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她相信,我也相信

回家  作者:孙悦

我也尝试过做其他生意,比如在武汉大夹街开服装店。可是服装的潮流款式一直在快速变化,我完全就是外行,很快就把手里的一点儿钱都亏光了。我只好又在大夹街附近找了一家面馆,租老板的一个小角落继续卖包子。

有一天,我正在做包子,面馆走进来一个人,问了老板一句话:“你们这里需要人做事吗?我什么都会做。”

我太熟悉这句话了,于是抬头看了一眼,那是个很年轻的姑娘,有着小动物般柔弱的眼神。我一看就知道她和我是同一类人。为了给农村的父母减轻负担,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整日在街上东奔西跑,只想找个地方谋一口饭吃。

这时候老板居然说道:“好啊,来帮我把炉灰扒出去。”

我暗暗笑了,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同病相怜”。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孩叫彭四英。

那年,我20岁,她18岁。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很快就有了说不完的话。对于我的奇思妙想,她总是觉得这个也可以,那个也特别好,什么都听我的。

包子店的生意不景气,我们便四处辗转,尝试做各种小生意。我们摆过地摊,也推着三轮车卖过臭豆腐。我曾经在汉正街找了一块空地,铺上床单,往上面堆满袜子,还学会拿着一个大喇叭喊:“10块钱4双袜子随便挑,10块钱4双袜子随便挑!”

那个时候“10块钱4双”这种卖法是很少见的,大喇叭也吸引了很多人来挑袜子。彭四英觉得我很有头脑,不用租门店也能赚到钱。可惜不知道是因为袜子有季节性,还是人们渐渐想明白了10块钱4双并不是很便宜,我的袜子生意也渐渐结束了。

有段日子,我想到武昌有很多大学生,又琢磨着卖音乐磁带。我依旧将床单铺在地上,往上面堆满磁带,也卖10块钱4盒。我摆了一个录音机在地上,每天大声播放黄家驹、梅艳芳或邓丽君的歌曲。不少大学生被他们的歌声吸引过来,都觉得这磁带真便宜。

生意不好做的时候,我总是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里四处走走,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生意的。为什么有的面馆无人问津,有的面馆门口会排起长队?为什么一样的食物,有的店只能卖得很便宜,有的店却可以卖到双倍的价格?有一回,经过在街上的长期观察和思考后,我决定开一家炸鸡店。四英对我的新主意全然赞成,撸起袖子就要开工。

开张当天,除了炸鸡必备的材料,我还从市场上买来很多调料。将老抽、生抽、醋、芝麻酱、花生酱、孜然粉、辣椒酱、蒜蓉等,都用雕花杯子装起来,打造成“祖传秘方”,在炸鸡的桌子上成一字摆开,显得很特别。我还用毛笔在一张红纸上现场表演写字,写下“上海爆炸鸡”几个大字,像煞有介事地挂在门口。我现炸现卖,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店里喇叭声、炸鸡声、吆喝声不断。那条街有很多外来务工者,人流量很大。顾客开始来我的炸鸡店排长队,很多不买炸鸡的人也会在附近的花台上围观,就为了看看热闹。有一天,一个领导打扮的人物跑到我的店里,很不客气地指责我任人踩坏他们的花。我表面上赔礼道歉,点头哈腰,内心却乐开了花。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如果放到今天,我的炸鸡店可能就是所谓的“网红店”吧。

然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快,注意力转移得也越快。和上海没有任何关系的“上海爆炸鸡”仅仅在武汉火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人们就不再对此感到新奇。那个时候我也意识到,餐饮行业没有什么捷径,只有真正的手艺和品质才能走得长远。

1995年,三峡工程的建设开始了。我和很多人一样,听说了国家政策之后,赶紧跑到三峡去谋生。我们相信,这里一定会有很多商机,十多年之后这里一定会高楼林立。我们都怀着梦想来到三峡,买了油布搭棚子,像占领山头一样纷纷驻扎在山顶上。山上没有电,没有水,我只能点蜡烛,从山下很远的地方提水来用。

我琢磨着这里来了这么多人,大家都是要吃饭的,就想试着运一些菜来卖。我想办法租了一辆车到几百千米外的宜昌,在农地里现买了一车菜运到三峡。可是当时这里的管理并不完善,我的车一进山,菜竟然被人一哄而上地抢走了。

夜里,我在油布棚子里睡觉,山上大风呼啸,刮得棚子响动不止。睡梦中,外面有人开始争吵,接着是多人斗殴的声音,愈演愈烈,灌满了黑沉沉的夜。那些陌生的喧嚣像流水一样钻进我的油布棚子,将我托了起来。在半梦半醒中,我感觉到自己正向未知的地方漂流。我在梦中一阵惊慌,害怕自己再也回不到家乡。

醒来后,我决定不在这里硬撑下去,还是要过安稳的生活。我又回到了武汉。这期间,我们辗转经营了好几个店铺,生意都不太好。

1997年腊月十八,我满23岁那天,正是我和四英结婚的日子。

我们只喊了一些亲戚朋友来吃饭,仪式办得很简单,因为我手里没什么钱。四英却觉得我很实在,有头脑,有上进心,什么都敢尝试,也不会伸手向父母要钱。她相信我以后一定能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她相信,我也相信。

1998年9月16日,在应城蒲阳医院,四英生下了一个女孩。五斤二两,小得只有两个拳头大,哭声也很细弱。全家上下都很高兴,我大哥有两个儿子,二哥也有两个儿子,她是孙家第一个女孩,全家上下都为这个小公主的到来感到高兴。四英给她取名叫“悦”,寓意喜悦,希望她会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孩子。

结婚生子之后,我的担子更沉了。为了保障孩子的生活,我必须把生意做好。

我开始反思:为什么18岁那年在人和街的成功再也无法复制?更何况,我做包子那么多年,手艺一直在进步,也渐渐用上了和面机、打面机、蒸汽炉、煤气灶等家电。酵母和泡打粉的出现更是能让我把包子做得又白又松软,看起来就很好吃,这和1992年我做的纯手工包子已经完全不同。我推测,或许是因为在武汉这个包罗万象的大城市里,我的包子缺乏竞争力。如果能去到小城市,我的手艺是不是反而能脱颖而出?

