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已经来临。自从和胡利娅姨妈相爱，我上课少了，写故事（见效甚微）占去很多时间，这次考试准备得很不好。一位同学救了我，他叫吉列尔莫·贝兰多，是卡马纳人，住在市中心5月2日广场附近的一所公寓里。他是个模范学生，从不缺课，甚至把老师的呼吸都记下来。他像我背诗一样，把法典的条款背得滚瓜烂熟。他总是讲他的故乡，他的未婚妻住在那里。他盼望拿到律师学位，一旦获得成功，便离开可恨的城市利马，回卡马纳去。在那里，他将为家乡的进步而战斗。他把他的笔记借给我，考试时跟我咬耳朵。考试临头的时候，我就到他的公寓去，让他把课堂上的情况给我作一番精辟扼要的介绍。

这个星期天，我从吉列尔莫那里回来。我在他房间里度过了三个小时，满脑子的法律术语在打架，一大堆必须死记硬背的拉丁语把我吓得晕头转向。当我来到圣马丁广场时，远远地望见中央电台铅灰色的正面墙上彼得罗·卡玛乔房间的小窗户打开着。我当然要去问候他。我到他房间去的次数越多——尽管我们的关系仍然限于在咖啡桌上交谈三言两语——他的品行、外貌和口才对我的魅力越大。我穿过广场向卡玛乔的办公室走去，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意志给予这个禁欲主义矮子以工作才干，他凭着这种才干，上午和下午、下午和晚上，连续不断地创作着暴风骤雨般的故事。白天，不管什么时候记起他，我便想到“他一定在奋力挥笔”。而且，像我无数次见过的那样，果真看到他在用两个小指头飞快地在雷明顿打字机键盘上敲打着，那迷幻的眼睛望着滚筒。于是，一种既怜悯又羡慕的奇特感觉便从我心中油然而生。

房间的窗户虚掩着，可以听到打字机有节奏的声响。我一边推开窗户一边向他致意：“早上好，能干的先生。”但是，我忽然觉得似乎弄错了地方，认错了人，过了几秒钟，才认出了那个用白色防尘罩衣、大夫的小帽子、犹太教士的大黑胡子伪装起来的玻利维亚文人。他不动声色，也不看我，轻轻俯身在写字台上继续打字。过了一会儿，像是在两种想法之间迟疑了一下，但并没有回过头来看我。我听见他用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说道：

“妇科大夫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给侄女接生三胞胎，有一个胎儿胎位不正。您能等我五分钟吗？我要给这位姑娘做剖腹产手术，然后我们去喝一杯薄荷马黛茶。”

我抽着烟，坐在窗台上等着，一直等到他使胎位不正的三胞胎生下来。手术果然只用了几分钟。然后，他脱去防尘罩衣，仔细叠好，连同犹太教士的假胡子一起放在一个塑料口袋里。我对他说：

“生三胞胎动剖腹产手术，总共只需五分钟，干得真是漂亮极了。我写三个小伙子利用飞机喷气飞起来的故事花了三个星期。”

去布兰萨咖啡馆的路上，我告诉他，多次失败之后，我觉得这个飞人故事是不坏的。我诚惶诚恐地把它送到《商报》星期天副刊，社长当着我的面读了这篇稿子，给了我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回答：“留下吧，看看再说。”从那时起，一连两个星期天，我每次都拼命地、急如星火地去买报纸，但直到现在仍未见刊出。彼得罗·卡玛乔不想在别人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我们不要喝冷饮了，走吧。”我正要坐下去时，他一边拉住我的手臂说着一边把我拖向科尔梅纳，“我觉得腿上发痒，快抽筋了。这是由于老是坐着不动，我需要活动活动。”

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所以提醒他说，应该像维克多·雨果和海明威那样：站着写作。可是这一次我弄错了。

“在拉塔帕达公寓常常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他对我说，根本没有回答我，这时他拖着我小跑似的围着圣马丁纪念碑转圈子，“一位青年每逢月夜就哭泣。”

