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乔·加蒂卡途经利马一事，在我们的新闻稿上被帕斯库亚尔炫耀成“绝妙的艺术界大事和全国无线电电话的巨大成就”。那次骚乱使我损失不小，丢了一条领带，撕破了一件衬衣，都是九成新的，并且我再次对胡利娅姨妈爽约。在这位智利波莱罗歌唱家到来之前，我在各家报纸上看到过他数不清的照片和颂扬他的文章（小赫纳罗曾说，不是花钞票买来的文章最值钱），但是，只是当我在贝伦大街看到妇女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进入演出厅时，才真正发现他的声名如此显赫。由于演出厅很小——仅一百个池座——只有屈指可数的女士得以入座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泛美电台门前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帕斯库亚尔不得不从与我们的住房共用一个平台的邻楼爬到顶楼。我们已把七点钟的新闻稿写完，但无法送到二楼去。

“一大堆女人挤在台阶上、门口和电梯前，”帕斯库亚尔对我说，“我想法请她们给我让条路，可是她们把我当作饿汉。”

我给小赫纳罗打了电话，兴高采烈地说：

“鲁乔的演出还要一个小时才开始，可是人群已经把贝伦大街的交通给堵塞了。这会儿，全秘鲁都在收听泛美电台的广播。”

我问他，鉴于发生了这种事情，是否能牺牲七点钟和八点钟的新闻？可是他对什么状况都能想出办法，他叫我们通过电话把新闻口授给播音员。我们照他说的办了。间歇时间，帕斯库亚尔欣喜若狂地聆听收音机里的鲁乔·加蒂卡的声音，而我则重读那篇关于议员—太监的小说的第四稿，我最后给它取了个恐怖小说的题目：《损坏了的面孔》。九点钟，我们听到演出结束了，听到马廷内斯·莫罗希尼向鲁乔·加蒂卡告别的声音和观众的欢呼声。这次不是唱片，而是真人在欢呼。十秒钟后，电话响了，我听到小赫纳罗告急的声音：

“你们要想办法下来，这里像蚂蚁似的，黑压压的一片。”

女士们拥挤在台阶上筑成了一道人墙，被身材魁梧的门房赫苏西托挡在演出厅的大门前。我们穿过这道人墙，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帕斯库亚尔高喊着：“急诊！急诊！我们在找一个受伤的人！”女士们——大多数是年轻的——或无动于衷地望着我们，或微笑着，但是并不让路，我们只好推开她们。来到演出厅内，我们看到一幅慌乱的场面：被众人颂扬的艺术家正要求警察前来保护。这位艺术家身材矮小，脸色发紫，对他的女敬仰者们心怀愤怒。我们那位开明业主极力安慰他，告诉他叫警察来会造成更坏的印象，那群黑压压的姑娘站在那儿是出自于对他才华的崇敬。但是这位天才并不相信这番话。

“我了解那些女人，”他说，显出又怕又气的样子，“先是要签名，最后又抓又咬。”

我们都笑了，但后来的事证实了他的预言。小赫纳罗决定让我们等半个小时，他认为那群崇拜者一旦厌倦了就会走掉。十点十五分（我和胡利娅姨妈约好去看电影的时刻），姑娘们还没有厌倦，倒是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商定挤出去。我和小赫纳罗、帕斯库亚尔、赫苏西托、马廷内斯·莫罗希尼挽着胳膊，围成一个圆圈，把那位名人夹在中间。我们一开门，那位天才的脸色就更加惨白了，简直就像张白纸。我们走下头几级台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我们用胳膊推，用大腿拱，用头顶，用胸撞，对付那些如山似海的女士。那些女士当时还只是鼓掌、叹息和伸出手去触摸那个她们所崇拜的人物——他面如缟素，微笑着，嘟嘟囔囔地说：“小心，别松开胳膊，朋友们。”但是，我们马上不得不应付一场正式的进攻。她们抓住我们的衣服狠狠地拽着、号叫着，伸长手指要撕碎偶像的衬衣和西装。经过十分钟令人窒息的推拥，走到进口处的过道时，我觉得马上就要顶不住了，并且仿佛看见：身材瘦小的博莱罗歌唱家被人从我们中间夺走，他的女崇拜者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他撕成了碎块。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当我们把他塞进老赫纳罗——他已在方向盘前守候了一个半小时——的汽车里时，鲁乔·加蒂卡和我们这些钢铁般坚强的卫士都变成了这一场大灾难的幸存者。我的领带被抢走了，衬衣被撕得一条条的；赫苏西托的制服被撕破，帽子被抢走；小赫纳罗的前额被手提包打伤了。歌唱大师安然无恙，但是他身上的穿戴只有鞋子和内裤完整无损。第二天，当我们十点钟在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时，我把女崇拜者们的英雄业绩讲给彼得罗·卡玛乔听，他根本不感到惊异：

