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人们向小说家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针对不同的提问人，总会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甚至，尽量去回答这一类的问题还有相当的好处，因为在多种多样的答案中，不但可以得到人们常说的那种变幻带来的愉悦感，找到真相的可能也许也就在其中。因为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最喜欢对自己提这个问题的正是作家本人。而我们自己每次得到的答案也各不相同。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那些相信文学是一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艺术手段的作家。其余的作家，那些把它看作是增加银行存款数字的手段的人，他们自己另有一套写作公式，而此类公式不但有效，而且能像数学上的方程式那样被精确解读。出版商对这一点最熟悉不过了。不久前有一位出版商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他的出版社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国家文学大奖。首先要做的是对评奖委员会的成员做一番调查研究，他们的个人经历如何，有没有什么著作出版，他们的文学品味又是什么样的。那位出版商认为，把所有这些元素加到一起，最后你就得到整个评审委员会品味的平均数了。“计算机就是为了这些才存在的嘛。”他说。一旦确定了哪一类的书获奖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做法正好相反：不是去寻找哪里有这样的一本书，而是去查一查谁可以写这本书，好坏都不要紧，只要他有本事把它制造出来就行。剩下的事情就是和他签个合同，让他坐下来按照定好的要求把这本下一年要获国家文学大奖的书写出来。让人担忧的是，出版商早已把这种游戏塞进了计算机的磨盘里，计算机也早就给出了结论，获奖的概率为百分之八十六。

所以说，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写出一部小说——或者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于要严肃认真地写，哪怕之后一本也卖不出去，哪怕得不到任何奖，这就是那个没有给出的答案，而如果说到今天还有谁能找到它的话，那就是此刻正私下以找到自己对这个谜团的答案为目的写着这篇专栏文章的这个人。现在我已经回到了我在墨西哥城的书房，整整一年以前，我正是把几个没有完成的短篇和一个刚开了个头的长篇扔在了这里，此刻我仿佛完全找不到解开这个线团的线头了。那几个短篇已经不成问题：它们都进了垃圾桶。我在不多不少一年之后把它们重读了一遍，从这种有益的距离看去，我敢发誓——也许事实真是如此呢——它们根本就不是我写的东西。它们是过去一个写作计划的组成部分，我本来计划要写六十篇或者更多的短篇小说，来描写居住在欧洲的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可它们的主要缺点是根本性的，所以还是撕了为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那里面写的鬼话。

我不会狂妄到说自己把那些东西撕得粉碎又扔得到处都是，防止别人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而且做的时候手连抖都没有抖一下。我确实是发抖了，而且发抖的不光是两只手，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确实有过像这样把稿子撕掉的事情，这听上去有点儿像个励志故事，可于我却颇有些压抑。那是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作为《观察家报》特派记者被派往欧洲的前夜，诗人豪尔赫·盖坦·杜兰来到我在波哥大的房间，向我要篇稿子好拿去在《神话》杂志上发表。我正好刚把自己的稿子看了一遍，已经把我认为值得保存的收了起来，把那些没用的都一撕了之。盖坦·杜兰在文学上是个贪得无厌的人，特别是当他觉得有可能发现什么隐藏价值的时候更是如此，于是他开始在我的废纸篓里翻腾起来，忽然，有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东西太值得拿去发表了。”他对我说。我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把这篇东西扔掉：那是我从我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小说当时已经出版了——里删下来的一个完整章节，它最好的去处当然只能是废纸篓。盖坦·杜兰表示不能同意我的说法。他觉得这篇文字在小说里确实显得有点儿多余，但它独立成篇反而具有特别的价值。我与其说是被说服，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他高兴高兴，同意他把撕碎的稿纸用透明胶粘贴起来，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单独发表。

“我们给它安个什么题目好呢？”他问我，他用了“我们”这个复数人称，能把它用得如此贴切的情形还真不多见。“不知道，”我对他说，“因为这只是一篇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我一面说，盖坦·杜兰几乎同时在第一页最上面空白的地方写了下来：“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我最受评论界，特别是最受读者们赞誉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从废纸篓里被挽救出来的。不过，这一次的经历并没能阻止我继续把自己认为不值得出版的稿子撕掉，反而教会我要撕得彻底一点儿，让人永远不能再把它们重新粘贴起来。

撕掉短篇小说的后果是无法补救的，因为把它们写出来就像是在浇灌混凝土。写长篇小说则像砌砖。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写一个短篇小说不能一击中的，最好就别再坚持了。写长篇小说来得容易些：重新开始就可以了。这正是眼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我写了一半放下的那本小说里，无论是色调、风格，还是人物性格都不尽人意。可解释起来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写得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为了找到解决办法，我又一次读了两本我觉得会有帮助的书。一本是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我还是在很早以前上大学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读过，后来再也没有碰过，现在再读一遍也只能让我避开一些可疑的类似状况而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另一本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三年前这本书曾使我的灵魂深受震撼，现在它仍然是一本美妙的书，可这一次它也没能帮上忙，因为我想寻找的是关于老年人性行为的线索，而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是日本老年人的性行为，看上去和日本的一切同样怪异，和加勒比地区老年人的性行为风马牛不相及。一次，我在餐桌上谈了自己的困惑，我的一个儿子——更讲求实用的那个——对我说：“再等上几年吧，到时候你用亲身经历讲一讲就可以了。”而另一个，搞艺术的那个，说得更是直截了当：“你再去读一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吧。”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一毫取笑的意思。实际上，我真的试着去做了，倒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很听话的父亲，还因为我确实觉得歌德的这本著名小说对我会有点儿用处。但结果是，这次我没有像第一回读这本书时那样，在读到他那可怜的葬礼时泪流满面，而是读到第八封信就再也读不下去了，饱受折磨的年轻人在信里告诉他的朋友吉列尔莫，他在那座孤零零的小茅屋里开始感觉到了幸福。我就是在读到这里时心生疑问的，所以各位也不必感到奇怪，我不得不咬紧牙关才没有向所有我遇见的人提出那个问题：“请告诉我，兄弟，怎么他妈的才能写出一本小说来？”

求助

我也不知道是从哪本书上或者是在哪部电影里看到过，还是从哪个人那里听来的一件真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个海军军官悄悄地把情人藏在军舰上自己的舱房里，他们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爱情，好几年时间里谁都没有发现。如果哪位知道这段美极了的故事的作者是谁，恳请立即告知我，我已经问过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事到如今，我已经开始有点儿疑惑这是不是我自己脑海中闪过的一个故事，而我已经记不大清了。谨表谢意。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