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尘土飞扬的市中心，伊卡街区中央，有一座带阳台和百叶窗的破旧房屋。由于年久失修和没教养行人的刻画（多情的人刻上弓箭、心脏和女人的名字，下流客则刻上性器官和龌龊脏话），远看，墙上的斑斑污迹像片片云彩，那原是殖民时期装点贵族宅邸的蓝靛色图画的残迹。这座建筑物（或昔日侯爵的官邸）如今已是一座座摇摇欲坠、千修百补过的工房。它能存留下来实在称得上是奇迹，且不说它经不住地震，就连利马的微风和牛毛细雨也难抵挡。它从上到下全是蛀洞，到处是老鼠和小爬虫的巢穴。为了容纳更多的房客，这座房舍一次又一次地挡隔，根据需要，院子和房间都变成了蜂房。许许多多贫穷的人住在（可能会被压死在下面）纸一样的薄板墙和塌陷的天花板之间。二楼有五六个房间里摆满了古董和古色古香的器皿，这些房间也许算不上干净雅致，但是从精神上来说是无可非议的。“殖民公寓”就在这里营业。

公寓的主人兼管家是贝瓜一家，这个三口之家是三十多年前从宗教山城阿亚库乔搬来利马的。噢，这些有生命的幽灵在身体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甚至连精神上都每况愈下。毫无疑问，他们将在这座国王之城献出自己的灵魂，转生为鱼、虾、飞鸟和爬虫。

如今，“殖民公寓”正值衰退，房客全是些下等人和付不起房租的穷光蛋。最高级的也只不过是些来首都拜会大主教的省城神父，最贫贱的算是青紫脸膛、羊驼眼睛、钱放在玫瑰色手绢里、用克丘亚语祈祷的乡巴佬。当然，公寓里没有雇女佣，所有杂事，包括铺床、收拾、打扫、采购和做饭全落在玛尔加丽塔·贝瓜太太和她女儿身上。她女儿是个四十岁的老姑娘，有一个散发着芳香气味的名字：罗莎[罗莎亦有玫瑰之意。]。玛尔加丽塔·贝瓜太太是一位矮小瘦弱的女人，脸上皱得赛过葡萄干，不知为什么，看上去像只小猫（虽然公寓里并没有猫）。她从早忙到晚，为家庭和生活奔忙，众所周知。她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二十厘米，穿着一只高跷似的鞋，鞋底像擦皮鞋人的箱子。这只鞋是几年前阿亚库乔一位心灵手巧的祭坛装饰家给她做的。当她拖着腿走路时，地板便震动起来。她一贯俭省，但久而久之，美德就变成了怪癖。现在，毫无疑问，“吝啬”这个辛辣的形容词对她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例如，她只许房客在每月第一个星期五洗澡，并且把阿根廷人的习惯——在这个兄弟国家里，每家都是如此——强加给房客：大便后不拉水箱，而是每天只拉一次（这个活儿由她在临睡前亲自动手），因此公寓里到处都散发着刺鼻的臭味，那些刚刚住进来的人被熏得头昏脑涨（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女人对任何事都可以编出个缘由来，硬说多亏这股味道，人们才睡得香甜）。

