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哈维尔从利马打来电话，声音很不清晰，但无论电话的嗡嗡声还是颤音的干扰都丝毫不能掩盖他那惊慌的语调。

他开门见山地说：“坏消息，一大堆坏消息。”

他和巴斯库亚尔前一天晚上乘公共汽车返回首都时，车子在距离利马五十公里处偏离了公路，在沙地里翻了车。他们二人都没有受伤，可是司机和另一个乘客伤势很重。深夜截车求援，简直比登天还难。回到寓所，哈维尔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可是接着又受到了更大的惊吓，原来有个人在门口等着他。那人是我的父亲，他面色铁青，手持左轮手枪，用威胁的口气对哈维尔说，如果不立刻讲出我和胡利娅姨妈藏在何处，就马上开枪。哈维尔吓得要死（“伙计，我自打生下来只在电影里见过左轮手枪。”），再三以爹妈和圣徒的名义赌咒发誓，说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下落，并声称已有一个星期没看见我了。我父亲听罢，稍稍平静了些，递给哈维尔一封信，让他亲自交到我手里。哈维尔被刚刚发生的事吓得晕头转向（“小巴尔加斯，这是怎样的一夜哟！”）。我父亲刚走，他便决定立刻去找鲁乔舅舅，打算了解一下我母亲这边的亲戚是否也如此愤怒。鲁乔舅舅身穿睡衣接待了他，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鲁乔舅舅并不生气，但是感到难过，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哈维尔向他担保说我们的婚事完全符合各项法律程序，并声称曾极力劝我放弃婚事，但毫无效果。鲁乔舅舅建议我们尽快返回利马，相机行事，处理问题。

“小巴尔加斯，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父亲，”哈维尔报告完，说道，“家里别的人会慢慢默认，可你父亲现在火冒三丈。你还没读他给你的那封信呢！”

我骂他不该私拆别人的信件；然后告诉他，我们准备立即回利马，中午前后到他上班的地方去看他，或者给他打电话。胡利娅姨妈这时正在穿衣服，我把发生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不过尽量轻描淡写。

“我可不喜欢手里挥动左轮手枪这种事，”胡利娅姨妈发表看法，“我推测他开枪要射的人是我，对不对？喂，小巴尔加斯，但愿我那位公公别在蜜月里杀死我。翻车的事怎么样？可怜的哈维尔！可怜的巴斯库亚尔！因为咱们的疯狂，把他们害苦了。”

她既不惊慌也不难过，看上去心情还很愉快，像是决心应对任何灾难。自己也是这样。付过店钱，我们去阿尔玛斯广场饮了一杯牛奶咖啡半小时后搭上一辆开往利马的破旧公共汽车，又飞驰在泛美公路上了。我俩几乎始终在接吻，亲脸，拉手；低声耳语着互相爱慕的话，毫不理会旅客和司机（他从后视镜中窥视着我们）不安的目光。

上午十时，我们到达利马。这一天，天色灰暗，薄雾将房屋和人群罩上一层幻影；湿气很大，使人觉得仿佛吸入肺中的全是水。我们在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家门口下了汽车。敲门前，为了互相打气，我俩再次用力握了握手。胡利娅姨妈十分严肃，我的心情很紧张。

鲁乔舅舅亲自给我们开门。他强颜欢笑地先是吻了胡利娅姨妈，然后吻了我。

“你姐姐还没起床，不过已经醒了，”他指指卧室，对胡利娅姨妈说道，“进去吧，没关系。”

我和舅舅到小客厅里坐下来。没有雾的时候，从这个房间可以望见耶稣教士神学院、防波堤和大海，这时却只能依稀辨别出神学院的红砖屋顶和大墙。

“我不会揪你的耳朵，因为你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再揪了，”鲁乔舅舅嘟囔道。他脸上的神情疲惫不堪，显然夜里失眠了。“你干了些什么呀！你总该想到了吧？”

“为了不让你们分开我们，我们只能这样做，”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回答道，“我和胡利娅相爱。我们没做任何出格的事。事前我们考虑过了，确信自己没做错。我向你保证，我们决不后退。”

“你年轻幼稚，没有职业，连个立身之地都没有。为了养活老婆，你将不得不放弃读大学去拼命干活。”鲁乔舅舅低声叹息道，一面点烟，一面摇头，“你在自己脖子上拴了一根绳索。谁都不会同意，因为咱们家族的人本来都盼望你有出息。只凭一时任性，你就过起庸庸碌碌的生活，那太令人伤心了。”

“我不会放弃学业，我要读到大学毕业，并继续从事结婚前担负的那些工作。”我劲头十足地向他保证，“你应该相信我，也要让家里人相信我。胡利娅会帮助我的。我会更加发奋读书，努力工作。”

“你马上要做的是让你父亲息怒，他现在气得发疯了。”鲁乔舅舅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看来他已经履行了不揪我耳朵的诺言，准备帮我了。他说：“你父亲失去了理智，叫嚷着要去警察局控告胡利娅。我不晓得他还会干出些什么事。”

