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比前女友还难搞的客户吗？”

“谢律师，我没打算接家事案件。”

“这家百亿就是。要数据永远没有，问案情一定说谎，给的法律意见总是不听，改过十次的证词还给我临场发挥，然后又一直问案子会不会赢！我每次做完他们家的案子，都发誓一定跟他们断干净，老死不相往来……”

“谢律师，我没打算接家事案件！”

“可是他们又很爱找我嘞，那个王总出了事就‘谢律师、谢律师’地叫，好像我是他看护一样，付钱又大方。每次到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鼻梁打断，和着血把案子接了。”

“谢律师，我是做非讼的，我不会做家事案。”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你，王总说是他们一个董事个人的案子，指名要杨艾伦律师，我说你不做家事案，他说无论如何要你接，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艾伦啊，我知道艾瑞克那边的事很忙，但你还年轻，多做些不同类型的案子，对你的将来是有好处的。”

“不是很忙，是超级忙……而且我对家事真的没兴趣。”

“你在这边也有一阵子了，”汤玛士玩弄着圆珠笔，说，“有没有考虑升上去？”

律师不像医生有严谨的分科制度，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分工复杂，律师分工也越来越精细。最粗略的就是区分“诉讼”与“非讼”两大类。诉讼律师打官司、写诉状、上法庭辩论；“非讼”则泛指所有诉讼以外的法律工作，在台北律师的圈子中，这个词汇通常会联想到公司法务、并购、金融交易等。

我们是中等规模的事务所，律师、法务、顾问等加一加有三十多人，合伙人数名，主要老板就两个：艾瑞克·张与汤玛士·谢。艾瑞克的专长是做并购、投资等非讼业务，汤玛士则是诉讼组的头头。我们这些底下的小朋友也依此分工，像我自入所以来几乎只跟着艾瑞克做非讼案，汤玛士底下也有他的人马。

今天一早，汤玛士把我叫进办公室，说有件离婚案要分给我做。我一则毫无头绪，二则最近开始了台磁的新案，忙不过来，因此直言拒绝，汤玛士试图用油腻的语言劝服我，但我坚拒不从。

在我们这种中型所中，“分组”只是个概念（老板名言：“管理层级扁平、分工弹性是我们的竞争优势！”）。理论上任何一位老板可以叫任何一位小朋友做任何事，但叫我这个六七年资历的非讼律师去办家事诉讼，未免太离谱了。

那天下午中元普度[中元普度：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举行的超渡鬼魂的祭典，是一种民俗活动。]，难得事务所全员到齐，我拿了香一如既往地站在艾瑞克身后，汤玛士原本和蒋恩聊天，突然拉着蒋恩从我面前挤过去。汤玛士站在艾瑞克旁，回头递香给蒋恩，蒋恩便卡在我的前头了。汤玛士还对我挤眉弄眼一番，怕我不了解他的暗示。

欸，真够幼稚。

我带着一肚子闷气回到办公室，打开“台磁─J.J.”案的档案却无法工作。内心纠结半天，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跑去廖培西的办公室，他跟着汤玛士多年，算是我们这一辈中的诉讼一哥。

“你说百亿？比前女友还难搞的客户？”廖培西说，“就真的难搞啊，要资料没有，给法律意见不听，教证词教不会，又一直爱问会不会赢，而且是全公司上下都这样哦！我做两次他们家的案子就受不了啦。”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做离婚案？”

“可能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要离婚吧。”

“原来是这样……”

“不是啦，我乱说的！我帮他们家做的都是法人诉讼，没做过个人的案子。”

“汤玛士说是他们董事的案子。”

“我看看啊……”廖培西面向计算机屏幕，点击鼠标，“百亿的董事名单……九个人，董事长郑水和，郑水平、郑水清、郑水宁、王嘉、赖平生……算了我不想念，你自己看，看谁认识。”

我看了名单，还读了每位董事的简历，完全没有印象。

“我最搞不懂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找我？我又不是什么王牌大律师，而且我根本没上过法院，怎么会有人指名我去办离婚案？”

廖培西手扶下巴，说：“你最近是不是有在什么公共版面曝光？报纸投书之类的？”

“没有……嗯，我上个月去工商合作会做了个讲座，如果这算是曝光的话。”

“多少人参加？”

“不知道，七八十个吧。”

“那就对了！”廖培西一拍桌子，说，“一定是有百亿的董事去听那场演讲，对你印象深刻，所以指名你去办他个人的案子。”

“可是我那场讲的是公司分割。”

“合理啊！公司分割和离婚不是很类似吗？都是把一个东西切开来。”

“也差太远了吧。”

“从法人案衍生出来的个人案啊……汤玛士一定很想接。”廖培西自顾自地说，“你知道，公司的钱是公司的，有钱人的钱才是自己的。”

廖培西这种诉讼律师的强项就是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但你回头想想，又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我回到办公室后犹豫一阵，拿起电话打给工商合作会的秘书，谎称因为事务所管理需要，请她提供给我那场讲座的出席者名单。没过多久她就把签到簿扫描寄给我了，我兴冲冲地拿百亿董事名单两相对照，发现没有名字重叠，事实上，百亿根本没派人参加那场讲座。我当下感到羞愧不已，想说自己怎么会蠢到去相信律师的鬼话。

我决定不去理百亿的事，回头看“台磁─J.J.”案。

这是近期我手上的主要案件，台磁光电是台湾前三、全球前十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交易对造J.J. Solar则是美国第二大太阳能系统商。两家公司长期以来是上下游关系（台磁的电池安装到J.J.的系统中），近年来因为太阳能市场不景气，双方打算尝试某种程度的垂直整合。我们代理台磁这端，现阶段的工作便是为双方整合设计一套法律架构，以便后续谈判。

