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二年（1233年）夏五月，正当金朝皇室的男女老少在青城肝脑涂地之时，东南二百多里开外，归德城（今河南商丘）内一座寒碜的宅邸里，金哀宗正背着手，在堂上苦恼地徘徊。

堂名“照碧”，是这年三月末，扈从皇帝逃入归德的忠孝军哗变后，金哀宗遭软禁的处所。

归德，与宋朝的历史渊源颇深：它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领归德节度使”赵匡胤，即后来的宋太祖的发迹之地，在北宋升为南京应天府；靖康之变后，南宋高宗赵构也在这里登基，观望形势。到了金代，归德只是河南的一座散府，今人罕闻其名。不过，归德的府治所在的县城，在历史上却是如雷贯耳——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南），著名的睢阳保卫战就发生在此处。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张巡、许远，只凭借数千唐兵，据守号称江淮屏障的睢阳城，面对安史叛将尹子琦十几万大军，竟然支撑了十月之久。守军吃光了麻雀、老鼠等一切能果腹的东西，张巡就把爱妾杀了，分给将士吃……这场惨烈无比的围城战，因为“食人”（cannibalism）问题，迄今仍可以引发激烈的伦理讨论。

张巡守睢阳采用的许多战术，堪称典范，写入了历代的守城要诀。例如，将蒿草当箭射到城外，骗围城士卒以为城中矢尽，向敌帅汇报，又埋伏神箭手（南霁云），辨认、狙击查验蒿矢的敌帅，等等。

到了金朝末年，往来经过归德的南宋使节还记得，在城池西门外，赫然耸立着合祀唐代大将张巡、许远的庙宇，又称“双王庙”。城边还有一座雷万春的墓，“环以小墙，榜曰：‘忠勇雷公之墓’”。这也是张巡手下的虎将，面中六箭，岿然不动，叛军误以为是木头做的假人。据说，金人骑马经过墓园，往往下马，表示敬意。[范成大：《揽辔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391页；又《使金绝句七十二首·雷万春墓》，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410页。]

其实，归德小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所谓“平衍四达”，算不得多么险要。不过，它地处黄河、淮河流域的重叠处，大小十几条河道纵横交错，不利于骑兵冲突[宋国荣修，羊琦等纂：（顺治）《归德府志》卷一《地理》。]。正大五年（1228年）秋，金哀宗派白华担任监督，费工百万，对归德城进行了加固[《金史·白华传》。]。这样一来，四面皆水，城池完好，就成了归德抵御蒙古军围攻的两大倚仗。

金哀宗御驾亲临之前，归德的守将是石盏女鲁欢（知归德府、行枢密院事）。开兴元年（1232年）二月至四月间，归德遭受了蒙古大军的一轮围攻。蒙古军队驻扎在南城外，相传尹子琦就是从这里攻陷睢阳。

起初，城内短缺抛石机石弹，当地乡亲建言：北门西边有一块菜圃，挖出过张巡埋在地下的古砲。女鲁欢派人发掘，居然得到石头砲弹五千多枚，部分砲弹上刻着“大吉”二字，清晰可辨。

围城之前，城内守军还计划挖开凤池渡的河堤，放黄河水淹没城池周边。水利官员劝阻说，按照去年的勘测，这段河堤和城内的龙兴佛塔地势齐平，一旦大水灌入，大家都要遭灭顶之灾，计划没能付诸实施。三月初，蒙古军攻城不克，也打起了决水灌城的主意。万万没想到，挖开决口以后，黄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为固”，不但没淹到城内，反而给守城金军帮了大忙。此时，蒙古军统帅才想起要找那个献策决堤的人算账，可此人早已跑得没了踪影。[《金史·石盏女鲁欢传》。]

或许有人相信，这些“奇迹”，都是城池守护神张巡、许远的福佑。

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十六日破晓，金哀宗在少数侍从的护卫下，从西门仓促逃入了这座“神佑之城”。

没过几天，二十三日，崔立发动兵变，金哀宗的巢穴覆灭。这个坏消息是奉命去南京接回两宫的徒单四喜、术甲塔失不带回的。

兵变当天，二人早把皇帝的女人抛在了脑后。城内乱成一团，徒单四喜拉着自己老婆，术甲塔失不背着自己老爹术甲咬住，跟随原雇来护卫两宫的一队忠孝军，打算从东面的曹门夺路而逃。受到卫兵阻拦后，一行人又匆匆转到南面的陈门。这次他们运气不错，把守陈门的裕州防御使阿不罕斜合早已逃走，临时接替的经历官完颜合住给他们放行。金哀宗听到四喜、塔失不回来了，大吃一惊，连忙询问太后、皇后下落。二人回答：京城兵变，来不及入宫。金哀宗气得咬牙切齿：“汝父、汝妻独得出耶！”下令将他们斩首示众。[《金史·徒单四喜传》。]

金哀宗思念的人没来，跑出来的都是些他觉得无足轻重的角色。比如，护卫蒲鲜石鲁，他冒死从太庙中抢救出了五张太祖、太宗和后妃的画像（御容），驮着跑到了蔡州，情况类似的还有原东面元帅把撒合。金哀宗责怪这些人在兵变之际“不闻发一矢，而束手受制于人”，也没给什么好脸色。[《金史·崔立传》，王鹗：《汝南遗事》。]

如今，归德的守备力量，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金哀宗抵达前的本地军队。这部分除了原有的镇防军外，还有少数溃兵。前一年（正大九年）正月，徐州行省完颜承立（庆山奴）、元帅完颜兀论，率本部精兵一万五千，驰援京城。他们在睢州（今河南睢县）和归德之间的杨驿店，遭遇了肖乃台、史天泽麾下的蒙汉混编军团。结果，兀论战死，庆山奴被俘，只有三百多名溃卒逃入了归德。[《金史·内族承立传》。]这些残部，经过上一轮围攻，基本被石盏女鲁欢整合成了一支军队。

第二部分是外来军队，包括随金哀宗登船的忠孝军骑兵、被撇下的侍卫亲军步兵，还有白撒麾下的残兵败卒，纷纷先后汇入归德。[白撒败回归德后，金哀宗将亲征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他，囚禁七日，最后饿死狱中。见《金史·白撒传》。]

外来军队进驻归德后，小城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粮草很快也不够了。陆续抵达的金军残部，只好统统打发到归德周边的宿州、徐州、陈州等地就粮。到了三月底，粮食依旧短缺，侍卫亲军也只好分流到外面就粮。城内只留下元帅蒲察官奴的四百五十名忠孝军、元帅马用的七百名归德城防军。[《金史·蒲察官奴传》。一说马用军为二百八十余人，见《金史·哀宗本纪》。]

前面说过，蒲察官奴是个职业冒险家，而且热爱赌博，忠孝军月薪丰厚，他就拿这笔钱成天在营中开赌。他的经历非常奇特，在蒙、宋、金三方都混迹过。三峰山兵败，他逃到南宋襄阳，结交上京湖制置使陈赅，两人称兄道弟，一起喝酒。

金军将星大批陨落后，官奴就成了极少数战斗力突出的军官。他曾率数百骑兵冲入蒙古军，“生挟一回纥（西域人）而还”。金哀宗北征卫州，官奴麾下的忠孝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白撒的大军却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河北百姓“哭声相接，尸骸盈野”。[《金史·完颜白撒传》。]

金哀宗不得不倚仗官奴和忠孝军，却瞧不起这个反复无常的草根元帅。何况，有传言说，官奴和当时盘踞山东的军阀国用安勾结，企图劫持皇帝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招集山东豪强，收复北方，如果大事不成，就坐船去辽东。金哀宗派纥石烈阿里合、完颜习显暗中监视官奴，二人反而投靠了官奴。

不过，金哀宗也不信任归德本地的军队。侍卫亲军外出就粮，他一边提醒官奴：“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一边又装模作样时常召见马用，把官奴晾在一边，公然制造隔阂猜忌。迭经挫折、背叛和失败，宛如惊弓之鸟的金哀宗，只相信他自己，外加身边几个近侍。

侍卫亲军留在归德，多少有些震慑作用。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前脚刚走，官奴和马用的冲突就公开爆发了。二十九日，金哀宗下旨，在尚书省临时办公地设酒席招待，宰相居中调停，希望二人和解。不料，这天午夜，酒席刚散，忠孝军就对放松戒备的城防军举起了屠刀。混乱之中，马用被杀，麾下的军队死的死，逃的逃。

第二天天亮，忠孝军把扈从百官驱赶到一所宅子里，大开杀戒。官奴亲自监押女鲁欢（已升为参知政事）至其家，抄家之后，再手刃之。忠孝军都尉马实披甲持刀，闯入照碧堂，企图抓走近侍局直长把奴申。金哀宗听见外间哗变，拔出剑准备自卫，看到马实，才愤怒地说：“替朕转告元帅，朕左右只有此人，留他一命！”马实慑于皇帝的气势，逡巡而退。

忠孝军兵变，一共杀害了左丞李蹊以下三百多名朝廷官员，外加军官、护卫和平民三千多人。至此，追随金哀宗“亲征”的旧人，几乎被诛戮殆尽。傍晚，官奴跪在孑然一身的金哀宗跟前禀告：“石盏女鲁欢等人谋反，臣杀之矣！”金哀宗只好赦免官奴，还升他做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

兵变后，金哀宗被软禁于照碧堂。这是城内一处别墅。庭院内，花木扶疏，垂荫匝地，潭水青碧，居然很有一番初夏光景。可是，金哀宗的心却像寒冬一样冰冷。

大金王朝，一度统治着北临荒漠、东接西夏、南与宋国“取淮之中流为界”的广袤疆土。如今，末代皇帝的帝国，就只剩下这可徒步丈量的湫隘之地。归德小城的一个角落，照碧堂外那一圈灰瓦白墙，就是他发号施令的范围。

官奴之变，无非是去年的锄奸匿名信、火烧宰相宅、屠杀蒙古使团等一系列“下克上”事件的高潮。金哀宗觉得，这不是自己的错。他成天在照碧堂上，对着低头不敢吭声的左右侍从，不知是在抱怨，还是在喃喃自语：“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用人，致为此奴所囚耳！”[《金史·哀宗本纪》。]

蒲察官奴出身寒微，如今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亟待树立威望。他盯上了城外尾随而至的蒙古军。