我对鲁乔舅舅说，我打算和父亲谈谈，尽量说服他接受既成事实。鲁乔舅舅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新郎官穿着一身脏衣裳，这可实在丢人。他要我马上洗澡换衣服，顺便安慰一下坐卧不安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们又谈了片刻，甚至一块儿喝了咖啡。可是胡利娅姨妈一直没有从奥尔卡舅妈的屋里出来。我竖起耳朵仔细谛听，极力想听听是否有哭声、吼叫声或吵架声。没有，卧室里没有任何声响传出来。最后，胡利娅姨妈终于单独走出房门，显得很激动，面颊绯红，仿佛被烈日晒过，但是嘴上挂着微笑。

“你居然安然无恙地活着出来了，”鲁乔舅舅说道，“我以为你姐姐会把你的头发给揪光呢。”

“起初，她差点儿给我一记耳光。”胡利娅姨妈坦率地说，在我身边坐下，“当然，她痛骂了我一顿。可无论如何，看来在事情澄清前，我还可以继续住在家里。”

我起身说，我该到泛美电台去看看，如果此时丢掉这份工作就可太惨了。鲁乔舅舅一直送我到门口，要我回来吃午饭。我和胡利娅姨妈吻别时，看见舅舅在微笑。

我跑到街口酒店里给南希表姐打电话，正好是她本人来接。一听出我的声音，她立刻走了调。我们约好十分钟后在萨拉萨尔公园见面。当我到达公园时，瘦姑娘已经等在那里，急不可耐地要满足好奇心。在她未告诉我任何事情之前，我不得不把钦查历险记从头至尾给她讲了一遍，还回答了她许多关于细节的提问，诸如胡利娅姨妈结婚时穿什么衣服之类。使她觉得有趣并开心大笑起来的是那个我稍微添油加醋讲述的故事（她并不相信）：批准我们结婚的那位村长是个半裸体的赤脚黑人渔夫。讲完，我让她详细说说家里人对我们结婚的反应。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来来去去挨门串户地奔走相告，紧张激烈地秘密协商，忙不迭地电话交谈，纵横满面地流泪；之后又纷纷去慰问我的母亲，好像她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对南希则是进行了围攻和威胁，因为他们认为她是我们的同谋，硬逼她说出我们在什么地方。但她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断然否认知道我们的下落，甚至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使他们犹豫起来。瘦南希对我父亲的举动同样深感不安。

“在他没消气前，你可别去看他，”她警告我说，“他气成那个样子，会把你揍死的。”

我问她租的那间房子怎样了，她那务实精神又一次使我感到惊讶：就在这天上午，她已经跟房主谈过了。由于洗澡间需要修缮，还要更换一扇门，涂上油漆，因此十天内是不能住的。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当我向外祖父家走去时，心中盘算着，这两个星期，我俩到什么鬼地方去避难呢？

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我已到了外祖父家里。在这里，我和母亲相遇了。我进门时，她正在客厅里，一看见是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不停地抚摸着我的眼睛和面颊，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泣不成声，无限哀怜地一遍遍地说：“我的儿子，宝贝儿，亲爱的，人家怎么欺负你了？那女人对你搞了些什么名堂呀！”我将近一年没有看见母亲了。尽管由于哭泣，她的脸庞有些浮肿，可我觉得她比以前更年轻漂亮。我尽量安慰她，告诉她人家并没有逼迫我，是我自己下决心要结婚。她听不得新媳妇的名字，不免哭得更加伤心。由于正在火头上，她十分冲动，骂胡利娅姨妈是“那个老太婆”“欺人太甚的娘儿们”“那个离过婚的女人”。突然，在这场戏中，我发现了一件以前不曾留心的事：比起飞短流长，更使母亲难过的是宗教信仰，因为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胡利娅姨妈的年龄比我大，她倒觉得无伤大雅，但是胡利娅离过婚这件事，她却认为关系重大（也就是说，教会方面是不许她再婚的）。

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帮助下，我终于使母亲安静下来。外祖父和外祖母真是谨慎、善良、机智的楷模。外祖父按照惯例吻我的前额时，只是说道：“哎呀，诗人，你总算又露面了，真让我们好操心呐。”外祖母一连亲吻、拥抱我好几次之后，在我耳边用一种隐秘而淘气的口吻问道（为了不让我母亲听见，那声音极低）：“胡利娅好吗？”

