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钟，我们在大学城乘公共汽车离开利马。胡利娅姨妈借口在旅行前再最后买些东西，从我舅舅家里出来；我装着去电台工作的样子从外祖父家里出来。胡利娅在一个袋子里装好一件长睡衣和更换的内衣，我在袋子里装了牙刷、梳子和刮脸刀（说真话，这对我没有太大的用处）。

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正在大学城等我们，他们已经买好了车票。幸好没有任何其他旅客。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十分谨慎，他们和司机一起坐前边，让我和胡利娅姨妈坐后边。那是一个典型的冬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下着蒙蒙细雨。大部分时间我们行驶在沙漠之中。整个旅途中，我几乎都在和胡利娅姨妈狂热地接吻，互相握手，脉脉含情；同时，在发动机的鸣响中，听着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低声交谈，司机有时也插话进来。上午十一点半，我们到达了钦查市。这时，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天空万里无云，空气清新透明，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一片喧闹。一切都像是好兆头。胡利娅姨妈微笑着，很是高兴。

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去市政府看看是否一切准备就绪，我和胡利娅姨妈去南美饭店安顿下来。这是一所木坯结构的单层老式房子，院子里架有顶棚，作饭厅用；在一条瓷砖铺地的过道两旁排列着十几间小房子，看上去像一家妓院。柜台上的人向我要了证件，只看了我的记者证；可是当我在名字旁边写上“和夫人”的时候，他嘲弄地看了胡利娅姨妈一眼。我们的房间里，地面上铺着小石板，有些已断裂，透过缝隙可以看到地皮。一张双人床，铺着绿色菱形图案的被单；一把小椅子；墙上有几枚挂衣服用的粗钉子。我们一进屋便热烈地拥抱，互相亲吻，抚摸，直到胡利娅姨妈推开我笑着说：

“好了，小巴尔加斯，首先我们应该结婚。”

她很激动，眼睛闪闪发光，含着喜悦的心情。我非常爱她，为了同她结婚而心中充满幸福。她在走廊的公共盥洗室里梳洗时，我等待着，对天发誓，我们不会像我认识的所有夫妇那样使结婚成为一场灾难，而将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结婚将不会影响我有一天成为作家。胡利娅姨妈终于出来了，我们手拉手，慢慢向市政府走去。

在一家酒店门口，我们见到了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他们正在喝冷饮。市长去主持一个开幕式了，但很快就会回来。我问他们巴斯库亚尔的亲戚是否讲定了我们将在中午结婚，他们两个都嘲笑我。哈维尔同我这个心急如焚的未婚夫开了几个玩笑，并引用了一个很恰当的谚语：等人心焦。为了消磨时间，我们四个在阿尔玛斯广场高大的桉树和橡树下散步。有些年轻人在那儿游荡，老人则一边读利马的报纸一边擦自己的皮鞋。过了四个小时，我们回到市政府。戴阔边眼镜的瘦小秘书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市长已出席开幕式回来，但他又到钦查市太阳餐厅去吃午饭了。

“您没告诉他我们在等他为我们举行婚礼？”哈维尔责备他。

“他和别人在一起，说话不方便。”秘书以很懂礼貌的神气说。

“我们到餐厅去找他，把他叫回来。”巴斯库亚尔安慰我说，“请不必担心，马里奥先生。”

我们边走边问，在广场附近找到了太阳餐厅。这是一家当地人开的饭铺，小小的餐桌上连桌布也没有。最里边是厨房，那儿火花飞迸，热气腾腾，一些女人正围着大铜锅、炒菜锅和香气扑鼻的一大盘一大盘菜肴操作。餐厅里，一架立式留声机正以最大音量播放着华尔兹舞曲。用餐的人很多。胡利娅姨妈站在门口正要说还是等市长吃完饭更恰当，市长从一个角落里认出了巴斯库亚尔，招呼他。我们看到泛美电台的编辑同从餐桌旁站起来的一个金红色头发的青年人拥抱，那张餐桌上有五六个人用餐，全部是男人，桌上摆着五六瓶啤酒。巴斯库亚尔招呼我们走过去。

“啊，坦白地说，未婚夫妇，我完全把事情忘了。”市长握着我们的手，用一种老手的目光从上到下地打量着胡利娅姨妈说。他向奴颜婢膝地望着他的同伴转过身，用盖过华尔兹舞曲的高嗓门对他们说：“这两个人刚从利马逃出来，我要给他们举行婚礼。”

