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后来之所以蜚声体坛，既不是因为射门，也不是因为拦截罚球，而是由于给足球赛做裁判，还由于他的足迹遍及利马酒吧，因豪饮而欠账甚多。这个人物出生于达官贵人们于三十年前在拉伯拉区兴建的一处府第，那时有钱人曾企图将这片荒地变成利马的科巴卡巴纳[科巴卡巴纳是玻利维亚的一个小镇，以镇上的圣母教堂闻名。]（因土地潮湿而失败，这是对一味要骆驼钻针眼的惩罚，它毁坏了秘鲁贵族的咽喉和气管）。

华金是独生子，他的家庭除了富甲一方，还是挂满官衔、世系如林的名门，与西班牙和法国的一些侯爵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个未来的裁判和酒鬼的父亲将贵族头衔置于脑后，而以毕生精力研讨经商的时髦思想；他经营的范围，从生产开司米到在亚马孙地区引种辣椒。他的母亲是个具有忘我精神的女人，患有淋巴腺炎，把丈夫赚来的钱都花在大夫和巫医身上，最后了此一生（因为她患有上层社会的多种疾病）。夫妻俩喜得华金这根独苗时，年龄都已比较大了。华金又是他们多年来乞求上帝赐予后代的结果，这对父母真是一桩难得的喜事，他们面对着摇篮，已在为儿子设想着前途：工业大王、农业大王、外交大臣或政界的头面人物。

这个孩子一反命运给他安排的财势之道，竟然做了足球裁判，是因为难以管束还是由于智能低下？不，都不是，纯粹出于天命。他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女教师，当然还有从法国和英国进口的吸奶器和围嘴。为了教他学会数数，认字母，从利马最好的学校里招聘了老师。但是老师们放弃了优厚的酬金，一一愤然辞职，因为这个孩子对任何知识都无动于衷：八岁时还不曾学会加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记住字母表中的几个元音，只会发几个单音节。他为人很安静，终日在拉伯拉区的住宅里闲逛，在成堆的玩具中厮混，这是为了他开心而从世界各地采购来的，有德国的机械人、日本的火车、中国的七巧板、奥地利的士兵、美国的三轮车。但是他对一切依旧极其厌倦，唯一能把他从那婆罗门式的困倦中唤醒片刻的，看来是南海牌巧克力糖果上的足球运动员商标。他把这些商标一一贴在精致的练习本上，好奇地端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父母二人被这样一种想法吓坏了：他们的后代是个有血友病的呆子，那么就会断子绝孙，成为世人的笑柄。便求助于科学，各家名医纷纷出现在拉伯拉区的宅邸。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博士是全利马最好的小儿科专家，他这样明白无误地开导两位苦恼的父母：

“这孩子害的是‘温室病’，”他解释说，“鲜花如果长在花园里，而不是长在昆虫野花之中，就会凋谢，香气就会变成臭味。镀金的监狱把孩子变得痴呆了。女保姆和教师都要辞退，孩子应该去上学，让他和同龄儿童来往。一年后，要是他打架打得鼻青脸肿，那就正常了！”

这对骄傲的夫妻为了儿子不变成傻瓜，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他们同意小华金去外边见见平民百姓的世界。当然给他还是挑选了利马最昂贵的学校，圣塔玛利娅的神父学校；为了不完全破坏等级界线，他们按学校规定的颜色给孩子做了校服，但用的是丝绒料子。

那位名医的处方获得了显著效果。不错，华金的成绩惊人地低，为了让他通过考试，父母二人像追求黄金那样闹出不少纷争。他们给校方捐赠（为建造学校小教堂用的玻璃、送给信徒们穿的呢料裙子、穷人学校用的结实课桌等）。但无论如何，这孩子确实喜欢交际了，而且从那以后，还时常露出笑脸。这个时候，他开始表现出这样一种怪癖：对足球发生了兴趣（对此，父亲不理解，只说这是一种毛病）。当得知他们的孩子小华金刚能穿上足球鞋，就从只会发单音节的麻木不仁状态变成一个活泼、健谈的人，二位老人大为高兴。他们立刻在拉伯拉区宅邸附近购置了一块土地，兴建了一座规模相当可观的足球场，以便让小华金在那里玩个痛快。