洗过淋浴、换过衣服——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那重担我已经挑了四天）——我和母亲可以谈话了。她已停止哭泣，正在喝外婆给她泡的茶。外婆坐在椅子扶手上，不停地抚摸着母亲，好像她是个小女孩。我开了个玩笑，想让母亲笑起来，结果极为冷场（“妈妈，既然我已经跟您的好朋友结了婚，您该高兴才对呀。”）。接着我涉及了那些一点就爆的话题。我对她发誓说我绝不会放弃学业，一定要拿到律师证书，甚至说不定我还要和秘鲁外交界有所接触（“妈妈，外交部那些人不是伪君子就是性变态。”）。进入外交部，这是母亲关于我的最大夙愿。她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但脸上总是挂着痛苦的表情。她询问了我在大学的情况、学习成绩、电台的工作；她骂我不讲情义，居然不给亲娘写信。她说我父亲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他对我期望极大，所以一定要阻止那个女人毁掉我的一生。他请教过律师们，说我的婚姻无效，将宣布作废，胡利娅姨妈可能以少年教唆犯的罪名被起诉。我父亲盛怒未消，眼下还不想见我，以免发生不测。他要求胡利娅姨妈立刻离开秘鲁，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我回答母亲说，我和胡利娅姨妈正是为了永远在一起才结婚的。婚礼刚举行两天，就把我的妻子打发到国外，实在不堪设想。可是她无意和我讨论此事：“你了解你父亲，他的脾气你知道。只能让他高兴，不然的话……”说着，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最后我说上班要迟到了，改天再谈吧。我就我的前途问题又宽慰了她一番，向她保证一定拿到律师文凭。

在开往利马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已经有人占据了我的办公桌？我三天没上班了，加上最近几周为了准备结婚，完全没有过问新闻稿，这样一来，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任何荒唐事都可能干出来。我心情沉重地想到，除了会产生人事纠纷，还意味着我会失去工作。我开始编造能打动赫纳罗父子的理由，但是，当我提心吊胆地走进泛美电台的大楼时，我惊讶到了极点，因为在电梯上遇见开明的企业主时，他向我打招呼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刚分手十分钟。他的脸色显得十分严肃：

“灾难已经降临了。”他对我说，难过地摇摇头，仿佛我们刚刚谈过那件事，“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只得让他住院。”

他在二楼下了电梯。我为了浑水摸鱼，也摆出一副哭丧的面孔，低声嘟囔着什么，好像完全了解他对我谈到的事：“啊，糟糕，真遗憾！”我为发生那么严重的事而暗自庆幸，正因为如此，我的缺勤便不会被察觉。我走到顶楼，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正神情忧伤地听小赫纳罗的女秘书纳丽讲些什么。他们只向我略微点头致意，谁也没有拿我的婚事开玩笑。大家难过地望着我说：

“彼得罗·卡玛乔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大巴布罗沉痛地低声说，“马里奥先生，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接着，他们三个人，特别是纳丽（她一直在经理部注意着事态的发展）给我叙述了详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专心致志忙于结婚的那几天里发生的。以灾难收场，这是广播剧的原则：火灾、地震、车祸、沉船、出轨等毁灭性的事件，在几分钟之内要毁灭数十个角色。这一次，就连中央电台的演员和职员，由于害怕或实在无法阻止听众的怨言与抗议传入赫纳罗父子的耳朵中，再也不给那位大手笔充当保护墙了。两位老板已从报纸上有所警觉，连日来，新闻记者一直在嘲讽彼得罗·卡玛乔所写的灾难悲剧。于是赫纳罗父子召见了彼得罗，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不使他生气，父子二人询问，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但是，就在会见期间，他的精神病发作了，赫纳罗父子大失所望。那悲惨的结局是由于彼得罗·卡玛乔试图从零开始重新编写剧本，因为他的记忆力不行了，已经不晓得他前面写过什么事、什么人，也不晓得各个人物属于哪个故事。纳丽说：“当时他边喊边哭，用两手揪扯着头发。”他对赫纳罗父子毫不掩饰地说，最近几周来，他的工作、生活和睡眠已经成为一种苦刑。赫纳罗父子动员他去看利马著名的大夫奥诺里奥·德尔加多。这位名医立刻建议，大作家已不宜工作，他那“衰竭”的脑力必须花一段时间恢复。

我们正准备听完纳丽的叙述，电话铃响了。是小赫纳罗打来的，说有急事要马上见我。我下楼到了他的办公室，心里暗想，这一回可要挨骂了。但是，他像在电梯里那样地接待了我，大概以为我完全了解他的问题。他刚刚与哈瓦那通过电话，骂骂咧咧地说，CMQ乘人之危，利用他的窘况，把剧本的价格提高了四倍。

“这是一出悲剧，真是倒霉透顶。以前这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广告商都为它打架。”他一面说一面翻阅着一堆纸片，“再去依附CMQ的那些鲨鱼们会是怎样的灾难哟！”

我问他彼得罗·卡玛乔的情况如何，他是否去探视过，卡玛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工作。

“毫无指望，”他有些恼怒地哼了一声，但是随后还是用同情的口吻说道，“德尔加多大夫说，他的神经系统处于风湿裂变的过程中。风湿裂变，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他的神经逐渐瓦解。我推测一定是脑部有炎症之类的，你说对吗？我父亲问大夫，恢复健康是否要几个月？大夫回答说：‘也许要几年。’你想想看！”

