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罗特奥·马蒂的故事写作失败后，我一连好几天都无精打采。但是一天上午，我听到巴斯库亚尔向大巴布罗谈他在飞机场的发现，感到我的才智又恢复了，于是开始构思一篇新的故事。巴斯库亚尔发现几个游手好闲的小伙子搞一种危险而刺激性很强的娱乐，天黑时，躺在利马坦博机场跑道的一端，巴斯库亚尔发誓说，飞机起飞时，躺着的小伙子借助喷气的力量能腾起地面几厘米，并且飞起来，活像魔术节目。几秒钟后，喷气作用消失了，小伙子们又突然跌回地面。那些天，我看了一部使我振奋的墨西哥影片，片名叫《被遗忘的人们》[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荣获1951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电影，讲述了墨西哥贫民窟少年们的故事。]（直到几年之后才知道那是布努埃尔的作品以及布努埃尔是何许人）。我决定以同样的气魄编个故事，关于一些被市郊艰苦的生活条件磨炼得像小狼一样的小伙子，亦即一些老小孩的故事。哈维尔持怀疑态度，他向我断定说，那段轶事是虚构的，飞机起飞产生的喷气连一个新生婴儿都吹不起来。我们争论了一番，最后我对他说，在我的故事里，人物都要飞腾而起。尽管如此，这仍将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不，是魔幻式的。”他叫道）。最后我们说定，某天夜晚和巴斯库亚尔一起到科尔帕克荒野去证实一下，看看这些危险的游戏（这是我给故事选好的题目）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那天，我没有看到胡利娅姨妈，但是我希望第二天，即星期四在鲁乔舅舅那里看到她。可是，那天中午我去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舅舅家里吃例行的午餐时，却没有看到她。奥尔卡舅妈对我说，“一个匹配的意中人”吉列尔莫·奥索雷斯大夫邀请她去吃午饭。这位大夫和我家多少有些来往，是个道貌岸然、五十开外的人。他有点资产，刚刚丧偶。

“一个意中人，”奥尔卡舅妈向我挤眉弄眼地重复说，“严肃，富有，是个美男子。只有两个孩子，已经大了。这不正是我表妹所需要的丈夫吗？”

“最近几个星期，她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光，”鲁乔舅舅也很满意地说，“不愿和任何人外出，过着老处女式的生活，但是内分泌科大夫把她迷住了。”

我妒忌得很，胃口顿失，仿佛闻到了腌菜水的苦味。由于我神情慌乱，我觉得舅父母就要察觉到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不需要向他们探听关于胡利娅姨妈和奥索雷斯大夫的更多细节，因为他们不会谈更多。大概十天前，胡利娅姨妈在玻利维亚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上认识了奥索雷斯大夫。这位大夫知道她的住址后就来登门拜访，给她送过鲜花，打过电话，邀她到玻利瓦尔酒吧间喝过茶，如今又邀她到联盟俱乐部吃午饭。内分泌科长大夫向鲁乔舅舅开玩笑说：“鲁伊斯，你的小姨子是第一流的女人。她不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并可以为之再次牺牲一切的女人吗？”

我想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却弄巧成拙。过了一会儿，只剩下我和鲁乔舅舅在一起时，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是否干涉了不应该干涉的事情被人家开了？幸亏奥尔卡舅妈谈起了广播剧，这才使我松了一口气。她说，彼得罗·卡玛乔有时也有败笔，那个为了在法官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强奸姑娘而用裁纸刀割伤自己的男人的故事，她的所有女友都觉得未免太过分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只是从愤怒转向失望，又从失望转向愤怒。关于大夫的事，胡利娅姨妈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最近十天，我们曾几次见面，她从没有提到过他。奥尔卡舅妈说她终于倾心于一个人了，这是真的吗？

