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一个朋友去找亚历杭德罗·奥夫雷贡帮忙，说他们去大沼泽钓那种二十磅重的鲱鱼，结果他那条小船的船主在临近黄昏时落水淹死了，想请他帮忙去找那人的尸体。他们两个人在那个宽阔的浑水天堂里忙了整整一夜，举着猎人常用的那种射灯，跟踪着常常能指示溺死者长眠深处的水上漂流物，把那些最想象不到的水湾都搜了个遍。突然，奥夫雷贡看见了他：尸体几乎是坐在水里，水一直淹到他的头顶，水面上只能看见他的一绺绺头发在漂来漂去。“活像一只水母。”奥夫雷贡后来这样对我说。他用双手抓住死者的头发，用他画惯了斗牛和暴风雨的非凡气力，把溺水者庞大的躯体整个拉出了水面，可怜那人双目圆睁，身上还流淌着沾满水草和小鱼的泥浆，像条死鱼一样被扔进船舱里。

后来每次我俩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都会要求奥夫雷贡把这件事重新再讲上一遍——这件事还给了我写个溺水者的故事的灵感——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做过最接近他作品的事。其实他画起画来就是这样，像是在黑暗中寻找被淹死的人。他画远方地平线上的电闪雷鸣，缠斗的牛头妖怪奔涌而出，还有爱国的神鹰、淫荡的山羊和叫声凄厉的鱼。而在他独有神话创造出来的躁动动物中间，游走着一个头戴佛罗伦萨式花冠的女人，一成不变而又瞬息万变地在他的每一幅画中徘徊，每次的含义却又各不相同，因为实际上她正是这个如钢筋水泥般坚强的浪漫主义画家情愿为之献出生命的可望而不可得的女子。他正是我们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是，也只应如此的模样，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女子是在三十二年前我认识奥夫雷贡的当天，在巴兰基亚市圣布拉斯大街上他的画室里。那里有两个宽敞的房间，陈设简单，城里巨大的嘈杂声自打开的窗子传来。在一个角落里，在毕加索最新的静物和他早年心中的雄鹰之间，她一袭绿衣，神情忧郁，身旁荷花低垂，手里托着自己的灵魂。奥夫雷贡那时刚从巴黎回国，仿佛被番石榴的气味熏得晕头转向，和他挂在墙上的一幅自画像长得一模一样——现在我写东西的时候，它就在墙上一直盯着我，他曾在一个疯狂的夜晚用大口径枪连发五弹，想把墙上的自己干掉。然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不是他那双令集市上的同性恋者惊叹的海盗般清澈的眼睛，而是那双粗糙的大手，我们曾亲眼看见他就凭着这双手在一次妓院里的打斗中把半打瑞典水手打倒在地。那是一双西班牙老手，可刚可柔，像堂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一样，用心爱女人养的鸽子去喂肥自己的猎隼。

这双手是他无尽天赋的完美工具，从未给他一刻的安宁。奥夫雷贡作画很少凭借理性，他总是随时随地，随手抓起一件东西就开始画。就在那人被淹死那段日子里的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一家只装修了一半的小酒馆打算痛饮一番。桌子都在墙角堆着，旁边是一袋一袋的水泥和石灰，还有几个木匠的工作台，是准备做房门用的。奥夫雷贡在一股松节油气味的熏蒸下久久立在那里，仿佛悬浮在半空中，最后他拎着一罐油漆爬到一张桌子上，大笔一挥，三下两下，就在干干净净的墙壁上画出了一只绿色的独角兽。我们费了好大力气说服小酒馆老板，那几笔画出来的东西比他家酒馆的门面可值钱多了，好在最后总算是成功了。打那天晚上起，那家无名小酒馆就一直叫独角兽酒馆，招来不少的美国游客和小白脸，直到后来随无情的时间之风飘扬到鬼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又有一回，奥夫雷贡遭遇车祸，两条腿都断了，在住院的两周时间里，他找护士借了把手术刀，在固定双腿的石膏上雕刻出了他的动物图腾。不过这件杰作最后没有落在他自己手中，而是被给他拆掉石膏的外科大夫拿走了，现如今被美国一家私人机构收为藏品。曾有一个记者到他家里采访，有点儿恼火地问他家那只小水犬怎么了，一刻也不得安生，奥夫雷贡是这样回答他的：“它有点儿紧张，因为它知道我要在它身上画画了。”当然，最后他还是把小狗给画了，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落在他手上他都要画上几笔，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世上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被画的。他住在原西印度群岛卡塔赫纳总督的府邸里，从那里的一扇窗口看出去，整个加勒比海尽收眼底，你在那里可以看到画家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可以看到另一种画上人生：灯上、抽水马桶上、镜子上、电冰箱的硬纸板包装盒上，无处不画。许多放在别的艺术家身上是缺点的东西，到了他身上却成了合理合法的优点，比如多愁善感呀，象征呀，热情奔放的冲动呀，还有爱国主义的激情呀。就连他的一些败笔也都充满了生机，就比如一个在熔炉里烧焦了的女人头像，奥夫雷贡把他家里最好的地方留给了它，半边已经被虫子吃得不像样子，额头上却还戴着女王的冠冕。这个从未到过这里的女人已经没了双眼，但还是能从她的脸上看出一种永远抚慰不平的忧郁，让人不禁觉得这个败笔也绝不可能是画家的无心之作，它一定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有时候家里来了朋友，奥夫雷贡就一头扎进厨房。看见他在桌上布置饭菜真叫人开心不已：鲷鱼身上泛着蓝蓝的光，猪鼻子里还插上了一朵石竹花，小牛肋排上带着心形的印迹，青香蕉是从阿尔霍纳来的，木薯来自圣哈辛托，山药一定是出自图尔瓦科。看他精心准备着这一切真叫人赏心悦目，他会把这些东西切开，按不同的形状和颜色放好，再用水煮熟，做这一切的劲头和画画时一模一样。“就像把各种风景都放进锅里的感觉。”他这样说。锅开了以后，他会用一把长柄的大勺子不断地尝汤的味道，接下来就是一瓶接一瓶地往锅里倒“三个街角”牌朗姆酒，直到最后汤都蒸发完了，锅里只剩下朗姆酒。那时候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做顿饭要花上教皇做一次祝圣大典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大的阵仗，原来这一锅石器时代的杂烩汤，被奥夫雷贡装在蕉叶里端上来的时候已经和烹饪无关了，你要吃进肚子里的是一幅画。他做一切事情都和画画一样，因为他对其他的方式一无所知。这倒也不是说他活着只为了画画。不是这样：而是只有画画的时候他才活着。他总是光着脚，身上穿的棉布汗衫过去应该是用来擦画笔的，裤子是他自己用切肉的刀裁短了的，他做起事来带着泥瓦匠一样的严谨态度，全然符合上帝对传福音者的要求。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