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墨西哥城一觉醒来，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我前一天在大洋彼岸的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城做了个文学讲座，那位勤勉的记者不仅对活动做了详尽的报道，而且还对我的讲座做了颇为精妙的概括。可是这里面最让我高兴的是，文章的几个主题的聪明程度远非我能想象，而它表述方式的华丽程度也远超我的能力范围。只有一处出了错：那就是我那一天并不在拉斯帕尔马斯，我已经有二十二年没去过那里了，而且我从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过有关任何主题的讲座。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发出通知说我在某地，其实我根本不在那里。我借助各种媒体说过，我不参加公众活动，不在任何讲坛讲话，不出现在电视镜头里，不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也不做任何会把我变成一场表演的东西。我这样做倒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出于更糟糕的原因：羞怯。这种做法对于我来说并非难事，因为四十岁以后，我学会的最重要的本领就是在该说不的时候坚决说不。可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兴风作浪的家伙在报纸或者私人聚会上宣布，我下周二下午六点会出席某个我一无所知的活动。到了真假揭晓的关键时刻，那家伙就会请与会的人们见谅，说是那作家未能履行承诺，答应好要来却不来，然后再就出了名就忘本的电报员的儿子们编上几句令人恼火的话，最后这家伙总能得以让公众大发善心，于是他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刚开始有人做这种下作勾当的时候，他们的歹毒伎俩也曾让我大动肝火。可是后来我读到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回忆录，心中稍许得到安慰，他在那相当有趣的最后一章里也发了一通和我一模一样的牢骚，让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件没办法的事情，谁都没有错，因为存在着另外一个我，他不受任何控制地满世界游走，做我应该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身上发生过的最奇怪的事还不是参加那场加那利岛上的虚构会议，而是几年前因为一封我从来没有写过的投诉信和法国航空公司有过的那一段不愉快经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法航收到一封装腔作势、怒气冲天、署着我名字的抗议信，信中为我在乘坐该公司从马德里到巴黎的定期航班时受到的差劲待遇特此抗议云云，还附有具体的航班号和日期。一番严密调查之后，该公司给了空姐相应处分，公关部给我往巴塞罗那寄来一封语气恳切的道歉信，表示深感痛心。收到信的我目瞪口呆，因为我根本没在那个航班上。还有，每次坐飞机我都胆战心惊，根本对机组对我好还是不好没有感觉，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抓紧座椅的扶手上，觉得这样就能帮飞机在空中飞得平稳些，再不然就是看好孩子们，不让他们在机舱里乱跑，别一不小心把飞机踩出个窟窿来。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出了点儿状况的是从纽约起飞的一次航班，那次一是因为超载，二是座位太挤，我连气都喘不上来。航行途中，空姐给每位乘客送了朵红玫瑰。我当时已经被吓得半死，说了句大实话。“你们发玫瑰花，”我对她说，“还不如给我们多留五厘米的空间，也好让我们把膝盖舒展舒展。”那个漂亮姑娘，一定是有当年征服者的勇猛血统，冷冷地回了句：“您要是不喜欢，就下飞机。”这个航空公司的名字我现在不愿意再提了，即便这样，我也当然没想去写封投诉信什么的，我只是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把那朵玫瑰花吃了下去，慢慢地咀嚼，用品味它那带着药味的香气来平复自己的焦虑，直到心平气和。反正我收到法航的道歉信时，心里反倒为自己没做过的这件事相当羞愧，甚至决定亲自去一趟他们的办事处说明情况。在那里，他们给我看了那封投诉信。我对这封信也实在恨不起来，一来是因为它的写作风格，二来也是因为连我自己都很难看出来，那签名是假冒的。

毫无疑问，写这封信的人一定也就是那个在加那利岛做了讲座的人，就是那个做了许多事而我只是碰巧才知道了一星半点的人。我到朋友家去的时候，常常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到他们的书房里去找我写的书，趁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在书页上写上我的题词。但有两三回，我发现书已经被写上了题词，字也像是我的字，墨水也是我常用的黑墨水，也是我那种一挥而就的风格，签出来的名字要说和我真正的签名还差点儿什么的话，那就是我本人了。

同样让我吃惊的是在报纸上读到我并没有参与过的采访的报道，还真没办法去谴责它，因为它的每一行文字都和我的思想不约而同。更有甚者，在目前为止出版过的对我的采访中，最能清楚表达我一生中内心的纠结与纷乱——而且不光是在文学上，还包括政治、个人爱好、我心底欢乐和犹豫的各个方面，写得最好的是差不多两年前登在加拉加斯一家不起眼的杂志上的一篇，而它从头到尾都是编出来的。这篇采访让我特别开心，不光是因为它内容的精准，更多的是因为署上了全名的作者是一位我素昧平生的女士，可她应该是非常爱我，要不然也不可能对我有如此了解，哪怕仅仅是对另一个我的了解。

我和在世界各地碰见过的热情亲切的人们间都发生过类似的小插曲。总有人说曾经在一个什么地方遇见过我，还说感到那次愉快的会面至今历历在目，而我其实从未到过那个地方。要不就说他是我家什么人的好朋友，实际上我家里谁也不认识此人，看来这另一个我和我一样，家里亲戚也很多，只不过他们也都并非真人，只不过是我家人的替身而已。

在墨西哥，我经常碰见一个爱对我说起他是如何和我一个叫翁贝托、住在阿卡普尔科的兄弟纵情狂欢的人。我最后一次碰见他的时候，他为我这个兄弟替他办了件什么事向我表示谢意，我想不出来应该怎么回答他，只好说了声没什么，伙计，小事一桩，因为我实在不忍心把实话告诉他：我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叫翁贝托的兄弟，更别提住在阿卡普尔科了。

三年前，我刚在墨西哥城的家中吃完午饭，这时有人敲门，我的一个儿子笑得死去活来地对我说：“爸爸，外面来找你的是你自己。”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激动得不能自已，心想：“他总算来了。”可来的并不是另一个我，而是一位年纪轻轻的墨西哥建筑师，也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斯斯文文、举止优雅，用极强的克制力忍受着名字出现在电话号码簿上给他带来的痛苦，非常有礼貌地查到了我的住址，把在他办公室里积攒了一年的信件给我送了过来。

不久前，某人路过墨西哥城，在电话号码簿上找到我的电话，电话里有人告诉他我们都在医院里，说太太刚生了个女孩。我倒真想要个女儿啊！后来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建筑师的太太收到了一束极美的玫瑰花，要说是为了庆祝女儿的诞生，她当之无愧，因为我这一辈子都想有个女儿，可惜就是没有这个福气。

不，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并不是那另一个我，他只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和我同名同姓而已。这另一个我可不一样，他是永远也不会找到我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住在哪里，长什么样，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境遇竟有如此大的区别。他将继续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他的生活令人眼花缭乱，却和我没有半点儿关系，他有私家游艇、有私人飞机，他在帝王般的宫殿里用香槟酒给他美艳的情妇们沐浴，对那些与他作对的王子们则报以老拳。他会继续安享我的传奇，富贵至极、永远年轻英俊，就连流下的最后一滴眼泪都满载着幸福，而我，则一如既往安然地坐在我的打字机前，对他的胡言乱语、胡作非为不闻不问，每天晚上照常找几个终身老友小酌几杯，徒劳地慰藉一下自己对番石榴香气的思念之情。因为世上的不公无非是：另一个我在享受我的名声，而我本人却因此活得窝窝囊囊。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