“我的年轻朋友，”他远远地看着我，沉着冷静地对我说，“音乐也是打动人心的呀。”

正当我奋力保护鲁乔·加蒂卡的人身安全时，阿格拉德西达太太已经把顶楼清扫完，我那篇关于议员的小说的第四稿被她扔进垃圾堆里去了。我非但不痛心，反倒如释重负。我想那是天意。当我告诉哈维尔我不再写下去时，他不但没有设法劝说我，反而对我的决定表示祝贺。

胡利娅姨妈对我做保镖的事颇为开心。自从在玻利瓦尔饭店偷偷接吻的那天晚上起，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鲁乔舅舅过生日的第二天，我贸然到了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家里去，真幸运，胡利娅独自一人在那儿。

“他们去看望你的奥尔腾西娅姨妈去了，”她说着，把我让进大厅，“我没有去，我知道那个惹是生非的女人整天在编造我的故事。”

我搂住她的腰，把她拉过来，想亲吻她。她没有拒绝，但也没有亲我。我感觉到她那冷冰冰的嘴巴贴在我的嘴上。我们分开时，我看见她面无笑容地望着我。她不像昨天晚上那么惊恐，说得更确切些，她有些好奇，并且面带讥讽的表情。

“喂，马里多，”她的声音亲切，沉静，“我这一辈子各种荒唐的事都做过。但是，这个我不干，”她大笑一声，“我，难道我要勾引小孩子吗？这事我可不干！”

我们坐下来，畅谈了快两个小时。我给她讲了我的全部生活情况，不是过去的，而是未来的，也就是当我有朝一日住在巴黎、成为作家时的生活情况。我告诉她，从我第一次读大仲马的作品起，就想写作，并且从那时起，就梦寐以求去法国旅行，住在艺术家区的某个亭子间里，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文学，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我对她说，为了讨家庭的喜欢，我才选学法律，可是我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中，律师是最令人讨厌和愚蠢的，我永远不会从事这个职业。我多次发现自己讲的话很狂热。我告诉她，我平生第一次将心里话讲给一个女人而不是男友听。

“在你看来，我像你妈妈，所以你对我讲了贴心话，”胡利娅姨妈对我进行心理分析，“这么说来，多丽塔的儿子竟然成了个流浪者，不行，不行。糟糕的是，你会饿死的，孩子。”

她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她彻夜失眠，回味着玻利瓦尔饭店里偷偷的接吻。这位多丽塔的儿子，曾几何时，至多是昨天吧，她还陪同他妈妈一块儿送他到科恰班巴的拉萨列学校去上学，她仍然把他当作一个拖鼻涕穿短裤的小孩子，一个为了免得独自外出才叫他陪自己去看看电影的娃娃，可现在竟长大成人，一下子亲起她的嘴来了，她实在难以理解。

“我已长大成人了，”我拉过她的手来亲吻，理直气壮地对她说，“我十八岁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处男了。”

“那么我呢，我已经三十二岁，十五年前就不是处女了，那我又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她笑了，“一个老掉了牙的女人！”

她的笑声嘶哑而有力，爽朗欢快；她那张厚嘴唇的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眼角堆起皱纹。她讥讽、调皮地看着我，尽管还不像是对待成年男子，可也不像是对待胎毛未脱的娃娃那样了。她起身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在你昨晚那些大胆的举动之后，我再不能用可乐招待你了，”她对我装出难为情的样子，“我不得不像对待我的求爱者那样招待你。”

我对她说，年龄上的差异并不那么可怕。

“是的，并不见得那么可怕，”她回答我说，“可是，差一点，只差一点点，你就正好是我的儿子啦。”

