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它于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地名。父母在此安家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去探望过他们了。只是出国旅行期间，我会时不时地给他们寄张明信片，来勉强保持这原本就无意维系的关联。当我在明信片上写下这个地址，我会自问，他们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不过向来止步于好奇，从未真正前往。当我和母亲进行每个季度一到两次（时常次数更少）的通话时，她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闪烁其词，以太忙为借口，并保证过一段时间就去探望。其实我无意履约。从家里逃出来之后，我没想再回去。

直到最近，我才初识这个叫米伊宗（Muizon）的地方。如我所料，这是一个“城镇化”的可笑案例——一片被耕地包围的城乡结合部。经过数年的变迁，这类地区发生了某种质变，我们不知该称其为乡村，还是城郊。后来我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居民还不超过50人，那时人们住在一个教堂周围，这座教堂最初建于12世纪，在几乎摧毁法国东北部的数次战争中幸免于难。在东北部——这个被克劳德·西蒙[法 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植物园》（Le Jardin des plantes）（巴黎：Minuit，1997），页196—197。]称作拥有“特殊身份”的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名字起得像“战役”“兵营”“轰炸突袭”，或者“大型公墓”的近义词。今天，这里有超过两千居民，聚居区一边是“香槟之路”，不远处便是一片种满葡萄的山坡，小路蜿蜒而上。另一边，是死气沉沉的工业区，属于兰斯郊区，离小镇大约15到20分钟车程。街道是新建的，路边的房子一栋挨一栋地排列着，都一个模样。这些住宅大多是社会福利房，租户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或者干脆说是穷人。在过去将近20年里，我的父母住在这儿，我却从没来过。直到母亲将父亲转移至一家阿尔茨海默病疗养所（之后父亲没再离开过那里），我才来到这个“村子”（能怎么称呼这个地方呢？）和他们的小屋。母亲尽可能地延迟这一天的到来，但面对父亲带来的威胁（一天，他拿着菜刀追着她跑），满身疲惫和恐惧的母亲终于屈从于现实：再没有其他办法了。父亲一走，回乡探望，更准确地说是完成我过去未能下决心完成的回归之旅，变得切实可行。我可以重新找回这片“自我的空间”（热内[让·热内：法国作家，代表作《小偷日记》《鲜花圣母》《玫瑰奇迹》等。——译者注]会这么说），这个我曾极力逃离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多次回到母亲身边，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关于她自己，关于她的童年、青少年，关于她作为人妻的生活……她也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们的初识、他们的关系、他们所经营的生活、他们曾操持的职业。她滔滔不绝，想把一切都倾吐给我。她似乎有心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把早年间交流缺失引起的哀伤一下子都抹掉。我坐在她对面一边听，一边喝咖啡。当她回顾自己的生活时，我认真聆听；当她事无巨细地讲述孙子们，也就是我侄儿们的各种琐事时，我感到困倦和无聊。我从没见过他们，也不大关心。我和母亲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被修复了。我意识到这些年我的疏离给她带来多大的打击。她为此受尽苦头。这疏离对于我，这个主动逃离家庭的人，又意味着什么？根据弗洛伊德对“忧郁”（对于自己排除掉的可能性及拒绝接受的身份，产生一种无法逃避的哀悼）的图解，我难道不是正通过另一种方式，接受着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惩罚吗？这身份一直在我体内存活着，它就是我身体的组成部分。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或许在这里使用社会学的概念比使用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更加合理，因为“哀悼”和“忧郁”这样的比喻虽然简洁，但存在不妥之处，且具有误导性：即使我们成年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相较童年时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的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也就是我们曾离开的环境，此处应进行广义上的理解），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了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皮埃尔·布尔迪厄，法国著名思想家。——译者注]那漂亮而有力的说法来描述，就是一种“分裂的习性（habitus clivé）”所引起的忧郁。奇怪的是，当我们试图超越，或者至少是安抚这种情绪时，原本分散而隐蔽的不安感反而会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忧郁感也会倍加强烈。事实上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发现或者说再发现了这些深藏于内心且不断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感觉。但我们真的能超越这种不安感、压抑这种忧郁情绪吗？

这一年的12月31日，午夜刚过，我给母亲打电话祝她新年快乐，她对我说：“医院刚打过电话。你父亲一小时之前去世了。”我并不爱我的父亲。从没爱过。我当时知道，父亲只能活几个月了，病情加重后就只有几天了，可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再说，有什么用呢，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其实我们互不相认已经很久了。在我少年时期，我们之间就存在着一道鸿沟，随时间推移，鸿沟不断扩大，以致后来我们形同陌路。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保持联系。至少我这样认为，或者我很希望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相信人可以脱离自己的家庭，摆脱自己的过去，切断与父母的联系，从而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这对母亲来说是个解脱。当时父亲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回天乏术。病情不可逆转地恶化，他无论如何无法再康复了。在医院，父亲只有两种状态，要么痴呆症发作，疯了似的与医护人员折腾，要么在药物作用下（显然，在狂躁期过后，医生会给他开药）陷入长期的昏沉，不说话，不动，也不会吃饭。无论如何，他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和人的记忆：这对于来探望父亲的姑姑们（其中两个姑姑因为害怕，来过一次后就再没来过）和我的三个兄弟来说是个挑战。而我的母亲，即使需要开车20公里，依然坚持照顾他。这种牺牲精神令人惊叹，因为据我所知，母亲对父亲只有夹杂着厌恶与仇恨的敌对情绪（从我记事起一直是这样）。说厌恶和仇恨毫不夸张。但她把照顾他当作自己的责任。当我问母亲，为什么在父亲认不出她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来医院探望，她重复道，“我总不能扔下他不管吧”，这种照顾已经成为母亲自己一个人的事了。她在房门上贴了一张他俩的照片，她总是拿给父亲看：“你知道这是谁吗？”他回答：“这是照顾我的女士。”

