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胡利娅姨妈提出结婚的事，我首先告诉了表姐南希而不是哈维尔。我和胡利娅姨妈通过电话后，把南希叫了来，提议和她一起去看电影。其实我们去了帕蒂欧，也就是米拉弗洛雷斯区圣马丁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酒吧间，月亮竞技场的组织人马克·阿吉莱带到利马来的角斗士们常常在那里聚集。这家咖啡酒吧间是一幢平房，像中产阶级的宅邸；可是作为酒吧间，条件颇显简陋。那时里面空无一人，我们可以放心地聊天；当我开始喝那天的第十杯咖啡时，瘦姑娘南希在喝一杯可口可乐。

我们一坐下，我就开始考虑如何把我的事情对她说得圆滑一些。可是她倒先开口给我讲了些新闻。前一天晚上，在奥尔藤西娅姨妈家开了会，去了十几个亲戚，专门议论了那件“事”。会议决定由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出面，叫胡利娅姨妈返回玻利维亚。

“这都是为了你，”瘦南希对我解释，“听说你爸爸很生气，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我的舅舅鲁乔和豪尔赫都喜爱我，现在都为我可能受罚而感到不安，担心。他们想，我爸爸来到利马时，如果胡利娅姨妈已经启程回玻利维亚，他的怒气就会消除，不至于过分严厉。

“说真的，现在那些事无关紧要，”我对南希说，态度矜持，“因为我已经向胡利娅求婚。”

她的反应是那样引人注目而又可笑，简直像电影里的一个滑稽镜头。她当时正在喝可口可乐，一下子噎住了，用力咳嗽了一声，眼中充满了泪水。

“别出洋相了，真没用，”我很生气地数落她，“我要你帮我。”

“我并不是因为那件事噎住了，而是因为饮料喝进了气管。”我的表姐嘟囔道。她一边擦眼泪，一边继续干咳。过了几秒钟，她压低声音补充说：“可你还是个孩子呢，难道你有钱结婚？你爸爸呢？他要打死你的！”

不过她立刻被极大的好奇心征服，连珠炮似的向我问起了一些我尚未来得及考虑的细节：胡利娅姨妈答应了吗？我们要逃走吗？谁做证婚人？我们不能在教堂结婚，因为胡利娅姨妈是离过婚的，是不是？我们到哪儿去住？

“可是，马里多，”她提完那一大串问题后又说，脸上重新显出惊讶的表情，“你知道不知道你刚刚十八岁？”

她笑了，我也跟着笑了。我说她说得也许有道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她应该帮助我实现计划。我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长大，很要好。我知道无论如何她都会站在我这边。

“你要我帮助，我当然会这样做，尽管那是发疯的举动，他们会把我同你一起打死，”她最后对我说，“还有，你想过没有，假如你真的结婚，家里会如何反应？”

舅父母、姨父母、表姐妹、表兄弟听到我的事情时会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饶有兴趣地议论了一阵子。奥尔藤西娅舅妈会哭，赫苏斯姨妈一定会去教堂，哈维尔舅舅要像往常一样惊呼起来（不要脸的东西！），我那个只有三岁、常常把s习惯读成c的最小的表弟哈伊梅会问妈妈什么叫结婚。说完这些，我们放声大笑，笑得有些神经质，侍者都过来问我们在说什么笑话。我们安静下来之后，瘦南希说她答应为我们做侦探，把家里的活动和计谋全部转告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准备工作需要多久，何时才能得知家里在做什么筹划。另外，她要给胡利娅姨妈通风报信，经常把她拉到街上去玩，以便我有机会看到她。

“好，好，”南希同意了，“我当你们的保护人。有一天，如果我需要，希望你们也这样。”

我们走上大街，往家里走去时，我的表姐拍拍脑袋说：

“你真有福气，”她记起一件事，“我可以给你弄到你现在正急需的东西。帕尔塔大街的一座别墅有一套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一个小厨房，外带一个洗澡间。非常漂亮、小巧。每月五百索尔就够了。”

