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的第一夜，古巴共拥有轿车四十八万两千五百六十辆、电冰箱三十四万三千三百台、收音机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台、电视机三十万三千五百台、电熨斗三十五万两千九百台、电风扇二十八万六千四百台、全自动洗衣机四万一千八百台、手表三百五十一万只、火车机车六十三台以及商船十二条。除了手表是瑞士货以外，其余全部都是美国制造。

看起来，古巴老百姓还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觉察到这些致命的数字对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从生产的角度，古巴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别国”，而只是美国统治下一个倾销产品的半岛。制糖工业和雪茄产业完全依赖于美国大公司，除此之外，岛上所有的消费品也都是美国制造，区别只是有些是在美国本土制造，有些则是在古巴生产。哈瓦那以及其他两三个内地城市会给人一种富足惬意的错觉，可城市里的一切，从牙刷到海边大道上二十层高、砌着玻璃幕墙的酒店，都是别人的。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古巴从美国进口近三万种有用无用的商品。甚至可以说，这个梦幻般的市场的主要顾客其实就是游客自己，他们从西棕榈滩乘坐渡轮，或者从新奥尔良坐海上列车来到这里，也心甘情愿地免税购买产自祖国的东西。就说本地产的木瓜吧，这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时在古巴发现的水果，摆在带冷气的商店里出售时总会挂上巴哈马群岛种植园的黄色标签。再说人工饲养的鸡下的鸡蛋，它死气沉沉的蛋黄和那股药房的味道一向为家庭主妇们所诟病，蛋壳上明明打着北卡罗来纳州农户的印记，有些精明的商人用溶剂一洗，再抹上鸡屎，就可以当成本地的土鸡蛋卖出好价钱。

这里没有一个消费领域不依赖美国。少量制作方法简单的产品，工厂因为要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而开设在古巴，使用的机器都是些二手货，在原生产地早已过时。最优秀的技术人员都是美国人，为数不多的几位古巴技术人员中的大部分还被他们外国老板光辉灿烂的许愿所吸引，跟他们去了美国。古巴也没有零配件储备，因为对古巴那一点点似有似无的企业来说，在这方面它们一直高枕无忧：零配件就在九十海里以外的地方，只要打一个电话，再复杂的零配件也可以搭下一个航班送过来，既不用交税也不用过海关。

在如此的依赖之下，城里的居民们却仍在毫无节制地消费着，哪怕封锁已经成为一个残酷的现实。甚至有不少时刻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的古巴人——其中有一些已经真的为此牺牲了——消费起来仍然像孩子一样任性。更为糟糕的是，革命采取的最初几项措施立即提高了最贫困阶层的购买力，那时的他们对幸福的认识无非就是一种购物的喜悦。许许多多人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现实。问题是，市场上的东西卖光了，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更有一些商品很多年都无法得到补充，这样一来，一个月前还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场，现在只无可救药地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

在最初的岁月里，古巴成了一个随意发挥、秩序混乱的国度。因为缺乏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还得等上好些年，这种道德才能在民众的意识中形成——在总体上算是紧急的态势之下，加勒比式的大男子主义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一方面，不可遏止的新鲜感和自治精神使得民族情感无比高昂，另一方面，受创应激反应的威胁又真真切切地迫在眉睫，于是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好像以为就连没有牛奶供应这一类的事情都可以用枪杆子来解决。古巴给外国游客的印象就是花天酒地，这自然在古巴人的生活和精神中有着现实的基础，然而它不过是灾难降临催生的一种单纯的醉生梦死态度。我第二次回到哈瓦那时已经是一九六一年初，当时我的身份是拉丁社的流动记者，第一印象是这个国家表面看起来没多大变化，但社会紧张程度却进一步增加了。我是在三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圣地亚哥飞到哈瓦那的，透过飞机舷窗，我看见了这个没有河流的国度奇迹般的田野、尘土飞扬的村庄、若隐若现的港湾，而在整个旅途中都能察觉到战争的迹象。医院的房顶上画了大大的白圈红十字，为的是在可预期的轰炸中逃过一劫。学校、教堂和养老院也画了类似的标志。在圣地亚哥和卡马圭的民用机场里能看见用卡车帆布伪装起来的二战时期的高射炮，海岸线边则有原本供休闲游览的快艇巡逻以防登陆。到处都可以看见最近遭受破坏的痕迹：被从迈阿密飞过来的飞机扔下的燃烧弹烧焦的甘蔗田，被内部反对势力炸毁的工厂的废墟，在冲突地区临时搭建的军营里，首批与革命为敌的小组已经开始行动，他们不但拥有现代装备，还有极强的后勤资源。哈瓦那机场为了让大家忽略浓烈的战时氛围，显然花了不少力气，主楼的楼顶有一条横贯两端的大幅标语：“古巴，美洲的自由国土”。从前的大胡子士兵不见了，执勤的是一群身穿橄榄绿军服的年轻民兵，其中还有几个女民兵，手里的武器还是出自独裁时期老掉牙的军火库。那时他们也没有别的武器可用。革命政府顶着美国的反对和压力购得的第一批军火由一艘法国船——“勒库布尔号”——运载，于三月四日自比利时抵达，这艘装载着七百吨枪支弹药的船在哈瓦那港的码头上发生了爆炸，而且显然是人为的。这次袭击还造成了七十五名码头工人死亡，另有二百人受伤，不过没有人宣布对此事负责，而古巴政府把它归罪于中央情报局。在遇难者的葬礼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喊出了日后变成新古巴标志性格言的那句话：“无祖国，毋宁死。”我第一次看见这句话是在圣地亚哥的大街上，在去卡马圭机场尘土飞扬的高速路上又看见它被用大字刷在美国航空公司和卖牙膏的大幅广告上，紧接着又在哈瓦那机场看见它被写在硬纸片上贴在纪念品商店的玻璃橱窗里，贴在候机大厅里，贴在值机柜台上，在理发店里它被用铅白写在镜子上，在出租车里被用口红写在车窗玻璃上。这个愤怒的口号的社会饱和度如此之高，乃至它随时随地都在你眼前闪现，从榨糖厂的储存罐到官方文件的结尾处，报纸、广播和电视上无情地天天讲、月月讲，直至它成为古巴生活最本质的一部分。