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婚后生活。开始几年一切如意。她丈夫在高原上有座庄园，她对乡居生活是那么习惯，所以很少到拉巴斯去。庄园住处很舒适，她喜欢那里宁静、健康而简单的生活：骑马，远足，参加印第安人的聚会。由于她不能生育，阴云便开始出现；一想到不能传宗接代，她丈夫便闷闷不乐，后来喝起酒来，从此夫妻关系便沿着吵架、分居、重归于好的斜坡往下滑，直到最后吵翻。离婚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假如有一天我结婚，是不要孩子的，”我提醒她，“孩子和文学势不两立。”

“这就是说，我可以提出申请，挂号排队了？”胡利娅姨妈风韵十足地对我说。

反驳别人的话时，她反应机敏，显得很有口才；她饶有风趣地讲述桃色故事，她（同到那时为止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一样）对文学一窍不通到可怕的地步。她给人的印象是，在玻利维亚庄园那漫长的清闲岁月里只读过阿根廷的一些杂志、德利的个别拙作，还有她认为值得回味的一两本小说：一个叫H.M.胡尔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儿子》。那天晚上，我告辞时问她我们是否去看电影，她说：“完全可以。”我们去看了夜场。从那以后，几乎天天如此。除了耐着性子看许多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歌剧外，我们还无数次地接了吻。看电影渐渐变成了借口。我们选择距离阿尔门达利茨住宅最远的一些影院（蒙泰卡洛、科利纳、马尔萨诺），以便有更长的时间待在一起。电影散场后，我们沿着米拉弗洛雷斯空旷无人的街道长时间地来回踱步（每当出现路人或汽车时就分开），做着“小肉饼”（她对我说，在玻利维亚，手挽手被称为“做小肉饼”），无所不谈，而那正是在利马称之为冬天的、可怕的季节里，牛毛细雨淋得我们浑身湿漉漉的。胡利娅姨妈总是和她的众多求爱者一同去用午餐或喝茶，但是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我。我们经常去影院，坐在池座的后排（特别是影片很糟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影响别的观众的情况下接吻而又不被认出来。我们的关系很快稳定下来，但是没有定型，处在恋人和情人这两种格格不入的范畴中某个难以确定的阶段。这一点在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提及。说是情人，是指我们总是躲躲闪闪，提心吊胆，怕被人发现，老是觉得在冒风险；但这是精神上的，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并不放荡相处（像哈维尔后来大肆渲染的那样，我们几乎“碰都不碰”）。说是恋人，是指我们尊重当时米拉弗洛雷斯青年恋人的某些古老礼仪（看电影，一边看一边接吻，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和保持贞操（在石器时期，米拉弗洛雷斯的姑娘们结婚时一般都是处女，只有当自己的恋人成为正式的未婚夫时才让他触摸乳房和性器官），但是，我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大，又有亲缘关系，怎么会成为恋人？鉴于我们含糊而荒唐的浪漫爱情，我们便开玩笑地称这种爱情是：“英国式的婚约”“瑞典式的浪漫”“土耳其戏剧性的爱情”。

“一个娃娃和一个老太婆之间的爱情，而且这个老太婆还是娃娃的姨妈，”一天晚上，我们穿过中心公园时，胡利娅姨妈对我说，“这可是彼得罗·卡玛乔广播剧的好题材。”

我提醒她：“她只不过是我的表姨妈。”而她对我讲，在三点钟的广播剧节目里，圣伊希特罗的一个小伙子非常和蔼可亲，是用夏威夷滑雪板滑雪的健儿，他偏偏和他的妹妹发生了关系，更可怕的是，使她怀了孕。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听广播剧的？”我问她。

“我是受了姐姐的影响，”她回答说，“实际上，中央电台的那些东西纯粹是捕风捉影，都是些令人心碎的剧目。”