于是，从那时起，人们可以看到有二十四个学生每天下课后乘着从圣塔玛利娅来的公共汽车在拉伯拉区的棕榈大街下车——经常换人，但数目不变——到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家的体育场来玩球。赛后，贝尔蒙特家请每个运动员喝茶，吃巧克力、山楂糕、蛋白酥，并且备有冷饮。贝尔蒙特夫妇每天下午得意扬扬地望着他们的儿子小华金兴高采烈地喘着粗气。

只是几周之后，那个首先把辣椒引进秘鲁的人注意到事情有些奇怪。他多次发现小华金在充当裁判。那孩子嘴里叼着哨子，头戴遮阳帽，随着球员们的跑动，时而鸣笛警告，时而处理犯规。虽然孩子并不因扮演这种角色而感到低人一等，百万富翁却大为恼火。难道请这帮家伙来他家用点心喂肥了，是让他们跟自己的儿子平起平坐，敢这样厚颜无耻地打发华金去扮演裁判这种小角色吗？他几乎要打开多贝曼种狼狗的笼子，狠狠地吓唬一下这帮不要脸的东西。但是他只不过责备了他们一番。对这意外的责备，孩子们纷纷争辩说他们没有过错，并且发誓说华金之所以当裁判是因为他自己喜欢。那位当事人以上帝和自己母亲的名义承认，事情的确如此。数月后，父亲查阅了自己的记事本，听取了球场看门人的报告，于是面对如下的结果：在他家球场上举行的一百三十二场比赛中，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没在任何一场当球员，而是每场都当裁判。父母二人交换一下眼色，懊丧地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否则这怎么可能是正常的？于是他们再度求助于科学。

全城最出色的星相大师卢西奥·阿塞米拉教授能够根据黄道十二宫来推算命运，预知顾客（他称为“朋友”）的吉凶。他做过一番占星法术，询问过众位天神，查询过太阳真经，之后做出如下推断（即使不是最准确，也可以博得那二位父母的欢心）：

“这孩子的每个细胞都是贵族式的，不愧为有高贵的血统，不容忍平等思想。”教授向他们解释说，摘下眼镜（是为了预卜未来时能够让瞳孔里的智慧火花更明亮吗？），“他宁肯做裁判而不当球员，是因为在比赛中指挥一切的是裁判。你们以为在这块长方形的草地上小华金是在搞体育？错了，错了！他是在体验祖先统治的欲望、出人头地的欲望和高人一等的欲望。毫无疑问，他的血管里流动着这种欲望。”

做父亲的高兴得流出眼泪，不断地亲吻着儿子，自称身有万福，又在那已经相当优厚的酬金支票上加了一个零（对此，阿塞米拉教授只字未提），因为他确信儿子给同学当足球裁判的怪癖确实是奴役和征服他人的强大动力，而且将来儿子必定能成为世界的主人（退一万步讲也是秘鲁的主人）。所以这位工业家多次在下午离开那间多用途办公室，来到拉伯拉区的自家运动场，像雄狮温情地看着幼狮第一次撕裂绵羊那样，望着华金身着自己亲自买的华丽裁判服跟在那群乱腾腾的野小子（运动员？）后面吹哨子，享受着当父亲的快乐。

十年后，二位糊涂的父母又开始这样想，那番占星预卜的话也许过于乐观了。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已经年满十八岁，只是借助家里的捐赠才升到中学最后一年级，比同班同学已经落后数年之久。卢西奥·阿塞米拉说，世界征服者的基因潜隐在当足球裁判的怪癖中，但是毫无表现。相反，这位纨绔子弟是无可救药的傻瓜，这一点已经极其明显了，因为除了处罚任意球，他一无所长。从他的言谈来判断，按照达尔文主义的标准，他的智力介于先天性智力不全和猿猴之间。他既无风趣，又无雄心，对与裁判活动无关的事都没有热情，是一个极为枯燥无味的人。

当然，关于他的第一嗜好（第二嗜好是酗酒），这孩子的确表现出某些可称之为才能的东西。他那奇怪的公允态度（在球场神圣的空间和比赛的入魔时间里？）使他作为裁判在圣塔玛利娅的学校师生中赢得了威信，还获得了老鹰的称号，因为他从云端就能发现角豆树下的老鼠——那将是一顿美餐，他的目光可以准确无误地在任何距离、从任何角度看见后卫是否在狡猾地踢中锋的后腿，或前锋是否阴险地用臂肘撞击跃起接球的守门员。他对比赛规则的精通、以闪电般的决心处理球规之外突发情况而表现出的直觉能力，都是颇不寻常的。这位拉伯拉区的贵族的名声已越出圣塔玛利娅的校墙，开始为校际间的比赛做裁判，为区里的冠军赛做裁判。据说（在波达奥体育场？）有一天在乙级队比赛中，他把一名裁判替换了下来。

