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轻的药品推销员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而言，一切本来都预示着他前程灿烂，然而悲剧却在一个晴朗夏日的早晨从天而降。事情发生在历史名城皮斯科市郊。他十年前就开始从事这项东奔西跑的职业，来往于秘鲁的各个城镇，拜访诊所和药店，向其赠送拜耳制药厂的样品和说明书。此刻，他刚刚结束旅程，正准备返回利马。他大概用去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拜访皮斯科城的大夫和化学家。尽管他有个同学现在在圣安德烈第九机组当机长，他来皮斯科时常常在那同学家吃午饭，但这次他决定直接回首都。他已经结婚，妻子是个白皮肤的法国姑娘。年轻人的热情和恋人的心，促使他急着尽早投入妻子的怀抱。

午后不久。他三个月前结婚时分期付款购买的崭新沃克瓦根牌汽车停在广场的一棵茂盛的桉树下等候他。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放好装着样品和说明书的手提箱，解下领带，脱掉外衣（根据制药厂的瑞士人的规定，为了给人以严肃感，推销员必须结领带，穿外衣），决定不去拜访他在民航局的同学，不去用正规的午餐，而只是吃些点心，以免吃了难消化的食物以致在寂寞的三个小时路程中困倦无神。他驾车穿过广场，进了皮亚维冷饮店，叫店主意大利人送来一瓶可口可乐和一杯桃汁。他吃着简单的午餐，心里想的不是这座南方海港的历史，不是圣马丁这位可疑英雄和他的解放大军旌旗招展的登陆，而是像所有感情丰富的男人一样，自私而多情地想到他那温柔的娇妻——实际上她还是个孩子——皮肤雪白，蓝眼睛，有一头金黄色的鬈发；想着在浪漫的黑夜里，她如何善于将他带到狂热的高潮，贴着他的耳朵，用极为多情的语言（法语越难懂，越具有刺激性），像头不高兴的小猫发出抱怨那样，给他唱一支名叫《枯死的叶子》的歌。他发现这些夫妻间情意绵绵的追忆开始使他不安了。他产生了新的想法，付了款，走出了冷饮店。

鲁乔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给汽车加了油，添了水，然后便上路了。尽管那时正是烈日当空，皮斯科大街上空旷无人，他还是十分留心，车开得很慢。他不是考虑行人的安全，而是为他的黄色沃克瓦根着想，除了他的金发法国女郎，这汽车就是他的掌上明珠。他一边驱车前行，一边回忆着自己的生活。他今年二十八岁。中学毕业后，他决定参加工作，因为他嫌大学预科学制太长。通过考试，他进了制药厂。这十年间，他的工资提高了，职位晋升了。他的工作并不令人感到枯燥无味。他喜欢跑外勤，不愿在办公桌后边混日子。只是现在他不宜整天东跑西颠，把那朵秀丽的法国鲜花丢在利马。众所周知，这座城里到处都是时刻窥探着美女的大“鲨鱼”。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同他的上司们谈过这件事，他们很重视，不过还是鼓励他：再在外边跑几个月吧，来年初给他在省里安排个职位。精悍的瑞士人斯切瓦布博士确切地说过：“安排的职位将意味着晋升。”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情不自禁地想到：也许让他当特鲁希略、阿雷基帕或齐克拉约分厂的经理。那样的话，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慢慢地离开了皮斯科，上了公路。这条路他来回走过那么多次——坐公共汽车或自己驾车——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黑色的柏油路伸向远方，消失在沙丘和光秃秃的山岭之间，没有银色光芒闪烁，这说明没有汽车行驶。他前面只有一辆旧卡车摇晃着。他正要超过去，远远望见了前方的桥梁和交叉路口，在那儿有条公路向南分出去，离开了那条爬上山坡向卡斯特罗维莱纳铁矿山驶去的主干线。鲁乔这个人很谨慎，他珍爱自己的汽车，也不敢违章，于是决定开过岔路口再超车。卡车只以五十公里的时速前进，鲁乔不得不减低车速，同卡车保持十米的距离。向前行驶一会儿，他看见了桥梁、岔路、摇摇晃晃的建筑物——饮料店、香烟摊、交通岗楼——以及因逆光而分辨不清的、在茅舍间走来走去的人影。

