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将这次久违的回归之旅付诸实践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断地被一个问题所纠缠。在父亲葬礼的第二天，也就是我和母亲共度下午，翻看照片的时候，这个问题以更加清楚、具体的方式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统治机制（mécanismes de la domination）的作品，但为什么从来没将社会统治（domination sociale）作为主题呢？”还有：“我曾着力研究人在屈从（assujettissement）和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中产生的羞耻感，但从没研究过社会压迫带来的羞耻感，为什么？”我甚至应该这样表述：“在定居巴黎之前，我因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内心充满羞耻，来到巴黎之后，我结识的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他们面前，我向来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有时，我或多或少地在这件事上撒谎，为什么我从未在我的书或者文章中对此有所提及？”可以这样讲：对我来说，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容易。如今，似乎只要涉及性向问题，人们高度重视对“歧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否认还是昭示自己本来的身份”这些问题的研究，甚至连一些当代政治领导人都会时有提及，但若是涉及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类似的观点很难在公共讨论中获得哪怕一点点支持。我想知道为什么。对于年轻的同性恋人士，通过逃往大城市或者首都的方式来获得保持同性恋身份的机会是相当典型而普遍的做法。我在《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gay）一书第一章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讨论（就像本书的第一部分一样）可以被看作一部用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方式所书写的变相自传，或者也可以说，是以私人经验为基础所书写的历史与理论作品[法 迪迪埃·埃里蓬：《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巴黎：Fayard，1999）。]。但这部“自传”是不完整的。我还可以在反思自己整个人生轨迹的基础上进行另一种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因为我在20岁时选择离开我生长的地方并定居巴黎，同样代表着一次社会身份的逐渐蜕变。所以，不夸张地说，我的出柜经历，也就是我承认并肯定自己的同性恋取向的过程，正好与我走进另一个社会牢笼（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经历相重合，所谓另一个社会牢笼，即另外一种形式的乔装打扮，另外一种性格分裂，或双重意识（与众所周知的隐藏同性恋倾向的方式相同：对自己的行踪含糊其词，极少数了解内情的朋友也都守口如瓶；用几套不同的说辞应付不同的谈话对象和情境；不间断地克制自己，包括自己的动作、语调、表达方式，以免透露出什么，以免“出卖”了自己，等等）。在完成了几部思想史方面的作品（尤其是两本关于福柯的著作）后，我开始将创作矛头转向压迫与屈从的主题，我选择根据我作为同性恋的经历进行创作，对那些性少数人士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进行反思（这些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受到了怎样的侮辱），然而却选择无视另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我身体之中的某种东西，它可能并应该让我将关注点放在阶级关系、阶级统治，以及平民阶级对自身的阶级归属和阶级地位的主体化过程这些问题上。无疑，在创作《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少数派道德》（Une morale du minoritaire）或者《反叛者》（Hérésies）的过程中，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这些作品过于野心勃勃，以致超出了作品本身有限的研究框架。我试图在这些作品中对人类的羞耻感进行概括式的书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关于统治与反抗、屈从与主体化的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少数派道德》（副标题为“对于让·热内理论的延伸”）中，我试图将热内、茹昂多（Jouhandeau）[马塞尔·茹昂多，法国作家，同性恋者。——译者注]和其他几个作家的性歧视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社会歧视理论，鲍德温（Baldwin）[詹姆斯·鲍德温，美国黑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社会评论家。——译者注]、法农（Fanon）[弗朗茨·法农，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译者注]和夏穆瓦佐（Chamoiseau）[帕特里克·夏穆瓦佐，法国马提尼克作家。——译者注]的种族和殖民歧视理论相融合。不过这些不同方向的研究在我的论证过程中只是作为论据而出现，引用的目的在于让人了解在性取向方面成为少数派意味着什么，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后果。我试图通过调动其他研究方向中使用的方法，来扩大我的研究所覆盖的范围，然而，这些援引的理论毕竟只能充当次级论据和补充论据——它们时常需要扩展及其他论据的支持。就像我在英文版《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的前言中提到的那样，我试图将皮埃尔·布尔迪厄建立的阶级“习性”概念移植到性的领域：个体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下习得某种阶级“习性”，那么在社会上通行的性规则的约束下，是否也会习得某种性“习性”？如果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将阶级“习性”和性“习性”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关联的话，我在书中只探讨了性方面的主体化，而未研究阶级主体化的问题[这篇前言的法文版被收录在我的文集《反叛者——关于性向理论的研究》（Hérésies. Essais sur la théorie de la sexualité）（巴黎，Fayard，2003）中。英文版见《屈辱与同性恋的成长》（Insult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Self ）（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

