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开始，我在山西沁县乔村——父亲的老家待了两年。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对我很好。姑父是个阴阳先生，有点儿神神道道的。老乡很朴实。我那段时间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下地干活，二是抽空读书。

农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晨的气味。早饭前我们年轻人就出去干第一班活儿了。走在庄稼地里，空气中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甜丝丝的味道。深深吸一口，好像能受用一整天，甚至一辈子。那是我对农村生活最美好的记忆。

干活儿在我来说是小菜一碟——经过内蒙古兵团的高强度重体力劳动，山西农村妇女干的那点活儿简直像玩儿一样。山西农村的妇女原本是不下地的，只做家务，生孩子养孩子，干完家务就串串门子聊聊天打发日子。估计是从集体化以后，妇女才开始干大田里的活。尤其是知识青年插队后，引起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阵惊慌：这些女娃把工分都挣走啦。虽然一个工分也就值几分钱，可那也是钱呀。村里成立了“铁姑娘”队，我还当过一任队长。看她们挑两小筐土还被压得晃晃悠悠的样子，我就暗暗好笑：我们在兵团挑的土可要比这重一倍也不止呢。

对于当时宣传的“接受再教育”，我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不知道有什么教育可以从那种纯体力劳动中获得。倒是见识了一些民俗，像婚丧嫁娶一类的，蛮有趣的。后来我做了社会学，对民俗这一块有相当的兴趣，没准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娶媳妇要闹洞房，我也傻呵呵地往里闯，结果被一个表情很威严的老婆子挡了驾。这在我是很意外的，因为我姑父在村里有点儿地位，姑姑人缘也好，平常大家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这回却不然，老婆子脸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她代表的是民俗的权威——女人绝对不能涉足这种场合。我当时也是肃然起敬，很失落地走开了。

考大学时，我的作文写的就是农村生活，这跟我平常坚持写农村生活笔记有关。当然，心里也隐隐有个文学的梦，记录插队生活有采风的感觉。可惜这个梦就像我爸爸有一次所说：每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都是一个文学青年。我爸爸当年在抗大时还写过歌词呢，是作曲家郑律成谱的曲，被人们广为传唱，但他最终还是改了行。文学永远是我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高不可攀，可望不可及。我的理想只能由王小波来实现了。王小波之所以能成为我的选择，部分原因就藏在我的文学之梦中。

因为是父亲的老家，所以有时姑姑会带着我去串亲戚。亲戚分散在方圆几十里的几个村子里，大姑在这村，二姑在那村，我住的这家是三姑，爸爸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们的后代生活在各个村庄里。山西农村妇女真能生孩子啊，我三姑一生生了五男五女，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婴儿死亡率高跟妇女要拼命多生孩子有直接关系——生这么多也剩不下几个，生少了就可能绝后，而绝后是中国人最无法接受的人生惨剧，所以“断子绝孙”能够成为对人最恶毒的诅咒。

有一次我们去仁胜村看一个未出五服的亲戚，他跟我大姐同岁，是个乡干部。他结婚后一直生女儿，而他一直坚持要生个男孩。经姑父诊断，是他家的房子朝向不对，于是他很认真地考虑要把房子拆掉按正确的方向重盖。最终，生了五个女儿之后，他终于生了个儿子，这才打住。他这种生法是很典型的，这也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的普遍状况。我看到当年所做的笔记，上面写道：“他的媳妇是个很好的青年，但是现在完全让孩子拖住了。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的事是多么少啊。我能比她多做一些什么呢？不由得想到将来。我一定要打破把孩子而不是把创造当作使自己不朽的办法的习惯势力。”看来，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生孩子，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把生育当成了使自己永生的途径。这既可以算是一种世俗宗教，也可以算是一种精神归宿。西方宗教为人们指出的永生之路在于上天堂；中国的世俗宗教为人们提供的永生之路在于生育后代，把自己的基因（骨血、香火）世代相传。

我在村里那年，国家已经开始宣传计划生育了。记得有一天，村里一位外号叫“大洋马”的老婆子在街上大呼小叫：这共产党管天管地，还管起老婆们（女人）生娃儿了！听她那口吻，这事儿就像有人要管别人拉屎撒尿一样荒诞。的确，生孩子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从来也没人管过。如今有人要管这件事，岂非滑天下之大稽？那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事儿后来成了农村干部口中的“天下第一难”，而且家家户户的生活都受了影响。几十年下来，中国因此少出生四亿人，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都因此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改变。这是后话。