毕业后，在那二位束手无策的父母面前摆着一道难题，这就是华金的前途问题。上大学的想法令人抱憾地被排除在外了，这是为了不让儿子遭受羞辱和歧视，也为了使家里的钱财不致由于馈赠而白白花掉。他们想让孩子学外语，但这打算导致了一场惨败。他在美国和法国各逗留了一年，一句英语或法语也没学会，反而把他本来知道得很少的几句西班牙语染上了语病。他返回利马后，那位开司米制造商只好忍气吞声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儿子拿不出任何文凭。父亲失望之极，便把儿子送到自家企业里工作。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导致了一场灾难。两年中，由于他的经管，或者说由于他的疏忽，两家纱厂先后倒闭，最繁荣的一家公司（筑路公司）出现亏损，原始林中的辣椒种植园因遭虫害、雪崩和洪水而完全毁灭。这一切证实了小华金还是个放射性元素。面对儿子的极度无能，父亲茫然不知所措，自尊心受到伤害，并且一蹶不振，变成了虚无主义者，不再精心管理他的生意。不久，贪婪的代理人就把资本挥霍一空，工业家则身患痉挛症，总是吐出舌头（愚蠢地？）要去舔耳朵。精神紧张加上失眠，使他步妻子的后尘，也去光顾精神科大夫和精神分析学专家（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还是卢西奥·阿塞米拉？），这些大夫很快把他剩下的才智和金钱报销了。

父母经济上的破产和精神上、失常并没有把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推到自杀的路上。他一直住在拉伯拉区一栋奇特的住宅里，房屋已经褪色，长满黄锈，一片荒凉。花园和足球场已经卖掉（为了偿还债务），到处肮脏不堪，挂满蜘蛛网。华金为流浪汉组织的球赛当裁判，以此度日。比赛在贝亚毕斯塔与拉伯拉区之间的空地上进行。在这群乱哄哄的野汉子们角逐的一次比赛——在交通要道上进行——中，两堆石头、一扇窗户加电线杆组成球门，华金这位身穿舞衣准备去原始森林出席晚宴的花花太岁做裁判，仿佛那是一场冠军争夺赛。正是在这时，他认识了那位把他变成肝硬化患者和明星的人物。

从前，他在一般比赛中曾数次见她踢过球，甚至对她野蛮地冲撞对方多次处罚过。大家都叫她“假小子”。但是华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脸色青黄、脚穿旧鞋、身穿蓝工作服和破球衫的青年竟然是个女人。他发现这个秘密时很有一点情色味道。一天，他用一个不容争辩的点球来处罚“假小子”（她连球带守门员一起踢到球门里去了），但是对方竟然用骂娘的方式回敬他。

“你说什么？”贵族之子立刻怒火腾升，他是否在想此时母亲在吞丸药、喝药水或者打针？“再说一遍，你是不是有种的男子汉？”

“我不是男子汉，可是有种。”“假小子”回答说。她还重申她可以像斯巴达克那样就连下火海也绝不犹豫，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夹杂着许多骂人的话。

华金打算给她一拳，可是拳头落了空，“假小子”一头把他撞倒在地，并且立刻扑到他身上，用手、脚、膝盖、臂肘劈头盖脸地打了上来。他们就在那里角斗起来，二人隔着工作服仿佛在亲热拥抱。这时他惊讶而又淫欲地发现对方竟然是个女人。他虽然被揍得浑身青紫，但因搏斗中肉体摩擦，他极为激动，甚至改变了后来的人生道路。自从那次打架后，他们交上了朋友，这时他才知道她名叫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并邀请她去看电影《人猿泰山》。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提出去结婚登记。萨丽达拒绝做他的妻子，也不肯让他亲吻，弄得华金像古典小说里的人物那样，踏上了去酒馆的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从借酒浇愁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了嗜酒如命的酒鬼，甚至用煤油稍解酒瘾。

