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用一种深思熟虑之后才宣布决定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可以帮你付两年的学费，之后，你就得工作了。两年已经不错了。”在她眼里（父亲也一样这么想），进入大学学习到20岁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外省大学中学习文科只是——或者说在那时几乎已经是——一条被遗弃之路了。但我当时知道，两年的学习时间对于要找到一条职业出路来说太短，因为要三年时间才能拿到学士学位，四年才能拿到硕士学位。这些文凭的名称让我感觉棒极了，我不知道它们已经开始失去几乎所有价值。但因为我想成为中学老师，要参加中学教师招聘考试，也就是中学师资合格证书和教师资格会考，就必须拥有大学文凭。而且，我不能那么快就离开大学，因为我已经开始对哲学产生强烈的热情。这个哲学当然不是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个陈旧、无趣的哲学，而是我自学的哲学，在当时来说，主要是萨特和梅洛·庞蒂。我还对东方国家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les marxistes humanistes）颇具热情，尤其是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他的著作《具体的辩证法》（La Dialectique du concret）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吸引力，虽然已经不记得这本书的样子，但我记得我是如此喜欢它以至于在两三年间从头到尾读过数次。我还欣赏我读到的第一本卢卡奇（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ire et conscience de classe）〔我不能接受第二本《理性的毁灭》（La Destruction de la raison）〕，还有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以及其他几位拥护开放式而非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如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他是一位被当代人遗忘的社会学家（这种遗忘可能是错误的），但他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隐藏的上帝》（Le Dieu caché）和《人文科学与哲学》（Science humaines et philosophie）在我看来是诸多社会学著作中的高峰……我的论文中充斥着对这些作者的引用，这对当时审阅论文的具有反动倾向的老师们来说似乎非常不礼貌〔他们中有两位共同签署过一本叫作《堕胎是一种犯罪》（Un crime, L’avortement）的书〕，就像其中一位老师对我说过的一样，他们确定我远远不是他们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但他们在发回论文时会附加“有原创性的思考”这样的评语，不过他们只能将分数限定在10分（20分满分）之下——于是我习惯了这个10分。有时，如果我想玩一下，在文章中引用拉韦尔（Lavelle）、内东塞尔（Nédoncelle）、乐赛尼（Le Senne）或者其他老师们偏爱的作家，足够幸运的话我能获得12分。我只能靠复现哲学史获得青睐，即便我所还原的柏拉图和康德总是让老师们觉得带有浓重的我热爱的思想家们的痕迹。

当我进入哲学系（这里被一种懒散和令人气馁的麻木所笼罩，与校园中其他学科生机勃勃的景象彻底相反），我就进入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里，外界的声音和色彩似乎都被禁止了。这里，时间凝固了，只有永恒的静止：在这里，1968年五月风暴，以及伴随这场大型反抗运动的社会、政治、理论批评都不曾存在。当时的我渴望学习和发掘历史上及当下的思想，把握它们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但事实是我们被那些平庸而冗长的对于作者和文章的解释压垮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来获得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比那些拿着工资、应该向我们揭示这些内容的老师们更好地把握这些作者和著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透露着教育系统的本意，而这是从最凄凉最恼人的意义上讲的。当时，全法国到处都在新建大学，我认为人们在新聘教师时并不太注重质量。这一行为被证明是打击人心的：学生数量逐月递减，我在第一年结束时也险些被这场退学潮席卷。事实上退学潮只是一个更普遍现象的放大版，相同点在于，相当一部分坚持到大学的出身平民阶级的学生，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需要自己安排学习生活，在经过高中的约束后，他们并没有养成勤奋的习惯，再加上家人不会给他们压力使其继续读书，相反地，淘汰机制会很快在他们身上生效，这一机制的主要原理就是将缺乏兴趣和自动放弃作为离心力。