那套房子几天前空出来，现在是南希的一位女友租用，南希可以和她讲一讲。我对表姐的务实作风十分惊讶，她在我飘浮于爱情的云端中时为我想到地面上的住宅问题。再说五百索尔我付得起，我现在多挣的钱全叫我“挥霍”掉了（像我的外祖父说的那样）。我没再多想就求南希告诉她的女友，我做她的房客。

离开南希后，我跑到位于7月28日大街哈维尔的寓所，房里黑洞洞的。我没敢惊动房东，她是个脾气很坏的女人。我的希望落了空，因为我很想把我的伟大计划告诉我最好的朋友，听听他的意见。那天夜里，我不断地做噩梦。天亮时，我和总是黎明即起的外祖父一块儿吃了早饭，然后跑到哈维尔的住处。我到时，他正要出去。我们一起向拉尔科大街走去，在那里乘公共汽车去利马。前一天晚上，哈维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房东及其他房客听完彼得罗·卡玛乔的一整章广播剧，印象很深。

“你的伙伴卡玛乔果真有两下子，”哈维尔对我说，“你知道昨天晚上播送的是什么吗？利马的一座破旧的公寓里有一户从山区来的穷苦人家，他们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突然发生了地震。门窗震动的声音和人们的喊叫声都弄得很像，我们立刻站起来，格拉希娅夫人都跑到花园去了。”

我能想象多才多艺的巴当如何吼叫着模仿大地的深沉声响；借助铃和玻璃球在麦克风前的滚响，再现利马的高楼大厦和房屋的震动；用脚踏碎核桃或踢滚石头，使人听到顶棚吱吱作响、墙壁断裂、楼梯劈折塌陷的声音。与此同时，何塞菲娜、卢西亚诺及其他演员在彼得罗·卡玛乔的眼神监视下惊恐万状，祈祷，痛苦地呼叫，高喊救命。

“不过地震还是次要的，”当我给哈维尔讲述巴当的丰功伟绩时，他打断了我，“演得最逼真的是整座公寓的倒塌，所有人都被压在底下，显然一个也没得救，尽管在你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这样把整部小说中的人物都安排在一次地震中死去，作家确实值得敬佩。”

我们已经到了公共汽车站，我再也忍不住了，三言两语地把昨晚的事情和我的重要决定告诉了他。他装作毫不惊异的样子：

“那好，你也有两下子。”他同情地点点头说。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肯定要结婚？”

“我有生以来没有比对这件事更肯定的了。”我宣誓似的说。

当时确实如此。前一天晚上，我向胡利娅姨妈提出要她同我结婚时还像没完全考虑成熟，只是一句空话、一句玩笑；但是现在，和南希谈过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好像我正在告诉他一个不可动摇、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决定。

“你的疯狂举动最终要把我送进大牢房。”在汽车上，哈维尔这样评论说，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等汽车开过几个街区，到了哈维尔·布拉多大街时，他又说：“时间很紧迫。如果你的舅父母、姨父母都要胡利娅姨妈离开，她就不能和他们再待在一起。事情必须在老家伙到来前办妥。你爸爸一到，事情就难办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公共汽车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拐弯处停下，上下乘客。开过拉伊蒙第学校时，哈维尔又开了腔，他一心在思考我的问题：

“你将需要钱，上那儿去筹措呢？”

“向电台预支一些。把我的旧东西都卖掉，衣服呀、书呀，把打字机、手表典当出去，所有能典当的都典当出去。然后再找其他的工作，拼上命，干一干。”

“我也可以典当一些东西，收音机、自动铅笔，还有我的金手表，”哈维尔说，眯着眼睛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可以借给你几千索尔。”

我们在圣马丁广场分手，约定中午在泛美电台的顶楼再见。和哈维尔交谈对我很有益处。我非常乐观、情绪饱满地来到办公室。我看了报纸，摘录了新闻。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再次来时，我已准备好了第一批新闻稿。糟糕的是，胡利娅姨妈给我打电话时，他们两个还没走，打乱了我们的谈话。我不敢在他们面前告诉胡利娅姨妈我已和南希、哈维尔谈过了。