艾瑞克的初步构想是成立合资公司，台磁与J.J.各移转部分产能与技术给新公司，以实现整合目标。合资的优点在于对双方既有业务影响最小，进可攻退可守，若合作一阵子后感觉不错，可以再谈更深入的合作。

这个构想经过之前几次问卷往返、会议讨论后总算定了下来，但也只是个初步构想，要设立几家公司、设立在哪里、资本从哪里来、台磁与J.J.的经营权如何安排等诸多细节仍是空白。我与蒋恩的工作便是去研究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美国、萨摩亚等各法域的公司、投资、资本市场、税务、竞争、能源等法规政策，将构想转化成一个可执行的方案，先向台磁做出建议，然后代表台磁与J.J.谈判。

这是个大工程，很有挑战的案子。

我在计算机上点开萨摩亚一九八八年国际公司法，事务所的行事历系统突然跳出会议通知：“5分钟；百亿家事案；第三会议室”。我骂了声脏话，点开系统，发现是汤玛士的秘书帮我建的行程；我直接跑去找她抗议，说这样是霸王硬上弓，她一脸不高兴地说：“那是你跟汤玛士的事，你现在是说我做错了吗？”

我立刻堆笑脸说：“月华姐怎么会错呢，只是通知太突然，吓了我一跳。”她说：“人都来了，在会议室里，你不去的话，我就请她离开。”

我垂头丧气地回房间，拿上法典，拖着脚步往会议室走去，心里盘算着要怎么把这事挡回去；把案子说得非常麻烦让他知难而退？或是说得非常简单根本用不着花钱请律师？我深吸一口气，要自己别慌，就算家事案我不在行，这几年当律师也不是白混的，基本话术还是有的，一定可以全身而退。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一个女人站起身，面带微笑。

“好久不见，杨艾伦。”徐千帆说，“真的好久不见。”

徐千帆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是班对，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交往。

现在回想，小帆当时的外形并不出色，鹅蛋脸、眉毛稀疏、单眼皮，看上去眼睛总睁不开；她的打扮朴素，除了一条细细的银链外没有其他首饰。比较特别的是她留了个大波浪卷的发型，看上去比其他女生成熟，她说纯粹是巷口的阿姨烫坏了。

那时同学们对小帆的评价就是“成熟”。大一刚开学，大家都还不熟的时候，小帆便主动与大家搭话，不是那种刻意的、徒具形式的招呼，你能感觉到她是诚恳地想要和大家做朋友。

更了不起的是，小帆的谈资极广，大众如影视娱乐校园八卦，精英如国际政治现代艺术，现实如援交低级笑话，就连蒋恩养虫子这种小众话题，她都能聊上一点，遇上不懂的话题她也总是耐心聆听，然后做出中肯的回应。于是有人会说，跟徐千帆聊天好像不是在跟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说话，而是在跟一个二十八岁、充满人生历练的姐姐谈心一般。

不只一对一能聊，在团体中，小帆也经常扮演招呼者的角色，她会主动向那些边缘人搭话，让所有人参与话题。例如有一次，一群台北人聊高中补习班聊得兴高采烈，我一个台中人被晾在一旁，小帆便突然问我：“艾伦，我听说台中的补习班也竞争得很激烈，你有没有接过补习班的电话，都是在说另一间补习班坏话的？”

就这样一个问题，我打开了话匣子，也融入了那个小团体。交往之后，我提到这件事，说当时我很感激，小帆只是笑着说：“有这回事吗？我忘了，我还以为你天生就那么多话嘞！”

张阿本说小帆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蒋恩说比较像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徐千帆的，只记得那感觉十分强烈，明明每天见面，但从某一刻开始，她显得格外明艳动人。她撩动头发、调整肩带的动作使我心跳加速，若有较亲昵的互动──例如说冷笑话引她笑着一巴掌打在我手臂上──便令人开心得仿佛全身毛孔都笑出声一般。

当时的我对于“追求”完全没有概念，只能采取“默默守护，相信有一天她会感动”的愚蠢策略。例如在选课人数爆满的选修课，七点半到教室为她占一个位置；顶着中午艳阳去学校鸡排摊排队，买完后跟她说是阿姨搞错多送我一块鸡排；晚上骑着摩托车在社团办公大楼附近徘徊，希望制造“巧遇”送她回家；无论当天是否见面，睡前发信息给她道晚安。

这样的策略大多是失败的。选修课占的位置老是被蒋恩坐走，多买的鸡排也总是被蒋恩不知羞耻地吃掉；晚上骑车绕着学校几十回，从来没遇到徐千帆，反而被警察抓红灯右转，被罚了好几千块。

只有睡前发信息略有些进展，小帆的响应从不敷衍，她会多提一两句今天的趣事，我再回复她，两人便聊开了。我们通常聊到半夜两三点，话题由浅而深，涉及家庭、价值观与人生哲学。我也会旁敲侧击地问她一些关于感情的事，有回我们聊到冯二马爱喇妹的事，她回复说：“我觉得二马好笑是好笑，但太油了，不喜欢。”

我问：“那你觉得他要如何改进？”

她说：“我就觉得你很好笑，又很诚恳啊。”

当天晚上我开心得睡不着觉。

然而隔天校园见面，小帆依旧没坐我为她占的位置，中午吃饭时又和冯二马打情骂俏。

网络与现实的差异令我困惑。有个声音告诉我：别傻了，人家根本对你没有感觉，网络上的亲密感只是她很会聊而已，要是硬冲，连朋友都做不成！

但又有另一个声音说：她只是不想变成话题啦！网络上偷来暗去不是很浪漫吗？其实她也在试探你的心意，坚持下去，有一天她会主动约你去学校的池塘边，告诉你其实她也喜欢你，然后你就可以抱着她转圈圈，载她上阳明山，之后就可以……嘿嘿嘿……