我曾经历一段不确定时期：一年级结束时，我通过九月份的补考才最终通过考试。这让我感到惊恐。我决定坚持下去。但面对我前文中提到的老师们所代表的某种大学的平庸，我产生一种感觉：尼赞（Nizan）在书中描绘过1920年代和1930年代索邦大学的老师，他“面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看门狗感到愤怒”，每想到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可乐。但情况并不相同：尼赞如此残酷批评的哲学家们是一些聪明而优秀的教授，他们设法加固这些统治阶级的年轻人对于保持既有规则的愿望。但我的老师们！他们没什么才华，只会重复知识并抽离它们的实质使之变得无用，他们也没有能力对任何东西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没有传达给学生任何东西，而这些学生，也是一些没有任何机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进入统治阶层的人。什么都没有！除非其中某些学生会有欲望观看和阅读其他东西，即便他们只拥有这样的老师，即便这意味着与老师对着干。

显然，构成我思想视野的那些东西对于我的老师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会导致一些离奇可笑的事情。例如有一天，当我在报告中提到弗洛伊德时，老师提出异议说他“将一切都归于人类最低级的本能”。还有一次，我提到了西蒙·波伏娃，我被同一位老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是哲学系的主任）打断，他用生硬的语气说道：“您好像不知道波伏娃小姐并不尊重她的母亲。”我想他将波伏娃称作“小姐”（然而这是多么美的称呼）是想要暗示《宁静而死》（Une mort très douce）！对于他指称波伏娃著作（讲述了她母亲的死，以及生）的方式，我笑了好几个月。

我们有权上关于普洛丁（Plotin）和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课程，但无权了解斯宾诺莎（Spinoza）、黑格尔（Hegel）或者胡塞尔（Husserl），似乎这些思想家从未存在过。至于“现代哲学”，课程便止于存在主义（有一名老师在一门学理性很强但信息量很大的课上讲述了“伯格森与存在主义”，展示了所有萨特对于伯格森主义的援引）。在哲学系的四年中，我从未听过关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杜梅齐尔（Dumézil）、布罗代尔（Braudel）、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拉康（Lacan）等人的内容，然而他们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是公认的，更不用说其他的作家如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尔特……他们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一切是发生在巴黎的事情，而过去我们是在兰斯。如果我们住在距离首都哪怕只有150公里的地方，我们与智性活动（la vie intellectuelle）之间就会存在一道鸿沟，“二战”结束后，智性活动在首都的发展密度已经变得无可比拟。我知道，从根本上讲，我青年时对于哲学的热情与我外省的地域出身以及阶级出身相关联。我选择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事实上是由我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如果我的大学生活在巴黎度过，或者至少离中心地带（新兴思想与理论生发并受到鼓舞的地方）更近一些的话，我的兴趣点可能会落在阿尔都塞、福柯，或者德里达身上，并且会带着轻蔑看待萨特，因为我之后发现这是巴黎圈中的规矩，在这里，人们更喜欢梅洛·庞蒂，认为他更严肃，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没那么出名（阿尔都塞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然而我今天仍然认为萨特远比梅洛·庞蒂更为有力和新颖，梅洛·庞蒂更是一位教师，一位非常古典的大学教员，再者，在他尚未与萨特决裂时，他的理论在很长时间内都来自萨特理念的启发。更笼统地讲，我会更加执着于跟随现代理论中那些最新成果的步伐。但身处当时当地，我只笃信萨特。他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就是神圣的萨特。再度回首，我并不为这段过往的痴迷感到遗憾，我更希望自己曾是萨特的信徒而非阿尔都塞的信徒。此外，在经历过这些最初对于理论的热爱许久之后，在我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存在主义”的倾向还是会在我的内心被唤起，这时，萨特会与我之后阅读的福柯和布尔迪厄相遇、融合。

但为了继续热爱我心仪的思想家，当时的我必须先赚钱谋生。当时有许多学生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养活自己。如果我不想让自己对于学术的渴望被经济条件（现实的基础）构成的铜墙铁壁彻底拦下，我就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的家庭情况每天都在提醒着我这一点。