我很少在星期天来市中心，看到平时到这里来的人和现在到这里来的人大为不同，我感到惊奇。现在来这里的不是中层公务人员，而是轮休的女仆、脸上多斑足登大靴子的山民、扎着辫子的赤脚小女孩……他们熙熙攘攘挤满了广场。在混杂的人群中可以看到流动摄影师和卖酒食的女贩。我拉着文人在纪念碑正中央那个穿长衣的贵夫人前停下来，这位夫人象征着祖国。为了看看能否逗他笑，我告诉他为什么这位夫人头上戴着一个荒唐可笑的、驼马似的东西，原来在利马铸造铜像时，艺人们误解了雕塑师的话，把许愿的“火焰”理解成动物“驼马”[在西班牙语中，“火焰”和“驼马”是同一个字。]。自然，他没有笑。他重新拉起我的手臂，拖着我一边和行人碰撞着向前走，一边又开始了他的独白，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首先是把我忘在一边：

“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可以想象是某种怪物，是公寓老板娘的私生子吗？由于他的缺陷、驼背、过矮和双头，阿塔纳西娅夫人白天把他藏起来，免得惊吓我们，只在晚上才放他出来透透气。”

他不动声色地讲着，仿佛一台录音机。为了套他的话，我反驳说他的假设未免言过其实，难道不会是一个为爱情而伤心痛哭的青年？“如果是恋人，他会拿把吉他、小提琴，要么唱歌，”他以一种由于恻隐之心而减淡了的轻蔑神情看着我说，“可是这人只是哭。”

我竭力使他把这一切从头给我解释解释，但是他的话比平常更加冗长、隐晦。我只弄清楚了有个人在公寓的角落里已经哭了许多个晚上，拉塔帕达公寓的房客们怨声载道。老板娘阿塔纳西娅太太说她什么也不知道，照文人的看法，她是用“本人不在现场”因而与事无关的手法来为自己开脱。

“也有可能他是为犯了罪而痛哭流涕，”彼得罗·卡玛乔搜肠刮肚，以会计员大声报数的那种嗓门对我说。他扯着我的胳膊，在纪念碑周围转了好一阵，才拉我去中央电台。“是杀亲之罪？是令人毛骨悚然、痛悔欲绝的弑父杀妻之罪？这年轻人是个卑鄙下流的东西吗？”

他一点也不激动，但是我发现他比往常更不着边际，不听别人说话，不同别人讲话，也不记得旁边还有人。我敢说他没有看见我。我打算让他继续独白下去，因为似乎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幻觉的一切。可是好像突然讲起的那个看不见的哭泣者，他一下子沉默了。我见他重新钻进房间，脱去黑上衣，解下蝴蝶领带，用发网拢住长发，把从另一个塑料袋里拿出来的、带着发结的女人假发放进套子。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比这个人在我面前更使人高兴的事吗？”我问他，依然笑着。

“我应当开导开导那个长得像法国人的化验员，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讥讽地向我解释，这一次没有往脸上挂从前那种犹太教士的胡须，而是涂上了美人痣，戴上了彩色耳环，“再见，朋友。”

我刚转身要走——精神抖擞，胸有成竹，信心百倍，不露声色，稳重大方——便听到了雷明顿打字机的响声。在去米拉弗洛雷斯的公共汽车上，我一直想着彼得罗·卡玛乔的生活。是什么社会环境、什么结合、什么关系、问题、偶然性、事件产生了这种文学才华？（是文学才华吗？如果不是文学才华又是什么？）这文学才华在一部部作品中得到了实现，得到了表现，并且获得了承认。他模仿作家的样子，同时由于长时间献身职业、写出作品而在秘鲁成为唯一无愧于作家称号的人。这怎么可能？那些非法捞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称号的政治家、律师和教育家在从事非文学活动的一生中，只在短暂时期内以五分之四时间进行创作，难道他们一旦写出几首华而不实的诗篇或一本难产的故事集，就称他们是作家吗？为什么这些把文学作为点缀或遁词的人比彼得罗·卡玛乔更称得上是作家？彼得罗·卡玛乔是毕生致力于写作的呀！为什么他们读（或者至少他们懂得应该读过）普鲁斯特、福克纳、乔伊斯，而彼得罗·卡玛乔只配比文盲稍好而已？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感到悲伤和焦虑。我看得越来越清楚，在生活中，我唯一想做的就是作家；我也越来越相信，为了成为作家，只有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文学。我绝不愿意成为一个半瓶醋或昙花一现的作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那么，应该以谁为表率呢？离我最近、我可以师事的、精力旺盛、勤奋努力、热情奔放、具有才华的作家，据我所知，正是这位玻利维亚的广播小说家。因此，他是那样地令我神往。