“今天我必须见到你，哪怕是几分钟，”我这样要求她说，“一切都在进行。”

“我突然感到像泄了气的皮球，”胡利娅姨妈对我说，“我一向善于对付不利形势，现在却毫无办法。”

她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到利马市中心来而又不引起别人怀疑：到玻利维亚洛德航空公司办事处订购飞往拉巴斯的机票。她三点左右经过电台。我俩都没有提起结婚的事，她谈起机票的事很使我不安。一挂上电话，我就到利马市政府去打听结婚要办理哪些手续。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工作，他为我询问了一下，还以为是我的一位亲戚要同一个离婚的外国女人结婚。手续令人震惊：胡利娅姨妈要出示她的出生证和玻利维亚及秘鲁两国外交部都认可的离婚判决书；我要出示出生证明。可是，我还不到结婚的年龄，需要有父母同意我结婚的许可证书，或者他们在专管青少年结婚的法官面前亲自宣布“解脱”我（到了法定年龄）。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

我离开市政府，心里盘算着：即使胡利娅姨妈的证书全在利马，单是得到批准就需要几个星期；如果不在利马，还要向玻利维亚的有关市政府和法院索取，那就需要几个月；还有我的出生证明怎么办？我生在阿雷基帕，写信叫那里的亲戚叫给我寄来也要费时间（这样做还要冒风险）。困难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向我挑战似的。但是，这些困难没有压倒我，反而使我的决心更坚定（我从小就非常固执）。去电台的路上，走到《新闻报》社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转身向大学城跑去。到那里时，已浑身是汗。在法律系办公室，负责公布我们考分的里奥弗利欧夫人像往常那样用母亲般的温情接待我，慈祥地听我讲述那件复杂的事情，即急需办理法律手续以不错过找到工作的唯一机会，这工作能使我支付学习费用。

“按规定是不能这样做的，”她一边抱怨一边从满是蛀洞的写字台上抬起巨大柔软的身躯，把我带在身边，向文件柜走去，“由于我心肠好，你们就总来找我。帮你们办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我会丢掉饭碗，到时谁也不会为我说话的。”

她翻找学生档案，尘土四起，呛得我和她都直打喷嚏。那时我对她说，如果哪天她丢掉饭碗，系里就宣布罢课。她终于找到了我的档案，果然那里面有我的出生证明。她提醒说只借给我用半小时。我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在阿桑加罗大街的一家书店里影印了两份，把其中一份还给了里奥弗利欧夫人。我欣喜若狂地来到电台，感到自己有能力战胜迎面飞来的所有巨龙。

编完另外两份新闻稿，为泛美电台采访卡乌乔·盖莱罗（一个加入秘鲁籍的阿根廷小店老板，他的一生就是在打破自己的纪录中度过，围着一个广场昼夜不停地跑步，能边跑边吃饭、边刮脸、写字和睡觉）之后，我坐在写字台上阅读那份官僚主义的文件，猜译有关我出生的一些详细记载——我出生在帕拉大街，爷爷和叔父阿莱杭特罗去镇政府报告我出生。这时，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走进我的顶楼，岔开了我的注意力。他们进来时在谈论着一场大火灾，受害者都被烧焦了。他们描绘着痛苦的呻吟声，笑得要死。我想继续阅读那份深奥的证明，可是我的那两位编辑评论起卡亚俄警察局的民警来，这又打断了我的思路。警察局被一个疯癫的纵火狂浇了汽油点着，所有警察都被烧死了，从警长到最下级的警察，乃至被珍爱的警犬都无一逃脱。

“所有的报纸我都看过了，没有注意有这条消息。你们在哪儿看到的？”我问他们。又对巴斯库亚尔说：“小心，不要把今天的新闻稿都集中在这场火灾上。”然后对着他们两个说：“真是一对虐待狂。”