但一起偶然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知道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想法致使我做出尝试。大学二年级结束时，我报名并通过了IPES考试〔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学教育师范学校（Institut pédagogique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但我并不确定〕。笔试内容是一道综合论述题和对一篇文章的评论。今天，我很难回忆起论述题的题目了。需要评论的文章则是一段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Le Monde comme volonté et représentation）的摘录。当时我刚读过几部尼采的著作，尤其包括他与叔本华之间关系的内容，怀揣着这些刚刚获得的知识，我很轻松就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他候选人也许被这一陌生而晦涩的段落难住了，没有取得好成绩。成绩公布时，我惊喜地发现录取名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作为唯一一个进入复试的候选人，我还须通过两次口试，但基本已胜券在握。我的社会学成绩只有中等，但外语考试中（我选择了英语），我毫不费力地准确翻译了马尔库塞（Marcuse）的一篇文章，在对文章的评论中，我讨论了他关于萨特的个体“原子化”概念的意见，获得负责面试的英语系老师的表扬，并获得了很高的分数。于是我克服阻碍，将要成为一名“预备老师”：我至少可以领取两年的工资，如果我的硕士论文获得足够高的评分，领取工资的期限甚至可以长达三年（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最让人惊讶的是，在整个学习期间，学生不需要付出什么：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通过招考（中学师资合格证书和教师资格会考），此后就必须在学中任教至少十年。但当时岗位数量十分有限（我曾两次参加中学教师资格会考，第一年名额升至16名，第二年名额为14名，但候选人有一千多人），所以我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职位。要获得职位，反而需要（从那时到现在，这点没有改变）先从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我的失败是早已注定的。之后我才明白这一事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一新的境况最大的意义，以及它带给我的快乐在于：我可以获得一份工资，以此来继续我的学习之路。

我在银行开了户，一收到钱，便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虽然父母并不情愿我这样做，他们希望我继续与他们同住，“上交工资”。母亲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既然过去他们一直供养我，我为什么会一有能力养活自己便离开家庭，而不是反过来帮助他们。这件事一定很困扰她。她犹豫过，这是肯定的。但即便我当时仍然未成年（21岁成年），即便她对此很气愤，她也没有试图阻止我。不久之后，我决定前往巴黎居住。当时我20岁，内心充满幻想。我为波伏娃的回忆录以及书中提及的一切着迷，我渴望身处那些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光顾的场所，还有她说起的那些街道，她描绘过的那些社区。现在我明白，那属于一种英雄传奇，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神秘化的视角。但这个传奇使我惊叹，使我着迷。事实是，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以及他们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拥有一种磁性，使人想要加入那个思想者的世界。我们崇拜大人物，我们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热望着参与到这项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将某个知识分子作为对未来自己的想象，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写书，可以在激情澎湃的讨论中与他人交换思想，我们希望自己涉身政治，既在实践层面也在理论层面……可以说，西蒙·波伏娃著作的影响，以及自由地作为同性恋者生活的渴望是我移居巴黎的两个主要原因。

我当时仍然是兰斯大学的学生，因为我领取的工资由这所大学发放，所以我几乎每周都要回学校上课，或者可以说是签到。我是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的。我的论文内容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想中的我和他人”，在论文中，我讨论了萨特早期著作，包括《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还探讨了这些著作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我没有保存这篇论文，如今对它的内容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我记得，在引言末尾，我批评了结构主义，并提到了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福柯的《词与物》，我当时认为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否认历史”。我当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者的著作，但我表达了那些对我影响至深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共有的主张，特别是吕西安·戈德曼和萨特，其中萨特不断地通过肯定主体的自由性（la liberté du sujet）来反对结构主义思想，他在1960年代将主体自由性重新命名为“实践（praxis）”，通过这一重新命名，他试图重新提出（保留）《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哲学原则，使之与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相调和，也就是为历史决定论留出一席之地的同时保留这一本体论：意识可以彻底摆脱（也就是“虚无化”）历史的束缚、系统逻辑、规则、结构……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位，同时，得益于中学教育师范学校（IPES）多出的一年，我离开了这所在当时显然属于第三区域的大学，并进入索邦大学（巴黎一大）攻读DEA[研究型硕士文凭，可视为博士预备班。——译者注]（大学第三阶段课程），同时准备教师资格会考。因为一些我今天已经无法回忆起的原因，虽然兰斯大学一直向我发放补助，但我已经不需要再回到那里了。也许是因为DEA属于论文准备的第一年，所以学生不再遵守“学区分配”的地理限制。这时我已经来巴黎两年，我终于有机会也成为一名巴黎的大学生……兰斯已经成为过往。我没有理由再回到那儿。我后来便没有再回去过。我的生活已经巴黎化。当时的我很幸福。在索邦大学，我遇到一些优秀的，甚至是极出色的、令人叹服的老师。兰斯的老师与他们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在两三年间，我以不间断的方式参加了几个老师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在这时，我成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需要赶上进度（我可以通过与那些和我坐在同一阶梯教室的同学相比较来估计这一进度），我把时间花在阅读上。可以说这是被延迟的哲学教育。我毫无保留地沉浸其中：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重新变得生气勃勃，而且我终于可以认真理解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了……