是什么唤起了华金对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的热恋？她年轻、苗条，由于风吹日晒，皮肤变得黧黑，留着舞蹈演员式的刘海儿。作为足球运动员，她玩得真不坏。从她的衣着打扮、行为处事和经常交往的人来看，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所有这些——毫无新奇之处——难道就是吸引华金这个贵族少爷的魅力？他第一次把“假小子”带到拉伯拉区那座破落的宅邸时，他的父母待二人走后，不胜厌恶地互相对视一下。这位前富翁将心中的痛苦归结为一句话：“咱们的小子不仅仅是个蠢货，还是个性变态。”

可是，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使华金嗜酒成瘾的同时，也为华金的高升搭好了阶梯。华金给踢布团的弄堂球队当裁判，最后在国家体育场为全国冠军赛做裁判。

“假小子”并不满足于只是拒绝这位小贵族的爱情，而是设法使他吃苦，以便从中取乐。她应邀去看电影，跟着他去看足球，看斗牛，下餐馆，也同意接受他的厚礼（那位恋人在挥霍祖上的财产吧），可她不让华金同她谈情说爱。这个连夸奖一朵鲜花都脸红的胆怯小伙子刚要结结巴巴地说他是多么爱她，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立刻恼怒地拍案而起，用下层社会的脏话痛骂他一通，并且命令他走开。华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饮酒的，他从一家酒馆走到另一家酒馆，为了让酒劲快些发作，把多种酒混在一起饮下。时间长了，他父母也就习惯了这样一个场面：当猫头鹰出来活动的时候，他们的儿子才回到家中，他踉踉跄跄地走过几个房间，身后留下一片呕吐物。当他酗酒到快垮掉的时候，萨丽达的一声呼唤便使他重返人间。他又满怀着新的期望，开始了又—次恶性循环。身患痉挛症的父亲和患有疑惧病的母亲因痛苦的煎熬而相继谢世，被埋葬在长老会的公墓里。拉伯拉区那座大大缩小的宅院，连同其他残存的财产，或被债主们作价拍卖，或被充公。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只得自谋生路。

说到本书的主人公（他的经历表明他可能患肺病而死，或死于求乞途中），他居然干得很不坏。他选择了什么职业？足球裁判！饥饿所迫，加上他打算继续追求落落寡合的萨丽达，便开始向求他做裁判的流浪汉收费；当他看到这些球员是按人头分摊款项时，就二二得四、二三得六地计算起来，接着提高了价码，结果把生活安排得越来越好。鉴于他在球赛上的本事已得到公认，他在青年队联赛中被聘为主裁判。一天，他鼓起勇气来到足球裁判与教练联合会提出入会申请，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这成绩使那些他即将可以称做同事的人们目瞪口呆。

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在何塞·迪亚斯国家体育场的出现——身穿黑白相间的制服，头戴绿色鸭舌帽，嘴上叼着银白色哨子——成为我国足球界大书一笔的事件。一个老资格的体育记者这样评述道：“他做裁判，给足球场上带来了严格而公正的气氛和艺术家的特色。”他判断迅速，惩罚公道，有威信（球员们在他面前总是毕恭毕敬地尊称先生），有体力（在九十分钟的比赛里总是和足球保持十米以内的距离），很快赢得了观众的赞赏。正像有人在一次演说中评论的那样，他这样的裁判独一无二，球员们个个服从他，观众们人人敬重他，每次比赛后，看台上总要响起一片喝彩声。

这样的才能和干劲仅仅出自高度的职业觉悟？的确有关。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试图用他那裁判的魅力打动“假小子”的心。他的这种魅力是他后来在欧洲取得胜利的秘密武器，可是他觉得痛苦，因为他希望得到的是自己那位安第斯同胞的赞扬。他和她几乎每天约会，有流言蜚语说他俩是情侣。但实际上，尽管这位裁判在感情上始终不渝，经受了多年考验，却未能征服萨丽达那颗心。