在哈瓦那，节日的气氛正浓。光彩照人的女子在阳台上浅吟低唱，海上飞翔着羽毛华贵的鸟儿，到处都飘扬着音乐声，然而在欢乐的背后，却能感觉到这种注定要消失的生活方式花样翻新的反抗，它正竭尽全力想战胜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后者虽然还带着稚气，但能激励人前行，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这座城市仍是一座娱乐的殿堂，连药房里都在卖彩票，银光闪闪的庞大汽车甚至无法在殖民地时期街道的街角拐弯，可人们的外表和行为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沉积在社会底层的东西都浮上了表面，一股浓浓的、热气蒸腾的人的熔岩流喷发了出来，不加控制地流向解放了的城市的沟沟坎坎，每一个角落都在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被感染。最明显的是现在在公共场所穷人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富人的座位上了。他们涌进豪华酒店的大厅，在维达多区的露天咖啡馆里用手指头抓东西吃，也躺在西波涅区老牌私家会馆波光粼粼的游泳池旁晒太阳。哈瓦那希尔顿酒店现在改了个名字，叫自由哈瓦那酒店，先前那个凶巴巴的金发守门人也被换成了殷勤可亲的民兵，整日里对一帮农民说不用害怕，可以进来看看，还教给他们哪边是进去的门，哪边是出来的门，说哪怕就这样满身大汗地进到冷气开放的大厅里也不会得肺结核的。一位来自卢亚诺的合法公民，深褐色皮肤，身材瘦削，身穿一件画着各种各样蝴蝶的衬衫，脚蹬一双安达卢西亚舞者那种带后跟的漆皮鞋，在想从里维拉酒店的玻璃转门进去时走错了方向，而这时不巧正好有位体态丰满、盛装打扮的欧洲外交官夫人要从门里出来。一时间乱作一团，跟在后面的丈夫竭力想往一边推动旋转门，几位惊慌失措的民兵则同时把门推向相反的方向。一时间，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被挤在了本来只容得下一个人的狭小玻璃牢笼里，直到最后旋转门重新转动起来，女士晕头转向、满脸通红，甚至不等丈夫，便一头钻进早就开着车门等她的加长轿车立刻离开了。那位黑人到最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样晕头转向、浑身发抖。

“妈的！”他嘟囔了一句，“还有点儿花香味！”

这类磕磕碰碰的事情时有发生。也可以理解，因为在一年的时间里，城乡老百姓的购买力都有了显著提高。电费、电话费、交通费和其他一些公共服务费用都降到了非常人性化的水平。酒店和餐馆的价格，包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价格都大大降低，无论是乡下人进城还是城里人下乡，这样的旅行都有人专门组织，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免费的。此外，失业率大幅下降，工资也上涨了，城市改革减轻了人们交房租的烦恼，上学包括学习用品也都是免费的。巴拉德罗长达二十里[西班牙里，一里约合5572.7米。]的象牙白色海滩，从前只归一个主人所有，能去享受的只有富人中的富人，现在无条件向所有人开放，甚至也包括那些富人。古巴人和加勒比地区所有的人一样，一向认为挣钱就是为了花的，现在是他们正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这种观念付诸实践。