蒙古军沿河岸竖立木栅，以城北的王家寺为大本营。他们人数不多，但其中有新卫达鲁花赤撒吉思卜华、肖乃台、史天泽、张柔等人的部队。这几支军队，从南京、卫州一路追到归德，是城内军队的冤家对头。

在内行人眼中，蒙古军扎营的位置颇成问题——太过逼近归德北门，而且是“背水而营”，左右两侧也靠近水道，船舶往来无禁。四月初，速不台召史天泽返回南京议事（大概是讨论入城受降）。临行前，史天泽提醒撒吉思卜华：“此岂驻兵之地乎！彼若来犯，则进退失据矣！”撒吉思卜华不听。[《元史·史天泽传》。]

据说，金哀宗的亲征大军溃于河北之时，官奴的母亲被蒙古军俘获。逃入归德不久，金哀宗授意官奴，借口索还母亲，与蒙古军大将忒木䚟接洽，试探是否有和谈的希望。官奴对忒木䚟佯称想劫持皇帝投降，换回了老母，趁机与蒙古人频繁接触。双方甚至偶尔坐着船，到水中央赴宴畅饮。蒙古人派出的使节，大都是女真人、契丹人，先后有十几人。蒙古高级军官都在王家寺住宿，这个关键情报，官奴是从此辈口中探听到的。于是，官奴策划了一次特种作战——“斩首行动”（Decapitation Strike）。[《金史·蒲察官奴传》对官奴谋划夜袭，有两段相连的文字记载，分别以“故官奴画斫营之策”“遂画斫营之策”结尾，明系不同史源的粗糙拼接。第二段记载描述忠孝军张都统哗变，逼迫官奴出城夜袭，此处暂不取。]

四月十八日[《金史·蒲察官奴传》记载夜袭为五月五日，王鹗《汝南遗事》记载为四日，此处采用李冶《太傅忠烈公神道碑》关于董俊死亡日期的记载。]，速不台蒙古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两天，在夜色掩护下，官奴率领四百五十名忠孝军，口中衔枚，身穿黑衣，从归德城头抛出绳索爬下，在南门外登上了事先隐蔽好的冲锋舟，从东边水道摸黑绕到王家寺背面。他们悄悄清除掉木栅后面的“外堤逻卒”，直扑蒙古军大本营。

此时，已是夜里四更。猝然遭袭，熟睡中的蒙古军官登时乱成一团。过了片刻，他们察觉来袭之敌人数不多，才冷静下来，组织各人的帐前亲兵负隅顽抗，希望坚持到援兵抵达。

这时，官奴部署的第二拨突击队，从北门冲出，乘小船赶来增援。奇袭效果既已达成，此时金军可谓倾城而出。金哀宗亲自登上北门城楼，眺望王家寺方向的火光，还在门外准备了小船，一旦夜袭失败，随时逃往徐州。

第二拨突击队手持在南京围城中大显神威的初级喷火器（飞火枪），枪口喷出赤色火焰，在黑夜中尤其诡异。他们从王家寺四面一拥而上，呼声震天。蒙古军腹背受敌，彻底崩溃，三千五百余人被挤到河中溺死。金军一把火将王家寺和木栅烧成焦炭，赶在敌军增援抵达前，兴高采烈收兵回城。

根据蒙古一方的记载，大将撒吉思卜华在这次“斩首行动”中丧生[《元史·撒吉思卜华传》。]。此外，还有“藁帅董公，完帅郑公、韩公，十千户，皆在死列”。[姚燧：《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公神道碑》。传主李伯祐当时是史天泽部将。]

黑夜中力竭战死的藁帅董公，是时年四十八岁的董俊[《元史·董俊传》，李冶：《太傅忠烈公神道碑》。]。这是后来元朝赫赫有名的军功世家藁城董氏的第一任当家。另一大汉人世侯家族顺天张氏的第一任当家张柔，眼看王家寺北面、西北各个阵地先后崩溃，带着直系部队，战战兢兢藏到河堤下方。官奴撤退前顾不上他们，他们才全身而退。[元好问：《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

夜袭王家寺是一场多年罕见的胜仗。

凯旋回城后，金哀宗将官奴的权参知政事中的“权”字去掉，改为真授，加左副元帅，赏赐御马。然而，参知政事，在金末仿佛是个被诅咒的官职，官奴的两位前任（完颜奴申、石盏女鲁欢）的下场就是见证。

城北的蒙古军大营崩溃后，军事威胁在短期内得到缓解，金哀宗也不用准备小船偷偷逃亡徐州了。他和近侍们觉得，归德绝非久住之地，听说南面的蔡州，“城池坚固、兵众粮广”，是个不错的选择。

官奴早先去蔡州出过差，清楚那里不但抵近南宋边境，各方面条件也远不如归德，执意反对。王家寺之战后，天兴二年（1233年）五月十五日，官奴、阿里合带领百名忠孝军骑兵，前往归德南面一百余里的亳州（今安徽亳州），留下其他人在归德监视金哀宗。官奴一去就是大半个月，不知有何图谋。[《金史·李喜住传》。李喜住时在亳州，建议官奴西迁：“留辎重于蔡，选军扈从入圣朵（寨），就武仙军，遂入关中。”]

早先就有谣传，官奴伙同国用安，要劫持皇帝去海州；后来，又谣传他要劫持皇帝投降蒙古军；现在又谣传他想逼皇帝退位，自己去光复山东，不行再把皇帝献给南宋赎罪。总之，谁都不明白，这个桀骜不驯又反复多变的脑袋里，到底在思考什么，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准去蔡州。官奴已经当众宣布：“敢言南迁者，斩！”

不过，金哀宗是个性格比较刚强的君主，绝不可能任人摆布宰割。在他授意下，内侍局殿头宋珪（乞奴），奉御吾古孙爱实、纳兰忔荅，护卫女奚烈完出、范陈僧、王山儿等人密谋诛杀官奴。

六月六日，在金哀宗的屡次催促下，官奴很不情愿地从亳州返回。双方再次讨论去就问题，金哀宗一再表示，希望去蔡州。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史称，官奴“愤愤而出，至于扼腕顿足，意趣叵测”。最后的谈判破裂，金哀宗决心动手。

当天，金哀宗派近侍宣旨：在照碧堂召见两位参政——张天纲和官奴，商议军机大事。官奴刚进照碧堂，就发现气氛不对，官员只有他一人到场，照碧堂中，金哀宗负手背身而立，缓缓转过身，冷喝了一声：“参政！”

官奴还来不及答应，埋伏在门后的女奚烈完出突然闪出，挺刃刺入官奴肋下，金哀宗也拔出剑，砍入官奴肩膀。官奴浑身是血，慌忙转身想逃，纳兰忔荅和吾古孙爱实二人从后面扑上来，将官奴杀死。

元人郝经的《照碧堂行》，对金哀宗“照碧堂中亲讨贼”（郝经《汝南行》）补充做了一番生动描绘：

从这首诗看，似乎在发出刺杀暗号前，金哀宗先要求观赏一下官奴佩带的名剑（“太阿倒持仍使看”），解除了他的武装，发难之际，又顺势用此剑斫伤官奴。这个情节，与《金史》记载颇有出入，或是诗人浪漫的想象。

官奴被杀后，金哀宗宣召他的党羽觐见。白进在照碧堂前被杀，阿里合半路发现不妙，被乱箭射成了刺猬。城内数百名忠孝军，听说主将身亡，纷纷披甲上马，准备拼个鱼死网破。金哀宗派人佩戴虎符，前往安抚，又亲自登上归德城的双门，宣布大赦，任命范陈僧、王山儿出任元帅，接管忠孝军。[《金史·蒲察官奴传》《金史·宋珪传》。据后一种资料，刺杀官奴之地为“临漪亭”。]

古往今来，大权旁落，依靠种种手段失而复得的皇帝有很多，但是，极少人有胆量持剑亲自动手，不惧血溅御衣。比曹魏的高贵乡公幸运，孤注一掷而能全身而退的皇帝——比如，事变前先喝了盅酒壮壮胆，接着手刃尔朱荣的北魏孝庄帝——就更加凤毛麟角了。手握寒光四射、散发淡淡血腥味的铁剑，金哀宗踌躇满志，仿佛又寻回了一点正大初年的勇锐之气。郝经《照碧堂行》形容他此刻的心理是“此时便亡心亦足，外敌虽强无内难”，也许并不贴切。至少在这短短的一刻，金哀宗想到的绝不是亡国，而是后来不吐不快的豪言壮语：“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金史·完颜娄室传》。]

六月十八日，金哀宗一挥马鞭：走，南下蔡州！

二、防御专家仲德

天兴二年（1233年）六月十八日，金哀宗及其扈从队伍，冒着大雨从归德启程南下。当时的天气记录是“连日暴雨，平地水数尺”[《金史·五行志》。]。起初，金哀宗和他的近侍还可以坐船，情形不至于太过狼狈。那些在岸上跟着御舟亦步亦趋的文武官员，只能徒步踩在齐膝深的泥淖中，沿途摘些青枣等野果充饥，掉队的人很多。没几天，自参政张天纲以下，“足胫尽肿”，苦不堪言。[《金史·乌古论镐传》。这是描述金哀宗幸蔡途中经历最详细的记载。]

六月十九日，金哀宗一行人抵达亳州。围观的父老看到，皇帝骑着马，身披一件黄色袍子，头戴黑色斗笠，前方只有两位举着青、黄色旗帜的护卫，后面有人张着黄伞，随从不过二三百人，五十多匹马，仪卫萧条，行色匆匆。

御驾在亳州休整了一天，第二天继续南下。此时，天空仿佛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暴雨下得更加猛烈，满世界都是白花花的雨水，前方道路也被冲毁。听说，户部侍郎韩铁住从南京赶来，想加入金哀宗的队伍，正遇上大雨倾盆，洪水横流，一不留神，骑马跌入深沟，扑腾两下就消失了。[王鹗：《汝南遗事》卷一。]

没办法，御驾只好进入亳州城南的双沟寺中避雨。昔日青烟缭绕、人头攒动的伽蓝，如今仿佛荒山废寺。金哀宗走进山门，寺内“蒿艾满目，无一人迹”，他流下两行热泪，仰天长叹：“生灵尽矣！”[《金史·乌古论镐传》。]

六月二十六日，蔡、息、陈、颍等路便宜总帅，镇南军节度使乌古论镐率父老千人，在蔡州城（即蔡州的州治汝阳城）门外迎候圣驾，伏拜于马前。

说来也巧，金哀宗一行刚进入蔡州，连日来的暴雨忽然就停了，艳阳当空，接下来是一连好几个月的大旱天气。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征兆。[王鹗：《汝南遗事》卷一。]