鲁乔刚刚穿过公路桥，突然发现前边有个小女孩，仿佛是从卡车底下钻出来的。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小女孩如何猝不及防地站在了他和公路之间，面色惊恐，高举双手，像一块飞来的石头挡在了沃克瓦根前面。事情如此突如其来，甚至大祸（大祸的起点）发生之后他还未刹住车，也没有把车偏离一旁。他惊愕不已，骤然感到有点什么东西，仿佛是一团肉，软绵绵地撞在汽车的保险杆上，飞起老高，画了一道抛物线，落在八到十米远处。

此刻鲁乔刹住了车，刹得那么急，以致方向盘撞在了自己的胸口。他面色刷地变得像白纸一般，头嗡嗡作响，赶快跳下车，一边想“我是阿根廷人，撞死了孩子”，一边跌跌撞撞地跑到小女孩身边，把她抱起来。孩子大约五六岁，光着脚，衣衫褴褛，脸、手和腿上结着一层干硬了的泥垢，身上没有一处出血，但是她双目紧闭，好像停止了呼吸。鲁乔就像个醉汉似的，趔趔趄趄地在那儿打转，左顾右盼，面对沙洲、清风和远方的海浪高喊着：“来辆急救车！来个大夫！”犹如梦境一般，他望见从山上的岔路下来一辆卡车，也许他注意到了，对于即将到达岔路口的车辆来说，那是超速行驶。他虽然发现了这一点，但当看到从茅舍里出来一个民警跑到他跟前时，他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过去。民警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一副秩序维护者的架势，看着小女孩问鲁乔：“睡着了还是已经死了？”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一直自问当时怎样回答才是正确的。女孩受了重伤还是已经死去了？鲁乔没有来得及回答气喘吁吁的民警，因为民警刚问完，脸色就变得吓人。鲁乔正好回过头看见那辆从山上下来的卡车鸣着喇叭，发疯似的向他们冲来。他闭上眼睛，轰隆一声，汽车把女孩从他怀里夺走了，眼前一片漆黑，金星四射。鲁乔几乎处在神秘的麻木状态，仍然听到那种可怕的声音：喊声和呻吟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大概才知道自己被撞倒了，这并非因为存在一个有罪必然受到正义惩罚的法则，像谚语说的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因为矿山卡车的刹闸失灵了。也许他还知道，民警被轧在后颈上，当场丧命；那个可怜的女孩——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真正的女儿——在第二次车祸中（第一次有幸没有被压死）不仅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卡车正好从她身上轧过去，这可乐坏了撒旦们——卡车的两个后轮。

但是，多年后，当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想到那天早晨晨所有有教益的经历时，他以为最难以忘怀的既不是第一次车祸，也不是第二次车祸，而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说也奇怪，虽然被撞得很厉害（他不得不在职工医院住了几个星期，因为发生了好多处骨折、脱臼、皮肉撕裂和撕伤，需要全身正骨和肌肉缝合），这位药品推销员并没有失去知觉，或者只昏厥了几秒钟。当他睁开眼睛时，他知道一切都刚刚发生，因为从他前面的茅舍里大约有十一二个甚至十五个男人和女人逆光向他跑过来。他不能动，可是并不感觉疼痛，只感到轻松和安宁。他想，不必怀疑了，一定是来人急救，来了大夫，来了热情的护士。是他们，他们来了，他想对那些俯身的面孔笑一笑，但是，这时他感到有人在他身上又摸、又拉、又捅，于是他明白了，刚刚来的那些人不是在急救而是在夺他的手表，掏他的腰包，七手八脚地抢他的皮包。他脖子上的林皮亚斯耶稣像一下子被他们拽走，那是他自从第一次出席圣餐仪式就一直戴着的。面对这些人的举止，他感叹不已，感到真的绝望了。

由于浑身疼痛，那一夜过得如同一年。开始，灾难的后果好像只在肉体上有感。当鲁乔恢复知觉时，已经在利马了。他躺在医院的一间小病房里，从头到脚都包扎着。床两侧，使激动的鲁乔恢复平静的守护神、他的与居列特·格列科[居列特·格列科是法国女歌唱家。]同国籍的金发妻子和制药厂的斯切瓦布博士不安地看着他。麻醉剂使他感到有些醉意，当感到妻子隔着纱布吻他的前额时，他兴奋异常，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

