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利娅姨妈的婚姻委实是一次成功，比所有的亲戚，甚至胡利娅本人所担心、希望和预言的八年更长久。在这些年里，由于我的倔强和她的帮助及热情，加上交了好运，其他预言（梦想和欲望）也都一一实现。我们终于住进了有名的巴黎阁楼。而我，好坏且不说，总算成了个作家，出版了好几本书。我没有读完律师专业，但是为了贴补家用，比较方便地维持生计，我从像法律系一样令人厌恶的大学系科里——拉丁语言学系——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

后来，胡利娅姨妈和我离婚时，我的大家族里的许多人都落泪，因为所有人（当然是从我的母亲和父亲开始）都很爱她。一年后，当我再婚时——这次是和我的表妹（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的女儿，真是巧合）——在家族中激起的风波要比第一次小多了（他们只在私下议论）。是的，他们挖空心思，要逼着我在教堂举行婚礼，甚至连利马的大主教也参与策划（当然，他也是我们的亲戚），对我们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迅速签字，同意我们结婚。那时，我家里人已经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不管我做出什么荒唐事都不感到意外了。

我和胡利娅姨妈在西班牙住了一年，在法国住了五年。之后我和表妹帕特丽西娅继续住在欧洲，先是住在伦敦，后来住在巴塞罗那。有一段时间，我曾和利马的一家杂志社有交往，常寄些文章给这家杂志社，该社也支付我路费，让我每年都能回秘鲁待几个星期。亏得这些旅行，我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这样的旅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想无限期地在欧洲住下去，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在那里我总能找到像记者、翻译、播音员或教授这类可以有些空闲的工作。第一次到马德里时，我对胡利娅姨妈说：“我想当一名作家，我将只接受不会使我脱离文学的工作。”她回答我说：“难道你要我从今以后撕破我的裙子，缠上块头巾，到格兰维亚去找顾客吗？”事实上，我的运气很好。我在巴黎的贝尔利茨学校教西班牙文，在法新社编新闻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翻译工作，为热纳维里埃的电影制片厂配音译制片，或者为法国广播电视台准备节目，我总能找到有油水可捞的工作，每天至少有半天可以专门从事写作。问题在于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涉及秘鲁的事情，越写越没把握，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基础越来越差（我有杜撰“现实主义”的怪癖）。然而，回利马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回想我当初在利马同时干七份有油水的工作，可是挣的钱凑在一起刚刚够我们温饱，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写作只能忙里偷闲。在利马那会儿，每当我精疲力竭的时候，就感到厌烦至极，因此我发誓宁死也不回这个国家。另一方面，我一向觉得秘鲁人是忧郁的。

所以我们先后同《快报》和《假面具》杂志达成的协议是，我给他们写文章，他们每年为我们提供两次回秘鲁的旅费。他们会答应这样的条件，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在秘鲁度过冬季（七月或八月），因为这两个月份能使我完全沉浸在前十一个月所构思的环境、景色和人物之中。这对我裨益匪浅（我不知道事实上怎样，但毫无疑问心理上是如此），简直是强心剂。回国听听秘鲁人讲话，听听周围人的语句、词汇、发音，我便再度置身于我从内心感到亲切的环境之中，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摆脱了这种环境，每年大部分时间不能对它进行了解，同它发生共鸣，为改造它而尽力。

