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过后，大金国连同它的皇帝、将帅、官僚机构和暴力机器，就从东亚世界消失了。

从1211年蒙古南下，到1234年蔡州陷落，二十三年，看似短暂，可对于生活在金国版图上的8413136个家庭、53532151位居民来说[这是校正后的泰和七年（1207年），即蒙古入侵四年前的人口和户籍数字。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210页。]，他们身受的剧烈而恐怖的冲击，远远强于一场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比如超级地震，或者超级瘟疫。皈依全真教的金末诗人王元粹有一首避难诗，诗中哀叹：“嗷嗷二十载，何时见升平？我生值世乱，世乱难为生。”[元好问编：《中州集·王元粹》所收《八月二十三日夜走西山》，此诗似作于三峰山之战后。]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所有人共同的心声。

天崩地陷，人伦剧变，神州陆沉。这一切结束后，成千上万的人，从围城中、从废墟中、从山寨中、从囚牢中、从地穴中，从五花八门的藏身处缓缓走到阳光下，发现他们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早已不复存在。莎翁将海难的幸存者形容为“被大海吞噬，又被吐出”（all were sea-swallow’d，though some cast again）的人[《暴风雨》第二幕第一场。]。他们正是这样的“幸运儿”。毕竟，有太多的人已经没有机会再看一眼这个残破的世界了。

其实，就在三支大军还在汝水岸边，围绕着一座小小的土城鏖战的时候，甚至就在“陪都”南京开封城投降后不久，幸存下来的金朝子民，就已经开始重新整顿他们的生活。文化精英们忙于重新构建各种关系网络和互助圈子，保存关于家族、王朝和文化的各种记忆。更多的普通人，他们亟待恢复一种相对正常的生计。

贞祐年间，河朔动荡，金朝举国南迁。当年，无数人扶老携幼，渡过黄河，穿过那段痛苦揪心的逃难之路，艰难地在河南安顿下来。如今，南京和蔡州先后沦陷，他们不得不草草收拾行装，再度北上。

许多人是主动北上避难——战火从大河以北，延烧到大河以南，饥荒、瘟疫、盗匪处处肆掠。他们临时的家园，早就沦为蒙古、金、南宋，以及无数或合法或非法的地方势力混战的修罗场。更多的人是被迫北上，特别是蒙古军强制迁徙的大量人口。据说，单单史天泽一军，就招降了河南老幼十万余口，武装护送北渡。

金泰和七年（1207年），开封府有三十万户、一百五十多万人口。可到了壬子年（1252年，蒙哥汗二年），整个汴梁路（开封府的扩大版）仅有十二万户、六十多万人口，远远没有达到贞祐南渡（1214年）前的水平[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212页、第305—306页。]。换句话说，金国灭亡之际，因为战火、疾疫和流徙，贞祐南迁到河南的数百万北中国居民，竟完全从此地消失……

贞祐南渡、壬辰北渡，这两大事件注定深深烙印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个体和家族的历史记忆中。[参见洪丽珠：《危机即转机——金蒙之际华北新家族史的建构》。]

难民们返回北方的故里，只会发现家园早已“不独人非物亦非”[王若虚：《再致故园述怀五绝（其一）》。]。但是，即便要走到这一步，他们还需要克服千难万险。当年南下途中好不容易脱身的“鬼门关”黄河渡口，如今又出现在眼前。

大河上下，渡口犹存。昔日提铃长唱的埽兵、冷漠贪婪的金朝稽查官，却已是过眼云烟。如今把守这些黄河渡口的，是另一群人。其中，有地方豪强、割据军阀委任的各色河渡官和巡检，也有蒙古人设置的搜检关卡，均相当于官府撑腰的剪径强盗。

渡口两旁，还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军队，正瞪大眼睛，严厉审视着拥挤在渡口希望过河的难民。由于蒙古军掳掠北上的河南人口，大量半路逃亡，占领军通过了极其严酷的《藏亡法》，凡是收留或帮助这些逃亡奴隶的人，一经发现，全家处死，邻里连坐[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黄河渡口这个南北必经之地，正是他们拦截、搜查逃亡“生口”（奴隶）的重点地区。

李志远，道号“无欲子”。南京陷落时，他是城内一座全真道观（丹阳观）的住持。李志远在全真教的终南山“祖庭”——大重阳万寿宫[全真教祖王重阳的炼化和遗蜕归葬之地。]，拜“七真”之一马钰的弟子碧虚真人杨明真为师，后来又得到丘处机高徒，洞真子于善庆的推荐，到南京住持丹阳观。

崔立兵变，速不台入城后，城内一片混乱。李志远和几位道友，杂在难民队伍里北上。他们走到汲县附近，发现这里的渡口（原金朝的“顺天桥”）已被封锁，守卫贪得无厌，不给贿赂绝不放行。乌泱泱的难民积压在黄河岸边，哭喊声震天。连日来，在风雪中冻死，饿死，想尽办法浮渡到河中央，却遭遇风浪溺死的人，数以万计。