两三年前，得知父亲生病时，我曾经陷入很深的焦虑。噢，可不是为了他——况且对他来说已经太迟了，他的病没有激起我的任何感觉，连同情都没有。我很自私地担心着自己：这种病会不会遗传？我有一天也会生病吗？我开始试着背诵那些烂熟于心的诗词和悲剧情节，来检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梦，那个残酷的夜晚的梦，色非斯，对于整个民族，这是一个永恒的夜晚……”“看那里，果实、繁花、叶子和树枝/再看这里，是我的心……”“这样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膨胀还是萎缩/就在这无聊中流淌……”只要忘掉一句诗，我就心里想：“得，开始了。”此后，这种焦虑一直困扰着我：只要我忘记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一串电话号码……我就立刻被焦虑笼罩。我到处寻找犯病的征兆；我对它们既期待又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日常生活从此被阿尔茨海默的幽灵所纠缠。这个来自过去的幽灵向我展示着未来，我惊恐不已。这就是父亲去世之后继续存在于我身上的方式。对于一个去世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他儿子的头脑中（正是病魔将要侵袭的地方），有些奇怪。拉康在一次他的“讲座”（Séminaire）中说得极好，他说，父亲去世之后，下一代（至少是儿子）会感受到一种焦虑：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他成了孤独的排头兵。而阿尔茨海默病在这种对自身的焦虑上还增添了每天都要面对的恐惧：我们留心着各种线索，并将它们解释为犯病的征兆。

但我的生活不单单被未来的阴云所笼罩：它也被我个人的历史所纠缠。我的父亲，代表了我想要抛弃、远离的一切，他充当着我心中典型的负面社会形象，在我努力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中作为反面教材存在着；他的离世，也让我的过去浮出水面。他去世后的这些天，我开始回顾我的童年、少年时光，也重新思考为什么我如此憎恨这个刚刚离世的人；他的消失，以及这种消失给我带来的那些始料未及的情绪，让我想起那么多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画面（但也许，即使我有意识地排斥这些记忆，我还是一直明白，这些记忆从未消失）。可能你会对我说，所有对逝者的哀悼都会引发生者对自己的思考，更何况逝者是自己的父母，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它本身也是哀悼的组成部分。但在此刻，这样的思考显得有些奇怪：在哀悼父亲的过程中，我渴望理解他并通过他的逝世理解我自己，这种渴望甚至超过了悲伤之情。此前，我多次经历过更加强烈而深切的悲痛——密友们的去世，但当这些主动结成的朋友关系突然断裂，我并没有因此在脑中编织起过去林林总总的日常生活。通过选择而结成的关系之所以牢靠、有力，原因在于关系中的主角强烈渴望保持这段关系，所以一旦关系断裂，就会引起崩塌之感；而我与父亲的联系，对我来说只有生理和法律上的意义：他生了我，我继承他的姓氏，再无其他。当我读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书中记录他母亲的逝世所带来的绝望之情如何一天天打击着他，以及这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如何改变了他自己时，我在想，父亲逝世给我带来的感受和这种痛苦、绝望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他写道，“我不是在哀悼，我在伤痛[法 罗兰·巴特：《哀悼日记》（Journal de deuil）（巴黎：Seuil，2009），页83。]”，来表达他拒绝在至亲逝世后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观察自己。对我来说，父亲是什么呢？我也可以像罗兰·巴特一样，说我不是在“哀悼（en deuil）”〔参考弗洛伊德“工作（travail）”的概念，即最初的痛苦不断消退的精神过程〕。但我也并未感受到那种无法消除的、并不随时间推移而削减的哀伤。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更准确地说是不安，对于个体的社会化、社会阶层的分离、社会环境在主观视角建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个体的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追问（这种追问既是对自身的，也是政治层面的，两者不可分割）给我带来的不安。

我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我不想和兄弟们见面，已经三十多年没联系了。如今我只能从米伊宗家里到处摆放着的照片上认出他们。我可以从这些照片上看到他们的样子，看到他们的外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在相隔这么多年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再见面呢？尤其是在父亲刚刚去世的情况下。面对彼此，我们可能会想：“他的变化真大呀……”并且拼命地在对方身上寻找昨天的影子，或者说许久以前的影子，也就是当我们还是少年，还是兄弟时的样子。第二天下午，我去陪母亲，我们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聊了几个小时。她拿出一个装满照片的小箱子，里面有几张我童年和少年时的照片……还有我兄弟们的照片……于是我重新审视（难道他们的样子尚未印刻在我的血肉和头脑中吗？）这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工人阶级家庭，重新看到他们可悲的样子，这种可悲体现在照片背景中的居所、房间的内饰，以及他们的衣着，乃至身体中。相较于观看现实中活生生的他们，观看老照片似乎更能让我们立刻把眼前的人物看作社会体和阶级成员，这个过程总是令观者恍惚。而照片作为“纪念品”，还可以轻松地把个人（也就是此刻的我）带回到他原来的家庭，并将他与曾经扮演的社会角色捆绑起来。浮现在老照片上的私人生活情节，甚至是隐私，将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曾经从属的、小小的社会空间，它让我们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最为个人化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却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社会的历史样貌中所处的位置（就好像个人的历史总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历史与形态；这部分我们曾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与形态，是我们体内最深层的真相之一，虽然我们未必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