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阶段，13或14岁时，我与一个同班男孩保持着密切的友谊，他是城市里大学教师（虽然是初级的）的儿子。说我当时爱上了他并不过分，这是一种属于那个年龄的爱。但因为我们都是男孩子，所以显然我不可能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感觉（这是青少年时期——同时也适用于其他人生阶段——同性恋情愫中最让人痛苦的部分：我们不能向同性表达自己的爱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定的交往地点，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日常的规则完全翻转了，只要我们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而且我们处于造访这些场所的年纪）。我写到“不可能向他表达”这些感受。当然了。但首先，这种表达是对我自身状态的形容。我那时太年轻了，当时（在今天仍旧如此），整个社会文化的组织方式都使得我们在这个年龄不会具有可供我们理解这种超出“友谊”范畴的强烈爱慕情绪的参照系、参照形象和话语体系。一天，音乐老师要求学生们辨认他放给我们的一段音乐，我惊讶地看到这个男孩在音乐放了几个小节之后就举起手，得意地回答道：“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而对我来说，这门课程只是一个笑话，这种音乐让我难以忍受，我从来不会觉得创作嘲笑它的段子是件困难的事，但此时的我，首先想要取悦他，于是我面对这一发现哑口无言。他所了解和喜好的，恰恰是我觉得只能作为笑料和排斥对象的东西，是我家里人称之为“高雅音乐”的东西，每当收音机里恰好播放它们时，家人便急匆匆地关掉它并说道：“又不是在祷告。”

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却很平庸。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我和他之间的社会差距。他和家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优等社区，那是一栋很大的住宅。去他家时，我被震慑住了。我不愿让他知道我住在城郊的新建社区中，每当他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我总是含糊其词。然而有一次，也许是因为好奇我住在哪里、什么地方，他在没有提前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来敲我家的门。虽然这一举动是友好的，虽然我应该将之理解为他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但我仍然感觉受到了侮辱。他有年长的哥哥姐姐在巴黎读书，在家庭环境的浸染下，他在谈话时经常提到电影人和作家们的名字：他和我谈论戈达尔的电影，贝克特的小说……在他身边，我感受到自己是如此无知。他让我知道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欣赏它们。他让我着迷，我渴望变成他的样子。于是我也开始在谈话中提起戈达尔、贝克特，虽然我从没看过戈达尔的电影，也从没读过贝克特的书。他很显然是一个优等生，但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无意全情投入到学习生活中，我也试图上演同样的戏码，但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学着作弊。我装作学富五车的样子。真相重要吗？只有我尽力为自己营造的那个外在形象才是重要的。我甚至模仿他的书写方式（我的意思是，他的书法），直至今日，我书写的信函依然会透露这段距今久远的关系。这段关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才刚刚看到它的模样，就失去了它。当时是1960年代末，这一时期在我们两个年轻的灵魂之上印下深刻的、却截然不同的烙印。他热爱凯鲁亚克，喜欢弹吉他，认同嬉皮文化……而我，深深被1968年五月风暴和政治反抗运动所影响：1969年，刚刚16岁的我成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在接下来的几年，这一身份成为我主要的生活方式。我保持这一身份直到20岁，它也让我开始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而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经历，因为是它将我引向了哲学之路。

