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我，是两段历程交错影响的结果。我来到巴黎时抱着两个期望，一个是自由地作为同性恋生活，一个是成为“知识分子”。实现第一个计划并不是非常困难，但第二个计划却落空了：在我成为中学老师的努力以及完成博士论文的努力失败之后，我处于失业而无望的状态。我被同性恋亚文化提供的资源所拯救。同性恋社交场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阶级混合的场所，我们会在这里遇到我们在其他场合不会遇到的人，其中既有属于其他阶级的人，也有来自遥远地域的人。这使得团结一致与互帮互助成为可能，这一现象与前文中提到的“文化传递”一样，只有在它们实际发生的时候，才能被直接地经历和感知为它们本身。在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社交场所（圣母院后面的公园）中，我曾认识了一个男孩。当时我25岁。我不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很难接受这一明显的事实：我必须放弃我从进入大学开始就天真地幻想的自己将来能够生活其中的乌托邦。当时的我漂浮不定、犹犹豫豫、满怀焦虑。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天晚上，这个男孩请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家里吃饭，她在《解放报》（Libération）工作，这是一份诞生于1970年代初期、在萨特和福柯的支持下创立的期刊，属“战斗”一派。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之后再次见面，她向我约稿……面对这个出奇的机遇，我固执地把握住了它。就是这样，我渐渐地成为记者。更准确地说：文学记者。我写书评，做采访（我的第一次采访是与皮埃尔·布尔迪厄谈论他的《区隔》：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这一职业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未料到的进入知识分子圈的方式。我从未在少年时期或者大学时期做过这种幻想。但这和我的梦想很相似。我经常与出版商吃午饭，或者拜访作家……很快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起友谊，甚至与布尔迪厄和福柯等人建立起密切的友谊。当时我刚刚放弃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但在存在之偶然性的作用下，我得以与现代思想领域的大家频繁来往，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受到了必要的社会连接和偶然决定的影响。我没有在这家报社工作很长时间：它已经变成保守革命（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的主要传播工具之一，我在这本书中曾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在政治—知识界（le champ politico-intellectuel）有组织地转向右派（组织性非常强）之前的大范围进攻中，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以及它们进入公共空间尤其是媒体空间的动作在其中起着核心和决定性的作用。布尔迪厄和福柯对我影响至深，我致力于维护批判性思想和“68事变”的遗产……很快我在这里就变得不受欢迎了。但我有时间了解了这一职业。一家期刊的老板不能忍受布尔迪厄对他以及这家期刊中专栏文章的蔑视，这对他来说变成了他个人的心头刺，于是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来改变这一状况。我不喜欢这家报社，从没喜欢过。另外，它比我之前离开的那家期刊更加深入地投入到了新保守主义转型当中。我犹豫了很久（为了让我接受邀请，布尔迪厄反复对我说：“首先应该养活自己。”“我给你安排一场访谈，这样，你接下来的两年就可以安心了。”）。无论怎样，我没有太多选择：的确，应该保证生活啊！

在刚入职的几天，我在《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很不自在。这是委婉的说法。然而，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我的名字都与这家我所厌恶的出版物联系在一起。我一直没能接受这一状况：我再一次走错了方向。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讨厌，而是一种深深的抗拒感。一个大学的小团体将这本期刊的文学专栏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以不知羞耻的方式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试图将自己的反动思想倾向强加给整个政治—知识界并试图领导之。他们每时每刻都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所有出众的、使之相形见绌的人，他们反对所有已经是或者试图保持左派身份的人。我的存在阻碍着他们的计划。我的每篇文章、每次访谈，都能激起他们的愤怒，这愤怒有时通过批评指责来表现，有时则是威胁（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放大镜下总不是那么漂亮。事实总不会像我们试图进入知识圈时对它理想化的预想那样美好）。在经过一系列让我胆战心惊的争执和冲突之后，我决定不再将自己的精力花在这些耗人的、没有结果的争吵上。自那以后，我便将这份工作仅仅看作一个谋生方式，我将利用它带来的工资来撰写著作。在缕清思路之后，这些艰难的经历对我来说成为一种特殊的推动力：它们促使我转向新的目标；它们促使我调动自己所有的精力，再次进行一次自我改造。