“不是新闻，而是十一点钟的广播剧，”大巴布罗为我解释，“讲的是警长利图马的故事，卡亚俄下层社会的恐怖。”

“利图马警长也被烧得黑炭一样，”巴斯库亚尔接着说，“本来他可以逃掉，他正要出去巡逻，可是他跑回去救他的上尉。善心使他倒了霉。”

“不是去救上尉，而是去救警犬乔格利托。”大巴布罗纠正说。

“这一点没说清楚，”巴斯库亚尔说，“监牢的铁栏杆有一根砸在他的头上。他被烧烤的时候，如果看到了彼得罗·卡玛乔就好了。演技真高！”

“巴当呢？”大巴布罗十分兴奋地说，“如果以前有人对我说用两个指头就能演出一场火灾，我是不会相信的。可是，马里奥，这双眼睛真的看到了！”

哈维尔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和他去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这已经成了习惯。在那里，我把我询问到的情况向他简要地作了介绍，并带着胜利者的喜悦把出生证明展示给他。

“我一直在想，我必须告诉你，你结婚是一件愚蠢的事，”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觉得很不是滋味，“这并不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缺钱。你将不得不拼死拼活地干，才能糊口。”

“也就是说，你也跟我唠叨我妈妈和爸爸对我说的那些事情，”我取笑他，“就因为结婚，难道我要中断法律专业的学习？难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律学家？”

“你结了婚，连看书的时间都不会有，”哈维尔回答我，“你若结婚，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作家。”

“如果你这样讲下去，我们要打起来的。”我警告他。

“好，那我就把嘴巴封起来，”他笑了，“反正我的心意到了。我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如果南希同意，事实上我今天也会结婚的。我们谈谈什么？”

“由于没办法让我父母同意我结婚或者取得他们的‘解脱’，胡利娅又不可能一下子弄到所需要的全部证明，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一位糊涂的市长。”

“你是说，一个可以行贿的市长。”他纠正我，他把我看得透透的，“可是你连饭都吃不上，能有钱贿赂谁？”

“找个比较糊涂的市长，”我坚持说，“可以把他骗过去的。”

“好吧，我们就去找一个这样的大傻瓜吧，让他违反现行的一切法律使你成婚，”他又笑了起来，“遗憾的是胡利娅离过婚，不然你早就可以通过教堂结婚。这样更容易些，牧师里边傻瓜多得很。”

哈维尔总是使我高兴，最后我们拿我的蜜月、我肩负的光荣任务（当然指的是帮助他把瘦南希搞到手）开起玩笑来，同时对我们不在皮乌拉而感到遗憾，因为在皮乌拉，男女出逃结婚已成了家常便饭，找到傻瓜式的人物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分手时，他答应我当天晚上就去找市长，把所有暂时不用的东西都典当掉，供我结婚之用。

胡利娅姨妈应该三点钟经过我这里，可是三点半了，她还没有来。我心里开始不安。四点钟，我的手打字就不听使唤了。我一个劲地抽烟。四点半，大巴布罗问我是不是不舒服，因为我脸色煞白。五点钟，我叫巴斯库亚尔给鲁乔舅舅家打电话，问问胡利娅的情况。她还没有回来。过了半小时仍然没有回来。到了下午六点钟、晚上七点钟，还是没回来。处理完最后一份新闻稿，我乘上了公共汽车。我没在外祖父母家所在的大街下车，而是一直乘到阿尔门达利茨大街，在舅父母家周围转来转去，不敢去敲门。透过窗户，我望见奥尔卡舅妈正在给花瓶换水，过了一会儿又看见鲁乔舅舅在关餐厅的电灯。我围着街区转了好几圈，心情很矛盾：不安、气愤、悲伤，想打胡利娅姨妈一个耳光又想亲吻她。我带着不安的心情又走完一圈的时候，看见她从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上下来，那车挂着外交使团的车牌。我大步走过去，感到双腿因嫉妒和愤恨而颤抖着，恨不得把我的情敌拳打脚踢一顿，不管他是谁。原来是一位头发斑白的绅士，车里还坐着一位夫人。胡利娅姨妈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她姐夫的孩子，她的外甥；介绍他们时，说是玻利维亚大使和夫人。我感到很可笑，同时觉得如释重负。汽车开走后，我拉起胡利娅姨妈的胳膊，几乎把她拖过大街，向海岸大堤走去。