那些人笑起来，鼓掌欢迎，把手伸向我们。市长要我们同他们坐在一起，又要来啤酒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但是，这会儿你们可不能坐在一块儿。你们今后一辈子都要待在一起的。”市长乐呵呵地说，他拽着胡利娅姨妈的胳膊，拉到他身边坐下，“未婚妻坐在这儿，在我的身旁，幸好我的妻子不在。”

同伴们向他祝贺。他们比市长的年龄大，有些是商人，有些是穿着礼服的农民，所有人都像市长一样喝得醉醺醺。有几个人认识巴斯库亚尔，询问他在利马的生活情况，什么时候回利马。我靠着哈维尔坐在桌子一端，竭力做出微笑的神态，慢慢地喝着半温的啤酒，心里一分钟一分钟数着时间。市长和他的同伴很快就对我们失去兴趣。他们一瓶又一瓶地喝着啤酒，先是干喝，随后就着橘汁蒸石首鱼和生石首鱼块喝，还吃干果，后来又干喝啤酒。再没有人记得结婚的事，就连巴斯库亚尔也一样，他眼睛通红，和别人一样用令人厌恶的声音跟市长一起唱华尔兹舞曲。整个午餐期间，市长一直在恭维胡利娅姨妈，现在他企图用胳膊搂住她，拉向自己肥胖的脸。胡利娅姨妈强颜欢笑，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时不时地向我投来焦急的目光。

“安静些，朋友。”哈维尔对我说，“你只想结婚的事，别的什么都别想。”

“我觉得他太叫人讨厌了，”我对哈维尔说，因为我听到市长高兴到了极点的时候说要拿吉他来，关起钦查太阳餐厅的门，让我们跳舞，“我觉得再也忍不住了，真想揍这个混蛋一顿耳光。”

当我站起身来对胡利娅姨妈说“我们要走了”的时候，心中升起一团怒火，决定一旦市长举止无礼就揍他一顿。胡利娅姨妈立刻站起来，感到轻松了。市长并没有阻止她，继续心醉神迷地唱着舞曲。看到我们要走，他微笑着向我们告别。我觉得那微笑含着讥讽。哈维尔跟在我们后边走出来，说市长只是喝醉了。去南美饭店的路上，我大骂巴斯库亚尔，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应该对这顿荒唐的午餐负责。

“不要像个没有教养的孩子，要学会保持冷静的头脑，”哈维尔责备我，“这个家伙喝醉了，什么也不记得了。但你不要难过，今天他会让你们结婚的。你们在饭店里等着，我来叫你们。”

进了房间，一剩下我和胡利娅姨妈两个人，我们便互相投进对方的怀抱，拼命地吻起来。我们都不说话，但是手和嘴在滔滔不绝地互相表达着我们感觉到的、情火如炽的美好东西。我们是靠近门口站着开始接吻的，慢慢地移近床边，接着在床上坐下来，最后终于躺下，紧紧拥抱着的臂膀一刻也没有松开。我幸福得要发疯，感到迫不及待，用没有经验的、贪婪的手抚摸胡利娅姨妈，先是隔着衣服，然后解开她那已被弄皱的砖色上衣的扣子。当我正在吻她的胸脯时，有人不合时宜地轻轻敲门。

“一切都准备好了，情人们，”我们听到哈维尔的声音，“五分钟后，在市政府举行婚礼。那个蠢货在等你们。”

我们快活地慌忙从床上跳下来。胡利娅姨妈羞得满面绯红，整理着衣服。我像个孩子似的闭上眼睛，想着一些抽象可敬的东西——数字、三角形、圆圈、祖母、母亲——以便使自己冷静下来。在过道的盥洗室里，胡利娅姨妈和我先后梳理了一下，然后便一口气跑到市政府。秘书立刻把我们让进市长办公室。那房间很宽敞，墙上挂着秘鲁国徽，写字台上插满小旗，放着登记册，五六条木凳仿佛学校的课桌。金红色头发的市长刚刚洗过脸，头发还湿漉漉的，衣着非常齐整，从写字台后边彬彬有礼地向我们点头致意。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既礼貌又庄重。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在写字台两边狡狯地向我们微笑着。

“好的，我们开始吧！”市长说，他的声音柔弱而颤抖，仿佛不听支配，刚到舌尖就停止了，“证件在哪儿？”