有一天，她在卡亚俄港一家酒馆里的地板上找到了他，把他拉回市中心的住所，给他洗掉脸上的黏痰和锯末，扶他躺在床上，然后给他讲述了一生的隐私。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脸色变得通红，仿佛被吸血鬼咬了一口。他晓得了这位姑娘在青春期一开始有过一段倒霉的情史和灾难性的男女关系。萨丽达和她的哥哥（理查德？）确实有过悲惨的恋爱——情欲的烈焰、毁灭人性的暴风雨，结果使她变成了孕妇——她狡猾地同一个以前追求她而遭她白眼的男人（红头发安图涅斯吗？路易斯·马罗金？）结了婚，为了让那个因乱伦而生的儿子有个名正言顺的姓氏。但是那个年轻而走运的丈夫（伸进饭锅毁掉糕饼的鬼尾巴）及时发现了这个诡计，立刻休弃了这个试图把私生子偷偷安到他头上的女骗子。被迫流产后，萨丽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逃离了原来的居民区，不再使用那显赫的姓氏，在贝亚毕斯塔和拉伯拉一带流浪，有幸活了下来，有了“假小子”的绰号。从那时起，她发誓再也不委身于任何男人，要永远像个百分之百的男子汉那样（哎呀，除了精子之外？）生活。

尽管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了解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的悲惨遭遇，知道她有过亵渎神明的行为，犯下过人们忌讳的事情，破坏过公民道德与宗教戒律，但他不但没有就此放弃对她的爱慕，反而更加爱她。这个拉伯拉区的名人甚至打算治愈“假小子”的精神创伤，使她同社会、同男人重归旧好，把她再次变成一个温柔多情、调皮风雅的利马姑娘——莫非像贝利乔丽[在十八世纪，贝利乔丽是秘鲁总督的情妇。]？

他名声日高，人们纷纷请他在利马和国外给国际比赛做裁判，他又收到去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工作的邀请。可是他像一个放弃纽约的计算机而坚持用圣费尔南多的结核病豚鼠做试验的爱国学者，谢绝了全部邀请，对那位姑娘的追求却日益热烈。

他好像已见到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会做出某些让步的迹象：仿佛看见山丘里印第安人的炊烟，听见非洲丛林里的鼓声。一天傍晚，华金和那姑娘在阿尔玛斯广场的海地咖啡馆用过点心和咖啡，双手握住她的右手一分多钟（的确不错，他那当裁判的头脑善于计算时间）。不久前，国家足球队有一场比赛，对方是一群亡命徒，来自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国家（是阿根廷还是类似的国家？），穿着钉鞋、护膝和护肘上场。而实际上，这几样东西是用来伤人的武器。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完全不睬他们的申辩（说在他们国家里习惯于这样玩球）——打人犯规还要矢口否认吗？——将他们一个个罚出场外，直到秘鲁球队由于对方技术犯规导致上场队员不足而赢得胜利为止。当然啰，比赛后，群众把裁判抬在肩上走出了体育场。当他和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单独在一起时，姑娘搂住他的颈项吻了他一下——是出于爱国心还是出于体育比赛时的激动？有一次，他卧病在床（肝硬化使这位球场上的风云人物的肝脏逐渐硬化，并引起周期性的危机），住在加里翁医院的一星期里，她一直在他身旁精心守护。一天夜里，华金看见她在垂泪，难道是为他？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他极大的勇气，每天都以不同的理由向她求婚，但是一无所获。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观看他的每一场裁判（新闻记者将他的裁判技术比作交响乐的指挥），陪他去国外工作，甚至搬到华金栖身的戈隆公寓，和他弹钢琴的妹妹及年老的父母同住。但是，她不让这种情谊失去纯洁性或者掺杂低级趣味。犹豫不决就像永不凋谢的雏菊，使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越发酗酒成性，最后竟然烂醉如泥，不可收拾了。

烈酒是块绊脚石，使他无法正常从事自己的职业；据知情人说，他因为酗酒而不能去欧洲做裁判。可是从另一方面讲，怎么解释一个人喝了那么多酒还能从事这种严重消耗体力的职业？事实是，他的一生虽然充满了不解之谜，但是时间将他这两种才干同时发扬光大。三十岁以后，这两种本事是同时具备的：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尽管烂醉如泥，却能裁判；同样，他身在酒馆，脑海里还在继续做裁判。

烈酒并没有影响他的才干，既没有模糊他的视线，也没有削弱他的权威，更没有减缓他奔跑的速度。不错，在一次比赛中，人们看见他在打酒嗝，于是诽谤之声四起，甚嚣尘上，企图毁他声誉，说他有一次渴得嗓子冒烟，如置身于撒哈拉大沙漠，便从救护球员的护士手中抢去一瓶涂抹剂，像喝白水那样一饮而尽。但是这些奇闻轶事——某位天才杜撰的神话——并没有葬送他的前程。