我回利马，虽说是度假，但实际上没有休息过一秒钟，每次都是精疲力竭地返回欧洲。我们除了和我那些粗俗的亲戚和无数的朋友每天一起吃饭，其余时间都忙着收集素材。为此，有一年我去上马拉尼翁地区做了一次旅行，为的是亲眼观察、倾听和体验我所写的小说中的舞台，了解那个世界的情形。另一年，我在殷勤的朋友的护卫下，对夜生活中那些藏污纳垢之所——咖啡馆、酒吧间和妓院——做了一次系统考察。在这些地方，展示着我另一篇故事的主人公的糜烂生活。工作和消遣交织在一起——因为那些考察从来不是一种负担，或者说，从来都是充满活力、其乐无穷的辛劳。这不仅仅是因为能够得到文学上的好处——在这些考察中，我干了一些以往住在秘鲁时从未干过、如今重返秘鲁后也不再干的事情：去当地人的俱乐部玩，到大剧院观看民间舞蹈，走遍边缘城区和贫民窟，跑遍比较生疏或根本不了解的城区，如卡亚俄、巴霍·埃尔·普恩特和阿尔多区去观察生活，进跑马场去打赌，或者到外国教堂的地下墓穴和（假想的）贝利乔丽的住宅里去东嗅西闻。

而这一年，更重要的是，我致力于阅读各种书籍，积累资料。我正在写一本反映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里亚将军[奥德里亚曾两次担任秘鲁总统，一次是1948年10月—1950年6月，一次是1950年7月—1956年7月。]时代（1948—1956）的小说。在利马休假期间，我每周花两个上午去国家图书馆报刊陈列室浏览那些年的报章杂志，甚至如痴似狂地去阅读由顾问们（从那种法庭式的修辞来看，这些人全是律师）捉刀的这个独裁者的演说。从国家图书馆出来时已是中午左右，我沿着阿班凯林荫道往下走去，这里已经开始变成流动小贩的巨大市场。在林荫道上，男男女女摩肩接踵。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山民的斗篷和裙子，用披巾和报纸摆成地摊，或者用木箱、铁皮和帐篷临时搭起凉亭，卖那些可想而知的零零碎碎、不值钱的小商品，从别针、发夹到便服和西装，当然还有就地架起火盆现做的各式吃食。这是利马大为改观的地方之一。这条人满为患的安第斯山人的阿班凯林荫道上到处飘散着扑鼻而来的油炸食品的调料味，响彻着凯楚阿人的说话声，同办事员来来往往的那种宽阔的林荫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十年前，当我读大学一年级时，只有为数甚少的乞丐经常从这儿到国家图书馆去。在这条林荫道两旁的那些街区可以集中地看到、感觉到农民流入首都的问题，他们在十年内使利马的居民增加了一倍，使山上出现了流沙地和垃圾堆。成千上万的农民因干旱、劳作条件艰苦、前途无望和饥饿而背井离乡，来到这一带街区定居。

为了认识城市的这种新貌，我沿着阿班凯林荫道朝大学公园和从前是圣马尔可大学的地方走去（这所大学已经搬到了利马郊外，我从前学人文学和法律的那幢破旧的大房子里，现在设立了博物馆和办事处）。我到那儿去不仅出于好奇和怀旧，而且出于文学上的兴趣，因为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某些故事就发生在大学公园内，发生在圣马尔可大学的那幢大房子里，发生在那座古老的图书馆里，发生在台球房和周围被烟熏得又黑又脏的小咖啡店里。那天早晨，我像一个旅行者，站在美丽的波罗塞雷斯小教堂前观察那个地区流动的人群——擦皮鞋的人、卖甜饼的人、卖冷饮的人、卖三明治的人……这时，忽然感到有人抓住我的肩膀，原来是比我大十二岁却处处和我相似的大巴布利托。

我们紧紧拥抱。真的，他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个身材魁梧、笑容可掬的丘罗人，气喘吁吁，走起路来几乎抬不起脚，仿佛是为了保持生命力的旺盛而总是在滑冰。尽管转瞬间已过六旬，他还是一根白发都没有，头上仔细地抹了发蜡，直挺挺的头发精心地压平了，像是一个四十岁的阿根廷人。他看上去比在泛美电台当记者时（理论上可以说是记者）穿着阔气多了：一套花格绿西服，一条耀眼的小领带（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系领带），皮鞋油光锃亮。见到他，我是如此高兴，便请他去喝咖啡。他接受了，我们最后在一家兼营饭菜、叫帕莱莫的小酒吧间里坐下来。这地方也使我回想起了大学年代。我对他说，我无需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因为一眼就可看出他生活得很好。他笑了——食指上戴着一枚镀金的、刻有印加图案的戒指——十分得意地对我说：