她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听广播剧时，她和奥尔卡舅妈常常双眼含着泪水。这是我看到彼得罗·卡玛乔的文笔在利马居民中产生影响的第一个证明。以后连续几天，我又在我家的住处看到了另外的证明。我常到拉乌腊姨母那里去，她一见到我出现在大厅门口就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吩咐我保持肃静。她把身子倾在收音机旁，好像不单单是为了倾听，也是为了嗅闻、触摸玻利维亚艺术家的（或颤抖、或严肃、或热情、或清脆的）声音。我到加比姨妈那里去，见她和奥尔腾西亚姨妈一边聚精会神地用手指拆线团，一边洗耳恭听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怪腔怪调、充满形容词的对话。而在我自己家里呢？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正如外祖母卡门说的，他们一向“喜爱小小说”，现在却确确实实地迷上了广播剧。我早晨被他们扭动收音机指针发出的声响吵醒——他们正忙着准备收听第一次即十点钟的广播剧；我吃午饭时，不得不听下午两点钟的广播剧；白天，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都碰到两位老人和厨娘躲在小会客厅里全神贯注地在足足有橱窗那么大小、笨重的收音机旁收听广播剧。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把音量开到最大。

“你为什么那样喜欢广播剧？”有一天，我问外祖母，“比如说，那里面有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吗？”

“这玩意儿很生动，亲耳听人物讲话觉得更真切，”她思索了一下，然后给我解释，“再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耳朵比眼睛更好使。”

我在别的亲戚家也做了类似的调查。我的姨妈和舅妈——加比、拉乌腊、奥尔卡和奥尔滕西娅，都喜欢广播剧，因为她们觉得广播剧很有意思，既有悲伤的，也有快活的；还因为广播剧使她们有了消遣，使她们充满幻想，能体会到实际生活中无法体会到的东西；还因为广播剧表现真人真事，又或者因为每个女人都有点儿浪漫情趣。当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喜欢看书时，她们反驳说：谁那么傻呀，干吗去买书？书里讲的都是些深奥的文化；而广播剧则简单明了，惹人发笑，可以消磨时光。真的，她们确实成天守着收音机，我从未见到她们有谁打开过一本书。在我们夜间散步时，胡利娅姨妈有时扼要地给我讲些她印象深刻的故事，我给她讲同玻利维亚文人交谈的内容。这样，不知不觉，彼得罗·卡玛乔就成了我们浪漫史的组成部分。

我经过无数次交涉终于修好了打字机那天，小赫纳罗本人对我证实了新广播剧所取得的成就。他手中拿着文件夹，眉飞色舞地登上阁楼。

“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他对我们说，“两个星期内，收听广播剧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主办人将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那么也意味着给我们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资了，赫纳罗先生？”帕斯库亚尔在他的座位上跳起来。

“你们不是在中央电台而是在泛美电台工作，”小赫纳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有高尚趣味的，不播放广播剧。”

各家日报也很快在专门的版面上与新广播剧所吸引的听众相呼应，开始赞颂彼得罗·卡玛乔。吉多·蒙泰维代率先在《最后一点钟》的专栏尊崇彼得罗·卡玛乔，称他是“老练的、富有热带想象力和浪漫语言的剧作家，是广播剧中交响乐的大胆指挥者和具有甜蜜声音的、多才多艺的表演家”。可是，这些形容词的享用者并不了解在他周围正在掀起的那股热潮。一天早上，我到布兰萨咖啡馆去，想拉上他一同去喝咖啡，我发现他寝室的窗户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用草体字写着：“不接待记者，不签名。艺术家在工作！请尊重他！”

“这是真的还是开玩笑？”我问他。我品尝着牛奶咖啡，他喝着薄荷马黛茶健脑剂。

“非常认真，”他回答说，“这个地方千奇百怪的事情在折磨着我，如果我不制止他们，那儿很快就要有听众来排队了，”他指着圣马丁广场说，好像不希望出现那种情况似的，“要照片，要签名，我的时间像金子般贵重，不能浪费在那种蠢事上。”

他的话没有半点自负的意味，只是表现出一种真心的不安。他穿着那套惯常穿的黑西服，戴着花格领带，抽着飞行牌气味难闻的香烟，像以往一样，十分严肃。当我给他讲我的所有姨妈、舅母都变成了他的狂热听众，小赫纳罗对他的广播剧收听率激增的效果喜出望外时，我满以为他会高兴。可是，他厌烦地叫我住嘴，不要说下去，仿佛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许久以前就预料到了。更确切地说，他告诉我他对“商人们”（从那以后他使用这个词总是指赫纳罗父子）缺乏敏感而觉得很恼火。

“广播剧尚有不足之处，我的职责是弥补它，他们的职责是帮助我，”他皱着眉头说，“但是，很清楚，艺术和交易所是死敌，就像猪猡和珍珠。”