然而这段友谊，以及这个男孩给予我的帮助，在不经意间，对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开始，我的阶级“习惯”让我反抗学校文化，反抗学校强加于人的纪律。我喜欢大吵大闹，不听话，这股不可抵抗的力量毫不费力地使我走上了彻底叛逆的道路。而他则完全相反：文化就是属于他的世界，一直都是。他写小说——幻想类小说，我想跟他走同一条路，也开始写小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我也决定起一个。当我告诉他时，他嘲笑我，因为我的名字完全是杜撰的（过分雕琢而且荒唐可笑），但他的笔名由他的中间名和他母亲原来的姓氏组成。我无法与之媲美。我不断地被抛至比他低级的位置。他总是不自愿、不自知地对我很残忍。我之后总是遇到相似的情况：在交流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反应展现出来的阶级性，无非就是社会结构和阶层现实化的结果。友谊也不能很成功地逃脱历史的负担：一对朋友，就是两段社会史试图共存的过程，有时在一段关系的发展中，即便它很短，也是在阶级“习惯”的惰性作用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伤害。即便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和话语并不具有很强攻击性，也没有故意想要伤害对方，上述事实依然成立。比如，如果我们成长于资产阶级或者只是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就会经常被假定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就像异性恋人群总是在谈论同性恋，但他们没有想过这些他们谈论的人可能就是他们曾嘲笑和中伤的弱势群体，也如同资产阶级成员同别人谈话时会摆出一副自己有和他们同样的现实和文化经历的样子。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这样的假设本身就是对你的挑衅（即便这使你感到愉快，并在你心中唤起——这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的状态——一种骄傲，你感到自己“被看作”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一个资产阶级孩子）。这一状况有时出现在最亲近、最长久、最信任的朋友关系中：当我父亲去世时，我对一个朋友（一个继承遗产的人！）说我不会参加葬礼，但我还是应该回到兰斯看望母亲，他说：“是的，公证人打开遗嘱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应该在场。”这句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出的话，如此深切地提醒我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即便是在朋友之间。“打开遗嘱”！天哪！什么遗嘱？说得好像我家人有写遗嘱并托付给公证人的习惯似的！再说，要让人继承什么呢？对于平民阶级，各代人之间不会有什么东西要传承，既没有价值观念，也没有财产，没有别墅，也没有公寓，没有老家具，也没有值钱玩意儿[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纽博特街33号》（Newport Street 33）中提到相关内容。]……父母亲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积蓄，那是年复一年，勉强在存钱箱里攒下的。而且不管怎样，母亲认为那应该属于她，因为那是她和父亲共同从他们的收入中抽取出来，以备不时之需，“存起来”的。想到这笔钱，他们的钱，会落在除她之外的人手里，即便是自己的孩子，她也会觉得这不可理喻，无法忍受。当银行告诉她他们共同账户上的这几千块钱应该被分给孩子们，只有一小部分会分给她自己的时候，她口吻中带着愤怒宣称：“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钱！我们省吃俭用攒下来这点钱是怕以后万一用得着……”最后她只得让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来证明这份“遗产”归她所有。

仍然是那个只在高中短暂交往过的男孩赋予我对于阅读的兴趣，改变了我与文字的关系，这种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一开始只是闹着玩儿，后来则变得越来越真实了。从根本上讲，试图探索一切的热情和渴望最为重要，具体的内容会随之而来。多亏这段友谊，我本能的对于学校文化的反叛（它来源于我的社会出身）没有简单地演化为对文化的拒绝，而是转变为对所有与前卫、激进、智性相关的东西都充满热情（一开始，杜拉斯和贝克特吸引我，但萨特和波伏娃很快就取代了他们在我心中的至上地位，以至于我必须亲自见到这些作家并阅读他们的著作。我喜欢他们通常是因为我在某份请愿书的名单中发现了他们，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和之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在1969年《毁灭吧，她说》（Détruire dit-elle）刚出版时就买下了它，当时Minuit出版社版本的封皮给我一种奇妙之感，后来我又爱上了波伏娃的回忆录）。于是我毫无过渡地从儿童时期的阅读习惯——“玫瑰色书房”的“五人俱乐部”系列丛书，在我进入高中之前，里面每一册书都让我享受——跨越至怀着热情阅读现代文学和理论书籍。我掩藏着我对文化、经典著作的无知，我掩饰这一事实：我几乎没有读过我的同龄人读过的书（《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我怀着优越感和对他们的鄙视，嘲笑他们过于保守：他们则将我看作“冒充高雅的人”，而这件事显然让我很开心。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文化，同时也发明了一种个性和人物形象。

那个给予我如此之多的男孩后来怎样了呢？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几个月之前上网做了调查。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却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他一直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似乎因为成功地改编过几张专辑而在音乐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也就是说没什么遗憾了：少年时期的友谊早已结束，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毕竟，这段关系只持续了三四年。而且我猜测，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并没有对我来说重要。

