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的中学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是个女校。学校现在改名叫实验中学，因为后来北京的女校和男校全部改为男女合校，剩下来的唯一一所女校是华夏女中。小升初时，学校可以保送我去上隔壁的师大一附中，可是我的两个姐姐上的都是师大女附中，所以我也一门心思要上这个学校。记得小学老师对我说：上女校不好，不如男女混校。我问：为什么不如？老师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大致就是有男同学在一起上学更有趣些吧。但是我没有听劝，因为老师对自己的看法似乎也并不是很自信，语焉不详，因而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

我们的中学是北京当时收分最高的学校之一。我们班四十多人就有十几个是（语文算术）双百分录取的。所以能上这个学校的智商都不低，大家也都很自豪。还记得初一发校徽的时候，拿着毛主席题写（估计是因为他的女儿在这个学校所以能求到题字吧）的校徽，心里激动而骄傲，觉得在人生的赛事中，自己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人了。

可惜好景不长，才上了一年学，“文革”就开始了。学校乱了，课也停了，大家一起去“串联”，到北京的各大专院校、到全国各地去看大字报。

1966年8月的某一天，上着半截的课忽然停下来，大家收听广播，一个激越的声音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都很震惊，兴奋，恐惧，还带着一点儿神秘莫测的感觉，不知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大家都隐隐感觉到出了大事，国家出了大变故。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完全超过了我们的理解力，校长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师成了“牛鬼蛇神”，全都进了劳改队，一帮女孩子成了掌管劳改队的人，挥舞皮带打人。

据说当时北京的中学有一个规律，女校比男校打死的人多，女孩比男孩打人更狠。我们这个女校在那段时间一共死了九个人，有好几位老师自杀，在全北京的中学中算最高的。在狂热的八月，我们的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成为当时北京第一位罹难的中学校长。她的事情后来被反复提及，作为“文革”中最为惨烈的一个典型事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女孩不是一般被认为更加柔弱心软吗？现在想来，可能正因为在革命的狂热中，女孩怕被认为软弱，所以更加硬起心肠，下手更凶狠。男孩因为没有这种心理压力，所以男校的暴力程度反而低些。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我看到一位杨姓女同学的回忆录，她当时是劳改队看守，有一次，她监督校长胡志涛扫地。胡校长当时五十岁上下，也是一位“三八式”（在1938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身材娇小，面容姣好。据杨姓女生回忆，当时她看着胡校长弯腰扫地的背影，突然感到她很像自己的母亲，心中一股同情感油然而生。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恐，马上开始自我批评：为什么这样心软？这样敌我不分？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啊。于是又端正心情，鼓起勇气，大声呵斥校长。她的内心斗争部分地解释了女生比男生心狠的反常情形。

当时，由于我父亲1936年曾被捕过，虽然据说是按党的指示写了悔过书以保存力量，但是仍被“文革”小报说成是叛徒，我因此不能入红卫兵，算是出身有问题的人了。我还记得忽然有一天，一位当时家里没问题的女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自来红们站起来”。我当时心里很痛苦，很矛盾：该不该站起来呢？我还能算“自来红”吗？那时候，我正处于青春期，生活中又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抱负远大，春风得意，这突然的落差使我感到特别的迷茫、焦虑，不知所措。现在回头去看，当时我因为父母的问题入不了红卫兵，没有资格去打人斗人，反而使我避开了这种良心矛盾的尴尬境地，不能不说是因祸得福。

我记得那时头脑昏乱，情绪激动。一日，我买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大意是要打倒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因为家里有好多外国音乐唱片和小说，我要批判它们，跟它们划清界限。那语录是用白粉笔写在一张涂塑的长方形黑纸上的，贴在爸爸的书房里显得丑陋不堪。爸爸当时的表情很不以为然，没过几天就把那语录悄悄摘掉了。

又一日，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要把爸爸揪走去给彭德怀陪斗，因为爸爸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彭德怀在1959年犯的是一样的事。我记得当时爸爸还没起床，慌忙起来穿衣服，我在隔壁听到那些造反派粗声大嗓地呵斥爸爸，就忍不住冲进去冲他们喊了一句：你们态度好点儿行不行！当时我心跳剧烈，热泪盈眶，十分激动。爸爸没说话，造反派也没说话，大概是对我的激烈态度有些意外吧。后来爸爸就跟他们走了。

我知道，比起很多家里出了大变故、受了大磨难的孩子，我的这点儿遭遇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它对于我的生活、我后来的道路并非全无意义。它使我懂得了苦难的意义，懂得了社会不公正的意义，使我不再轻信宣传的一切，使我对有同样遭遇的人有了同情心。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王小波，他的父亲在1952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从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半路出家去搞哲学研究，当老师。如果我父亲没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被批斗，我怎能了解世事的不公，怎能同情小波父亲的遭遇呢？