“在您手里，市长先生，”哈维尔以十分有教养的语气回答，“我和巴斯库亚尔星期五就交给您了，以便提前办理手续。您怎么不记得了？”

“看你醉成什么样子，表哥，竟把这事给忘了，”巴斯库亚尔笑了，声音里也带着醉意，“是你自己要我们把证件交给你的。”

“噢，那大概是在秘书手里，”市长嘟囔着说，显得有些不高兴，板着脸看着巴斯库亚尔喊道，“秘书！”

戴阔边眼镜的瘦小秘书拖了几分钟才找到我们的出生证和胡利娅姨妈的离婚判决书。我们默默地等着，市长抽着烟，打着呵欠，不耐烦地看着表。秘书终于带着反感的神情一边查看一边把证件拿来，放在写字台上，打着官腔说：

“证件在这儿，市长先生。青年人的年龄不合适，我对您说过。”

“有人问您了吗？用得着您多嘴？”巴斯库亚尔说，他向秘书走过去一步，像是要掐死他。

“我是履行我的职责。”秘书回答说。他转身朝着市长，指着我，酸不溜丢地坚持道：“他只有十八岁，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表哥，你怎么找了个笨蛋当助手？”巴斯库亚尔忍不住了，“干吗还不马上把他赶走，找个机灵点的人？”

“住嘴，你喝醉了，看你那副凶样子。”市长说，他咳嗽了一下，以拖点儿时间。他把胳膊交叉抱起来，神情严肃地扫了我和胡利娅姨妈一眼，“我本想放过结婚通告这件事，帮你们一个忙。但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感到很遗憾。”

“怎么搞的？”我惶惑不解地说，“难道您不是从星期五就知道我年龄的事吗？”

“这是在做什么戏？”哈维尔插嘴说，“您不是跟我说让他们结婚没问题吗？”

“您是要我去犯罪吗？”市长发火了，像是受了侮辱，“还有，不必用那么大嗓门跟我说话，好好说就行，不要大喊大叫。”

“但是，表哥，你发疯了吧！”巴斯库亚尔气冲冲地说，把写字台捶得山响，“你原先同意了——你知道年龄的事，还说这没关系。你不要对我装成一个健忘症患者和奉公守法的人。痛痛快快让他们结婚，别乱扯淡！”

“不要在高贵的女士面前说脏话，不要再喝酒了，因为你已失去了理智。”市长心平气和地说。他转身向秘书打了个手势让他退下去。当只剩下我们这伙人的时候，他压低声音，以同谋的神气向我们微笑着：“你们没看到这家伙是我对手的密探吗？现在他发觉了，我不能为你们办理结婚了。否则我会落到不可收拾的下场。”

没办法说服他。我对他发誓说，我的父母住在美国，因此我拿不出法院的特许证。我们家里不会有人为我结婚一事找麻烦，我和胡利娅姨妈结完婚就动身到外国去，再也不回秘鲁。

“我们早就讲好的嘛，您可不能对我们失信。”哈维尔说。

“你不要让人那么讨嫌，表哥，”巴斯库亚尔拽着他的一条胳膊，“你不知道我们是从利马赶来的吗？”

“镇静点，你们不要缠着我不放。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一切都会解决。”市长最后说，他站起身来，向我挤挤眼睛，“到汤博·德莫拉去！去找渔夫马丁！你们现在就去，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渔夫马丁是个非常热情的桑包人[黑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儿。]，他会十分乐意为你们办理结婚手续。这再好不过了。那是一个小村子，不会引起什么风波。去找马丁，他是村长。你们给他一些小费，事情很容易解决。他几乎不识字，不会看这些证件。”

我想说服他，让他跟我们一同前往。我跟他开玩笑，恭维他，恳求他，但无济于事。他有约会，有工作，家人在等他。他陪我们走到门口，以肯定的语气对我们说，在汤博·德莫拉，只要两分钟，一切都可办妥。