罗莎小姐具有（更确切地说是过去具有，因为自从那个大悲剧发生之后，情况变了）艺术家的心灵和手指。童年时，在阿亚库乔，她家还处在鼎盛时期（有三间青石大房、土地和绵羊），罗莎就开始学弹钢琴，而且学得很出色，竟然在城里的剧院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市长和监察官亲临欣赏。她的父母听着人们的喝彩和掌声，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贝瓜一家在这场光荣晚会的激励下——演奏中他们也顿足助兴——决定卖掉全部家产搬到利马去住，以便让女儿成为独奏家。为此，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后来又一间间地卖掉或租出去），买了一架钢琴，把这位具有音乐天赋的女孩送进了国立音乐学院。但这个淫乱的大城市很快使他们愚蠢的幻想破灭了，贝瓜一家立刻发现很多他们过去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利马这座阴暗龌龊之城有数不尽的犯罪分子，这些罪犯毫无例外地都想和有艺术才华的阿亚库乔姑娘通奸；罗莎这个梳着锃亮发辫的姑娘总觉得有人在盯着她，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从早到晚不断地讲着：独唱老师曾气喘吁吁地扑向她，企图在一堆乐谱上干那桩罪孽事儿；音乐学院的看门人曾猥亵地问她：“你愿意当我的姘头吗？”两个男同学曾要她到厕所看他们撒尿；她向街角的警察问路，警察认错了人，想摸她的乳房；公共汽车上，司机收票时捏了她的奶头……为了保护姑娘的处女膜完好无损——依照山里人的道德观念，处女膜要保持得如同大理石一般洁白无瑕，年轻的女钢琴家只能把它献给未来的主人和丈夫——贝瓜夫妇决定让女儿从音乐学院退学，聘请了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他们把罗莎打扮得像个修女，除非由双亲陪伴，不许她上街。从那时起，二十五年过去了。处女膜的确依然存在，完好无损，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它已没有多大价值了，因为失去了魅力——而且现在的青年人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眼里——昔日的女钢琴家（自那出悲剧以后，钢琴课取消了，为了付医院和大夫的医疗费又卖了钢琴）没有别的东西好奉献，变得麻木不仁，驼背了，矮小了。她身上裹着使人性欲大减的长衫，头上戴着包住头发和前额的兜帽，哪里像个女人？简直是个行走的包裹。她硬说男人们摸她，居心不良地吓唬她，强奸她。但是到了这步田地，连她的父母也暗暗自问：她那些幻想是否真有其事？

“殖民公寓”里真正动人的人物是监护人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这位老人有宽宽的前额，鹰钩鼻，目光敏锐，耿直忠厚。他的祖先贝瓜兄弟是昆卡高原人，这些西班牙征服者跟随皮萨罗[西班牙征服者之一，1502年从意大利到美洲，1524年联合阿尔马格罗和卢克开始征服秘鲁。]来到了秘鲁。可以说，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这个顽固守旧的人不仅从祖辈身上继承了无情棍打千万个印加人（每个人都挨打）且使不少库斯科长明灯侍女怀孕的本领，而且保留了纯洁的天主教精神，厚颜无耻地相信古代名门绅士可以靠租金和掠夺而不靠汗水来生活。他从小就天天去听弥撒，每星期五必然朝拜林皮西斯的耶稣，领食圣餐；对上帝一向十分虔诚，每月至少有三天鞭打自己或穿苦行衣。他对劳动，对低级的、充满市民味的琐事向来深恶痛绝，甚至连维持自己生活的地租都不去征收。在利马定居之后，他没有一次到银行取过投资股票的红利。这类家务琐事实际上都该是女人管的，因而都落在了勤恳的玛尔加丽塔肩上。女儿长大之后，便由女儿，即原来的女钢琴家照管。