不管怎样，金哀宗的小朝廷，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不用成天为蒙古游骑心惊肉跳，或担心被洪水冲走。为表感激，七月初，金哀宗下旨：升乌古论镐为御史大夫，蔡州城内官吏军民人等，集体晋升散官二等，为皇帝出行张罗奔走的人升职事官一等，同时颁布了一道针对蔡州境内的特赦：

八月二十三日，是金哀宗的生日——“万年节”。这是他头一次在京师以外的地方过生日。金哀宗思念被蒙古人押送北上的仁圣太后（他呼为“阿婆”）[《金史·后妃传》。]，偷偷涕泣，左右侍从不忍仰视。

这一天，还在为金朝坚守的州郡孤岛，通过各种途径送来的贺表依然有二十多封[王鹗：《汝南遗事》卷三；《金史·哀宗本纪》。]。皱着眉头看着这一沓贺表，金哀宗更是悲从中来。毕竟，大金王朝的全盛时期，五京十九路的京、府、州，共计一百七十九座，如今名义上也只剩下十分之一。更要紧的，他遣使分头去各地催促发兵勤王，依然迟迟毫无音讯。

皇帝周围的其他人，似乎要比他心宽得多。到了蔡州，暂时不用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四面八方陆续进献布帛、米麦、肉脯、茶、蜜等各种物资，生活条件比在归德大大改善[《金史·乌古论镐传》。]。于是，皇帝左右的近侍人员，不少居然开始“娶妻、营业（业指田地房产）”，仿佛过上了太平日子。[《金史·完颜仲德传》。]

在蔡州城内，并非所有居民都十分欢迎金哀宗一行人到来。河北人窦默在战火中失去了所有亲人，贞祐南渡后，他孑然一身，辗转来到蔡州避难。窦默盘算，皇帝到了蔡州，蒙古兵迟早尾随而至。他收拾行装，悄悄出了城，干脆躲到了南宋境内的德安（今湖北安陆）。在南宋，窦默深入钻研程朱理学，后来因缘际会，进入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经常向这个蒙古皇帝灌输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帝王心术。[《元史·窦默传》。]

窦默这样头脑清醒的人毕竟是少数。此前，蔡州城在乌古论镐的守备之下，一直处于半戒严状态：出城樵采的人，必须用墨水在脸上涂上标记，回城核验；携带钱物出城，官方还要强制征收15％的赡军税，气氛颇为紧张。七月，金哀宗到来后，戒严措施全部取消：“驰门禁，通众货”，城内外的商贩又逐渐活跃，蔡州百姓举手加额，欢呼雀跃。一日之间，公私多年贮藏的美酒，就喝得一滴不剩。[王鹗：《汝南遗事》卷一；《金史·乌古论镐传》。]

受这份乐观情绪的感染，金哀宗也开始放松警惕。

七月初六，皇帝下旨，修葺城内的“见山亭”和蔡州同知衙门，作为“游息之所”。完颜仲德劝谏说：“古来人君遭遇国难，流离失所，无不痛自贬损，才能树立中兴大业。如今，各地州郡降的降，破的破，只剩下一座蔡州孤城。这里虽不比宫阙，较之前大家风餐露宿，却好了不少。唯愿圣主爱惜民力，不要因大兴土木导致百姓离心。”金哀宗略感羞愧，撤回了此前的圣旨。

没过多久，金哀宗又发出密旨，让内侍殿头宋珪在乌古论镐之妻蒲察氏的协助下，遴选城内未出嫁的闺女，预备充实后宫佳丽，很快就挑中了数名女子。完颜仲德又劝谏说：“天子后妃，职在承宗祧、广继嗣。臣风闻圣主派人选取良家子，以备后宫，臣知道，圣主一定不是为了美色，而是为了江山社稷考虑。但是，外间无知小民听说此事，只会觉得如今汴京陷没，七庙乏祀，两宫播迁，圣主不图报仇雪耻，却先求处女，仿佛要在此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金哀宗怫然不悦，也只好解释：“六宫失散，朕身边没人伺候。爱卿既然这么说，朕只留下粗通文墨的一人，其他人都遣散了吧！”[王鹗：《汝南遗事》卷一；《金史·乌古论镐传》。]

事实上，整座“陪都”都沉浸于太平节令的欢乐气氛，大概只有一个人除外。

尚书右丞兼枢密副使完颜仲德，自幼颖悟不群，文武兼备。他是女真人，早年进入侍卫亲军见习，本可以凭借这个出身，仕途无忧，他却折节求学，手不释卷，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年）进士及第，历任州县。贞祐动荡，他被蒙古人俘虏，不到一年就学会了蒙古话，率万人反正，金宣宗特授邳州（今江苏邳州）刺史。哀宗即位后，仲德先后出任归德府同知、徐州（今江苏徐州）行院、关陕以南行元帅府事、巩昌（今甘肃陇西）知府兼行总帅府事。

前面说过，得知京师被围，仲德提着一千孤军，从驻地出发，以野菜充饥，辗转五六百里，才在南京城门口勉强追上了金哀宗的“亲征”大军。这时，他同留居南京的妻儿，已经五年没有见上一面了。论忠诚、担当和能力，仲德都不愧史家的评价——“南渡之后，一人而已。”

不过，这份辉煌履历中的另外两笔，很少有人注意：兴定初年，仲德出任邳州刺史。到任后，他“增筑城壁，汇水环之”，才把邳州城改造成一座设防要塞。正大初年，仲德出任徐州行院。徐州的条件比邳州稍好，城东、西、北三面都有黄河环绕，唯独南面地势平坦，缺乏掩护。仲德“叠石为基，增城之半”，不但加固了城墙，又疏浚护城壕，引来河水灌满，把徐州也改造成一座深沟高垒的要塞。[《金史·完颜仲德传》。]

可见，仲德拥有永备筑城和野战筑城（permanent/field fortification）的丰富经验，尤其擅长因地制宜的城池防御。这样的人才，在那个年代的历史记录中非常罕见。在蒙古一方，只有顺天万户张柔，先后在保州（今河北保定）、亳州、杞县（今河南杞县南）和大都修筑城防工事，也是金元之际一流的军事工程专家[关于作为筑城专家的张柔，参见周思成：《元初汉人世侯张柔与金元之际北方的军事筑城》。]。在这个领域，仲德算是张柔的前辈。

不像合达、陈和尚或官奴，完颜仲德没展露过惊艳的战略才华，没打过漂亮的野战，更不是叱咤疆场的勇将。实际上，战争打到这个地步，金哀宗左右即使有孙武、吴起复生，韩信、白起再世，也无济于事了。仲德，恰恰是此刻的金哀宗和蔡州城最需要的人——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防御专家。

然而，在行家看来，蔡州城抵御围攻的条件，着实不怎么样。蔡州坐落在开封南边四百多里的淮河平原上。从小城再往南走百余里，就是淮河，过了淮河，就进入了南宋境内。淮河的支流汝河（汝水）从西北蜿蜒东下，先后流经蔡州的北、东两面，但干流距离城池较远，难以起到屏障作用。所幸的是，汝河有一条小支流——练江，从西边流过来，在城池北面汇入汝河；南门外则有一片湖泊，湖水深达数丈，名为“柴潭”[王鹗：《汝南遗事》卷三：“蔡之东、北，皆汝水，而西、南二面汇水以为固。”亦见金镇等纂修：（康熙）《汝宁府志》卷一。]。“北守练江”“南守柴潭”，成为这里唯一的局部地形优势，但是，充其量也只能给围攻军队制造一些麻烦。

金哀宗驻跸归德的时候，就有人替他系统分析过南下蔡州有“六不可”：

以上是国用安派人用蜡丸书从山东送到归德的报告，但主要反映了蒲察官奴的意见。遗憾的是，金哀宗一意孤行，等到了蔡州，才发觉悔之晚矣。[为此，金哀宗特意嘱咐尚书省赡养官奴的母亲和妻子，见《金史·蒲察官奴传》。]

尽管各种条件不如人意，完颜仲德还是利用合围前的七、八两个月时间，加紧部署城池防御。

金军在蔡州城南面的柴潭两岸、北面的练江，都修筑了临时性的防御工事。在城墙四面分别设立了“四隅讥察官”（从八品），由曾任汝阳县令、熟悉本地情况的王鹗［正大元年（1224年）词赋状元］统辖，负责监督城内外的人口流动，维护城墙、楼橹；另设“四隅和籴官”，高价收买民间余粮，共储备了粮食一万七千余石[王鹗：《汝南遗事》卷三。]。这一次，金人还汲取了南京大疫的教训，在城中设了一个惠民司，安排随驾的太医轮流值勤，二名年老的进士负责抓药，密切关注和应对城内的伤病和瘟疫。[《金史·哀宗本纪》。惠民司至少在金世宗时期就有了，“掌修合发卖汤药”，从六品，隶属尚书礼部，有令、丞、直长、都监等官，见《金史·百官志》。陈学霖先生认为是海陵王时期“惠民局”的扩大机构。见Hok-Lam Chan：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 of Ts’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p.130.]