乘公共汽车回泛美电台的途中，我忽然由自卑变得骄傲起来。我们相爱已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发现，引起家人的嘲笑和愤怒。此外，我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一位这样的夫人身上？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几乎可以做我的母亲。作为体验，这已经够了。奥索雷斯的出现是老天爷的安排，他使我得到解脱，用不着我自己出面把这个玻利维亚女人甩掉了。我感到坐立不安，少有地冲动，仿佛要大醉一场，恨不得要打谁一顿。在电台，我和巴斯库亚尔吵了一架。他旧习难改，将下午三点钟新闻稿的一半用来报道汉堡的一场大火灾，在这场大火灾中，有十多个土耳其侨民被烧死。我对他说，以后不经我过目，不准播报任何有关死人的消息。我很不友好地对待了圣马尔可大学的一位同学，他打电话来让我记着我还在这所大学的法律系学习，并提醒我第二天诉讼法的考试在等我。电话刚放下，马上又响起来，这次是胡利娅姨妈打来的：

“为了一位内分泌科大夫，我把你丢下了，小巴尔加斯，我想你会觉得我是个怪人吧？”她恬不知耻地对我说，“你不生气吗？”

“为什么生气？”我回答说，“你不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哎，这么说你生气了，”我听她说道，语气已经比较严肃，“你不要犯傻，我要向你解释解释。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今天不行了，”我冷淡地回答说，“有时间我打电话告诉你吧。”

我挂上了电话，与其说是生她的气，还不如说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感到自己很可笑。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开心地望着我，那个热衷天灾人祸的家伙得意扬扬，他从我对胡利娅姨妈的斥责中报了仇：

“啊呀，这位马里奥先生对女人可真厉害。”

“就应该这样对待她们，”大巴布罗支持说，“这些女人，没有比被别人制服能让她们更高兴的事了。”

我把两个编辑赶走，自己编定了下午四时要播音的新闻稿，然后去看彼得罗·卡玛乔。他正在录制一个剧本，我在他的房间里等他。我对他扮演的角色感到好奇，但是我不懂他在读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心里自问，这次同胡利娅姨妈在电话里的交谈是否意味着我们关系的决裂。几秒钟的争吵竟使我对她恨之入骨，下定决心不再理睬她。

“您陪我去买毒药吧，”彼得罗·卡玛乔在门口甩动着他那狮鬃般的头发，愁眉不展地对我说，“我们会有时间喝饮料的。”

在我们走遍联盟大街的条条小巷寻找毒药的时候，艺术家告诉我，拉塔帕达公寓里的老鼠已经闹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如果这些老鼠只是在我床底下跑跑，也就算了。它们不是小孩子，对动物，我是不怕的。”他一边对我解释，一边用那长着瘤子的鼻子嗅着一些黄色粉末。据杂货店老板说，这些粉末能杀死一头奶牛。“但是这些长胡子的家伙吃我的口粮，每天晚上都啃咬我放在窗台透风的食品。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要消灭它们。”

他用各种理由讨价还价，把老板弄得晕头转向。付过款，让店里为他把毒药包好，而后我们便到科尔梅纳咖啡馆去。他要了杯薄荷马黛茶，我要了杯咖啡。

“我在为爱情而苦恼，卡玛乔朋友。”我开门见山地向他坦白道，对这种广播剧式的表述法，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他说可以摆脱我自己的事情，达到一吐为快的目的。“我喜欢的女人欺骗我，她另有所爱。”

他神秘莫测地观察着我，那双又小又突出的眼睛闪烁着空前冷酷、愤然的光芒。他身上的黑色西装已经洗熨过那么多次，穿用那么许久，以致变得像片洋葱叶子似的透明发光。

“在这些平民化了的国家里，决斗是要坐牢的，”他像判决似的说，神情十分严肃，双手痉挛地做着手势，“至于自杀，那已为人所不齿。一个人自杀，换来的不是良心的谴责、不寒而栗和钦佩，而是遭人耻笑。我的朋友，最好还是采用实际可行的办法。”

和彼得罗·卡玛乔讲出了心里话，我感到很痛快。我知道，对他来说，除了他自己，再不存在第二个人。我的问题他已经不记得了，他纯粹是一架使他的理论体系付诸实施的机器。听他讲话比参加一场酒宴更能得到安慰（而且后遗症较少）。彼得罗·卡玛乔以威胁的神态笑了笑，然后给我详细开了药方：

