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同时握紧手里那把铁锹，狠狠地一铲。

炉灰松动了，炉火一闪，手背的皮肤被烧得发紧。我努力睁眼，眯成一条极细的缝，勉强看准了铁桶的位置，眼疾手快地把炉灰铲进去。噗的一声，滚烫的炉灰翻腾起来，我的眼睛登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烧。我的鼻腔里吸入了大量煤灰，呼吸也乱了。我只好硬起头皮，横竖又是一铲下去：噗、噗、噗……

炉灰越是被铲走，炉火就烧得越旺，好像能烧透我的一层脸皮。我没办法继续憋气了，鼻腔又堵塞，只好急促地张口，囫囵吃了不少灰进嘴里。直到我铲出来满满两桶炉灰。

我拎起两个铁桶往外走，倒进垃圾桶，又回来趴在炉子跟前儿，试图把剩余的边角也清理干净。我能感觉到吸满了煤灰的黑色汗水在往眼睛里流，蜇得生疼。

眯缝着眼睛，我用余光瞄了一眼老板，他看起来很满意。

我被留了下来。

在监利县城里的一个小餐馆打杂，这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对此很感激。那年我16岁。

1974年腊月十八，我出生在湖北监利县的农村。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们住的是“壁子屋”。长江两岸多生芦苇，人们将芦苇的梗捆起来，一根一根捆扎成草房子，就成了我们说的壁子屋。壁子屋的成本很低，只不过大风刮来了会摇摇欲坠，一把火来了顷刻间被烧成灰，下雨天则会四处漏雨，漏得没有地方落脚。

不知道为什么，在村里经常会听到有人去世的事情。我常常听大人说这个人吊颈死了，那个人喝农药死了。这也导致我小时候很怕鬼，天一黑就要赶紧睡觉。我们的壁子屋上有个大洞，大得一头牛都能随意走进来，一直没有补起来。夜里，鸡鸣声、狗吠声、农田里呼呼的风声都会放肆地闯进屋子里。闭上眼睛之后，我的胸口会因为这些格外清晰的响动而怦怦直跳，我害怕会有死去的鬼魂把我捉走。

我在8岁时住上了砖头房。那些砖头是父亲用河里的稀泥巴一块一块烧出来的，烧了三年多，烧成了两万多块砖。父亲又亲手把这些砖头垒成了我们的新房。父亲是富农的儿子，也曾因此被绑起来游街，在村里总是挨欺负。一家人住进这间砖头房后，父亲似乎在村里终于抬起了头。

我已经上小学了，从新家去学校要走两公里泥巴路。晴天和夏天是最好的，因为雨天我经常摔得浑身淌泥巴，而冬天我没有袜子。除了语文和数学课本，我还有一本哥哥姐姐们用过的旧字典。他们传给我用时，字典里很多页已经遗失了。

当时，我不明白的是，父母每日早出晚归地劳作，家里却并不是总有足够的食物。记忆中，过年之前母亲经常会去跟舅舅借米，等到第二年有了收成再还回去，这样我们才能挨过这个年。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动静。我以为是鬼，吓得惊醒过来，从被子里偷偷地探出头。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门外悄悄走进来，原来是母亲。那是半夜三四点，屋外下着鹅毛大雪，风声呼啸如鬼哭。母亲背后是一片幽深的黑夜，为她照明的似乎唯有雪片儿。她卷着衣袖和裤脚，手腕和脚踝裸露在外，手里还拎着一个蛇皮袋子。

我吃了一惊，心想：她半夜三更在做什么呢？

她小心翼翼地将蛇皮袋放在桌上，有东西从袋口窸窸窣窣地掉出来。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几棵菜薹。我忽然意识到，母亲去田地里偷了一袋菜回来。

母亲接着把她卷起来的裤脚放下来，坚硬的雪块也跟着掉落，摔在地上噼啪作响。雪块砸在地上发出的那种细响，过了很多年我都无法忘怀。那是母亲在地里奔跑时卷进去的雪。

大概是在那个冬夜，我第一次萌生了一种想要离开的愿望。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累驼了背，家里却常常没有饭吃。母亲除了去借，被逼无奈还学会了去偷。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雪夜，有人冻死在外面都很难被发现。她只敢选在这样的夜晚去偷，这其实不是怯懦，而是作为母亲的勇敢。只不过她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轻，把菜薹看得贵重罢了。

我拒绝重复这样扭曲的命运。

小学毕业后，我又跟着一个远房舅舅读了两年书。舅舅是“文革”后被平反释放出来的，他确实有些文化，奈何我和“文化”这东西“井水不犯河水”。《三字经》《百家姓》和《弟子规》，这些学问在当时都很难帮助我吃上饭。我想学一门有用的手艺。

15岁那年，借着一个表哥的关系，我终于得以离开我的村庄，在县城里当上了汽修学徒。那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但是很快我就发现，短期内我也很难实现靠当汽修工谋生。6个月后，我决定转战到餐馆，至少在餐馆我总能填饱肚子。