在外祖父家里，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哈维尔正在等我，带来了一套能使死者复活的星期天节目。他收到了双亲从皮乌拉给他寄来的当月生活费，还附有为国庆日给他的一大笔犒赏。他决定由我们四个人共同使用这些额外收入。

“为了尊敬你，我编了一套知识性的世界各地节目，”他对我说着，拍着我的肩膀表示鼓励，“内容包括阿根廷的弗兰西斯科·佩特罗内剧团、林孔·托尼餐厅的德国饭菜、在内格罗·内格罗举行的法国节目中的最后一个节目——熄灯在黑暗中跳波莱罗舞。”

真的，在我短促的生涯中，彼得罗·卡玛乔是我见过的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人。在我的熟人中，哈维尔由于慷慨和富有，最像一个得天独厚的王子。此外，他很能干。他说胡利娅姨妈和南希已经得悉今晚我们干什么，他口袋里已经装好剧票，节目不会太引人注目，一下子把我关于才华和对秘鲁文学乞丐般的命运的忧思赶得一干二净。哈维尔也显得很高兴，一个月以来，他经常和南希出去，那种风雨无阻的劲头颇有正式恋爱的情调。我对表姐坦白了我和胡利娅姨妈的爱情，这对哈维尔很有用，因为他可以借口为我们穿针引线和提供外出的方便，设法一个星期内几次看到南希。我表姐和胡利娅姨妈现在形影不离。她们一起去买东西，一起去看电影，互相倾吐心曲。我表姐变成了我们爱情的热情保护神。一天下午，她的话提高了我的勇气：“胡利娅有一种可以抹去一切年龄差距的生活方式，表弟。”

那个星期天的那套大节目（我相信这套节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大半生的命运）是在最好的征兆下开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利马很少有机会看到优秀的戏剧，而弗兰西斯科·佩特罗内的阿根廷剧团带来了一批在秘鲁没有上演的现代剧。南希到奥尔卡舅妈那里去接胡利娅姨妈，二人一起乘出租汽车到市中心。我和哈维尔在塞古拉剧院门口等她们。哈维尔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做得过分，他订了一个包厢。这是唯一被占用的包厢，因此，我们成了众矢之的，几乎像在舞台上一样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由于我心怀鬼胎，疑心一些亲戚和熟人可能会看到我们，从而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是演出一开始，这些顾虑便消失了。演出的是阿图尔·米列尔的《一个旅行者之死》，那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常规、不落俗套的剧目。我是那样兴奋和激动，以致在幕间休息时唠唠叨叨地讲了起来，热情赞颂这部作品，评论它的人物、技巧和思想。后来我们在科尔梅纳大街的林孔·托尼餐厅吃香肠喝黑啤酒的时候，我用一种哗众取宠的方法继续这样评论着，使得哈维尔后来教训我：“你简直就像一只吃了兴奋剂的鹦鹉。”我表姐一向认为我的文学狂热荒唐可笑，像埃杜阿尔多舅舅一样胡闹。埃杜阿尔多舅舅是一位与外祖父亲如手足的退休老人。致力于很少见的收集蜘蛛网的消遣活动。她听了我对刚刚看完的剧目如此高谈阔论，疑心我的志趣会落个不好的结局：“你正在变成酒徒，瘦小子。”

内格罗·内格罗是哈维尔选来结束今晚活动的地方，它是一个带有某些文丐色彩的场所——每个星期四演出一些小节目：独幕剧、独角戏、诗朗诵。画家、音乐家和作家经常聚集在那里。但也因为它是利马最阴暗的公共场所，是圣马丁广场门楼下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二十张桌子，我们认为它的装饰是“存在主义”式的，所以那地方我很少去，觉得仿佛置身于圣日耳曼·德布雷斯教堂[位于法国的一座教堂。]的洞穴里。我们坐在舞池旁一张小桌子上，哈维尔空前慷慨，要了四瓶威士忌。他和南希立刻站起来去跳舞。我在这座又窄又挤的多面堡里继续跟胡利娅谈着戏剧和阿图尔·米列尔。我们紧紧挨在一起，互相拉着手，她克制着听我讲。我对她说那天晚上我懂得了戏剧艺术可以像小说一样复杂和深刻，为了真切生动，有血有肉，还配有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等。戏剧也许是最高级的艺术。