直到那场残酷加速贝瓜家族衰落的悲剧——这一厄运弄得贝瓜一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发生之前，塞巴斯蒂安先生一直在首都过着十足的基督教绅士生活。他经常起得很晚，不是由于懒惰，而是为了不同房客一起用早餐——他并非看不起下等人，而是觉得应该存在社会差别，特别是种族差别——稍微吃些点心便去做弥撒。他是一个好奇心强、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人，经常到圣奥古斯都、圣彼德罗、圣弗朗西斯科、圣多明戈这些教堂去，为的是一方面在上帝面前尽到责任，一方面欣赏和享受殖民宗教的杰作。此外，那些昔日的石砌纪念物把他的思想感情带回到征服时期和殖民时代去——那是多么辉煌的时代呀，如今却变得昏暗无光。他真愿回到那个时代去生活，当一名冒险的长官，做一位有信仰的偶像破坏者。塞巴斯蒂安先生装着满脑子怀古的幻想，沿着繁华的市中心大街回“殖民公寓”去（他穿着一身干净的黑色西服，假领假袖口——显然是浆过的——的衬衫，一双上世纪末的带漆皮软底的鞋子，昂首挺胸，文质彬彬）。回到公寓后，面对镶百叶窗的阳台，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把摇椅上——恰似有妓女守在身旁那样舒服——嘟嘟囔囔地念报纸（包括广告），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度过上午的余暇。他忠于自己的身世，午餐——午餐只好同房客们一道吃，但在他们面前显得很有教养——过后，要按照西班牙的习惯睡午觉。随后，重新穿上那套黑色西装、浆过的衬衣，戴上灰色的礼帽，迈着方步到坦博—阿亚库乔俱乐部去。俱乐部设在凯略马街区的几间高层楼房里，美丽的安第斯土地上的许多知名人士经常聚集在那儿打牌，游戏娱乐，谈谈政治，有时——这是人之常情——也谈些对小姐们不适宜的题目。就这样，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天黑了，塞巴斯蒂安先生才悠然自得地回公寓去，在房间里独自喝粥，吃菜，听无线电广播，而后便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地进入梦乡。可这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塞巴斯蒂安先生从来不出门，也不换衣服——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是那身灰色睡衣、蓝色长袍、毛袜和羊驼呢便鞋——从那场悲剧之后，他一句话也没说过。他再不去做弥撒，也不读报了。当他身体好的时候，年老的房客们（自从发现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是好色之徒，“殖民公寓”的主人便只收住女房客和因病或年迈以致性欲已显然衰退的男房客）看到他像个幽灵似的在黑暗破旧的住房里来回走动，目光茫然，满脸胡须，头发肮脏蓬乱；有时看见他几小时几小时坐在摇椅上轻轻地摇着，一声不吭，两眼发呆。他既不陪客人们吃早餐，也不陪客人们吃午餐，好像一个贵族被送进了贫民收容所那样可笑。塞巴斯蒂安先生自己已不能把饭送到口中，而是由他的太太和女儿喂他。他身体欠佳的时候，房客们就看不到他了，这位高贵的先生卧床不起，反锁房门。但是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吼叫、呻吟、怨恨和哀叹——那哀叹使得玻璃都震动起来，新到“殖民公寓”的人感到很惊奇。在这样的时刻，尽管这位病入膏肓的征服者的后裔在号叫着，可是玛尔加丽塔太太和罗莎小姐依然扫地、收拾房间、做饭、招待客人或聊天，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客人们认为她们无情无义，心肠冷酷，对丈夫或父亲的痛苦无动于衷。有些不懂事的人竟指着紧闭的房门问：“塞巴斯蒂安先生病好了吗？”玛尔加丽塔太太满脸不高兴地回答：“没什么，他想起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会儿就会好。”果然，两三天后，病就过去了，塞巴斯蒂安先生又出现在“殖民公寓”的走廊和房间里，在片片相连的蜘蛛网中间，他显得苍白瘦削，样子十分可怕。

那么，是什么样的悲剧？发生在何时、何地，经过如何？

那是二十年前，一个目光悲哀、身着耶稣长袍的年轻人来到“殖民公寓”。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他是药品推销人，家住阿雷基帕，患有习惯性便秘。他的姓氏埃塞基耶尔·德尔芬[德尔芬即海豚之意。]是预言家的名和海鱼的姓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他很年轻，“殖民公寓”还是收留了他，因为他的外表（干瘪消瘦，一把骨头，面色苍白）和显而易见的宗教虔诚（除了酱紫色的领带、小脖巾、袖标，他的行囊中还藏着一本《圣经》，衣服中间露出教士用的披肩）像抵制青春期放荡行为的保证。

确实，一开始，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这小伙子处处使贝瓜一家人喜欢。他吃得少，有教养，按时付款。他和蔼可亲，令人敬佩，不时地送些紫罗兰给玛尔加丽塔太太，往塞巴斯蒂安先生的纽扣上别一朵石竹花，在罗莎生日时送些乐谱和节拍器。他很羞怯，如果不是人家先跟他说话，他从不先开口。他说话时也总是低声细语，眼睛盯着地面，从不敢正视谈话者的脸。他庄重的举止言谈获得了贝瓜一家人的极大欢心，他们很快就爱上了这位客人，也许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想到了塞翁失马的哲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想把他招为女婿。

塞巴斯蒂安先生更是喜欢他。勤恳、跛脚的女主人没有给他生儿子，他大概把这个瘦弱的推销人当成自己的儿子加以宠爱。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他带他去散步，一直漫步到利马的圣罗莎教堂，在那儿，他看着他把一枚金币扔到井里，偷偷地请求宽恕。一个盛夏的星期天，他在圣马丁广场请他喝冰镇柠檬水，他看到这个小伙子缄默、忧郁，觉得他文雅高尚。他心灵上有什么神秘的痛苦或者病魔在折磨他的身体吗？或者他在爱情上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埃塞基耶尔·德尔芬守口如瓶，如一座坟墓。有时，贝瓜一家小心翼翼地安慰他，叫他把忧愁倾诉出来，问他：那么年轻，为什么总是一个人？为什么从不光顾任何娱乐场所，从不看电影？为什么不笑，而总是无精打采、唉声叹气？他只是羞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辩白几句，然后就到厕所去，在那儿有时一待就是几个钟头，说是大便干燥。去工作和回来的路上，他木头人儿似的不说一句话——贝瓜一家从不知他从事什么行业，卖什么东西。在这儿，在利马，当他不工作时，便关在自己房间里，不知是读他的《圣经》还是默默祈祷？玛尔加丽塔太太和塞巴斯蒂安先生对他深表同情，有意当红娘，鼓励他去看罗莎弹钢琴，以便消遣。他服从了，待在大厅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专心致志地听着。最后，他总是很有礼貌地鼓掌。他经常陪塞巴斯蒂安去做早弥撒。那一年的圣周，他和贝瓜一家跑遍各个地方进行朝拜，好像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了。