“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刺痛那个淫妇，像石头一样打在她身上。”他指手画脚地对我说，“这封信要使她感到自己变得像一条没有五脏六腑的小蜥蜴，像一条肮脏的鬣狗。这样她就会明白没有人是傻瓜，人家知道她的背叛。这封信要充满轻蔑，叫她懂得她是个淫妇。”他沉默了，考虑了一会儿，稍微变换了声调，随即对我做了个极为友好的表示，简直出乎我的预料：“如果您愿意，我替你写这封信。”

我连声道谢不迭，但是我对他说，我了解他那苦役犯般的工作时间表，绝不愿再用我的私事去增加他的负担（后来我后悔不该有这些顾虑，失去了一位作家的亲笔文章）。

“至于那个诱奸者，”彼得罗·卡玛乔眼睛里闪过一道凶狠的光芒，接着说道，“最好写一封匿名信，骂他个狗血喷头。既然他们把您当成王八，受害者岂能无动于衷？岂能允许他们舒舒服服地私通？一定要破坏他们的爱情，击中他们的痛处，在他们之间制造猜疑，让他们产生不信任，互相敌视，互相仇恨。这样来报复不是其乐无穷吗？”

我向他暗示，也许写匿名信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是他立即宽慰我说：“一个人同正人君子打交道应当像个正人君子，同无赖打交道就应该像个无赖。这是‘人所共知的至理名言’，否则就是傻瓜。”

“给女方写信，给男方写匿名信，可以使两个情人受到惩罚，”我对他说，“但是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谁给我解除怨恨、失望和痛苦？”

“所有这一切只需喝点加氧化镁的牛奶就解决了，”他回答说，叫我连笑都笑不出来，“我知道，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夸大了的唯物主义。但是，您听我的好了，我有生活经验。事情多数是这样，所谓心灵受到创伤之类均属消化不良，是难消化的硬菜豆、过了期的鱼和便秘作祟。一副好的泻药，马上就会把爱情的疯癫治愈。”

毫无疑问，这次他成了杰出的幽默作家，讥笑了我和他的听众。他说的话我一句也不相信，他在运用贵族式的消遣娱乐来向自己证明，我们这些人全是不可饶恕的傻瓜。

“您谈过多次恋爱，有非常丰富的感情生活？”我问他。

“是的，非常丰富。”他把薄荷马黛茶端到嘴边，透过茶杯上方盯着我表示同意，“但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个有骨头有肉的女人。”

他停了一下，渴望自己的话产生反应，似乎在衡量我天真或愚笨的程度。

“您想想，如果我的精力被女人占去，我能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吗？”他教训我了，声音里带着厌恶的语调，“您认为养儿育女和进行创作能同时并举吗？一个人遭受着梅毒威胁的时候还能有创作的灵感和想象力？女人和艺术是相互排斥的，我的朋友。每个女人的肉体里都埋葬着一位艺术家。生育，有什么意思？狗、蜘蛛、猫，不都会生育吗？人应该有独创之处，朋友。”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突然跳起来提醒我，五点钟广播剧时间到了。我感到失望，我多么想整个下午都听他讲呀，我觉得无意中触及他人品的关键之处。

胡利娅姨妈正在泛美电台我的办公室等我。她像个皇后坐在我的办公桌上，接受着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对她的恭维。他们十分殷勤，一个劲儿给她看新闻稿，向她介绍新闻部的工作情况。她面带笑容，神情很安详。我一进去，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脸色有些苍白。

“啊哈，真是想不到。”为了找个话头，我这样说。

但是胡利娅姨妈不想转弯抹角。

“我是来告诉你，任何人不许对我摔电话，”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更不要说你这样一个毛孩子。你愿意告诉我是什么苍蝇咬了你吗？”

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愣住了，他们把眼光从她身上转到我身上，又从我身上转到她身上。他们对这场戏的序幕非常感兴趣。当我要求他们出去一会儿时，他们立刻面带愠色，不过没敢违抗。两个人不怀好意地扫了胡利娅姨妈几眼就走开了。

“我掐断了电话，实际上我更想掐死你。”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对她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冲动，”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可以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很清楚，用不着装憨卖傻。”我说。

“是因为我和奥索雷斯大夫出去吃午饭，你吃醋了？”她有点嘲弄地问我，“显然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马里多。”