原先那个声音说：算了，还是赶紧睡觉吧！

这种“薛定谔的猫”的单恋状态持续了好一阵子，那段时间我心神不宁，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带球上篮老走步，连冯二马说要传他的宝贝新片给我，我也说没兴趣。结果逼我打开那装猫的盒子的还是那部片子。总之某天冯二马说徐千帆某个角度蛮像片子里那个人的，值得喇一下，我于是失了方寸，当晚便约徐千帆在学校的池塘边见面。我拿昨天选修课的笔记给她，她困惑地说她上过课，不用借我的笔记。我叫她打开看看，里面写满了她的名字，代表我无时无刻不念着她。

事后小帆告诉我，她翻开笔记本当下脸都歪了，想说是什么南洋邪降术；她保持冷静，说了些老师像豆豆龙的笑话，然后从容道别，等确定脱离我的视线后，立马像飞一样地逃走了。

我说一番纯情被当成邪降术也太过分了，她说哪有人用这种方法告白的，不如送纸莲花算了。

那个晚上我开了瓶六百毫升的啤酒，在忠孝东路上边走边喝，喝完随机转进一间商店买酒继续喝。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心灰意冷”。喧闹的西门町、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霓虹闪烁的东区街头，一切与我无关，脑海里反复播放着徐千帆离去时尴尬又厌恶的表情，让我想死。如果不死我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她。

回到宿舍，我直接钻进被窝，突然间酒意上脑，什么委屈、挫折、愤怒、哀伤的情绪全涌了上来，蒙在被子里便开始哭。我告诉自己，“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哭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女人又算什么。想到女人心里又不禁一阵痛，便不小心哭出了声。

“学弟，有心事吗？”

我掀开棉被，看见菜头学长站在那儿，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菜头学长是我的室友，大我两届。他的身材肥短，一颗头大得不可思议，头发总剪到只剩头顶一撮，像棵菜头。

虽然我们同寝室有一阵子了，但因为不同届，我和学长并不是很熟，我翻身背对他说：“谢谢学长，我没事，我一个人静一静就好。”

菜头学长在我床边坐下，说：“如果是感情的问题可以跟学长说哦，学长经验很丰富。”

我心想：你？经验丰富？是跟红萝卜谈恋爱的经验吗？不过当时我确实需要说话的对象，于是我坐起身，把徐千帆的事全部告诉了他。

学长一边听一边摇晃着巨大的脑袋，幽幽地叹口气，说：“学弟，我觉得你要更勇敢一点。”

“什么意思？”

“直接告诉她你喜欢她，想跟她在一起。”

“她都拒绝我了。”

“你没告诉她你喜欢她啊。”

“可是……”我想了一下，说，“可是如果我直接告白，但她不喜欢我，那不就连朋友都当不成了吗？”

“不会的。”学长说，“只要你是真诚的，她不会讨厌你的。我们讨厌的是惺惺作态的人，是那种不敢面对、装模作样、连自己都骗的人。你不是这种人，学弟，你不像我，她不会讨厌你的。”

菜头学长的话像一阵温暖的风，从耳膜暖进心里，我试探地说：“学长，你好像有很多故事？”

“所以我说我经验丰富啊！”他笑着说，“如果说我的人生到现在有什么领悟，就是要做自己、真诚地面对自己，大声说出来，不要害怕，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但其实……面对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们聊了一整晚，多数时间是他讲他的成长故事。“妈妈”“自我否定”“勇气”“认同”等是他的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词，于是我了解了那人生体悟的由来，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第二天上课，我告诉所有人我要追徐千帆，冯二马当我在开玩笑，我严肃地说：“没有，我是认真的，我又不是你。”

说也奇怪，把话说出来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顺利了。无论选修课再怎么拥挤，大家总是把我身旁的座位“礼让”给徐千帆；她社团的同学会主动告诉我她何时要离开，要是我赶不及，还会帮我拖住她；连学校里鸡排摊的阿姨都帮我打折，直说：“少年仔逐某[逐某：指追老婆。]不简单啦！”

小帆本人呢？我首先为那天晚上愚蠢的举动道歉。我说，你或许现在对我没有感觉，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但请留一点空间，让我能表达对你的情感，我会保持安全距离，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她鼓着腮帮子、眼球上下左右转（说有多可爱就有多可爱），说：“我又没有那么好，你干吗要这样？”

我说：“不，你真的很好，你是我见过最漂亮、最聪明、最善良的女生，跟你一比，其他人都不算什么。”

她一面跨上摩托车后座，一面说：“讲成这样，你很好笑啦！”

“哪里好笑。”

“快点走啦，我要回家。”

这样的追求持续了几个月。我没有再露骨地告白，她也没有表示什么，生活一切如旧；选修课出席人数随学期进行而减少，若有空位，她不一定会坐在我的旁边，但多半坐在我附近；她叫我不要一直买鸡排，怕胖，我便去买刈包[刈包：亦写作“割包”，台湾知名小吃，是将发酵的面饼蒸熟后夹入炕肉、酸菜及其他馅料的面食。——编注]，她笑说还不是一样胖。晚上她会主动告诉我离开的时间，车子骑一骑，她还会问我会不会饿，要不要去吃夜宵。

之后我祖父过世，我回台中待了两个星期。回台北后某天晚上，小帆发信息约我去校园的池塘边见面，我当时没意会过来，还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出来就是。

我记得那天她穿了件连身的碎花洋装，长发与裙摆随夜风飘动。她先向我祖父致哀，又问我台中的天气怎么样，我如实回答，然后她问：“那你想我了吗？”