“我没有什么怨言，在多年的坎坷生活之后，到了老年，终于时来运转。不过，首先请你允许我要点儿啤酒，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叫来跑堂，要了一瓶冰镇比尔森啤酒，而后笑了，这使他的哮喘又发作了，“人们常说结婚是自找苦吃，对我来说却正好相反。”

我们一起喝着啤酒，大巴布利托断断续续地——由于支气管炎的缘故——对我讲起了他的经历。他说电视机一传到秘鲁，赫纳罗父子就叫他穿起制服，戴上暗红色的帽子，到他们在阿雷基帕大街建起的第五频道电视台大楼做了看门人。

“从记者到看门人，好像在走下坡路，”他耸了耸肩膀说，“从头衔看确实如此，但是头衔能当饭吃吗？他们给我加了工资，这是最重要的。”

当看门人不是苦差事。通知来访者，告诉他们电视台分哪些部门，在试看者排队进电视台时维持秩序，其余的时间便用来和街角的警察讨论足球。但是，此外——他咂了一下舌头，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有段时间，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每天中午去阿雷纳莱斯大街的贝利索客栈买干酪肉馅饼，这家客栈距第五频道电视大楼有一个街区。赫纳罗父子很爱吃这种馅饼，职员、演员、播音员和制片人也很爱吃，大巴布利托也给他们带，这样他可以拿到大量小费。就是在这种来往于电视台和贝利索客栈之间的过程中（由于他穿制服，这个区的孩子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消防队员），大巴布利托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她是制做那些吱吱作响的美味煎食的女人：贝利索客栈的厨娘。“她对我的制服和法国将军帽很感兴趣，对我一见倾心，被我征服了。”他笑了，憋得透不过气来；喝了一口啤酒，又憋得透不过气来。大巴布利托继续说：“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黑发女人，比我年轻二十岁。她的胸脯丰满而结实，无可挑剔。我就是这样描述她的，马里奥先生。”

他开始跟她搭讪，向她献殷勤。她以笑脸相迎，很快，两个人就一起外出了。他们恋爱了，过上了电影中的那种浪漫生活。这个黑发女人做事果断，有进取心，很会拿主意，善用心机。她想到他们可以开一家饭馆。当大巴布利托问她拿什么来开饭馆时，她回答说就用他们退职得到的钱。尽管在大巴布利托看来，放弃固定的收入而去冒险，这简直是发疯，但她还是照她的想法去做了。他们用退职金在帕鲁罗街区买下一所可怜的小房子，竭尽全力置办了桌椅和炊具。大巴布利托亲自粉刷墙壁，在门上涂写招牌：孔雀饭店。头一年，虽十分操劳，可他们挣的钱仅能糊口。为了到拉帕拉达街以最便宜的价钱买到上等配料，夫妻俩黎明即起。一切都是他们俩亲力亲为，她当厨师，他当侍者和收银员，二人共同打扫，整理。当饭馆打烊，便在桌子之间铺上几个垫子睡觉。从第二年起，顾客增多了，因此他们不得不雇一个人在厨房当助手，又雇一个人做跑堂。最后店堂容纳不下所有客人，只好婉言谢客。那时，这个黑发女人便想到了租用隔壁那间比她的饭馆大三倍的房子。他们真的那样做了，没有后悔。如今，他们把二楼都盘下了。他们在孔雀饭店对面买下了一所小房子。二人情投意合，终于结了婚。

我祝贺他们成婚，问他是否掌握了烹饪技术。

“我想到了一件事，”大巴布利托突然说，“我们去找巴斯库亚尔，到我的饭馆用午餐。我请你们，马里奥先生。”

