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颁发这一奖项时，我应该发表一段正式的演讲。当人们询问我演讲的题目和内容时，我决定以批判的方式重读那些使我获此荣誉，并将我带至这场典礼的旧作。我想反思我们利用当前社会中即有的理论与政治范畴来重建历史的方式。我首先提到父亲的去世，然后是我与母亲共同翻看旧照片的时刻，以及我看到每张照片时重新记起那个过去生活过的世界……在描述过我作为工人儿子的童年生活之后，我自问，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没有欲望要反思这段历史，或者在这段历史的基础上来思考问题。我引用了一段安妮·厄尔诺的访谈，这段内容让我很有感触：当被问到布尔迪厄的著作对她的工作有何影响时，她讲道，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她曾在自己1962年的日记中写道：“我要为自己的出身雪耻！”这里的意思是，她要为自己作为“被统治者”的社会身份雪耻。对于如何实现这一计划，她还在犹豫。几年之后，在68运动时，她读到《继承者》（Héritiers），勾起了她个人经历和教育经历中的痛楚，这本书对于她来说就像“一道秘密指令”，告诉她“沉入”自己的记忆，“书写在自己阶级身份提升的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羞耻，等等”。

就像她一样，在政治运动以及伴随它发生的理论界大动荡的背景中，我感到有必要“沉入”自己的记忆，通过写作“为自己的出身雪耻”。但这里说的是另外一种出身，所以我探索的也是另外一片记忆。因为集体运动为个体提供了将自身建构为政治主体的方式，所以集体运动同时也为个体提供可供理解自身的概念范畴。这种阅读自己的方式当然会被用来分析现在，但也会被用来分析过去。政治与理论的范式可以给人们提供看待自己的方式，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人的记忆：我们以现代政治为坐标来回望历史，对统治与压迫的方式进行思考，对自我的改造和抵抗行为进行思考（无论这些改造与抵抗是自觉的还是日复一日的无意识实践）。这种记忆框架（政治的）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作为孩童的我们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童年。

但是，哈布瓦赫（Halbwachs）已经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集体记忆（也就是我们所属的团体的集体记忆，或者我们因为认同从而参与建设的团体的记忆）是个体记忆的前提条件，那么下列事实也同样真实：每个个体会属于多个集体。这种现象有时是相继的，有时是同时发生的[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记忆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s）（1925）（巴黎：Albin Michel，1994）；《论集体记忆》（La Mémoire collective）（1932—1938年手稿，由Gérard Namer出版社出版）（巴黎：Albin Michel，1997）。]。这些团体有时会相交；它们总是在不断演变，不停地改变形态。集体记忆也是如此，而且，与之相伴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是变化着的。它们产生于多样、异质的时间和空间中，想要让它们变得整齐划一，或者通过宣布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来对之进行分级的尝试都将徒劳无功。总之，安妮·厄尔诺于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空壁橱》（Les Armoires vides）不仅提到她童年及少年时期的社会环境，还讲述了一位20岁少女的创伤性经历，一次非法堕胎[法 安妮·厄尔诺（Annie Ernaux）：《空壁橱》（Les Armoires vides）（巴黎：Gallimard，1974）。]。在她生命中的某一时刻，一个写作计划在她内心萌生，也就是回顾所有她过去“认为是耻辱所以深藏起来”的一切，而这一切如今变得“值得被重新回忆”；当她后来在《那些年》（Les Années）中回忆这一时刻时，她特别强调了那些“洗去耻辱印记的记忆”为她勾勒了一个文学、知识以及政治的前途，她可以在未来重新解读自己各个阶段的轨迹，以及她个性的不同构成维度：“为女性获得合法堕胎权而抗争，反抗社会不公，以及理解她自己是如何变成今天的她，这些事情对于她来说是同一回事[法 安妮·厄尔诺（Annie Ernaux）：《那些年》（Les Années）（巴黎：Gallimard，2008），页121。]。”

