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翻译是最好的阅读方式。我以为，它同时也是最艰难、最吃力不讨好、回报最低的方式。“翻译即背叛”，这个意大利成语尽人皆知，意思是：谁翻译了我们的作品，谁就成了背叛我们的人。莫里斯－埃德加·康德罗是法国最聪明、最勤勉的翻译家之一，他在口述回忆录里透露的一些东西使人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译者就是模仿小说家的人。”他模仿莫里亚克的口气这样说道，意在告诉人们，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译者都应当模仿原作作者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举止。他把当年还是无名小辈的几个年轻的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翻译成法语，不仅成了教学之余的消遣，还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代人介绍到了法国，他们对欧洲同一代人的影响——包括萨特，包括加缪——不言而喻。这样看来，康德罗不是个叛徒，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天才的共犯。和各个时代的伟大翻译家一样，他们个人对所翻译作品的贡献通常不为人知，而他们的失误之处却时常被放大。

当你用非母语阅读一个作家作品的时候，你会几乎自然而然地产生把它翻译过来的愿望。这很好理解，因为阅读——音乐也是如此——的快感之一就是把它与朋友们分享的可能。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塞尔·普鲁斯特至死都在遗憾没能实现把一个和自己如此不同的作家——如约翰·拉斯金——的作品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愿望。有两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很想翻译的，他们是安德烈·马尔罗和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而说老实话，这两位在当代法国人心目中并不占据什么顶尖地位。但我也仅仅是想想而已。不过很久以来，我一直在一点一滴地翻译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颂歌集》，但我是利用自己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悄悄地在做，而且我完全清楚，无论是我还是莱奥帕尔迪，要想靠这个出名，那是找错门了。我只是把这看作上厕所时消磨时间的玩意儿，就像那些耶稣会的神父们说的，叫独处时的娱乐。但是，仅仅这么一试，我便明白了要想从专业翻译家们的嘴里抢一口饭吃有多难，得做出多大的牺牲。

要想让一个作家对他作品的翻译感到满意也是件难事。在一部小说里，每个词、每句话、每个强调背后几乎都暗藏着只有作者自己知道的隐藏含义。因此，毋庸置疑，最理想的做法是让原作者尽可能地亲自参加到翻译工作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优秀的法语版本。初稿是由奥古斯特·莫雷尔独自译成，后来的最终定稿则是他与瓦莱里·拉伯德和詹姆斯·乔伊斯本人共同完成的。结果译作成了大师级的杰作，勉强能与它相媲美的只有——据某些学者证实——安东尼奥·霍瓦斯的巴西葡萄牙语译本。唯一的一个西班牙语译本几乎无人知晓。不过人们可以从它翻译的来历中找到解释。译者是一个名叫J.萨拉斯·苏比拉特的阿根廷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位人寿保险方面的专家，他是为自己翻着玩的，纯粹为了消遣。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运不济的出版商圣地亚哥·卢埃达发现了这个译本，在四十年代末出版了这本书。几年后，我在加拉加斯一家保险公司见到了萨拉斯·苏比拉特，当时他正趴在不知是谁的办公桌上。那个下午简直太棒了，我们一直在聊英国小说家，他说起他们来如数家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简直如在梦中：那是在巴兰基亚，他已经老了，比以往更显孤独，在狂欢节的疯狂游行中跳着舞。他出现的场合太不一般了，我决定还是不同他打招呼为好。

另外几部可以载入史册的译作是古斯塔夫·让－欧布立和菲利普·尼尔翻译的约瑟夫·康拉德几部小说的法译本。这位跨时代的伟大作家——他的全名是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出生在波兰，他父亲就是一位英语翻译家，翻译过许多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作品。康拉德的母语是波兰语，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习法语和英语，后来还成了用这两种语言写作的作家。说我们言之有理也好，说我们没有道理也罢，反正今天我们认为他是英语作家里的大师级人物。人们都说，因为他总是求全责备，搞得他著作的法语译者们生不如死，可他也从没有下决心亲自去翻译自己的作品。这事情挺奇怪，可确实没有几个双语作家肯这样去做的。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豪尔赫·森普伦，他既用西班牙语也用法语写作，却总是分开来各写各的，也从来不翻译自己的作品。比他更稀奇的是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会把同一部著作用两种语言写上两遍，然后还坚持说，并非一个是另一个的译本，它们是他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的两部不同的著作。

几年前，在潘泰莱里亚岛炎热的夏季里，我曾有过一次谜一样的翻译经历。毕生都在把我的作品翻译成意大利语的恩里克·奇科尼亚伯爵，正利用那年的假期翻译古巴作家何塞·莱萨马·利马的小说《天堂》。我是他诗歌的忠实爱好者，虽然没有多少机会见到他，但也十分钦佩他那与众不同的人格，而那时我正好想增进对他深奥小说的了解。于是我给了奇科尼亚一点儿帮助，倒不是帮助他翻译，更多的还是帮助他解读作者那晦涩难懂的文字。也就是在那次，我明白了，翻译确实是最深刻的阅读方式。翻译中我们遇到这样一个句子，不到十行里，它主语的阴阳性和单复数变换了好几次，末了你根本没法搞懂说的是谁，也搞不懂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我对莱萨马·利马的了解，这种混乱很可能是他故意为之，但他可以这样写，我们却不能问他。奇科尼亚时时在问自己的就是，作为译者到底是应该把这种胡言乱语原封不动地翻译过去呢，还是说应该用一种学院式的严谨态度把它改写一下。我的意见是应该保持原汁原味，原文是什么样子，翻过去就是什么样子，这不仅适用于原作的长处，也应当适用于它的短处。因为我们要为另一种语言的读者保证对原文的忠实。

对我来说，再没有比用我掌握的三种语言阅读我自己小说的译本更枯燥无味的事了。除了西班牙语，我简直不认识我自己了。可在看了几本格雷戈里·拉巴萨翻成的英译本之后，我必须承认，有几个段落，我甚至比西班牙语原文还要喜欢。拉巴萨的译作给人的感觉是，他先把西班牙语原作背了下来，然后再用英语重写一遍：他对原文的忠实程度远比简单的逐字逐句翻译要来得复杂。他从不做脚注，很不幸，这正是许多蹩脚译者最常用的有效手段。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我某本书的巴西译者的做法——他给“astromelia”[中文译作“六出花”。]这个词加了个脚注：“加西亚·马尔克斯臆造出来的一种花。”更糟糕的是，后来我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到，这种花，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加勒比地区不但存在，而且名字还是从葡萄牙语来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