我接受了，因为我从来不拒绝人家请我吃饭。同时，也因为我很想见见巴斯库亚尔。大巴布利托告诉我，巴斯库亚尔在编辑一本多种栏目的杂志，获得很多进展。他们经常见面，巴斯库亚尔是孔雀饭店的座上客。

《特刊》杂志社的办公地点离得相当远，在布雷尼亚区同阿里加林荫道交叉的一条横街上。我们乘公共汽车直达那里，这路公共汽车，我以前在秘鲁生活时还没有。我们不得不兜了几个圈子，因为大巴布利托不记得具体地址。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杂志社，它坐落在幻想电影院后面的一条偏僻陋巷里。从外面就可以看出《特刊》杂志社并不兴旺：两扇车库式的房门之间用钉子挂着这家周刊的招牌，摇摇晃晃，很不稳固。进到里面，便见那两间车库只是在间隔墙上开了个洞打通，那个洞既没有修整，也没有安框，仿佛泥瓦匠把活做了一半就放弃了。一面纸板屏风遮挡着那扇没安框的门，像公共场所的洗手间。纸板上面密密麻麻胡乱涂满了脏话和淫画。在我们进入的那间车库的墙上，在潮斑和污垢中间，挂着照片、招贴画和《特刊》杂志的封面，其中有足球队员、美艳歌星，当然也有犯人和受害者。每张封面上都有醒目的大标题，我看到了诸如以下之类的句子：“杀死母亲同女儿结婚”和“警察来到化装舞会，啊，所有人都是男的！”这个房间看来是编辑部、摄影部和档案室。这里堆放了那么多东西，使人很难通过。小桌子上放着打字机，两个人挤在一起打字，很不方便。一个小男孩正在分理着一沓沓杂志，将它们包装起来，用龙舌兰绳子系好，准备发走。一只敞着的衣柜里面装满了纸片、照片和铅版。在一张桌子——缺了的一条腿被三块砖代替——的后边，一位穿红色毛背心的姑娘在检查着现金出纳的收据。这儿的东西好像全都处在一种狭窄、窘迫的状态中。没有人阻挡我们，也没有人问我们，更没有人回答我们下午好。

屏风的另一边，在同样贴满了耸人听闻的杂志封面的墙壁前摆着三张写字台，每张写字台上都有一张卡片，用墨水写了办公人的职务：社长、总编辑和行政管理员。看到我们走进房间，两个正伏在桌上看校样的人抬起头来。站着的那位就是巴斯库亚尔。

我们紧紧地拥抱。他可真是大变样了，发福了，大腹便便，下巴坠了下来，从外表看似乎像个老头儿。他蓄着稀疏的小胡子，颇像希特勒式的，已经灰白了。他向我做了许多亲热的表示，当他微笑时，我看到他有些牙齿已经脱落。寒暄过后，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个人，那人皮肤黝黑，穿着芥末色衬衣，坐在写字台旁。

“这是《特刊》杂志社社长，”巴斯库亚尔说，“雷瓦格里亚蒂博士。”

“我差点儿干了蠢事，大巴布列托告诉我社长是你。”我一边对巴斯库亚尔说，一边把手向雷瓦格里亚蒂博士伸过去。

“我们正在走下坡路，但还没到穷途末路，”这位社长说道，“你们请坐，你们请坐。”

“我是总编辑，”巴斯库亚尔向我解释道，“这就是我的办公桌。”