“不足之处？”我惊异了，“可是，那是大获成功的呀！”

“尽管我提出了要求，商人们还是不想解雇巴布利托[巴布利托是巴布罗的小称。]，”他对我解释说，“这都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我不知道他在中央电台干了多少年头，可是还是干这类蠢事，仿佛艺术同仁慈有关系似的。那个病包儿的无能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真正的破坏！”

大巴布利托是被电台环境所吸引来或造就出来的那种惹人喜欢、无法形容的人物之一。我之所以用巴布利托这个小称，是因为他个子小。可他是年过五旬的混血儿，走路总是拖着双脚，常犯哮喘病，一发病，四周就满是瘴气。上午和下午，他在中央电台和泛美电台逛来逛去，从帮助清洁工打扫、出去给赫纳罗父子买电影票和斗牛票到分发排演券，什么都干。他经常性的工作是搞广播剧，负责特技。

“这些人以为搞特技是连穷要饭的都可以胜任的简单事，”彼得罗·卡玛乔威严而冷冰冰地讲着，“实际上那也是艺术，而那个半死不活的短脑袋巴布利托又对艺术懂得什么？”

他向我发誓说，“时机一到”，他将毫不犹豫地亲手把“改善他工作”的一切障碍搬掉（他说得那么肯定，我都信以为真了）。他感伤地补充说，他没时间培养一名特技技师，把字母从a到z都教给他；但是，对“当地各个电台”进行迅速考察后，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放低声音，向四周扫了一眼，恶狠狠地结束对话：

“对我们合适的那个人在胜利电台。”

我们和哈维尔一起分析了彼得罗·卡玛乔实现搞掉大巴布利托的想法的可能性，一致认为大巴布利托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民调：如果广播剧能不断增加收听率，他就会被毫不留情地牺牲掉。果然，没过一个星期，小赫纳罗到顶楼来了，正遇上我在全神贯注地写一篇新小说。他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慌乱。我很快将打字机上的纸取下来插在新闻稿中，可是他装作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说。他露出一副文学艺术家的伟大保护人的神气，同时对我和帕斯库亚尔说：

“抱怨了那么久，总算找到了你们想找的新编辑，你们这两个懒汉，大巴布利托将和你们一道工作。他们可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呀！”

新闻部得到的这个补员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毋宁说是精神上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大巴布利托非常准时地来到办公室问我该干什么时，我让他整理一下会议纪要。他面带惧色，咳嗽了两声，脸变成了土色，结结巴巴地说他干不了这事。

“我可是不识字的呀，先生。”

我把小赫纳罗为我们挑选了一个文盲当编辑这件事看作他乐观精神的美好表现。帕斯库亚尔得知编辑任务由他和大巴布利托分担时本来很紧张，现在听说来的人是个文盲，便毫不掩饰他的高兴。他当着我的面教训他的新同事，说他精神不振，没有设法去受教育，像他帕斯库亚尔，虽已进入壮年，可还要去夜校进免费补习班。大巴布利托吓得胆战心惊，不断称是，像个机器人似的重复说：“是这样，我没想到这一点；是这样，您说得完全对。”他带着一副马上就要被辞退的神情盯着我。我安慰他，要他负责给播音员传送新闻稿。实际上，他成了帕斯库亚尔的奴隶。帕斯库亚尔叫他整天在顶楼和大街之间奔来奔去，买香烟或从卡拉巴亚大街流动小贩那里给他买夹肉土豆，甚至让他看看是否在下雨。大巴布利托以杰出的牺牲精神忍受着这种奴役，甚至对那个折磨他的人比对我更尊敬、更友好。他不做帕斯库亚尔吩咐的事情时，便蜷缩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把头靠在墙上，暂且睡上一会儿。他像一台生了锈的电扇那样鼾声隆隆，还伴着哨声。

他是个气度很大的人，并不因为彼得罗·卡玛乔用胜利电台的外来人取代了他而对他怀有半点怨恨。他总是用最好的言辞夸奖那位玻利维亚文人，对他怀有最真诚的崇敬。大巴布利托常常向我请假，去看广播剧的排练。回来时，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兴奋。

“这个人是个天才，”他迫不及待地说，“他能想出各种奇招。”