在市政府的门口，我们叫了一辆破烂不堪的出租汽车，把我们拉到汤博·德莫拉。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一路上都在谈论市长。哈维尔说市长是他所见到的最无耻之徒，巴斯库亚尔企图把罪过归咎于秘书。这时司机突然插嘴，大骂钦查市长，说他活着只是为了做官和嫖妓。我和胡利娅姨妈手拉手对视，我不时地在她耳边悄悄地说我爱她。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汤博·德莫拉村。从海滨看到一轮火红的太阳正从晴朗的天空沉入大海，天空中开始跃出星星眨巴着眼睛。我们穿过这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村落，住宅全是芦苇和泥巴砌成的棚屋，到处是底部凿穿待修的渔船和晾在木桩上的渔网。我们嗅到了鲜鱼和大海的气味。半裸着身子的小黑孩把我们围起来，问个不停：我们是谁，从哪儿来，想买什么。我们终于找到了村长的棚屋。他的妻子是黑人，正一边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扇子扇着炉灶。她告诉我们村长捕鱼去了。接着又看看天，补充说，他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到海滩上去等村长。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坐在一棵树的树干上，看着渔船如何在复杂的操作下被拖上沙滩，看着渔夫们一到岸，他们的妻子就排除贪婪的狗的搅扰，砍去鱼头，掏出内脏。马丁是最后回来的。夜幕降临，月亮已在天空升起。

马丁是个头发斑白的黑人，大腹便便，爱开玩笑，话很多。尽管入夜已很凉爽，他还是只穿着一条贴身的短裤。我们向他致意，仿佛对待从天国下凡的神人。我们帮他把渔船拖上岸，然后跟着他回家。渔民们没有大门的棚屋里泻出灶火微弱的光亮，我们一边走着，一边向他解释来访的原因。他露出一嘴大马牙笑起来：

“说什么我也不干这事，朋友们。你们去找别的好说话的人弄凉这块烤肉吧，”他对我们说，大嗓门像唱歌似的，“我曾经因为办过一件类似的胡闹事，差点儿吃子弹。”

他告诉我们，几个星期前，为了帮助钦查市长，他没发结婚通告就为一对情人办理了结婚手续。四天后，新娘的亲夫找来了，气得都快发疯了。“原来是卡奇切镇的姑娘。这个镇的女人都有扫帚，晚上会飞跑。”[意思是这个镇的女人都不正经。]渔夫说，“这姑娘两年前就结婚了。她的丈夫威胁要杀死那个竟敢使一对通奸者的结合合法化的鬼村长。”

“我那位钦查的同事对这种事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个滑头，自己是怎么也不肯陷进去的，”马丁拍打着他那水滴闪闪发光的大肚皮嘲弄，“每逢碰到这种肮脏事，他就赠送给渔夫马丁，让黑人马丁给他当替死鬼。他实在太滑头了！”

没有办法使他动心。他根本不看我们的证件，也不听哈维尔、巴斯库亚尔和我讲的道理。胡利娅姨妈不说话，有时面对黑人满嘴诙谐下流的话强颜欢笑。马丁开着玩笑回答我们的问题，嘲笑钦查市长，或者再次哈哈大笑着给我们讲述由于他使卡奇切镇那个迷人的姑娘和一个男人结了婚而她的亲夫要杀死他的故事，因为那女人的丈夫既没有死，也没有同她离婚。我们到了马丁家里，想不到他的妻子成了我们的同盟者。马丁本人擦着脸、胳膊和肥大的躯干，贪婪地闻着炉灶上煮沸的饭锅，对妻子讲我们要他做的事。

“为他们办理结婚手续吧，你这个不通人情的黑东西，”妻子对马丁说，怜悯地指着胡利娅姨妈，“你看看这个可怜的人，他们把她弄出来却不能结婚，这使她多难过呀。你有什么不好办的？还是因为自己是村长，觉得了不起？”

马丁迈着四方步在棚屋的泥地上走来走去，收集杯子和茶碗。这时我们又一次对他发起进攻，表示可以奉献一切；我们永世感谢他，并拿出一笔相当于他多日打鱼收入的报酬。但他坚定不移，最后骂他妻子，说不要对她不懂的事多嘴多舌。不过，他的情绪马上恢复过来，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上放了一只杯子或小茶碗，为我们倒了一点皮斯科酒：

“为了不使你们白跑一趟，朋友们，”马丁举起酒杯安慰我们说，没有一点讥讽意味，这种祝酒在当时真是糟透了，“为未婚夫妇的幸福干杯。”

同我们告别的时候，马丁对我们说，由于有卡奇切姑娘的先例，我们到汤博·德莫拉来是做错了。但是，他劝我们到下钦查去，到埃尔卡门、苏纳木柏、圣彼得或本省任何一个镇子去，说在那儿他们会立即为我们办理结婚手续。