带着这个猜测,我去过湖南常德及其下辖的汉寿县,又跑到四川达川,结果却总是入不敷出。我必须找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断坐火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处寻找适合落脚的小城。那个时候人口流动性非常大,无数农村人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火车总是拥挤不堪,人潮涌动,上下车几乎都要从别人的头顶上跨过去。

最后,我找到了湖南永顺,这个县城天黑了没有路灯,最高的楼房只有六层。本地人做的包子像石头一样灰乎乎、硬邦邦。就是这里了。我将店铺选在永顺中心市场门口。如果说这个市场是县城的喉咙,我的包子店则是市场的喉咙。每一个永顺人到城里来买菜,都要经过我的店铺。对于要来这个偏僻的小县城生活,四英依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心里反而有点打鼓:难道每一次她都相信我做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吗?

我去永顺客运站接四英的时候,她手里抱着3个月大的孙悦,还抱了七八个大蒸笼,带着被子、床单和行李箱,蒸笼里还放着各种用具,包括一把切菜用的刀。这里不通火车,人只能在各个小城之间转来转去,难以想象她是怎么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就这样来永顺的。那时我又有了不一样的答案。

也许她并没有用“好不好”来仔细衡量我的每一个决定,她对我的信任并不在于某一次成功,不在于是袜子、磁带,还是炸鸡,她信的是我能用这双手握住命运。她认为我有这种能力,所以把她自己的命运也全心全意地交到我手里,让我帮她握住。

我在永顺做了仅一年,就在监利县城里买了一块地皮,建了一栋四层的楼房。这件事又一次轰动了监利县。四英告诉我,她小时候曾有一个算命先生给她算命,说她的命好,“以后会有楼房住”。看着崭新的楼房、洁白的瓷砖和窗外明净的天空,那一刻,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命运已经完全改变了。

2003年腊月初七,在永顺人民医院,四英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这个男孩生出来就有8斤,还会对我挥舞他的小拳头,看起来就很有气势。

这一次由我来取名,我提出一个“正”字,母亲说不行,男孩要取一个上下出头的字,要出人头地。我又查了很久字典,想到我的孙悦,想到“卓越”这个词有出人头地的意思,而“卓”字的字形正巧上下出头,还可以和“悦”相连。

我们满心欢喜,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叫孙卓。

我在永顺的生意很好,可我却越来越不满足。我15岁从农村出走,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我的孩子们值得更好的未来。他们会比我聪明,比我有文化,比我走得更远,比我懂得更多。

我想带孩子们去一个大城市,让他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我首先去了北京,可是一下火车,寒风刺骨。雪下了几天,路边堆着硬邦邦的雪堆。我打着哆嗦走了一阵,想到孩子们在这里该多受罪,还是带他们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吧。

最终,我来到了深圳。

21世纪初,深圳成了进城务工者的梦想之城。它是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更不排斥任何一个外地人的到来。

一开始我尝试在深圳做水果生意,但是我对这行完全不懂,别人的店里卖什么我就卖什么。我不会看西瓜的生与熟,一些进口水果也不认识。有一回有人来我的店里买榴莲,叫我帮他打开。我从来没见过别人开榴莲,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只好拿了一把西瓜刀,把榴莲拼命地一刀破开。那个榴莲其实是生的,但我不知道熟的榴莲是可以慢慢掰开的。刀实在砍不进去,我又抬起拳头狠狠地捶刀背,硬生生把它劈成了4块。

这时候顾客终于好声好气地说:“兄弟,你是个好人,但是你真的不要再做这个了。”

最后我还是只能做包子。

我在人山人海的“城中村”白石洲相中了一个店面,转让费竟然要7万元。但是我很满意,因为它的门口人流量大,隔壁还有一个幼儿园。孙卓还太小,我当时把他带在身边,方便上幼儿园。孙悦则是上小学三年级了,得等我在这里站稳脚,能解决她的学籍问题了再接过来。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座白日里车水马龙、夜里灯火通明的城市,想到孙悦和孙卓以后会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长大,内心无比激动、无比满足。

我曾经从农村逃到县城,从县城逃到武汉,在武汉辗转6年,又去到湖南、四川,最后在永顺支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给后代更好的成长环境,我又带着妻儿来到了深圳。

深圳这个名字里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它发展得如此迅速,它创造了那么多奇迹,似乎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光明的未来。更何况我已经33岁了,变得那么强大,经验丰富,踌躇满志。那时,家园已在身后,世界尽在眼前。

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座梦想之城、许诺之城,却给了我夺命般的当头一棒,让我像忽然回到了17岁,只能两手空空地站在街上,失魂落魄,涕泗横流。

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些缺乏看护的儿童正在成为被拐卖的高危人群。

据中国最大的寻子网站“宝贝回家”统计,从2007年成立至今,该网站共收到全国范围内的寻子登记5 000多条,这些丢失儿童的家庭中,有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其中50%的被拐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

专家指出,外出务工的家庭由于忙于生计,居无定所,对孩子的监管较弱,给犯罪分子留有可乘之机。社会和政府应给予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更多关注和保护,因为“失踪儿童不仅给家庭带来骨肉分离之痛,也给社会带来巨大伤害”。

——《光明日报》,2013年5月30日,记者 殷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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