当时学校的气氛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狂热和混乱——一开始是平民杀贵族，然后是革命党人中的各个派系互相残杀。每天的生活中充满了惊吓，斗校长、斗老师、斗反动学生，最后是学生中的不同派系互相斗。几十年过后，中学同学聚会，我们班居然还有三十多人能来参加，真是意外惊喜，大家竟然做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班里有个出身资本家的同学坚决拒绝出席，想必是因为当初被伤得太深，至今无法释怀。

看到一位老同学，她的模样竟然没什么大变化。当初开她的斗争会的情形浮现心头。记得当时十四岁的她站在一群群情激昂的同学中间，满脸的窘迫难堪，每个人都疾言厉色，冲着她大声嚷嚷。我竟然还记得自己当时也想高声呵斥她什么话但是总是喊不出来的尴尬感觉，就跟小时候在学前班老师让我喊“起立”怎么也喊不出的感觉一模一样。也许是性格的腼腆使然？也许是因为从小没有被父母呵斥过？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父母之间高声大嗓地说话？反正我从来没有学会过跟人对骂对吵，是个不会吵架的人，批判会这种形式我怎么也适应不了。记得我1977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开“文革”时代报社社长的批判会，一开始大家全都坐着，后来有人喊“××站起来！”我就觉得特别受惊吓，对这种斗争“仪式”永难适应。

当时，不会跟人吵架的个性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记得有一回，班里当时父母还未被揪斗的一帮同学——她们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当时地方干部子弟大都受到冲击，军队没有搞“文革”，所以她们的父母还算安全——找我谈话。大家都是相处了一年时间的同学，即使不能说相亲相爱，至少也是团结友好的。这次谈话给我带来极度痛苦，其实她们也没说什么，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说我不好，其中有个我平时视为好朋友的女孩（她的父亲是空军高级将领，后来也出了事）竟说了一句骂人话（因为我小时候满脸雀斑，我对此一直很羞愧，而她骂的就是我这个生理缺陷），我当时无比震惊，完全彻底地瞠目结舌。这个大约半小时的谈话会，我除了简单地回答几个问题，自始至终没有反驳，没有对抗。会议结束后，我浑身颤抖，一直在幻想中反驳她们：她说这句话时我该怎么说，她说那句话时我该怎么说，她骂我时我该回敬她什么话。可惜这一切都仅仅发生在想象之中，在现实中并未发生。性格懦弱的因素或许也有，但是从小不会跟人吵架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当时深切地体验了什么叫痛心疾首，什么叫扼腕叹息。

还有一位同学，是出席同学聚会时满脸沧桑的老同学当中显得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位，见到她时，我心中浮现出当初开她的批判会的情形。她被批判的原因是因为谈恋爱。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像《1984》中描绘的青年反性同盟那般狂热，不但反性，而且反爱。那位女同学才十四五岁就恋爱了，用现代的视角来看，这有什么呢？少女心事，情窦初开，不是再自然再美好不过的事情吗？可当时，狂热的我们竟想到要开她的批斗会。那对小恋人面对打压，相互抱团取暖，据说她男朋友鼓励她说，如果她们批判你，你什么都不说，就说两个字：“我爱”！这个讯息不知怎的传到我的耳中，真是振聋发聩啊——爱情原来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啊，这是当初身陷反性禁欲氛围的我们从未想到过的。

“文革”对于我们这些十四岁的孩子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中断了学业。我们不花钱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串联。记得我第一站去的是青岛。在火车的硬卧车厢，每个铺位都至少坐了三四个孩子，有人睡在行李架上，有人睡在硬座车的座位下面，还有人坐在车窗前的小桌上，把腿吊在车窗外面——因为里面实在太挤了，再也放不下那两条腿了。坐了一夜，青岛到了，我的腿都吊肿了。

后来我们辗转到了武汉。虽然我有一个舅舅在武汉，但是我找不到他。身上带的钱花完了，我居然想到可以让家里电汇。不知道家里的号码，我灵机一动，居然想到找张《人民日报》去查，《人民日报》是有电报代号的，就把那个号码一填，后面写上妈妈的名字，事情还居然就办成了。妈妈的钱汇来了，我们又接着上路。后来，我又做过一次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是我从北京到山西沁县父亲老家插队落户，车到太原之后，太原到沁县的汽车因为武斗的原因停运了。我带着年迈的姑姑滞留太原，举目无亲，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远房亲戚家在太原，但是除了知道名字之外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情急之下，我竟然想到去公安局查档，竟然还真查到了她的联系办法，她到公安局把我们接到她家去住了几天，渡过了难关。后来想想，我日后这么“能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沉着冷静遇事不慌，什么事也难不住，什么关口都能过去，跟我成长在动乱年代有不小的关系。

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到各地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有时想到名胜古迹去玩，又会约束自己道：我们这是闹革命来了，不是游玩来了。即使实在忍不住，去大海边上玩儿，还要假模假式地带上几张传单，自欺欺人地说：咱们到海边看传单去。由于那时候经常在街头发传单、抢传单，以至在那段时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树上掉下树叶我都会条件反射似的伸手去抢，以为是传单。