“那些镇长都是些闲人，无事可干，没机会为人举行婚礼。他们会高兴得要死。”马丁对我喊道。

我们回到出租汽车等我们的地方，一句话没说。司机提醒我们，由于等了那么长时间，车费需要另议。回钦查市的路上，我们商定第二天一大早便开始到一个个区、镇去，拿出慷慨的报酬，直到找到一个该死的镇长为我们办理结婚手续。

“快九点了，”胡利娅姨妈突然说，“他们大概已告诉我姐姐了？”

我让大巴布罗把我对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交代的话背下来，并且重复了十几次。为了更有把握，最后我把应该说的话写在了一张纸上：“马里奥和胡利娅已经结婚。你们不必为他们担心。他们很好，几天后就回利马。”大巴布罗要在晚上九点钟从公用电话打电话，转达完口信后立即把电话挂掉。我借着火柴的光亮看了看表：是的，家里已经知道了。

“他们大概正死死地追问南希，”胡利娅姨妈说，努力讲得自然，仿佛在讲别人的事，“他们知道南希是同谋，不会轻易饶过那个瘦姑娘。”

道路坑洼不平，破旧的出租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好像随时都要停下来，周身的铁皮和螺丝叽叽嘎嘎作响。月光柔和地映照着沙洲，我们不时远远地看到一片片的棕榈树、无花果树和角豆树。天上繁星密布。

“或许你爸爸一下飞机，他们就告诉他了。”哈维尔说，“真是不寻常的见面礼！”

“我对上帝发誓，我们将会找到一个镇长，”巴斯库亚尔说，“如果明天上午还不能使你们在这个地方结婚，我就不是钦查人。我这是君子之言。”

“你们是要找一个镇长让你们结婚吗？”司机关心地问，“小姐是抢出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不信任我？如果你们早说了，我会把你们送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那里的镇长是我的朋友，准保为你们结婚。”

我建议继续开车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但是他马上让我扫兴了。镇长那时大概不在镇上，而是在他的小庄园里，要找他需要骑毛驴走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好还是第二天再说。我们定好次日早八点，他来接我们。如果他能让他的朋友帮助我们，我答应给他一大笔钱作为报答。

“当然，”他给我们鼓劲，“无需多费口舌，你们在修女梅尔乔丽塔的镇上结婚就是了。”

南美饭店的餐厅已准备关门，但是哈维尔说服了侍者为我们准备点吃的。侍者送来了可口可乐和重新温热的蛋炒饭，我们几乎没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大家在窃窃私语，仿佛是些阴谋分子，忍不住大笑起来。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原来打算当天在我们结婚后回利马去，但是由于事情起了变化，他们留了下来。为了省钱，二人合住一间。当我们各自到自己房间去时，六七个人走进餐厅，几个穿高腰皮靴和马裤的人大声吵着要啤酒。这些人醉酒地喊叫，用纵声大笑、碰杯声、愚蠢的玩笑和粗野的祝酒——后来是打饱嗝和胃痉挛——谱成了我们新婚之夜的主题歌。虽说白天在钦查市政府未能成功结婚，但仍然是一个热烈而美好的新婚之夜。这天夜里，在那张由于我们没完没了的接吻而像起重机一样呀呀作响并且肯定有许多跳蚤的破床上，我们几度相悦，情火一次比一次更炽；我们的两手和双唇总是不分开，互相使对方感到舒服，同时述说着要永远相爱，绝不说谎或欺骗对方，白头到老。店家来敲门时——我们要他们七点钟把我们叫醒——醉汉们刚刚停止喧闹，而我和胡利娅姨妈仍然睁眼未眠，裸着身子在绿色菱形图案的床单上紧紧抱在一起，像醉人那样神魂颠倒，满怀激情地互相对视。

在南美饭店公共盥洗室里梳洗堪称一种奇迹。沐浴设备像是从来无人用过，长满绿锈的喷头向各个方向喷洒水流，唯独避开洗澡的人。流出干净的水之前，必须长时间忍受喷头咕嘟咕嘟涌出的污水。没有毛巾，只有一块破布用来擦手，因此我们不得不用被单擦身子。但是，我们感到幸福、激动，这些不便使我们感到可乐。我们在餐厅里看到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时，他们已经穿好衣服，困倦的脸上有些苍白，厌恶地望着昨天夜里醉汉们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的样子：到处是打碎的杯子、烟头、呕吐物、痰和唾沫，餐厅职员正在这些脏物上撒下一桶桶锯末，恶臭仍呛鼻。我们在街上一个小酒店里喝了牛奶咖啡，从那儿可以看到广场茂密高大的树木。灰蒙蒙的薄雾中，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升起来，天空晴朗。这样开始新的一天，给人以奇特的感觉。我们回来的时候，司机已在饭店里等我们了。