白天我在汽修店，晚上我就偷偷溜出去在街上游荡。很快，我看准了一家刚开业的餐馆，里面人来人往，生意很火爆。我壮着胆子走进去，问老板“这里需不需要人做事”。

老板问：“你会做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说自己什么都会。

老板一刻不停地忙活，顺手指着餐馆的炉子大声说：“那先把炉灰都扒掉。”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我从来没有扒过炉灰，不过这事儿并不难，只是一般人不愿意干。我把炉灰扒得干干净净，顺利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离开家的时候，我只是想学一门能够让自己吃上饭的手艺。只不过我没有想到这门手艺会是扒炉灰。

我非常勤快，什么事都愿意干，手脚从不歇着，老板也因此很喜欢我。可惜半年之后，他的生意就倒闭了，我并没有拿到一分工钱。

17岁那年，我开始琢磨自己单干。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夜市摆摊儿。我在街上随便找了块空地，四处借来了两张桌子、几个凳子。夜里，我把各种调料都一一摆出来，又做了一些简单的卤菜摆出来，看起来像模像样了。这时，黑夜里忽然冲出来几个陌生人，他们没有和我说什么，到我的摊子上就狠狠地砸，把碗筷、桌凳、瓶瓶罐罐的调料和卤菜都砸得稀巴烂。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有站在路边，抑制不住地哭号起来。

我的动静引来了附近的过客，大家渐渐围过来，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叫了警察。许多人为我愤愤不平，可怜我还是个孩子。

众怒难犯，他们最后赔偿了150块。后来我才知道，这块地是他们曾经摆过消夜摊的，他们以为我要来抢地盘。我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街头游荡，无所事事地混饭吃。我什么也不敢做了，感到这个城市可怕极了。有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公平，有时候又觉得一定是自己非常愚蠢，是我把社会想得太单纯，把生活想得太简单。

如果活下去真有这么简单，能让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轻易吃上饭，谁还会选择弯着腰日夜种地？谁会选择在雪地里偷菜？谁会选择吊颈？谁会喝下一瓶农药？

夜晚变得像我儿时那样充满未知的危险，黑暗中似乎随时会有怪物冲出来，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獠牙，刺穿我，折断我，三两下就把我撕成碎片。

我一度被自己生长在其中的县城夺走了勇气，可是几个月后，我又带着一股无名的怒气，壮着胆子跑到了更加陌生的武汉。

那年，我17岁，孤身一人，手中空空如也。

我在武汉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沿江走了七八公里，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可是再迷茫，我也确信一点，我决不回头。

深夜，我走进路旁的一家医院。里面静极了，偶尔有护士走动，灯光也昏暗。我找了一张长椅躺下，蜷缩起来，闭上双眼。药水的气味缓缓钻进鼻端，让白天发生的一切变得模糊而遥远，我在那种气味里酣然入睡。后来，我在武汉生活了整整6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医院的椅子成了我时常光顾的睡处。这里可以为我遮风挡雨。一觉醒来，我会变得生龙活虎，精力充沛，什么也难不倒我。

第二天，我又找到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档次高一些，我走进去就像一个流浪汉。

我立刻被人喝住：“你干什么你！”他以为我要乞讨。

我说：“你们这里需要人做事吗？我什么都会做。”

这时我又听到了一句很熟悉的话，那人说：“那快把炉子灰都扒出去。”

我的这门手艺是值得信赖的。我果然被留下了，工钱是一个月180块。我在这家餐馆做了半年，回家过年之前，老板把工资都给我了，甚至多给了几十块。他说我一个人做事顶几个人，还叮嘱我过完年要早点回来帮忙。

年还没有过完，我就回到了武汉，但我并没有回到餐馆。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打工。我发现武汉街头什么生意都很红火，而我手里也终于有了一点小钱。

我在人和街看准了一家店铺，打算搭老板店里的墙角做包子卖。仅仅一个小角落，租金一个月是300块。我从家里带了米、面粉、油、锅，还请了母亲来帮我卖包子。那时候没有蒸笼，也没有任何机器，几乎无需成本，包子、馒头都卖两毛一个。

我计划一年能赚1 000块就好了，结果那一年我赚了两万多。

在1992年，两万是个异常惊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轰动了整个村子。很多老乡听说我在武汉做生意赚了钱，也开始大批大批地跑来武汉做包子。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做了一年多生意，连床都没有睡过一次。白天我在案板上揉面，晚上就在案板旁边睡觉。总是晚上九十点睡下，半夜一两点起床。母亲则每夜睡在一张椅子上，歪着头，仰着脸。

那时候，大哥已经患上了肝病，并因此欠了债。这种病治不好，只能花很多钱让病情稳定。大哥来武汉求医时，我在医院见过他，他的面容十分憔悴。那一年我挣的钱基本上都给了大哥，自己留了两三千块。

二哥在农村种地、喂牛和喂猪。他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负担太重了。我又把二哥叫到武汉，把我的小店让给他，教他做包子，并安排母亲帮他售卖。

就这样，我19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