“我已经说过，不许你叫我马里多。”我提醒她说。我感到怒不可遏，声音颤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对她说些什么。“现在我不许你叫我乳臭未干的孩子。”

我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由于正在顶嘴，胡利娅姨妈站起身来向窗口走了几步。她把手交叉在胸前，望着灰蒙蒙、湿漉漉、充满深沉虚幻气氛的、黄昏的天空出神。但是她没有看什么，而是想寻找话题和我说点什么。她穿了一身蓝色衣服和一双雪白的皮鞋，我突然产生了想吻她的欲望。

“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最后，她对我说，一直背朝着我，“你什么都不能禁止我，即使开玩笑也不能这样。理由很简单，你不是我的什么人。你不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未婚夫，不是我的情人。我们这种互相拉拉手，在电影院里接接吻的小游戏，不是正经八百的。尤其是，这并没有赋予你对我的权利。你必须把这一点牢牢记在脑子里，孩子。”

“你讲起话来真像是我妈。”我对她说。

“这是因为我有可能成为你妈。”胡利娅姨妈说，她的脸上显出悲伤的样子，似乎狂怒已消，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哀怨、一种深深的懊丧。她回过身来，向办公室走了几步，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站住了。她痛苦地望着我：“你使我感到自己老了，尽管我并不老，小巴尔加斯。我不喜欢你这样做，我们的事情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想到将来，更是如此。”

我搂住她的腰肢，她不由自主地向我靠近。但是，当我非常深情地吻着她的面颊、颈项、耳朵的时候——她温暖的皮肤在我的嘴唇下颤抖着，我感到她血管里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力，使我产生了莫大的愉快——她以同样的声调接着说：

“近来我想了很多，我不喜欢我们的事情了，小巴尔加斯。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我已经三十二岁，并且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干吗要和一个十八岁的不懂事小伙子在一起呢？你说是吗？那是五十开外的女人干的荒唐事，我还没到那个年纪。”

我一边吻她的颈项、双手，一边轻轻地咬她的耳朵，嘴唇擦过她的鼻子、眼睛，或者把手指插进她的头发。我如此激动，多情，有时竟听不清她对我讲些什么。她的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微弱得简直像耳语。

“事情开始时很有趣，因此生怕别人知道，总是躲躲闪闪，”她说着，让我吻她，但没有露出任何要吻我的表示，“尤其是因为，这使我感到自己又变成了小姑娘。”

“到底该怎么讲呢？”我在她耳边喃喃地说。

“我使你感到我是一个伤风败俗、年过五十的老太婆还是一个小姑娘？”

“和一个情火如炽的小伙子在一起，只要拉拉手，看看电影，柔情地接接吻，就足以使我回到十五岁了，”胡利娅姨妈继续说，“当然，和一个腼腆的小伙子谈情说爱是美妙的。他尊敬你，不来抚摸你，不敢和你睡觉，对待你像对待初次交遇的小姑娘。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小巴尔加斯，它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恰巧我要告诉你，我正在写一篇题目叫《危险的游戏》的故事，”我对她轻轻地说道，“内容是几个调皮的小伙子靠飞机起飞时的喷气在机场上飞起来。”

我觉得她笑了。过了一会儿，她的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把脸贴在我的脸上。

“好了，我不再生气了，”她说，“我到这儿来，决心让你认识认识我。哎，看你再敢给我摔电话。”

“哎，看你再敢陪内分泌科大夫出去，”我吻着她的嘴对她说，“请答应我，再也不要和他出去了。”

她离开我，看着我，眼睛里闪烁出要吵架翻脸的光芒。

“你不要忘了，我是来利马找丈夫的，”她半开玩笑地说，“我相信这次我找到了顺心的人。他是个美男子，有教养，有地位，两鬓已挂银丝。”

“你敢肯定那个完美无缺的人能和你结婚吗？”我对她说，又一次感到悻悻然和妒忌。

她双手捧着臀部，摆出一副挑战的姿势回答说：

“我能够使他和我结婚。”

但是，当她看到我的脸，就笑了。她又把双臂放到我的脖子上。我们正这样热烈接吻时，听到了哈维尔的声音：

“你们干这种伤风败俗、下流透顶的丑事，该坐牢了，”他显得很高兴，一边拥抱我们俩一边告诉我们，“瘦南希接受我的邀请去看斗牛了，应当庆祝庆祝这件事。”