大巴布利托对他说，我们是来找他去孔雀饭店就餐，共叙泛美电台时期的友情。巴斯库亚尔赞同这个想法，但我们必须等他几分钟，他要把那些校样送回印刷厂，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付印了。他去了，留下我们和雷瓦格里亚蒂面对面尴尬地坐着。当这位博士知道我住在欧洲时，很有兴趣地向我提了一大堆问题。法国女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轻佻吗？她们是那样聪明伶俐而在床上却恬不知耻吗？他坚持要我为他做一下有关欧洲女人的统计，并且画出对比图表。每个国家的女人都有独特的习惯是真的吗？比如说（大巴布利托眼睛骨碌碌地动着，津津有味地听他讲），他听那些多次出国旅行的人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意大利女人真的一刻都离不开男人？巴黎女人真的如果不被男人狠狠对待就得不到满足？北欧女人真的让她们的生父随便玩？我尽可能地回答雷瓦格里亚蒂博士那一连串废话般的问题，他的这些问题使这所小房子里渐渐充满了淫秽的气氛。他越来越埋怨我不该去吃那顿午餐，因为它会拖很久，浪费很多时间。大巴布利托听了社长那些色情社会学的演示，十分惊奇和兴奋，笑了。当这位社长的好奇弄得我疲惫不堪时，我提出要借用他的电话。他露出讽刺的神气说：

“由于付不起电话费，一个星期前被拆掉了，”他讲得很坦率，但样子很凶，“因为您已经看到了，这本杂志要垮台，所有我们这些在这里工作的笨蛋也要同它一并完蛋。”

接着，他以色情受虐狂的愉快告诉我，《特刊》杂志是在奥德里亚时代创办的，当时势头很好。政府给它通消息，私下资助它，要它攻击一些人，保护另一些人。此外，它还是当时少数获批出版的杂志之一，像热面包一样，销路很好。但是，奥德里亚一倒台，可怕的竞争开始，这家杂志就破产了。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像收烂摊子般接手这份杂志的。他把它扶起来，改变编辑方针，使它成为一份专登爆炸新闻的杂志。有一段时期，尽管背了很重的债，杂志还是一切运转正常。但是最近这一年，由于纸价上涨，印刷费增加，加上对杂志的大肆攻击和杂志本身的情报失灵，一切都陷入了困境。此外，曾遭到杂志指责的那些无赖反唇相讥，说他们刊登的文章纯属造谣诽谤。现在主人很害怕，把所有的股份全部赠给了编辑人员，为的是逃避最后危机时收拾残局。垮台已经为期不远，这几个星期，情况很惨，没有钱支付工资，人们搬走机器，卖掉办公桌，抢走一切值钱的东西，停刊已近在眼前。

“拖不过一个月了，我的朋友，”他以孤注一掷的语气喘着粗气说道，“我们已经是尸首了，您难道没有嗅出腐烂的气味？”

我正想对他说，确实嗅到了。这时一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走进来打断了谈话，他不需要推开屏风，从狭小的裂缝中就进入了房间。他留着德国式的发型，有点可笑，穿着打扮像流浪汉，一件蓝色上衣，一件满是补丁的衬衫，套在合身的灰色运动衫的下面。最奇特的要算他的鞋，一双篮球运动员的红色便鞋，如此破旧，以致其中一只的前端只好用带子捆着，仿佛鞋底已经脱开或就要掉下来了。一看到这个人，雷瓦格里亚蒂社长就骂起来：

“如果您认为可以继续哄骗我，那就错了，”他说，气势汹汹地向那个小个子走过去，吓得那个小瘦子微微跳了一下，“昨晚是不是您把阿亚库乔凶杀案的消息弄来的？”

“是我弄来的，社长先生。我这里有全部相关材料，半小时后，巡逻队就把罪犯送到了利马市政府。”那小个子激昂地说。

事出突然，我简直发呆了。那完美的措辞、温和的音色以及“相关”“罪犯”这类字眼，只能出自他之口。但是从形体和衣着上，我怎么能将这个雷瓦格里亚蒂像要把他活活吃掉、像吓鸟的稻草人般的可怜虫同那位玻利维亚文人对上号？

“您可别撒了谎也不脸红，至少要有勇气承认您的错误。您没有带来材料，害得梅尔科奇塔无法写完新闻报道，使文章讲得不全面。我不喜欢失真的文章，因为这不是良好的新闻作风！”