以上是基础的围城动员体制。一个月以来出入无禁、欢歌醉舞的蔡州，总算再度被拉回到半戒严状态。

鉴于城内兵力不足，金哀宗遣使四出，在周边地区征集援兵，加上城内的军队，一共“得精锐万人”，分为亲卫军、路分军、都尉军、镇防军、保甲军（民兵）五个等级。不久，宿州（今安徽宿州）副总帅高剌哥，鲁山（今河南鲁山）元帅元志，息州（今河南息县）忠孝军蔡八儿、王山儿等人也纷纷率部来援。[王鹗：《汝南遗事》卷二。]

援兵越来越多，粮草反倒不敷分配，只好一再拣选，将部分“疲软军”以及随军家属，护送到附近州县就粮。金哀宗打算将剩下的精兵分为三等，并按等级发放口粮：上等军每月八斗，中等军六斗，下等军五斗。

明目张胆的歧视性分配制度，必然引发麻烦。完颜仲德设计了一套竞争分配机制：每五天举行一次全军范围的射箭比赛。用弓的，距离一百二十步；用弩的，距离二百步。每人十支箭，每射中靶心一箭，赏三升麦；射到靶子上，即使偏了，也给二升麦。几轮比试下来，上军、中军实际得到了额外口粮。赛场外，各军都踊跃训练，那些技艺高超的射手，金哀宗亲自赐酒犒劳，还可以起到激励士气的额外效果。[王鹗：《汝南遗事》卷三。]

仲德还找出了一位军火专家——术甲咬住，这是前南京南面元帅，崔立之变后，他跟着儿子术甲塔失不逃到了归德。徒单四喜和术甲塔失不因未能救出两宫，金哀宗一气之下，下令处死，咬住却跟着哀宗一行来到了蔡州[术甲咬住的经历，见陈学霖先生的考证。Hok-Lam Chan：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 of Ts’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p.126.]。如今，在仲德的极力推荐下，金哀宗不计前嫌，任命咬住为工部侍郎兼军器监使，负责打造盔甲兵器，限期一月。咬住生性不苟言笑，平时就经常冷着一张脸，人送外号“隔年笑”，但确实精通业务，这批装备及时完工，城内士气又为之一振。[王鹗：《汝南遗事》卷二。]

最后，仲德深知，围城中人的心理往往比城墙更脆弱，要死守蔡州，正面激励远远不够，必须有令行禁止的严明军纪。金末军队风气败坏，进入蔡州的各路人马，不是骄兵悍将、横行无忌，就是贪生怕死、不堪一战。甚至，同一群人往往兼备这两种品性。

仲德和张天纲商量，整肃纪律，收拾人心，首先从金哀宗身边的近侍下手，杀鸡儆猴。恰好有四个人撞上了枪口：护卫女奚烈完出（诛杀官奴有功）、近侍局直长粘合斜烈、奉御陈谦、权近侍局直长完颜泰和（内族）。他们嫌蔡州生活条件太艰苦，经常吃不饱，表示要去北面的陈州就食，还公然口出怨言。张天纲当即下令，将四人押出城门，任其所之，就是不准回头。四人战战兢兢走到汝水南岸，就遇到了巡逻的蒙古游骑，无一幸免。城内军民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拍手称快。[《金史·张天纲传》。]

接下来，轮到臭名昭著的忠孝军遭到整肃。八月十日，忠孝军提控李德等十余名军官，骑马直接闯入尚书省驻地，扬言每月军饷不如以前丰厚，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仲德下令将这些人五花大绑，押到都堂，痛责六十大板。

听说此事，金哀宗责备仲德：“这支部队作战得力，如今正要仰仗他们，怎么不稍加优容，下手这么狠？”仲德回答：“危急存亡之秋，录人之功而隐人之过，这是圣主的恩德。但是，身为将帅，却不能宽纵属下，要做到小犯则决，大犯则诛。强兵悍卒，不管打仗如何生猛，都不可使一日不遵军法。官奴之变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如今，必须不惜代价整肃纪律。一切赏赐之权，都归圣主所有，至于处罚违法乱纪之徒，一切责任，臣一人承担！”金哀宗陷入了沉默。

据说，这番御前对话传出，“军士闻之怖惧，至于亡，不敢犯”。[王鹗：《汝南遗事》卷二；《金史·完颜仲德传》。]

八月五日，在蔡州城东北的见山亭前，金哀宗举行了一次阅兵[《金史·哀宗本纪》。]。看到“军威稍振”，他多少心感宽慰。他身边的近侍和大臣，更是十分乐观，觉得蔡州可以长期坚守。

完颜仲德的想法恰恰相反。在仲德心目中，蔡州只是一个中间站，可以从此继续往西，实现之前规取陕西、巴蜀的战略宏图。早在七月，他就推动颁布了《进马迁赏格》：凡进献一匹装具齐全的战马，升官一等，二匹升官二等……马匹不足，加以强制征用，违抗或匿藏者治罪。好不容易凑够了千余匹战马，交给枢密院佥事抹撚兀典管理[王鹗：《汝南遗事》卷一。]。这支快速机动力量，不是用来守城，而是为长途西征预备的。

可惜，金哀宗和他的亲信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仲德只好每天在府邸里深居燕坐，闭上双眼，唏嘘不已[《金史·完颜仲德传》。]。两个月来，他脑袋里始终只装着两个问题：还剩多少时间？还能再做什么？

若没有完颜仲德的殚精竭虑，小小的蔡州城，必定顶不住蒙古军第一回合的冲击。

三、宋军报到！

对蒙古帝国来说，这场始于1211年的漫长“围猎”，已经接近尾声。

参加最后围猎的蒙古军，由塔察儿（Tachar，又名倴盏）任总指挥官，统率原速不台麾下的张柔、苫彻拔都儿，还有肖乃台、史天泽等人的部队。塔察儿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四杰”博尔忽的侄孙，参加过潼关、河中和南京等地的围城战斗，经验也很丰富。[参见上述诸将在《元史》中的本传。]

此刻，蒙古帝国的主人大汗窝阔台，依然留在数千里之外的草原中心——即将成为新帝国首都的哈剌和林附近。大汗带着宫廷四季迁徙，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春天在迦坚茶寒之地放鹰，夏天在月儿灭怯土的金色大帐中避暑，秋天在古薛纳兀儿的清澈湖水边斋戒，冬天到汪吉的木栅营地围猎野兽[（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69—71页。]。“世界的合罕”徜徉于美酒、音乐、射箭和摔跤比赛之间，觉得犯不着大老远跑到帝国的边陲（汉人的“中原”），给垂死的猎物致命一击。所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拜占庭末代皇帝和骑着黑马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隔着城墙遥遥对视的壮观场景，注定不会出现在蔡州城下。

后来，窝阔台汗列举了“自坐我父亲的大位之后”，自己毕生的四功、四过。其中，四功是“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驿站体系），一件无水处教穿了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戍军）镇守了”[《元朝秘史》第281节。]。尽管如此，淮河岸边的小城蔡州发生的一切，只是帝国不断扩张的边陲的又一起小事件。蒙古帝国的世界史《史集》，讲述金朝末代皇帝从南京（Namkīng）出逃后，死在了哈剌沐涟（黄河）一条运河畔的无名城市，既没有提到归德，也没有提到蔡州。

所以，毫不奇怪，塔察儿等蒙古军几乎是从容不迫，甚至有些慢条斯理地朝着蔡州集结。

八月二十三日，金哀宗的生日“万年节”这天，金军接到情报：“敌人大势（蒙古军主力）”已穿过西北方向的钧州、许州，距离蔡州二百余里。[王鹗：《汝南遗事》卷三。]

八月二十九日，护送“疲软军”三千及其家属外出避难的金军，在蔡州南面六十里处，突然遭遇蒙古军，只有百余人逃回。[王鹗：《汝南遗事》卷三。]

虽然缓慢，但毋庸置疑，蒙古人的猎圈在一点一点不断缩紧。

九月九日黎明，寒气袭人，地面漂浮着一层淡淡的积雾。在城内的镇南军节度使衙门，金哀宗率群臣、官兵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拜天典礼。

在每年的重五、中元、重九这三天，举行拜天之礼，据说是辽朝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女真人的重九拜天，一般在都城外举行，只简单地用一个刻成木船形状的盘子，盛上食物作为祭品，高高架着，祭祀上天。皇帝率领太子、百官行完拜礼，饮过福酒，通常还会举行射柳、马球之类的体育比赛。[《金史·礼志》。]

这次蔡州城内的拜天，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皇帝没有通天冠、绛纱袍、玉辂、大辇一类的舆服礼器。行礼之际，也没有太常乐队的钟鼓伴奏。不久前，护卫蒲鲜石鲁从南京太庙抢救出的太祖太宗御容，只能草草安置在蔡州乾元寺。为此举行“奉安吉礼”，就需要乐队。有人建议，太常雅乐没有，蔡州市井的迎亲唱戏之乐也很热闹。王鹗反驳：“世俗之乐，岂可施帝王之前！”只好作罢。[王鹗：《汝南遗事》卷一。]

没有了烦琐的礼乐，拜天礼回归到女真初兴时那种质朴的肃穆，反倒是好事。

金哀宗拜天那一刻，节度使衙门内外，文臣、武将、侍卫亲军、忠孝军、镇防军、士、农、工、商……无不沉默肃立。天——苍青色的，无所不覆，喜怒无常而又默默无言的神秘宇宙力量，不管被称为“天”（汉人）、“腾格里”（突厥—蒙古人）、Abka（女真人），还是“没”（西夏人），是东北亚民族共同的神圣信仰。此刻，蔡州城内的人，不论他们为着生存，为着守护，还是为着信念，不论他们是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党项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也不论他们出于什么机缘，汇聚到这个弹丸之地，心中都不约而同涌起一种莫名的悲悯，还有同仇敌忾的勇气。

拜天完毕，金哀宗向全军训话：

接着，金哀宗吩咐端来美酒，亲自斟酒分赐给在场的将士，每人一杯。

第一轮酒还没赏赐完，城外的斥候骑兵就冲进来禀告：“敌兵数百骑，突至城下！”[《金史·哀宗本纪》。]金军将士纷纷踊跃请战，有人兴奋得连盔甲都来不及穿就冲出去厮杀。金军的突击锐不可当，蒙古军慌忙后撤。

第二天，九月十日，塔察儿带着几百名帐前亲兵，来到城下。他亲自前出到东面城墙外，令通事（口译译员）大喊：“城中速降！当免杀戮，不然无噍类矣！”宣告这种“最后通牒”，几乎是蒙古军在欧亚各地攻城前的标准交战程序。

这次，金军准备更加充分。金哀宗登上东门城楼观战。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带着一百多名弓弩手，从城脚下事先挖好的暗门冲出，偷偷渡过汝河，对准岸边的蒙古前锋“左右交射之”，另一支骑兵部队绕到蒙古人后方偷袭，生擒二人而归。[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6页；《金史·忠义传》。]

第二轮试探过后，蒙古军很长时间没有再靠近城墙，而是按照传统的围城战术，开始修筑“长垒”，即攻城防线（环绕线）。[《金史·哀宗本纪》。]

金军内部有人建议，应趁蒙古军“工役未竟，人马远疲”，全力出击，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金哀宗等人顾虑城内军队成分复杂，人心未定，即便一击得手，军队出了城，未必肯再回来死守，没有答应[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6—367页。]。此后十几天，金军只是不断加强战备，迎接即将来临的猛烈围攻：

