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体会艰苦生活的第一课。1969年至1971年，从十七岁到十九岁，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三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至爱亲朋，独自一人走向未知的未来。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次经验。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因为出身不好，最初被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最终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因为去兵团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去内蒙古跟其他人心情不同。离京那天，记得是爸爸和堂姐翠珍到北京火车站去送我。几乎整列车都是去内蒙古的知青，送站的人群非常拥挤，简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因为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岁数都太小（我们连队最小的一个女孩才十五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火车启动的一刻，随着咯噔一下晃动，全车爆发出一片哭声。现在想来真是再自然不过，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却很意外，因为我没有一点儿想哭的情绪，反倒有一种跃跃欲试，走向火热生活的期待。我只是向父亲和堂姐挥了挥手，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飘向我期待已久的生活。

记得刚上中学时，流行一本书，叫作《兵团的女儿》，写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战士的生活，她患了瘫痪，但还是努力奉献，把个人的病痛放诸脑后。看上去很像身体瘫痪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也像忍受病痛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主人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年青的一代》，也是歌颂在边疆奉献的青年。我记得主人公由杨在葆出演，他是我第一个青春偶像。他的形象粗犷、英俊，我对他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性感，但在当时的语汇当中，性感一词完全缺位。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年，电脑已经十分普及了，出现了不少中文输入软件和字库，可是当你用拼音打出“xinggan”字样时，并不会跳出“性感”这个词，因为使用率过低，这个词尚未进入字库，这件有趣的小事隐隐泄露了反性、禁欲时代的气息。比起我在美国留学时周边环境中出现频率颇高的sexy（性感）一词，这种反差更加耐人寻味。可惜啊，现在的青年根本没有听说过杨在葆这个名字，他们倒可能影影绰绰地知道跟他演对手戏的那个男演员的名字，他叫达式常。在剧中，杨在葆是正面角色，是一位扎根边疆的勘探队员；而达式常则是反面角色，假装有病逃回上海，贪图享乐，千方百计逃避边疆艰苦生活。我对这个角色的厌恶不仅仅因为他是被批判的反角，还因为我隐隐觉得这样类型的男人不够性感。从那么年轻时我就不喜欢奶油小生型的男人，而偏爱粗犷性感的男人。

我们当时都很狂热地希望过一种献身的火热生活，而不愿意当逃避艰苦生活的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落后青年。记得在初一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做一个勘探队员，因为《年青的一代》中杨在葆饰演的英雄人物就是勘探队员。我当时最爱唱的歌是那首《勘探队员之歌》，那支歌曲调动人，歌词浪漫，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火车开了很长时间，进入内蒙古境内，周围景色越来越荒凉，是典型的戈壁滩、大草原景致。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粗犷感觉。后来，去云南插队的知青有很多都爱写小说（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去内蒙古的却很少有人写小说（只见过《狼图腾》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想其隐蔽的原因恐怕跟两地殊异的气候地貌及风土人情不无关系。云南的绿草茵茵和边寨风情使人能够寄托浪漫的情怀，而内蒙古的戈壁沙漠和粗砾寒冷的景致使人的精神变得粗糙和干硬。

下了火车，又坐卡车，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卸在了沙漠中间一块荒凉的洼地上。好在我们是自己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不是像自卸卡车那样由一根自动升起的钢柱把车厢前部顶起来，哗啦一下子卸下来的。后来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的回忆录，有句套话：“一见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可是那不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心中的准备太过充分，周围景致荒凉则荒凉矣，但还是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荒凉，我的心也一点儿没凉，而是充满了火一样的狂热。

我们的连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三连，那是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一片平坦的空地上有几排土坯房，是用沙子下面的黏土直接和水脱坯盖起来的小房子。这土房还有另一种盖法，就是把前后各放一块木板，相距一墙之宽，然后用黏土掺水直接灌进去，打成一面墙，俗称“干打垒”。