“我们刚刚第一次大吵了一通，你来正巧碰上我们和好。”我对他说。

“看来你还不太了解我。”胡利娅姨妈警告说，“我大吵大闹时要摔盘子，抓人，杀人。”

“不打不相爱嘛！”哈维尔说，他在这方面是行家，“可是，真倒霉，瘦南希接受了我的邀请，我高高兴兴而来，你们却给我泼冷水，这够得上朋友吗？我们吃顿午饭来庆祝庆祝这件事。”

他们等我编完两份新闻稿，我们便到贝伦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去了。哈维尔非常喜欢这家咖啡馆，虽然窄小肮脏，却备有利马最好的烤肉。在泛美电台门口，我看见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正在调戏过路的女人，我吩咐他们回编辑部去。大白天，又是在闹市，我家亲戚朋友多，他们的眼睛可能看到我们。但是我和胡利娅姨妈还是手挽手走着，我一直在吻她。她脸上浮现出乡村姑娘的红晕，看来很兴奋。

“你们的色情卖弄得够了，自私鬼，想着我点儿吧，”哈维尔抗议说，“我们来谈谈瘦南希吧。”

瘦南希是我的表姐，她长得美丽、妖娆。自懂事以来，哈维尔就爱上了她，像条猎狗似的处处跟着她。她从来没有诚心诚意地理睬过哈维尔，但是每次都使他觉得也许他会把她弄到手，一时不行，便再等待些时候。这种早熟的恋爱在我们读中学时就开始了。我作为哈维尔的知音、密友和牵线人，对他们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瘦南希曾让他吃了无数次闭门羹，不知多少回星期天的日场，她让他等在莱乌罗电影院门口，她却去科利纳或梅特罗了。不知有多少次，在星期六的舞会上，她带着别的追求者出现在哈维尔的面前。我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就是陪哈维尔借酒浇愁。那是在苏尔吉略小酒吧间，那天，他听说瘦南希已答应嫁给农学系学生埃杜阿尔多·蒂拉万第（这个学生在米拉弗洛雷斯区是受欢迎的，因为他善于把点着的纸烟放到嘴里，然后拿出来接着吸下去，像没事似的）。哈维尔泣不成声，而我，除了安慰他，还要在他哭得昏过去时把他送回公寓去睡觉。（“我会大醉的。”他学着豪尔赫·内格雷特的样子预先告诉我。）但是首先垮台的是我，哇啦哇啦大吐一阵，醉得不省人事——这是哈维尔卑鄙的解释——爬到柜台上，大声疾呼地向胜利酒吧的主顾——酒鬼、夜游神和无耻之徒——发表演说：

“你们在一位诗人面前脱掉裤子吧。”

哈维尔一直责备我，在那样一个悲伤的夜晚，我非但没有照料他，安慰他，反而逼得他不得不沿着米拉弗洛雷斯的街道把我拖到奥查兰别墅去。我烂醉如泥，酒后失态，一副狼狈相，哈维尔把我交给我那惊呆了的外祖母时惶恐不安地说：

“卡门西塔太太，我看小巴尔加斯要死了。”

从那时起，瘦南希先后接触、拒绝了五六个米拉弗洛雷斯区的男人。哈维尔也有过不少情人，但这些情人非但没有使他放弃对我表姐的爱情，反而更加爱她，同我表姐继续来往，拜访她，邀请她，对她的拒绝、怠慢、蔑视、给吃闭门羹毫不介意。哈维尔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把爱情置于虚荣之上，所有米拉弗洛雷斯朋友们的嘲笑，他压根儿不放在心上。他对我表姐的追求在这些朋友中间引起的笑话应有尽有。（这个区的一位青年发誓说，一个星期天，他看见哈维尔在瘦南希做完十一点钟的弥撒出来时走近她，这样对她说：“喂，小南希，今天上午多美啊，我们去喝点什么？一杯可口可乐或香槟酒？”）瘦南希有几次曾和他一起出去，通常带着两个情人，去看电影或参加舞会。那时哈维尔便心怀极大的希望，高兴得眉飞色舞。现在我们在贝伦大街这家叫帕尔梅罗的咖啡馆里喝着牛奶咖啡，吃着烤肉三明治，哈维尔手舞足蹈地讲着。我和胡利娅姨妈在桌下腿挨着腿，手指也交叉在一起；在桌上则互相凝视着，听哈维尔像谈一种主题音乐般谈着南希。