“我把材料带来了，社长先生，”彼得罗·卡玛乔显得既有教养又颇惊恐地回答说，“我回来时，杂志社关门了。那时正是十一点一刻，我向过路人问过时间，社长先生。我知道这些材料的重要性，于是到梅尔科奇塔家去了。我在人行道上一直等到凌晨两点钟，可是他没有回家睡觉。这不是我的过错，社长先生。押解罪犯的巡逻队在路上遇到了悬崖塌方，他们本应当九点到，结果十一点才到。不要责怪我没有完成任务。对我来说，杂志社是首位的，比我的健康更重要，社长先生。”

费了好大的劲，我才渐渐地把记忆中的彼得罗·卡玛乔和眼前这个人联系在一起。还是那双暴眼睛，但已经失去了狂热，失去了那种诱人的光芒，现在那目光是可怜、灰暗、含有恐惧的。他的表情和风度、说话时的手势——手臂不自然地摆动着，仿佛他是在集市上叫卖的小贩——依然如故，如同他那独具一格、有节奏、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

“这都怪您小气，不乘公共汽车，去什么地方都迟到，这才是事情的真相，”雷瓦格里亚蒂博士怀疑地嘟囔道，“您不要那么吝啬，他妈的，只需花上四个铜板坐公共汽车，到哪儿都会准时。”

差别大于想象。主要的变化要算头发了。剪掉披肩式的长发，剃成光头，他的脸显得更加轮廓突出，更加瘦小，已经失去了特征，再也难以恢复。此外，他比以前瘦多了，像托钵僧，几乎是幽灵。也许最初使我没有认出他的是他的衣服。从前，他只穿黑衣服，穿那身悲凄得发亮的西装，那条花结小领带是永远系着的。现在，他穿着搬运工人的上装，衬衣打满了补丁，鞋子用绳子捆着，看起来像十几年前的小丑。

“我向您担保，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社长先生，”他非常自信地辩解道，“我已经向您表明，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步行都比乘那些臭烘烘、像蜗牛爬行的公共汽车快。我不是因为小气才走路，而是为了更勤奋地履行我的职责。好多次我都是跑着完成任务的，社长先生。”

在这方面，他也依然如故：完全缺乏幽默。他说话没有一点顽皮的、机敏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没有感情，完全是机械的，却又像是人在说话，尽管说的事情在那种场合下出自他的嘴是不可想象的。

“不要胡扯，不要犯您的怪毛病了，我这么一把年纪不会任人取笑，”雷瓦格里亚蒂转向我们，像是要我们作证，“你们听说过这样的白痴吗？一个人能步行跑遍利马的警察局比乘公共汽车还快？这位先生却要我相信他这种鬼话。”他又回过身来对着玻利维亚文人，文人的目光一直盯着社长，甚至没有斜看我们一眼。“用不着我来提醒您，因为我想，每当您站在饭盆前，会想起我们的好处。这里给了您一份工作，帮了您的大忙，而我们正处在困境中，本来是应当裁减编辑的——我不称他们为资料员——那么，至少您应当知恩图报，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时，巴斯库亚尔进来从屏风那边说道：“一切就绪，这一期稿子全部送了印刷厂。”他请求原谅，因为让我们久等了。当彼得罗·卡玛乔准备走出去时，我走近了他：

“您好，彼得罗。”我对他说，一边把手伸过去，“您不记得我了？”

他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眯缝着眼睛，惊异地把脸探过来，仿佛他在一生中是头一次看到我。最后，他伸出手给我，冷冰冰、礼貌地向我致意，同时以他特有的方式向我点点头说：

“非常高兴认识您。我叫彼得罗·卡玛乔。”

“这不可能。”我说，简直闹糊涂了，“他没有认出我，我那么老了吗？”

“别玩遗忘症那一套了，”巴斯库亚尔在卡玛乔身上拍了一下，卡玛乔摇晃起来，“你忘记了在布兰萨咖啡店天天白喝他的咖啡吗？”

