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胜利。在这个胜利者永远是那些打得最凶的人、得到最多选票的人、踢进最多球的人、最富有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人的世纪，一个用一生来歌唱爱的男人之死能在全世界引起如此轰动，这本身就很鼓舞人心。这是那些永远也无法获胜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

在四十八个小时里人们谈论的没有别的内容。三代人——我们、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年龄稍大一些的孙辈——第一次觉得我们出于同一个原因正一起经历着同一个灾难。电视台的记者们在大街上问一位八十岁的太太最喜欢约翰·列侬的哪一首歌，她好像一下子变回了十五岁，答道：“《幸福是一支温暖的枪》。”一个正在看这个节目的男孩说：“他所有的歌我都喜欢。”我的小儿子问一个和他同龄的女孩，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列侬，女孩就像已经八十岁一样答道：“因为这个世界就要完蛋了”。

事情正是如此：你和你的儿子女儿们唯一同享的怀旧之情就来自披头士乐队的歌。当然，每个人拥有如此心情的原因各不相同，心中的痛苦也都不一样，诗歌总是这样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六三年那个值得回味的日子，那是在墨西哥，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听披头士乐队的歌。从那一刻起，我发现整个宇宙都充满了他们的声音。在我们圣安赫尔的家中，几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家里唯有两张唱片：一张是德彪西的前奏曲选辑，另一张就是披头士乐队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在整座城市中，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听见人群发出的喊声：“Help, I need somebody.”[本句为披头士歌曲《Help!》第一句歌词，歌词大意为：救命，我需要某个人。]那时，有人又一次把一个古老命题摆到了桌面上，说最优秀的音乐家名字都是以字母B打头的：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还有巴托克。也有一位旧病复发，放出蠢话，要求把莫扎特也加进去。阿尔瓦罗·穆蒂斯，有着音乐界博学人士的通病，对交响乐的喜好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坚持要再加上布鲁克纳。另外还有一位想再次挑起一场支持柏辽兹的战斗。我接过了这个挑战，因为我实在无法克服自己觉得那家伙就是个“oiseau de malheur”，一只不祥之鸟的迷信念头。而就从那时起，我一直努力要把披头士乐队加进去。埃米利奥·加西亚·里埃拉的意见和我一样，他是一个电影评论家兼电影史家，头脑不是一般清醒，简直有些超自然的意思——特别是在喝下第二杯酒之后，他在那几天里对我说过：“我在听披头士乐队的歌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点儿害怕，害怕自己在有生之年再也无法忘记他们了。”这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能如此清醒，意识到了自己正在亲历一种怀旧之情的诞生的一个。有人走进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书房，看见他正在打字机上写作，用的是一只手的一根手指头，这是他一贯的做派，身边烟雾缭绕，放着披头士乐队的歌，音量还开到了最大，世界上的所有恐怖事都与他无关。

事情总是如此，从前我们总是在想自己离幸福太遥远了，可现在我们的想法却完全相反。这正是怀念的花招，它把那些痛苦的时刻提取出来涂上别的颜色，再把它们放回已经不觉得痛苦的地方。就像那些老相片，它们表面似乎都蒙着一层幸福的光芒，从中我们只会惊奇地看到该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年轻过，而且那上面不光有我们在，还有房子呀，背景里的树木呀，甚至还有我们当年曾经坐过的椅子。有一回，在战争间歇的夜晚，切·格瓦拉曾经对和他一起围坐在火堆旁的人们说过，怀念之情起于饮食。这话没错，但只适用于人饿着肚子的时候。我却以为，它始于音乐。实际上，从我们生下来那一刻起，我们的过去就在一点点离我们而去，可这一点只有在一张唱片放完时我们才能感觉得到。

这天下午，我坐在一扇飘着雪的阴沉沉的窗前思索着这一切，我已经活了五十多岁了，对自己是何许人却还是不甚了了，也没搞明白自己在这里究竟想干什么，而且仿佛感觉自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起到披头士乐队开始唱歌，这时段中间的世界没有任何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那个时刻发生的。男人们留起了长发和胡须，女人们学会了自然地脱光衣服，人们的衣着和恋爱的方式都有了改变，开始了性解放，也开始为了梦幻而吸食毒品。那是炮声隆隆的越战年月，也是大学生的反叛年月。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也正是在那个年月里，父母和儿女艰难地学习起了新的相处方式，在先前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似乎毫无可能的两代人之间的对话就此开始了。

这一切的标志——站在披头士乐队前列的——正是约翰·列侬。他荒诞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美丽景象的全新世界。在他最美的歌曲之一《天上的露西》里，有着一匹报纸做成的马，还有一条镜子做成的领带。《爱莲娜·瑞格碧》里——伴着巴洛克式大提琴顽固的低声部——一个忧伤的女孩在刚举行完婚礼的教堂前厅捡拾着米粒。《所有孤独的人，他们都来自何方？》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看到麦肯锡神父写着没有人听的布道辞，走出墓园时拍去手上的灰尘，一个女孩在走进家门前摘下自己的脸藏进门旁的瓮里，等出门的时候再重新戴上。这些人物告诉我们，约翰·列侬是个超现实主义者——这个词今天被人们用来随便称呼一切他们觉得怪怪的东西，就像他们这样称呼卡夫卡一样，其实他们未必能读得懂他的作品。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里的梦想家，他让我们明白所谓的老人不是上了岁数的人，而是没能及时赶上儿女们那趟火车的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