骨骼接好，肌肉和筋腱复位，伤口愈合、结疤，也就是说，伤痕累累的身体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复原，不过相对来讲还不十分难熬，因为大夫的医术高超，护士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妻子殷勤服侍，制药厂多方帮助，从感情和金钱支持方面来说，都是无可挑剔的。在职工医院里，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在恢复期间得知了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他的法国妻子已有身孕，七个月后就是他孩子的妈妈了。

后来，他出了院，回到圣米格尔街的住宅，并且重新上班工作，这时车祸在他精神上留下的复杂创伤的隐痛开始发作。失眠是落在他头上最轻的不幸。他彻夜不能成眠，在住宅里摸黑踱步，不停地抽着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断断续续地讲着话，其中令他妻子感到惊异的是反复听到这么一个词：“希律。”[希律是古代犹太王，以暴君著称。]用安眠药以化学方法克服了失眠后，后果更糟糕：鲁乔一睡着，便噩梦重重，看到他尚未出世的女儿被剁成肉块。他的怪叫起初使妻子感到恐怖，最后终于流了产，从胚胎来看那可能是个女孩。“我的梦应验了，我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我要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住。”梦中杀子的鲁乔凄惨地、昼夜不停地念叨着。

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事情。失眠的、噩梦不断的夜晚之后，随即而来的是可怕的白昼。自从车祸以来，鲁乔染上了根深蒂固的恐惧症，凡是有轮子的东西，他都害怕。只要是汽车，无论作为司机，还是作为乘客，他都不能上去，一上去就感到头晕目眩，呕吐，出大汗，并开始喊叫。克服这种忌讳的所有尝试均告失败，因而在堂堂的二十世纪，他却不得不像在印加帝国时代（没有车的社会）那样生活着。如果路程只限于他家和拜耳制药厂之间的五公里距离，事情还不那么严重，因为对一个精神受了创伤的人来说，早晨和傍晚各走上两个小时也许会起到镇静剂的作用。不过，对于一个药品推销员，他的活动范围是秘鲁的广阔国土，患上车辆恐惧症是一个悲剧。由于根本没有可能恢复到信差跑步送信的时代，鲁乔的职业前景面临严重威胁。制药厂同意给他在利马的配药房里安排一个安定的工作，虽然没有减薪，但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讲，这种变化（现在他负责管理样品）意味着降级。更为糟糕的是，他的足以和“奥尔良的姑娘”[这是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同名作品中的人物，剧本描写法国女英雄贞德（奥尔良的姑娘）反抗外敌的故事。]媲美的法国妻子曾毫无抱怨地勇敢忍受了丈夫神经错乱的后果，如今也歇斯底里了，特别是在孩子流产之后，情况更惨。这样只好暂时分居，直至情况有所好转，他那面色如同黎明的鱼肚白和南极的白夜似的妻子启程回法国，去娘家寻求安慰了。

车祸后的—年，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就是这么度过的：失去妻子，失眠，不安，恐惧车辆，天天步行上班（必须这样），伴随他的只有焦虑和痛苦。（黄色的沃克瓦根在为金发妻子回法国筹集路费而被卖掉时，车身满是杂草和蜘蛛网。）同事和朋友已在议论说，鲁乔的可怜去向只能是疯人院或者干脆自杀。这时，这个年轻人却如同久饿得食、久旱逢雨一般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她既不是牧师，也不是巫婆，却能医治灵魂。这就是女大夫路希娅·阿赛密拉。

阿赛密拉大夫是个高尚的女人，没有杂念，五十岁，正是科学上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年龄。她前额宽广，鹰钩鼻，目光敏锐，为人正直忠厚——和她姓氏的含义[阿赛密拉，西班牙文为蠢驴之意。]正好相反（她为自己的姓感到骄傲，像英雄业绩一样印在名片上或她诊所的牌子上，供人们欣赏），在她身上，智慧表现在她的身体上，是她的病人（她喜欢称病人为“朋友”）看得到、听得见、闻得着的东西。在世界的大知识中心——德国的柏林、冷漠的伦敦、罪恶的巴黎——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许多证书和奖状。不过，她习得大量有关人世维艰和解脱办法的主要大学还是（当然是）生活本身。像所有那些在庸人间独辟蹊径的人，这位大夫引起了她的那些无能创造奇迹的同事、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与她不同）的议论、批评及百般嘲弄。阿赛密拉大夫对被称为巫师、撒旦同类、腐化堕落分子的教唆犯、精神错乱者和其他龌龊的称呼全然不放在心上。要了解她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只要看看她的朋友的感激之情就行了。她的朋友——精神分裂症患者、杀近亲者、妄想症患者、纵火犯、忧郁症病人、手淫者、疯子、罪犯、假教徒和结巴——一经过她的手，得到她的治疗（她喜欢说经过她的“劝导”），便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父母变得十分仁慈，儿女变得听话，妻子变得贤惠，从业人员变得诚实认真，口吃的人变得说话滔滔不绝，镇民们从病理学角度遵从法律。