九月十日，蔡州城正式进入戒严状态。

九月十五日，施行粮食配给。宰相以下，直到小兵，每人每月支粮六斗。

九月十八日，强制征粮。私人存粮不得过八斗，十岁以下五斗，其余全部充公，藏匿者处死。括粟特派员照例“穴地扑墙，少不容贷”，强征到粮食二万五千余石。

金哀宗的御用术士武亢，出身天文卜算世家，父亲是司天管勾武祯。武亢现任司天长行（司天监的见习吏员）[Hok-Lam Chan：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 of Ts’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p.80.]，推算灾异相当准确，但脾气古怪，朝中人缘很差。金哀宗请他推算，蔡州城的围攻何时能解除？武亢回答：“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简单的预言，初看十分乐观，仔细想想，却令人毛骨悚然。金哀宗没想那么多，大笑着吩咐下去：粮食配给就按这个日期估算，确保期限内不缺粮就行！[王鹗：《汝南遗事》卷二；《金史·方伎传》。]

九月二十三日，新任命的守城官员集体登上城头，各就岗位。四座城门加派近侍（奉御）一人，随时巡视。四面城墙的守御长官如下：

十月一日，蒙古军的攻城防线修筑完成，“耀兵于城下，旗帜蔽天”。日暮之前，蒙古军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焚毁城郭外围的四个关城后撤退[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6页；《金史·完颜仲德传》。]。夜幕降临，蒙古军各部同时点燃营火，城头的守军望见远处忽然亮起一道巨大的火圈，将幽暗的天空照得通红，沉郁的鼓角声此起彼伏，不觉失声大喊。

长垒完成后，蒙古军并未急于攻城。反倒是金军小股部队频繁出城夜袭，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王鹗：《汝南遗事》卷三。]

守城官兵享受每月固定的配给，还可勉强糊口。括粟之后，普通百姓虽说限留八斗，但这是最高额，大多数人恐怕连八斗存粮都没有。黑市上的粮食自然也买不起，因为“斗米白金十两”[王鹗：《汝南遗事》卷三。]。十月十日，万余名饥民聚集在尚书省前，请求放他们出城自谋生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就在内城举行了游行示威，“大呼于道”。金哀宗听到喧闹，问清原委，同意放饥民出城。但是，每座城门每天只限一千人，巡查四座城门的近侍官员逐日清点。奉御完颜绛山负责北门，他看这些饥民可怜，多放了一些人出去，被责罚四十大杖。不久，守军发现，出城的饥民经常把城内情况泄露给敌人，下令禁止再放人出城。[《金史·完颜绛山传》；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6页。]

十月十二日，为了缓解粮食危机，金哀宗吩咐，拨出十艘官船，让饥民到护城河的水面上打捞一些菱芡、苲草果腹。此令一出，百姓蜂拥而至。不几天，护城河就被捞得清澈见底，半根漂着的水草也没了。饥民只好挖掘土里的野菜根茎，同牛马等牲畜的骨头混在一起煮烂了吃。

过了不久，饿红了眼的人又开始对旁人下手，“空街净巷，往往缢人而食之”——独自行路的人，经过某条幽深的巷子口，黑暗中很可能蓦地伸出一根绳索，死命勒住他，直到断气，然后，凶手们就像一群饿狼扑上来，片刻之间就将死者脔割分食。[王鹗：《汝南遗事》卷三。]

十月十六日，蒙古军的大部队前出到城东、北两面，在矢石所及范围之外才略微试探，巡查东门、北门的护卫把亦把然、奉御蒲察孛干就偷开城门，单骑出降。[王鹗：《汝南遗事》卷三。此据《汝南遗事》（《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的《汝南遗事》（《指海》本）将此事以及紧连此事的另外三天记载（十月十六日、十七日、二十日和二十五日）一并误刊于十一月目下。陈学霖已指出这一错误。参见Hok-Lam Chan：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 of Ts’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p.43.]

眼看敌人尚未认真攻城，城内就要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危及城防，金哀宗只好组建一支特别治安军队。十一月初，他选中了一个性格冷酷暴虐的军队头子——殿前右副点检阿勒根移失剌[王鹗：《汝南遗事》卷四。王鹗形容阿勒根移失剌“素苛暴，有犯必诛，血流于市”。]，封他为“宣差镇抚都弹压”[“弹压”是镇压之意。金宣宗时期开始设置弹压官，主要负责维护城市治安巡逻。黑龙江出土过金代汉文九叠篆的“都弹压所之印”“省弹压之印”（《黑龙江古代官印集》，第94—98页）。不过，“宣差镇抚都弹压”是此时临时创设的官名，应理解为“宣差，兼镇抚，兼都弹压”，陈学霖先生译为一长串：“imperial messenger/chief disciplinarian for the surveillance and pacifica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皇帝特使，兼军、民监督安抚总督察）。参见Hok-Lam Chan：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 of Ts’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pp.101—102.]，下属四名弹压官（张大亨、傅楫、纳兰柏端、乌古论斜烈），“四隅讥察官”也拨归他统率，专一负责维持城内秩序。职官六品以下、军官提控以下，阿勒根移失剌都有权现场处决。

上任头一天，阿勒根移失剌就下令，在闹市口立了一根长竿，杀人吃人的歹徒，一经发现，斩首示众，首级就一直挂在竿头。史称，“犯者少止，然遇夜亦不能禁”。白昼，弹压官率领兵丁在城内四处击柝巡逻。然而，只要夜幕降临，幽暗的残垣断壁之间，仍然是食人者统治的王国。

铁腕镇压，并不能减缓饥荒。很快，军队士兵也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加入了杀人越货的行列。

阿勒根移失剌上任不久，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有一伙大盗，共七八人，心狠手辣，四处作案，“屠人之家，而夺其食”，弄得城内人心惶惶。案件侦破后，这伙大盗幕后的保护伞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是忠孝军的中级军官——提控一人、都统一人。忠孝军是战斗主力，金哀宗下过密旨：忠孝军违纪违法，需要向皇帝本人请示处分。金哀宗想特赦二人，在元帅王山儿的坚持下，才将二人处死。[王鹗：《汝南遗事》卷三。]

官兵百姓缺粮，金哀宗本人过得也很糟心。皇帝的口粮自然可以保证，但是，金哀宗喜欢吃鱼。蔡州东、北面的汝河里有鱼，可是，河面常有自上游漂下、泡得苍白腐烂的浮尸。汝河里捞上来的鱼，金哀宗只看了一眼，就蹙着眉头推到一边。这时的护卫统领——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本姓王，金宣宗王皇后侄儿），身材短小，性格温和，很早就结识金哀宗。金哀宗带出的近侍旧人，到了蔡州，就只剩下温敦昌孙等寥寥数人。看到圣主食不下咽，他也愁苦万分。

温敦昌孙常常领兵去城外巡逻。有一次，他发现西门外练江里的鱼又多又肥，但是这一河段距城数里，逼近敌营，只能动用军队出城捕捞。此后，温敦昌孙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武装护卫下，出城捕捞，一次就能带回一千多斤鱼，宫里吃不完，还可以分给守城官兵。可惜，蒙古人很快发觉了金军的新动向。十月二十五日，温敦昌孙带着捕捞上来的鱼回城，半途遇到了蒙古军重兵埋伏，护卫一哄而散。温敦昌孙惦记着圣主晚膳的鲜鱼羹，坚持不肯退走，最终力战阵亡。[王鹗：《汝南遗事》卷三。据《汝南遗事》（《畿辅丛书》本）和《金史·哀宗本纪》，温敦昌孙战殁当在十月。《汝南遗事》（《指海》本）将此事误刊于十一月目下。不过，《宋史·孟珙传》记载，“殿前右副点检温端”被宋军俘虏后凌迟，而宋军抵达正在十一月初。不过，《宋史》或许有误。]

九月至十月的围城，是蔡州之战的前半阶段。在这两个月当中，蒙古军就像守候在陷阱边上的猎人一样，耐心等待落入陷阱的孤狼挣扎着耗尽气力。另一方面，他们如此慢条斯理，从容不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天兴二年（1233年）十一月五日，蔡州城南面城楼上的瞭望哨，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寒的现象：在柴潭南岸，忽然涌出了一大群此前没见过的军队。他们的旌旗、甲仗，都比蒙古军齐整，鼓角节奏也大不一样。许多士兵身穿绯、紫两色的号衣，还绣有特殊的番号。

蔡州城南面的防御长官乌古论镐收到紧急报告，慌忙登上城楼勘察。凭借多年镇守南方战线的经验，乌古论镐一眼就判断出这是何方军队——他面色煞白，声音颤抖：“快……快去禀告圣主，这……这是宋军！”

五日抵达蔡州南边的这支宋军，是经过南宋宰相史弥远、郑清之首肯，委托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派出的。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孟珙为主将，京西忠顺军统制江海为副将，麾下一共两万宋兵，还带来了粮草十余万石。[南宋援军的兵、粮数量，各书记载不同，这里参考了胡昭曦先生的考证，见《宋蒙（元）关系史》，第68页。]

就在这年春天，蒙古使节王檝来到襄阳，与南宋商议夹攻蔡州，“且求兵、粮”。如今，宋人忠实履行了这个约定。[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

南宋朝廷考虑，联蒙灭金，或可一雪前耻；但也有人提醒，宣和年间联金灭辽，教训惨痛，如今蒙古贪婪，宜防后患。最终，宋人判断，反正金朝已如风中残烛，救不活了，而不管是雪靖康之耻，还是收复“三京”，都不能马上同新兴的北方强权撕破脸。如此一来，做个顺水人情，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其实，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蒙古几次遣使约盟，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南宋的虚实呢？

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最终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不过，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不论宋人出不出手，契丹、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暴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在这种形势下，先参与分赃，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宋人后来的惨败，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而这种错误，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

至于金朝一方，既然南下蔡州，不可能不把对宋战略纳入通盘考虑。面对边境蠢蠢欲动的宋人，金哀宗一方面企图以“唇亡齿寒”来劝诱[王鹗：《汝南遗事》卷二；《金史·哀宗本纪》。]，一方面，却又放不下“甲士三千，纵横江淮”的美梦。

七月，金哀宗刚在蔡州安顿下来，扶沟县招抚司知事刘昌祖就上书，建议以金军为前锋，后面跟着大群河南饥民，大举伐宋，他的豪言壮语是：“官军在前，饥民在后。南践江、淮，西入巴、蜀！”金哀宗颇为心动，嘱咐参政张天纲召见。虽然这明显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还是赏了来人一个尚书省差委官的虚衔。[王鹗：《汝南遗事》卷一；《金史·张天纲传》。]

