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从古至今所有或好或坏的作家的做法不同，我从来不会把自己出生并成长到八岁的村子理想化。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这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都是我脑子里保存下来最纯净最真实的事情，我不但能像就在昨天似的回想起村子里留存下来的每一座房子的样子，甚至还能发现儿时某一堵墙上并不存在的裂缝。村子里的树通常都会比人活得更久些，有时我会有一种印象，觉得它们也记得我们，就像我们记得它们一样。

我一面这样胡思乱想，一面行走在阿拉卡塔卡尘土飞扬、热气蒸腾的街道上，我在这个村子里出生，几天前又回到了这里，距离上一次回来已经有十六年了。一下子与这么多的儿时好友重逢，我心潮难平，又因为一大群孩子的出现有些茫然，仿佛在他们中间看到了马戏团来的日子里自己的身影，不过我仍然保持了足够的理智，在看到没有变化的种种时还是大吃一惊：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家的房子——当然，这个尊贵的家庭已经没有后代了——几乎没有变样；虽然有了绿化带的装饰，小广场还是原来的样子，依然尘土飞扬，巴旦杏树像过去一样没精打采；近半个世纪以来教堂被粉刷了一次又一次，可塔楼上大钟的钟表盘还是老样子。“这算不了什么，”有人告诉我说，“就连修钟的人都还是原来的。”

写马孔多和阿拉卡塔卡之间是如何如何相似，这一类的东西有很多——要按我说是太多了。事实是，我每次回到现实中的村子都会发现，除了某些外部元素，比如它在下午两点钟的酷热难当，它炽热的白色尘土，还有就是街上东一处西一处残留下来的巴旦杏树，它已经越来越不像小说里的那个村子了。从地理上来说它们之间有许多明显的相像之处，但恐怕也就仅限于此了。对我来说，“anime”的故事之中的诗意，比我得以放到我作品里的全部还要多。“anime”这个词就像谜团，从那时起一直追逐在我的身后。皇家语言学院的词典上说，“anime”是指一种植物及其分泌的树脂。马里奥·阿拉里奥·迪菲利波编纂了一本非常不错的哥伦比亚方言词典，虽说更精准一些，也给出了相同的定义。佩德罗·玛丽亚·雷沃略神父在他编写的《哥伦比亚沿海地区方言》一书中甚至提都没有提到这个词。和他们不同的是桑登海姆，在他出版于一九二二年却好像已经被彻底遗忘的《沿海地区词语》一书中，给这个词加了一个含义宽泛的注释，我把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摘录如下：“‘anime’，对我们而言是一种专行善事的精灵，在危急或困难关头帮助受它庇护的人。因此当人们说某人有‘anime’时，意思是指有神秘人物或神秘力量暗中相助。”换句话说，桑登海姆给这个词下的定义是“精灵”，要想获得更准确的解释，请参阅米切莱特书中的描写。

阿拉卡塔卡的“anime”又有些不同：它们是一些极小的生物，身长不超过一英寸，长年住在大水缸的底部。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蛆虫，也有叫它“sarapico”的，意思是喜欢在人们喝水的缸底嬉戏的蚊子的幼虫。可了解它们的人绝不会搞错：它们能够从天然的隐身之处逃离出来，你把盖子盖得再严实都没用，然后它们就会在家里各种调皮捣蛋。它们心肠很好，搞的不过是些小恶作剧：会让牛奶凝结起来呀，把孩子们的眼睛改换成别的颜色呀，让锁头生锈呀，让人做些莫明其妙的梦什么的。但也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它们换了性子，会心血来潮往自己住的房子里扔石头。村里有个从意大利移民过来的人，堂安东尼奥·达孔特，他给阿拉卡塔卡村带来了不少新鲜玩意儿：默片电影、台球厅、出租自行车、留声机，还有最早的那批收音机，无不拜他所赐。我就是在他家见过砸房子的事。那是在一天夜里，人们奔走相告，说精灵在砸堂安东尼奥·达孔特家的房子，全村的人都跑去看。其实和人们想象的相去甚远，这一点儿也不像是一幕恐怖剧，而更像是个欢乐的节日，只是没有一块玻璃不遭殃的。看不见是谁在扔，却只见石头从四面八方飞过来，还有不伤人、只准确砸向自己的目标——一切用玻璃制成的东西——的神奇特性。在那个令人着迷的夜晚过去很久以后，我们这帮孩子还时不时钻进堂安东尼奥·达孔特家里，把餐厅里的水缸盖揭开看看那些精灵，它们都一动不动、几乎透明，百无聊赖地待在水底。

我们村子里名气最大的房子要数街角的那座了，它和别的房子也没什么两样，就在我外祖父家的隔壁，大家都把它叫作“亡人之家”。有个教区神父曾经在那里住过几年，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是由他施的洗。弗朗西斯科·C. 安加里塔的鼎鼎大名主要来自他滔滔不绝的道德劝诫布道。坊间流传着许许多多他做过的好事和坏事，他暴怒时发的脾气真够吓人的；不过几年前我得知，在香蕉工人罢工和被屠杀的事情上，在那段时间里，他的立场明确而且始终如一。

我好多次听别人说过，“亡人之家”之所以被起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到了夜里会有一个幽灵在里面飘来飘去，它曾在一次招魂会上自称名叫阿方索·莫拉。安加里塔神父讲起这个故事来活灵活现，叫人毛骨悚然。他把这个鬼魂描述成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衬衣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那里，头发又短又密，还有一口像黑人那样又白又亮的好牙。每天夜里它都要在屋里巡视一番，十二点钟声一响，就会消失在院子中央那棵加拉巴树下。可想而知，那棵树的周围已经被人挖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想要找到被埋藏起来的宝藏。有一回，大白天的，我追一只兔子追到了隔壁这座屋子里，一路跟着它到了厕所。推开厕所门，兔子不见了踪影，却只见一个男人正蹲在坑上，脸上一副我们每个人蹲在那里时都会有的表情，半是烦心，半是出神。我立刻就认出了它，不光是因为那卷到了胳膊肘的袖子，还因为看见了那一口黑人的白牙，在昏暗中闪着亮光。

几天前我在炽热难当的村子里回忆起这一件又一件的往事，而我那帮亲朋旧友和刚结交的朋友，似乎都真的为我们时隔多年的重逢感到开心。这是同一处诗意的源泉，它的韵律在半个世界里、在几乎所有的语种里回响，然而又似乎更多地存在于记忆中而非现实里。再也想象不出另一个比它承受了更深重的遗忘和抛弃、更远离神的道路的地方了。我们怎么会感觉不到，一种反抗的情绪正在升起，简直要使人的灵魂扭曲？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