“我突然改变了体裁，不再写故事，而要写剧本了，”我十分激动地对她说，“你看怎么样？”

“这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合适，”胡利娅姨妈回答我，站起身来，“但是现在，小巴尔加斯，先请我跳舞，在我耳边说点什么吧。在舞曲间隙，如果你愿意，我再让你给我谈谈文学。”

我完全按照她的指示做了。我们紧紧地抱着跳舞、接吻。我对她说我爱上了她，她也说她爱上了我。靠着亲热的、令人动情而混杂的气氛和哈维尔的威士忌，我向她吐露了心曲。我们一边跳舞，我一边把双唇慢慢地贴到她的颈项上，深深地吮吻着她的嘴唇。为了和她的胸脯、腹部和大腿接触，我紧紧地搂着她；后来坐在桌子上时，在阴影的掩护下，我抚摸着她的双腿和胸部。我们就这样处在神魂颠倒之中，感到十分幸福。这时，在两支博莱罗舞曲间歇期间，表姐南希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我的上帝！你们看看谁在那儿，是豪尔赫舅父。”

我们本来应当考虑到这种危险。豪尔赫舅父是所有舅父中最年轻的，过着超级放荡的生活，大胆地把各种生意、企业风险同紧张、夜游、放浪形骸、花天酒地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关于他，有一个悲喜剧的传说，即他有另一个娱乐场所：大使馆。演出刚刚开始，歌女就唱不下去了，因为一个醉汉在一张桌子上捣乱，粗野地打断了她。在拥挤的人群面前，豪尔赫舅父站了起来，像堂吉诃德那样大吼道：“别闹了，混蛋，让我来教教你该怎样尊重一位夫人。”他摆出一副拳击家的姿势，向那个讨厌的家伙走去。一秒钟后，他发现自己闹了笑话：歌女被那位所谓观众打断原来是演出的一部分。他确实在那儿，和我们只隔两张桌子。他很漂亮，面孔刚刚被抽烟者的火柴和侍者的手电筒照亮。在他旁边的，我认出是他妻子，加比舅妈。虽然他们离我们不过两三米，两个人竭力控制住不往我们这边看，但很显然，他们看到了我吻胡利娅姨妈。他们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只是选择了外交式佯装不见的做法。哈维尔付了钱，我们几乎立刻离开了内格罗·内格罗。甚至当我们擦着他们的身子走过时，豪尔赫舅父和加比舅妈也没有看我们。乘出租汽车去米拉弗洛雷斯时，我们四个人都沉默不语，拉长了脸。瘦南希总结了我们大家都想到的事情：“别了，工作，一场大丑剧已经发生。”

但是，就像一部停演的好电影，在之后数天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家里人被豪尔赫舅父和加比舅妈提醒过了。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没有向胡利娅姨妈暗示过一句使她觉得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事情的话。那个星期四，当我鼓起勇气到他们家用午餐时，他们对我如此自然和亲切，完全和往常一样。南希表姐也没有受到拉乌拉舅妈和胡安舅父任何巧妙的盘问。在我家里，外祖父和外祖母似乎心不在焉，仍然以天使般的神态问我是否总是陪影迷小胡利娅去看电影。那几天，我和胡利娅姨妈惶惶不安，尽量小心从事，决定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内连偷偷见面都停止。我们通过电话交谈。每天，胡利娅姨妈至少到街角的酒店给我打三次电话，互相交流各自观察到的、所担心的家庭反应情况，并且做出各种假设。豪尔赫舅父是否能保守秘密？我知道，根据家庭习惯，那是十分反常的。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哈维尔早已说过，加比舅妈和豪尔赫舅父喝了那么多威士忌，没有看清我们，他们脑子里只有一点模糊的猜疑，不愿对一件没有绝对把握的事大肆声张。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出于色情狂，那个星期我到大家族的各家都转了一转，以决定该如何行动。除了某种少见的回避，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种少见的回避使我想起了许多。奥尔卡舅妈请我喝茶，吃饼干，在两小时的交谈中根本没有提到胡利娅姨妈的名字。“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正打算采取措施。”我对哈维尔肯定地说。他也不想再听别的事，凭这件事便下了结论，他说：“实际上你巴不得这件事张扬出去，以便有东西可写。”