我说：“想啊，我不是一直在给你发信息吗？”

“阿公丧事还在想女生，你这个不孝孙。”

“那没有好了，我发给你的消息都是虚情假意。”

“你这个渣男！”

我笑出声来：“想你也不行，不想你也不行，你是要怎么样嘛。”

她迟疑一阵，才说：“喂，你知道吗？本来我觉得……我一定不会答应你的追求的，因为你不是我喜欢的型，我喜欢金城武那种。”

“人家都说我是台中金城武。”

“你不要吵啦，听我说。”她说，“所以你说要追我，其实我……其实我有一点为难，你表现得大方，我也不想扭扭捏捏，要追就让你追啊！可是……可是我又一直提醒自己，不能接受太多你对我的好，因为我们不会在一起，我不想被人家说我在利用你，把你当工具人。”

“所以你请我吃夜宵。”

她继续说：“你这两个星期不在，我才发现……才发现……好像有点习惯你在身边了。我去上课的时候……竟然不知道要坐哪里，中午不知道要吃什么，最好笑的是，晚上社团结束，我会一个人站在马路旁边生气，想说那个呆瓜怎么还不来接我……这就是人家说的‘制约’吗？一旦习惯，好像没有你就怪怪的……所以……所以，我是想跟你说……”

她停了一下，白皙的脸庞浮起红晕。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是，如果……如果你还是喜欢我，像之前说的那么喜欢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我开心得跳起来，大笑大叫，害她连连比出“嘘”的手势。我看着她羞红的脸、飞扬的长发、单薄的肩膀，忍不住上前一步说：“那……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我可以抱你吗？”

她做出一个防卫的动作，说：“我会害羞啦。”

“那我们去阳明山看夜景。”

她说好。

于是我们开始了班对的生活。

当班对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平凡许多，依旧是上课、吃饭、出游的大学日常，只是多了一个喜欢的女生在身边。同学刚开始会调侃一下（“班对了不起哦？”），后来也习以为常，所有关于我们的事务都是以两人计，聚餐位置、出游车票、选课人数，等等。

我也将小帆带回宿舍介绍给菜头学长认识，学长相当激动，一直叮嘱我要对小帆好，要我们一直幸福地在一起，说着说着还掉了眼泪。我跟小帆说学长是性情中人，学长说他哭是因为感受到那种爸爸嫁女儿的感动。我问他是把小帆当成女儿吗？他说不是，是你。

不过我越来越少回宿舍了。小帆她家为她在法学院附近购置了一间小公寓，屋龄三年大楼的第七层，二房格局，对一个大学女生来说无论如何是太大了些。

我们经常戏称这是她未来的嫁妆，想象将小房间漆成粉蓝色，当成小孩房，另一间主卧室得想办法再做一套卫浴。我们喜欢拉条毛毯，相依偎在那张靠窗的长沙发上，俯瞰法学院中移动的小小人物，猜说是谁谁谁。夜幕低垂后，法学院净空，我们会一起看书，看电影，然后在那张长沙发上做爱。

但别误会我们是那种只二人世界的大学情侣，相反，小帆的“御姐”性格让我们成为坚实的团体核心，她的公寓后来跟麻将屋差不多，冯二马、张阿本、蒋恩都是常客（蒋恩：“我就说小帆是尹雪艳吧，薛宝钗才不会让你去她家打麻将嘞！”）；我们会一群人窝在那里看棒球，咒骂某支球队；一起看选举开票，咒骂某个政党。

回想起来，大学生活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有自由，有饱满的爱情与友情，心灵总是满足的，鲜少有空虚的片刻。现在很难想象那种满足感，未来似乎更难。

大四的那年情人节，我和小帆在东区闲逛，一个钢笔品牌举办“有爱大声说”的活动，小帆不顾我的阻拦跑去报名，她在台上拿着大声公对整条忠孝东路的人喊道：“我要跟我的男朋友杨艾伦先生说，我当初其实没有很喜欢你，是因为你死缠烂打我才跟你在一起的！”

所有人爆笑，她接着又说：“不过我真的很高兴答应了你的告白，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很开心，谢谢你给我美好的大学四年。我现在可以大声跟你说：情人节快乐！我爱你！我们一定要一直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分手，我们的青春——就——结——束——了！”

台下响起如雷掌声，我上前抱住我心爱的小女友，不知不觉间已是泪流满面。我们因此赢得新款的对笔，她请厂商在笔上刻上“L＆F”字样，代表我们的名字“伦”与“帆”。我说我不会用钢笔，她说：“我辛辛苦苦赢回来的礼物，你不收，你是要你的青春提早结束吗？”

那时真的很开心，乃至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件事。

青春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那时候我整个人傻住，倒退出去，又走进去，才确定不是做梦。她说我太夸张，又不是见鬼，我说今天是中元节，我还真以为见鬼了。”

“然后她就被逗笑了？”

“她说我很好笑，像以前一样。”

“然后你就动心了。”

“没有！”

“你一定动心了。”二马说，“你一定觉得她那一笑像什么遗失的钥匙，打开什么古老的枷锁，回忆喷得你满脸都是……”

我无语，因为我不想承认他猜得有点准。

“所以徐千帆跟你那个客户到底是什么关系？”阿本问。

“她妈就是郑家的大姐，那家公司那几个姓郑的董事都是她的舅舅阿姨。”我说，“我以前跟她爸妈吃过饭，只知道她爸爸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主管，不知道真正有钱的其实是她妈。”

“她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

“她说回来几个月了……你们不是都在网上加她好友了吗？我是被她屏蔽了。”