1960到1970年代，当时我在读书，马克思主义或者至少是左派统治了法国思想界，其他类型的“斗争”似乎都变得“次要”，甚至被称作“小资产阶级分散大众注意力的伎俩”，他们想将注意力从“真正”的战斗，唯一值得关注的战斗，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战斗上面移走。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这场运动（它强调了所有马克思主义搁置的问题，如性别、性向主体化，以及种族相关的主体化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局限于阶级压迫）提出了其他出自社会经验的问题，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阶级压迫的问题。

但为什么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战斗方式来对抗不同的压迫机制？如果说我们所在的位置处于多个社会宿命的交叉处，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多个“身份”，多种受奴役的方式，为什么我们在知道任何运动最初和首要的原则就是造成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定要只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我们政治主张的核心出发点呢？是否正是那些将我们建构为政治主体的理论与主张没有赋予我们建立起包罗万象的理论与主张的能力，没有赋予我们将所有压迫的领域、所有统治的形式、所有来自低等身份的召唤、所有面对侮辱性称呼而产生的羞耻感等全部包容进理论场域和实践场域的能力？我们的理论是否可以使得我们准备好接受所有新的运动（新的运动指关于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新问题和我们从未听过、从未预料到的新主张的运动）[迪迪埃·埃里蓬于2008年4月9日在詹姆斯·罗伯特·布鲁德纳纪念奖颁奖典礼现场发表的演讲：《叛逆的孩子：一种属于国民的政治理论》（The Dissenting Child: A Pilitical Theory of the Subject）。]？

这次在耶鲁大学的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时我处于一段新旅程的关键时刻。当时我刚刚宣布自己决定重新拾起那本我在父亲去世不久之后开始创作（我当时立刻决定将书名定为《回归故里》），但没几个星期之后就放弃了的书（当时我感到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我开始疯狂地阅读所有可能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资料。我知道这样一个计划（关于“回归”的写作）只有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很好地完成，我应该将之（媒介）称为过滤器、文化参照：文学的、理论的、政治的……这些参照帮助我思考并组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它们尤其中和了过重的情感负担，如果在没有这层过滤系统的情况下直面真实，我将不堪重负。但我向自己保证，除非我完成了最后一章，否则我不会阅读雷蒙·威廉斯的《边境乡村》（Border Country）[英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边境乡村》（Border Country）（1960）（Cardigan：Parthian，“The Library of Walse”，2006）。]。我预感到他的著作会给我施加过重的影响。所以我等待。今天我完成了写作，也读完了那本书。书中“情节”起始于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得知自己的父亲心脏病发作，将不久于人世。他赶忙乘上火车。故事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从他作为威尔士平民阶级孩子的童年生活，到他在举行丧事之前回到家里，中间部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远离自己的出身之地，以及他因此必然感受到的痛苦和羞耻，以及他在“回归”之后感到必须在精神上重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

在故事的中段，我们当然看到，他在父母的支持下，离开家庭去大学读书，而他的父母也深知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只会以儿子的离开为结局。在最后一页，主人公明白，他不可能再“回归”，不可能消除那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隔阂。我们至多可以通过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与自己和解，与自己曾离开的世界和解。他以非常节制的方式宣称，他“度量了这距离”，而且，“通过这种度量”，“我们结束了自己的流亡”。

他说得有道理吗？我不能准确判断。我知道的是，在读到小说的结尾，也就是儿子得知父亲（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与他重新建立那消失的，或者只是被忘却的情感连接）去世时，我的双眼噙满了泪水。我要哭了吗？为什么而哭？为谁而哭？小说中的人物吗？还是我的父亲？我很伤心，我回忆起自己的父亲，遗憾没能再见他一面。遗憾过去没有试图理解他。遗憾过去没有试图和他沟通。事实上，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

几年前，由于我再一次没有了稳定和充足的收入，于是很自然地想办法进入法国的大学工作。我的著作和我在美国的教学经验给了我进入大学的资格。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我重新来到这片空间，这片我在1970年代末因为社会身份不够格而被迫离开的空间。今天我成了这里的教师。当我告诉母亲我获得了这个职位，她激动地问道：“你做什么科目的老师？哲学吗？”

“是社会学。”

“这是什么？它是关于社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