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这几天，就会有一个幽灵把一帮伟大的作家搞得心神不宁：它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在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就曾对这由各种预测造成的两个月的焦虑发出抗议。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最有艺术品位的西班牙语作家，在每年一次的预测中要想把博尔赫斯排除在外，哪怕就当是发发慈悲，都是不可能的。可糟糕的是，最终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候选者自身的素质，甚至也不取决于诸神的公正，而是取决于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深不可测的意愿。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一次是猜准了的。一般情况下，最为吃惊的正是获奖者本人。一九六九年，当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从电话里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时，他大声惊叫：“上帝啊，太糟糕了！”一九七一年，巴勃罗·聂鲁达在消息发布三天前就从瑞典学院得知了这则绝密消息，当时他正在巴黎出任智利驻法大使。第二天晚上，他在那里邀请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晚饭，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明了这顿饭的由头，直到消息在下午的报纸上公布。“不管什么东西，不写在纸上，我是从来不会相信的。”聂鲁达后来这样对我解释说，满脸是灿烂的微笑。又过了些日子，我们正在蒙巴纳斯大道上一家吵吵闹闹的餐馆里吃饭，他突然想起四十八小时后授奖仪式就要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可他的演讲稿还没写。于是他把菜单翻了个面，不顾周围人声鼎沸，用他一贯的自然神态和平日里写诗的绿墨水，当场写就了他那篇绝妙的加冕辞。

在作家和评论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在五月里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达成一致，然后在温暖的夏日里研读进入最终评选名单作家的作品。到了十月份，在南方太阳的烘烤下，他们做出裁决。另外还有一种传言，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一九七六年的五月已经被选定，然而在十一月的最终投票中没有当选。那一年的文学奖最终被授予杰出而压抑的作家索尔·贝娄，他在最后一刻被仓促选出，尽管当年其他门类的获奖者也全部都是美国人。

真实情况是，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二日——就在投票一个月之前——博尔赫斯做了件与他精湛的文学创作毫不相干的事：他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拜访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能受到您的接见我万分荣幸，总统先生，”在那次倒霉的演说中他这样说道，“在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自由与秩序正在被拯救。”他完全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他的结束语异常冷漠：“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被共产主义侵蚀破坏了的大陆上。”不难想象，接二连三说出那么多的荒唐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拿皮诺切特寻开心。可瑞典人不懂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幽默感。从那时起，博尔赫斯这个名字便从各种预测中消失了。现在，在这番不公正的制裁之后，他的名字重又出现，不过对我们这样既是他贪婪的读者又是他政治上的对手的人来说，最希望看到的还是他最终能从一年一度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他最具威胁的两个竞争对手是两位英语作家。第一位在前几年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不过现在受到《新闻周刊》杂志的特别推崇，在八月十八日这期的封面上被称为小说大师——他们这样说很有道理。他的全名叫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今年四十七岁，出生在离这里不远的特立尼达岛，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加勒比地区人，被一些素以严苛著称的评论家认为是当今最伟大的英语作家。另一位候选人是格雷厄姆·格林，比博尔赫斯小五岁，著作成就极丰，也和博尔赫斯一样，这顶桂冠在其迟暮之年才姗姗来迟。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在伦敦，奈保尔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加勒比作家。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如此提醒了他，他还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想了一会儿，他忧郁的面庞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有道理。[原文为英语。]”他这样对我说。而出生在伯克汉姆斯特德的格雷厄姆·格林，当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拉丁美洲小说家时，他一点儿都没犹豫。“当然了，”他答道，“我为这一点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拉丁美洲有当今最优秀的一批小说家，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几年前，在一起东拉西扯的时候，我对格雷厄姆·格林当面表示过，像他这样一位作家，著作如此丰富又有极强的原创性，却没有被授予诺贝尔奖，我感到困惑而且不悦。

“他们永远也不会给我这个奖的，”他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神情特别认真，“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瑞典学院只负责颁发文学奖[诺贝尔奖的其余四个奖项为：物理奖和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颁发；生理学或医学奖，由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委员会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的诺贝尔委员会颁发。（2018年西班牙语原版脚注）]，它在一七八六年成立时并没有多大奢望，只是想做得像法兰西学院那样就行。那时谁也想不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拥有世上至高无上的封圣大权。它由学院自己从瑞典文学界最杰出人物中推举出的十八位资深终身成员组成，包括两位哲学家、两位历史学家、三位北欧语言专家，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可它的大男子主义症候还不止于此：在八十年的颁奖历史上，获奖的女士只有六名，而男士则有六十九人。今年的授奖将会是一个由奇数做出的决定，因为十五天前，就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三日，林德罗斯·斯滕教授，最具声望的院士之一，去世了。