他垂下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接着，他用好像算命先生那种颇有把握的口气预测未来的事态：一旦广告商们知道从今以后又采用CMQ的剧本，就会取消合同，或者要求降价百分之五十。更糟糕的是，新剧本在三周至一个月内是到不了的，因为古巴这时乱得一塌糊涂，遍地是游击战争。CMQ也处于动荡之中，有人被捕入狱，还有其他成堆的麻烦事。但是听众们一个月听不到广播剧，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中央电台就会失去听众，新闻电台和海外电台就会把听众争取过去，因为这两家电台已经开始用阿根廷广播剧那些荒唐可笑的货色来打击中央电台了。

“对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你请来，”他补充道，望望我，仿佛这时才发现我站在那里，“你应该拉我们一把。你是才子嘛，对你来说，这事做来很容易。”

这就是说，需要钻到中央电台的仓库里去翻阅彼得罗·卡玛乔在来这里之前所保存的旧剧本。要逐一检查，看看哪些剧本可以马上使用，直到CMQ的新剧本炮制出炉。

“当然，我们会给你额外的报酬，”他明确地说道，“我们这里是不剥削人的。”

我对小赫纳罗真是万分感激，对他面临的困境也深表同情。就算他只给我一百索尔，在这个时刻也算是天降奇迹了。我正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

“喂，我听说你真的结婚了，”我转回身时，看见他正在向我亲热地打手势，“谁是牺牲品呀？我想一定是个女人，对吗？好吧，向你道喜，咱们去喝一杯庆贺庆贺。”

我回到办公室，给胡利娅姨妈挂了电话。她告诉我，奥尔卡舅妈已经较为平静了，但仍然不时地表示惊讶，对胡利娅说：“你真是发疯了！”那套房子不能交付使用，她并不很难过（“小巴尔加斯，既然咱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不睡在一起，就可以再分开两个星期。”）。她告诉我，洗过澡，换过装，觉得心情舒畅极了。我告诉她中午不回去吃饭，因为要钻到剧本堆里找材料，只好晚上再见。我给泛美电台准备完两份新闻稿便钻进中央电台的仓库里去了。那是一个没有灯光的黑洞，里面挂满了蜘蛛网；一进去，就听到老鼠在黑暗中乱跑。地上到处是纸，成堆的，散乱的，捆成包的，单页的。由于潮气和灰尘，我立刻呛得打喷嚏。在那里根本不可能工作，因此我把一捆捆的纸搬到彼得罗·卡玛乔的房间，在他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这里没有留下他的任何痕迹，语录词典，利马地图，社会、心理、种族卡片，统统不在了。CMQ的旧剧本混乱、肮脏到了极点：潮湿使字迹变得模糊；老鼠和潮虫啃咬、污损了许多书页；和彼得罗·卡玛乔的故事一样，剧本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没有多少东西可供选用；最多只能找到一些尚能阅读的纸片。

为了拼凑七巧板式的广播剧，我在带有恐怖色彩的气氛中探索着，由于过敏而不停地打喷嚏。就这样，三个小时过去了。突然，房门打开，哈维尔走进来。

“这个时候，你问题成堆，居然还有心思继续干彼得罗·卡玛乔的那套把戏，真不可思议，”他怒冲冲地对我说，“我从你外公那里来。你要是知道出了什么事，就该发抖了。”

他朝堆满剧本的写字台上扔过来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我父亲前一天晚上让他转交给我的，上面写着：

“马里奥：我限你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让那个女人离开秘鲁。如果她不走，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让她为自己的胆大包天付出高昂代价。至于你，我想告诉你，我身上是带枪的，绝不允许你嘲弄我。假若你不肯句句照办，让那个女人在限定的时间离境，我就叫你像狗一样当着众人的面吃上几颗子弹。”

他在信尾签上父姓、母姓和名字，随后又附上一句：“你可以要求警察保护，如果你愿意那样做，但是为了把事情说明白，我在这里再次签名，以表示我要杀你的决心：无论在何处遇到你，我都会像打死一条狗那样打死你。”果然，附言后面，他用更为苍劲有力的笔体签了字。另一封信是外婆在半个小时前交给哈维尔让他带给我的，那是米拉弗洛雷斯警察局的传讯，是警察送给外婆的。我必须在次日上午九点去警察局。

“糟糕的不是这封信，而是正像我昨天晚上看见的那样，他很可能把口头威胁变成行动。”哈维尔一面在窗台上坐下来一面安慰我，“伙计，咱们怎么办？”

“马上找律师请教一下，”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询问一下我的婚姻和其他事。你认识能免费或者以后再付钱的律师吗？”

我们来到一位年轻律师的家里，他是哈维尔的亲戚。从前我们在米拉弗洛雷斯的海滩上曾经同他一起追波逐浪。他十分和蔼可亲，兴冲冲地听取了钦查的故事，还跟我开了几句玩笑。正像哈维尔所估计的那样，他不肯收费。他解释说，这桩婚事并非无效，但可以使之无效，因为出生证被改了日期。不过这需要走司法程序。如果两年内没有审理，那么这婚姻便自动“修复”，那时就不能使之作废了。至于胡利娅姨妈，则可能被指控为“青少年犯罪教唆犯”，由警察局提出起诉，将胡利娅逮捕，至少暂时拘留，然后开庭审判。但是他敢肯定，鉴于目前的状况，即我已经十八岁，而不是十二岁，所以起诉不可能成功，任何一级法院都会判胡利娅无罪。