我们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路两旁是葡萄园和棉花田。在沙漠的尽头，远远看到了灰褐色的科迪勒拉山脉。司机十分饶舌，同我们的一言不发形成对照。他甚至喋喋不休地讲了修女梅尔乔丽塔：凡是她有的东西，都送给穷人；她照料病人和老人，安慰遭受不幸的人；她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那么出名，省内所有镇子的信徒都来她身边祈祷。司机跟我讲了她的几次显灵。她能同赏识她的圣徒交谈，救活了患不治之症的垂死病人；她看见过上帝，使长在石头上的一株玫瑰开了花。

“她比乌马伊镇的小修女和卢伦镇的耶稣更得人心，只要看看有多少人来她的修道院、参加为她举行的祈祷就清楚了，”司机说，“没理由不封她为圣女。你们是利马人，活动活动，促成这件事吧。这是正义的事，请相信我好了。”

当我们终于从头到脚盖满尘土地到达格罗西奥·普拉多没有一棵树的宽大方形广场时，发现梅尔乔丽塔确实不负众望。一群群小孩子和女人围住了汽车，一边喊叫，一边做手势，自荐带我们去修道院。梅尔乔丽塔就生在那所房子里，在那儿修炼，在那儿显灵，最后安葬在那儿。他们送给我们小神像、祷文、神符和带着修女像的纪念章。司机不得不进行说服，告诉他们，我们既不是朝圣者也不是游客，以便让我们得到安静。

镇政府是一座锌铁板屋顶的土坯房，窄小简陋，阴沉沉地矗立在广场一侧，大门关着。

“我的朋友很快就会来，”司机说，“我们到荫凉下等他吧。”

我们坐在镇政府屋檐下的人行道上，从那儿可以看到条条笔直的土街尽头，周围不到五十米的范围内都是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和粗芦苇搭成的棚屋，接下去便是小庄园和沙漠。胡利娅姨妈坐在我身边，脑袋枕在我肩上，闭着眼睛。我们在那儿观看。骡夫们徒步或骑着驴子走过去，女人们到流过一个街角的小河里去汲水。过了半小时，一个骑马老人走过。

“你们是等哈辛多先生吗？”他一边脱去草帽向我们致意一边说道，“他到伊卡市去了，去求省长放他到兵营去领回他的儿子，士兵们把他儿子抓去当壮丁。哈辛多先生下午才回来。”

司机建议我们留在格罗西奥·普拉多参观梅尔乔丽塔的纪念地，但我坚持到别的镇子去碰碰运气。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他答应继续拉我们到中午。

早上九点钟，我们重新启程。汽车在骡行小路上剧烈地摇晃着，那些被沙洲吃掉一半的土路扬得我们满身沙子。我们有时驶临大海，有时驶近山麓，实际上我们跑遍了整个钦查省。在埃尔卡门镇口，汽车的一只轮箍断裂了。由于司机没有千斤顶，我们四个只好以人力把汽车架起来。半晌时分，太阳渐渐热起来，直至令人难以忍受；车子被灼烤着，大家像在土耳其浴池里似的汗水淋淋。发动机的散热器开始冒烟，我们不得不预备满满一铁桶水，每隔一段时间浇它一次。