斯切瓦布博士亲自劝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去找阿赛密拉大夫看病，并且亲自以瑞士表般准确的作风迅速为他预约挂号。失眠者二话没说，顺从地按时到了路希娅·阿赛密拉的诊所（庙宇、忏悔台和精神修炼院）。这间诊所坐落在圣费利佩住宅区，宅邸的院墙是玫瑰色的，周围是种满了曼陀罗的花园。一位文雅的护士记下了他的情况，把他让进大夫的诊室。那是一个很高的房间，书架上摆满了皮封套的书，写字台是桃花心木的，铺着松软的地毯，室内还有一张湖绿色的丝绒大沙发。

“您要把带来的偏见去掉，同时要脱掉外衣，解下领带。”路希娅·阿赛密拉大夫用学者们令人感到自然的声音喊道，同时把大沙发指给鲁乔，“躺在那儿，脸朝上朝下都行，这不是出于弗洛伊德的装腔作势，而是我想让你躺得舒服。现在，不要给我讲你的梦境，也不要向我坦白说您爱上了自己的妈妈，而是要十分准确地告诉我，您的胃怎么样？”

药品推销员羞涩地躺在弹簧沙发上，他想大夫搞错了人，于是鼓起勇气喃喃地说，他到这间诊所来不是因为内脏有病，而是因为精神有病。

“这是无法区别的，”阿赛密拉大夫反驳说，“一个人的胃代谢及时，其头脑也必然清醒，灵魂必然健康。反之，胃贪食，不消化，负担重，必然产生杂念，性情暴躁，心里出现郁结，性欲出轨，创造犯罪的条件，把大便不畅的痛苦发泄在别人身上。”

经过这样的训导，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坦白说他有时消化不良，便秘，除了大便的形状不一，甚至连其颜色和量也是多变的，当然硬度和温度更是变化无常，不过他不记得自己最近几个星期是否触摸过。大夫微笑着点点头，喃喃地说：“我早就知道。”她提出，鲁乔要每天早晨空腹食用六枚干洋李，直到下一个疗程。

“这个首要问题解决了，我们谈别的问题吧。”女哲学家又说道，“您可以对我讲讲您遇到了什么麻烦。不过，您要事先知道，我不是帮您解决难题，而是要教您怎样珍爱它，怎样为此而感到自豪，就像塞万提斯为失去一只胳膊、贝多芬为耳聋感到自豪一样。请讲吧。”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拥有同大夫和司药进行十年专业交谈的素养，他言词流利、一五一十地将他的事情毫不隐瞒地简述了一遍，从皮斯科不幸的车祸到夜里的噩梦以及那场悲剧在他家里造成的恐怖后果。他痛惜自己，说到最后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以一声惊呼结束——那声惊呼除了路希娅·阿赛密拉，谁听了都会胆裂心碎：“大夫，帮帮我吧！”

“您的故事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而是令我厌嫌，因为它太平淡无奇了。”女灵魂工程师亲切地安慰他，“把鼻涕擦擦。您应该知道，您这种精神领域里的疾病，如果是在身体上，相当于甲沟炎。现在，您注意听我说。”

她用经常出入上层社会交际场合的女人特有的风度对鲁乔解释说，使男人毁掉的是不敢正视事实和精神上的矛盾。关于前一点，她对失眠症患者开导说，所谓车祸的那种意外的不幸并不存在，而是人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歹毒而臆造的托词。

“说到底，您是想杀害那个女孩，并且真的杀死了。”大夫陈述她的想法，“后来，您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了，怕进警察局或下地狱，于是便想被卡车轧死，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或者为自己的杀人行为找到解脱的办法。”