“总而言之，你父亲只要愿意，就能把胡利娅弄得十分难堪。”我和哈维尔回电台去，走到拐向联盟大街的地方时，哈维尔做出这样的结论：“他真的在政府里有什么势力？”

我不清楚。也许他是某个将军的朋友或某个部长的教父。为了了解警察局的意图，我毅然决定不等到第二天才去。我请哈维尔帮我从中央电台的乱纸堆里找出几个脚本，以便我腾出时间当天去警察局弄清疑团。他同意了，还答应万一我被拘留，他会去探监，每次都给我带香烟。

下午六点，我交给小赫纳罗两个稍加整理的脚本，并答应他次日再交三个。接着我飞快地看了一下七点和八点的新闻稿，告诉巴斯库亚尔我还要回泛美电台。半小时后，我在哈维尔陪同下来到米拉弗洛雷斯区的7月28日海堤警察分局。我们等了很久，终于有一名警官——穿军服的少校——和一名侦缉队长接见了我们。我父亲这天上午来这里要求他们正式传讯我，他们手头已经写好了询问提纲。我的回答要由便衣警察打字记录下来，这样就费去很多时间，因为那个打字员十分蹩脚。我承认我已经结婚（而且特别强调，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愿），但我拒绝说出是在什么地点举行的婚礼和在哪儿登记的。我同样拒绝回答谁是证婚人。问题都是这类性质的，似乎出自一个别有用心的讼棍之手，诸如我的出生年月（似乎以前是含糊不清的），接着便问我是否尚未成年，现在居住何处，与何人同居。当然，他们也问到了胡利娅姨妈的年龄（他们称她为胡利娅夫人）。这个问题我也拒不回答，我说披露女士的年龄是使人不愉快的。这句话引起了两位警察儿童般的好奇心。当我在供词上签字后，他们摆出长辈的架势，说“纯粹出于好奇心”，问一问“夫人”比我大几岁。走出警察分局时，我突然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仿佛自己当了杀人犯或强盗。

哈维尔认为我很失策，因为拒绝说出结婚地点本身就是挑衅行为，那会更加激怒我的父亲，而且完全于事无补，因为他不出几天就会调查出来。这天晚上，由于处于那样的心情，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到电台和鲁乔舅舅的家里。奥尔卡舅妈给我开了门，脸色阴沉，目光恐怖，但什么也没对我说，还伸过面颊让我亲吻。她和我一道走进客厅，胡利娅姨妈和鲁乔舅舅都在那里。一见到他们，我便明白事情相当糟糕，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变得很麻烦。”胡利娅姨妈告诉我，拉住我的手。我看见这个动作引起了奥尔卡舅妈的不快。“我那位公公打算把我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原来那天下午，豪尔赫、胡安和彼得罗三位舅父会晤了我的父亲。看见我父亲气成那副样子，他们吓得跑了回来。他神情激怒，两眼发直，话语中流露出不可动摇的决心。他的态度很明确：胡利娅姨妈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秘鲁，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他果然是独裁政权劳工部长（一个叫做比利亚科塔的将军）的契友（可能是中学同学）。他已经同部长谈过：假如胡利娅姨妈不愿自行离境，就由士兵押上飞机。至于我，如果不肯听话，便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同对哈维尔那样，他也掏出左轮手枪给我的舅舅们看。最后，我拿出了父亲的信，并叙述了警方的传讯，以此来结束那个场面。父亲的信起了这样一种作用：它把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了。鲁乔舅舅斟上几杯威士忌，我们正举杯要喝，奥尔卡舅妈忽然放声大哭起来，她说，这怎么可能！她的妹妹竟然被看作罪犯，受到警察的威胁？她们是玻利维亚的名门望族呀！

“除了我走，没有别的办法，小巴尔加斯。”胡利娅姨妈说道。我看见她和我舅父母交换了一个眼色，明白他们商量过了。“你别这么瞅着我，这不是什么阴谋，也不是永久分离，只等你父亲火气一消，我就回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风波。”

他们仨早已商讨妥当，并且拟好了一份计划。他们排除了玻利维亚，建议胡利娅姨妈去智利，到瓦尔帕莱索她祖母家里。她在那里住到大家心平气和时就回来。我一通知她，她便马上重返秘鲁。听完计划，我生气地表示坚决反对。我说，胡利娅姨妈是我的妻子，我同她结婚就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要走我们一道走。他们提醒我说，我尚未成年，没有父亲的准许，不能申请出国护照。我说，那就偷越国境。他们又问我手中有多少钱就想去国外生活（办理婚事和预付房租的花销，把泛美电台预支的工资和在当铺里抵押衣物的钱全部用光，身上所剩无几，只够买几盒香烟）？

“我俩已经结婚，这是谁也不能夺走的东西，”胡利娅姨妈说道，一面抚弄着我的头发，一面热泪盈眶地亲吻着我，“只是分开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我不愿因为我的过错而让你吃子弹。”