他总是带回有关彼得罗·卡玛乔艺术壮举的有趣奇闻。一天，他对我们发誓说，彼得罗·卡玛乔曾劝卢西亚诺·潘多在登台表演一段爱情对话前预先进行手淫，理由是这样可以使声音轻柔，使呼吸更浪漫。卢西亚诺·潘多拒绝了。

“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每当有爱情场面时，他就钻到院内的小厕所去，马里奥先生，”大巴布利托画着十字，用嘴舔着手指，“去干那种丢人的事，肯定是这样。怪不得他的声音那样轻柔。”

我和哈维尔争论了老半天，确有其事还是这位新编辑的捏造？我们的结论是，不管怎么样，有充分的根据不能把那件事看成绝对不可能。

“你该就这些事情写故事而不必去写多罗特奥·马蒂，”哈维尔训导我说，“中央电台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个宝库。”

那些日子，我加紧写作的那篇小说是根据胡利娅姨妈给我讲的一段轶事写的，那是她在拉巴斯的萨维埃德拉剧院亲眼看到的。多罗特奥·马蒂是一位西班牙演员，他走遍美洲，演出《凶残的女人》《真正的人》或其他更为惨不忍睹的东西，使广大观众感情沸腾，声泪俱下。甚至在利马——戏剧在那里作为一种奇闻已从二十世纪消失了——多罗特奥·马蒂的剧团以它加演的根据神话传说编写的、独一无二的剧目，使整个市政剧院座无虚席。那剧目的名字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生活、受难和死亡》。艺术家具有一种强烈的务实精神。那些爱说长论短的人说，有一天夜晚，扮演耶稣的演员中断了他在橄榄林中的痛苦呜咽，用温柔的声音告诉尊贵的观众，剧团第二天将有一场动人的演出，届时每位绅士可以免费带上他的伴侣前来观看（然后又继续演出骷髅地[和下文的各各他为同一个地方，耶稣在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恰恰就是胡利娅姨妈在萨维埃德拉剧院看到的那场生活、受难和死亡的演出。剧情进入高潮时，耶稣在各各他山顶上奄奄一息，观众们发现那块笼罩在香炉烟云之中的木桩——马蒂扮演的耶稣被钉在上面——开始摇动。是意外事件还是事先安排的？圣母、弟子、罗马军团的士兵、平民都默默地交换着目光，小心翼翼地往后退，离开那个摇摆不定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多罗特奥扮演的耶稣把脑袋依然耷拉在胸前，喃喃地说起话来，声音很低，但池座的前几排还是能够听到：“我死了，我死了。”无疑，那些被亵渎神明的恐怖吓瘫了、站在天幕上隐而不见的人谁也不去扶十字架。此刻，在一片代替了祈祷声的恐怖嘈杂声中，十字架无视各种物理定律，左右摇晃着。过了几秒钟，拉巴斯的观众们就看见了加利利[在巴勒斯坦，为耶稣宣讲教义的场所。]的马蒂被那块圣木压着向他所歌颂的舞台坠落下去，并且听到震撼剧院的雷鸣。胡利娅姨妈对我发誓说，耶稣摔到舞台上变成肉饼前野蛮地吼叫道：“我死了，他妈的！”特别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我想重新创作。故事就让它这样结尾，以耶稣的吼叫和粗话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希望写成一个滑稽的故事。为了掌握幽默的技巧，我在汽车上、火车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都在阅读我手头所有名家的作品，从马克·吐温、萧伯纳到哈迪埃尔·蓬塞拉和费尔南德斯·弗洛雷斯[哈迪埃尔·蓬塞拉（Jardiel Poncela，1901—1952）和费尔南德斯·弗洛雷斯（Fernández Flórez，1886—1964）都是西班牙作家。]。可是，像过去一样，我写不出来。帕斯库亚尔和大巴布利托不断地数着我扔到筐子里的纸张，好在赫纳罗父子对新闻部的用纸毫不在乎。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才认识接替了大巴布利托的那个从胜利电台来的人。跟他到来之前——那时人们可以自由地去观看广播剧录音——不同，彼得罗·卡玛乔已经禁止除演员和技师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录音室。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在门前放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耶稣像。就连小赫纳罗本人也不例外。我记得一天下午，小赫纳罗像是遇到了麻烦需要安慰，气得鼻子抽动着来到顶楼上向我发牢骚：