“她好几年没更新动态了吧。”阿本拿出手机，点开徐千帆的社群网站页面，最近一次的动态更新在两年前，一张不知名山峰的照片，没有文字，不知所云。

我的注意力落在页面的档案照片上，照片里头她一手压住被风吹乱的长发，身后是马祖芹壁村层层叠叠的石屋。

那是我拍的照片，是最后一张我为她拍的照片。

“所以她还好吗？看起来怎么样？”阿本问。

“没怎么变。”我想了一下，又说，“只是……怎么说呢……变精致了？头发啊，眉毛啊，指甲啊，衣服啊，有点一样又不一样，一点一点的不一样累积起来，又没有让她变太多，还是那个徐千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二马说：“就一句话，漂亮吗？”

“超漂亮。”

“你还爱她。”

“没有，开什么玩笑，早都过去了。”我说。隔了几秒，我又说：“就……就有点难过吧，她脸颊都削下去了，手背青筋也浮出来了，只是觉得……她不是当年那个青春无敌的徐千帆了……她过得不好，她不快乐，所以她回来找我……唉，如果当初……”

“又开始了，人家就是流失了一点胶原蛋白，被你说得好像多苦命一样。”

“我说真的……我会帮她。”

“那你应该帮她好好补一补嘛！”二马说，“刚好你现在……是不是？后宫空虚，约她喝点东西，她脆弱想哭的时候，就把胸膛靠过去，然后就可以带回家，是不是？”

“她不是那种人。”

“俗话说得好：‘好马不吃回头草，马若回头随你搞’，她都回来找你了，心里有数啦！你也是这样想的吧？”

“没有。”

“星期六晚上约一下啊。”

“你知道我星期六不行的。”我喝了口酒，说，“约明天好了。”

“媠[媠：漂亮的。]啦！”二马说，我们干了一杯。

“说正经的，杨艾伦。”张阿本说，“你不应该接徐千帆的案件。”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你和她根本没断干净吧？”

“律师伦理又没规定说‘不得接没断干净的前女友的案子’。”我说，“而且我有修过亲属，也有修过民诉，离婚是可以的……可以的。”

“这不是会不会法律的问题。你感情掺和太多，会失去专业判断的。”张阿本表情严肃地说，“办离婚跟我们聊八卦不一样，不是瞎扯淡就好，离婚案一定会碰到钱，你情迷意乱、随便乱做下去，到时候吊牌事小，弄不好还要赔钱。”

“哪有那么严重？”我说，“我没办过离婚案，但我干律师这么多年，该注意的我都会注意……不要耽误期间[期间：法律术语，指在诉讼中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完成某些诉讼行为应当遵守的法定期限。]，不要代替当事人自认，办诉讼不就这些，怎么可能吊牌赔钱？”

“好，那我问你……徐千帆有小孩吗？”

一阵晴天霹雳。我支吾说：“应……应该没有吧……”

“所以你不知道？”

“她看起来不像生过小孩啊。”

“有没有小孩对离婚影响有多大，你应该知道吧，菜鸟？”阿本说，“你今天不是跟徐千帆‘开会’吗？你们到底是开什么啊？”

“我们当然也讨论了啊。”我试着为自己辩护，“只是今天太……太仓促了，有些细节没覆盖到，我就是要再约她讨论细节嘛。”

阿本叹了口气，说：“那你知道你喝了两瓶威士忌吗？”

“什么？”我没意会过来。

阿本用筷子敲了敲桌上的两个空酒瓶。

怎么可能两瓶？我知道我自己的酒量，半瓶就倒了吧，还两瓶。

如果真的喝了两瓶，我现在早就……嗯？所以两个空瓶是……

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我做了一个梦，关于大学最后一年的梦，噩梦。

法律系学生无法逃避的宿命就是公考。打从大学入学第一天起，老师、学长学姐们便照三餐灌输我们公考的恐怖：“一本书要读五遍”“要提早两年开始准备”“每天要看十六个小时的书”，附带某某优秀学长学姐考十年考不上变疯子之类的“温馨”小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菜头学长搬离宿舍前的那段话：“艾伦，你一定要考上，公考恐怖的不是没考上，是比较。你会恨自己，恨身旁的人，所以要一次就考上。”

菜头学长应届毕业便双榜题名，他话说得语重心长，大概也是来自他过人的感性。

鉴于如此耳提面命，大三结束后，即便最不用功的人也会收起玩心，像头待宰的肥鹅，认份地弯曲颈项，将自己塞进狭小的铁笼中。

详细说来，法律系要面临的大考有三项：研究所、律师、司法官。

研究所考试多半落在三到四月间，有人考研究所确实是基于学术兴趣，但多数人是将它当成公考的“练笔”，毕竟公考出题老师就那几位，从研究所考题或可一窥老师们出题的“重点”。

对男生来说，考研究所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延后当兵。那是仍要服一年多兵役的年代，大家会担心公考一次没过，当兵之后会“变笨”，因此希望有个学籍，给自己第二次乃至第三次的机会。

律师考试则在八月举行，那时考的是旧制，十二门法律分成八科三天考完，全部是申论题，固定录取率百分之八。这是一年考试的重头戏，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多数人说的“公考”其实就是指律师考试。

司法官考试时间则在十月，科目与律师考试差不多，但录取率通常只有百分之二左右，考过等于打死大魔王破关，会被学弟学妹当神一样地崇拜。

除此之外还有地政士、高考法制、调查局等考试，这是读法律系的好处，基础法律科目读过，各种考试任君挑选。

为了迎接长达一年的考试马拉松，我与蒋恩、二马、阿本团报了补习班的全科课程，组成读书会，拟定进度表，分头搜集各类“猜题”和“独门”偏方。我们也去拜了龙山寺与文昌宫，求考运符，许下各种考上后还愿的条件。最后我们合作在图书馆置物区占领一小块空间，堆放椅垫、水壶、耳塞、万金油等“补给品”，准备长期抗战。