吃饭的时候，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一一申明道理，试图说服我，什么我应该理智一些呀，我已经过于任性啦；什么现在已经结婚了，就该做些权宜的让步呀，以免弄得不可收拾。他们说，我应该理解他们——他们面对我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作为胡利娅姨妈的姐姐和姐夫，所处的地位十分为难。他们对胡利娅的事左右为难，既不能表示赞成，又不能表示反对。将来他们会帮助我们的，现在也已经这样做了，我应该和他们配合。他们说，胡利娅姨妈在瓦尔帕莱索逗留期间，我必须再找一份工作；不如此，将来我们靠什么生活？谁来养活我们？我父亲终究会平静下来，接受既成事实。

午夜时分，舅父母已经悄悄上床睡觉，我和胡利娅姨妈穿着内衣，胆战心惊地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同时两耳不安地警惕着任何意外的响动，直到筋疲力竭。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次日清晨，我们就要退掉去拉巴斯的飞机票，改买去智利的票。半小时后，我走在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大街上朝外祖父家那间单身小屋走去，一路上感到既痛苦又乏力，暗暗地咒骂自己竟然连买一支左轮手枪的钱都没有。

两天后，胡利娅姨妈登上一架黎明起飞的班机，前往智利。调换机票时，航空公司并没有表示为难，但是有票价差额问题。多亏巴斯库亚尔借给我们一千五百索尔，才把这笔钱付了（当巴斯库亚尔告诉我他有一张五千索尔的存折，我真是惊讶极了，因为就凭他挣的那点工资，有这笔存款可以说是奇迹）。为了胡利娅姨妈能够带些零用钱，我把全部藏书，甚至法律专业的法典和讲义都卖给了拉巴斯大街上的书商，然后用这笔钱兑换了五十美元。

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同我们一起到了机场。前一天夜里，我留在了他们家中。我俩没有睡觉，也没有同房。晚饭后，舅父母走开了，我坐在床头望着胡利娅姨妈细心地打点行装。随后，我们便到没有开灯的客厅里坐下。我们待了三四个小时，手握着手，紧紧地依偎在沙发上；为了不吵醒家里人，我们轻声交谈着。我们间或拥抱、偎依着脸和接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吸烟和谈话中度过的。我们谈到当我们重聚的时候将做些什么，谈到她将如何协助我工作，谈到总有一天我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巴黎住亭子间，在那儿我终将成为作家。我给她讲述了她那位同胞彼得罗·卡玛乔的事，告诉她他现在已住院，周围全是疯子，他本人也一定变疯了。我俩商定每天都要写一封长信，详细报告各自的情况：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有什么感受。我向她保证，当她重返秘鲁时，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挣到的钱可以不致使我们饿死。五点钟，闹钟响了，天空仍然漆黑。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到达利马坦博机场时，天刚蒙蒙亮。胡利娅姨妈穿的是我喜欢的那件蓝色外衣，看上去很漂亮。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十分平静，但是她拥抱我的时候，我感到她浑身在发抖。我却相反，站在机场平台上，望着她在晨曦中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哽咽了，眼泪夺眶而出。

她在智利的流亡生活持续了一个月又十四天。这六个星期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在这段时间里（我访亲拜友，求同学告老师；哀求他们、打扰他们，弄得他们头昏脑涨，为的是让他们助我一臂之力），我终于找到了七份工作，其中当然包括电台编辑。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俱乐部图书馆，该馆位于电台附近。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午利用编新闻稿的间歇去那里两个小时，把新到的书籍和杂志登记注册，把旧杂志编入总目。第二份工作是圣马尔可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我在他的课上取得过优异的成绩）要我做他的助手，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在他坐落于米拉弗洛雷斯区的住宅里，将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登入卡片，以备他撰写秘鲁史之用；教授承担的部分是征服时期与独立战争两个分卷。在新找到的工作中，最为生动有趣的是与利马公共慈善局签订的合同——牧师公墓里有一大排殖民时期的墓碑，相关登记册已经丢失，我的任务是研究碑文的内容，将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登记造册。这份工作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因为是计件付酬，每个死者给一个索尔。我利用下午六点的新闻稿与泛美电台播音的间歇去做这件事。这时哈维尔已经下班，常常陪我一同去。那时正值隆冬，天黑得早，公墓的主任（一个胖子，自称曾八次出席国会参加秘鲁总统的交接仪式）借给我们手电筒和小梯子，以便阅读壁龛高处的碑文。有时我们开玩笑，假装听到叹息声和脚镣响，看到坟墓中出现白色身影，结果真的吓得毛骨悚然。除了每周去两三次，星期天的上午也去干这件事。其余的工作多少带有一些文学性质：每周为《商报》的星期天副刊做一篇诗人、小说家或散文家的访问记，发表在《作家与作品》专栏；每月为《秘鲁文化》杂志撰写一篇文章，栏目的标题是我取的：《人物、书籍与思想》。最后，一位教授朋友委托我为投考天主教大学的学生编写公民教育课大纲（尽管我是圣马尔可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与天主教大学是死对头），每星期一还必须交出一道入学考试题的详细答案（题目各式各样，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从祖国的标志开始，旁及土著的花卉与动物，直到土著语言学者与西班牙语学者之间的论战）。