正因为如此，当埃塞基耶尔刚从北方旅行回来那天吃午饭时突然呜咽起来，其他房客们——一位安卡什的调停法官、一位卡哈坦沃的神父和两个瓦努科的姑娘（护士学校的学生）——大为不满，同时把一小盘菜豆打翻在桌子上，贝瓜一家则大惊失色。全家三口人把他送回房间，塞巴斯蒂安先生将自己的手帕借给他，玛尔加丽塔太太煮了加薄荷的马黛茶给他喝，罗莎用毯子把他的脚盖好。过了几分钟，埃塞基耶尔·德尔芬安静下来，请求原谅他感情脆弱，解释说最近他的精神非常紧张，不知为什么随时随地都会发病，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他很害羞，用一种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向贝瓜一家倾诉，晚上他害怕，蜷缩着身子彻夜不眠，浑身出冷汗，总是想到鬼怪，孤单单一个人熬到天亮。听了他的这番话，罗莎洒下了眼泪，跛脚女人画了十字，塞巴斯蒂安先生自告奋勇和他睡一个房间，以便给他壮胆，使他轻松入眠。埃塞基耶尔·德尔芬吻了他的手，以示感邀。

玛尔加丽塔太太和女儿把一张床搬到房间里，很快铺好了。塞巴斯蒂安先生那时五十岁，正当年富力强，在睡觉前，习惯做四五十下俯卧撑（在睡觉前做，而不是在早上醒来时做，以区别于平民）。但是那天晚上，为了不打扰埃塞基耶尔，他没有做。晚餐时，那个神经质的人喝过香喷喷的肉汤，早早地躺下了，他说有塞巴斯蒂安先生陪着，早已安定下来，肯定能睡得像冬眠的旱獭。

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永远不会从这位阿亚库乔绅士的记忆中抹掉。在失眠和睡梦中，那些情景时刻展现在他的眼前，直到他死去。天晓得来世还会不会继续纠缠着他。那天晚上，塞巴斯蒂安先生早早地熄了灯，感到旁边床上那位多愁善感、对他十分领情的人在平静地呼吸，他很满意：“他睡着了。”他也渐渐困得难以支持了。他听到了教堂的钟声和远远传来醉汉的哈哈大笑声，后来就入睡了。他做了一个令他十分欣慰的美梦：在一座尖顶城堡里，点缀着树状的徽志，放着羊皮文件、纹章字花纹和世系图案，他一代代追溯着他的祖先，直至亚当、阿亚库乔的耶稣（原来是他！）。他在这里接受一群肮脏的印第安人送来的大量贡品和热烈的敬意，这些印第安人填满了他的金库，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猛然间，也许过了十五分钟或三个小时？好像一点什么响动、一种预感或有人绊了一下，使得塞巴斯蒂安先生醒来了。在黑暗中，借着从窗户里透进来的微弱光亮，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人影从旁边床上爬起来，悄悄地溜到门口。蒙眬中，他猜到也许是那个便秘的小伙子要去厕所或感到不适，因此小声问道：“埃塞基耶尔，身体怎么样？”没有回答，但清楚地听到了房门插销的响声（插销长了锈，声音刺耳）。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床上微微欠起了身子。他有点害怕，又问：“埃塞基耶尔，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这时他感到小伙子的动作像猫一样敏捷，已经回来了，并且站在了他的床旁，挡住了从窗户射来的微光。“我说，你回答我呀，埃塞基耶尔，你怎么了？”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摸索着寻找电灯的开关。此刻他挨了第一刀，砍得又深又狠，正砍在他那黄油般的肚子上，一直上划到锁骨。他肯定当时他喊叫了，呼唤救命，还想自卫，想从裹缠在脚上的被单中逃脱出来。他奇怪无论他的妻子还是女儿或房客们，一个也没赶来。实际上，谁都没听到什么。后来当警察和法官追记受伤情形时，大家都十分愕然，他是那么健壮，怎么就没有缴罪犯埃塞基耶尔这个体弱多病的人的械呢？真想不到，在鲜血四溅的黑暗中，那位药品推销人仿佛有一种超然的力量，塞巴斯蒂安先生只觉得自己在高声呼喊，猜想第二刀会从哪里来，以便用手去阻挡。