我以为，很少有人能觉察到物资匮乏是如何悄悄地、却无可挽回地侵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到了吉隆滩登陆事件[即“猪湾事件”，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反被古巴军民击退。]发生之后，赌场还在照常营业，周围仍然有一些没找到游客的妓女逛来逛去，等候某个在轮盘赌上碰巧走了大运的家伙出来，免得这一晚上走空。很显然，随着情况的变化，这些孤独的小燕子们也都走了背字，收费也越来越低了。可即便如此，哈瓦那和关塔那摩的夜晚依然漫长而无眠。出租房里欢快的音乐声通宵达旦地响着。这些旧日生活的残余维系着一种正常而富足的假象，无论是夜间发生的爆炸，还是不断传来的卑鄙入侵的流言，甚至是迫在眉睫的战争，都不能把它们消除，只是很久以来这早已不是生活的真实一面了。

有几回过了午夜，餐馆里的肉卖完了，可我们并不在意，因为说不定还有鸡可以吃。又有几回香蕉卖完了，我们还是不在意，因为说不定还可以吃白薯。附近会所里的乐师们，还有那些恬不知耻的妓院老板们，都对着一杯啤酒准备晚上大赚一笔，他们也都和我们一样心不在焉地消磨着每天的日子。

在大型商场里，已经开始有人排队，黑市也刚刚兴起，活跃异常地开始把工业品控制在自己手中，可是没有人去认真考虑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恰恰相反，人们认为这都是因为钱太多了。就在那个时期，有人看完电影需要一片阿司匹林，可我们一连跑了三家药店都没买到。最后在第四家药店买到时，药剂师神色自若地告诉我们说三个月以来阿司匹林一直缺货。其实不光是阿司匹林，很多生活必需品早就缺货了，可就是谁也不去想总有一天会完全断货的。在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完全贸易禁运后差不多一年光景，生活依然如故，但这种不变更多的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在人们的思想层面上。

我对禁运的认知来得有点儿突然，同时还有那么点儿诗意，在一生中，我对事物的认识大抵都是如此。在拉丁社加了一夜的班之后，我独自一人迷迷糊糊地出去想找点儿吃的。天快亮了。海面很平静，海天相接的地平线那里已经露出一道橙黄。我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中央，带着股咸味的风从海滨大道那边扑面而来，老城区那些石砌的拱廊被腐蚀得湿漉漉的，我想在那下面找一家还开着门的店吃点儿东西。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小饭馆，卷闸门已经拉了下来，可还没有上锁，我想把那卷闸门拉上去好进去，因为里面还亮着灯，有个男人正在柜台旁边擦杯子。刚想试试，就觉得身后一声脆响，毫无疑问是步枪上膛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甜甜的但十分果决。

“不许动，伙计，”女人说，“举起手来。”

那仿佛是晨曦中的一道幻象。女人的面容很美，头发在脑后梳成马尾的形状，身上一件男式军用衬衣在海风吹拂下有点儿湿漉漉的。她显然受到了惊吓，但脚跟分开稳稳地站在地面，手里像军人一样端着步枪。

“我饿了。”我说。

也许是我话说得十分可信，总之她这下明白了我并不是想强闯进店里去，她的怀疑立刻变成了同情。

“时间太晚了。”她说。

“恰恰相反，”我反驳道，“应该是太早了。我是想吃早饭。”

于是她隔着玻璃朝里面打了个手势，让那个男人给我弄点儿吃的，其实离开门营业还差两个小时呢。我点了火腿煎蛋、牛奶咖啡、黄油面包和一杯随便什么果汁。男人的回答精确得令人生疑，他说鸡蛋和火腿已经断货一个星期了，牛奶三天前就没了，他能给我上的只有一杯黑咖啡和不带黄油的面包，如果不够的话还有头天晚上剩的通心粉可以热一下。我觉得奇怪，便问他吃的东西都出了什么事，一定是我这话问得太天真，这回轮到他觉得奇怪了。

“没什么，”他对我说，“只不过是这个国家见了鬼了。”

他并非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是革命的敌人。相反，他是他们一家十一口人里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其余的全都逃到迈阿密去了。他决定留下来，这一留就是一辈子，不过他从事的这个行业使他可以猜出未来，而且依据比一个深更半夜在大街上乱逛的记者要真切得多。他想再过不到三个月这家小饭馆就得关张，因为没什么可卖的了，可他觉得没多大关系，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很明确的安排。