兵团组建前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作太阳庙林场，顾名思义，是以种树为主的，负责在沙漠上种沙枣树，另外还有飞机播种能在沙漠中存活的红柳和白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一到此地，林场就被改为农场了。可能是因为这么多人要吃粮食，所以不得不把种树改成种粮食了。可惜，这个决策大错特错了，因为此地属于黄河河套地区，农地有灌无排，土地长期被水浸泡，很快就盐碱化了，远远看去，土地不是黄色的，而是白花花的一片，那都是水流走之后剩下来的盐碱。听说盐碱的成分是硝，是做炸药的材料，对于庄稼有极大杀伤力。多少年了，我们挥汗如雨辛苦种下的麦子，亩产才70斤，而光撒下去的种子每亩就有30斤。实际每亩只能收获40斤麦子。我们去收割麦子的时候，劳累倒在其次，主要的感觉是辛酸——那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麦秆都很少有超过一尺长的。多年之后，我旧地重游，发现农场又改回了林场，充分证明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

同样是兵团，东北兵团跟内蒙古兵团的人心情就不一样。后来看，主要是亩产700斤和亩产70斤的区别导致的。去东北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心情就比较愉悦；去内蒙古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什么也没收获到，而且还被周围的牧民骂，说开荒破坏了他们的草场，造成了沙进草退，心情就更加沮丧。大家拼命流血流汗，不但没有建设成果，反而是搞了破坏。这就从根儿上破坏了大伙儿的好心情，所以当其他地方的知青大讲“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们就不爱听，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完全地虚掷了。正因如此，我们连总共才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个人。那个癔病发起来就像一般的神经病一样，程度轻些，更精确的说法也许该叫“精神崩溃”。连里专门辟出几间土房，把这些得癔病的人单独关起来，倒也不是私刑的意思，而是保护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周围的人。因为癔病发作起来，有很强的攻击性，摔盆打碗是轻的，如果打了人就会酿成灾祸。发作人多的时候，一人一间屋子不够用，可是也不敢把两个病人放一起，他们要是互相伤害起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相对于内蒙古很多的牧区，我们在这个农区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盖因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庄稼。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不但没有种出多少粮食，反倒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冈，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我没见过内蒙古那么雄壮的蚊子，得有两公分长，看去像架小直升飞机似的。蚊子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一种叫作“小咬”的飞虫，也就一毫米长，可是咬起人来，狠劲儿比蚊子一点儿不差，一咬就是一个红疙瘩，更恐怖的是，“小咬”体积小，人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它们会钻进人的耳朵眼儿，搞得人生不如死。这都是我们刚去第一年的事情，后来时间一长，就再也没人在乎蚊子“小咬”了，它们不但从记忆中消失，而且好像也从现实中消失不见了。看来人是世界上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再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有口饭吃，有口水喝，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去的地方毕竟不是夹边沟，在那里，人才会像没水的秧苗一样，大批地枯萎死去。

在兵团最值得记忆的是沙漠之旅。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在兵团的三年间，我们到沙漠中去过几次，好像是为了军事训练去的。内蒙古兵团的定位是“屯垦戍边”，这是古代留下的一种做法，我们的编制方式全都是准军事编制，分师团连排，连长和指导员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给我们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发津贴（而不是像农场那样发工资，男兵每月6元，女兵每月6.75元，多出来的是卫生费）。刚去的时候还搞夜间紧急集合、拉练，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第一次见到绵延无际的沙漠是令人震惊的。大沙丘有好几层楼高，一面陡，一面坡，我们从缓的一面爬上去，然后在沙丘顶部坐下来，再从陡的一面滑下去。后来在一些沙漠旅游地也玩过滑沙，那是专门开辟的滑道，用专门的滑板来滑沙的，而我们当年的滑法才是最原始的滑沙。

在沙丘之上行走，常常能看到小动物一串串细小的脚印，据说是狐狸留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去沙漠拉练，真的在几米的近距离见到一只狐狸，它恐怕一年也不会遇到一个人，所以一见到我们就飞快地连蹿带跳地逃走了，但是我们见到它却全都是惊喜。在大沙漠中跋涉了一阵，抬头一看，连长在远处的一座高高的沙丘上骑马伫立，像青铜骑士的雕塑，使人心中莫名感动。他那威风凛凛的风姿让人想起战争中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可惜他领导的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士兵，只是一些干农活的农工，也没有真正的战事，只有以苏联为假想敌的煞有介事的拉练。