“可是，可是，”药品推销员结结巴巴地说，眼睛瞪得溜圆，前额冒出了汗珠，露出一副绝望的样子，“那么民警呢？难道他也是我杀的？”

“谁没有杀死过警察？”女科学家思索着，“也许是您，也许是卡车司机，也许是自杀。可这不像钩针那样一下子可以钩住两条线，我们还是只说您的事吧。”

大夫又对鲁乔解释说，人们在纠正自己的正当冲动时，对自己的精神就会不满，精神便以制造噩梦、恐惧、杂念、焦虑、忧郁等加以报复。

“一个人不能和自己作对，因为人在这种争斗中只是败北者。”上帝的女使者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不要对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所有人都是残忍的；要成为好人，简单地说，就是要善于掩饰，应该用这样的想法求得自我安慰。您对着镜子看看，跟自己说：‘我是杀孩子的罪犯，害怕快速运动。’用不着拐弯抹角，不要对我说车祸呀，恐车综合征呀什么的。”

大夫又举了例子，她说，骨瘦如柴的手淫者来诊所跪着求她治疗时，她送给他们黄色杂志；吸毒病人来求她时，她送给他们从地上刮起的灰渣；这些人揪着自己的头发抱怨命运不济时，她送给他们大麻烟和大把大把的古柯叶。

“那么您给我开的药方是继续杀害儿童吗？”药品推销员怒吼道，这只羔羊变成了猛虎。

“如果您愿意的话，为什么不呢？”女心理学家冷冷地反驳说。接着又提出警告：“您不要对我提高嗓门，我可不是那种认为顾客总是有理的商人。”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忧虑地哭泣起来。路希娅·阿赛密拉大夫无动于衷，只是花了十分钟时间写了好几张纸，大标题是《要学会真诚地生活》。写好后交给了鲁乔，约他过八个星期再来。送别时，大夫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提醒他不要忘记早晨吃干洋李。

和阿赛密拉大夫的大多数患者一样，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离开诊所时，感到自己做了一场心理埋伏战的牺牲品，断定自己已落进了一个神经极度错乱的女人的罗网；如果胡乱地遵照那个大夫的嘱咐去做，他的病情必定加重。鲁乔决定把大夫开的“学会生活”的药方扔到马桶里让水冲走，看也不看一眼。但是，就在那天夜里，他本已减弱的失眠又变得严重起来，于是读了那个药方。他认为从病理学角度来讲是荒谬的，他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打起嗝来（按照妈妈的教导，鲁乔喝了一杯水防止再打嗝）。后来，他又感到很稀奇，闷得难受。为了消遣，为了熬过不眠之夜，尽管不相信它有疗效，他还是决定试试看。

鲁乔在塞阿尔斯商店玩具部轻松买到了他所需要的小轿车——一号卡车和二号卡车，代表女孩、民警、强盗和他自己的洋娃娃。按照医嘱，鲁乔按自己的记忆把汽车涂上了原来的颜色，洋娃娃的衣服也上了彩（鲁乔有作画的才能，以致民警的制服、女孩的破衣服和身上的污垢画得惟妙惟肖）。为了画好皮斯科的沙地，鲁乔用了一整张包装纸；为加强真实感，还在一端画上了太平洋：一条蓝色水带，边缘汪着泡沫。第一天，他跪在饭厅的地板上，用近一个小时重演了那次车祸。演习完，也就是当强盗们扑到药品推销员的身上抢劫时，他几乎像事发当天那样感到害怕和痛苦。鲁乔仰面躺在地板上，浑身出冷汗，抽泣着。但是，之后几天，他精神上的紧张渐渐减轻了。这种活动具有体育锻炼的作用，使他重返儿童时代，过去不善于利用的那些时间有了消遣，因为现在妻子不在身边，他又从来不到图书馆去，也不爱听音乐。他搭积木，玩七巧图，解纵横字谜。有时，在拜耳制药厂的仓库里，他一面给推销员们分发样品，一面在脑子里反复回忆着那次车祸的某个细节、当时的情况和原因，以便在当天夜里演习时加点新花样，并且能表演的时间长一些。来打扫卫生的女人发现饭厅里满是洋娃娃和塑料汽车，问鲁乔是不是想过继一个孩子，但是提醒他，如果那样，她将要更多的工钱。鲁乔按药方指出的练习进程，每天夜里对车祸（？）进行十六次小型演习。