“你可真是，那种劲头，”我们走向大海时，我听见她说，“你对可怜的古穆西奥博士摆出一副要掐死他的面孔。”

“我要掐死的是你，”我对她说，“我从三点钟一直等你，现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你忘记我们有约会吗？”

“没有忘记，”她反驳说，语气很坚定，“我是有意叫你等的。”

我们到了耶稣教士神学院前的小公园。那里没有游人，虽然没下雨，可是湿气使绿草、桂花和天竺葵闪闪发亮。薄雾在灯柱的黄色锥状顶蒙上了幻觉般的阴影。

“好吧，我们把这场架留到以后去打。”我对她说，让她坐在海堤边，脚下是悬崖，从那里不时地传来大海单调深沉的声音，“现在时间紧，要办的事情多。你的出生证和离婚判决书在这里吗？”

“我这里有去拉巴斯的机票，”她说着去摸手提包，“我星期天走，上午十点钟。我很高兴。秘鲁和秘鲁人已经让我无法忍受。”

“我为你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暂时不可能改变国籍。”我对她说，坐到她身边，把胳膊搭在她肩上，“不过，我向你保证，总有一天我们会到巴黎去，住在一间小阁楼上。”

尽管她说的都是刺痛人心的话，可直到那时她一直很平静，稍有些戏弄人，却很自信。但是她的脸上突然浮现一丝苦笑，看也不看我一眼，用强硬的口气说：

“不要使我太为难，巴尔加斯。我之所以回玻利维亚，是你亲属的过错，不过，也是因为我们的事情是愚蠢的行为。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可能结婚。”

“完全可以。”我说着吻了她的面颊、脖颈，使劲抱住她，用嘴寻找她的双唇，“我们需要找个头脑糊涂的市长，哈维尔正帮我找。瘦南希已为我们找到一套房子，在米拉弗洛雷斯。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她任我亲吻，抚摸，但不挨着我，很严肃。我给她讲了我和表姐的谈话，和哈维尔的交谈，去市政府询问的情况，怎样弄到了我的出生证明。我告诉她，我从心底里爱她，即使杀死一堆人也要同她结婚。我用舌头使劲地想分开她的牙齿，她却紧紧地咬住。可是，她突然张开了嘴，我才尽情地吻舔她的前腭、牙龈。胡利娅姨妈用两只胳臂搂住我的脖颈，和我紧紧地贴在一起。她哭起来，抽泣使她的胸脯一起一伏地跳动。我安慰她，可是我的声音低弱，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不停地吻她。

“你还是个毛孩子。”她在哭泣声中喃喃地说。这时，我有气无力地对她说，我需要她，我爱她，说什么也不放她回玻利维亚，如果她走，我就了却此生。她终于又开了口，可是声音特别低，像开玩笑：“和毛孩子睡觉，天天醒来一身尿。你听过这个谚语吗？”

“那太庸俗，我们不去说它。”我一边回答，一边用双唇，用指尖为她擦干眼泪，“你的那些证明在这里吗？你的大使朋友能不能使这些证明具有法律效力？”

她好多了，不再哭泣，温情地看着我。

“能维持多久，巴尔加斯？”她问我，声音有些悲伤，“过多久你就会厌倦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过两三年你把我一脚踢开，我必须从头开始，你觉得这样合乎情理吗？”

“大使可以使你的证明合法化吗？”我坚持说，“如果他能从玻利维亚方面为你这样做，秘鲁方面的证明就容易办了。我会找到朋友帮忙的。”