八月，金哀宗又通过蜡丸书，向陕西行省粘葛完展送去密令，要求他集结西线的残兵，九月前往饶峰关同金哀宗会师，图谋袭取南宋的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史·哀宗本纪》。]

看来，比起联宋抗蒙，金哀宗对欺负“柔懦不武，若妇人然”的南宋，显然期待更高。可偏偏事与愿违，八月二日，部署在蔡州西北面舞阳（今河南舞阳，距蔡州百余里）境内的青尖山招抚卢进报告：目击百余名鞑靼骑兵，护送少数蛮子装扮的人向北行进。派人前去侦察，说是鞑靼使节王檝从襄阳返回，南宋也派了人（邹伸之使团）北上报聘。南宋使团携带了大批辎重，看样子应该是献给鞑主的礼品，所以护卫甚严。[王鹗：《汝南遗事》卷二。]

据说，金哀宗听到这个消息，“惊悸无人色”。[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7页。]

从七八月开始，在蔡州东边和南边的唐州、邓州、息州等地，金军和南宋军实际已经处于交战状态，金哀宗寄予希望最大的援军——武仙，也被孟珙统率的宋军击溃。[《金史·哀宗本纪》。]

其实，南宋军队作为敌军而不是盟军，出现在蔡州城外，对这一点，金哀宗并不是毫无心理准备。即便如此，当他亲耳听到，这个最糟糕的局面组合居然真的发生了，还是独自呆坐了好半晌，一言不发。

四、攻城竞赛

宋军的抵达，让蔡州围城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倒不是说，蒙古军少了二万援军和粮草，就一定无法攻克蔡州。也不是说，南宋积极参与消灭垂死的金国，使得金哀宗“纵横江淮”的美梦顿成泡影，如今天下虽大，他已无处可去。更不是说，小小的蔡州城，在东亚两大势力的联合碾压下，必然迅速崩溃。

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不过，南宋军队抵达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引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精神要素——争胜心，或者说，竞赛精神。

据说，自从宋军入伙后，蒙古军一改一个多月来懒洋洋的做派，全力加速建造攻城器械，“斫木之声，闻于城中，城中大恐”。[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8页。]

南宋军队的司令官孟珙（湖北人），祖上参加过岳家军，他和父亲孟宗政，长期在荆襄战区同金军进行小规模战争。孟家的嫡系部队“忠顺军”，主要募自河南南部的唐、邓、蔡三州的青壮。[《宋史·孟珙传》。]因此，来援的这支南宋军队，堪称金人的老对手。

孟珙精通将略，经验丰富，更妙的是，他对蒙古人那一套礼节也非常娴熟。塔察儿派了三名亲信兔花忒、没荷过出、阿悉，先期迎接宋军。孟珙身为一方总帅，却放下架子，带他们一起射猎，夜里点起篝火，围坐帐前，用匕首扎着滋滋流着油的烤肉，互相送到嘴边，大嚼大饮（“割鲜而饮”）。等见到了塔察儿，蒙古大帅亲手给孟珙斟上马奶酒，不住夸赞他：“你杀得武仙，好！”据说两人还结为“安答（兄弟）”。[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宋史·孟珙传》。这两种文献对蔡州围攻的记载大抵相同，但细节上稍有出入，可以相互补充。]

孟珙同蒙古军约定，严密划分围攻地段，防止金军在两军的接合部乘隙突围：宋军负责蔡州城的东、南两面，包括柴潭，蒙古军负责蔡州城的西、北两面。孟珙特意嘱咐塔察儿：“已戒南军（宋军）毋入北营，汝亦当戒北军毋入南寨！”[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

两支一度略带敌意，如今居然并肩作战的军队，在彼此目光的注视下，都起了一争短长的豪情壮志。如同雷班托大海战中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军队，或者诺曼底登陆后冲向柏林的巴顿军和蒙哥马利军，从宋军到达那一刻起，蒙、宋两军就在不停暗中较劲：看看究竟是塔察儿的黑色马尾纛，还是绣着“忠顺”大字、垂着火焰旗脚的宋军大旗，会率先插上蔡州的城头。

天兴二年（1233年）十一月五日，在蔡州南面的柴潭南岸，南宋军队军容齐整，锣鼓喧天，举行一次阵前检阅，试图先声夺人，并将劝降通告用弓箭射入城内。紧接着，宋军派敢死队冲向城下，很快就冲到城门边上。金军奋起反击，矢下如雨，勉强击退了敌军。金军评价，“敌人甚勇”。[王鹗：《汝南遗事》卷三；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7页。]

面对蒙宋联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城内金军束手无策，又不甘心坐以待毙。

这时候，冒出来一个江湖骗子，自称乌古论先生。金宣宗时期，此人自诩全真教的得道真仙，道号“麻帔先生”。他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数九寒冬，只穿一件麻布单衣，赤裸双足，在雪地里健步如飞，很有教祖“王疯子”（王重阳）的风范。凭借兜售秘传的“房中之术”，他唬住了不少贵族，南京城内的豪门，竞相尊奉。金宣宗召他入宫，请教秘术。后来，乌古论与大长公主（金哀宗姐姐）私通，金宣宗正要下旨秘密逮捕他，他已闻风而逃，改名换姓，被乌古论镐收容，到了蔡州。乌古论镐为他在城外营建道观，他照旧饮酒食肉，无所不为，甚至和乌古论镐的老婆勾勾搭搭。这桩丑事，家中无人不知，只是都不忍心告诉乌古论镐。

十一月十五日，乌古论先生通过金哀宗身边的近侍，请求面圣。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粮食危机的“妙招”，而且是一劳永逸：全城军民集体修炼他传授的内丹之术，服食一种叫作“元气”的神秘能量，可以“不费官粮”而“经久抗敌”。金哀宗等人看出，此人显然是个活宝。完颜仲德还希望再压榨一下他的价值，建议说，蒙古人既然迷信巫师，不妨把他好好供起来，吓唬一下蒙古人，或许还能激励士气，也算是一种心理战术。在张天纲的极力反对下，此举最终还是作罢。

过了一阵，乌古论先生再次请求面圣。他装出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见到金哀宗也不跪拜，只是倨傲地拱拱手，扬言：贫道愿意出城，当面游说鞑靼主将。实际上，他是想趁机出逃。金哀宗有些不耐烦，问左右侍从：“这人到底什么来路？”当天值日的尚书省郎中移剌克忠、员外郎王鹗悄悄禀告，这就是当年勾引大长公主的“麻帔先生”。金哀宗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将他拖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绞死。[王鹗：《汝南遗事》卷四；《金史·乌古论镐传》。]

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有一名下级军官石抹虎儿声称他有“奇计”退敌。在尚书省大堂上，当着众多宰执、廷臣的面，虎儿拿出一张手绘面具，说是给战马套在头上用的。面具看似狮子的脸孔，但特别狰狞丑恶。接着，他像变戏法似的，一件一件亮出自己发明的特殊装具——战马的护足和护尾，都是麻布编织的，涂得漆黑。

虎儿一本正经地解释：“诸位大人，鞑靼唯一的凭仗就是马，要对付敌人，先要对付敌人的战马。我军先用常规马队诱敌，边战边退。等敌军进入埋伏圈，我派出几百匹训练好的战马，穿上我设计的怪兽道具，在脖颈上拴上大铃铛，选壮士骑乘，出其不意冲出来，敌军战马一定会吓得乱蹦乱跳。我军乘胜追击，必定大获全胜。战国时，齐国将军田单用火牛阵大破燕军，用的就是此策。”

仲德将方案上报，金哀宗转过头问张天纲：“你觉得如何？”张天纲苦笑说：“敌众我寡，就算这次吓走了敌人，难保不卷土重来。我看，这些小把戏不顶用，浪费了工料和人力，还让敌人瞧不起，不值，不值！”[王鹗：《汝南遗事》卷四；《金史·张天纲传》。]

看来，金哀宗君臣并不昏聩，不至于像靖康年间的汴京，或贞祐年间的南京那样，尽出些昏招、蠢招。但是，围城的形势依然无比严峻。

十二月四日，蒙古军的攻城器械打造完毕，大声鼓噪，声闻于城内。尽管蔡州周边水道纵横，土质松软，不便挖掘地道，但是，大批抛石机、攻城塔、攻城锤和云梯，还是从西、北两个方向，向城墙逼近，声势骇人。[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8页。]

七日，蒙古军掘开了练江的河堤，引河水外流，露出光秃秃的河床，蔡州从此失去了西面的最大屏障。[王鹗：《汝南遗事》卷四；《金史·哀宗本纪》。]

九日，蒙古军将兀林荅胡土麾下的金军驱逐出了西墙外侧的拦马墙。《金史》记载，这一天，“大元兵破外城”。[《金史·哀宗本纪》。]

紧接着，蒙古军集中大量抛石机和攻城塔、锤，猛攻城墙西南角。金军拼死抵抗，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第二天，蒙古军把进攻重心移到了西北角，依然未能取得进展。

十一日，东面城墙的防御长官孛术鲁娄室升任权参政，率领嫡系部队，充实城内的机动支援部队，协助完颜仲德支援危急地段。原副长官完颜承麟接替他主持东面防御。[王鹗：《汝南遗事》卷四；《金史·哀宗本纪》。]

十四日，孛术鲁娄室带着麾下的五百名精锐突击队员，趁夜色偷偷从西门潜出。他们事先将干草扎成捆，淋上油脂，制成火炬，每人随身携带若干，打算纵火焚毁蒙古军的营寨和攻城器械。不料，突击队潜行不远，就被城外的暗哨发现。蒙古军在营外埋伏了几百张强弩，守株待兔。娄室等人刚点燃火把，还没来得及投掷，弩箭就铺天盖地而至，突击队员顿时死伤狼藉，其中一箭射入娄室口中，“堕二齿，流血昏愦”。他被手下抢救回城后，昏迷了一天一夜。[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8页。]

这时候，投降的金军士兵向蒙古人告密：西门北侧的“凤子楼”，内部结构脆弱，且微露棱角，是理想的砲轰目标。

十六日，蒙古军全力进攻西面。砲兵部队集中大量抛石机，瞄准西门城楼，抛射出无数石块和引火物。果然，没过多久，“凤子楼”就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倒塌，一时间，烟尘弥漫，木屑横飞，惨叫声此起彼伏，近旁的守军顿时陷入混乱。