“要学会真诚地生活”那份药方中有关儿童的部分，让鲁乔觉得比孩子们写的东西还荒唐。那么，“这样引起恶习或好奇的无生命的东西能使科学进步吗？”不过他也照办了。这部分又分成两点：理论训练和实践训练。阿赛密拉大夫指出，前者必须先于后者，因为：难道人不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吗？人的思想不是先于行动吗？理论部分的广泛基础是鲁乔的观察和思索精神。那处方上只是写着：“每天都要想想孩子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这样做。

天真无邪的幼童给人类造成什么灾难？他们不是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希望、纯洁、欢乐和生命吗？在做理论训练的头一天早上，鲁乔一边在去办公室的五公里路上走着一边这样问着自己。尽管他心里将信将疑，但还是相信药方上说的，承认孩子们可能爱吵闹。的确，孩子们爱哭，随便为一点小事，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就哭起来。由于他们还不懂事，不可能知道这种习性产生的害处，也不可能被说服，保持安静的美德。鲁乔当时记起了一个工人的情况。他在坑道里干了一天，已经筋疲力尽了，回到家，新生婴儿不停地啼哭，他不能入眠，最后竟把孩子杀了。世界上大概会有成百万类似的情况吧？有多少工人、农民、商人和职员——由于生活费用高、工资低、缺少住房——住在拥挤的房间里，与子女同室？他们不可能有适当的睡眠时间，因为孩子不时地哭叫，而且那哭叫是要大便还是想吃奶，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天傍晚，在回家的五公里路上，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也一直在想，他发现许许多多不幸的事也可以归罪于孩子。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同，孩子要很晚才能自理。这种缺点会造成多少灾难呀？他们什么都破坏，像演员的面具和纯硅玻璃花瓶，把主妇费尽心血缝制的窗帘撕下来，把沾满屎尿的双手毫无顾忌地放在浆好的桌布或破费许多钱买来的心爱的花边披巾上。且不要说他们还常常把手指伸进电源插座引起短路或者白白地电死，这就意味家里要买白木棺材，找墓穴，守灵，在《商报》上登通知，穿丧服，举行葬礼。

鲁乔在制药厂和圣米格尔街之间的往返路程上养成了做这种训练的习惯。为了不重复，每次开始时都先把前次想到的罪过很快地总结一下，然后思索新的。这样，题目一个接一个，很容易地浮现在脑际，他从未空闲过。

再如，经济方面的罪行也足够鲁乔走三十公里路思考了，因为正是他们糟蹋家庭预算，而且是破坏性的。他们使父亲入不敷出，这不仅仅因为他们一味贪吃、肠胃软弱而需要特殊食品，还因为他们需要一系列的管理开支：接生婆、摇篮、儿科大夫、托儿所、保育员、杂技、幼儿老师、看早场演出、买玩具、青少年犯罪审判、劳改场，还包括儿童方面的专门科学，这些如同树木上的寄生虫破坏母株，产生了医学、心理学、牙科和其他科学。总之，这群人需要可怜的父母亲给他们衣穿，给饭吃，还要给养老金。

一天，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差点儿哭起来，他想到了那些年轻母亲。她们具有美德，为了一心照顾孩子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她们放弃娱乐活动，不看电影，不去旅行，到头来被丈夫抛弃。她们的丈夫多次只身在外，最后必然要犯罪。孩子们如何报答母亲的那些不眠之夜和千辛万苦呀？他们渐渐地长大了，另外组织了家庭，把无依无靠、年迈的母亲丢在了一边。