她盯着我，显得既怜悯又激动，脸上渐渐浮现微微笑意。

“如果你保证同我生活五年，不同别的女人相爱，只爱我一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她说，“过五年幸福生活，我看这个疯狂举动值得。”

“你有证件吧？”我对她说着，用手指为她梳理头发，亲吻着，“大使能使你的证件合法化吗？”

她的证件在手上，我们真的让玻利维亚大使馆加盖了好多官印和五颜六色的签字，从而使那些证件具有了法律效力。办这手续没用半个小时，因为大使很轻易地相信了胡利娅姨妈的说法：为了把离婚时分到的财物从玻利维亚取出来，要办手续，当天下午就需要办好证明。另一边，没有遇到困难，秘鲁外交部就批准了那些玻利维亚证件。一位大学教授，外交部顾问，帮了我的忙，我给他胡诌了一段“广播剧”：有一位患癌症的夫人，危在旦夕，要尽早地与其同居多年的男子结婚，之后永远安息，去见上帝。

塔戈列大厦一间装有殖民地时期古老木制门窗的办公室里有不少漂亮的男女青年，在那里，我等候着官员——在那位教授的电话催促下——给胡利娅姨妈的出生证和离婚判决书盖章加印。请有关人员签字时，我又听到一起惨案。原来是沉船事件，这件事有些不可想象。一艘意大利轮船停靠在卡亚俄港的码头，船上满是乘客和送行的人。突然，轮船失去了所有物理定律和理性控制，原地旋转起来，接着向左舷倾斜，很快沉进太平洋。船上的人全部丧生，有的被挤压而死，有的窒息致死，还有的被可怕的鲨鱼咬死。这是我身边等着办手续的两位夫人讲的，她们并非在开玩笑，而是对这起轮船失事非常严肃。

“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里讲的，是不是？”我贸然插嘴。

“四点钟的广播剧。”年长的女人点头说。这女人瘦骨嶙峋，但精神奕奕，带有很重的斯拉夫语调，“说的是心脏病科大夫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

“这个人上个月是妇科大夫。”一个正在打字的姑娘笑着插嘴说。她敲了敲太阳穴，意思是有人发疯了。

“您没听昨天的节目吗？”陪伴那位外国太太的女人露出怜悯的表情，轻柔地说。这女人戴着眼镜，不带利马口音，“金德罗斯大夫和他的夫人及小女儿恰洛是去智利度假的，三个人都淹死了！”

“所有人都淹死了，”那位外国太太说，“他的侄子理查德、埃利亚娜及其丈夫、红发傻子安图内兹和乱伦的小儿子鲁宾。他们是去送行的。”

“不过，最大的损失是哈依麦·孔查中尉也遇难了。他是另一个广播剧里的人物，三天前在卡亚俄的火灾中已经死了。”那姑娘格格地笑着，又插嘴说，她已不打字了，“这种广播剧纯属逗乐。你们说是不是？”

一个穿戴严整的小伙子带着一副知识分子（国内的知识分子）的神气对那位姑娘善意一笑，并向我们看了一眼。那目光，彼得罗·卡玛乔完全有权称之为阿根廷人的目光。

“我不是跟你说过这种将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搬到另一个故事里去是巴尔扎克的发明吗？”他挺着胸，显出学识渊博的样子说。但是，他得出的结论证明了他的无知：“如果巴尔扎克知道有人在抄袭他，一定把那人送到监狱去。”

“所以说它是逗乐，并不在于把人物搬来搬去，而是使人物复活，”姑娘辩护说，“孔查中尉阅读《公鸭多纳托》时已经被火烧死了，怎么现在又淹死了？”

“他这个人多灾多难。”那位着盛装的小伙子一边把证件拿过来，一边提示说。

我像捧着香甜的圣餐，拿着证明文件乐滋滋地离开了。两位夫人、女秘书和外交官仍在热烈地谈论着那位玻利维亚博士。胡利娅姨妈在一家咖啡馆里等我，她听到那个故事放声笑起来。她没有听她那位同胞的节目。