这些工作（我感到好像在和彼得罗·卡玛乔比赛）使我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足够支付两个人的生活费用。我从每份工作中都预支了部分工资，这样就把打字机赎了回来，这台机器对新闻工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我有许多文章仍是在泛美电台写的）。用这些钱，还请南希表姐买了一些装饰住房的东西，因为女房东果然在十五天后把房间租给了我。接收有两个房间外加一个小小洗澡间的那套房子的早晨，我感到快活极了。可我仍旧住在外公家，因为我决定等到胡利娅姨妈回来的那一天再开始使用。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里写文章，编制死者名单。我虽然不停地工作，不停地东奔西走，却并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恰恰相反，我感到精力十分旺盛；我认为我能够像从前那样继续读书（尽管那是每天在乘公共汽车的时间里进行的）。

胡利娅姨妈信守诺言，每天都有信来。外祖母把信交给我的时候，眼里总闪耀出调皮的光芒，低声问：“这封信是谁写来的呀？是谁写来的呀？”我也连续不断地给她写信，每天夜里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有时虽然已经头昏脑涨、睡意蒙眬，但仍然向她报告这一天的忙碌情景。自从她出走，我先后在外祖父家、鲁乔舅舅家、大街上遇见了许多亲戚，看到了他们的反应。他们态度各异，有些是出乎意料的。彼得罗舅舅的态度最为严厉，全然不理睬我的问候，冷冰冰地看我一眼，便马上背转身去。赫苏斯姨妈老泪纵横地拥抱着我，用动人的声调耳语道：“可怜的孩子！”其他姨妈、舅妈、姑妈和叔叔、伯伯、舅舅则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他们对我十分亲热，但绝不谈胡利娅姨妈，对我们的婚事装作从未知悉。

我一直没见到父亲，但我知道一旦胡利娅姨妈出国，他的要求被满足，怒气便会打消。那时，我父母暂住在几位叔叔家里，我从未去拜访过，可是我母亲天天都来外祖父家里和我会面。她对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亲切，充满母爱；而另一方面，每当那个忌讳的话题直接或间接地露头，她立刻变得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并且坚决地表示：“我永远也不会同意这件事。”当我建议她去看看那套房间的时候，她动了肝火，好像我骂了她。她总是指责我卖衣物和书籍的事，仿佛那是一场希腊悲剧。我打断她，说道：“好妈妈，您别再来您那套广播剧了。”她从不提起我的父亲，我也不问她；但是由于经常看见他的亲戚们，我获悉他火气已消，转而对我的前途感到失望。他常常说：“他在满二十一岁以前必须听我的话，往后就随他去堕落。”

我虽然异常繁忙，在这几周中还是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做《虔诚的女信徒与尼古拉斯神父》。故事发生在格罗西奥·普拉多，当然是反宗教的：一位聪明的神父发现群众崇拜梅尔乔丽塔神，便想出一条生财之道，以大企业家的雄心和魄力办了一家综合性企业：制造和出售纪念邮票、教士披肩、耶稣圣像以及各种圣徒纪念品，在圣徒住地发售入场券，为筹建教堂而组织募捐和抽彩，资助代表团前往罗马为谥给他圣徒称号而说项。我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写成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结尾是格罗西奥·普拉多的居民发现了尼古拉斯神父的买卖，便把他私刑处死；另一个结尾是这位神父当上了利马的大主教（我决定把这篇小说读给胡利娅姨妈听了之后再选择其中一个结尾）。我是在国家俱乐部的图书馆里写成的，在那里编辑新书目录的工作有点儿象征性。

我从中央电台仓库里抢救出来的广播剧剧本（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额外收入二百个索尔）经过删改整理，可以安排播放一个月，届时CMQ的剧本就到达了。但是正如那位开明企业主所预料的，无论是仓库里的剧本还是CMQ的剧本都留不住彼得罗·卡玛乔所争取到的广大听众。由于收听率下降，为了不失去广告收入，只好把广告费降低。不过事情并不那样可怕，赫纳罗父子一向富有创造精神，干劲十足，用一个名叫“为六万四千索尔回答问题”的新节目找到了财源。这个节目是从巴黎电影院传来的，由知识渊博的竞选人（汽车、索福克勒斯、足球、印加国王）回答多达六万四千个问题。

通过小赫纳罗，我一直留意着彼得罗·卡玛乔的情况。最近，我经常同小老板到科尔梅纳大街的布兰萨餐厅喝咖啡。卡玛乔在德尔加多大夫的私人诊所里住了近一个月，由于花钱太多，赫纳罗父子便设法把他转送到拉尔科·埃雷拉大街上公共慈善局开办的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据说人家还很尊重他。一个星期天，在牧师公墓登记过卡片，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拉尔科·埃雷拉，打算去探视卡玛乔。我带了几小袋薄荷玛黛茶作为礼物，准备让他泡着喝。但是正当我随着探视的人群踏进疯人院那监狱式的大门时，我突然决定不去看他了。在这个壁垒森严、人员杂处的地方——大学一年级时我们曾在那里上过心理学实习课——重见那位已变为疯子的文人，这想法首先使我产生了深深的痛苦。我转身向外走去，回到了米拉弗洛雷斯。