他一共挨了十四五刀（大夫们认为右臀上那道大口子可能是两刀砍在了同一个地方，这种罕见的巧合使一个人一夜之间苍老了，并使他更加相信了上帝），那些伤口上下左右均衡地分布着，唯独脸上没有受伤，连一道抓痕都没有——玛尔加丽塔太太认为是林皮亚斯的耶稣显了灵，或者像一个同名的女人认为的那样是圣罗莎的耶稣显了灵，是这样吗？事后发现那把锋利的十五厘米长刀原来是贝瓜家的，一个星期前莫名其妙地从厨房失踪了。正是这把刀使这位阿亚库乔人身上留下了比好斗的击剑手更多的伤疤，他的健康被严重地损害了。

他为什么没有死？那是出于偶然，是由于上帝的大慈大悲，（尤其是）几乎可以说是由于一场更大的悲剧。塞巴斯蒂安先生身上挨了十四刀（十五刀），终于失去了知觉，在黑暗中流血不止，谁也没听到动静。那个一时感情冲动的人本可以跳到街上逃之夭夭，永远销声匿迹。可是，就像历史上许许多多著名人士一样，一个古怪的念头葬送了他。当那个受害者不再抵抗时，埃塞基耶尔·德尔芬放下刀子。他没有穿衣服，而是脱光了衣服，就像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那样赤条条的。他开了门，穿过走廊，闯进了玛尔加丽塔·贝瓜太太的房间，二话没说，扑到床上，毫不犹豫地企图奸污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企图强奸一个妇人？这妇人出身名门倒是真的，可是她已年过半百，瘸腿，身材瘦小，死气沉沉，总之，从任何已知的美学观点看，不能再有比她更丑的人了。他为什么没去摘那个风韵犹存的女钢琴家的禁果？她是处女，而且情火正旺，头发乌黑，皮肤又白又嫩。他为什么没去找那些偷偷卖淫的、瓦努科的女护士云雨作乐？她们全是二十上下的姑娘，肯定肌肤细腻滑润，富有弹性。出于这些认真的考虑，法庭认为埃塞基耶尔·德尔芬是出于自卫，才有那般举动。结果这个年轻人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以神经错乱为由把他遣送到拉尔科·埃雷拉。

玛尔加丽塔·贝瓜太太遭遇这小伙子突如其来、殷勤的闯入时，她懂得发生了十分严重的事情。她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女人，对自己的魅力不抱幻想：“别人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强奸我。我马上明白了他浑身一丝不挂不是发疯就是要犯罪。”她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她像一头凶猛的母狮那样进行自卫——她在证词中向圣母发誓，说那个情火炽热的小伙子连吻都没有吻到她——此外，自己的贞节非但没受损害，她还救了丈夫的命。她又抓又咬，推顶拉打，使那个堕落的人无法得手。她大声喊叫（真的喊了），把女儿和房客喊醒了。罗莎、安卡什的法官、卡哈坦沃的神父和瓦努卡的女护士们最后抓住了那个赤身裸体的家伙，把他绑起来，随后大家一起跑去找塞巴斯蒂安先生：他还活着吗？