我们找了三四个区长和三四个副村长。那些小村落，有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村长全是些粗人，找他们要到小庄园去，他们在那儿耕田；或者到商店去，他们在那儿向居民们出售油和香烟。其中有一个村长，即苏纳木柏的村长，我们不得不到渠边把他摇醒，他喝醉了，正在那儿呼呼大睡。每到一处政府所在地，我就从汽车上下来，有时由巴斯库亚尔，有时由司机，有时由哈维尔陪着，去和村长交涉，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的人越多，村长越害怕。不管我们如何解释，每次我在农民、渔夫或商人（下钦查的村长自称是“乡医”）脸上看到的总是不信任的神情，眼里流露出惊恐。其中只有两个人是断然拒绝的，一个是上拉兰的村长，那是个小老头，我一边跟他讲话，他一边把苜蓿包放在几匹骡背上。他对我讲，除了本村人，他不为任何人办理结婚。另一个是圣胡安·德亚纳克的村长，那是一个混血农民。一看到我们，他大吃一惊，以为我们是警察局的人，是为什么事来跟他算账的。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时，大动肝火：“不行，说破了天我也不干。白人到这个出自上帝之手的村子来结婚总会有什么不好的原因。”其他镇长、村长拒绝不办的借口都大同小异，最通常的借口是：登记册丢了，或者用完了，在钦查市下发新登记册前，本政府无法办理出生、死亡证明，也不能为任何人办理结婚。查文镇长对我们的回答最荒唐，他不能为我们办理结婚手续，因为没有时间，他要去杀死一条狐狸，这条狐狸每夜都要吃掉当地两三只小鸡。只有在新镇，差一点大功告成。镇长耐心地听了我们的讲述，同意为我们办理结婚事宜，说付五十英镑可以免发结婚通告。他根本不管我的年龄，像是相信了我们对他肯定的现在结婚的大多数不是二十一岁而是十八岁。我们站在架在两只大桶上充当办公桌的大木板前（这是一间土坯房，房顶有洞，可以看到天空），这时村长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证件。突然，胡利娅姨妈是玻利维亚人这件事使他害怕了。我们跟他讲这并没有什么妨碍，外国人也是可以结婚的，并且答应再多给他一些钱。但毫无用处。“我不想冒险，”他说道，“小姐是玻利维亚人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回到钦查。我们热得要死，满身灰尘，垂头丧气。在城郊，胡利娅姨妈哭了。我把她抱在怀里，在耳边悄悄对她说不要这样，我爱她，即使跑遍秘鲁所有的村镇也要结婚。

“我不是为我们不能结婚哭，”她眼泪汪汪地说，竭力露出笑脸，“而是因为这一切太可笑了。”

到了饭店，我们要司机过一个钟头回来，以便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看看他朋友是否返回。

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感到饿，因此大家的午餐只是一份干酪三明治和可口可乐，是在柜台前站着吃的。随后便去休息。尽管前天夜里一夜未眠，今天上午又一次次地失败，我和胡利娅还是在飘荡着尘埃的微弱光亮中，在菱形花格床单上，感情炽热、兴致勃勃地相爱。从床上，我们看到太阳的余晖刚刚能透进来。高高的天窗玻璃上长满苔藓，使阳光变得淡薄而昏暗。我们没有起床去餐厅和我们的同谋会面，而是即刻进入了梦乡。这一觉睡得焦躁，惊恐，噩梦重重，每当我们本能地想互相寻找和抚摸时总是飞来横祸。后来，我们互相讲述了那些噩梦，知道两个人都在梦中看到了亲属。当我告诉胡利娅姨妈，在梦中，我有一会儿感到经历了彼得罗·卡玛乔最近的大灾难之一的时候，她笑了。

有人敲了几下门，我醒来了。室内漆黑一片，透过天窗的缝隙能看到电灯的几道光亮。我大声喊着说马上就来，一边摇晃着脑袋赶走睡意一边划着火柴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七点钟。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似的，这一天又白白地丢掉了，更糟糕的是我已经没有钱继续去找村长了。我摸索着走到门边把门半打开。当我正要为了把我叫醒骂哈维尔的时候，却发现他满面喜色：

“一切都办好了，小巴尔加斯，”他说，骄傲得像只孔雀，“格罗西奥·普拉多村长将办理登记手续，准备结婚证。别再作孽了，快点，我们在汽车上等你们。”.

他关了门，我听见他笑着离去了。胡利娅姨妈已经从床上坐起来，揉搓着眼睛。在阴影中，我猜得出她脸上惊讶、将信将疑的表情。

“我的第一本书就写这个司机。”我说，我们穿着衣服。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胡利娅姨妈笑道，“即使看到结婚证，我也不会相信。”

我们急急忙忙跑出来。穿过餐厅时看到那里已有许多人在喝啤酒。有个人十分风趣地恭维胡利娅姨妈，逗得很多人笑起来。巴斯库亚尔和哈维尔坐在汽车里，但是已不是上午那辆，司机也换了。

“他想耍滑头，收我们双倍的钱，趁火打劫，”巴斯库亚尔对我们解释说，“我们让他滚蛋了，在这里找了另一位师傅，这个人好极了。”

种种担心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我想换了司机可能会使婚礼再次告吹。但哈维尔要我放心，并不是那个司机跟他们去格罗西奥·普拉多的，而是这一个。他们顽皮地告诉我们，他们决定让我们休息，以防再次遭到拒绝时胡利娅姨妈感到难过；他们去格罗西奥·普拉多交涉，和村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是个博学的乔洛人[白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儿。]，只有钦查这块土地才能有这样的上等人，”巴斯库亚尔说，“你必须参加为梅尔乔丽塔举行的祈祷，以表示对他的感激。”