我开始渴望创作文学作品：1980年代中期到后期，我开始写两部小说，在这上面花费了很长时间。头一个计划的灵感来自我与杜梅吉尔、与福柯的关系及对话，我想在其中描绘通过友谊联系在一起的三代同性恋者。三个时代，三种生活：它们之间有不变，也有变化。我写了一百页左右。或者更多一些。直到我感到难以继续，将这沓纸搁置在橱柜里。有时，我会重新看看“我的小说”（我这样称呼它），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完成它。唉！当我读到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的《泳池图书馆》（The Swimming–Pool Library）这本和我的小说相似的书时，我折服于作者的高超技艺，并了解了自己的草稿与一部成熟的作品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于是我将自己的稿子扔进了垃圾桶（字面意义上的）。第二本书的主角是一对恋人，灵感来自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和皮特·皮尔斯（Peter Pears）的创作，当女主角陷入恋情时，小说将围绕创造性活动展开。当时，我对布里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尤其是他的歌剧（往往使用皮尔斯的声音），包括《彼得·格赖姆斯》（Peter Grimes）、《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命终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等等。我是否缺少毅力？或是创作小说的才华？或者更简单地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把这件事当真？在难以放弃的旧时野心的激励下，我开始亦步亦趋地写起来。我幻想自己是一名作家，但我成为作家的条件却不成熟。逐渐地，我放弃了这一文学梦想，但我从没有真正忘记它：有时我还是会遗憾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将这条路走下去。

这些流产的尝试有一个共同点：在两次尝试中，我的主题都指向了同性恋历史和同性恋主体性。奇怪的是，我从没想到要记述关于社会阶级的故事，我本可以描写，比如说，一个远离家庭的平民阶级少年的故事，在此框架内还原两代或者三代人的生活，包括那些让他们分离的东西，以及让他们无论如何仍然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没能在虚构文学领域走得更远，于是我转而投入到吸引我很久，但我一直没有付诸实践的领域：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书写思想的历史。首先是两本采访录（与乔治·杜梅吉尔，以及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一开始，这只是我记者职业的延伸。但跨越至书籍的尺度时，一切都不同了。当我在1986年完成第一本书时，杜梅吉尔建议我写一本福柯（于此前两年逝世）传记。在写作的最初阶段，他给了我大量信息和资料，以此来帮助我，直到他本人也撒手人寰。这部著作对我来说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致敬福柯的方式：那时，他的名字和作品被一些新保守主义小团体侮辱和诽谤，他们大肆占领所有发声途径，这使得他们可以让众人相信所有人都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对他人的中伤，甚至，就像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从那时起，一种新的“范式（paradigme）”就开始统治各个社会科学了（但它只是一种使用武力的倾向而已）。这本不合时宜、野心勃勃的著作获得了成功，而且我相信，它在当时刚开始在公共空间兴起的对当时流行的反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抗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当时就被翻译到多个国家。它的成功让我开始受到许多研讨会和讲座的邀请……渐渐地，记者生涯离我远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开始离它远去。当然，我每年仍会发表几篇文章，做几场采访，但频率越来越低，自那以后，我把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或者赴国外大学参加活动。我改了行。这一新生活让我被归为善于革新学术景观的作者之列，尤其是那种善于挖掘在很大程度上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的作者。我想要成为这一运动中永恒的一部分。我开始创作更加理论化的作品，第一本被出版的是《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之后是《少数派道德》。

当时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得以用自身的方式思考问题。因为，如要感到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被自己的过去、被社会、被组织机构承认。虽然年轻时有一些疯狂的幻想，但对我来说，认为自己有能力（被社会赋予权利）写书而且还是理论书籍，并不容易。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要使两者重合不仅需要顽强的意志，有利的时机也同样是必要的。童年时，我家里面是没有书的。与萨特在《文字生涯》（Les Mots）中描述的相反（这是一本针对青年时期的自传，目的是还原他内心的“召唤”甚至是“责任”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投身于文学和哲学的社会宿命），我并不被“需要[法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e）：《文字生涯》（Les Mots）（1964）（巴黎：Gallimard，“Folio”，1977），页139。]”。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早已存在于我的玩具和积木塔中的，一种来自未来的召唤，不是在大人们惊愕而慌张的目光中说出早熟的话语，它不是一种在多年之后定会浮出水面的召唤。相反！另一种宿命等待着我：我必须拉回自己的欲望以便它能与我的社会可能性相符。所以我必须抗争（首先要对抗自己），来适应学校生活，来为自己创造那些他人在出生前就已经被赋予的权利。对于一些优等阶级来说显而易见的人生坦途，我却需要独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己开辟道路，因为许多已经存在的道路对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开放。我在1990年代中期获得的新身份以及我当时所处的新的国际化环境，对我的作用就相当于阶级习惯和中学、大学直达通道对另外一些人的作用，他们在生命历程的早期便获得了这些，而我在很久之后才获得它们。

于是我开始将许多时间花在旅行上面，欧洲、拉丁美洲，尤其是美国：我在芝加哥做讲座，我在纽约哈佛大学参加研讨会，我在伯克利教书，我到普林斯顿出差……

耶鲁大学授予我一项奖励。我在思想史、同性恋研究、弱势群体主体性研究方面的著作使我获此殊荣，这是拥有社会最底层阶级出身的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到达的层次，而我的阶级出身也的确几乎没有给我提供可以到达这一高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