待着明年年初克里斯汀·迪奥的来访。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苏联人民正为欢庆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做准备。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做好了迎接一个更精彩的消息的准备。他们知道，苏联人发射第一颗“斯普特尼克”只是一次演习，作为他们十一月四号一次更大规模公开事件的免费样本展示。就在等候的过程中，仿佛是为了让全世界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苏联人给国防部长、柏林的攻克者、同时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朋友朱可夫元帅放了个不定期的长假。“我刚刚见过朱可夫——”这天晚上，赫鲁晓夫在土耳其驻莫斯科使馆的招待会上笑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正在给他找一个与他的能力相符的位置。”七十二小时后，在苏联庆祝革命胜利前夜的军歌声中，第二枚“斯普特尼克”——大小和重量都与一辆小轿车差不多——围绕地球转完了第一圈。

艾克失去了“先锋号”，但没有失去幽默感

先前已经有过充裕时间对第一颗卫星造成的动荡做出反应的美国，这回又用一种教科书式的机敏止住了再一次的打击：以一种有点儿像是官方的，但没有人为它的真实性负责的态度，发布了十月四号中午十二点将会有一枚苏联火箭抵达月球的新闻。这一宣传策略使得十月四号那天，当第一只生物——一只名叫莱卡的小母狗——正以每九十六分钟绕地球一圈的速度飞行时，西方世界只是略微有些失落，因为人们总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十一月五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身着庄重的灰色西服，在他位于白宫的玫瑰色办公室里接见了美国的智囊团。这次接见持续了整整一小时四十三分钟，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第一个造出远距离火箭的人，德裔美国人沃纳·冯·布劳恩在讲话。一九三二年，冯·布劳恩刚满十八周岁，就被希特勒委任设计一种简易的火箭，也就是著名的V-2火箭的前身，斯普特尼克德高望重的老祖父。他是个充满激情的人，秃顶，肚子圆圆的，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喜好匪帮小说。他说服美国总统，美国的防卫和进攻系统都大大优于苏联，具体来说是在对远距离火箭的掌握方面领先。但总统仍然不是很放心。短短几周后——正赶上英格丽·褒曼和罗伯托·罗西里尼协议结束了他们之间本来就不十分牢靠的婚姻关系——在华盛顿会见摩洛哥国王后，总统在从华盛顿机场返回的途中突然倒下。此时的巴黎，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特工小组正在研究繁复的夏乐宫的每一平方厘米，确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紧急会议期间没有人能躲在那里不计其数、面容苍白的雕像后面朝总统开枪。得知总统患病的消息，特工们都返回了华盛顿，并确信自己一定是白忙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身边围绕着美国最好的医生，做好了强支病体、无论如何要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准备，却又遭到了新的打击。这一次被打击的不是他的大脑，而是他的心脏，还有整个美国的心脏：美国那颗微不足道的卫星，一个已经在全世界报纸上亮相的隔热金属做的家伙，它那花费不菲的发射装置——“先锋号”火箭——在一股浓烟和阵阵失望中四分五裂，化作一场华丽的失败，然后徒然在卡纳维纳尔角乱石纵横的地面上凄凉地滚来滚去。几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凭借他面对打击从容不迫的能耐，面带重在参与的好脾气玩家式微笑，迈着尊尼获加式的坚实大步来到巴黎，宣布这一年的最后一次国际盛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开幕。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当代》杂志，加拉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