趁此机会，数千蒙古军迅速冲过拦马墙，用铁锥扎入城墙土壁，准备攀爬夺城。金军回过神来，打开西门，大举出击。两军混战于拦马墙内外，拼死肉搏，“手刃相持，内外杀伤甚众”。日暮前，蒙古军暂时后撤休整。

十七、十八两日，蒙古军昼夜不休，轮番猛攻西面。

终于，十八日，西面城墙沦陷。不过，金军事先有所防备——在被破坏的西城内侧，他们用木栅修筑了一圈临时的半月城，前方还挖掘了深深的壕沟。蒙古军尽管登上了城墙，一时难以突入城内，只好先在城头搭建一些临时工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8页。]

据说，夺取西城后，塔察儿下令：各部先不要冒进，观望一下城内守军是否会自行崩溃。金军抓紧这个空隙，在临时城墙内外又添筑了不少“堡楼、硬栅”。由于储备的建材早就消耗一空，街边院内大大小小的树木也砍得干干净净，最后只好拆毁周边的民居。目击者回忆，从城墙边上一直到市中心，四五里的地界内，弥望萧然。曾经人烟稠密的九陌通衢，只剩下一段一段的空墙，犹自兀立不倒。[王鹗：《汝南遗事》卷四。]

不管代价如何惨重，西面城墙的形势暂时稳定了下来：蒙古军成功守住了宽达一百余步的突破地段，金军死死扼守蒙古军的进路，双方“南北相距”，一时胜负难分。

十二月初以来，负责进攻东、南两面的南宋军队，同样遭遇了激烈抵抗。

宋军先攻东面，孛术鲁娄室此时尚未调走，他巧妙组织防御，甚至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击[《宋史·孟珙传》提到“金兵万人自东门出战”，人数当有所夸大。]。宋军在城下苦战了整整两天，未能前进一步。见到东面无懈可击，孟珙只好将攻势转移到了南面。[王鹗：《汝南遗事》卷四。]

南面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因为有柴潭。

南门外的柴潭，地势比南边的汝河高出五六尺，深不见底。当地相传，潭水幽黑，底下潜伏着一条龙，一遇惊扰，便会兴风作浪。当地人遇到旱灾，就把水牛驱赶到潭中，祭祀龙神，称为“搅潭”，往往奏效。[王鹗：《汝南遗事》卷四。]

金军大肆渲染散布柴潭的传说，在南宋军队中引发了一定的畏惧心理。一些来攻的南宋士兵，踏上柴潭岸边搭建的木板堤道，透过木板的缝隙，看到脚底下黝黑的水面，寒冬腊月居然也不封冻，越看越觉得，在水的深处仿佛真的盘踞、游动着什么神秘莫测的生物，腿不禁有些发软，厮杀时嗓子里喊出的声音，都不自觉弱了几分。

更难对付的是，在柴潭外侧，金军修筑了复杂的桥梁通道和防御工事（“柴潭楼”）。在柴潭内侧，正对着的城墙上，金军将原有城楼加固，层层安置巨型弩砲，提供远程火力支援。巨弩一发，声响凄厉，洞穿数人，宋军十分忌惮。金军还在城楼顶上装了一个绚烂夺目的“金”字，仿佛在嘲讽和挑衅。

南面的防御长官乌古论镐，自恃柴潭之固，起初全然不把南宋军队放在眼里。没想到，战斗刚一打响，宋军抛石机发射的砲石，遮天蔽日，差点就把城楼击塌。仲德率应急队紧急驰援，才没有酿成灾难性后果。[王鹗：《汝南遗事》卷四：“移攻南城，权参政乌古论易之，砲击城楼几仆”。]

宋军在南面血战竟日，第一天就俘虏金军一百多名，斩首三百余级，“逼柴潭立寨”。第二天，宋军大举围攻“柴潭楼”。孟珙一马当先，抢登“柴潭楼”，诸军鱼贯而上，与金军在工事各处展开贴身肉搏，最终扫清了柴潭外围的金军。驻守“柴潭楼”的五百三十七名金军残部，全数沦为俘虏。

当天日暮，孟珙摆下庆功宴，犒劳有功将士。酒过三巡，孟珙起身朗声说道：“各位壮士！柴潭并非天险，金字楼上的巨弩，射程虽然远，但是，只要冲到城墙脚下，就进入了射击死角。如今，南面城墙唯一的掩护，就是柴潭了。只要决堤排干潭水，很快就能率先夺城！”

下属提醒，金军修筑的柴潭大堤颇为坚固，一时半会难以掘开。孟珙说：“所谓坚固，那是两处堤首。两侧并非如此，我们就从两侧动手！”[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

十二月七日，就在蒙古军掘开练江的几乎同时，宋军也掘开了柴潭。湍急的潭水奔流而出，汇入南面地势低洼的汝河河道[王鹗：《汝南遗事》卷四：“汝岸深浚，故决之以入。”]。宋军一拥而上，投入事先准备好的大捆木柴和干草，越过柴潭，高喊着冲击南门。

金军守军，目睹转眼之间，柴潭水面迅速收缩，潭下也没有什么护国神龙，一时惊慌失措。

此时，获悉盟军达成重大突破，塔察儿火速派遣名将张柔，率领五十名“拔都军”（敢死队）前来支援。他们也穿过柴潭，抢登南面城墙[张柔带领的突击队，《孟少保神道碑》记载是五十人，《宋史·孟珙传》记载是五千人，“千”疑为“十”字之误。]。不料，张柔还没攀登到一半，城头守军垂下铁钩，钩住了他身边的两名士兵，又钩住了张柔，拼命往城上拖拽。

眼看盟友就要沦为俘虏，孟珙连忙率领亲兵赶来救援。柴潭下方地势低矮，孟珙等人纷纷拔出佩剑，向铁钩上方的绳索砍去，绳索应声而断。孟珙大着胆子，背对着城上火力，抱着张柔撤了回来。此时，张柔全身已经“中流矢如猬”，被射成了刺猬。好在他冲锋陷阵时，习惯披挂好几层铠甲，否则，日后在崖山之战中消灭南宋最后抵抗的元朝名将张弘范，就没有机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宋史·孟珙传》。在元好问的《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中，这起事件被粉饰成南宋军队“瞻望不进”，张柔率二十多名敢死队，徒步涉水冲击金军大阵，“左右荡决，莫有当其锋者”，看得宋军官兵钦佩不已。不过，元好问的记载并不可信。参见Hok-Lam Chan：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 of Ts’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p.158.张柔的第九子张弘范，生于1238年，金亡四年之后。]

孟珙见一时难以登上城墙，只好收兵撤回南岸。

第二天拂晓，宋军准备在南门发动决定性一击。但是，他们借着微光往柴潭方向看了一眼，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头天夜里，一场莫名其妙的冬雾，浓郁得伸手不见五指，忽然笼罩柴潭周边。一夜之间，潭水暴涨，本来干涸得只剩一洼积水的水面，居然再次扩大了许多。[陈学霖先生认为有大暴雨随云雾而至，参见Hok-Lam Chan：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Wang E’s Memoir of Ts’ai-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1233—1234），p.113.]

其实，复涨后的柴潭，很难再给宋军造成太大的阻碍，但是，目睹这个奇迹，金军士气为之大振。金哀宗宣布，来年将举行盛大的典礼，祭祀潭底的神龙，并册封为“护国灵应龙王”。[王鹗：《汝南遗事》卷四；《金史·哀宗本纪》。]

蔡州城能在联军的猛攻下坚守一个多月，显然不是光靠天助。城内所有能动员的人力，都已经分配到四面城墙，参加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处斩，邻人绞罪。”在围城中，男丁都上了前线，身体健壮的妇女，自古就要走上城头，负责后勤工作，《墨子》中称为“丁女子”。为了不让敌人察觉守军减员严重，蔡州城内的妇女，统一身穿男子衣冠，运输弹药粮草[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8页。]。完颜仲德的妻子说：“形势危急，城破之日，妇人怎能置身事外？”她带头动员高级官员的家眷，单独组成一支军队，专门运送矢石，照看伤病。[《金史·列女传》。]

围城期间，金哀宗多次亲自登上城头巡视防务，激励士气。出行途中遇到军民，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劝慰。后勤人员为守城将士熬制的肉汤，金哀宗亲自品尝，唯恐味道太淡。从城头抬下来的伤兵，他也下马仔细探问，甚至亲手给他们的创口敷药。

十二月十九日，西面城墙沦陷后的第二天，金哀宗将珍贵的御用器皿统统搬出来，分发给有功将士。二十四日，他见到逃生无望，又下旨：杀掉御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将马肉送给城头的将士食用，补充体力。这时候，尚厩内只剩下十匹御马，城中大小官员，只有仲德、张天纲等四五名宰执，加上都弹压阿勒根移失剌，有资格骑乘马匹，其他人等一概步行。[王鹗：《汝南遗事》卷四。]

自蔡州合围之后，仲德没有回家休息过片刻。他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存抚将士，所有阵亡的将校军官，仲德无不亲自吊唁，“哭之尽哀”。[《金史·完颜仲德传》。]

受到了金哀宗君臣的感召，蔡州城内“军民感泣，人百其勇”[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8页。]。“军士踊跃，视死如归，人以不得出战为愧”。[王鹗：《汝南遗事》卷四。]

尽管士气不衰，以一敌二的惨烈战斗造成的重大损失，金军却无法承受。据统计，十二月短短一个月，先后在守城战斗中战殁的高级军官，就包括一名总帅、三名元帅、二名都尉，至于“总领、提控以下，不可胜纪”。[王鹗：《汝南遗事》卷四。]

五、幽兰轩的烈火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初一，农历新年。这一天，蔡州那一圈处处残破的城墙，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季节——冬天和春天的分界线。

在城外，气氛热烈，如同暖春。孟珙收到了宋理宗特意从杭州发来的“御札”，写满了嘉奖和勉励的话[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南、北两支大军，在营中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活动，“正旦会饮，鼓吹之声，四望相接”[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9页；《金史·完颜仲德传》。]。蒙古人和南宋人，就像在余温尚存的猎物尸体边提前庆祝丰收的两个猎手。