在那些证件上盖章签字，使其生效，这一点办得相当顺利。但是剩余的其他手续，或者我自己，或者由哈维尔陪同，在利马的各区政府奔走了一个星期，到处询问，最后一无所获，令人沮丧。我把新闻稿都交给巴斯库亚尔处理。他给电台听众提供了众多有关车祸、犯罪、抢劫和绑架的新闻，“血染”泛美电台，同我的朋友卡玛乔在隔壁有计划地杀害广播剧中的人物流的血一样多。

每天一大早我便开始奔跑。起初我去了最偏僻、离市中心最远的镇政府——利马科、帕维尼尔、维塔特和乔里略，向镇长、副镇长、主任、秘书、门房、档案员一次又一次地说明我的问题（起初我有些害羞，后来也就放开了胆子），每次得到的都是断然拒绝，中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如果没有父母同意的公证书，或他们不在法官面前宣布我已“解脱”，就不能结婚。后来，我又去利马市的几个中心区政府碰运气（米拉弗洛雷斯和圣伊希特罗两个区我没有去，那里可能有我家的熟人），结果也一样。办事人员看完我的证件常常跟我开玩笑，弄得我心里很不舒服：“怎么，你要和你的老妈妈结婚？”“别做傻瓜了，小伙子，结婚干什么？同居就行了。”唯一有希望的地方是苏尔科区政府，一位圆墩墩、紧锁眉头的秘书对我们说有一万索尔就可以解决，因为要堵住许多人的嘴。我再三讨价，最后说好给他五千索尔，这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凑起来的。可是他仿佛被自己大胆的要价而感到后怕，转身走了，最后把我们赶出了区政府。

我每天都给胡利娅姨妈打两次电话，骗她说一切都符合规定，叫她准备好手提包，把必备的东西装好，我随时可能对她说“办妥了”。可我越来越垂头丧气。星期五晚上，回到外祖父的家里，我看到了父母打来的电报：“星期一到，帕纳格拉航空公司，516班机。”

那天夜里，我心绪不宁，辗转反侧。我拧开床头灯，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按顺序记上我打算做的事情，准备作为写小说的题材。第一件是和胡利娅姨妈结婚，给家里造成合法的既成事实，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由于剩下的日子不多，利马各个区镇政府的负责人的态度是那么顽固，以致这第一件事变得越来越乌托邦。第二件是同胡利娅姨妈一起逃往国外，但不是玻利维亚，因为我讨厌到那里去。她住在玻利维亚时并不和我在一起，那里有她的许多熟人，包括她的前夫。我选择的国家是智利。她可以启程去拉巴斯，以遮家人耳目；而我坐公共汽车逃往塔克纳，设法偷渡国界，到达阿里卡，然后从陆路前往圣地亚哥。我和胡利娅姨妈在那里碰头，或者她等候我。没有护照地旅行和移居（办护照也需要有父亲的批准），我认为不是不可能，而且我很高兴那么做，因为这富有传奇色彩。如果家里派人找我——肯定会这样——并找到我，把我引渡回来，我就再次出逃，需要逃多少次就逃多少次；就这样生活下去直到年满盼望已久、使我获得解放的二十一周岁。第三件是自杀，留下一封漂亮的遗书，让我的亲戚们去内疚吧。

第二天很早，我跑到哈维尔的寓所。每天早晨，我们都是在他刮脸、洗澡的时候回顾前一天晚上的重要事件，制定当天的活动计划。我坐在马桶上，一边看他打肥皂，一边给他读笔记本上我总结出来的、有关我前途的几种选择——每个选择都带有批语。他漱口时，强烈要求我颠倒原来的顺序，把自杀放在首位：

“如果你自杀，你写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人们都会感兴趣，有病的人一定想读。汇集成书也会很容易出版，”他一边用力地擦身子，一边说服我，“尽管死了，你却成了作家。”