由于姑父是风水先生，算个土生土长的准神职人员，我对农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也有了一点儿点接触。农民都或多或少有点儿迷信，而且是潜在的泛神论者，相信鬼魂、因果报应、万物有灵等等，对于鬼神持有一种“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村里流传着一些半真半假神乎其神的典故，因为原因不明，无法解释，所以带上了一种神秘而恐怖的色彩。例如，有一个人刨地，刨出一个肉蛋，还发着光，迸着火星，他把肉蛋带回家，结果一家子全死掉了，连人带牲口死了七八口。村民相信他是“动了土神了”。再如，有一个原本聪明伶俐的孩子，他爸带他去上坟，在坟地转了一圈，孩子就变傻了。当时是六七岁，现在十六七岁了，智力一直没有恢复。人们找不出这些神秘事件的原因，所以陷入恐惧和疑虑之中。

出于恐惧与疑惑，村民事事要来阴阳先生这里问一问，无论给出什么答案，总比完全没有答案好。于是我姑父家可以说是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有次我跟一位当过教书先生的农民大伯聊过这个话题，他在村里算是比较有见地的人，谈话中他甚至提到了“神权”：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批判封建迷信，姑父这个行当不像过去那么名正言顺了，带上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味道。可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这种活动还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即使是北京郊区的农村，也不时出现一位神灵附体的巫婆神汉类人物，名声大些的，十里八乡的人们还会慕名前去问这问那，当然会带去丰厚的问询费。

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信仰在农民和乡村文化中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它看上去有一半宗教信仰的成分，一半道德训诫的成分。在普遍不信神的中国社会中，这种准信仰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当我问到是否相信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时，一位农妇对我说：“人就是不能干伤良心的事。前辈子害了人，后辈子就要遭报应，反正是逃不掉的，早晚要偿还的。”接下来，她给我讲了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一个人从一个瞎眼老婆婆那里借了一蚂蚁箩的米，欺她眼瞎，还米的时候他把箩筐反过来，只还了一个箩底的米，老婆婆并没有发现。可这人死后就转生为一只母鸡，恰恰在这老婆婆家。他天天为人家生蛋还债，生到最后，毛也掉光了，还是强生下最后一个蛋，人家把他抓起来扔出去，说，这只秃鸡，毛都掉光了还生了一个蛋。他实在难过，托梦给他的女儿说，你无论如何去还了这老婆婆的米吧，我一粒米还她一颗蛋，下到最后毛都掉光了还让人家把我扔出去了。他女儿果然去替他还了这笔债。农妇总结道：“这就说明人在啥时也不能安坏心眼儿。你害了别人，别人早晚也要害你。”我为了试探她是否真的相信转世，问：人下辈子能转生成树吗？她一本正经地答道：不能，只能转生成家畜这类动物，鸡牛羊马兔猪……

在当地，由于干旱频发，水浇地又非常少，庄稼全靠雨水浇灌，所以民间有许多祈雨仪式。还有一种鸟叫作“祈雨鸟”，因为这种鸟常常会迎风扇翅，频率极高，但是悬空停留，并不飞走，看上去就像人拱臂祈求的样子。有时，干涸的泉水忽然间复涌，也会引起轰动，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去拜谒神泉，据说能治百病。有一次，神泉出现在离我们村不太远的地方，我专门跑去参观了一下参拜仪式。穿过一片开阔地，前方出现了一个巨石林立的山沟，一股清泉从石头缝中涓涓涌出。泉水近旁有块大青石，石头上摆满了“香炉”。所谓“香炉”不过是一些瓶瓶罐罐装上沙土做成。微风轻拂，虫鸣唧唧。一抬头，一棵大柳树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跪拜的人群。两个老太太缓缓走过来，脸上带着极其庄严肃穆的表情，略显呆滞。两人就地跪倒，双手捧香，拜一次插一枝香，然后开始烧纸。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不时被风吹灭。两张小黄纸被烧尽后，她们小心地包起纸灰，嘴里喃喃着：“老人家，给俺治治腿疼吧，俺这腿可迭（特别）疼啊。”仪式完毕，一位用手指蘸水擦拭着快要睁不开的老眼，虔敬地叨念着：“给俺治好这眼吧，糊得像是结了一层网，什么也看不清呀，老人家……”两位老人默默站起身走了。天阴沉沉的，一场大雨马上就要到了。