“我邀请她，她很激动，”哈维尔对我们说，“因为，你愿意告诉我米拉弗洛雷斯区有哪个穷光蛋能邀请起一个姑娘去斗牛场吗？”

“你是怎么请得起的？”我问他，“中了彩？”

“我卖掉了公寓里的收音机，”他对我们说，没有一丝内疚，“他们以为是厨娘干的，把她当贼辞退了。”

哈维尔向我解释，他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当斗牛进行到一半时，他用一件有征服力的礼物——一条西班牙披巾——给瘦南希来个突然袭击。哈维尔是祖国之母俱乐部的伟大崇拜者，极为崇拜一切和这个俱乐部有关的东西：斗牛、安达露西亚音乐、萨里塔·蒙铁尔的歌曲。他渴望到西班牙去（正像我渴望到法国去一样），披巾的事，是他在报上看了一则广告时想到的。这块披巾花去他存在储蓄银行的一个月工资，不过他确信这种投资会取得成果。他告诉我们将怎样进行这件事：他把披巾仔细地包好，带到斗牛场去，等到全场沸腾的某个时刻，便打开小包，拿出那件珍贵的礼物披在我表姐柔嫩的肩膀上。哈维尔问我们，这位瘦姑娘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劝他要把事情办得更周到些，再加一把塞维利亚梳子和几块响板，给她唱一支西班牙古典舞曲。但是胡利娅姨妈热情支持他，称赞他的计划妙极了，如果南希不是铁石心肠，一定会为之神魂颠倒。而她本人，倘若某个小伙子对她这样表示，她将会被征服。

“你没看到我一直对你说的事情吗？”她对我说，仿佛在骂我，“哈维尔确实是浪漫，他懂得怎样谈恋爱。”

哈维尔很高兴，他建议下周随便哪一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看电影、喝茶和跳舞。

“如果看到我和胡利娅姨妈一块出去，瘦南希会怎么说呢？”我想阻止他这样做。

但是他给我浇了一瓢冷水：

“你不要犯傻了，她什么都知道。她认为这样很好，我已经把你们的事讲给她听了，”看到我大吃一惊，他带着轻浮的表情补充道，“说实话，对你表姐，我没有秘密。不管她怎么样，终归要和我结婚。”

得悉哈维尔对南希讲了我同胡利娅姨妈的情史，我不免担心起来。我和南希关系很好，她肯定不会告我们的密，但是她可能会走漏一点风声，那样事情就会像大火似的在家族之林蔓延开来。胡利娅本来沉默不语，如今却以鼓励哈维尔去完成他在斗牛场上的那个动人计划掩饰。我们在泛美电台大楼门口告别，我同胡利娅姨妈约定那天晚上以去看电影为借口再见面。吻她时，我对她耳语道：“感谢内分泌科大夫，我发现我爱上了你。”她表示同意地说：“我看是这样，小巴尔加斯。”

我看着她离开，和哈维尔一起向公共汽车站走去。只是在这时我才注意到中央电台门口聚集了不少人。其中尽管也有男人，但最多的还是青年妇女。他们两个人一排，接着，人越来越多，互相推搡，你挤我撞，队形乱了起来。我好奇地走过去，因为我想那肯定是彼得罗·卡玛乔引起的。果然，那是些喜欢收藏亲笔题词的人。我从他那间房间的窗口望进去，看到文人在赫苏西托和老赫纳罗的护卫下正飞笔疾书，用阿拉伯文在练习本、笔记本、纸片和报纸上签字，以不可一世的神气打发他的崇拜者。这些崇拜者喜出望外地看着他，羞涩地向他走过去，嘴里嘟囔着啧啧赞扬的话。

“他使我们头痛，但毫无疑问，他是全国无线电之王，”小赫纳罗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指着人群对我说，“你认为如何？”