“最好说是加薄荷的马黛茶。”我开玩笑说，察看着他有怎么样的反应。卡玛乔显得很有礼貌，然而仍非常冷淡，点了点头，露出牙齿勉强地笑了笑：

“那茶对胃很适宜，也非常有助于消化。此外还可以减肥。”他说。然后像要做出让步以便摆脱我们，又补充道：“是的，这有可能，我不否认。我们可能认识，确实如此。”他又重复说：“很高兴见到您。”

大巴布利托也走近，露出一副长辈的神情，嘲弄地把一只胳膊搭在卡玛乔的肩上，同时半亲切、半轻蔑地跟我说：

“这是因为小彼得罗在这儿不愿提起他当初是个重要人物，如今他是无足轻重的人了。”巴斯库亚尔笑了，大巴布利托笑了，我也装出笑的样子，而彼得罗·卡玛乔本人想笑却没有笑出来。“他甚至瞎说连我和巴斯库亚尔都不记得了。”大巴布利托伸手去撸卡玛乔那几根稀疏的头发，似乎在撸一条小狗，“我们正要去吃午饭，一块儿重温你称王称霸的时代。算你运气好，小彼得罗，今天你可以吃顿热饭，我们请你！”

“太感谢了，同事们，”他说，立即又向大家点头致意，“但是我不能陪你们，我妻子在等我。如果我不回去吃午饭，她会不放心的。”

“她把你管得那么严，你是她的奴隶，真没出息。”大巴布利托摇晃着他说。

“您结婚了？”我惊奇地说，没想到彼得罗·卡玛乔已经成了家，娶了妻，有了儿女……“啊呀，祝贺您，我原以为您要打一辈子光棍哩。”

“我们已经庆祝过了银婚，”他以明确干脆的语调对我说，“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先生。无比善良，富有忘我精神。由于生活条件的关系，我们分开了，但是当我需要帮助时，她又回来支持我了。就像我对您说的，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妻子，是个艺术家，外国艺术家。”我看到大巴布利托、巴斯库亚尔和雷瓦格里亚蒂博士交换着讥讽的眼光，但彼得罗·卡玛乔没有发觉。隔了一会儿，他补充说：“祝你们玩得愉快，同事们。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小心再不要把事情给我办坏，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当文人消失在屏风后面时，雷瓦格里亚蒂博士警告说。

彼得罗·卡玛乔的脚步声尚未消失——大概已到了临街门口——巴斯库亚尔、大巴布利托和雷瓦格里亚蒂博士便哈哈大笑起来，同时挤眉弄眼，露出猥亵的表情，指着卡玛乔离开的地方。

“看来他不像是糊涂虫。他装憨卖傻，是为了掩饰他妻子不正经。”雷瓦格里亚蒂博士狂喜雀跃地说，“每当他说起他女人，我真想对他说：不要称她为艺术家，按照正确的秘鲁话说，她应该是三流夜总会的舞女。”

“天字第一号丑八怪，”巴斯库亚尔对我说，脸上的表情犹如孩子看到了毛毛虫，“一个老掉牙的阿根廷老太婆，金黄色头发，胡涂乱画的脸，穿着半透明的衣服在梅萨尼奈夜总会唱探戈舞曲。这家夜总会是为乞丐开的跳舞厅。”

“住嘴，不要忘恩负义，你们两个都跟她有过关系，”雷瓦格里亚蒂博士说，“我也玩过她。”

“什么唱探戈舞曲不唱探戈舞曲，她是妓女。”大巴布利托高声叫道，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这事儿我清楚。我去梅萨尼奈夜总会看她演出，演完，她靠近了我，要我拿出二十个英镑和她睡一夜。我不干，对不起，小老太婆，你已老得没牙了，我可不愿要个老奶奶。就算不要钱，哪怕倒贴，我也不干。因为我向您发誓，马里奥先生，她确实没有牙齿了。”