在城内，冷寂如寒冬，外援断绝，饿殍遍地。城头的守城士兵，只能忍饥挨饿，遥望哀叹。不久前，落入宋军手中的俘虏透露：围城内已经断粮三月，鞍鞯、皮靴、破鼓，统统煮烂吃光了，又听任老弱互相残杀饱腹；守城士兵每天的标准餐，是用人和牛马的骨头拌着野菜，煮烂了熬成稀粥；作战不力的小队，往往全队处斩，脔割死者的肉，分发给其他士兵。[《宋史·孟珙传》。]

对金人来说，天兴三年的元旦，是以一件令人无比绝望的事件结束的。

两个多月前，蔡州围城向四面八方送出了最后的求援密信。信中苦苦哀求，各地金军残部——国用安（兗王）、武仙（恒山公）、赛不（徐州行省）、完展（陕西行省）、兀典（息州行省），陈、颍、宿、寿、泗各州官兵，还有保聚山寨的各路义兵，期以明年元旦，到蔡州城下集合，进行最后的会战。

元旦这天，夜幕降临，城内的守军抱着最后一丁点希望，按照信中的约定，在城池最高处燃起了明亮的赤红火炬，作为“总攻”信号。

然而，在这片蓝黑色苍穹的笼罩下，除了凛冽的寒风吹得火炬噼啪作响，远处偶尔飘来敌营的酒肉香味、南腔北调猜拳行酒的喧嚣，孤城四周的冬夜，一片寂静，并无任何其他的声响……[王鹗：《汝南遗事》卷三。]

正月初五，由于西面城墙的缺口牵制了大量守军，其余地段的防御严重削弱，金哀宗把宫中承应人全部派往东、南、北城墙的雉堞后方，舍人、牌印和省部令史也临时充当起砲夫，负责拉拽砲索。皇帝自己身边只留下少数几名近侍服侍。[王鹗：《汝南遗事》卷四。]

正月初九，蒙古军在西城墙上开凿出五处通道，从容不迫地冲入金军的木栅。双方围绕这道临时城墙，鏖战了一整天。日暮时分，蒙古军才撤退，临走前宣称“来日复集”。[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9页；《金史·完颜仲德传》。]

这天半夜，城内文武官员刚刚就寝，忽然接到宫内的紧急传召。他们走进金哀宗的行宫，只见皇帝面色苍白憔悴，但是镇静从容。金哀宗表示，城池旦夕难保，万一有不测，他现在就打算退位，由东面城墙的防御长官完颜承麟（皇室疏属）入继大统。承麟仓促奉诏赶来，还披着全副甲胄。他跪下大哭，死活不肯答应。

金哀宗亲手捧着玉玺，塞到承麟手中，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朕传位给你，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朕如今体态臃肿，一旦城池陷落，乱军之中，无法骑马驰骋。你平时素称能干，又懂军事，愿上天保佑你躲过这次劫难，我大金的国祚不致传到朕就断绝，列祖列宗不至于无人祭祀，不得血食！”

说话间，远处的天空已经微露鱼肚白。宣徽使温敦、佥东上阁门使仆散斜不失，扶着承麟的手，引导他坐上御座。到场的百官三跪九叩，算是完成了新主的登基大典。殿上的文武百官，只有忠孝军元帅蔡八儿不肯跪拜，他生气地大吼：“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9页；《金史·忠义传》。]

金哀宗临危传位，想给金国保留一线血脉，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做亡国的末代君主，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他死都不甘心。这是金哀宗的最后一点尊严。可悲，可叹！

出南京“亲征”前，金哀宗就表示，厌恶自己“无罪亡国”；官奴之变后，他又表示：“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西城外郭陷落，金哀宗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他对近侍倾诉：

过了一会，他又自言自语：

不做青衣行酒的晋怀帝，不做饿死台城的梁武帝，不做孝服拜庙的昏德公（宋徽宗）、重昏侯（宋钦宗），这几乎成了金哀宗的一种执念或任性，挥之不去。

西城陷落后，金哀宗就给自己准备了最后的归宿。

这是蔡州同知衙门后园的一所小竹屋，环境清幽，名字也很别致，叫作“幽兰轩”。金哀宗将随身用品和信玺放入小屋中，命人在竹屋周围堆积干草、柴火、木炭，下令：“死便火我！”[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

正月十日拂晓，金哀宗传位给承麟后，在近侍护送下，平静地走入小屋，合上木门，悬梁自缢。

承麟得知金哀宗驾崩，率领百官在小竹屋外罗拜号泣。承麟回过头对群臣说：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不就，委实可哀！不如谥号为“哀”吧！后来，中原汉族士大夫认为，“哀”字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于是以《左传》“国君死社稷”的“义”，改谥为“义宗”。金哀宗身边的侍臣、草泽的文士、后世的史家，都对他多有同情和褒扬。

不管是可“哀”，还是就“义”，一个十年如一日，无比尽责地履行了末代皇帝这个角色的人，终于能够卸下这副千钧重担。史家姚从吾用三句话概括哀宗的一生：“谋挽危局”“忍辱守汴”“力战殉国”。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三）：辽金元史讲义——乙·金朝史》，第229页。]

金哀宗自缢后不久，他身边仅剩的几名近侍：权点检完颜斜烈、承御石盏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头宋珪，纷纷自杀。斜烈临死前叮嘱绛山（就是当初宽纵饥民出城而遭到杖责的那名奉御）：“点火，执行圣主遗诏。”

霎时间，火焰就吞没了幽兰轩。[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70页；《金史·完颜绛山传》。]

正月十日，黎明时分，就在城内新旧君主更替的那一刻，蒙古军也尽全力发起了最后的攻势。

完颜仲德从其他三面城墙抽调出全部得力人手，编成一千精锐，在西门附近与蒙古军展开死斗，寸步不让。火光、浓烟、箭雨、兵刃的碰撞声，令人头晕目眩。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呐喊声、呻吟声，此起彼伏……

蒙古军和金军从卯时（五六点钟），一直苦战到巳时（上午九点多）。[《金史·完颜仲德传》；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269页。]

就在此时，金军后方有人惊呼：“快看南城上！宋军旗帜！”

再回头一望，子城的上空也冒起了一股浓浓的黑烟——那是幽兰轩。

原来，这天清早，孟珙按照约定，率领宋军悄无声息地逼近蔡州南门，在“金”字砲楼下，搭好了云梯。趁金军的注意力被西边的血战吸引，三声激越的大鼓声响起，宋军突击队迅速冲上云梯，抢登城墙。

根据南宋功劳簿的记载，第一个冒死将旗帜插上城头的士兵，名叫马义，紧跟马义登上城墙的士兵叫赵荣。在二人身后，以孟珙为首的一万名宋军，高喊着“杀！”如潮水般涌入城内。看到盟军还在西面城墙苦战，孟珙赶紧派人打开正西门，放下吊桥，召唤塔察儿的蒙古军入城。[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9页。]

外城彻底沦陷的时刻，承麟刚刚走出行宫，正在部署防御，只听“四面鼓噪夹攻，声震天地”[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9页；《金史·哀宗本纪》。]。在如此绝望的处境下，金军居然没有总崩溃的迹象，而是同蒙宋联军在城内各处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有人描述：

正午时分，完颜仲德清楚，抵抗已经到了尽头。他将手中被鲜血染红的剑插入地里，转过头对身边幸存的将士说：“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官兵纷纷互相勉励：“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五百多人集体跳入汝河自尽，其中包括两位参政孛术鲁娄室、兀林荅胡土，总帅元志，以及三名元帅王山儿、纥石烈柏寿、乌古论桓端。[《金史·兀林荅胡土传》。]

宋军攻占南门之时，俘虏了守御长官乌古论镐。后来，宋人将他押至息州城下，令他招降守军。乌古论镐不肯屈从，最终被杀。[《金史·完颜仲德传》《金史·乌古论镐传》。]

参政张天纲也被宋军俘虏。前面说过，他被押送到临安后，当着知府薛琼的面，毫不畏缩：“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宋理宗听到臣子转奏这番话，亲自召见张天纲。宋理宗问他：“天纲，真不畏死耶？”张天纲回答：“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后来不知下落。[《金史·张天纲传》。]

子城陷落后，不得已成为“末代皇帝”的承麟，也死于乱军之中。他始终身穿连月来在东面城墙上血战时的那套盔甲，实无片刻黄袍加身。

午后，蒙、宋两军在幽兰轩前会师。

此时，小竹屋早已化为了一堆焦黑的灰烬，唯有星星残火在忽明忽暗闪着，几缕青烟缓缓升上阴沉沉的天空。[刘克庄：《孟少保神道碑》。]

灰烬前，孤零零跪着一个人——绛山。蒙古军官有些讶异：“你是何人？为何不跟着别人逃走？”绛山说：“我等着收拾我家皇帝的遗骨。”军官大笑：“你自己的小命尚不能保，还有闲心替他收尸？”绛山昂首回答：“你尽忠你的君主，我尽忠我的君主。先帝在位十余年，中兴大业未成而身先死，我不忍看到他尸骸暴露，被草草葬进万人坑里。等我办成了这件事，就算千刀万剐，我也甘心！”

塔察儿得知此事，连称这是“奇男子”。尽管他已经同孟珙约好，中分金哀宗的骨骸[后来，宋理宗以金哀宗遗骨祭告太庙，连同孟珙带回的金太祖“武元皇帝”谥玺以及龙袍、玉带、牌印等物，以“亡金国宝”的名目，发付大理寺狱库贮藏。见《宋史·理宗本纪》《宋史·舆服志》。]，还是允许绛山收拾了几撮废墟中央的灰烬，用破布包裹好，在汝河岸边为金哀宗立了一座无名坟墓。[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70页；《金史·完颜绛山传》。]

有记载说，正月十日，也就是蔡州陷落这天，“日大赤，无光，京索间，雨血十余里”[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71页。]。上一年，金哀宗的御用术士武亢预言：“蔡城有兵丧之兆……三军苦战于西垣（西城墙），前后有日矣。城壁倾颓，内无见粮，外无应兵，君臣数尽之年也！”

他还预言：“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金史·方伎传》。武亢在城破后跳河自尽。]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十三日，蔡州陷落后的第三天，蒙古、南宋的两支大军，大清早就撤营启程，一南一北，分道扬镳。蔡州城下，居然真的再无一人一骑。

张柔将军和他的救命恩人孟珙将军，在城门口脱下头盔，握手，举起马鞭道别。

二人未必料得到，下次在河南战场上邂逅，他们将是你死我活的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