在沙丘和沙丘之间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空地，全是龟裂的坚硬如石的黏土，植物大致只有两种，一种是红柳，一种枝条呈紫红色的灌木；另一种叫白刺，也是灌木，但枝干是白色的。最让人惊喜的是白刺上会结一种黄豆大小的果实，非常甜美多汁，俗称“酸溜溜”，是非常好吃的野果。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棵白刺上的酸溜溜味道不同，有的偏酸些，有的偏甜些，所以每次吃酸溜溜都是一种冒险，有意外惊喜，不像你吃香蕉苹果之前早就知道它们会是什么味道。在北方那缺水也缺水果的地方，这种野果简直就像天赐美味，可惜数量有限，只能偶尔吃到。沙漠中还有一种水果，那就是沙枣了。沙枣树就像北方的枣树，只是树叶仿佛在绿色中掺了一些沙的颜色，成了带白色斑点的浅绿，沙枣比起大枣也多了一种沙沙的味道，个头不大，像酸枣。总之，口感不清爽，让人缺少吃它的欲望。后来看到一位右派写的夹边沟纪事，其中有一篇写到沙枣，大致情节是他那时饿得要死，有次出工碰到了一棵沙枣树，他为了摘沙枣偷偷离队，冒着被严厉处罚的危险饱餐一顿，把沙枣当成了救命的宝贝，天下少有的美味。在我知道了沙枣有多么难吃之后，对当年右派那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就有了更切近的了解。

说起吃，那可真是乏善可陈。饿倒是没有饿着，我们因为是准军事编制，粮食定量是很高的，每月45斤粮食，女生觉得多一点儿，男生觉得还差点儿，所以，男生常常找我们女生要吃不了的馒头。因为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所以就连女生也能每顿饭吃两三个馒头。米饭是没有的，因为北方不种稻子。蔬菜也很单调，有一个女生排专门种菜，她们种出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什么熟了就吃什么，有了萝卜吃萝卜，结了茄子吃茄子，没有太多的种类可以调换，所以有时能连着一个月吃一种菜。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甜菜，像萝卜一样的圆球形，看上去很好吃，可惜这东西并不适合直接食用，而是用于榨糖的。也有肉，但是不多，多数是猪牛羊肉，偶尔也有骆驼肉、狗肉。有次过节，男生吃猪肉，女生吃骆驼肉，我们很纳闷，不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后来听说是因为骆驼肉太“热”，男生是阳性的，本来就属热，再吃热的怕上火；而女生是阴性的，体质属冷，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不会太上火。这些中医道理听上去永远似是而非，用某位科普达人的话来说：所有拿不出实验室证据的说法都不科学。

有一次，连里出了食物中毒事故。忘了是过个什么节，改善伙食吃炸油条，可能是因为用的油不对，是胡麻油，吃了之后许多人开始呕吐，神志恍惚。据说有的人已经口授遗言，准备告别人世了。我那次反应不是太厉害，可能跟吃的多少和体质有关，很多人用牙刷把儿捅嗓子眼，让自己把吃下去的油条吐出来，逃过了一劫。最终，经过抢救，症状缓解，一个人也没死。那些留遗言的被人们传为笑柄，被大伙儿嘲笑了很长时间。

那时，医疗条件是很差的。虽然按照部队编制，每个连有一位军医，现役军人。叫军医，可也就是个军队卫生员的水平。有一次，我咳嗽，发高烧，军医给我开了病假，打青链霉素，折腾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复工。当我问他我得的是什么病时，他却始终缄口不言，不知道是因为以他的水平无法确诊，还是因为怕吓着我，反正这位大夫任我怎么问，就是铁嘴钢牙，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口风——病给你治好了就行了，其他就别多问了。所以那次我得的到底是普通肺炎还是肺结核之类的病，我始终也不知道，只是在几十年后的年度体检中，总是会有肺部陈旧钙化点的报告。公理公道讲，我去的兵团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去的小山村的医疗水平还是要好很多，很多知青就因为痢疾一类的常见病死去了，再也没有能够从乡下回来。

物质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的苦闷才是致命的。在那个地方，我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十五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十三岁了，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遭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如前所述，我们连总共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之后）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他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他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精神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再见到过去的家园，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二十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阿·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虽然我们当时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儿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二十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们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啊！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

这是我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