那个星期发生了很多事，我突然变成一场街头争论的主角，类似彼得罗·卡玛乔保镖的人物。我询问了刑法考试的分数，便离开圣马尔可大学。我心里感到内疚，虽然我的分数比我的朋友贝兰多高，但他是真正学懂了的。我穿过大学公园时遇到了老赫纳罗，他是泛美电台和中央电台产业的主人。我们交谈着走到贝伦大街。他总是穿深色衣服，一向是个很严肃的老爷。玻利维亚文人有时谈起他时称他为“黑奴贩子”，其中的缘故很容易想象。

“您的朋友，这个天才，总干些使我头痛的事，”他对我说，“我对他讨厌透了。如果不是由于他能干，我早把他踢到大街上去了。”

“阿根廷大使馆又提抗议了？”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名堂，”他埋怨说，“他耍笑人，把一部广播剧的人物搬到另一部广播剧里去，改名换姓，弄得听众摸不着头脑。我的妻子已经提醒过我，现在听众打来了电话，甚至写来了两封信。门多西塔神父被称为赫奥瓦的见证人，而这个见证人却被称为那位神父。我很忙，没有时间听广播剧。您听过广播剧吗？”

我们沿科尔梅纳大街向圣马丁广场走去。身边驶过开往各省的公共汽车，街旁有许多小咖啡馆。我想起几天前谈到彼得罗·卡玛乔时，胡利娅姨妈把我逗笑了。她向我证实，我关于这个作者是个乔装的幽默作家的猜想是对的：

“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姑娘生了个丑八怪，分娩时他死了。之后按照一切法律手续埋葬了他。你怎么解释今天下午那段广播剧里人们在大教堂里为他洗礼的事？”

我对老赫纳罗说，我也没有时间听广播剧，也许这些变化和错乱的东西正是他讲故事的独特技巧。

“我们雇他可不是为了让他玩弄独特技巧，而是要他为我们拉听众，”老赫纳罗说，显然他不是一个进步的企业主，而是一个传统的企业主，“他开这些玩笑将失去听众，主办人会撤掉广告。您是他的朋友，请告诉他，让他放弃这些现代主义的玩意儿，否则要冒失业的风险。”

我建议他自己去跟他讲，因为他是主人，那样威胁会更有分量。可是，老赫纳罗摇摇头，悲伤地——他儿子把这种表情也继承了下来——说：

“他甚至不允许我对他讲话。成就使他骄傲得很。我想跟他谈谈时，他根本不理睬我。”

他以极大的涵养告诉了彼得罗·卡玛乔关于接到听众电话的事，并且把抗议信给他看。彼得罗·卡玛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拿过那两封信，没有打开就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然后旁若无人地打起字来。老赫纳罗气得要中风，当他要离开那个充满敌意的洞穴时，听到彼得罗·卡玛乔自言自语地说：“各得其所吧。”

“我不能再忍受这种粗暴态度，也许我不得不辞掉他，这大概并不现实，”他最后说道，满脸厌恶，“但是您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不会侮辱您，您也是半个艺术家，不是吗？帮我们一下吧，为我们的企业做这件事，去跟他谈谈。”

我答应他去做这件事，真的，泛美电台播完十二点钟的节目，我——该我倒霉——邀请彼得罗·卡玛乔去喝薄荷马黛茶。我们从中央电台出来时，两个彪形大汉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立即认出了他们，是烤肉工人、阿根廷烤肉铺的大胡子兄弟俩。这个烤肉铺和中央电台在同一条街，位于贝伦小修女学校对面。在烤肉铺里，他们系着白围裙，戴着厨师的高帽子，亲自准备鲜肉和牛肠。弟兄俩杀气腾腾地围住了玻利维亚文人，又胖又老的哥哥厉声骂道：