小帆是例外，她不打算参加公考。

小帆很早就立志从事环保工作，她是学校“国际环保社”的社长，带领社团积极参与世界NGO活动，并曾在全球青年环保大会上发表演说。她说她当初并不想念法律系，纯粹是分数考到才被家人逼着填了志愿；现在她二十二岁了，她要自己做选择。

我曾经劝她，公考与环保工作并不冲突，有张律师执照不是更有助于环保运动吗？她说，公考这种事要全心全力投入，但又不一定会考过，与其花两三年读那些无聊至极的教科书，不如把时间花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被说服了，我说我会考上，赚很多钱，并支持她的志业。

我们以为一人念书、一人搞社团，生活应当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事实证明这想法太天真了。三年来上课、吃饭、回家无时无刻不是两人行动，现在即便只是相隔图书馆与社办大楼两地，却令我相当不习惯，每隔几分钟就要检查手机的信息，读个段落就以休息为借口，跑去她的社办鬼混，便是坐在一旁看她与同学开会也好。我也老是翘掉补习班最后半小时的课，为了准时接她回家。

她劝我专心读书，我便撒娇说我就是读书时百分之百的专注，才能匀出时间陪她。她说我很好笑，我心知肚明这是很好笑的，和其他人一天十六个小时的苦读相比，我的念法是把自己当成法律奇才了。

于是五间研究所的考试我都落榜了，连备取都没有。小帆安慰我说，反正只是练笔，练到就好；我告诉她我已汲取教训，接下来几个月要拼命了，我拼起命来，连自己也会害怕的。

她笑着说这样正好，她要忙东南亚动物走私防制的计划，我可以一个人好好用功。

我听到“东南亚”三个字便感觉不对，问她是不是要出去，她支吾半天，才说要去柬埔寨一个月。

我要她放心去，说这个计划很伟大，柬埔寨是很酷的地方，去一趟一定收获很多。她放下了心，打开话匣子谈论着计划的种种，我随口应对，同时默默记下细节。

其实我并非一开始便打算这么做，只是每当想到她要在荒野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相处一个月时便感觉浑身不自在，她起程后音频骤减（柬埔寨网络不发达），更使我焦虑感直线上升。她离开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便买了去金边的机票，我在网络上订了接驳车，到金边后才发现是辆电动三轮车，司机一听我的目的地便连连摇头。我在金边多待了两天，总算租到一辆稍微像样的小货卡，在没铺柏油的泥泞路上行驶整整八个小时，经过两条野溪，跨过一条大河，我的肠胃在途中几乎打结。

我在日落时分抵达丛林间的国际义工营，手上鲜花半萎，几箱泡面被挤压得不成形状。营地爆出如雷的欢呼，我和小帆在欢呼声中拥吻，自以为是《乱世佳人》的白瑞德与郝思嘉，或是《倾城之恋》的范柳原与白流苏。

浪漫无价，只是有代价，代价就是我的律师与司法官考试都落榜了。

逻辑上，在一个录取率只有个位数的考试中落榜是“正常”的，这也是我抱着半吊子心态读书的原因：反正应届考上本来就难，何必现在就气力放尽？保留点力气明年再拼。

然而事实是：二马、阿本、蒋恩都通过了律师考试，二马还考上了司法官；其他同学在各项考试中也都有斩获，我成了唯一空手而归的考生。

每回发榜时，那震惊总是从脊髓深处渗出来，脑中是满满的“为什么”：为什么冯二马那种人也考得上司法官？为什么蒋恩名次那么靠前？为什么张阿本看起来那么蠢也考得上？为什么老天那么不公平不给我一点点运气沾上榜尾？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接着是强烈的“我不如人”的沮丧，最后才是懊悔。

如果当初不是……我也不会……

更痛苦的是，这些情绪只能自己消化。我得跟着所有人在社群网站上留下“恭喜上榜！”“撒花，我知道你行的！”之类的祝贺；我得参加聚会，自嘲般地行军礼说：“陆军下士杨艾伦，报到！”二马他们都是明白人，不会将焦点放在我身上，我们一如往常地喝酒唱歌开玩笑，仿佛上榜落榜没有差别。但我知道是有差别的，当他们聊起律师训练、实习工作等话题时，我只能不自然地静默，那一瞬间我会痛恨这些“逼”我分享喜悦的朋友，然后痛恨那个痛恨朋友的自己。

小帆尽力扮演她的角色，在我沮丧时将我的头压在她的胸口上，告诉我“应届生考上本来就很难，你看那个谁也没上”，或是“你明年一定会考上，你是我的男朋友嘞”。不过她最常说的是：“没考上又不是世界末日，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不要那么在意嘛。”

最后这句话令我不适。那是你，我不是你，我没那么好命。

将我拖出泥沼的是蒋恩。她和她姐去泰国玩了一个星期，托我照顾她的兜虫[兜虫：犀金龟。]与扁锹，回来后她煮了麻薏[麻薏：台湾台中地区特色料理，常用黄麻嫩叶搓揉磨成泥，加入番薯跟小鱼干熬煮。]与爌肉[爌肉：也作“焢肉”，是一道以五花肉、油葱酥、大蒜酥为主要食材的美食。——编注]给我当谢礼，我们吃着吃着，她一句“你还好吧”，我的眼泪便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她冷冷地说：“‘欢喜做，甘愿受’，哭啥啊？”接着将我补习班逃课、读书会缺席、占用图书馆座位却一直不来等恶行恶状一一数落。