回到兰斯后，我就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一方面不断提醒自己这个问题的分量，一方面又在否定它，在我的写作中不断否定，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否定）：我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也是我对于自己过去及现状进行思考的基本框架）是，我之所以与家庭决裂必然是因为我的同性恋取向，以及我父亲的、我成长环境中充斥着的憎恶同性恋心理；但同时，我是不是在用这样一种看似高尚而无可争辩的解释，来回避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因为想要脱离自己原本所处的阶级才离开家的”（与归因于同性恋的解释一样可能是真实的）。

在生活中，作为移居城市的同性恋者，我遵循着一条典型的轨迹：进入新的社交圈，通过深入同性恋圈子学习属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建立起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肯定；同时，我还经历了另外一条社会意义上的轨迹，即人们通常形容的“阶级的叛离”，而我毫无疑问是个“叛徒”，内心充斥着一种持续或间断、有意或无意的渴望，渴望远离自己童年及青少年所处的那个社会阶级。

当然，我在精神上依然属于我少年时成长的那个世界，因为我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当听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我就感到不适，甚至憎恨。我毕竟是在这样的阶级里长大的。对于群众的游行抗议、罢工运动，有钱有势的家伙们总是表现出不满，每当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会本能地感到憎恶。即便我万分努力地想要通过改变自己与原来的阶级脱离关系，工人阶级的本能依旧存在。但是也有例外，有几次，面对这种以阶级歧视为基础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在其引导下所发出的充满仇恨与轻蔑的言论，我没有予以还击；我的回应恰恰相反，时常与尼赞（Paul Nizan）笔下的安托万·布卢瓦耶很相似：尼赞在书中描绘了他父亲的形象，原本属于工人阶级，后来跻身资产阶级行列，每当如今的同僚对工人阶级出言不逊，他仍然觉得自己也连带着受到了攻击：“如果不贬低自己曾经的身份，怎样参与这样的讨论呢？[法 保罗·尼赞：《安托万·布卢瓦耶》（Antoine Bloyé）（巴黎：Grasset，1933），《红色系列》（Les Cahiers Rouges），2005，页207—209。]”每次我用消极的词汇“贬低”自己的童年，就会有一种无声的自责或迟或早地笼罩在心头，从来如此。

然而，我和我曾经所属、并在绝望之下奋力抽身的世界已经相隔万里。我得承认，虽然感到与人民斗争的关系格外密切，虽然在翻阅1936—1968年大罢工资料时内心充满政治理念与情感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我激动到发抖），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排斥工人阶级，实际上我也在践行这种排斥。“被动员的阶级”或者说“可以被动员的阶级”是理想化、甚至是英雄主义化的概念，它与构成这一阶级的，或者说有可能构成这一阶级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完全不同。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与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劳动阶级之间的直接关联。初到巴黎时，我还保持着看望父母的习惯，他们当时还住在兰斯的廉租房[一种地方政府建造，以低房租提供给低收入者的楼房。——译者注]，也就是我少年时期居住的地方（几年之后他们才搬至米伊宗）；有时，我还拜访住在巴黎的外祖母，当父母时不时来巴黎看望她时，我们就一起吃饭。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张饭桌上，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适：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以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像服苦役，它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至于我得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当读过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关于她的父母及他们之间“阶级差距”的作品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在那张饭桌上我经历了什么。她在书中完美地解释了这种不适感，即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老实讲，就在这种感觉出现几年之后，我便再也不能忍受它了。

所以说，我有两段相互重叠的经历。这两段重塑自我的经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从性规则以及社会规则的角度看，我都改变了自己。但是涉及写作，我选择将前者，也就是关于性取向歧视的部分作为研究目标，而非后者，即社会压迫的部分。而我采取理论分析这一写作方式，更是十足的背叛。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只融入了我部分的经历，而我另外一部分经历则很少，或者说完全没有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我不仅在现在的生活中选择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定义和主体化，也选择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同性恋男孩，一个同性恋青年，而不是工人的儿子。可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