就这样，在体育场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和为平复内疚而喝得酩酊大醉的状态下——仿佛触动肌肉的探钳和使关节脱臼的刑椅——他那颗传播真正信仰的灵魂（是耶和华见证派[特·罗素于1874年在美国创建的教派。]吗？）为年轻时曾在一个疯狂之夜突然强奸了维克多里亚区一名少女（是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而悔恨，华金·伊诺斯特罗萨·贝尔蒙特进入了五十岁壮年。他长得天庭饱满，鼻直口方，目光深邃，心地善良而正直。这时他已经登上职业的顶峰。

在这样的形势下，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足球比赛——南美洲冠军决赛就要在利马这个舞台上演了。预赛时，两支球队——玻利维亚和秘鲁——都用过不光彩的手段踢进数球。虽然按照常规，这场决赛应由中立国的裁判主持为好，上述两支球队却再三坚持要著名的华金·伊诺斯特罗萨来做主裁，外国队尤其要求这样做——出自高原人的豪爽、大度和阿依玛拉民族的自尊心。由于运动员、预备队员和教练都提出，如不满足此要求，便退出比赛。面对这一威胁，比赛委员会只得让步，于是那位耶和华的见证人便接受了这一使命，主持一场人人预言将终生难忘的决赛。

那是一个星期天，利马上空厚厚的乌云四处消散，太阳光温暖着这场决赛。很多人露宿街头排队，期望弄到一张票（可是众所周知，一个月前票已售罄）。天刚放亮，国家体育场的四周便聚满人群，纷纷跟在黄牛后面，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入场观球。距离比赛开场还有两个小时，场内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南方伟大邻国的几百名公民（玻利维亚人？）离开那清洁的高原，乘飞机、汽车或步行来到利马，集中坐在东看台。外地与本地观众都在等着球队的到来，他们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哄闹声和掌声。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政府当局已经采取了措施。国民警备队中最出色的中队——在短短数月内凭着机智勇敢将卡亚俄港的流氓惯犯扫除干净——为了确保观众和运动员的安全与秩序的稳定而被调到利马。中队长，著名的利图马上尉，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人物，沿着体育场警惕地巡视着，一面检查哨兵是否在岗位上，一面即时对他的得力助手哈依麦·孔查警长发出指示。

比赛的哨声响起时，在西看台上，除了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这名色情狂的受害者迷恋上了那个强奸她的人，由他主持裁判的比赛，她一场也不错过——挤坐在喧嚣的、令人窒息的人群中，还有那位刚刚走下病床、令人尊敬的塞巴斯蒂安·贝瓜，他是被药品推销员路易斯·马罗金·贝尔蒙特（这名罪犯是否经典狱长特许，也来到体育场，坐在北看台？）刺伤的，陪同贝瓜的还有他的妻子玛尔加丽塔和女儿罗莎，后者曾被一群老鼠咬伤，现已完全康复。啊，那是一个多么不幸的森林之晨！[此处，讲述人已然将药品推销员马罗金、裁判员贝尔蒙特、塞巴斯蒂安的女儿罗莎、被老鼠咬死的玛丽亚·特列斯等混淆。]

当华金·伊诺斯特罗萨——像往常那样不得不绕场一周以感谢观众的掌声——灵活而漂亮地开球后，丝毫没有预料到会有什么悲惨事件发生。恰恰相反，无论是球员的表现还是赞扬前锋推进和后卫断球的啦啦队的掌声，都在热情而又豪爽的气氛中进行着。从比赛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权威人士的判断可能兑现：尽管争强好胜，但比赛双方势均力敌。华金·伊诺斯特罗萨比任何时候都更富于独创性，仿佛脚蹬冰鞋在球场上滑来滑去，丝毫不影响球员的活动，总是置身最佳角度，所以裁决虽然严厉，却很公正，这就使得白热化的比赛不致变成争吵，不致演变成暴力殴斗。但是，人类所处的位置是有边际的，就连圣洁的耶和华见证人也无法阻止命运之神事先策划的行动，因为后者完全不理睬那句“平等对待”的口号。