我问他题词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星期了，每天半个小时，从六点到六点半。你这个人不太注意观察，”开明企业家对我说，“你不看我们的发行广告吗？你不听你任职的电台的广播吗？我原先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但是你看，我大错而特错了。我原以为只需两天就能把人打发完，现在看来得持续一个月。”

小赫纳罗邀我去玻利瓦尔酒吧喝一杯。我要了一杯可口可乐，但他坚持要我陪他喝威士忌。

“你懂得这些长蛇阵意味着什么吗？”他向我解释说，“这是彼得罗的广播剧深入人心的公开表现。”

我告诉他我相信这一点。由于我“爱好文学”，他要我以那个玻利维亚人为榜样，学习他的办法，去争取广大听众。“你不要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他劝告我。他已吩咐印制五千张彼得罗·卡玛乔的照片，从星期一开始，那些找彼得罗·卡玛乔题词的人就可以得到一张照片作为礼物了。我问他文人是否减少了对阿根廷人的攻击。

“这已没有关系，现在他可以骂任何人，”他神秘地对我说，“你不知道那条重要新闻吗？将军也收听彼得罗的广播剧，一部都不放过。”

为了让我相信，他详细地讲了这件事。因忙于公事，将军白天没有时间听广播，于是便让人录音，每晚睡觉前一部接一部地听。这是总统夫人亲口对利马的许多夫人讲的。

“尽管众说纷纭，看来将军还是个有感情的人，”小赫纳罗最后总结，“所以，如果首脑支持我们，彼得罗骂那些外来人又有什么问题？难道他们不是罪有应得？”

和小赫纳罗的谈话、与胡利娅姨妈的和解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一回到电台顶楼，就感情冲动地写起我的飞人故事来，巴斯库亚尔则处理新闻稿。我的故事已经写到结尾部分：在一次这样的游戏中，一个小伙子比别人飞得都高，他狠狠地摔了下来，颈背折断而死。最后一个句子，我要描写他的伙伴们的惊恐神色，在飞机的轰鸣中，他们凝望着死者。这将是一个斯巴达故事，像精密时钟那样准确，具有海明威的风格。

几天后，我去看表姐南希，想了解她是怎样知道胡利娅姨妈的事情的。我见到她时，她对那次披巾事件仍然余怒未消。

“你知道那个白痴使我出了怎样的洋相吗？”她在家里一边到处跑着找拉斯基一边对我说，“突然，在阿乔斗牛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打开一个小包，拿出一件斗牛士斗篷披在我肩上。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连公牛都笑得要死。整场斗牛赛他都要我披着它，还想要我披着它上街。你想想，我一辈子都没有丢过这样的丑！”

我们在管家床下找到了拉斯基。这是一条多毛而丑陋的狗，总是喜欢咬我。我们把它放回笼子里，瘦南希把我拖去她的卧室看那件罪恶的斗篷。那是一件现代化的服饰，看到它会想起异国情调的花园、吉卜赛女郎的帐篷、豪华的妓院。那服饰色彩艳丽，光泽闪烁，褶皱处染着各种各样的红色，从鲜血般的朱砂到红霞般的玫瑰样样俱全。斗篷上缀着长而多结的黑色流苏、宝石和金箔，光彩夺目，令人晕眩。我表姐模仿着斗牛士的动作，把自己裹在斗篷里哈哈大笑。我对她说，不许她开我朋友的玩笑，并且问她是否终究会对他产生感情。

“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她像往常那样回答我，“但是，作为朋友，我很喜欢他。”

我对她说，她是一个无情无义的风骚女人，哈维尔为了赠给她这件礼物不得不去行窃。

“可你呢？”她一边把披巾叠好放在衣柜里一边对我说，“你和胡利娅姨妈的事是真的？和奥尔卡舅妈的妹妹恋爱，你不害臊？”

我对她说确有其事，我不害臊。可当时我感到脸上像火烧。她也有点慌乱，但是她那米拉弗洛雷斯人的猎奇心很强，瞄准靶子开了枪。

“如果你和她结婚，二十年后你还年轻，她却成了个小老太婆，”她挽起我的胳臂，拖着我下楼到大厅去，“你来，我们去听音乐，把你恋爱的事从头到尾给我讲讲。”