听她开骂，我刚开始还觉得难过，越听却越好笑，心想这些荒唐行止到底是哪个蠢货犯下的。

我笑了整晚，喝得酩酊大醉，感觉焕然一新。

入伍后我在高雄步校待了四个月，幸运地抽中“签王”，分发马祖北竿装甲步兵连，白天带兵，晚上处理连上那些狗屁文书，可谓精实。我用一切可得的时间读书：午休、晚自习、就寝后，每天读到凌晨一两点，隔天照样带队跑三千。若是连这点时间都没有，我便将法典藏在口袋中，随时背诵。有些长官不满我只顾读书不顾公务，我一律充耳不闻，反正退伍后风马牛不相及，只要不出包，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那时小帆两个星期就飞来马祖一次，她会先开好房间，买好食物饮料，我放假出营先洗澡，然后我们做爱，然后读一整天的书。我问她这么常来马祖，社团的事怎么办，她说她都安排好了，现在陪伴我最重要。

然而尽管已是豁出性命在拼，第二年的律师考试我仍然落榜，总分差一分。

我特别在发榜那天排休，在旅馆中反复登入考选部账号，看到结果虽然失望，心情却蛮平静的，或许是这一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了解，人生除了退伍与送军法外，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我跟小帆说，全台湾步兵排长能考律师考到差一分的，大概也就只有我吧。她叫我去申覆，我说算了。

我们用那几天的假走了耽搁已久的马祖之旅，看了蓝眼泪、梅花鹿，吃了淡菜、鱼面，喝了高粱酒，最后一站回到北竿芹壁，在层叠栉比的石造古厝间喝咖啡。小帆要我帮她拍照，我按下快门时正好风起，于是拍下那张她狼狈手压帽子的照片，她接过手机笑着说：“你怎么连拍照也拍不好？”

那一瞬间，我觉得心中某处细心维护的冰层被踩破了，裂痕延伸，细微的咔吱声令我不自主地颤抖；我努力去笑，但我知道我笑不出来，小帆一定也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空气结冻，多一句话都显得尴尬。

我们勉强完成那段旅行，小帆自己乘车去机场，没有拥吻，没说再见。我回到营区，经过军械库，有股去领枪的冲动。

几天后，我在巡哨时因夜雾迷路摔下悬崖，左小腿骨折，上头长官给我通融，让我去台中就医，等于是提前退伍。那群天兵在我的石膏上写满污言秽语，之前最爱念我的那名长官还特地跑来，送我一枚“高中”的护身符。

我在台中待了两个星期，百无聊赖，只见我妈和蒋恩她姐。我没让台北那些人知道我回去，蒋恩回来看我，我还叮嘱她别说出去，特别是不要跟徐千帆说。她摇头叹气，说搞不懂我们在搞什么，我说她就是什么也不懂才会一直交不到男朋友。

我一直等退伍令到手后才上台北，小帆来车站接我，我没拄拐杖，跛着脚，一手插口袋，另一手去牵她的手，但她却缩手了；我再次伸手，她没再逃，只是手冰冰凉凉的，没有力气。

我们与二马、阿本等几个同学碰面，那时她会笑，恢复成以前活力四射的徐千帆；朋友一走，她的脸便垮了下来，冷淡应对；晚上我们回到法学院的那栋公寓，她停下脚步，说：“到这边就好。”

我忍了一整天的怒气终于爆发，大声说：“什么叫到这边就好？我不能上楼吗？”

她掉下眼泪，说：“对不起，艾伦，我……我真的没有办法……”

“什么叫没有办法？我都为你搞成这样了，你跟我说没有办法？”

她没有说话，只是哭，大楼管理员探出头来，问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她挥了挥手，回过头低声说：“艾伦，我们分手吧。”

我整颗心沉了下去。

“为什么，因为我没通过公考吗？是你说我们不能分手的……为什么？”

“你知道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考试没考上，现在像只落水狗，然后你说要分手……为什么？你喜欢上别人了？”

“我没有。”

“是学长吗？是考上的人吗？不会是冯二马吧？”

她赏了我一巴掌，吼道：“你够了吧！杨艾伦，全世界就绕着你那个破考试转就好了啊，我要出国念书了，这样可以了吧？满意了吗？可以放我走了吗？”

她转身上楼，留我在原地，腿部伤处隐隐作痛。

我从二马那边探听出小帆的航班时间。我提早三个小时抵达机场，然而起飞时间都过了，仍没等到她的身影。我拖着跛脚，在航厦间往来询问，还遭航警盘查数回，直到所有柜台都关闭，我才收到二马的消息，道歉说航班信息是假的，徐千帆前一天就飞出去了，是她要他说谎的。

我颓然坐倒，从口袋中掏出用所有积蓄买下的戒指，失声痛哭。

这时我听见有个脚步声向我走来，轻缓而温柔。

“还好吗，艾仔？”

然后我的梦便醒了。

“还好吗，艾伦？”

“还好，就是……头很痛。”

“你就不会喝，硬要跟人家喝。”小帆的声音在黑暗中有些模糊。“我帮你拧一条毛巾。”

“等一下……”我拉住她的手，说，“帆，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什么梦？”

“我梦见我们分手了。”我将脸贴在她的大腿上，说，“你去了美国，结了婚，但不是跟我……我追到机场，差点被航警抓起来。”

“结果还好吗？”

“不知道……哦，我还梦到我在当律师，好像还当得不错嘞。”

“那很好啊，怎么会是噩梦呢？”

“可是我们分手了……失去你一切都是噩梦。”

她没说话，我可以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

“小帆，还好吗？有些事情回头来看真的很好笑，我那么想考上，在梦里面我考上了，好像也没有过得更好，还失去了你……我宁可不要。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就好。”