“他们早已结婚了。”巴斯库亚尔对我说，放下衬衣的袖子，穿上外套，打上领带，“是在玻利维亚，彼得罗来利马前结婚的。看来是她甩掉了他，去舞厅当妓女。彼得罗进了精神病院后，他们重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成天说她是一位富有忘我精神的妻子，就是因为他发疯时，她又一次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像狗一样感谢她，因为亏得她，他才有口饭吃。”

雷瓦格里亚蒂博士纠正说：“也许你认为他们一家全靠卡玛乔跑警察局搜集材料挣的钱生活？不，他们是靠那女人卖淫吃饭。如果不是她，他早患上结核病了。”

“事实上，彼得罗吃饭用不了许多钱。”巴斯库亚尔对我说。接着又解释说：“他们住在圣克里斯托的一条陋巷里。真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不是吗？我们这位亲爱的博士竟不相信当年彼得罗写广播剧时曾经是个人物，人们求着他亲笔签字留念。”

我们走出了房间。在隔壁的车库里检查收据的姑娘、编辑人员和包装杂志的小青年都已走了。他们熄了灯，乱七八糟堆在那儿的东西此刻像一群幽灵。我们到了街上，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关上门，上了锁。我们四人并肩走着，到阿里加大街去找出租汽车。为了找个话头，我问为什么彼得罗只是资料员，而不是编辑。

“因为他不会写东西。”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回答说，仿佛已经预料到我会这样问，“这个人很滑稽，用的词，谁都不懂，还否定新闻学，所以我只让他跑跑警察局。我并不需要他，但觉得他好玩，是个丑角。此外，他拿的薪水比用人还少。”他下流地笑了，又问道，“那么，我到底有没有被邀请吃午饭？”

“当然邀请您，就我们四个，”大巴布利托说，“您和马里奥先生是贵宾。”

“这个人满身怪癖，”坐进出租汽车朝帕鲁罗街区驶去时，巴斯库亚尔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举例说，他不愿坐公共汽车，干什么事都步行，说走路比坐车快。一想到他整天跑路，我就感到疲倦，单是跑市中心的警察局就有多少公里？你们看到他的鞋破成什么样子了？”

“他是个吝啬鬼。”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厌恶地说。

“我不认为他吝啬，”大巴布利托为他辩解，“只是有点疯疯癫癫，还是个苦命人。”

午餐拖了很长时间，热气腾腾、各色当地风味菜肴一道道地端上来，还有冰镇啤酒。席间，大家无话不谈，讲有趣的故事、奇闻轶事，对某些人评头论足，还谈了政治。我则不得不再次讲些关于欧洲女人的事情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甚至有一会儿，当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喝得醉醺醺地调戏起大巴布利托的妻子时，他们差点儿动了拳头。大巴布利托的妻子是个黑发女人，虽说已四十岁，但风姿未减。我想方设法在整个令人厌烦的下午不让他们仨说一句关于彼得罗·卡玛乔的话。

当我到了鲁乔和奥尔卡舅父母（他们已从我的舅父母变成了我的岳父母）家中时，头痛得厉害，浑身酸软无力，打不起精神。那时已近黄昏，帕特丽西娅看到我，脸上显出怒气冲冲的样子。她对我说，我可以借口搜集材料写小说骗过胡利娅姨妈在外边寻花问柳，而她呢？为了不让人想到我会去干那些伤风败俗的事，一句话也不敢说。可是，哼，她帕特丽西娅小姐可不是好惹的，她可不许我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假如下次再敢借口到国家图书馆阅读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里亚将军的讲话稿，从早上八点出门，到晚上八点回家，眼睛通红，还发出满嘴的臭啤酒味，手帕上肯定沾着女人的口红，她就要撕破我的脸，或者把盘子掷在我头上。帕特丽西娅表妹是个骄傲倔强的姑娘，她可是说话算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