“卑鄙的卡玛乔，那么说，我们是杀孩子的人了，是不是？你这个无赖，你觉得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教你尊重人吗？”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嗓音都变了。弟弟同意哥哥那样做，在发火的哥哥停下时插了进来：

“是虱子吗？那么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美味是从他们儿子头发里取出来的小虫子？你这个婊子养的。你和我妈妈通奸，我还能袖手旁观？”

玻利维亚文人丝毫没有退缩，他听着兄弟俩的责骂，金鱼眼睛在他们两个身上扫来扫去，颇有一派博士风度。突然，他以礼宾官特有的宽容、庄严的声调向他们提出了再礼貌不过的问题：

“难道你们不是阿根廷人？”

那个胖烤肉工人唾沫已经流到胡子上，他的脸离彼得罗·卡玛乔的脸只有二十厘米，为此不得不使劲弯下腰。他怀着爱国主义的感情咆哮道：

“阿根廷人，是的，你这个婊子养的，这很光荣！”

那时我看到，在这样的证实面前——其实完全不需要证实，因为只要听他们讲两个字就可以知道他们是阿根廷人——玻利维亚文人仿佛心里有一点什么爆炸了，脸色苍白，眼里喷射着火焰，以一种威胁的表情，在空中点动食指打断了烤肉工人：

“我嗅出来了。那么好吧，你们立即去唱探戈舞曲吧！”

这命令不是滑稽可笑的，而是悲惨的。两个烤肉工人待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显然，文人不是开玩笑。他是个倔强的矮个子，虽然完全没有自卫能力，但一直凶狠、鄙视地看着他们。

“你说什么？”胖烤肉工人终于清晰地说，狼狈不堪，怒气冲冲，“说什么？说什么？”

“我说要你们去唱探戈舞曲，去洗洗耳朵！”彼得罗·卡玛乔用尽善尽美的发音把命令说得更加完善。接着，稍微停顿了一下，他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平静道出了挖空心思想到的胆大妄为的话，这句话使我们倒了霉：“如果你们不想挨一顿揍！”

对这一切，我比烤肉工人更为惊讶。那个小人儿，他的身材像小学四年级的孩子，竟然声言要把两个体重上百公斤的大力士揍一顿，除了自取灭亡，这简直是梦呓。但是烤肉工人已经动手了，大胖子抓住文人的脖子，在围观人群的笑声中把他像根鸡毛似的举了起来，同时大吼道：

“还想教训我？现在我让你知道，矮子……”

我看到年长的烤肉工人企图用右手狠狠地把卡玛乔摔在地上，不能不干预了。我抓住他的手臂，想把那位多文体作家夺过来。卡玛乔脸色铁青，悬在空中，像只蜘蛛般蹬着脚。我终于说了话：“喂，您不要胡来，放开他。”年轻的烤肉工人二话没说就向我扑来，一拳头把我打得蹲到地上。我晕头转向，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我准备实践外祖父的哲学，他是一位老派武士，曾告诉我这地方从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阿雷基帕人拒绝打架的邀请（特别是像那种直接打脸的邀请）。我看见年长的烤肉工人雨点般地打艺术家耳光（他宁可打耳光而不动拳头，因为他可怜对手身体矮小，像小人国的人）。随后我便同小烤肉工人你推我撞地打起来（我以为这是在保卫艺术），再也看不到那热闹的场面。拳击没持续很久，但是，当中央电台的人把我们从那两个壮汉手中解救出来时，我头上已有几个大包；文人的脸上肿得更厉害，以致老赫纳罗不得不把他送到公共急救站。我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保卫他独一无二的明星，小赫纳罗不但没有表示感谢，那天下午反而为巴斯库亚尔浑水摸鱼地连续在两篇新闻稿中插进一条消息骂了我。这条消息开头（有点夸张）是这样说的：“拉普拉塔河的匪徒今天罪恶地毒打了我们的主任、著名记者……”。

那天下午，哈维尔来到泛美电台的顶楼时，对拳击的故事哈哈大笑起来。他陪我去问候文人，了解情况。文人的右眼上包着一条厚厚的绷带，脖子和鼻子下也做了医疗处理。我们问他感觉怎样，他露出一副鄙视的神气，根本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我为了支援他而卷入了这场斗殴，他却不感激我。他唯一的评论乐坏了哈维尔：