“我没事。”小帆说，沉默许久，才又说，“艾伦，你不是在做梦，你考上了，而且你是个很好的律师，我也真的结婚了，还要离婚，所以我来找你。”

我一惊坐起，只觉天旋地转，立刻又躺下。她起身开灯，是那间公寓，那张长沙发，窗外是已不再使用的旧法学院。

“我……我怎么会在这里？”

“二马在我家楼下打电话给我，说你醉得不省人事，一边吐一边呼喊我的名字，要我帮忙。”

冯二马，你真的很……

“我只好把你搬上来了……不过，你没有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

“没有呼喊我的名字啊。”她笑着说。

她穿着宽松的T恤与运动短裤，脑后夹着鲨鱼夹，没上妆的脸更接近当年我认识的那个徐千帆。我伸手抽了张面纸擦去脸上油腻，突然觉得我这么熟悉面纸的位置好像不大妥，但又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妥的了。

“我清醒一下，马上走。”我说，“我去找二马算账。”

“没关系，多躺一会儿，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什么意思？

“大三期末考那次你也是喝成这样，你记得吗？我还在罗斯福路旁边停下来让你吐，结果被警察盘问了半天，他们怀疑我给你下药。我说我给一个男生下药干什么，那警察说我搞不好要割你的肾脏去卖。”

“他怀疑你要劫色吧？”

“智商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怀疑吧？”她站起身，说，“躺一下，我去拿毛巾，要不要喝杯茶？茶包可以吧？”

我看着她转进浴室的背影，心想是否应该跟上去。

此时桌上手机振动，我想也没想便拿过来，才发现那是小帆的手机。发消息的是个叫“贾斯提斯”的家伙，信息内容不知所云，除了几个关键词“目标路”“材料”“投放范围”外，我没记得其他语句。

我滑开手机密码画面，先试了小帆的生日，错误，又输入我的生日……还是错误，真蠢，自作多情。

“干吗偷看我手机？”她站在一旁，拿着毛巾与茶杯，我说我听到手机振动，以为是我的，拿起来看一下而已。

“你的在这里。”她将手机递过来，说，“报平安吗？”

“什么？”

“这么晚不回家，不会有人担心吗？”

我长长地“哦”了一声，说：“刚好不在。”

“原来是这样。”她笑了笑。我很想从那笑容中读出什么。

我们陷入沉默。她靠坐在五斗柜上，双手撑在骨盆两旁，看着我，又仿佛没有；我小口小口地喝茶，感觉她和我之间呼吸起伏，编织成一道玻璃丝网，绵密繁复，纤细脆弱，多呼一口气便会碎得满地。

许久，茶杯见底，我将杯子递回，起身道谢。她问我需不需要叫车，我说我可以自己回去。

我拿过衬衫，逐一扣上扣子，她伸手为我整理颈后的衣领，抚平肩上皱褶，如此自然，像是她每天都这么做一般。我捡齐钥匙、皮夹，想转身，却舍不得。

“怎么了？叫车吗？”

“不用。”我告诉自己，对自己要真诚，“你回来找我，到底为了什么？”

她笑了笑，说：“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要离婚，需要一个律师。”

“但你知道我不是办这种案件的……”

“所以你明知故问。”

我无法克制，低头去吻她，她做了个防卫的动作，别开头说：“不要，你臭死了。”

我笑着退开。

只是因为臭吗？

就在这时候，大门突然被推开，我听见蒋恩以高八度的声音喊道：“放开他（她）！”

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蒋恩已经冲上前，连珠炮似的说：“我来晚了吗？天啊，你们该不会已经怎么样了吧？……没有吗？没有就好，还好，吓死我了……喂，徐千帆，你可以放过这个蠢货吗？你知道这家伙没什么意志力的，你吹口气他就晕了。拜托拜托，我答应人家要看好他的……你放过他，有什么事，跟姐妹说，我一定帮你处理好，不要跟这种男人纠缠……好不好？”

徐千帆还没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怎么进来的？”

蒋恩露出“你帮帮忙嘛”的表情，举起手上的钥匙说：“明明就是你给我的钥匙，叫我有空来看看房子……你回来不觉得房子怎么那么干净吗？”

徐千帆笑出声来，拍着脑袋说：“天哪，我都忘了！小恩，你还是那么可爱，来，抱一个。”

“回来也不先找我。”蒋恩说。两个女人抱成一团，我看向蒋恩身后的阿本，他做了个鬼脸。

“我会找时间再约其他女生出来的。”小帆说，“很想念大家。”

“那你可以放过他了吗？”蒋恩指着我说。

“当然，把他领走吧，处理醉鬼真的很麻烦。”

“我不是说这个，”蒋恩说，“小帆，你要离婚，你要律师，我帮你办好，要不然那个……小洁啊，她专办家事，还常上电视。有那么多选择，你干吗找这个浮浪贡[浮浪贡：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玩世不恭的人。有时写作“噗咙共”或“普拢拱”。]，到时候你连这间房子都输去。”

徐千帆突然转身背对蒋恩，没有说话。

“小帆，就当我拜托你，就……”

“妈妈，你们好吵哦。”

一阵孩子的声音传来，所有人看向小房间，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站在房门口，揉着惺忪的睡眼。

徐千帆快步上前，将孩子抱起，说：“对不起哦，妈妈跟朋友聊天聊得太开心了，吵到你了，对不起，妈妈抱你去睡，好吗？”

“好。”

徐千帆回头对我们说了一串唇语，又使了几个眼神，我完全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我们看着小帆抱孩子进房，蒋恩上前几步，被阿本拉住。

然后我们三人悄悄地退出公寓，谨慎地锁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