格罗西奥·普拉多的村长静静地听了哈维尔的解释，不慌不忙地阅读了全部证件，考虑了好一阵子，之后提出了他的条件：一千索尔，但要把我出生证上的“六”字改成“三”，这样我就等于早出生了三年。

“无产者的智慧，”哈维尔说，“我们才是没落阶级，请你相信好了。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而这个农村人以他敏锐的辨别力马上看到了。事情解决了，你已经到了法定婚龄。”

就在村政府，村长和哈维尔动手把“六”改成了“三”。村长说，墨水不一样有什么要紧？重要的是内容。我们在八点钟左右到达格罗西奥·普拉多。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星斗，空气温和宜人，村内的所有小房子和棚屋都亮着灯。我们看到一座灯火辉煌的房子，透过芦苇的缝隙射出了烛光。巴斯库亚尔画着十字对我们说，那就是梅尔乔丽塔曾住过的修道院。

村政府里，村长正在一本黑皮厚本子上填写着结婚证明书。这里只有一间屋子，地板是泥地，刚刚洒过水，飘起一层潮湿的蒸汽。桌上点燃着三支蜡烛，微弱的光亮映照出粉刷过的墙上用钉子钉着的一面秘鲁国旗和一幅带有共和国总统头像的图画。村长是个五十上下的人，身材肥胖，面部毫无表情。他用蘸水钢笔慢慢地写着，每写几个字就在颈脖墨水瓶里蘸一下。他苦着脸点头向胡利娅姨妈和我打招呼。我估计他这样慢腾腾地填写登记表格可能长达一个多小时，写完后，身子一动也不动，说：

“需要两个证婚人。”

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走上前，但只有巴斯库亚尔被村长接受了，因为哈维尔年纪太轻。我跑出去和坐在汽车里的司机商量，他同意以一百索尔为酬劳做我们的证婚人。他是一个瘦瘦的桑包人，镶着一颗金牙。他时时都在抽烟，在来这儿的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当村长指给他应该在哪儿签字时，他不悦地摇摇头说：

“真倒霉，”看他说话的神气，仿佛后悔了，“什么地方见过这种连为未婚夫妇祝贺的可怜的一瓶酒都没有的婚礼？我不能为这种事情作证。”他怜悯地看了我们一眼，在门口说，“等我一会儿。”

村长双臂抱胸，闭上眼睛，好像要睡觉了。胡利娅姨妈、巴斯库亚尔、哈维尔和我互相观望，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准备到街上去另找一个证婚人。

“没必要，他就会回来，”巴斯库亚尔制止我，“再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想到祝酒的事。这个混血儿给我们上了一课。”

“简直受不了，”胡利娅姨妈抓住我的手悄悄地说，“你不觉得你仿佛是在抢劫银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吗？”

混血儿耽搁了几十分钟，宛如过了好几年，但是他终于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两瓶酒。仪式得以继续进行。证婚人签字后，村长让胡利娅姨妈和我也签了字。他打开一本法典，凑近一支蜡烛，像他写字一样慢腾腾地对我们念了有关夫妻义务和权利的条款，随后便发给我们证明，告诉我们已经结婚了。我和胡利娅姨妈接了吻，而后证婚人和村长都拥抱了我们。司机用牙齿撬开酒瓶。没有酒杯，我们只好一个挨一个地对着瓶嘴喝。回钦查市的路上，大家很高兴，也很平静。哈维尔试图用口哨吹出《婚礼进行曲》，却吹得令人啼笑皆非。

付了出租汽车费，我们到阿尔玛斯广场去，以便让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乘公共汽车赶回利马。一个小时之后才有汽车去利马，因此我们有时间在太阳餐厅用饭。吃饭时，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回米拉弗洛雷斯后，哈维尔到我舅父鲁乔和舅姆奥尔卡那儿去探探家里的空气，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第二天上午回利马去。巴斯库亚尔必须想出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他离开电台两天多这件事。

我们在公共汽车站送走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像老夫老妻似的交谈着回到南美饭店。胡利娅姨妈感到不舒服，她认为是在格罗西奥·普拉多喝了酒所致。我对她说，我觉得那酒的味道好极了，但没有告诉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