下半场，当双方踢成1:1，观众的嗓子已经喊哑、手掌拍红的时候，地狱般的灾难悄悄降临了。利图马上尉和孔查警长天真地以为一切良好，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盗窃、殴斗、走失儿童都没有来破坏这个下午的时光。

就在这时，四点十三分，五万名观众亲眼目睹了这桩不可想象的事件。突然，从南看台最混乱的底层站起一个人——又黑、又高、又瘦，还有一嘴龅牙，轻巧地爬上铁栅栏，闯进球场，嘴里还在喊着什么，人们看到他几乎裸着身子——腰间只围着一块遮羞布，但令人更为惊讶的是他遍体鳞伤。一阵恐怖的骚乱震动了看台，人们都明白了：这个文身的人企图伤害裁判。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个号叫着的巨人（古梅辛多·伊诺斯特罗萨·德尔芬？）径直向观众崇拜的偶像扑去，而后者完全醉心于艺术活动，根本没有看到巨人，继续指挥着这场比赛。

这个意外的入侵者是谁？莫非是那个偷乘轮船的流浪汉，那个在卡亚俄港秘密登陆又被夜间巡逻队发现的人？那个当局决定悄悄干掉而孔查警长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放掉的不幸人？无论利图马上尉还是孔查警长都来不及做调查。他俩明白，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令民族骄傲的那个人就会惨遭不幸。上尉命令警长立刻行动——他们上级和下级之间只需眼皮一眨便可心领神会。哈依麦·孔查无须起立就拔出手枪射出十几发子弹，虽然远在五十米之外，但子弹全部射中那个赤身裸体的人。就这样，如成语所言，“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警长总算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因为这家伙就是卡亚俄港的偷渡犯啊！

观众看到那个可能杀害裁判的人中弹毙命，一反刚才对他的憎恨，立刻认为他是受害者而深表同情，对国民警备队表示出敌意——轻浮的感情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如同水性杨花的女人。一阵能把天上的飞鸟震聋的嘘声冲天而起，看台上下群情激昂，他们看到那黑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由于身中十几弹，血已经完全流尽。那阵枪声把双方球队弄得惊慌失措，可是伟大的伊诺斯特罗萨忠于职守，不允许中断比赛，就在尸体旁边继续表演下去，对嘘声、惊叫和谩骂，全然不睬。顷刻间，五颜六色的坐垫像飞碟般向利图马上尉率领的警察中队扔去。这预示着暴风雨将倾盆而至，利图马上尉已经嗅出暴风雨的气息，决定立刻行动，于是下令警察准备催泪弹。他想，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流血事件。片刻后，场地四周有许多地方的栏杆已被冲破，狂热的好斗分子虎视眈眈地向场内扑来，上尉立刻命令部下用催泪弹廓清场地。他以为，眼泪和喷嚏会使愤怒的人群安静下来，轻风一旦驱散化学气味，和平就会重新笼罩体育场。与此同时，他还吩咐四名警察将哈依麦·孔查警长保护起来，因为警长已经成为狂怒人群的进攻目标，人们显然想将他私刑处死，不过要办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先征服这条野牛。

可是利图马上尉忘记一个关键性问题，他本人在两小时前为防止无票球迷强行拥入场内，曾下令封锁通向体育场的全部栅栏和铁门。当那些立刻动员起来执行命令的警察向观众投以催泪弹的时候，短短几秒钟之内，远远近近的看台上升起一团恶臭的浓烟，观众们于是纷纷逃命。人群跌跌撞撞，你推我拥，一面用手帕捂住嘴巴，一面流泪，向出口处奔去。人流被关闭的栅栏和铁门截住了去路。真的截住了吗？其实仅仅是几秒钟，由于从后面拥来大股人流，第一排的人成了攻城用的撞击物，被强大的压力挤瘪，撕碎，血肉模糊。所以，住在体育场附近的里玛克区的居民那个星期天下午四点三十分若从那里经过，会看到一幅极其悲惨的场面：在此起彼伏的爆裂声中，突然间，体育场的大门破成碎片，开始向外喷吐支离破碎的尸首，随后被疯狂的人群践踏，因为人们都拼命要从这个狭窄的、血流成河的出口逃走。