李志远等人怂恿于善庆上前，同河渡守卫理论，“以阴骘开谕”：求他们高抬贵手，放难民过河，大大积攒阴德，冥报就算不在此生，也会泽及子孙……

几位全真仙师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守卫才勉强同意放行。

目睹此情此景，心怀悲悯的李道士没有继续北上，孤身一人留了下来。不久，他在渡口北面不远的胙城（今河南延津）附近，觅得一片荒地，建了一所灵虚道观，专心劝化那些“贪残狠戾”的河渡守卫。[何道宁：《终南山重阳万寿宫无欲观妙真人李公神道碑》，王恽：《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

此时，祖籍临漳（今河北邯郸）的王政，也驮着老父亲和少数细软，焦急地站在推搡喊叫的难民队伍中等待渡河。

贞祐南渡时，王父带着王政，把家搬到了陈州的项城（今河南周口）。那时，“河南迫隘，民不聊生”，王家居然颇有浮财，在当地买田置业，重新组建了一个小康之家。南京陷落，河南州县已无片瓦之地足供安身。王政尽散家财，雇了两辆马车，载着父母和几位老弱乡亲，自己扶着妻子徒步跟着车队，一路北上。

到了黄河渡口，河渡守卫不由分说，强行抢走了他家的马车。一行人只好彼此扶持，艰难跋涉二百多里，回到了老家临漳。

王政的母亲经不起沿途颠簸，半路上就去世了。当时，他们急于躲避兵灾，只好暂时将王母的遗体安置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村落里。王政牢牢记住了村落的名字和周边的地貌，指天发誓：“政他日若不死，必当取母骸以归葬！”

多年后，王政真的实现了这个誓言。[张之翰：《王君行状》。]

祖籍泽州（今山西晋城）的申继贤一族，也在贞祐南渡时迁往河南。南京沦陷后，申继贤的父亲，同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在难民队伍中走失。申老爹踏遍了千里荆棘之地，百般搜寻，却依然找不到亲人的踪迹，“日夜号哭”。

或许申老爹的至诚感动了上天。有一天，他结识了一个崔姓道士，二人聊起来，发现彼此是同乡，老家都在泽州。虽然不抱太大希望，申老爹还是把自己父母、哥哥的年甲和姓氏详细告诉了崔道士，托他云游四方之际，顺便寻访。

不料，过了几年，崔道人居然领着一个年轻人回来了。这是申老爹大哥的儿子，名叫天锡。崔道人高兴地告诉申父：你家老大人也健在，可以前去团聚了！[魏初：《申氏父子庆会诗引》。]

不懈寻觅在离乱之中失散的亲人，不只有申家，却不是所有家庭都如申家一般幸运。

祖籍太原的史子桓，是元好问的好友。他和老父亲也在南京陷落后失散。渡过黄河后，史子桓“周流数万里，历六七十城”，跋山涉水，风雪无阻，“饿体冻肤而不顾，箝口槁肠而不恤，穷天地之所覆载，际日月之所照临”，花了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寻找父亲。

他对朋友说：“我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这个心愿未了，死不瞑目！”[魏初：《申氏父子庆会诗引》，郝经：《送太原史子桓序》。]

除了满世界寻找失散家人的人，大乱甫定后，原金朝的文化精英，比如杨奂、元好问、刘祁、王鹗等人，也有更多的机会重访燕京（中都）、汴京（南京）、蔡州这些曾经的围城之地。

金亡后四年，在耶律楚材的推动下，大蒙古国在中原地区举行了一次准科举考试，设词赋、经义、论三科，史称“戊戌选试”。这次选试，取中儒士四千多人，然而待遇却没有簪花游城、曲江赐宴，仅免于沦为蒙古军人的奴隶罢了。不过，五十三岁的杨奂老夫子“两中赋论第一”，耶律楚材力荐他出任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第二年，杨奂巡察至汴京，当地官员在故宫长生殿设宴招待。他趁机考察了金宫殿遗址，写成一篇《汴故宫记》。[元好问：《杨公神道碑》；《汴故宫记》，见杨奂：《还山遗稿》卷上。]

蔡州陷落后，王鹗被蒙古军俘虏。一名军士用锁链绑着他和另外九人，准备处决。幸运的是，一行人半路遇到了张柔。张柔觉得王鹗器宇不凡，将他救下，带回了保州。后来，王鹗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文学侍从，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建元诏书，都出自他的手笔。王鹗曾专程向忽必烈告假，来到汝河岸边，希望祭拜一下故主金哀宗的墓。到了岸边，他才得知，墓穴早已沉入河底，大哭而还。[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第241页。又见《元史·王鹗传》。]

金亡后，元好问在蒙古统治下又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在此期间，他蒐集了金朝百年的诗人作品，汇编成《中州集》，给前朝的历史辑录了百余万字的材料；他更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作，其中有不少是专为金故都燕京、汴京创作的怀旧名篇。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作品，似乎都不如黑泽明电影《蜘蛛巢城》片头的哀歌，更适合作为本书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