在村里时间长了，我交了农民朋友。记得有一阵，我跟妇女队长六六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比我年纪小些，脸上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有一双细细的眼睛。我们天天在一起干活，家住得近，上工下工同路，会聊几句天。她有次说出一番带点儿哲学意味的话来，令我对她刮目相看。那天在地里干活儿休息的时候，六六趴在地上唱歌，唱的是一个我没听过的小调，声音忽高忽低，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我转头看她，一下愣住了：六六头靠在臂弯上，两眼失神地望着虚空，一大滴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在她那风吹日晒的红扑扑的脸上流成了一道小溪。我惊愕地望着她，又用眼光询问素梅，她摇摇头，笑了笑。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心里想了几种可能性：是不是妇女为挣工分的事跟她闹别扭，她觉得委屈了？是不是大家刚刚谈起的队里从上到下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让她难过了？还是她找婆家不顺利了……没容我再想下去，六六已经开始招呼大伙去干活儿了。我看她，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脸膛还是那么红扑扑的，干不了一会活儿就挂上了汗珠。她对我说过：受苦的命就特别爱出汗。俗语说：吃饭出汗，一生白干。我告诉她，我也是个极爱出汗的人。她没说什么。收工路上，我照旧跟她一起往家走，我试探着问她今天为什么哭。她眼睛闪出一丝调皮的光彩。她一向是认真严肃的，我还从没见过她这种表情，心中不禁有点儿迷惑。这时，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出一句话：“人活着没意思呀”。我不明白她这是怎么了。她又说了一遍：“人活着是真没意思呀。每年春天闹着种地，种地打下粮食来吃，吃完了屙，屙下的粪种粮，种完粮食又吃，年年一个样，就这样一辈子，有甚（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从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妇口中听到的，带有哲学意味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当时仍处于寻找人生意义和人生道路的年龄段，这位农妇的话令我深思。

村里的耕作方式和所用农具相当原始，让人觉得仿佛回到数千年前，牛耕人种，天命神权。就在我住的那一年，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有了电灯照明，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碾子和磨开始被放弃了，村里有了一台电动的磨面机，人们抱怨去电磨磨面吃亏，可还是选择了电磨，因为它实在太省力了。农民对于电感到新奇神秘，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灯会亮。灯泡脏了我姑父不让擦，说上面的点子是雷电炸上去的。从电想到雷电，这倒是一个相当合乎逻辑的联想。

那一年，沁县通了火车，在乔村远远地可以看到火车路过，村里的小孩还没见过火车，所以非常兴奋。据说天天都有村民去参观修铁路，结果有一天起重机钢缆断了，砸死了几个人，施工不得不改为夜间进行，可是那也无法阻止村民前往参观的热潮。

沁县修铁路其实并非第一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经强迫老百姓修了一条从太原到沁县的火车线，民工们白天给鬼子修路，夜里跟着八路军去破坏路，把铁轨锯断扛走，送到八路军的兵工厂去，还把电线都剪断了，结果火车最终也没有通车。

在村里待到近两年的时候，每日单纯的体力劳动使人产生错觉，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牲口，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中间停下来吃个午饭就像牲口加饲料。那时候敢喝生水，因为据说只要喝完生水马上出汗，让它从身体里流出去，就不会得病，水再脏也不会得肠胃病。试着喝生水，还真没病过，看来传言不无道理。

一天因为下雨无法出工，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忽然想开了，我愿去随便做点儿什么工作，就种地也好，等到打仗时，就到战场上去牺牲了就完了。生活本来是很可笑很简单的。 小波有次说：我们这代人跟前面的一代、后面的一代最不一样的经历就是，我们体验过绝望的感觉。当时中国没有大学可上，也没有地方可去，我们曾经都当真想过一辈子做农民，在农村终老。而农村除了劳作种地，没有其他事可做，所以就连去打仗去死掉也不显得那么可怕了。

当时还写过这样几句话：

在那样一种无目标的生活中，人不得不想到宇宙和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早在二十岁就来到我的心中，在山西农村那两年孤寂的生活中，更是常常思考的问题。就此我写过很多日记和诗，这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篇：