她选了一大堆唱片：纳特·金·科尔、哈里·贝拉方特、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埃克萨维尔·卡加特[都是美国著名歌唱家。]。她坦白地告诉我，自从哈维尔对她讲了我和胡利娅姨妈的事，她一直提心吊胆，想着如果家里人知道了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难道我们的亲戚会像看到胡利娅同别的小伙子出去时那样对待这件事而不会由舅父母和表姐妹出面把我妈妈叫来向她告状？我爱上了胡利娅姨妈！这是多大一桩丑事呀，马里多！南希提醒我，家里人对我是抱有幻想的，认为我是家族的希望。这是真的，我的那些该死的亲属希望我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富翁或者至少能当上共和国总统（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寄予我这么大希望，这绝不是由于我在学校的分数高，因为我从来没有取得过优异成绩。也许因为我从小就给所有的舅妈写诗，或者因为从表面看来我是个对所有事都发表看法的早熟孩子）。我要求瘦南希一定要守口如瓶。她急切地想知道我们情史的细节：

“你只是喜欢胡利娅还是深深地爱上了她？”

我曾经对她说过心里话，如今既然她已经知道，我也就不加隐瞒。事情是儿戏般地开始的，但是突然，就在我对内分泌科大夫感到妒忌的那天，我发现自己的确爱上了她。然而，我越是与她形影不离，越感到我们的恋爱是个难题。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差距，还因为我尚需三年才能结束律师学业。我想我永远不会从事这项职业，因为我唯一喜好的是写作，但是作家们常常要忍饥挨饿。现在我的收入只够买点烟，买些书，去看看电影。如果我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人，胡利娅姨妈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呢？我表姐南希真是好极了，她非但不反对我，反而认为我言之有理：

“当然，且不说到那时也许你已经不喜欢胡利娅，把她扔掉了，”她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我说，“而且可怜的胡利娅也可悲地失去了年华。不过你告诉我，她是真心实意地爱你还是逢场作戏？”

我对她说，胡利娅姨妈绝不是像她那样朝三暮四的轻浮女人（我这样说委实使她高兴）。但是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曾多次反躬自问。几天后，我向胡利娅姨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面朝大海，坐在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园里（也许叫多莫多索拉或差不多这样的名字）互相拥抱着，不停地接吻，第一次谈到了未来。

“我对未来看得清清楚楚，我是在玻璃球上看到的，”胡利娅姨妈对我说，没有一丝痛苦，“我们的事情至多维持三年，或许四年，也就是说，到你找到一个将成为你孩子妈妈的年轻小姐为止。到那一天，你将抛弃我，我不得不去引诱别的男人。那时我们便会说：事情到此为止吧！”

我一边吻她的手一边对她说，听广播剧对她没有益处。

“看来你从不听广播剧，”她纠正我说，“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很少谈到爱情或类似的事情。举例说，我和奥尔卡都非常喜欢下午三点的广播剧，那是关于一个小伙子的悲剧，他不能入眠，因为刚合眼就觉得把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压扁了。”

我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告诉她，对于我们的未来，我比她乐观。为了说服她，也为了说服我自己，我慷慨激昂地向她保证，不管年龄有无差距，纯粹建立在肉体关系上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待新鲜劲儿一过，一切习以为常，性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最后完全没有了（尤其在男人方面）。到那时，维持夫妻关系只能靠别的吸引力：精神上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对于这样的爱情，年龄是无关紧要的。

“说得多好啊，果真如此，那就适合我了，”胡利娅姨妈说，把总是冰凉的鼻子贴在我的面颊上摩擦着，“不过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肉体是第二位的吗？它对于维持两个人的关系而言是最要紧的，小巴尔加斯。”

“您又和内分泌科大夫出去了吗？”

“他找过我好几次。”她对我说。我焦急地期待着她说下去，然后她吻着我，把那个谜揭开：“我告诉他，我再也不同他出去了。”

在这幸福到极点的时刻，我对她大讲了一通我的那个飞人故事。故事写了十页，进展很顺利，我想把它登在《商报》副刊上，并且加上隐语题词：“献给阴性的胡利奥”。[阴性的胡利奥即胡利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