DEA期间我的学习很顺利，我的论文主题是尼采和语言（我是如何写的？我不记得了。我不确定我是否还留着论文副本）。而后，就像注定的那样，我没有通过教师资格会考。我并未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之前就明白自己没有达到这一水准。

之后我投入到论文的准备当中，我选择研究历史上的哲学家，从黑格尔到写下《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的萨特。那时我没有想到去研究福柯和《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但我不想，也没有想到要读这本书。不过在不久之后，我阅读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第一本书，以及福柯的第一本书（已经得到公认）。我的理论世界开始晃动。而萨特，顺理成章地，被推至我思想的一处角落，最后在经过大约十五年的内心煎熬后，终于消失。但在当时，为了很好地实施我的论文计划，为了可以第二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在DEA这一年结束时我没能通过资格考试，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接收工资，所以需要赚些钱养活自己。我成为一间位于雷恩街的旅馆的守夜人，每周工作数次（我清晨八点从旅馆出发直接前往索邦大学上课，下午再回来睡觉。这很是累人，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只坚持了几个月）。之后我找到一份夜班工作，工作时间是18点至午夜。地点位于近郊，工作职责是维护电脑，当时电脑的样子像高高的金属壁橱，我的工作就是维护那些在机器中轰鸣着的，被存贮在那些像电影胶卷盘一样大的磁条中的数据。午夜时，我得赶到火车站搭乘最后一班回巴黎的列车。这份工作没什么意思，但至少我有时间读书，我把这些关在办公室里的时间用来认真研读需要阅读的作家（我能回忆起那些整夜整夜阅读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日子）。当我第二次在教师资格考试中落榜时（虽然笔试成绩很高），我沮丧极了。在有可能成为中学教师这样的希望的支撑下，我在这场考试中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希望，但这些都没用。国家教育机构不愿接受我作为中学教师——于是我便免除了在教育体制中服务十年以上的义务，因为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份“助理教师”的岗位，也就是非正式的候补教师。我也没有办法继续深造以便进入大学工作，我明白这一显然的事实：只有“遗产继承者”，或者在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方面均属优越者，才能选择这一职业方向。我试图逃离自己的社会阶层，但这次它再次将我擒拿：我必须放弃自己的论文写作，放弃学术志向，放弃所有与这一志向相关的幻想。我所否认的、关于我身份的事实重新浮出水面，相应的社会规律再次作用于我：我应该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但如何寻找？寻找怎样的工作？我这时发现文凭的价值与个人社会身份紧密相关：我的DEA教育经历没能让我像其他人一样通向获得博士论文的道路，因为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必要的经济条件保证生活（如果一定要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坚持写论文，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不止如此，我在这里揭露了一个事实，因为这事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所以无须再推迟对它的揭露：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家庭的帮助、人际关系、信息网络等因素都将影响文凭在工作市场中的价值。说到社会资源，我得说，当时我几乎没有。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当时完全没有社会资源。我也不掌握相关信息。所以，我的文凭没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很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