这样，鲁乔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天真无邪、忠厚善良的神话打破了。难道凭着不懂事这个众所共知的托词，他们就可以拔除蝴蝶的翅膀，把活雏鸡扔进火炉，把乌龟弄得四脚朝上、置于死地，打瞎松鼠的眼睛吗？打鸟的弹弓难道是成人的武器吗？对其他体弱多病的孩子，他们手下留过情吗？再说，到了他们那个年龄，如果是小猫，早已自食其力，可是他们仍然步履不稳，常常撞在墙上，头上碰起肿包，能说这样的人是聪明的吗？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有很强的思考能力，这使他走路时总是在思虑问题。他曾希望所有女人一直到绝经期都保持青春的风姿和健美。一想到分娩给母亲们造成的痛苦就心如刀割，本来一只手就能挽过来的杨柳细腰一下子长满了脂肪，鼓胀起来，前胸后臀也霎时臃肿了。腹部呢？原来光滑明亮，犹如肌肉铸成的铁块一般，嘴都咬不动，如今却变软了，肿大而下垂，有了褶皱。某些夫人，由于尿频和难产时抽筋，变成了罗圈腿，走起路来像鸭子。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回想起他的法国妻子的标准身材，很高兴她生的不是一个圆滚滚的、有损她美貌的婴儿，而几乎是一块肉。有一天，他感到心情平静，因为干洋李把他的胃洗泻一空。他发现当他想到残杀婴儿的犹太王时不再吓得颤抖了。一天早上，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竟然狠狠地敲了一个小乞丐的脑袋。

鲁乔于是知道，像日月星辰升起和落下那么自然，他已不知不觉地转入了实践训练。阿赛密拉大夫把这些训导称为“直接行动”。而鲁乔在重温这些医嘱时，犹如听到了大夫富有科学性的声音。这些医嘱和理论指导不同，非常确切。一旦懂得了他们造成的灾难，就要自己动手进行一些小小的报复。不过应该谨慎从事，小心注意诸如“孩子们是无依无靠的”“即使用鲜花也不要去碰孩子”“打骂会产生复杂心理”以及蛊惑人心的说教。

确实，开始时费了很大力气。当他们中的某个人穿过大街时，这个人和鲁乔本人都不知道放在小脑袋上的那只手是惩罚还是粗野的抚摸。但是，实践加强了他的信心，他渐渐地克服了胆怯心理和祖辈遗传下来的拘谨性格，胆子大了起来，改变了态度，有了主动性。几个星期后，像“训练”预示的那样，鲁乔发现，在街角打孩子的脑袋、把肌肉掐得青紫肿胀、把新入学的孩子踩得号哭不止，这些在他眼里已不是囿于道德和理论不应该做的事情，而是一种乐趣。鲁乔很喜欢看到那些前来向他兜售彩票、冷不防挨了一记耳光的孩子们的哭号。看到给盲人引路的孩子被主人一脚踢倒、铜钹从手中飞走滚在地上叮当作响、孩子揉搓着疼痛难忍的腿难以爬起时，鲁乔犹如身处斗牛场那样兴奋。实践训练是危险的，可是，对性情鲁莽的药品推销员来说，这一点非但不能阻止他，反而是鼓励。甚至有一天，当他弄坏了一只皮球，一群孩子手持棍棒和石头追赶他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就这样，在治疗的几个星期，鲁乔干了不少这样的事。人们由于思想懒惰，变得痴呆，常常把这些称为卑劣行径。在公园里，鲁乔把保姆哄孩子用的洋娃娃的脑袋拔掉，把孩子们刚刚放在嘴边的奶瓶、乳脂糖和硬糖块夺过来，踩在脚下，或者扔给狗吃。他还窜到孩子们去的马戏场、早场电影院和木偶戏院偷偷摸摸地干坏事，甚至扯孩子们的小辫子和耳朵，拧他们的小胳膊、大腿和小腿，手指都累得麻木了。当然啰，他还粗俗地对他们伸舌头，做鬼脸，甚至变着声调哑着嗓子给他们讲鬼怪、恶狼、警察、骷髅、巫婆、吸血鬼和其他大人想出来吓唬孩子的故事。

但是，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变成了雪崩。一天，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那样害怕，为了尽快赶到诊所去见阿赛密拉大夫，急忙乘上了出租汽车。鲁乔浑身冒着冷汗，刚走进威严的诊室就颤抖地喊道：

“我眼看就要把一个小女孩推到开往圣米格尔街的有轨电车轮下，在最后一刻控制了自己，因为我看见一个警察。”他像孩子似的哭泣着高声叫道，“大夫，我险些犯了罪！”

“你已经犯过罪了，健忘的年轻人。”女心理学家一字一板地提醒他。随后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高兴地断言：“您已经好了。”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像在黑夜里看到火光，在海上看到满天星斗，这时他才记起自己是坐出租汽车来的。他正要跪下去，被博学的女大夫阻止了：