他们费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一辆急救车，把塞巴斯蒂安先生送到阿尔索比斯波·洛阿依萨医院。警察三小时后才赶来，从年轻女钢琴家手中救出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她发疯地（是因为她父亲挨了刀子？是因为她母亲被侮辱？或许是因为人类那肮脏妒忌的心在作怪，姑娘对自己被弃置在一旁大为恼火？）想挖他的眼睛，喝他的血。那位年轻的药品推销人在警察局恢复了他本来的温顺表情和柔和声音，说话时羞红了脸，看上去正直而腼腆。他拒不承认别人的证词，说那是贝瓜一家和房客们对他的诬蔑：他从没侵犯过任何人，从没企图强奸过一个女人，更没想去强奸一个像玛尔加丽塔·贝瓜那样身残的女人。这位心地如此善良、关心他人的夫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他最敬爱的人（当然，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来自爱和歌之国、有着意大利人的眼睛能歌善舞的女郎）。他镇定自若，彬彬有礼，温和听话，他的上司和巴耶尔实验室的同事对他赞不绝口，加上警察在搜查中一无所获，这一切使得执行命令的看守人犹豫不决起来，这里头是否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奥妙？是否有诈？是否这一切都是受害者的妻子和女儿以及房客们为陷害那个病弱的小伙子而杜撰的阴谋？国家的第四权力（新闻媒体）觉得这一看法有道理，出面维护了他。

受害人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躺在阿方索·乌加特大街的平民医院里，生死未卜，无法出面澄清疑团，所以事情很棘手，只好搁置起来。给他输了大量的血，这几乎使坦博·阿亚库乔的许多同乡濒于患肺病的边缘。他们一获悉那桩悲惨的事件，就马上赶来献血。经过输血、输液、缝合、消毒、包扎，护士们轮流在床头照料，外科大夫接骨，塞巴斯蒂安先生的器官恢复了正常，精神也平静下来。不过，几个星期内，家中那已经不多的租金也分文不剩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他们不得不抛售股票，一点点地出卖、租让房产，最后只好全家挤在二楼，像如今这样无所事事地勉强度日。

塞巴斯蒂安得救了，这是真的。但开始时，他的康复似乎并不足以解除警方的疑团。由于挨了那么多刀，受了惊吓，妻子的名声又遭到污损，他变成了哑巴（人们甚至议论说他成了傻子）。他不会说话，像乌龟那样用嗜睡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一切，看着所有人。他的手指也不听使唤，甚至不能（他想那样做吗？）写字来回答糊里糊涂的审判中对他的提问。

审判的声势很大。开庭期间，这座国王的城市一片沸腾。在利马、秘鲁（整个混血的美洲？）等地人们群情激昂地注视着法庭辩论、专家答辩和反答辩、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辩护。辩护律师是从大理石之城罗马赶来的著名法学家，他特地前来为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辩护，因为鲁乔是一位意大利姑娘的丈夫，而那位姑娘不但是他的同乡，还是他的女儿。

国内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药品推销人是无辜的——所有报纸都坚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塞巴斯蒂安先生险些被妻子和女儿伙同安卡什的法官、卡哈坦沃的神父和瓦努卡的女护士们害死，毫无疑问，这是为了遗产和金钱。罗马法学家威严地支持这种见解，他断言说，由于埃塞基耶尔·德尔芬患有轻度的疯癫症，塞巴斯蒂安一家和房客便合谋栽赃他（也许是诱使他犯罪）。新闻刊物把积攒起来的材料大肆宣传、赞扬，并且作为证据抛出来：头脑清醒的人能相信一个人会老老实实地挨十四也许十五刀吗？按常理，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如果痛得大声喊叫，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他的妻子、女儿、法官、神父和女护士全然没听见吗？其实“殖民公寓”的隔墙只是一层抹了黄泥的芦苇，连苍蝇嗡嗡叫、蝎子爬都能听得到。瓦努科的房客，那些护士学校的高才生，竟然没想到为受伤者做急救处置，而是看着绅士大出血却无动于衷，守等救护车，怎么可能呢？六个大活人看到救护车迟迟不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即使先天智力发育不全的人也会想到——要叫一辆出租车，而且出租汽车站就在“殖民公寓”那个街角上，这又怎么可能？所有这一切不都是非常奇怪、非常复杂且很说明问题吗？

卡哈坦沃的神父到首都只是为了用四天的时间给他镇上的教堂筹买一座新的耶稣蒙难像，因为原来的那认被一帮没教养的家伙用弹弓射掉了脑袋。他在利马被扣留了三个月，想到有可能被判谋杀罪，要在监牢里度过余生，吓得坐卧不宁，终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他的死激发了公众舆论，对辩护起了破坏作用。如今，报界不再为那位外国律师说话了，而骂他是诡辩家、戏子、殖民主义者、来历不明的人，说善良神父的死正是由于他诡秘地反对基督教。法官们像墙头草似的随着新闻界的风摇摆，以外国身份为由，剥夺了他的特权和他在法庭上的辩护权，在报界以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大肆称赞的宣判之后，那位法学家败兴地返回了意大利。