星期一，我对妈妈说，我想同父亲见面。她劝我要谨慎，别说惹他生气的话，不要冒挨打的风险，最后把我父亲的电话号码给了我。父亲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在去美国前的那间办公室里见我。那地方在卡拉巴耶胡同，一条细砖铺地的长廊的尽头。这条长廊的两侧都是住房和办公室。在进出口公司，我认出了几位从前同父亲共事的职员，他们把我领进了经理办公室。父亲独自坐在以前的办公桌后面，身穿奶油色西装，结着一条绿底白点的领带。我发现他比一年前瘦多了，脸色有些苍白。

“早上好，爸爸。”我站在门口说，极力使声音显得洪亮而坚定。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他指着一张椅子说道，那神情含含糊糊，看不出有太多的恼怒。

我侧身在椅子边上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田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赛。

“我想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对您讲一讲。”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依然沉默不语，等待我讲下去。为了显得镇定，我缓缓地讲起来，留心观察着他的反应。我详尽地谈到我找到的工作，每份工作的收入，如何安排时间去完成上述工作，以及完成大学课程作业和考试的情况。我没有撒谎，但是我把一切都说得令人满意：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又严肃，并且热切地盼望着结束学业。讲到这里，我停下来，父亲仍旧一言不发，等待着我的结论。因此我只好咽口唾液，说了出来：

“您看，我已经可以谋生，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继续读书。”随后，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几乎听不见，“我希望你能准许我把胡利娅叫回来。我俩已经结婚了，她不能一个人生活。”

他眨眨眼睛，脸色越发苍白了。一霎间，我以为他又要大发雷霆，那曾经是我童年最可怕的噩梦之一。但只是粗声粗气地对我说：

“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桩婚事无效。你尚未成年，未经允许不能结婚。如今你结婚了，那只能是伪造证明或偷改出生日期才能办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这桩婚事可以随时取消。”

他解释说，伪造官方证明是很严重的，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说要由谁为此付出代价，那将不是我这个小孩子，因为法官会认为我是被诱骗的；要追究的是那个成年女人，因为按照逻辑，她必将被认为是诱骗犯。做完这番法律阐述（他是用冷冰冰的声调讲出来的），他长篇大论起来，渐渐显得有些激动。我以为他讨厌我，然而实际上他一向为我好，即使有时对我严厉些，那也是为了纠正我的错误，为我的前途操心。他说，我这种难以管束的倔强性格和矛盾心理将会毁掉我的一生。这桩婚事等于在我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绳索，他是为了我好才反对的，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伤害我。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此外，他明白我的恋爱并非坏事，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男子汉行为；如果我像个女人，那就可怕了。但是一个十八岁的半大小子，一个大学生，同一个离过婚的成年女人结婚，可真是难以估量的愚蠢举动，严重后果，到将来我才会懂得；到那时，由于这桩错误的婚姻，我会变成一个可怜虫，终日咽那杯难咽的苦酒。他可不希望我落得那样的下场，而盼望我诸事如意，前程似锦。总而言之，他要求我至少不放弃学业，否则将会遗憾终生。说罢，他站起身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接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只听见隔壁打字声一阵阵传来。我低声告诉他保证念完大学，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分手的时候，我们犹豫了一下，便拥抱在一起。

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我直奔中央邮局发出一份电报：“你已被赦。我尽速寄上机票。吻你。”那天下午我去历史学家的家里、泛美电台的阁楼和公墓，绞尽脑汁思索着如何凑齐这笔钱。当天夜里，我开出一张准备借钱的名单和款数。但是第二天外祖父送来一份回电：“明日乘智机到秘。吻你。”后来我才知道，胡利娅卖掉了戒指、耳环、发簪、手镯和几乎全部衣服才买到那张机票。当我在利马坦博机场接到她的时候（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她已是一个穷得身无分文的女人。

我把胡利娅直接送到那套小房子，这套房子几天前已由南希表姐打蜡，打扫得窗明几净，还用红玫瑰美化了一番，写着“欢迎你”。胡利娅姨妈里里外外审视了一遍，好像那是一个新玩具。看到给《秘鲁文化》的文章所做的批注，看到《商报》准备会见的作家名单，看到我的工作时间表以及支出清单（理论上证明我们是可以过活的），胡利娅姨妈开心地笑了。我对她说，我们亲热一番之后，我给她念一篇题为《虔诚的女信徒与尼古拉斯神父》的小说，请她选择一个结尾。

“哎呀，小巴尔加斯，”她一面急忙脱衣服一面笑着说道，“你已经长成大人了。现在为了诸事如意，去掉你脸上的孩子气，答应我，留起胡子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