“除了我的狗，谁也不能舔我的双手。不要过分激动！您可以走了，我还有新的朋友等着看病，到时候您会收到账单。”

“真的，我的病好了。”药品推销员满面春风地重复说。他最近一个星期每天睡七个小时，不做噩梦了，反倒做了些甜蜜的梦，梦见躺在奇异的海滩上，任凭烈日暴晒，观赏着乌龟在枝叶繁盛的棕榈树间慢腾腾地爬行，海豚在蓝色的波涛中追逐嬉戏。这次，他摆出久经磨炼者谋多智广、胸有成竹的神气，乘上出租汽车到制药厂去。路上，他哭了起来，因为他发现在人生道路上“滚动”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已不是阴森森的恐怖、巨大的焦虑，而只有一点轻微的头晕。他跑过去亲吻弗德里克·特列斯·翁萨特吉先生白嫩的手，称他是“拯救我生命的好参谋，再生之父”。鲁乔的这种表示和言语，使他的上司像所有受敬重的主人对待奴仆一样，郑重地接受了。上司像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毫无表情地告诉鲁乔，不管病是否治好，杀人念头除掉与否，都必须按时到“灭鼠有限公司”上班，不然就要罚款。

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就这样摆脱了自皮斯科意外车祸以来一直生活的洞穴。从那以后，一切都开始恢复正常。那个甜蜜的法国小姐由于亲人的照顾，已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通过蜂窝状奶酪和黏海螺等诺曼底食物的调养，身体也强壮了，又满载情意、精神振奋地返回了印加大地。夫妻团圆，犹如蜜月。他们疯狂地接吻，紧紧地搂抱，拼命抒发内心的激情，直到这对恩爱夫妻精疲力竭。药品推销员好像一条刚刚换皮的巨蛇，精力倍增，很快地在制药厂重露头角。根据鲁乔本人的要求——希望证明他仍然是以前的鲁乔——斯切瓦布博士重新对他委以重任，任凭他乘飞机、坐火车、乘轮船，跑遍秘鲁的村镇和城市，在大夫和药剂师中间推销拜耳制药厂的产品。由于妻子勤俭持家，夫妻俩很快还清了家庭危机期间欠下的全部债款，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辆新的沃克瓦根，当然还是黄色的。

表面（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该仔细想想“不要相信表面现象”这句民间谚语吗？）看来，阿夫里尔·马罗金一家的生活没有变坏。推销员很少记起那次车祸；即使想到，也是非但不感到难受，反而颇为骄傲。作为遵从社会礼节的中产者，鲁乔不愿披露这一点。可是，在爱巢，在甜蜜的家庭里，在响着维瓦尔第小提琴曲的熊熊炉火旁，还残存着阿赛密拉大夫治疗的痕迹，正如太阳下山后，其光辉依然照映在空中；人死去后，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有一种爱好，喜欢玩玩具：小木棒、积木、小火车和小士兵，这对他这样年龄的人来说确实有些过分。鲁乔家里的玩具渐渐堆满了，使得邻居和用人们大为不解，融洽的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第一道阴影。一天，法国女人开始抱怨丈夫星期天和假日在浴盆中玩小纸船或在房顶放风筝。但是，比这个爱好更为严重的是，自实践训练以来，鲁乔头脑里对儿童的恐惧已根深蒂固，妻子对这些十分反感。鲁乔在大街上、公园里和公共广场从来不接近孩子，除非为了给他们以平民们所说的残忍的惩处。在和妻子的交谈中，鲁乔常常轻蔑地称他们是“流浪汉”“死后下地狱的人”。当金发妻子再次有身孕时，这种反感变成了焦虑不安。夫妻俩恐慌地飞步跑去见阿赛密拉大夫，求她帮忙解决。大夫听过他们的讲述，毫无震惊之意。

“您患了幼稚病，同时，也是潜在的杀婴症。”大夫像口授电报似的，“这种荒唐病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大惊小怪。不费吹灰之力，我便可以把它治好。您不必担心，不等胚胎长出眼睛，您就会好的。”

大夫能治好吗？她能使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摆脱幻觉吗？能像上次除掉他的车辆恐惧症和一心想犯罪的念头那样治愈他的恐婴幼稚病和对残暴犹太王的恐惧症吗？圣米格尔街的这场心理戏剧将如何收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