“你把我的头份新闻稿耽误了，”我催他，“不要给我来坎丁弗拉斯[墨西哥滑稽电影演员。]那一套，你的幽默很使我厌烦。”

“如果你自杀，我也不必旷那么多的工，不去大学上课了。”他边穿衣服边继续说，“你最好今天，今天上午，现在就自杀。这样我就不需要去典当我的东西了。当然这些东西最终没有多大用处，可是，难道你能还上我的钱吗？”

一走到街上，我们就向公共汽车奔去，可是他仍然像个杰出的滑稽家似的说：

“最后，如果你自杀，你就会闻名于世。还会有人对你的最好朋友，知心人，悲剧的目击者，进行采访报道，报上会登出他的照片。你想一想，你表姐南希看到登了那么多报，会不动心吗？”

在阿尔玛斯广场（臭名昭著的）当铺里，我们典当了我的打字机和他的收音机、我的手表和他的自动铅笔，最后我说服他把他的手表也当了。虽然我们毫不让步地讨价还价，但只得到两千索尔。前几天，我在和平大街的旧衣店先后卖掉了几套衣服、皮鞋、衬衣、领带、毛衣，现在我只剩下身上穿的了。这一点，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没发现，但是当掉我的这些衣物只不过得到四百索尔。然后我在开明的电台老板那里倒碰到了好运气。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表演，我说服他预支我四个月的工资，这笔钱在一年内扣除。和他交谈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我向他保证，我外祖母进行疝气手术，急需这笔钱。他无意借给我。但是，他突然说：“好。”带着友好的微笑，补充说：“你应该坦白地说，是为一个小女人流产用的。”我垂下眼帘，请他为我保守秘密。

哈维尔看到我因没典当多少钱而显得很沮丧，便陪我到电台去。我们商量好请事假的下午去瓦侨，也许省一级的政府要通情达理些。我进顶楼时正好电话铃响，胡利娅姨妈气得要死。前一天晚上，奥尔藤西娅姨妈和阿莱杭特罗舅父到鲁乔舅舅家拜访，没有搭理她的问候。

“他们极其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只差没说我是婊……”她气鼓鼓地对我说，“我咬了咬牙克制了自己，才没有把他们赶到你知道的地方去。我是为我姐姐，当然也是为我们俩才这样做的，不能使事情复杂化。怎么样，巴尔加斯？”

“星期一，一大早，”我向她保证，“你对他们说，你要推迟一天飞往拉巴斯。我这里差不多一切就绪了。”

“你不必操心去找那种笨蛋区长、镇长了，”胡利娅姨妈对我说，“我怒不可遏，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找不到，我们照样可以逃走。”

“你们为什么不去钦查结婚，马里奥？”我刚挂上电话就听见巴斯库亚尔说。看见我惊恐的神情，他有些诧异：“我并不是爱管闲事，不想多嘴多舌。但是，听你们一说，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事了。我这是帮你。钦查市长是我的表哥，他很快会批准你们结婚。有没有证明、到不到结婚年龄都没关系。”

当天，一切都神奇地解决了。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下午乘车出发去钦查，带上证件，星期一必须一切准备停当。他们走后，我和表姐南希去租米拉弗洛雷斯区那座别墅的房子，同时向电台请了三天假（我和老赫纳罗激烈地争论，冒着危险威胁他说，不准假我就辞工），并且拟好了逃出利马的计划。星期六夜里，哈维尔回来了，他带来一些好消息。市长是年轻人，很和蔼；当他和巴斯库亚尔把事情讲给他时，他咧嘴笑了，很欣赏这个“劫人计划”。“太浪漫了。”那位市长对他们说。他把证件留下了，并且保证说，朋友之间好商量，可以省去发结婚通告。

星期天，我打电话给胡利娅姨妈，告诉她已经找到了一个笨蛋市长。我们要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出逃，到了中午，我们就是夫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