在下桥地区的这次大燔祭中，第一批牺牲品是那些将耶和华见证派引进秘鲁的人：莫盖瓜省人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他的妻子玛尔加丽塔和他的女儿罗莎——那个出色的长笛演奏家。毁掉这个宗教家庭的恰恰是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东西：谨慎。因为惨案刚发生时，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浓眉紧锁，武断地敲敲手指，命令他的家族：“撤退！”这并非出于恐惧，传道士是不知道“恐惧”二字的，而是由于谨慎。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都认为他们不应卷入任何乱子，免得敌人以此为借口，玷污了他们虔诚教徒的名声。这样，贝瓜一家人便急忙离开晒太阳的地方，走下台阶，向出口处走去。正在这时，催泪弹爆炸了。一家三口来到六号铁门处，静静地等待着开门，此时，他们看到身后潮水般拥来满面泪痕的人弹。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忏悔不曾犯下的罪孽，就被恐惧的人群挤在铁门上弄得四肢分家了。塞巴斯蒂安先生在踏入另一个世界之前的一瞬间还在顽固地坚信异端邪说，高声喊道：“基督是死在大树上而不是十字架上！”

刺伤塞巴斯蒂安先生、强奸玛尔加丽塔女士和那位女艺术家的罪犯死得不那么公道。这种提法是否相宜？因为惨案一发生，年轻的马罗金·德尔芬就以为时机已到：准备趁着混乱甩掉典狱长派来陪他观看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比赛的看守，然后逃离秘鲁首都利马，躲到国外，改名换姓，重新开始那疯狂犯罪的生涯。五分钟后，这些梦幻被击得粉碎，当时（鲁乔？埃塞基耶尔？）马罗金·德尔芬和秋皮达斯监狱的看守已来到五号门，看守拉住马罗金的手，二人正赶上站在大门前的第一排，随即被人流碾碎。（据说，看守和药品推销员的手指直到死后仍然紧握在一起。对此，人们议论纷纷。）

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之死至少可以接受，没那么不明不白。她的死是极大的误会，是因为警察当局错误地估计了她的行动和动机。惨案发生时，这位廷戈·玛丽亚的姑娘一看见裸体的食人生番和爆炸的烟雾——听到四处奔走的号叫声，她便决定了——爱情使她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她与球迷的方向相反，而是向下面的比赛场地奔去，这样一来，她免于被践踏而死。但是她没有逃过利图马上尉那鹰一般的目光，他透过四处弥漫的瓦斯烟雾发现有个模糊的人影在跑动，只见她跳过跑道，向裁判跑去（那位裁判不管周围的一切，仍然在引逗那个畜生，仍然跪在地上打手势）。上尉认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应该保护那位斗士不被伤害，于是拔出手枪，用三发子弹突然切断那位恋人的去路，夺去生命：萨丽达刚好死在古梅辛多·贝尔蒙特的脚下。

这个拉伯拉区的人物是这个悲惨下午的牺牲者中唯一自然死亡的。但如果在平常的情况下就很不寻常。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死亡，是因为他的情人死在跟前，他的心脏受到刺激，终于停止了跳动。他躺倒在萨丽达身旁，两个人在最后时刻得以拥抱在一起，一道进入了那不幸情侣的黑夜（莫非像罗密欧与朱丽叶？）。

至于那位档案上毫无瑕疵的治安军官，他悲伤地看到，尽管他颇有经验，办事精明，可是不仅秩序被完全破坏，而且整个阿乔体育场及其四周都变成了遍地尸骨的坟场。他装上最后一发子弹，像陪伴轮船沉向海底的老水手那样，举枪打碎脑壳，了此余生（已到中年，却无成就）。警察们看见队长自杀身亡，斗志立刻瓦解，忘掉了纪律，忘掉了集体主义精神，忘掉了热爱本职工作，一心想着脱掉军服，从死人身上剥下老百姓的衣服，以便化装逃走。其中有几个人达到了目的。但是哈依麦·孔查警长没有做到，因为侥幸未死的观众把他阉割后，又用他身上的皮带将他绞死在栏杆的横撑上。《公鸭多纳托》的忠实读者、勤奋能干的警长就这样摇荡在利马的天空下。这时天空已布满乌云，开始洒落冬天的毛毛细雨……莫非老天有意为这一惨案配上相应的色调？

这个故事就这样像但丁式的惨案般结束了吗？还是像凤凰（母鸡？）那样编出新的插曲和顽固不化的人物，从灰烬里重生？这场球赛惨剧中还发生了些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