“我想到录音室去，可是他一下子停止了排演，我不走他就拒不录音，”他气得声音都变了，“他说我下次再使排演中断就拿话筒打我的脑袋。我怎么办？是一气之下把他赶走还是忍气吞声？”

我说了些他想让我说的话，由于广播剧取得了成功（“为了国家无线电电话事业”等等），要忍气吞声，不要再去那位艺术家的领地凑热闹。他这样做了，我却害上了猎奇病，很想去看看那位文人是怎样录制节目的。

一天上午，在我们惯常喝咖啡的时候，我小心翼翼、拐弯抹角说了一阵，最后鼓起勇气试探一下彼得罗·卡玛乔。我告诉他，很想看看新来的特技技师是怎么工作的，以便证实一下技师是否像他向我说的那么好。

“我没有说他好，而是说他还可以，”他马上纠正我说，“但是我在教他，他也许能成为一个好技师。”

他呷了一口滋补剂，用那双小眼睛冷冷地、有礼貌地看着我，似乎满腹疑虑，最后无可奈何地同意；

“好吧，您明天来，看三点钟的。但是，下不为例，我实感遗憾。我不愿意让演员们分心，不管谁来都会扰乱他们，使他们脱离我的指挥，不能进入角色。录制一段戏就是做一次弥撒，我的朋友。”

实际上，我看到的这次录制比做弥撒还要庄严。在我所记得的弥撒中（我已多年不进教堂了）从未看到过像录制《阿尔贝托·金泰罗的祸与福》第十七章那么真切感人的场面。演出大概不超过三十分钟——十分钟排演、二十分钟录制。可我竟觉得持续了几小时。整个演出过程中，铺着落满灰尘的绿地毯的玻璃房间里笼罩着严肃的教堂气氛，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称得上是中央电台的“一号录音室”。录音室里的观众只有我和大巴布利托，其余都是积极参加录音的人。彼得罗·卡玛乔一进来，就用他那军人般的目光告诉我们，必须像可笑的雕像似的待着。剧本作者兼导演好像变了样：魁梧、结实，活像一位给纪律严明的军队进行训话的将军。纪律严明？更确切地说，是被迷住了、神魂颠倒、十分狂热的军队。何塞菲娜·桑切斯挂着大胡子，青筋暴露，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认出来。我曾多次看过她录制台词，嘴里嚼着口香糖，手里打着毛线，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看上去像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如今却一变而为举止严肃的人，此刻她如不查看——犹如做祈祷——脚本，便总是尊敬而温顺地盯着艺术家，像小孩子第一次接圣餐那天看着祭坛那样微微颤抖。卢西亚诺·潘多和另外三个演员（两个女的和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如此。他们互不交谈，互不相视；他们的眼睛像被磁铁吸引似的，从脚本转向彼得罗·卡玛乔，再转向控制音响效果的技师——轻浮的奥乔阿，他在玻璃的另一侧，分享着快乐。他非常严肃认真，不断调试各种控制系统，按电钮，开灯光，紧皱眉头，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录音室里的情况。

五位演员在彼得罗·卡玛乔周围站着围成一圈。彼得罗·卡玛乔总是穿着那套黑西服，结着花格领带，蓬松着头发。他正在给演员讲解将要开始录制的那场戏。他对他们讲的并不是什么指示，至少在他具体交代怎么念道白——稳重或夸张、慢或快——时那种淡然的样子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按照他的习惯，在讲述深奥的美学和哲理时，总是露出一副高尚、傲慢的神气，仿佛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因此，“艺术”和“艺术的”这两个词汇便成了那种热烈的演说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如同神奇的军中口令，什么都能解决，什么都能解释。但是，比这位玻利维亚文人的话更为罕见的是他说话的那种热情，也许他的话产生的效果更为罕见。他讲话时打着手势，不时地踮起脚尖；他的语调慷慨激昂，像一个人掌握了一种急迫的真理，必须宣传它，让人分享，让人接受。他大获成功：五位演员痴呆地听他讲话，神情惶惑，眼睛睁得老大老大，像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对他们工作（剧本作者兼导演说是他们的“使命”）的训诫。我感到遗憾的是胡利娅姨妈不在场，因为当我给她讲述在那漫长的半个小时里我看到在彼得罗·卡玛乔激昂演说的鼓舞下，从事利马最卑贱职业的那伙演员如何改形换貌、美化装扮、精神振奋地排演时，她是不会相信的。我和大巴布利托坐在录音室一角的地板上，我们面前就是刚从胜利电台叛逃而来的那个人，他的周围放着从那个电台带来的东西，这是中央电台的最新战果。他也以神秘的姿态聆听了艺术家感情奔放的演说。录音一开始，我觉得他就变成了那个场面的中心人物。