“人们把我们拉开，使他们得救了。假设再持续几分钟，人们认出我来，他们可要倒霉了，不狠狠地揍他们一顿才怪！”

我们到布兰萨咖啡馆去。在那里，彼得罗·卡玛乔告诉我们，有一次在玻利维亚，一个“那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听了他的节目，手持左轮枪来到电台，幸亏守卫人员及时发现了他。

“您可要注意，”哈维尔提醒他说，“现在利马到处是阿根廷人。”

“归根到底，不管是你们还是我，虫子早晚要把我们吃掉。”彼得罗·卡玛乔推论说。

于是他跟我们谈起了灵魂的迁移，他认为那是上帝揭示的真理，我们应该信仰。他跟我们讲了一件心事：如果可以选择，他来世愿意变成一种长寿、安静的海生动物，比如乌龟或鲸鱼。我趁他心情愉快，便履行在他和赫纳罗父子之间搭桥的光荣职责，这项职责我承担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向他转达了老赫纳罗的口信：电台接到了电话和信件，有些人弄不懂广播剧的一些情节。老赫纳罗恳求他不要把情节弄得很复杂，要照顾水平不高的中间听众。我想站到他的一边（实际上我是站在他那一边），把消息传达得委婉一点，以便他能听进去。我说，这个要求是荒谬的，一个人应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只是告诉他赫纳罗父子要我转达的话。

他听我讲话时一言不发，毫无表情，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我停下来时，他仍然沉默不语。他把最后一口马黛茶喝干，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他该回工作间去了，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就离开了。是因为我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讲这些，他生气了？哈维尔认为是这样，劝我请求他原谅。我决定永不再为赫纳罗父子说项。

我没有看到胡利娅姨妈的那个星期，有几个夜晚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朋友一起出去。自从我偷偷恋爱，就没有再去找过他们了。他们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邻居。这些年轻小伙子有的学工程，比如内格罗·萨拉斯；有的学医学，比如科洛拉奥·莫尔菲诺；或者已经工作，像克科·拉尼亚斯。我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分享美事：踢足球，逛萨拉萨尔公园，在特拉萨斯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波涛中游泳，参加周末舞会，追逐姑娘，看电影。但是，由于几个月来很少拜访他们，在这几次外出中，我发现我们的友谊失去了一点什么，大家已不像过去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这个星期的每个夜晚，我们干了过去经常干的那些英雄业绩，去苏尔科古老的小墓地，借着月光，在被地震移动了的坟墓中间争先恐后地寻觅着，企图抢到一个骷髅；赤条条地在靠近阿恩孔的圣罗萨温泉的大游泳池里游泳，这个游泳池还在建设；逛遍格拉乌大街所有阴暗的妓院。这些朋友依旧是原来的样子，开着同样的玩笑，谈论着同样的姑娘，我却不能和他们谈我认为重要的事：文学和胡利娅姨妈。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在写故事，渴望成为作家，毫无疑问，像瘦南希一样，他们会认为我发疯了。如果我告诉他们——就像他们把自己弄到手的女人告诉我一样——我和一位离了婚的夫人在一起，她不是我的情人，而是我的恋爱对象（这是地道的米拉弗洛雷斯说法），他们就会根据当时最时髦的、漂亮而不为人熟知的短语，认为我是一头发疯的、未被阉割的牲口。我毫不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不读文学作品；我也不认为由于自己和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相爱而高他们一等。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在这些夜晚，当我们在苏尔科公墓桉树和漆树中间的坟墓上趴着的时候，或者在星光下圣罗萨温泉的大游泳池里游水嬉戏的时候，或者喝着啤酒和纳内特的妓女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全都感到乏味。我想那篇《危险的游戏》（这个星期《商报》还是没有把它登出来），想胡利娅姨妈，更甚于这些朋友对我讲的事。

当我对哈维尔讲起我和我邻居朋友们令人失望的重逢时，他挺起胸脯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仍是乳臭未干的孩子，而咱们已经是大人了，小巴尔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