果不其然，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禁运开始之日已经过去了三百二十二天，食品供应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每个成年人每月可以领到三磅肉、一磅鱼、一磅鸡肉、六磅大米、两磅油、一磅半菜豆、四盎司黄油和五个鸡蛋。这个配额是经过计算的，让每个古巴人每天能摄入正常数量的卡路里。儿童另有专门配给，此外，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天有一升牛奶。后来缺的东西越来越多，铁钉呀，洗衣粉呀，灯泡呀，还有很多的家庭必需日用品，上面需要做的不是制定一大堆规定，而是要赶紧弄到这些东西。最让人敬佩的是看着这种由敌人强加而来的匮乏在何种程度上磨炼了全社会的士气。就在实行配给制度的同一年，爆发了所谓的导弹危机，英国历史学家休·托马斯把它定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古巴的大多数人民都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时刻准备用手中的猎枪去迎击原子弹，直到安然度过险境。在这足以使任何一个基础稳固的经济体乱了阵脚的全民总动员中，工业产值获得了异常的增长，工厂里再也没有人旷工，许多平日里可能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也都一一安然度过。纽约一位女接线员有一次对她的古巴同行说，在美国，他们大家都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万分恐惧。

“可是我们这边大家都很平静，”古巴这边的女接线员这样回答说，“反正真被原子弹炸死的话，一点儿也不疼。”

那时的国家生产出的鞋子足够每个古巴居民每年购买一双，是通过中小学和工厂来分配的。只有到了一九六三年的八月份，等到所有的商店都因为没有东西可卖关了门，这才规定了服装的配给办法。一开始的规定是每人可以买九件衣服，其中有男式裤子、男女内衣和其他一些纺织品，但实行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增加到了每人十五件。

那一年人们度过了革命胜利后第一个没有烤乳猪也没有果仁糖的圣诞节，玩具也是按人头分发的。不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分配方法，这也成了古巴历史上第一次不加区分地让每个孩子都至少有了一件玩具的圣诞节。尽管有苏联的密集援助，尽管有中国的援助——在那个时代也是同样的慷慨大方——尽管有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无数技术人员的帮助，禁运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着古巴历史不可逆转地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古巴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联系降到了最低限度，航空公司原本一天五班飞往迈阿密、一周两班飞往纽约的航班，从十月危机起被迫中止。拉丁美洲飞往古巴的航班本来就不多，随着这些国家和古巴断绝外交、经贸关系也渐渐被取消，只剩下每周一班从墨西哥飞来的航班，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它成了古巴联系美洲其余部分的脐带，但也成了美国煽动暴乱、进行间谍活动的渗透渠道。古巴航空公司旗下的机群已经被压缩为几架史诗级的英国制造的布里斯托，也是唯一和英国制造商签订了保障常规维护特别条约的机型，正是依靠它们古巴航空公司才得以维持飞越北极到达布拉格的杂技表演般的航班。从加拉加斯寄封信到古巴，不到一千公里的距离，得绕过半个地球才能寄到哈瓦那。从古巴给世界上别的国家打电话，也必须经由迈阿密或是纽约，在美国情报机关的控制下才可进行，所用的还是那种史前的海底电缆，有一次还被一艘古巴船挂断了，因为那艘船离开哈瓦那湾的时候忘了收锚，一直拖着它航行。古巴唯一的能源来自苏联油船从一万两千公里以外的波罗的海港口运来的每年五百万吨石油，每五十三个小时有一艘油轮到达。美国中央情报局载有各种间谍设备的“牛津号”舰船，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古巴领海巡弋，以监督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极少一些特别勇敢的国家除外——违背美国的意志。在全世界看来，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挑衅。到了夜间，从哈瓦那的海滨大道和圣地亚哥高处的街区，都能看见那艘舰船的影子，挑衅似的停泊在古巴领海以内的水域。

也许没有多少古巴人能记得，在三个世纪以前的加勒比海对岸，西印度群岛卡塔赫纳城的居民也曾遭受过同样的命运。海军上将弗农率领一百二十艘装备精良的英国舰船，将那个城市层层围困，他带来的三万精锐之师中的许多人都是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招募来的，那块地方后来被叫作美利坚合众国。这些殖民地后来的解放者乔治·华盛顿有个哥哥，当年就在这支进攻部队的参谋部任职。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城当年有两件东西闻名于世，一是它的军事堡垒，二是它下水道里数量惊人的老鼠。尽管城里的居民们最后不得不以树皮和座凳上的皮面为食，这座城最终还是用不可战胜的凶猛精神抵抗住了围困。几个月后，英国人终于为被围困居民勇敢战斗的精神所折服，再加上饱受黄热病、痢疾和炎热天气的折磨，只好狼狈撤退。而城里的居民们反倒完完整整，健健康康，只是此时他们已经把最后一只老鼠都吃掉了。

很多古巴人当然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但它在历史上太罕见了，他们不会想到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在一切悬而未决的一九四六年元旦，谁也想不到，这种毫无心肝、钢铁一般的封锁造就的难熬的日子还在后面，等它发展到顶峰时，在很多人家和几乎所有的公共机构里，连饮用水都成了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选择》，波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