他是一个身强力壮、铜色皮肤的小个子，头发挺硬，穿戴几乎像乞丐：破旧的黄裤子、缀满补丁的衬衣、没有带子的鞋。（后来我得知人们都管他叫那个神秘的绰号：石滚子。）他的工具是：一个舞台、一扇门、一个盛满水的洗脸盆、一个哨子、一叠白金纸、一台电扇和其他一些类似家用的器皿。石滚子独演一台戏，他可以变换腔调，做杂技动作，扮演几个角色，表演让人想象得出的姿态。导演者刚发出预先定好的信号——在充满对话、哎哟声和叹息声的空中像教师那样摆动着食指——石滚子就在舞台上煞有介事地迈着慢步，发出人物走动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的脚步声；看到另一个信号时，他操纵电线以不同的速度转动着白金纸，发出淅沥雨声或刮风的呼啸声；再一个信号，他把三个手指放到嘴里吹起口哨来，录音室里充满了颤音，那是一种在某个春晓时分唤醒别墅里女主人的颤音。制造大街上一片嘈杂声时，他干得尤其漂亮：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两个人物一边交谈一边穿过阿尔玛斯广场，轻浮的奥乔阿利用录音磁带发出发动机和汽车喇叭的声响，但是其他音响效果都是石滚子不靠机器而是自己弄出来的——用舌头弄出爆裂声、咯咯的叫声、嘟嘟囔囔的说话声、低低的耳语声（他像是同时做着这些事情）。在中央电台这间小小的录音室里，只要合上眼睛就能体会到各种声音：轻松愉快的谈话、笑声、感叹，即一个人在繁华的街道漫步时听到的一切。但是，好像这还不够，石滚子发出十几种人声的同时，还在舞台上走动和跳跃着，发出行人在便道上的脚步声和身体摩擦的声音。他同时用脚和手“走路”（手是套上鞋子的），蹲下身子，像猴子一样垂着双臂，用肘腕和小臂拍打大腿。演完阿尔玛斯广场中午的嘈杂场面（声音方面）后，在某种意义上说，用音乐配制——铁器叮当作响，刮玻璃，为了模仿在松软地毯上椅子滑动和人跌倒的声音用几块木板磨蹭臀部——利马某个高傲的贵妇宅邸内的情况就是小事一桩了：贵妇用中国瓷器为女友倒茶，或者用音响效果使人仿佛亲临巴尔兰科动物园，可以听到野兽吼叫，飞禽啼鸣，动物用嘴刨地，豺狼嚎叫（他还另外增加了许多动物）。录音完成后，他就像刚刚跑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赛跑，呼哧呼哧喘个不停，两眼发黑，汗流浃背。

彼得罗·卡玛乔犹如置身于葬礼上的严肃态度感染了他的合作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古巴CMQ电台的广播剧常常是在狂欢的气氛中录制的，演员们一边表演一边相互做着怪相，或做着下流的动作嘲弄自己和自己说的话。现在给人的印象则是，如果有谁开个玩笑，别人就会向他扑过去，把他当作亵渎神明的家伙进行惩罚。当时我想那也许是出于对上司的恭顺装出来的，为的是不像阿根廷人那样被赶走，实际上他们并不像上司那样对自己成为“艺术的牧师”有十分把握。但是，我错了。返回泛美电台时，我和何塞菲娜·桑切斯一起在贝伦大街散了会儿步，何塞菲娜·桑切斯在两场广播剧之间的空闲时间要回去为家里煮点茶。我问她玻利维亚文人是否每次录音前都要发表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是这次有点例外。她那样轻蔑地看了看我，以致肥胖的下巴都颤抖了。

“今天他讲得不多，因为他没有灵感。有时想到他那些思想不保留下来传给后代，真叫人难过。”

我问她——她“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是否真的认为彼得罗·卡玛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她迟疑了几秒钟才找到了恰当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个人把艺术家的职业奉为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