我在学业上的选择也带着弱势阶级的印记。对于应该选择哪些方向，我们完全不了解必要的相关信息，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优等学科的策略：我选择的是文科，而实际上理科才是更好的选择（当时的优等班级是理科班，不过我确实在三年级时就放弃了数学，而对“文学”更感兴趣），我在五、六年级时古希腊语非常出色，但四年级时放弃了古希腊语的学习，我说服自己这没什么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个男孩决定放弃这门课，而我会通过他的选择来判断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我把和他留在一个班级当作首要目标——只留了拉丁语，但我对它的兴趣也越来越淡；不过也有一次，我与我的“指路明灯”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我将西班牙语选为我的第二语言，而没有选择德语（资产阶级的孩子以及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的选择）。从学习成绩上看，西班牙语班级集合了学校中最弱的学生，从阶级构成上看，它尤其集合了来自弱势阶级的学生（统计数据显示，这两个因素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这个选择并不是预兆，而是一次直接的淘汰，它意味着或早或晚脱离教育体制，或者说它是一种抛弃（reléguation），它将人们弃至这些以“教育大众化（démocratisation）”为名建立的、低能收容所式的学科，显然，它带来的结果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陷阱。当然，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这些，我只听从自己的喜恶。我被南方、西班牙所吸引，所以想要学习西班牙语。（就在最近，当我嘲笑母亲想象自己与安达卢西亚有血缘关系时，母亲提醒我：“但你也是这样的，虽然你没去过西班牙，但你小时候老是提起那儿。这其中肯定有原因。”）德国和德语带给我一种深深的不悦，甚至是厌恶。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是在阅读尼采，了解《看这个人》（Ecco homo）和《瓦格纳事件》（Le Cas Wagner）之前就是一个尼采信徒了：将地中海作为地平线，用温暖对抗寒冷，用轻盈对抗沉重，用活泼对抗严肃，用午间的愉悦对抗夜晚的忧伤。我认为我做出了选择，事实上，我是被选择了，或者说我被那些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东西选择了。当一位文学老师表示出对我学业的担忧时，我意识到学习西班牙语这个选择让我进入了一个二流学科，并迫使我每天和学校中的不良分子混日子。不管怎么说，我很快明白了，我选择的这条路，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社会身份的人，而不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学习成绩的人（这意味着，一个平民阶级的孩子哪怕成绩优异，也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良的道路，也就是说，总是与优秀——既是社会意义上的，也是学业意义上的——有一段距离，相比之下总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我进入了“文科”毕业班。可惜，那时我接受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是令人痛苦的，甚至是可笑的：一名年轻但无趣的老师，刚刚获得中学师资合格证书（CAPES），他在课上介绍各种概念。有一次，他认真地在课上给我们分段听写：“小写a，贝格松的论文，小写b，……的论文。”关于每个主题，他会给我们读他的资料卡片，并提供一些说教式的乏味总结和一些他自己也许也只是从教学手册上了解到、但没有读过的著作。他丝毫没有问题意识，于是真正重要的部分便消失了。这些内容没有任何意义，他自己也很难对之提起兴趣。他欣赏并向学生们推荐一些可笑的书籍（他借给一些同学路易·鲍威尔的《魔术师的早晨》，和一些类似的荒谬书籍！）。我渴望学会思考和研究，我本打算充满热情地学习，但扁平而老套的教学方式堵住了我的热情。现在轮到你们来厌恶哲学了。我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老师：他的热情会带动整个班级，他让学生永生难忘；他会给同学们介绍许多作家，于是学生们开始狼吞虎咽地阅读他们的著作。不，什么都没有，如果不能说只有无聊，至少可以说是没有色彩。只要有机会，我就翘课。对我来说，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援引过的作家们。通过阅读马克思，我开始对哲学思想史充满热情。我读了很多书，于是在中学毕业会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他学科也是同样的情形（历史课上，老师向我提问关于斯大林的问题，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什么都知道！），通过考试对我来说没有困难，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被搞得一头雾水。

后来我报了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我还需要选择一个专业，我在英语和哲学中间摇摆不定。后来我选择了哲学，这一选择符合我想象中自己的形象，也将自此占据我的生命并塑造我的人格。无论如何，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成为“哲学系学生”让我内心充斥着天真的喜悦。我不知道有高等商学院（grandes écoles）预备班，或是文科预科一年级（hypokhâgnes）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khâgnes），也不知道高等师范学校的竞赛招考。在我读毕业班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事实并不单纯只是这些机构过去，而且现在依然（甚至可能更甚）不接收平民阶级出身的学生，而是这些学生甚至不知道有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所以问题并不止在于我一个人。当我听说它们的时候，我已经进入大学了，我当时认为（多么无知！）我要比那些学生优越，他们在我眼里是一群奇怪的人，竟然在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依然留在高中学习，“进入大学”才应该是所有学生渴望的事情。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学校中有等级的存在，也没有掌握正确的选择机制，所以我的选择是最具有反作用的，是一条死胡同，与此同时，我还在惊喜于自己的选择，那个知情者们小心避开的选择。事实上，弱势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遗弃的过程是漫长的，淘汰是许久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变的：它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结构的位移[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隔》，页145。]”。人们使用“民主化”这一词所描述的，是一种结构的位移，在位移过程中，结构除了外表发生变化之外，事实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状态，几乎与之前一样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