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秋天突然就降临了，今年它来得很晚，一股冰冷的风吹来，树上最后的金黄树叶飘落一地。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午就纷纷打烊，河里的水波也变得浑浊起来，艳阳高照的夏天比往年要长一点儿，此刻也只剩下不时袭上心头的回忆。就好像几个月的时间都浓缩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一晃而过。天黑得早了，阴沉沉的，不过谁也没有真心为此伤怀，因为这种雾蒙蒙的天气在巴黎是自然天成，有了这雾的陪伴，巴黎人才觉得更惬意。

在皮加勒区的小街巷里从事皮肉生意的女子中，最漂亮的是一位光彩照人的金发女郎，如果不是站在这种地方，她恐怕会被认作哪位电影明星。她身穿一套黑外衣配黑长裤，这是眼下最受追捧的时尚，冷风吹过来的时候，她又披上一件水貂皮领子的大衣。她正站在杜佩雷大街街口一家酒店对面等着再挣两百法郎的时候，一辆汽车突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驾驶座上另一位衣着华丽的美貌女子从正面向她开了七枪。这天夜里，等警察抓住凶手时，各家报纸上关于这件市郊凶案的消息已是铺天盖地，因为有两处新闻要点使它与众不同。实际上，遇害者和加害者都既非金发又非女郎，他们是两个男人，都来自巴西。

这则消息只不过把欧洲早已尽人皆知的事情摆到了桌面上：现在的大城市里，站街成了男人的行当，生意最好、开价最高、衣着最华丽的都是来自拉丁美洲男扮女装的小伙子。根据报纸上的资料，法国两百名男扮女装的街头工作者当中，至少有半数来自巴西。而在西班牙、英国、瑞士或是联邦德国，因为生意好像更好做一些，人数也更多一些，来源国也更多样化一些。各个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是在所有的国家，这种世上最古老也是最保守的行当都有了本质上的变化。

大概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欧洲，那时的这种行业算是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产业。我对妓院的看法偏向于田园诗式的加勒比风，宽敞的院落里人们翩翩起舞，巴旦杏树上挂满五彩缤纷的花环，音乐声中，母鸡东一下西一下地啄食着什么，野味十足的美貌混血女郎从事皮肉生意与其说是为了挣钱，还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寻开心，有时甚至身陷情网不能自拔最后为情自杀。有时候，你和她们在一起，倒未必是因为闲得没事干——这是我老妈经常说的话——而是想感受一下她们睡着以后的呼吸声。早餐比家里的还要家常和温柔，无精打采的巴旦杏树下，真正的欢乐从上午十一点才开始。

对于受到如此人性化教育的我，面对欧洲女性严谨的商业意识难免会有点儿沮丧。在日内瓦，她们总在湖边转悠，唯一能把她们同良家妇女区别开来的是她们手里一把张开的花伞，无论雨天还是晴天，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仿佛成了她们那种职业的烙印。在罗马，能听见她们在博尔盖塞别墅区的树林里吹口哨，乍听上去像是鸟儿在鸣叫，而在伦敦，她们则隐没在浓雾中，必须得点亮手中的灯火才能让别人看见她们的踪影，倒有点儿像指引航船的灯塔。在巴黎，这些被那帮上不了台面的诗人和三十年代烂电影美化了的女人最是冷酷无情。不过，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为那些夜不能寐的人开着的酒吧里，人们也能突然发现她们人性的一面：每当皮条客们对当晚的账目不满而变得蛮不讲理的时候，她们会哭得像女友一样伤心。按说这些从事如此残酷行当的女子都是久经沙场，看到她们心里有柔软的一面也真叫人费解。几年之后，受好奇心驱使，我结识了一位做皮条客的男子并问他，是用了何种铁腕手段才能使这群彪悍无比的女人如此服服帖帖，他冷冷地答了句：“用爱呗。”我没敢再往下问，生怕越问越糊涂了。

异装者对这个充斥着剥削与死亡的世界的入侵只能使它变得更加肮脏。倘若说这引发了一场什么革命的话，那就是让两个职业并行不悖合二为一：一个是卖淫，另一个就是做自己的皮条客。他们很自立，也很凶悍。有些由于风险太大而被女性放弃的夜间地盘，现在则被他们强势占领。然而在大部分城市里，他们都对女人和她们的皮条客施以沉重的打击，正在逐个征服欧洲最繁华大街的街角。许许多多的拉丁美洲人正在参与到这场男性主义的升华中来，这既不会让我们丢脸，也不能给我们增光。这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社会动荡的又一证明，倒也不值得我们过分大惊小怪，毕竟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操心。

当然，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是同性恋者。他们有用硅胶充填而成的完美胸部，更有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黄金美梦，通过大胆的手术一劳永逸变成了异性。但是还有许多人没有这样去做，而是用他们借来的，甚至是抢来的武器去讨生活——因为这是种不光彩却有效的方式。有的人有家有口，白天里也有份慈善性的工作，可一到了晚上，孩子们睡着以后，他就换上老婆星期天才穿的衣裳走上街头。还有一些是决定用这种方法完成学业的穷学生。如果运气好的话，那些最老练的一晚上可以挣到五百美元。这样的话——用我太太的话来说，她此刻就在我的身旁——比写作还要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