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在生活中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总是：“一个枪手。”这个笑话倒也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傻。倘若哪一天实在推脱不掉，我答应连夜写一篇十五页纸的短篇小说，我一定会到我那些旧纸堆里翻一翻，然后肯定就能按时完成稿子付印。写出来的也可能糟糕透顶，但答应的事情我算是做完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噩梦般的例子表达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让我去写一封祝贺电报或是一封吊唁信，要不绞尽脑汁，花上一个礼拜时间，我是肯定写不出来的。面对诸如此类实在提不起兴趣的任务，正如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其他许许多多不得不做之事一样，在我认识的作家里，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去找别的更在行的枪手帮忙。这个我每个星期都不得不写的专栏，就是我那近乎粗暴的职业荣誉感的好例子：到十月份它就要连刊满两年了。只有一次开了天窗，而且责任也不在我：是通信系统在最后一刻出了问题。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都专门被我用来写专栏文章，我总是带着同样的意志、同样的自觉和同样快乐的心情，不少次甚至是带着写出一篇杰作的劲头去写。有时候定不下来合适的主题，星期四晚上我一定会睡不踏实，不过经验教会了我，问题一定会在睡梦中得到解决，早上起来我往打字机跟前一坐，便会文思泉涌。不过我总会提前想好几个话题，把各种来源的素材一点点搜集整理妥当，再严格审查一番，因为我感觉读者们对我犯的过错不会像对我需要的那个枪手那样宽容。我写这些专栏文章的首要任务就是每个星期能给普通读者灌输点儿知识，他们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人，而这些知识对于那些无所不知、绝顶聪明的大人先生们来说当然就显得太过浅显，也许近乎幼稚了。我的另一个任务——也是难度最大的那个——是在不借助别人的情况下尽我所能把文章写得好一些，因为我始终认为把文章写好是唯一能够自洽且独有的快乐。

我给自己强加了这份负担，是因为自觉在一部小说和下一部小说之间有大把的时间不去写作，渐渐地——就像投球手一样——会感到手生。后来，这个技巧性的决定变成了对读者许下的承诺，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我逃脱不掉的镜子迷宫，当然，除非我找到一个能代替我的天赐枪手。可我觉得这已经有点儿晚了，因为曾经有三回我下决心不再写这些专栏文章，每次都被我心中装着的那个小小阿根廷人毫不留情地阻止了。

我第一次下这样的决心是在时隔二十年后写第一篇专栏文章的时候，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累得像个服划船苦役的犯人才写了出来。第二次是在一年多以前，当时我正和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在法拉隆的军事基地小憩几天，天空是那样清澈透明，大洋是那样宁静，让人只想驾条船去航行一番，谁还有心思坐下来写作呢。“我给主编发个电报，就说今天没有专栏文章，不就得了。”我轻松地长舒了一口气，这样想道。可是我那倒霉的良心压迫着我，中午饭一点儿也吃不下去，到了下午六点，我把自己关进房间里，用一个半小时把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写下来交给了托里霍斯将军的一个副官，让他用电传发到波哥大，再请那里的人把文章转发到马德里和墨西哥城去。直到第二天我才得知，托里霍斯将军动用了一架军用飞机把稿子送到巴拿马城机场，从机场再用直升机送到总统府，从那里通过官方渠道帮我把文章发送了出去。

最后一次是在六个月前，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想写的那部爱情小说已经在我心里酝酿成熟，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么立即全情投入进去，要么就永远不去写它。然而，到了关键时刻，我却没有足够的胆量从我每周一天的囚徒生活中逃离，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做了件自己都本以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我每天都逐字逐句地写我的小说，并以同样的耐心，但愿还能以同样的运气，就像母鸡在院子里一粒一粒啄食似的，一边聆听着星期五那只巨大的怪兽不断靠近的可怕脚步声。现在我们又在这儿见了面，一如既往，而我希望能永远如此。

我是在一天下午，在我波哥大的家中开始给这个专栏写第一篇文章的，在墨西哥使馆的外交庇护下于第二天完稿，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怀疑自己还能不能逃离这个牢笼；刚刚过去的七月里的一个星期五，在克里特岛上的电报局里，我仍然这样怀疑——当时我好不容易才和当值的电报员说明白，让他用西班牙语把稿子发出去。在蒙特利尔我继续怀疑，那次我因为打字机电压和酒店里的不同不得不紧急买了一台新的。两个月前在古巴，我依然如此，当时我换了两台打字机都不好使，最后他们给我搬来一台电子打字机，那玩意儿太先进了，最后我还是决定改用手写在一个打着方格的练习本上，这倒让我想起了过去在阿拉卡塔卡小学上学那遥远而幸福的时光。每次出现这样的意外情况时，我总会带着迫切的心情期望，要是能有一个人替我做这些事就好了：这个人就是一个枪手。

这么说吧，这样的需求在我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的一次，应该是好多年前我到路易斯·阿尔科里萨在墨西哥城的家中去，商量一个电影脚本的那天。上午十点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情绪很低落，因为他家的厨娘请他帮忙写封信给社会保险局的主任。阿尔科里萨平日里的工作是一家银行的出纳，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是最早为路易斯·布努埃尔写电影脚本的几位最聪明的作家之一，后来转而为自己的电影当编剧。一开始他以为写这封信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活。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却是一副快要疯掉的模样，身边是一大堆撕碎的纸，上面都只写了个差不多的正式开头：给您写这封信我深感荣幸……我想帮他一把，结果三个小时过去，我们还在不断地打着草稿又一张张地撕掉，酒倒是喝了不少，杜松子酒兑上苦艾酒，外加一肚子的西班牙香肠，我们俩都有点儿醉了，可除了开头那两句最常规的话以外，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下午三点钟，厨娘回来取信，我们只好一点儿都不知道害臊地对她说信还没写出来。我至今都不能忘记那位善良的厨娘看着我们的那副怜悯面孔。“可这挺容易的呀——”她的声音里满含谦卑，“您瞧瞧。”于是她随即准确无误、从容不迫地口述了一封信，流畅得路易斯·阿尔科里萨勉强才能用打字机跟上她的速度。那一天——到今天也还是如此——我一直在想，也许这个不见经传、一天天在厨房里虚度韶华的女人正是我生命中急需的那个秘密枪手，这样我才能变成一个幸福的人。

---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