这一机构如何操作、如何达成共识、决定选谁的标准究竟如何，是我们这个时代保守得最严实的秘密之一。它的评判不可预测，自相矛盾，甚至完全不受各种预测的干扰，而其决定是秘密进行、一致对外、不容申辩的。倘若不是如此庄重严肃，甚至可以想象它是在顽皮之心的鼓舞下故意和那些预测开玩笑。这实在是和死神绝无仅有的相像。

另外一个保守得很好的秘密是，在什么地方投资一笔钱才能获得如此丰厚的红利。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重音应该在“Nobel”的“o”而不是“e”上）在一八九五年创立这个奖项时的资金是九百二十万美金，它的利息在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前被分到五名获奖人手中。因此，随着每年收益的不同，奖金总额也是个变量。一九〇一年第一次授奖时，每位获奖者得到了三万零一百六十瑞典克朗。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一年的利息丰厚，每位获得了十六万克朗（合两百四十八万比塞塔）。

有些爱搬弄是非的人说这笔钱是投资在南非的金矿里，因此，诺贝尔奖是靠黑奴的鲜血滋润的。瑞典学院从未对此做过公开的澄清，也未对这种侮辱做出过回应，其实它完全可以替自己辩护一下说这笔钱的管控者并不是自己，而是瑞典银行。而所有的银行，听听名字就可以知道，是不讲什么良心的。

第三个谜团是在瑞典学院内部哪一种政治标准占主导地位。有好几次，它的授奖对象让人猜想这些院士们是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也是最体面的一次挫折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当时希特勒禁止德国人接受这个奖，理由很可笑：因为它的倡导者是个犹太人。本来要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里夏德·库恩不得不拒绝领奖。不管是出于自信也好，谨慎也罢，在二战期间没有颁发任何诺贝尔奖项。然而，欧洲刚刚从巨大的破坏中痊愈，瑞典学院就做出了兴许是它唯一一次可悲的肮脏交易：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仅仅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人，给他别的奖项又不可能，更别说诺贝尔和平奖了。

和瑞典学院相处得最艰难的应该是苏联。一九五八年，获奖的是非常杰出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拒绝了领奖，原因是担心被禁止返回自己的国家。苏联政府把此次授奖看成是一种挑衅。然而到了一九六五年，获奖的是苏联作家中官方色彩最浓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苏联当局却对此报以热烈的赞扬。与此相反，当这个奖项五年以后被授予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时候，苏联政府却暴跳如雷地指责诺贝尔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可以确信，在巴勃罗·聂鲁达获奖时，他收到的最热烈的祝贺就来自苏联，有几封祝贺信来自相当高层的领导。“对我们来说，”一个苏联朋友微笑着对我说，“当诺贝尔奖被授予一个我们喜欢的作家时，它就是好的，反过来它就是不好的。”这样的解释一定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同样的判断标准。

瑞典学院里唯一一位能用西班牙语流畅阅读的是诗人亚瑟·伦德克维斯特。是他了解我们作家的著作，提出候选人并为他们进行秘密的战斗。尽管本人很不愿意，但这还是让他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谜一样的神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的命运就取决于他。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位充满童心的老人，有着带些拉丁式的幽默感，住的房子很简朴，让人很难想象他可以决定任何人的命运。

几年前，在这座房子里吃了一顿典型的瑞典晚餐——温啤酒就凉肉——之后，伦德克维斯特邀请我们到他的书房喝咖啡。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那里有数量难以置信的西班牙语写成的书，良莠混杂，几乎所有的书上都有作者的题词，其中有还活着的、已经垂垂老矣的和在等候中死去的。我向诗人提出想看几篇题词，他带着一种同谋共犯似的微笑同意了。大多数题词都写得极为亲切，有几篇则直击心灵，搞得我写题词的时候感觉好像连仅仅签个名字都会显得冒失。这复杂的人心啊，真是见鬼！

---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