卡哈坦沃神父的死救了母亲，救了女儿，也救了房客们，他们本来有可能被判同谋杀人和窝藏罪。随着报界和公众舆论的调子，检察官也转而同情贝瓜一家，接受了案发时对事件的解释。埃塞基耶尔·德尔芬的新律师，一个当地的法学家，彻底改变了策略。他承认他为之辩护的人犯了罪，但他论证说罪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那是由于他心灵上的创伤和佝偻病发展成了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病理学范畴的反复无常症，这是被优秀的精神病专家们充分证明了的。作为埃塞基耶尔·德尔芬精神失常的最重要证据，新律师还争辩说，“殖民公寓”里有四个女人，被告却选了年岁最大的、唯一的跛足女人。在检察官最后的证词中，出现了使演员神化、使观众不寒而栗的戏剧高潮：始终一言不发、两眼挂满眼屎、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的塞巴斯蒂安先生直到那时还以为审判与己无关，这时慢慢举起了手，由于吃力、愤怒或遭受凌辱而双眼通红，死死地指着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足足有一分钟——那是被精密计算仪器证实了的（《我的话说完了》的记者作出）。他的神情如此非凡庄严，宛如西蒙·玻利瓦尔骑在战马上的塑像真的要驰骋疆场似的……法庭接受了检察官的全部论证，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被关进了疯人院。

贝瓜一家从此一蹶不振，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开始崩溃。医院和讼棍们使他们破了产，他们不得不放弃钢琴课（因此也就放弃了把罗莎培养成世界著名艺术家的希望），并且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不得不节食，养成不讲卫生的坏习惯。那所老房子变得更加破损，到处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挂满蜘蛛网，蛀洞比比皆是。房客少了，变成了下等公寓，甚至连女仆和搬运夫都接待。有一天，真是坠落到了极点，一个乞丐跑来嗵嗵地敲着门，盛气凌人地问道：“这是‘睡觉’的地方吗？”

就这样，时光一天天流逝，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贝瓜一家似乎已经适应了平庸的生活，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清晨，原子弹夷平了日本城市，这使贝瓜家里立刻沸腾起来，家里的收音机已经多年不用，因为没有钱，报纸也多年不订了。世界上的新闻传不到贝瓜家里，只是偶尔从没教养的房客的评论和闲聊中听到一点。

但是，那天下午，真是太凑巧了，一个卡斯特罗维雷伊纳的卡车司机吐了一口黏痰后粗野地哈哈大笑起来，喃喃自语道：“这个神经病患者要抽彩票了！”接着把一张刚刚读过的《最后一点钟》扔到大厅里满是刀痕的小桌子上。那位从前的女钢琴家拿起来翻阅，突然，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似乎被吸血蝙蝠吻了，一边喊叫着妈妈，一边往房里跑去。母女俩一起把那条揪动人心的消息读了一遍又一遍，随后又扯着嗓子轮流读给塞巴斯蒂安先生听。毫无疑问，他明白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他将唉声叹气，出大汗，痛哭，着魔似的在地上打滚。

是什么样的消息使得这个败落的家庭如此惊恐万状？

前一天的黎明，在马格达莱娜·德尔马尔区满是病人的维克多·拉尔科·埃雷拉疯人院里，一个病愈的住院者用手术刀杀死了一名男看护，勒死了睡在他旁边床上的疯傻老人，然后像体操运动员似的跳过医院的围墙逃到市内。他的行为令人惊讶，因为他一向十分平和，从未发过脾气，也不高声说话。三十年来，他唯一干的事情就是为林皮亚斯的耶稣举行假想的弥撒和为实际并不存在的受圣餐者分发不可见的圣饼。逃出医院前，埃塞基耶尔·德尔芬——他刚刚到年富力强之年的五十岁——写了一封有礼貌的绝命书：“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不能不离开这儿。利马一所旧房子里的大火在等着我。那里，一个跛足女人正像火炬般地燃烧着，她和她全家极其严重地冒犯了上帝。我是受委托前去灭火的。”

他将这样做吗？他会把火熄灭吗？这个多年之后又重新活了的人会再次把贝瓜一家置于恐怖之中吗？吓得胆战心惊的贝瓜一家将会落得怎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