印象最深的是杭州的冰棍，不但种类比北京多——北京那时候只有奶油、小豆和红果三种冰棍——而且样子也怪。还记得有一种小豆冰棍，在冰棍底部有好多没有磨碎的小豆，真是又好吃又好玩。

那几年，全国的青少年都投入了大串联的热潮，所有的火车和住宿都不要钱，只要你有所在学校红卫兵开的一纸介绍信，就可以去到全国的任何地方。记得我那次去了青岛、宁波、杭州、上海、武汉，最南边去了南昌和长沙。所到之处，我们遍游名胜古迹，饱览大好河山，对于正处于青春逆反期的我们来说，不能不说是青春反叛精神的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毛主席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反有理”，是不是也摸透了年轻人这种压抑不住的青春冲动呢？无怪乎当时青少年中最为推崇的就是毛泽东歌颂青春激情的《沁园春·长沙》，记性好些的几乎都会背诵，慷慨激昂，朗朗上口：

2012年冬，我路过湖南长沙，重游橘子洲头，见到了毛泽东年轻时期的巨型塑像，长发飘逸，意气风发的样子，心中有些感动。毛泽东在这里中流击水的情形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上述诗词作于1925年），因为这个人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千年未有的改变。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的青春，全都印上了这个人的印记，至今也无法完全忽视。

1967年，在全国大串联的热潮中，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声，我跟着哥哥（他大我五岁）和一帮朋友徒步“长征”去白洋淀，心里想的是了解农村和农民，了解中国社会。

我们从北京出发，第一天走了七八十里地，在路过的村子老乡家过夜，第二天开始就只能走三四十里了，因为脚上打了泡，连脚脖子都走肿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脚脖子走肿，感觉好像脚脖子是一块空心儿木头，骨头和脚筋在里面锉来锉去，一走一疼。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情绪激昂，意气风发，一路又说又唱，忍着疼痛往前走。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次“长征”路上，哥哥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妈妈比爸爸大四岁，妈妈为了掩饰这一点儿，在填表时少报了四岁。我记得当时听了相当震惊，因为从来想不到妈妈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而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为了让爸爸觉得他们俩是同岁吗？女大男小的关系不好吗？爸爸不能接受吗？大人们还有些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们呢？

终于走到了白洋淀，那是一个到处是水的地方，我们到达的小村庄就在水边。站在村边远望水面，水面浩渺如大海，有密密层层的芦苇，我们还跟着老乡的船去打鱼，记得有一种鱼叫嘎嘎鱼，头大嘴阔，背上有一根竖起来的刺。我们住在老乡家，吃派饭，交给他们一些粮票和钱。村里生活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上厕所的方式，厕所一般都是在地上挖个坑，周围用秫秸秆扎上一圈以避人耳目。最令人震惊的是听说老乡全都不用手纸，而是用一截掰开的秫秸秆，指头粗的秫秸秆外面有一层硬壳，硬壳里面却是像海绵一样的棉状物，想来是可以胜任清洁的功能的。只是跟我们从小的如厕方式差异过大，所以显得匪夷所思。

我们在好不容易到达的白洋淀并没有待很长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星期。有一天，突然从安新县公安局来了一帮警察，通知所有在村子里的北京知青集合，要把我们押送回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感到相当意外，至于原因嘛，谁也说不清。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说，有人反映这里是“联动”（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文革”初期一个干部子弟反对中央“文革”的自发组织）的活动据点，所以要予以取缔。

来的警察里有男有女，我们被分成男女两组，分别被集中在不同的房间里。一个女警察要求我们交出所有的武器刀具，如临大敌的样子。女生这边的气氛还算平和，记得有个女孩还半开玩笑地问那个女警察：阿姨，水果刀也要上缴吗？那个女警察尴尬地说：不用了。可是男生那边的气氛就相当剑拔弩张，有个名叫“江山”的男生向警察抗议，居然被五花大绑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人被捆绑。

随后，我们全体（大约三十多人）被押上一辆解放牌敞篷卡车，向北京飞驰而去。路上，大家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因为“联动”全都被关过拘留所，虽然我们并不是什么“联动”，但是那时公检法已经乱成一团，没有人还会想到按法律办事，一切都有可能。同去的一个比我岁数小的男孩在车上悄悄问我：你害不害怕？我说不怕，咱们什么也没做过。但是他很紧张，说：我挺害怕的，不知道他们要拿我们怎么办？我们跟早到村里的学生全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什么事情没有。

一路上，我的注意力全在江山身上，他长得很英俊，不知道是由于被绑的疼痛还是精神的屈辱，他紧紧抿着嘴唇，一颗泪水挂在他的脸颊上。我长这么大，除了在电影里，从没见过如此惨烈的情景，而且我正处于情窦初开的年龄，现在想来，我从江山的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感，他那被凌辱的痛苦形象像烙铁一样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我后来性活动中常常出现的性幻想形象之一。后来我写虐恋小说，里面有一位常常出现的男主人公就被我命名为江山，就像小波小说中的王二那样，说明了他在我心中非比寻常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